高达破坏者3和2的区别:师·道——于雷有感南怀瑾老师谈教育问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03:05:06
南怀瑾老师九十几岁高龄,仍孜孜不倦为“文化断层的一代”之教育事业而劳心,令吾辈深感惭愧。那天南老师不顾是否超过预定时间,精神奕奕地讲了近两个小时,为身为教育者的我们语重心长讲出了许多教育观点,发人深省。在不断的从事教育工作的日子里,我也体味诸多,谨将拙见作以汇报。
  教育是育人的过程,培养人坚忍弘毅、修己敬人的宗旨永远不会变,我们必须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现今社会种种不良现象和丑陋行为与我们长时间的丢弃优秀的传统文化不无关系,新的东西没有学到,好的东西又丢在一边,不出问题是不可能的。在学校中开展经典文化的学习是最重要的。要教育学生学习祖先留下来的浩瀚博大的文化,用民族文化中的瑰宝来培养学生做人的学问,培养学生尊重传统,增强民族自豪感。
  我今天把题目叫做师道,什么是师道?师道者,传道,授业,解惑。为师者,修自身方能布师道。志存高远,乐道自得,严师重道,师道尊严,尊师爱生,教学相长,以德为主,德才结合,启发诱导,因材施教,人格感染,潜移默化,这些就是师道!汲取我国古代“师道”的丰富营养,对今天的教育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朱熹对《中庸》中的“率性之谓道”的“道”字解释说:“道。犹路也。”“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所谓“师道”,就是指教师应走的道路或当行的道理。如从更深层含义上来理解,则需要与古代的“天道”和“人道”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所谓“天道”,是一个“诚”字。“诚者,天之道也。”这个“诚”指的是天地万物的本质和规律。所谓“人道”,是一个“仁”字。“仁者,人也。”这个“仁”指的是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要使“人道”行仁,以尽“天道”之诚,需要“立人”的教育。而教育需靠“师道”之导引以达成“立人”之目的。可以说,我国古代的“师道”与当时的所谓“天道”和“人道”是一脉相通的。《中庸》开篇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也清楚地说明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当“师道”连通“天道”和“人道”时,则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由此可见,古代对“师道”的地位看得很重。  
  我国古代的“师道”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师德”有所不同。在内涵上,“师德”一般表示为师者所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而“师道”则更多地体现了为师者所应具有的内在人生理想和信念。在外延上,“师德”主要指教师所应具有的职业道德;而“师道”除了指教师的这种职业道德之外,还包括了他们所应具有的职业知识、技能和职业能力等。  
  我国古代,“师道”的首倡者是开儒学之先,立道统之始的“至圣先师”——孔子。孔子之后经由孟子、荀子、董仲舒、韩愈、朱熹、王守仁等人的不断继承和发扬,逐步形成为传统。我国古代“师道”是由古代名儒大师们倡导和实践,并为当时广大教师所向往和追求,具有典型意义的为师理想、风范和行为的总括。
  《礼记?学记》中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说明教师职业极为重要。“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这里把君师并称了。孔子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位以教师为终生职业的教育家,其所以热爱教育,也是基于他认为教师工作与政治家的活动具有同等重要性。荀子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认为教师的主要职责是“正礼”,“礼者,之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荀子?修身篇》)。  
  古代教育家们从这样的高度来看待教育和教师,树立以天下大任为己任的事业心和诲人不倦的责任感,勉精勉进,立志于教育。宋人张载对“志”作了概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这是“志道”。  
  古代“师道”极重对教师的严格要求。孔子认为:教师必须有“学不厌”、“教不倦”的精神,他自己就是“好古敏以求之”,一生勤奋好学,孜孜不倦。荀子则提出:教师除了博学外,还必须具备四方面的基本条件,即尊严庄重,经验丰富而有威信,讲解条理分明而不陵节(等),精深的知识素养和丰富卓越的教育教学经验、技巧。《中庸》强调教师要“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为此需要“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学记》中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而要“善教者使人继其志”。董仲舒关于治国的三大文教政策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置明师”,只有那种“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者”才能被选为师。韩愈强调教师必须“闻道在先”,“术业有专攻”。朱熹特别反对务记览、为辞章、钓声誉、取利禄,只会科举时文的教师,主张教师应有“德行道艺之实”。总之,古代“师道”要求教师既要德行坚定,又要术业有专攻;既要知其理,又要践其行;还要日精日进,不断获取新知,并将此作为严师重道的基础。《学记》中说:“凡学之道,严师为难。”一个教师,只有当他具备了《中庸》中所说的“君子尊德行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的时候,才算真正具备了为师的条件。  
  王安石在给仁宗皇帝上课时,坚持自己坐讲,皇帝侍听。他说,我不是要皇帝尊重我本人,而是要尊师道。我既然提倡师道,当然要严格遵守。“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对帝王尚且如此,一般平民百姓就更要“道尊然后民知敬学也”。其弟子拜师求学,必须经过一定专门的礼仪。古代“师道”之尊由此可见一斑。
  古代的教育家们十分重视启发诱导,强调要从学生实际出发进行教学。孔子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的主张,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他强调教学中教师要善于使学生处于“欲罢不能”的状态,要求教学要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进行。朱熹也曾说:“夫子教人各因其材。”《论语》中记载过这么一件事:子路和再有都问:“闻斯行诸?”孔子对他们俩人的答复完全不同,别人不理解,问孔子何故。孔子说:“求(再有)也退,故进之。由(子路)也兼人,故退之。”说明孔子善于根据学生不同特点进行教育。孟子形象地把启发式喻为:“引而不发,跃如也。”主张教学要“有如时雨化之者”。《学记》是我国古代第一本系统的教学论书籍,对启发式作了详细表述:“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抑,开而弗达。”在因材施教方面,《学记》主张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上长善救失,“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启发诱导和因材施教是我国古代“师道”教学观的一个重要内容,由孔子发端,到《学记》趋向完备,为后来的教育家们继承和发扬。
  教育工作者可以从古代“师道”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对事业要有“乐以忘忧”的精神境界。古代教育家们把教育视为天下大任,坚持诲人不倦的责任感。这种精神和情怀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捷克著名教育学家夸美纽斯形象地将教师职业喻为“太阳底下最神圣的事业”。这说明教育工作是造就和培养下一代人的伟大事业,如果没有广大教育工作者对人民教育事业的强烈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没有一种“甘为春蚕吐丝尽,愿作红烛照人寰”(《孙敬修座佑铭》)的胸怀和牺牲精神,我们的教育就无法振兴和发展。教师对自己要抱“严于律己”的自立态度。履行教书育人职责的前提是教师自己要严于律己。“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教师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包括德和才两方面。古代“师道”强调“尊德行”为主,“道问学”为辅,可见古代“师道”中“德”的重要地位。因此,今天我们仍应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教师自身修养的首位。对学生善用“人格感化”的施教手段。教师以诲人为业,仅有自身过硬的条件和乐于育人的愿望是不够的,还必须善于育人。古代“师道”特别重视“人格感化”的教育手段,强调教师要善于行不言之教,以自己崇高的人格和优良风范去陶冶和感染学生,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达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的目的。 
  韩愈的《师说》是中国教育史上首篇专门论述教师的名作。他对时人多“耻学于师”、“师道之不闻也久矣”的流俗极为不满,不顾世人群怪聚骂,力挽狂澜于既倒,不仅在行动上先后任过四门学助教、国子学博士、国子祭酒等教职,兴办地方官学,抗颜收召后学,而且愤作.《师说》,极力从思想观念上张扬传统师道,尖锐批判了”耻学于师”的流俗。他继承和发展了《学记》“师严道尊”和王通“唯道所存”的思想,明确提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主张,认为师是道的活的载体,无道即无师,无师也不可能学其道,重道就必须尊师。
  在《师说》中,韩愈高度概括了教师的作用与职责:“师者,所以传道、受(授)业、解惑也。”韩愈认为,为师者的职责有三:其—是传授以孔孟之道为主的政治伦理道德;其二是讲授儒家经典,即《礼》、《乐》、《诗》、《书》、《易》、《春秋》等所谓的“六艺经传”;其三是解答学生学“道”、习“业”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疑问。这三者基本是以传道为主旨、以授业为效果、以解惑为手段。韩愈这一论断在较大程度上概括了教师职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即使在今天,人们仍常常引用其来说明教师的作用与职责。当然,这—概括仍有其欠缺之处,即完全忽视了教师的“创造”的职责;—是忽视了教师本身的创造性——教师不仅是文化知识的传递者,而且应是文化知识的开拓者,二是忽视了为师者对人才的创造精神与创造才能的培养。
  接下来我想探讨一下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师生关系。教育活动是由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进行的。教育对象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没有思想与情感的物。教育活动的开展涉及到教师与学生的相互关系。健康良好、融洽深厚的师生关系是开展教育教学活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之一。中国古代的教育家们都相当重视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并形成了教学相长、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
  在教师与学生的双边活动中,虽然教师担任教授角色而学生扮演受教育角色,但教师与学生是可以互相促进、共同增益的。教师作用于学生,而学生又可以能动地反作用于教师。这就是双方教学相长的规律。明确提出这一规律的《学记》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而《学记》的这一思想主要是以孔子与其弟子的教学活动经验为依据的。
  我们由此联想到保罗?弗雷尔在《不平常的教育思想》中的一段令国际教育界人士颇为欣赏的论述:“在解放教育的实践中,教育工作者作为受教育者的教育者必须‘死去’,以便作为受教育者的受教育者重新‘诞生’。同时,他还必须向受教育者建设:他应作为教育者的受教育者而‘死去’,以便作为教育者的教育者而‘重生’。”仔细分析揣摩这段经过《学会生存》的引用后影响相当广泛的著名论述,我们便可发现其并不比中国二千多年前即明确提出的“教学相长”有更多的新意。较之言简意赅、辩证全面、蕴含丰富的“教学相长”,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段话显得冗长、晦涩、偏颇和在逻辑上有失严谨。两相比照,我们更可为我国古代所具有的辉煌灿烂的教育思想而骄傲,同时又为我们尚未将之很好地推向世界以致世界尚不太了解这些宝贵的中华文化遗产而愧疚!   
  孔子同其弟子的教学实践活动鲜明地贯穿着教学相长的思想。孔子提出“当仁,不让于师”的准则,他鼓励学生坚持以“仁”为标准,而不要碍于师生情面,在“仁”的面前学生无需对老师谦让.较孔子晚一个多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有“吾爱吾师,更爱真理”的名言;可见东西方民族虽相距万里,但其先哲对于教育的基本原则的认识却是高度一致的。在孔子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孔门教学活动颇具民主学风。孔子可以批评学生,而学生也可批评孔子。这在《论语》中颇多记载:学生批评了孔子,孔子非常欣慰,认为这是自己的幸事。例如;他当着弟子巫马期欣承认自己的过错:“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学生子路、冉求、‘樊迟经常与孔子争执,但他们非常尊敬孔子;而孔子也颇为器重他们,将之都培养成出类拔萃的英才.在教学中认真接受学生的意见;使教师不断提高,这也是荀子的观点。他指出,为师者应“好善无厌,受谏而能诫”决不能谀者亲,谏争者疏,修正为笑,至忠为贼,他自己就是“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诌谀我者,吾贼也”教师要虚心接受一切人包括学生提出的正确的批评性或肯定性意见;拒绝诌谀奉承的言行教师在教学中应虚心向后辈与学生学习,而后来者居上;学生也可能超过老师,这就是“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吕氏春秋》指出,要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做到“师徒同体”、“师徒同心”对于教师而言,要能“视徒如己,反己以教,则得教之情也。所加于人,必可行于己。若此则师徒同体”;对学生而言,则要尊师敬业。为什么要师徒同心呢?因为“人之情,爱同于己者,誉同于己者,助同于己者”;如果师徒相互异心,就会相互怨恨厌恶——“人之情,恶异于己者”,“不能亲其所怨,不能誉其所恶”。倘若师徒同心同德,学业便由此而彰 明,道术由此而大行,取得最佳教学效果。
  南老师告诉我们,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人性。同时也问我们,作为一名教育者,想要“流芳百世”?亦或“遗臭万年”?
  我的回答是:我不求流芳百世,但绝不遗臭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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