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媒记录孙中山革命历程 记录翔实弥足珍贵

孙中山与宋庆龄婚后合影 年轻时的宋庆龄

　　人民网10月9日电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翻阅百年新闻纸的微缩版面，不禁慨叹，报业前辈将辛亥年间的历史图景如此完整呈现。历史巨人孙中山某种程度左右中国政局，却难最终改变命运。香港《大公报》从1905年开始报道孙中山，直到1925年孙中山去世，他的形象也经历了从辛亥革命前的“革命党孙文”到辛亥革命时期的“民国之首功者”的变化。记录之翔实，弥足珍贵。

　　1905年，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当选为同盟会总理，其革命领袖身份正式得到确立，这在《大公报》上很快得到了反映：

　　“函内略云留学东洋者有二十七人结成忠爱社，专以扶助大清抵抗革命党为宗旨，特选同志数人投入革命党内，详加调查，始得该党之首领仍系孙文。”

　　《大公报》创办者英敛之籍隶满族正红旗，他虽主张变法维新，却不赞成可能造成社会剧烈动荡的革命，因此《大公报》早期对孙中山的报道虽然能做到全面呈现，但基本持怀疑和否定态度。报道的消息来源，大多是政府部门和政府中人，几乎很少由革命党人提供。由于和朝廷相对抗，《大公报》对孙中山称其为“逆匪孙文”、“革党孙文”。

　　而在新闻史学泰斗方汉奇看来，对以孙中山为代言的革命者，当时的《大公报》虽不赞同他们的主张，但亦非敌视诽谤，更多是出于对国家前途和社会民生的担忧。事实上，早在1906年，《大公报》即以“排满革命者皆敢死者也，以弃掷头颅为不介意，而外来之禁令安足以动其畏惧哉”认可革命者的牺牲精神。

　　孙中山本人不仅遭到清朝政府的严密监视，连他的弟弟也备受人们注意，在这一时期的《大公报》上，孙中山成了革命党的代名词。

　　辛亥革命爆发后，《大公报》对孙中山的报道力更多。1911年11月17日，在批评孙中山排满政策的《论排满排汉之谬见》中，《大公报》首次以“武昌革命”而非“鄂乱”称呼辛亥革命；1912年1月18日，清帝退位前夕，《大公报》以社论《论大总统应兼具破坏建设之能力》指出临时大总统需具有“大破坏、真建设”的能力，否则难以建立真正的共和国家。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侯杰认为，孙中山之所以日渐受《大公报》关注，主要是由于革命形势逐渐高涨、革命思想和革命意识不断传播，革命越来越成为大多数人向往、至少不再恐惧和反感的变革手段，同时革命派与保皇派的大论战使革命派从理论上、实践上和组织上都与保皇派彻底划清界限，在革命形势高涨的情况下扩大了自己的社会影响，孙中山作为革命党领袖的身份也得以确立并逐渐得到社会公认。

　　在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总统时，《大公报》更是对其进行了多篇连续报道，包括孙中山高票当选、遭到行刺、外交团反应等情况均进行如实追踪。

　　值得一提的是，随清政府被推翻，君主与民主立宪之争告一段落，尤其是孙中山主动请辞总统位后，《大公报》表现出了对孙的信任和尊重──不再担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在《大公报》上反而由“逆匪孙文”变成“孙中山君”、“孙公”。

　　孙中山辞任临时大总统后，有传言称其辞职是由于唐绍仪赠银一百万两，孙中山为此特致电国务院辟谣，《大公报》随即刊登了这则消息，显示出对孙的信任。

　　1912年8月，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赴京，《大公报》以“孙中山此次来京，虽属私人资格，而与政治前途不无关系，所有在京种种举动，自应按日探纪”高度评价他此行的意义，随后的系列报道也确实做到了按日探纪：8月27日，先是对孙中山的保卫规格进行详细报道，并以“大总统之意仍有藉重中山之处”点评；后又报道各国使节拜晤孙中山和孙公拟于15日回拜的消息，凸显外交团对他的重视。8月28日，更报道了来自政界、报界、商界及广东同乡会等社会各阶层人士对“孙中山来京”的欢迎情形。

　　侯杰教授认为，这一时期《大公报》从多方面肯定孙中山以往取得的历史功绩，强化其“创立民国之首功”的形象，无疑为孙中山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政治舆论资本”。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故。从1925年初直到3月12日，对他的病情、活动甚至生命后期每天的体温和脉搏，《大公报》都详细记载。3月13日，专版刊登《孙中山先生逝世》长文、发表评论《哀孙中山先生》，充分肯定孙中山一生的奋斗。1929年，国民党为孙中山举行奉安大典前《大公报》盖棺定论，称其为“一代伟人”。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　　人民网10月9日电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翻阅百年新闻纸的微缩版面，不禁慨叹，报业前辈将辛亥年间的历史图景如此完整呈现。历史巨人孙中山某种程度左右中国政局，却难最终改变命运。香港《大公报》从1905年开始报道孙中山，直到1925年孙中山去世，他的形象也经历了从辛亥革命前的“革命党孙文”到辛亥革命时期的“民国之首功者”的变化。记录之翔实，弥足珍贵。

　　1905年，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当选为同盟会总理，其革命领袖身份正式得到确立，这在《大公报》上很快得到了反映：

　　“函内略云留学东洋者有二十七人结成忠爱社，专以扶助大清抵抗革命党为宗旨，特选同志数人投入革命党内，详加调查，始得该党之首领仍系孙文。”

　　《大公报》创办者英敛之籍隶满族正红旗，他虽主张变法维新，却不赞成可能造成社会剧烈动荡的革命，因此《大公报》早期对孙中山的报道虽然能做到全面呈现，但基本持怀疑和否定态度。报道的消息来源，大多是政府部门和政府中人，几乎很少由革命党人提供。由于和朝廷相对抗，《大公报》对孙中山称其为“逆匪孙文”、“革党孙文”。

　　而在新闻史学泰斗方汉奇看来，对以孙中山为代言的革命者，当时的《大公报》虽不赞同他们的主张，但亦非敌视诽谤，更多是出于对国家前途和社会民生的担忧。事实上，早在1906年，《大公报》即以“排满革命者皆敢死者也，以弃掷头颅为不介意，而外来之禁令安足以动其畏惧哉”认可革命者的牺牲精神。

　　孙中山本人不仅遭到清朝政府的严密监视，连他的弟弟也备受人们注意，在这一时期的《大公报》上，孙中山成了革命党的代名词。

　　辛亥革命爆发后，《大公报》对孙中山的报道力更多。1911年11月17日，在批评孙中山排满政策的《论排满排汉之谬见》中，《大公报》首次以“武昌革命”而非“鄂乱”称呼辛亥革命；1912年1月18日，清帝退位前夕，《大公报》以社论《论大总统应兼具破坏建设之能力》指出临时大总统需具有“大破坏、真建设”的能力，否则难以建立真正的共和国家。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侯杰认为，孙中山之所以日渐受《大公报》关注，主要是由于革命形势逐渐高涨、革命思想和革命意识不断传播，革命越来越成为大多数人向往、至少不再恐惧和反感的变革手段，同时革命派与保皇派的大论战使革命派从理论上、实践上和组织上都与保皇派彻底划清界限，在革命形势高涨的情况下扩大了自己的社会影响，孙中山作为革命党领袖的身份也得以确立并逐渐得到社会公认。

　　在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总统时，《大公报》更是对其进行了多篇连续报道，包括孙中山高票当选、遭到行刺、外交团反应等情况均进行如实追踪。

　　值得一提的是，随清政府被推翻，君主与民主立宪之争告一段落，尤其是孙中山主动请辞总统位后，《大公报》表现出了对孙的信任和尊重──不再担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在《大公报》上反而由“逆匪孙文”变成“孙中山君”、“孙公”。

　　孙中山辞任临时大总统后，有传言称其辞职是由于唐绍仪赠银一百万两，孙中山为此特致电国务院辟谣，《大公报》随即刊登了这则消息，显示出对孙的信任。

　　1912年8月，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赴京，《大公报》以“孙中山此次来京，虽属私人资格，而与政治前途不无关系，所有在京种种举动，自应按日探纪”高度评价他此行的意义，随后的系列报道也确实做到了按日探纪：8月27日，先是对孙中山的保卫规格进行详细报道，并以“大总统之意仍有藉重中山之处”点评；后又报道各国使节拜晤孙中山和孙公拟于15日回拜的消息，凸显外交团对他的重视。8月28日，更报道了来自政界、报界、商界及广东同乡会等社会各阶层人士对“孙中山来京”的欢迎情形。

　　侯杰教授认为，这一时期《大公报》从多方面肯定孙中山以往取得的历史功绩，强化其“创立民国之首功”的形象，无疑为孙中山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政治舆论资本”。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故。从1925年初直到3月12日，对他的病情、活动甚至生命后期每天的体温和脉搏，《大公报》都详细记载。3月13日，专版刊登《孙中山先生逝世》长文、发表评论《哀孙中山先生》，充分肯定孙中山一生的奋斗。1929年，国民党为孙中山举行奉安大典前《大公报》盖棺定论，称其为“一代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