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岚个人资料:祸水的“池子”和当前经济运行的险象

清湖渔夫

2010年1月，新西兰林肯大学的三位华裔学者发表一篇针对中国内地CPI与广义货币量（M2）相关性研究的学术论文，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两者不具备（严格）相关性，用一句通俗的话讲就是：CPI与货币量没什么关系。

从我们的现状看来，他们这种反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结果有一定的正确性和真理性！然而，他们研究了相关性，但是并没有进一步揭示消费物价指数与货币之间的真实关系，因而无法唤醒沉迷于货币主义的人们。

在市场价格上升和下降的反复循环中，资本在这个过程中处于市场的支配地位和发挥主导作用，资本通过投机主导市场中的大众行为，通过低买高卖，赚取着自己的利润。价格涨跌和货币多少没有直接关系，相应的货币只有资本化，具备了利润动机，同时进入市场买卖过程，才会推动价格涨跌。价格涨跌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资本在市场中的炒作过程。

人们常常在困惑，为什么经过二次量化宽松后，美国市场没有出现普遍的价格上涨？这仅仅是因为，这些近乎零成本的资金变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热钱”，迅速流向了能带来更高利润的地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通过对粮食、石油、有色金属的炒作不仅获取了丰厚得多的投机利润，而且美国通过对全球重要资源及其价格的控制，调节国际资源市场的价格和流量，从而对新兴经济体的运行进行影响。

“输入型通货膨胀”成为一些媒体和舆论误导人们错误理解国内物价上涨的借口，尽管很多工业企业的原材料成本在不断上升，但是能否向下游环节转嫁，就取决于企业自身对市场的控制力。因为国有控股的石化双雄的市场垄断地位，对市场控制力强的企业与政府的价格博弈也就常常上演，而一般性企业有提价的自由但是未必有提价的能力，原材料价格上涨首先挤压的是这些企业的利润空间。

为了反通货膨胀，同时为了资本项目的进一步开放和人民币汇兑自由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先生首创了货币政策的“池子”理论，对国际热钱修了一个“池子”，通过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收缩所谓的流动性，为国际热钱的流入腾地方，通过利率和汇率的提升，修好了“池子”的四壁。没有比这个“池子”更理想的天堂了，仅仅是想办法将这些刚从美联储印钞机里拿出来的近乎零成本的纸票子弄到中国来，存进中国的银行，一年后利差加汇差的好处就达到7%-10%。于是国际热钱的响应相当地热烈，中国近一年来的美元外汇储备异乎寻常地增长了，增长的绝对和相对幅度令其他新兴经济体相形见绌。随着外汇储备的增长，相应的外汇人民币占款就大幅发生，实际上是一种被动的人民币发行。

问题是国际热钱规模太庞大了，外汇储备增长太快了，所挖的池子总是感到太浅，于是继续干着刨坑扩大池子容积和加高池壁的工作。人民币继续缓慢升值，今年以来升值达到4%，存贷款利率今年以来已经上调了4次，存款基准利率达到3.5%，贷款基准利率达到6.56%。存款准备金率今年以来连续上调7次，达到惊人的21.5%。热钱即使呆在池子里什么都不干，也能够获得让很多国有企业都眼红的利润。对这些热钱堪称照顾倍加。

在自己国家的金融防火墙上开了个口子，让热钱循着这个口子源源涌入，有限的审核措施无法完全杜绝热钱的无孔不入，我国的外汇储备还会迭创新高。问题是这些热钱未必都会仅仅满足于国家政策“奉送”的固定的利差和汇差所带来的利益。投机是资本的天性，也是资本利润来源的秘密。在跨国资本已经获得我国市场越来越多的话语权的情况下，跨国资本谋求市场投机利润的冲动也就越来越强烈和越来越露骨，关于这一点有楼市、股市和期市太多的事实来加以证明。只要有更高的利润来源，没有什么热钱会呆在那个本来也不差的“池子”里安度时光，它们会循着跨国资本对国内市场的投资和控制路径进入能够大举投机的领域参与炒作。

近年来，在控制了我国绝大部分的支柱产业之后，跨国资本将黑手伸向了我国的农业和食品业。跨国资本将几年前的“国际粮商进入加工业——国际粮商控制采购渠道——进口大豆占据市场——国产大豆滞销——国产大豆大幅减产——国际粮商垄断大豆市场”的控制模式又复制到了牲猪等养殖行业。从2007年以来，猪肉价格维持了一个持续的涨价过程，而涨价过程的背后，则是跨国资本的持续流入和跑马圈地。随着近期猪肉价格与生猪出栏量双双进入高峰期，各种游资如过江之鲫参与到行业的价格牟利中来。热钱循着跨国资本在这些行业的既有投资路径流入，进一步加强了跨国资本的实力和控制力。一年来的粮价、蔬菜价和各种肉类价格轮番上涨推动CPI走向新高使我们再一次看清了“自由”的市场机制究竟是怎么回事，跨国资本为了利润的炒作始终是国内外市场价格涨跌的原始动力。在跨国资本获得市场主导权和国有资本对市场的影响逐渐式微的情况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所谓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在“力度”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仍然“失灵”，更不难理解中国政府发了170多个文件也没能压住物价。房价的炒作在这些文件的下达后，仍然从市区中心炒向郊区，从一线城市炒向二三线城市，其中不乏外资的持续融资。牛羊肉价格当前也出现炒作现象。这些政策和文件能够抑制跨国资本和各种社会游资的利润追求吗？

市场中物价上涨，和物价下降一样，从来就是一个资本炒作问题，而不是一个货币问题；没有人的买卖行为，货币就进入不了市场过程，而一系列买卖行为的发生，就会产生价格波动；这种价格波动，是被主导市场的资本控制和调节的。正如我以前在《通货膨胀批判》一文中所提到过的，中国央行拼命收紧银根，企图压制物价的种种措施，只会是无望的尝试，不会有结果，因为它们改变不了市场炒作行为。压制物价上涨的政策措施只能转向在市场中操作的资本，压制它们的暴利倾向，对投机利润设法征税或者限制炒作的行为。总是事后去收拾跨国资本获取暴利后的乱摊子根本就不会是高明之举。近期可能出台的关于猪肉的1000亿元的补贴，其政策效果堪忧，改变不了肉价居高不下的局面。对养殖户的补贴会相对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对消费的补贴，会很快被涨价吞噬，成为炒作资本的利润；对相关企业的补贴，会加强炒作资本的资金优势和提高他们的利润水平。

在一个行业被外资垄断后，毫无疑问出现的是为了高额利润的垄断价格。随着跨国资本对我国民生行业的逐步渗透和垄断，我们的生活消费价格的长期上涨不可避免，工资水平也只能不断地被动上调；但是，由于工资增长节奏是被动的，始终慢于消费资料价格的上涨，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百姓会开始一个相对贫困化过程。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价格上涨拉动工资提高；所谓工资推动通货膨胀的观点，纯粹是歪理邪说。

总量调控的“池子论”，是以压缩国内资本的生存空间作为为代价为热钱流入腾地方的。存款准备金率的反复上调，意味着银行的贷款收缩过程，在保障国有企业贷款需求的前提下，非国有中小企业从银行系统获得的贷款也就会越来越少，僧多粥少的局面会引发中小企业为了融资的残酷竞争。在原材料进口价格上涨和因消费价格导致的工资上涨的情况下，中小企业的经营和生存越来越难以为继。近期全国工商联将一份“当前中小企业生存难度超过2008年”的万字调研报告递交国务院。调查报告显示，九成以上中小企业无法从银行贷款。报告预判今年下半年中小企业的处境将更为艰难，而近月数家温州企业的崩盘和近期东莞企业恶性倒闭事件已经印证了这一判断。报告也对中小企业当前面临的困难进行了梳理。除了首当其冲的融资问题，原材料价格、劳动力成本、人民币升值、用地成本导致了企业的经营性成本不断上升，而企业的产品价格却难以同步同幅度提升，这使得企业利润遭到严重挤压，不少小微企业利润已经出现大幅下滑，相当部分企业处于亏损边缘。

因为经营的越来越困难，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资本退出所在行业的经营，转向流通领域，参与各种市场炒作，成为物价上涨的新动力。在全国工商联的调研中，就有企业表示，囤积倒卖原材料所获得的投机收益也远远高于将材料生产加工后销售成品获得的收益。

一个市场对资本的吸收和利用，是从低利率要求的资本向高利率要求的资本逐渐排列的。在跨国企业和国有企业对较低利率的资金的优先利用之后，中小企业的融资来源只能是利率越来越高的资金。由于消费物价的上涨幅度远远超过银行存款利率，银行储户利益受损，提取存款走向民间放贷渐成社会化潮流，很多中小企业为了生存下去只能展开残酷竞争。据有关国家机构测算，今年银行发放的中小企业贷款利率平均在15%左右，远远高于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很多都在20%以上。而黑市融资利率已经升至50%甚至更高。一些活跃于正统商业银行和黑市之间的小型民间担保公司(实际是面向私人和中小企业的短期贷款机构)，仅靠办理“过桥贷款”和高利贷融资担保业务，今年的利润可以上亿。由于中小企业本身就经营困难，加之民间融资利率已经远远超过企业利润率的幅度，中小企业被迫利用高利贷只能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应急行为，民间借贷在将来出现较大面积的违约也就不可避免，企业的外在经营环境会严重恶化，由此也会引发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

对国际“热钱”的照顾，对中小企业大幅度提高金融门槛和跨国资本与社会游资对民生产品的炒作，让我们产生了如芒在背的感觉。在中国，中小企业占到了企业总数的99%，提供了近80%的城镇就业岗位，创造的最终产品和附加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纳税额则达到国家税收总额的50%。就现状而言，极力推进的市场化改革，实际上拱手向外资让出了我国市场的主导权，给予了跨国公司充分的市场自由和便利；跨国资本一方面可以利用中小企业的经营困难，利用低成本的资金收购兼并基础较好的企业，进一步加强对我国的产业控制；同时，利用掌握的市场话语权和主导权，继续在我国市场翻云覆雨，炒作其间，特别是推高我国民生消费品价格，推进我国人民的相对贫困化过程。加息和迅速提高存款准备金的金融货币政策推行得过于猛烈，急剧剥夺了中小企业本已不多的生存空间，使得这些企业即使考虑转型也会倍感艰难，因为恶劣的环境大大降低了它们的缓冲余地和转型成功的几率。一厢情愿的的所谓货币紧缩反通胀措施的政策结果就是物价根本不理会这些政策调节而自顾自地上涨，使得所谓政策毫无价值；理论脱离实际，对政策的滥用硬施只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既有问题未能解决，新问题不断丛生，以后的矫正难度也就空前提高了。

如果中小企业倒闭潮出现、同时过快地将农村人口赶向城市会导致失业率异常提高，普通百姓的实际收入增长水平又滞后于物价上涨，在最终消费市场的人们一方面实际收入趋降，消费会更加审慎，扩大内需和经济转型也就不知从何谈起。如果中小企业倒闭潮不可避免地发生，无异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一次痉挛，它的灾难超越经济主体的自生自灭范畴，而会引发更严重的社会性问题。如果农业基础丧失，对我国一些民生产业已逐步掌控的跨国资本势力届时居心叵测，乘机搅局，前景不敢想象。但愿这些事情凑在一起不是巧合！

所谓货币政策“池子”即使心怀善意，充其量只是一种徒有虚名的作秀。我们非要建这个“池子”、将境外祸水引进来荼毒我们自己不可吗？不开这种“池子”将这些祸水挡在国门之外又能如何？撇开民族工商业，国际资本就值得我们如此爱护，借市场化为名为他们鸣锣开道和保驾护航？中国资本走向海外屡屡折戟沉沙，被吃得渣都不剩，巨额的美国国债的麻烦仍在扩大，跨国资本什么时候又对我们产生过哪怕是一丝丝的“博爱”？为了境外资本的热钱，不惜打压国内民间资本值得吗？诸多的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对政策导向的深思。

发展经济，图谋的是亿万人民的福祉；市场化改革，本意是利用外国资本为我们的经济建设服务，而不是让外国资本成为我们经济的高高在上的主宰。我们欢迎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方式和管理模式，但是只有我国人民才是市场经济的主人。不是我愿意重弹这种为人民服务的老调；如果与这个目标背道而驰，再漂亮的诺言和再诱人的理想，不要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