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孙中山辛亥历程：武昌起义后向美求援被拒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30日09:59  三联生活周刊 三联生活周刊201140期封面
048 1912年 旧金山华侨游行庆祝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在广州与家人合影
身着军装的孙中山 (摄于1911年，南京)

　　为什么革命 孙中山

　　◎李鸿谷

　　辛亥革命推翻了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是革命最为显赫的成就。百年之后，新的时空之下，再来回望那段历史，价值何在呢？

　　革命是否应当发生？这是一种疑问。它饱含着强烈情感性的问题取向，隐含的疑问则是：如果不发生革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否会更顺利？可是，这样的疑问，看似强悍，而深刻的悖论在于，它无法论证。机会成本，如何讨论？因而，它只可能是一种自我价值的情感投射而已。“穿越”历史，“假设”史学，属于想象，并非严肃历史研究与探讨。

　　对于后世读史者，革命，无论你是否喜欢，它已经发生。历史的本质特征是不可重复性，固此，研究它为什么会发生，才是正途。

　　中国近代史，无论我们持革命史观(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还是用现代化史观(洋务—戊戌—辛亥)，都无法绕过“革命”。辛亥这一年，当然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年代，非有足够的襟怀，即使百年之后，我们仍难逃机械刻板的解释。

　　辛亥年为起点前溯，革命的直接动力，在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已经隐伏。甲午战争的失败，在相当意义上是晚清朝廷30年洋务运动的失败；倾国之力而建成的北洋海军，一战之下，灰飞烟灭。那么，未来中国，路在何方？

　　这一年，上书李鸿章而未遂的孙中山，将自己的志业转向“革命”，由边缘出发，从社会底层开始尝试中国变革；同样这一年，以“变法”为号召的康有为，考试未中，没能进仕……第二年，康有为终于进入仕道，获得了从权力中央“变法”并改造中国的机会；与此对应，孙中山则在广州打响了推翻清廷的第一枪。由此开始，我们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看到了两支竞争性的力量。如果将中国如何进入现代化作为一种历史性挑战，即使晚清朝廷愚顽，又如何能置身这一进程之外？看起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清廷改变不重陆防的军事思想，仅仅只是一种技术性变革，但任何军事技术的变革往往正是一种政治性经历。为着保卫清廷的“新建陆军”，在后来的历史进程里，虽然更为隐秘，却同样是一种促成历史逆转的力量所在。

　　简而言之，甲午战争的失败，既是清朝中国以“洋务”之策进入现代化轨道的一次失败，同样也蕴含了未来改变历史的动力系统的发生。百年之后，我们放下利益衡量，更公允地看，无论是孙中山边缘集团的“革命”道路，还是康有为文人集团的“立宪”选择，以及军人集团和他们的代表袁世凯的种种“修补”，实为中国人探索如何将中国导入现代社会的努力。将他们视为辛亥革命的历史动力，并无不妥。他们既是中国遭遇现代化挑战的产物，同时，也是促成中国现代化的核心力量。当然，三种历史动力系统之间，目标皆为将中国导入现代社会，但表象却是彼此的竞争。在孙中山先生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之际，“举国舆论，莫不目予(孙中山)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结果16年后，却是孙中山革命性的“共和”道路最终胜出。

　　这是历史自身的逻辑。当一个庞大的朝廷(政府)，无力将它服务的国家在全球化的生存竞争里带至新境，它的崩溃，自是必然。无论这是以“革命”还是其他名目达成。只是，当这种转变，是以革命的行动完成，那么，我们由结果回溯当年的孙中山先生的理想与卓绝的奋斗，这位“先行者”，后人当然得奉献自己足够的敬意。

　　推翻清廷，建立共和，以现代化的中国进程看，它只是一个开始。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这个“革命”的开始，造就了后来的路径依赖。那么，百年之后，我们去重寻当年，其目标，当然是通过历史来理解现在。

　　历史自有其逻辑。读史只是去寻找、发现并理解它。之后，将我们理解并形成共识的历史逻辑，化为这个国家当下及未来走向的资源。本刊连续的辛亥革命报道，以为价值在此。■

武昌首义那一枪(图)

2011-10-14 18:02:00　来源: 发展导报(太原)　有0人参与 手机看新闻 转发到微博(0)
　　在1911年这个历史的时间点上，两条向前纵深的线条，在武昌江边有了决定性的相遇。1911年之前的40多年，汉口开埠以及张之洞新政为这座城市画上了影响深远的坐标。如今寻找辛亥革命“第一枪”在武汉留下的痕迹，亦似在寻找这座城市在19、20世纪之交的模样，以及它介入历史最惊心动魄的那一章。

　　偶然“第一枪”？

　　从武昌江边向黄鹤楼屹立的蛇山边寻踪，基本描绘出了1911年10月10日那个惊心动魄夜晚的故事场景。辛亥首义以来的100年，武汉的城市格局早已经历若干次拓展与整修，而“首义文化区”或许因其地处长江大桥进出武昌的通道处，距大片商业区和居民区有一定距离，得到了比较完整的保存。

　　阅马场占地28亩的“红楼”就在黄鹤楼脚下，因显著的红色外观而得名，成为辛亥首义最知名的文物。起义前这里是清政府的湖北省咨议局，起义后立即成为湖北军政府所在地。仅从附近横竖交错的道路名字来看，就可对方圆两三公里内发生的故事猜出个大概。

　　红楼前的“彭刘杨路”是为纪念1911年10月10日清晨被害于湖广督署东辕门内的3位烈士，三人就义的消息传到军营，进一步激发了革命党人的起义决心。2公里外的“张之洞路”去年刚由“紫阳路”改名而来，恢复了此路1936年的名字，是纪念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之位近20年，为湖北练新军、办学堂、大兴工业所做的贡献。组练新军是张之洞的“身心性命之学”，他整军经武，为的是“执干戈以卫社稷”，却客观上为起义武装提供了最核心的力量。

　　武昌首义的偶然性总是被提及，而这打响“第一枪”的历史角色交给了紫阳湖边的工程第八营。第八营正在“张之洞路”上，附近道路有“首义路”、“起义街”、“起义后街”等见证当年历史。第八营的遗址在今天湖北省总工会的大院内，旁边的社区名和道路名仍旧以“工程营”命名，总工会门口写着“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辛亥首义发难处工程营旧址”字样，里边还有一栋当年的二层楼房以及武汉市政府1987年所立的纪念碑。

　　“第一枪”的猝发，与起义意图的意外暴露直接相关。偶然性从1911年10月9日俄国租界内的汉口宝善里14号炸药错爆说起。这天下午起义负责人孙武等几个人正在检验炸药，却失手发生爆炸。据武汉大学研究者冯天瑜考证，孙武所用火药应为1909年同盟会员汪精卫、黄复生等为刺杀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的端方所备，刺杀未果，他们离汉前将炸药及弹壳交给了孙武。至于意外的发生，一种说法是革命党人刘公的胞弟刘同吸烟引起，一说是孙武配置炸药时硫磺过多所致。这次失事使得俄国巡捕涌入搜查，找到了旗帜、袖章、名册、文告等物，起义败露。而从后来披露的沙俄驻华公使的报告来看，宝善里一带已在清政府和俄国驻汉口总领事的监视下，炸药着火促使了当局更果断的破获措施。

　　本来就在当年9月底10月初，湖北革命党人的军事指挥部已经做出 10月中旬起义的决定。宝善里事败后，在武昌小朝街85号的军事指挥部里，领导人蒋翊武、刘复基等决定10月9日夜半赶紧发动起义。然而，深夜清军第八镇统制张彪带兵围捕小朝街，第二天凌晨被捕的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被斩首于督署东辕门外。湖广督署正在武昌江边，旧址不在，是今天武昌造船厂所在地。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三烈士，在他们的就义之地建起了“三烈士亭”。只是由于武昌造船厂是军工单位，今天人们很难进入该厂看到纪念亭。

　　1911年10月9日夜，武汉三镇的气氛变得空前紧张，一时间“使侦骑四出，闭城搜索，大破武汉秘密机关”。湖广总督自认为挫败了革命党人的意图，一面布告武昌全城“可以安堵一方”，一面向清廷发电告捷，获得复电奖谕。

　　直属第八镇的工程第八营，是湖北新军最先成立的部队，装备较优。据考证，至武昌首义前夕，党人百余，约占全营三成，加上受影响者，已为多数。从共进会第八营代表熊秉坤等人的回忆录来看，他们原本根据小朝街军事指挥部的指示，在10月9日夜等待南湖炮响，立即行动。然而整夜不闻炮声，反而在天明得知彭、刘、杨三人遇害的消息。熊秉坤于是秘密约集同志，决议于10月10日15时晚操之际发动，然而当天突然停止晚操，几个党人又决定晚19时发难。革命士兵既知道起事时间定于10月10日傍晚，整装以待。傍晚，二排长陶启胜带护兵查铺至六棚，发现六棚正目（相当于班长）金兆龙荷枪实弹，大惊，直前欲夺金兆龙枪，两人扭打起来。根据熊秉坤1912年追述：“金见事败，疾呼曰：'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其中一会员程定国（即正瀛）持枪开击……”这一枪击中排长陶启胜，接着程正瀛又开枪击毙军官多名，全营震动。

　　历史上很长时间将熊秉坤看做打响“第一枪”之人。武汉大学研究者冯天瑜说，武昌首义后，熊秉坤本人曾向湖北革命实录馆提交纪实文字，清楚表明他听到二排宿舍扭打声、枪声大作后，方下楼吹响哨笛，集合队伍。后来由于首义在民国开国史上的意义日益彰显，1914年熊秉坤在日本东京参加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时，孙中山指着他向在场者介绍：“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熊一枪”之说广为流传。冯天瑜认为，这是从宏观角度称熊秉坤为首义机构的代表人物，但真正打响第一枪的是程正瀛。

　　起义路线

　　起义计划事先败露、“第一枪”在仓促当中打响，不仅全国性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远在现场之外，地方革命团体共进会、文学社的首脑也或避（如刘公），或伤（如孙武），或亡（如刘复基），或在逃 （如蒋翊武），事变由名不见经传的下层人物临场随机启动，使得武昌首义看似极为突然。但是如果细究起义当夜的路线图以及严明的战斗纪律，局外人反而会为湖北革命党人在起事前所做的细致工作感到意外。

　　从起义的地理格局看，工程第八营驻扎在武昌城内东侧紫阳桥附近的分水岭，东与驻扎右旗的二十九标、三十标相对，中隔陆军测绘学堂。张之洞精心设计的，也是规模最大的书院两湖书院，在武昌城内都司湖（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武汉音乐学院），环置斋舍200间，调取湖北、湖南诸生入院肄业，紧邻清政府在湖北最高首脑机关督署。这一带既是清政府的机关集中地，也是张之洞大力兴办新军、学堂的核心区域。

　　而革命党人在湖北新军中发展的力量，早已大大超过清廷的预计。据学者研究，1911年10月10日当天湖北新军的状况是：驻扎武昌城内及城郊的各兵种标营及各军校学生共约7000名，参加首义者约4000人；站在起义对立面的，约2000人。此外，驻扎武昌城内及城郊约有1500名警察和1000名巡防队，多站在清方一边。

　　据推算，10月10日夜至10月11日晨，革命军与清军对战，双方各拥兵力四五千人，但党人切断电话线路，湖广总督、第八镇统等人无法对部队调动指挥。当党人掌握的炮队从蛇山和楚望台、中和门、保安门向督署开炮后，总督便断定大势已去，决计逃走。

　　虽然工程第八营的起事有临时起变之意，但是从事后一份记述革命士兵与清军长官直言起义设想的材料来看，起事者对于进攻路线已成竹在胸。

　　具体到历史现实，工八营打响第一枪后，熊秉坤率领四五十人，跑步奔向楚望台军械库。在过右旗营房西营门时，熊依原计划放了3枪，召唤驻扎右旗的各标营起事。紧接着工八营参与发难的共约300人，成为占领楚望台军械库的主力。

　　军械所内的仓库里既有汉阳兵工厂20多年所制造的未销售出去的枪炮子弹，又有历年来所购买的外国枪支弹药。至10月10日的最后一次举义前的督练公所统计，库内已存德国、日本及汉阳造枪械5.9万支，另存有124门大炮及大量弹药，为当时国内最大军火库之一，而且正是工八营派队驻守楚望台军械库。如今出工八营旧址，沿着“首义路”往南仅800米即可到“起义门”城楼，楚望台和军械库旧址在城楼边200米的高处。

　　20世纪初，武昌还有完整的城墙，墙壁坚固，高3丈有余，方圆数十里，有10座城门，城外壕沟深二三米。城内蛇山横断东西，城楼上设有炮台，街巷纵横，易守难攻。如今10座城门仅剩与辛亥革命相关的“中和门”，早已改名 “起义门”。

　　事实上，10月 10日晚，武昌城外塘角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队在当晚19时多发难。而城内工八营在晚20时左右的“第一枪”影响重大，又率先抢占楚望台军械库，两者均被视为武昌起义的发难单位。工八营抢占楚望台，引起各标奋勇起事。

　　先后前来楚望台集结的各标营起义士兵共约3000人，熊秉坤只是一个相当于班长的正目棚头，自知难以服众，紧急之际，起义者汪长林找到了左队队官吴兆麟，推举他为革命军临时总指挥，熊退居副职。决定以楚望台为起义军临时大本营，有组织地发起进击督署的攻势。

　　据当时报纸报道，10月初湖广总督督署可谓重兵云集，总督深知新军不可靠，但又不得不用以护卫。10月10日晚革命军发起第一轮进攻，但因为秋风（微博）夜雨，兵力不足，无功而返。第二轮开始放火助攻，逼走了坚守的第八镇统制张彪。第三轮进攻中，“乾记衣庄”的店主为了助革命军放火，拿来煤油。一时间士兵纵火，火势冲天，能照清几里之外的督署前门高杆。于是蛇山炮队，连声命中，总督出逃，龟缩到楚豫舰上。

　　接下来起义军的目标是藩署。藩署为武昌“四大衙门”之一，是湖北布政使衙门和藩库所在地，湖北全省现金均汇于此。藩库装满银锭、银元、台票，但是起义士兵不私掠分文。很快官钱局、铜币局、邮电局及各个城门、学校等重要处所，都由起义军占领。到了11日正午，武昌全城光复，当天上午黄鹤楼上就飘飞起起义军军旗十八星旗。

　　“种豆得瓜”

　　孙中山辞去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于1912年4月来武汉访察，感慨正是直隶南皮人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为辛亥首义奠定了物质基础、准备了人才条件，故孙氏提道：“以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寻找武昌首义的若干因素，往往与张之洞在武汉留下的痕迹相重合。19世纪90年代以前，武昌城市空间基本上是延续古代格局，城墙内发展的同时继续在城墙外东西两个方向扩张。张之洞兴办洋务，在武昌城南滨江一带，相继创设布、纱、丝、麻四局等一批近代化工厂。1900年，张之洞因修筑粤汉铁路之需要，奏请将武昌城北滨江一带，即武胜门以北至徐家棚，划地3万亩，作为自开口岸，筹设商场局。这样，武昌城区便突破城垣，朝南、北双向沿江扩展。

　　如果说湖北革命军以一次起义而突然闯进历史的花名册，张之洞在湖北苦心经营了近20年的新政，则为这种变革提供了客观土壤。辜鸿铭晚年曾发表过蕴含机锋的妙语：民国成立，系孙中山与张香涛（即张之洞）的合作。张之洞的学生张继煦在《张文襄公治鄂记》中提到的“种豆得瓜”理论最为著名：

　　抑知武汉所以成为重镇，实公（指张之洞）20年缔造之力也。其时工厂林立，江汉殷赈，一隅之地，足以耸动中外之试听。有钱官局、铸币厂、控制全省之金融，则起事不虞军用之缺乏。有枪炮厂可供战事之源源供给；成立新军，多富于知识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而领导革命者，又多素所培植之学生也。精神上、物质上，皆比较彼时他省为优。以是之故，能成大功。为公所不及料，而事机凑泊，种豆得瓜。

　　张之洞于1890年将在广州筹建的枪炮厂移往湖北汉阳。该厂能够制造毛瑟枪和克虏伯快炮。是清末民初最大规模的陆军兵器工厂。其技术装备与当时欧洲最先进的炼钢技术相比只差10年。

　　张之洞着力培养人才，派遣了大量留学生,张之洞积极开办各类书院和学堂，今天的武汉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武汉科技大学等前身都来自张之洞时期的学堂。

　　张之洞按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寄希望于学生挽救清朝于大厦将倾，然而接触了新思潮的学生反而成为辛亥首义的领导力量。据曾任辛亥革命民军战时总司令的万廷献回忆，他曾就读的湖北武备学堂，一律公费，每月发给学生“膏火银”4两，还供给制服、礼帽、卧被等。据万家后人估计，4两银子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1500元，按当时的物价，是可以供一家农户过一两年生活的。万廷献、吴禄贞等人被武备学堂送去日本求学，在东京期间拜谒了孙中山，接触民主思想，回武汉后加紧参与武装起事的准备。

　　在张之洞的新政后期，慈禧开始对湖北大举兴学及派遣留学生的忧虑，1907年端方由湖北巡抚调任直隶总督入京晋见时，慈禧曾表示：“造就人才的是湖北，我所虑的也在湖北。”

　　新军是张之洞最为看重的新政变革，他要求选取有一定文化水准的人入伍，研究者冯天瑜提到，这在中国军制史上是空前的。

　　革命前夜，影响全国的保路运动由两湖地区兴起，拒绝借外债修铁路。立宪派决意推倒皇族内阁，湖北饥民频频起事、会党发难、“教案”迭起。辛亥革命早期宣传的“排满”思想，在这里也深得民心。

　　湖北革命党人充分利用了这些有利条件，发动士兵革命。起义后军械库里弹药充足，“汉阳造”开足马力生产。张之洞为了兴办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一直为财政问题头疼，但是他保证了湖北藩署里银两充足，这些钱财也为湖北军政府成立后的开销提供了保障。

　　研究者章开沅分析了辛亥时期湖北社会的阶层状况，由于武汉商业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大量穷困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这些人也成为传统的天地会、哥老会等秘密结社源源不绝的后备力量。但是如果依靠这些力量来发动革命，则群众力量太分散，帮派的组织性也较差。而张之洞在武汉大办新式教育，使得封建知识分子加速分化。秀才当兵在当时的湖北成为普遍现象，据辛亥老人回忆，1905年新军在黄陂募兵，入伍的“九十六人中，就有十二个廪生，二十四个秀才”。因为一般乡村农家子弟，既不能再在私塾读书，又无力进入新式学堂，更无土地可耕，于是纷纷投入新军。所以有的革命党人说，“武昌起义实际上是湖北的士兵革命”。而会党的传统经验、新军的组织系统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方法都成为湖北革命党人的学习对象。

　　作为地方部队的湖北新军，所受清廷控制比较松弛，张之洞、张彪等湖北当权者虽然也注意防范革命党潜入新军，但为了不致引起朝廷指责和干预湖北事务，他们对党人的活动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张之洞不是军阀型人物，并未孜孜于将湖北新军建成私家武装。相较于北洋新军作为清廷的中央军，袁世凯力图将其造成私家武装，勾结死党，兵众每日对其磕头行礼，使士兵养成“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的心理。湖北新军是清末唯一兼具这样两方面条件的部队：既是文化水准较高的新式军队，又驻扎在现代都会，加之主管者张之洞少有军阀诉求，使得湖北新军在清末八年间成为革命党人开展宣传与组织活动的良好场所。

　　另外，湖北新军的驻地特征，也是革命党得以在其间活动的一个条件。湖北新军除少数标营散布在乡镇，多数标营驻扎在武昌城内及城郊。这与北洋六镇驻扎在封闭的直隶及东北乡村颇不相同，能够做到一呼百应。1907年成立的共进会，在湖北的主要领导人是孙武。孙武等人发现会党纪律散漫，不易统一指挥，盲目举事反而引起湖北当局严密监视，于是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军队。孙武明确指出，只有运动军队，把清军一队一队、一营一营、一标一标争取过来，才能以固有的组织和现成的人，为革命工作。这一行动方针被称为“抬营主义”。

　　到了辛亥革命前夕，湖北新军一镇一混成协，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师加上一个独立旅，共1.7万人。据谨慎统计，直接加入湖北省革命团体文学社的达2000多人，加入共进会的人数也相当。站在清方一边的仅千余人，其余处在中间状态。

　　章开沅分析说，湖北的革命党人的特点是不务虚名专做实事的实干家，所以很多外省人看到湖北的革命党人风云际会不可一世的这些英雄豪杰都不太相信，说这些人不都是很像乡下教书的先生一样吗？穿个破破旧旧的长袍子，也不大会演说。但是偏偏这些人做得很扎实，不管是宣传工作还是组织工作，做了大量的扎扎实实的工作。

　　历史合力

　　作为研究者，冯天瑜更多看到的是武昌首义的“偶然寓于必然之中”。他说：“武昌起义能够吸引那样众多的新军士兵参加，举义者能够迅猛而有序地展开战斗，有条不紊地占领省会城市，及时建立新政权；刚刚成立的湖北军政府能够立即拿出一系列文告，将革命宗旨宣布天下；武汉三镇及湖北各府县民众能够那样迅速而热烈地起来响应革命；湖北军民在湖南等省支援下，有力量同前来讨伐的装备精良的久练之师北洋清军周旋于江汉之滨、龟山之麓达40多天，从而为各省'易帜独立’赢得宝贵时间……这一切则无法用'偶然性’一言以蔽之。”

　　这种辛亥革命的历史合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革命党人与立宪派、从清廷离析出来的汉官、袁世凯集团、清廷满洲亲贵、西方列强等各种力量相互博弈的产物。章开沅也提道：“从历史的事实来看，真正的革命者其实很少。参与革命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裹挟者。当时的社会并不具备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这样就只能以妥协告终。”

　　在武昌首义前后过程中，这几股不同的力量并非一般人想象中剑拔弩张式的对抗，而是在历史的转折中巧妙地寻求权力平衡中自身的最大利益点。武昌起义能够事成，与各股势力顺应清王朝倒塌的决心不无关系。

　　武昌阅马场的红楼，起义前是清政府在湖北的咨议局，1910年才刚刚完工，采用日本议会建筑图样，屋后空地建议员公所。宣统元年（1909年）举行咨议局选举，这次选举的选民人数11.3233万人，仅占当时湖北全省人数2500多万人的0.38%。作为“民选”，在中国土地上是破天荒第一遭。湖北咨议局在省内的日常性议案，主要有“兴办教育”、“整顿吏治”、“发展实业”诸项。

　　清朝咨议局的权限很低，但是事实上起到的作用非常大。它被看做地方上最大的民意机关，有了这个平台后，议员议政的活动非常广泛。革命军起义后，也首先想到把这里作为湖北军政府所在地。

　　咨议局成立后所做的影响较大的一事，是推进全国性的“请开国会”运动。议长汤化龙科举出身，进而接触新学，到日本留学，回鄂后筹备立宪事宜。汤化龙等湖北立宪党人，正是“倒阁”主张的积极推动者，从而成为全国立宪党人中的激进派，从“哀请立宪”转为决心“推倒皇族内阁”。湖北立宪党人正是在咨议局成立前后，正式聚集起来，把注意力集中到争取早开民选议院的活动上来。从而形成一个与清政府既相联系又相矛盾；与革命党既有某种同盟关系，又大相径庭的政治集团。

　　而黎元洪作为新军协统，起义后被推举为都督，看似偶然，民间也用“床下都督”的典故来形容黎元洪被起义军推上政治前台时的狼狈。但事实上，湖北最主要的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在1911年4、5月间都商议过推举黎元洪为都督的决议。湖北应城人、三十一标正目、共进会员刘九穗所说的请黎三利：一、黎乃当时名将，用他可以慑服清廷，号召天下，增加革命军的声威；二、黎乃鄂军将领，素得士心，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三、黎素来爱护当兵文人，而这些文人全是革命党人，容易和他合作。所以拉黎出来，革命必易成功。

　　起义后的第二天，即1911年10月11日下午，起义士兵找到黎元洪后，在咨议局里选举都督的会议正式开始。起义军的想法是：黎、汤两公为湖北人望，如出来主持大计，号召天下，则各省必易响应。

　　革命军的临时起义得到了全国性的响应，武汉本地的战斗最为激烈。在1911年10月18日至11月27日，起义军民为抵抗清政府镇压的 41天阳夏保卫战中，汉口大量街市被清军大火焚毁，损失惨重。武汉在阳夏保卫战中的死亡人数约为1.5万人，各路援军云集武汉、普通市民纷纷入伍抗击清军，成为辛亥革命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

　　工八营起事当晚，相当于班长职务的熊秉坤自知难以服众，拉出连长职位的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光复武昌后，革命军又拉出地方清军的高官黎元洪和立宪派领袖人物汤化龙来主持大局。

　　孙中山对于武昌起义则是更无心理准备。

　　章开沅认为，武昌起义前，同盟会已呈分裂态势，孙中山自控南洋支部，光复会重新独树一帜，长江中下游革命骨干另立中部同盟会，原有同盟会总部形同虚设。实际上，孙中山改中国同盟会为中华革命党，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与东京同盟会诸人的关系破裂。党人内部对孙中山一味用力于华南沿海起义表示不满，对孙中山、黄兴实行的临时招募会党在边境地带发难的方式产生质疑的湖北革命党人杨时杰提道：“尤其是我们湖北人，就想在湖北干起来。孙、黄总不大相信……我们这次自告奋勇，总要做点事业给孙、黄看看。”在此背景下，同盟会原来的骨干分子各谋发展，自行组织革命团体。


　　虽然湖北有首义之功，但也不能过分夸大湖北的作用。章开沅强调道：“你光靠革命士兵是不行的，他懂得和外国领事馆打交道吗？你光靠吴兆麟能够弄一个政府，能够弄一个临时的宪法，来作为自己的根据吗？做不出来的。还得靠上海来的中部同盟会的人，包括黄兴、宋教仁等等。革命党人马上就召开会议，组织军政府，推选职员，然后就是对外发出布告，然后就是对所有在汉的外交机构发出照会，阐明对外政策，就是原来的对外条约暂时不动，但你要保持中立，把应有的，该说的，该做的，都办了，然后就是弄一个鄂州约法，这是中国神州大地2000多年以来，第一个以人民为主体的临时宪法，非常了不得。”

　　仅就武昌起义来讲，孙中山作为精神领袖也发挥着作用。当熊秉坤向工程营内党人通知10月10日晚发难决定时，队官罗子清问他：“今晚起事是孙党吗？”熊秉坤答：“所有会党都以孙逸仙为共主，党人都是孙党。”罗问：“有多少人？”熊答：“湖北军商学界皆是。”罗再问：“能成事吗？”熊曰：“能。各省会党都害怕新军第八镇。第八镇一起手，各省一定响应。”

　　孙中山在美国

　　13岁那年远渡重洋去檀香山的经历，使得孙中山第一次对西方文明、西方制度和西方历史有了了解。革命爆发前的最后两年，孙中山有超过一半时间都是在美国度过的。在整个东南亚不受欢迎后，他在北美找到了一个栖身场所。在所有西方国家中，他了解最多的，正是美国。这里既是他革命之路的起点，也是他革命源源不断的动力之一。

　　主笔◎李菁

　　革命中心之外的孙中山

　　1911年10月12日11点左右，在旅馆吃完早餐的路上，经过走廊报摊时，孙中山顺便买了一份报纸。他打开一看，上面赫然印着这样一条简讯：“武昌为革命党占领。”他紧盯着报纸仔细看了两遍，才最终确信这个消息。

　　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响起时，孙中山正在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旅途中。《孙中山全集》里记述，十几天前，他在途中接到黄兴从香港打来的电报。可是，“因行李先运送至此地(丹佛)，而密电码本则置于其中，故途上无由译之”。

　　10月11日晚上，孙中山与随行人员黄芸苏到了丹佛，住在丹佛市布朗宫殿酒店321房间—100年后，这个房间至今还被完整地保存着，酒店工作人员介绍说：“当时是一个套间，房号是321，后来我们特意保留下来，并改成了会议室。”在这间房间里，还悬挂着原始登记记录的复印件、孙中山的照片及“天下为公”的题词。

　　当时在酒店，孙中山从行李中找出密码本翻译出黄兴的电报：“居正从武昌到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之后，孙中山拟电：“时予在典华(丹佛)，思无法可得款，随欲拟电复之，令勿动。惟时已入夜，予终日在车中体倦神疲，思虑纷乱，乃止。欲于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时，再详思审度而后复之。”可是，还没等他第二日发出这份“令勿动”的电报，革命胜利的消息已经从大洋彼岸传来。多年梦想终于变成现实，孙中山惊喜交集的心情可以想见。他马上先给黄兴发了一封电报，“申说复电迟延之由，及予以后之行踪”。

　　接下来一个重要问题马上摆在面前：下一步，应该做什么？表面上看，马上回国，投入革命第一线，似乎是最合理的选择——如果他即刻动身坐船，20日左右便可抵达上海，“亲与革命之战，以快生平”。可是冷静下来，孙中山决定暂留国外。在他看来，在这关键时刻，西方列强对新政权的态度极为重要，所以外交活动是“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如果在中国驻有军队的西方大国为维护从清政府手中获取的特权，帮助清廷镇压革命，则可能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反之，如果列强能支持这场革命，则胜利的把握就更大。

　　以孙中山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列强之与中国最有关系者”，有6个国家：美、法、德、俄、日、英。其中，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国，则是反对革命的；“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

　　孙中山于是取消了原定的旅行计划，立即驰往华盛顿。途中看到报上载有“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的文字，孙中山意识到，中国革命已为世界所关注。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在途中格外谨慎，避免会见一切报馆访员。可是10月15日途经芝加哥，那里的华侨已迫不及待为他举行了颇具声势的“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把孙中山当做促成这场革命发生的英雄来欢迎。美国报纸上不断刊出文章，预言孙中山将当选未来共和政权的总统。会后，有十几家西方报纸想采访孙中山，但都被他避开。尽管如此，“孙逸仙”这个名字已经频频成为这段时间外电报道的重点对象。其中英国《每日电讯报》的一篇文章是这样写的：“孙逸仙博士的信徒设在纽约的总部，昨晚挤满了人。据称，几乎每一个出席者都会讲流利的英语。墙上悬挂着孙逸仙博士的巨幅油画肖像，还有其他穿着革命军军装的士兵和海员像。大家都在谈论革命。”

　　其实，早在1911年5月21日，孙中山就到过华盛顿，希望谒见美国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 C.Knox)，被拒绝。当时美国标榜“严守中立”。这一次，革命已然成功，孙中山希望美国态度有所改变。10月18日，他再次写信给诺克斯：“我曾经于上次访华府时，尝试拜访你，但没有如愿。今冒昧再致信你，希望和你作一次秘密会晤。”诺克斯认为孙中山是“欲推翻现存政府的领袖，不愿与之接触”，也拒绝接见孙中山的军事顾问荷马李(Homer Lea)。并且，当1911年11月孙中山在伦敦谋求西方援助时，诺克斯还曾指示美国驻伦敦的金融机构，不要向孙中山提供贷款。

　　失望之下，考虑一番之后，孙中山决定立即归国。1911年12月25日9点45分，“地湾夏号”邮轮缓缓靠岸。在黄兴、宋教仁和陈其美的迎接下，孙中山走下轮船。此前，很多媒体都在猜测这位常居海外的革命者带来多少资金回国——《申报》就数次报道他购买战舰、兵舰带回的消息。所以孙中山一上岸，许多记者就纷纷询问他：“您这次带了多少钱来？”孙中山回答说：“予不名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

　　13岁少年的新大陆

　　夏威夷是美国著名的度假所在地，其州府所在地火奴鲁鲁(Honolulu)，因为火奴鲁鲁早期盛产檀香木而被华人习惯称为“檀香山”。檀香山国际机场候机大厅里，有一个仿照岭南园林建筑风格设计的中式花园，小桥流水，亭台楼阁，公园正中央，矗立着一尊孙中山雕像。因为孙中山的关系，这一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的2006年，夏威夷市政府将中国城旁的一座公园命名为孙中山纪念公园，里面还有香港著名雕塑家朱达成创作的孙中山铜像。2011年初，夏威夷檀香山市全体市议员一致通过，今年为檀香山“孙逸仙年”。

　　1879年，一位穿着长衫、头上盘着辫子、戴着红顶绸布瓜皮帽的13岁中国少年，怯生生地下了船，以好奇的眼光打量周围。这就是刚从蒙昧中国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乡村少年孙中山。

　　孙中山的出洋，与其兄长孙眉关系甚大。比孙中山整整大12岁的孙眉因家境贫寒，只读了4年书便辍学做工。16岁，孙眉随同乡亲友赴檀香山做工，经过几年打拼，经营的农牧业因成效显著而受到夏威夷政府的青睐。那时，夏威夷糖业生产发展迅速，急需大批劳力，孙眉因此得到了夏威夷政府的特许状：“多招华人来檀香山大兴垦务。”1878年，孙眉回到家乡，与同乡姑娘谭氏结婚，准备招一批乡亲们前往檀香山。孙眉设立了移民事务所，与人合股接管一艘航海巨船，作为移民之用。

　　孙中山也想随哥哥一起去国外闯荡，遭到父亲孙达成的坚决反对。孙达成的两个弟弟均死于海外淘金，不愿意小儿子也走上这条充满艰辛之路。

　　第二年，孙眉的同事雇一条约2000吨的英国铁壳汽船“格兰诺克号”，到澳门载运中国侨民。再三恳求下，父亲终于同意。这年5月2日，13岁的孙中山随母亲，先乘帆船到澳门，再由澳门乘英轮赴檀香山。孙中山后来在给别人的一封信里提及此行对自己的影响：“13岁随往夏威仁岛(注：当时译名)，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这时的夏威夷还是一个君主制国家，叫夏威夷王国(Hawaiian Kingdom)。1894年7月4日，夏威夷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Hawaii)成立，欧瓦胡岛上的火奴鲁鲁为其首府。这里处于中西方文化交流与碰撞最前沿，也给少年孙中山带来最初、也是最强烈的思想振荡。

　　到檀香山不久，思家心切的杨夫人先返回故土，孙中山则被安排到孙眉在茂宜岛茄荷蕾(Kahului)开设的商店当店员，学习记账、珠算和当地楷奈楷人的方言。孙中山很快发现自己对呆板的买卖毫无兴趣，遂向哥哥提出上学的想法。孙眉虽然只在家乡读了4年私塾，仅粗通文义，但他对教育极重视，因而对弟弟的请求欣然应允。

　　这年秋天，孙中山进入火奴鲁鲁英国基督教圣公会主办的意奥拉尼学校(Iolani School)，入校时的名字还是父母为他最初起的——“孙帝象”。创办于1862年的意奥拉尼学校是夏威夷历史上最早的一所，如今也是夏威夷最有名的私立学校。意奥拉尼学校原本的目的在于栽培原住民，特别是王室或部落酋长等贵族的子弟。由于西方人、中国人、日本人大量移入夏威夷，这所英国与美国传教士所办学校，很自然也招收部分移民者的小孩。孙中山1879年9月入学，同年有10位中国学生在该校就读。学校教师几乎全为英国人，收费也高于其他学校，每年学杂费150美元，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孙中山在这所学校读了3年，连同生活费用自然是笔不小的开支。

　　孙中山入学时，课已开过了两星期，并且他完全不懂英文。细心的老师将他安排在课堂里旁听一段时间，并单独辅导他英文字母和语法知识。孙中山很快就可以读英文课本和用英文写作文了，他对数学也很感兴趣。

　　3年后中学毕业时，他获得全班英语语法第二名。1882年7月27日，学校在圣安德鲁大教堂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当时夏威夷的国王卡拉卡瓦(King Kalakawa)，王太后爱玛(Queen Emma)和公主莉莉奥库兰尼(Princess Liliokalani)皆出席，孙中山在典礼上接受了国王亲自颁发的奖品。这也被当地华侨视为一个极大的光荣。

　　意奥拉尼是所教会学校，《圣经》是必修课，早晚两次祈祷，星期日则要去圣安德鲁教堂做礼拜。孙中山受基督教影响很大，从中领悟了许多道理，这对他日后提出平等、博爱、天下为公等思想有深刻的影响。而西学教育和当地良好的社会秩序，在少年孙中山的人生观形成中播下了民主思想的种子。

　　意奥拉尼学校的读书经历，是孙中山对西方历史及西方制度的第一次体验。在意奥拉尼学校的大教学楼前，还有一座少年孙中山铜像。学校也以出了孙中山这样一位伟人为荣，校方说：“我们很愿意和学生讲孙逸仙博士的故事。”

　　从意奥拉尼学校毕业后，孙中山先回到大哥的店铺帮忙。几个月后，又按捺不住继续求学的心思，经孙眉同意，1882年秋天，他再次去火奴鲁鲁，进入美国人办的欧瓦胡学院(Oahu College, Honolulu)的大学预科班。孙中山在这里读了两个学期，学校至今还保留着他当时缴纳的55美元学费的记录。

　　进入欧瓦胡学院时，孙中山仍使用“孙帝象”这个名字，以至在后来很长时间内，学校并不知道孙中山是他们的杰出校友之一。“也是最近几年，我们才知道，孙帝象原来就是孙中山。”校方人员介绍说。有趣的是，出生于火奴鲁鲁的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读过的普纳荷学校(Puhahou School)，前身即欧瓦胡学院。而孙中山当年读书时的两层小楼至今仍在使用。“孙中山在这里读书时，普纳荷全校只有158个学生，他所在的班级共有32人，其中有3名中国人。”孙中山的同学中，包括当时的夏威夷王子库伊奥(Kuhio)。

　　普纳荷校园里有一棵酸子树，如今已长至两层楼高。果实的外壳似花生，但比花生大。剥开，里面漆黑发黏，其味酸中带丝甜意。当年孙中山就是坐在这棵树下，把酸子当零嘴吃。回国时，他将其种子带回乡，种在自家院前。如今种子已长成大树，叶密苍翠，仍守候在故居旁。

　　叛逆的17岁年纪的青少年孙中山，很自然地与兄长孙眉发生冲突。在意奥拉尼读书期间，孙中山就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被基督教影响，很虔诚地参加各种教会活动，有了受洗礼入教的念头。但这遭到孙眉的强烈反对。孙中山还将孙眉挂在厅里的关帝画像扯下来，告诉农场职工，关云长只不过是三国时代的一个人物，死后怎能降福于人间，消灾治病呢？生了病应该请医生治才是。气恼的孙眉于是暗地里通报父亲，要把弟弟送回家，严加管教。1883年7月，未满17周岁的孙中山心有不甘地从欧瓦胡学院退学回国，结束了第一次海外学生生涯。

　　在檀香山的4年多的西方教育，已经在这个少年心灵深处，埋下了日后为民族前途奋斗的萌芽。孙中山在夏威夷的同窗钟工宇1932年曾向《纽约太阳报》记者戴维斯介绍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在课外常用方言交谈……他告诉我，他想知道，何以英美政府和人民相处得这样好？……有一天晚上，他问我：为什么满清皇帝自命天子，而我们是天子脚下的蚂蚁？这样对吗？我当时无法作答。”

　　从13岁到17岁，正是一个少年价值观与世界观形成的最关键时期。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学堂讲演时曾这样提到这段经历：“忆吾幼年，从学私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于课暇，辄与周围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类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
        革命的起点

　　从檀香山回国后的几年，孙中山辗转于香港和广州之间，学医、从医，结交有志青年，热议国事；而上书李鸿章失败后，他对清政府抱有最后一丝希望的改良梦想，也消失殆尽，从此，他头也不回地走上革命之路。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檀香山作为他革命之路的起点。

　　在郑观应的帮助下，1894年10月，孙中山从上海踏上驶往檀香山的航船。此时的他28岁，再也不是那个负笈求学的懵懂少年。再次去檀香山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拟向旧日亲友集资回国，实行反清复汉之义举”。对此，美国历史学家史扶林分析：在檀香山，“他可以依靠他的哥哥的影响和财富”，除此之外，在檀香山的广东人很多，“对他来说，这个社会是不需要介绍的”。

　　这次距他上次离开檀香山，已经9年，当地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夏威夷1893年发生革命，王后被逼退位，君主制已变成了共和制。那时夏威夷数万华人中绝大部分来自广东，广东人中又有八成是中山人，他们之间直接或间接都是孙中山的亲友邻坊。尽管如此，当时的革命宣传工作极为艰难。有一次孙中山在华埠路过，有华侨指着他的背影叫他“疯子”。孙中山后来在回忆中也不无痛心地说：“不图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在檀鼓吹数月，应者寥寥，仅得邓荫南与胞兄邓德彰二人，愿倾家相助，及其他亲友数十人之赞同而已。”他很清楚，革命需要一个组织，便利用自己的医术边为人治病，边宣传革命的意义。陈少白后来说：“孙先生那时候革命思想很厉害，碰上一个人就要说这些话，就是和一个做买卖的人，也会说到革命。”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及其支持者聚集在檀香山卑涉银行华人经理、基督教教友何宽的家中，举行了“兴中会”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有何宽、李昌、刘祥、钟宇、程蔚南、郑金、黄亮、许直臣、宋居仁等二十余人。孙中山为会议主席，他提议将这个以反清为目的的组织定名为“兴中会”。

　　据《檀山华侨》描述，当那些入会者由孙中山带头，各以左手置于一本打开的《圣经》上，右手举向天时，一个受过较好教育的会员李昌便朗诵誓词：“联盟人×省×县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值得注意的是，这份誓词中用了“合众政府”一词，而不是后来孙中山常用的“共和”。“合众”，即“联邦”或“联合”之意，在美国历史学家史扶林看来，这一提法很显然是以美国的共和形式的政府为蓝本，“因为有理由认为孙中山是在夏威夷最先受到美国的影响”。

　　成立兴中会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将来的中国革命筹款。为此，组织者们煞费苦心地设计了两种筹款方式，一是规定每位会员要捐5块银元；另一种是发行股票，每股10元，承诺革命成功后每股偿还100元。可是人们对此的反应并不像预期那样热烈。客观而言，很多华侨本身就是去美国谋生的，条件并不宽裕，说服他们掏腰包支持在那时看来还虚无缥缈的革命，实非易事。

　　兴中会创始人何宽的曾孙何宇锦至今还生活在檀香山。出生于1950年的何宇锦并未见过自己的曾祖父，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曾祖父的研究。何宇锦说，何宽是通过孙中山的中学同学钟工宇而相识孙先生的，两人一见如故，由此成为孙中山革命最为忠诚的追随者。1931年何宽在夏威夷去世，孙中山的儿子孙科特意向何宽的墓地敬献了花圈。

　　作为兴中会的创始人之一，同时又是在银行供职，为人诚实守信的何宽，自然成为孙中山最为可靠的“财政大臣”，兴中会的一些支票，都要由他跟孙中山共同签字方可生效。据何宇锦介绍，从1894年11月24日到1895年9月2日，先后有112人陆续加入了兴中会，这些人的名字和缴纳的会费，都被何宽保留在了“兴中会会员及收入会银时日与进支数簿”中。根据账本记载，兴中会成立一个多月后，共筹集1388美元，在此关头，此前一直对弟弟的革命活动有诸多阻挠的孙眉慷慨解囊。孙眉以极低的价格卖掉了一部分牲畜，并以当地华人首富的身份，带动了周围20多人，捐赠了5000美元。

　　虽然檀香山的华侨们在提供资金上的反应令人失望，但是他们中的一小部分政治热情被激发。这部分华侨大部分是商人、店员、农民和工匠，他们历来处于传统的中国政治舞台之外，这一次，他们把自己的名字和孙中山的事业联系起来，也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这群人中，邓荫南是其中一位。他本是当地的一位商人兼农场主，在介绍了14位成员加入兴中会后，他更是变卖家产，捐出资金，随孙中山回国参加革命。另一位华侨宋居仁也将自己的餐馆变卖，带着两个有夏威夷血统的儿子回国参加起义，并为国捐躯。

　　争夺阵地

　　1903年10月7日，檀香山的英文报纸《早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则新闻，标题为《著名革命家悄悄抵埠》。副标题是“此人想推翻慈禧太后和她的政府”。

　　这是孙中山第五次造访檀香山。时隔7年，这里的形势又发生了很大变化。自从梁启超到檀香山后，他宣扬的“保皇与革命原属同流”，使很多人都受蛊惑，大部分兴中会会员都转向保皇党。尽管康有为诅咒过那些领导群众起义的“叛徒”、“土匪”，但是保皇派们要恢复权力，保证自己的政治前途，唯一的希望就是借用孙中山的策略——在华侨中募捐。梁启超显然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使命，获得许多华侨捐款，不仅如此，他们还出巨资，赞助出版保皇党的机关报《新中国报》，这张报纸大肆鼓吹保皇，攻击反清革命。在保皇派的猛攻下，兴中会成员减少到只剩下10人，几乎被彻底摧垮。

　　孙中山看到这种情况，决定再一次征服这个群岛，向梁启超的宣传才能及他作为西方政治理论独一无二的解释者的身份挑战。在檀香山逗留期间，孙中山在群众大会上向成千华侨发表演讲，阐明他的革命和共和目标。数千华侨头一次发现了孙中山的演讲才能，孙中山也引起了西方记者的注意，他们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就刊登了演讲的消息。美国作家夏曼(Lyon Sharman)在《孙逸仙》里这样记载：“英文报纸的记者被那位穿着一身亚麻布衣服、剪短了头发的演讲者的洋化了的外貌吸引住了，他的听众都穿着中式服装，留着长辫。在这些新闻记者看来，孙中山不像个狂热者，而是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演说家，他用有力的手势来强调他说的话。”夏曼把孙中山描绘成一个“天生领袖”，当他谴责清政府、说到要竭力效法美国的共和制和选举总统时，听众都为之欣喜若狂。

　　这一次，孙中山还生平第一次利用报纸攻击他的政敌——他把一家老式的中文商业性报纸《隆记报》改为兴中会的党报，本人亲自做主笔，写了《驳保皇报》一文，和《新中国报》展开论战。此时的民心也在发生微妙变化。1900年汉口密谋的失败，此后又没有任何勤王的起义，这些都削弱了华侨对梁启超的信任。与此相反，孙中山轰动一时的惠州起义的尝试和史坚如的奇袭广州衙门，都让华侨对革命的支持态度更转向明确。

　　孙中山与梁启超的关系于是也再难修复。1903年12月17日，孙中山在《复某友人书》中指斥梁启超：“康尚有坦白处，梁甚狡诈，彼见风潮已动，亦满口革命，故旧金山之保皇党俨然革命党”，“今日之计，必先破其戾谬”。他认为梁启超“以一人而持二说”乃是“首鼠两端”，“其所言革命属真，则保皇之说必伪；而其所言保皇属真，则革命之说亦伪矣”。

　　兴中会与保皇党，实际上开始了在华侨中争夺政治影响和经济支援的严厉对抗。当时一家报纸提及：“康同璧女士(注：康有为之女)及欧某至各埠游说运动，务以拒绝革命党为事。而孙逸仙医生亦遍游各埠，意在解散保皇会，并欲筹饷50万金云。”

　　那时孙中山的名望仍然比不上他的对手——1904年底，康有为穿着紫色袍褂来到美国。在华盛顿，他获得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接见。在费列得尔菲亚市，穿着蓝色漂亮军服的保皇会两个连的候补士官生，手持黄龙大旗和美国星条旗做他的随从护卫，雇用的军乐队为他开路，沿途保皇党徒大放鞭炮，夹道欢迎。不过，在孙中山的猛攻下，保皇派对檀香山3年之久的垄断终于被打破。孙中山展现出来的革命气魄和个人魅力，也为他本人和革命运动赢得了更多的尊敬。

　　秘密社团

　　旧金山唐人街新吕宋巷36号，是一栋稍显破旧的3层小楼，门口的台阶逼仄得仅能容纳一人上行。很少有人知道，这座不起眼的小楼，当年却与遥远的中国革命有着不可小觑的关系。这里便是五洲洪门致公总堂，它的前身是洪门致公堂。

　　1896年6月18日，30岁的孙中山独自一人从檀香山乘轮船抵达三藩市(旧金山)。这是他首次踏上美国本土。他向所遇到的华侨继续积极鼓吹反清革命，但他的宣传未获得积极响应，欢迎革命的，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而已，而且很多人认为孙中山“谋反”是大逆不道，“视为蛇蝎”，甚至连筹措旅费也遭到了华商们的拒绝。一举一动受到监视的孙中山察觉了自己的危险处境，停留了3个月后，他远赴英国。

　　可是，这一次美国大陆本土之行，也让孙中山有了另一个收获——他发现美国有一个历史悠久、规模庞大的民间社团，这就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洪门会馆，也就是俗称的致公堂。孙中山的舅舅杨文纳很早就到美国淘金，熟知这里华人情况的他向孙中山建议，北美系保皇会发源地，“倘不与洪门人士合作，势难与之抗衡”，力劝孙中山加入洪门。

　　致公堂大佬黄三德，也是美国华人的一位传奇人物。出生于1863年的黄三德是广东台山人，15岁时到美国谋生，1893年被推举为三藩市致公堂盟主。旧金山致公堂是美洲各埠洪门分堂的总部，其在华人中的影响力不容小视。黄三德后来著有《洪门革命史》一书，据其自述，1903年，由他先写介绍函，寄到檀香山的洪门组织——国安会馆，允许孙中山加盟。1904年1月8日，通过兴中会元老钟木贤作保，孙中山在檀香山国安会馆宣誓加入洪门，并被封为“洪棍”(洪门称“元帅”为“洪棍”)，跻身洪门致公堂的要职。夏威夷国安会馆曾保存了孙中山入会日期的档案和保荐人的数据，这份珍贵档案却因近些年数度搬迁而不慎遗失。

　　如今，在五洲洪门致公总堂内，依然完整保留着孙中山的书房。陈列有孙中山曾经使用过的桌椅、印泥、保险箱等物品，以及他与致公堂大佬黄三德等人往来的信件等。鲜为人知的是，除了孙中山之外，当年还有大批仁人志士曾经秘密加入洪门致公堂。据致公总堂会长周国祥介绍，这其中就有孙中山的革命盟友黄兴，以及大名鼎鼎的蔡锷、蔡廷锴将军，而黄花岗72烈士中，有68位是洪门兄弟。

　　加入洪门不久的孙中山马上就得到了很现实的帮助。1904年3月31日，孙中山搭乘“高丽号”，再次离开檀香山前往旧金山。早在1882年，美国议会通过“排华法案”，禁止华工入境，华人没有必要的证件不能进入美国。为了能在美国推广革命活动，孙中山不得不设法取得美国护照。1904年3月，在他第二次前往美国本土的前夕，由哥哥孙眉、舅舅杨文纳这些亲友作证，申领了一份夏威夷出生证明——1866年出生于香山翠亨村的孙中山，称自己是1870年11月4日在夏威夷出生；11月13日，在向法官宣誓后，他领到了一个美国岛属居民所持之护照。

　　经过一周的海上漂泊，4月6日，“高丽号”到达旧金山。可是孙中山一上岸便被美国海关以手续不符等理由扣留。个中原因，一种说法是与孙中山激烈论战的保皇党担心孙中山一旦抵达美国大陆，会给那里的同党带来更大的麻烦；另一种说法是清朝皇室贝子爱新觉罗·溥伦率团到美国参加圣路易斯世博会，清官员担心孙中山“闹事”，因此令清廷驻旧金山领事何祐阻挠。何祐立即照会美国海关当局：以保全清、美两国邦交，请禁止将于某日抵埠的中国乱党孙某入境。当海关查知孙中山所持的是夏威夷出生证，表示按照法律难以禁止的时候，他们又极力说明孙中山是广东香山县人，所持护照，必是伪造。这样，孙中山便被困在码头上的木屋里，等待处理。

　　小木屋简陋，与外界完全隔绝。有一天，孙中山无意间从他人那里借到一份侨报《中西日报》，见上面写有“总经理伍盘照”的字样。他猛地回忆起1895年从香港逃离时候，基督教教友杨襄甫、左斗山两人，曾特地写信给旧金山《中西日报》总经理伍盘照，请他念同教的友谊，对孙中山予以照顾。这封信孙中山暂时没用上，仍留在皮箱里，他立刻根据报上地址写了个便条，让一位西洋小报童送到《中西日报》。伍盘照收到信后，马上按信封英文地址赶到木屋去，那时，伍盘照还兼任清廷驻旧金山领事署顾问，领事何祐经常向他请教对外事务。伍盘照一方面正告何祐：孙中山系革命党，不能指为乱贼，请勿激起众怒；另一方面，又去拜访旧金山致公堂大佬黄三德、英文书记唐琼昌。

　　危急时刻，黄三德立即组织营救。他先以自己的名义拿出500美元做保证金，保释孙中山，又花5000美元聘请当时檀香山著名律师何利为孙中山上诉。据黄三德在《洪门革命史》中回忆，官司一直打到华盛顿最高法院，经过17天的审判，最终获胜诉。1904年4月28日，美国政府工商部电告旧金山海关，批准孙中山在美居留。使孙中山索性甩开了各种顾忌，在美国公开从事革命活动。

　　孙中山脱险后，向黄三德表明：此次来美目的，是要发动华侨捐资支持革命运动。黄三德表示全力支持，并亲自陪同孙中山到全美各埠发表演讲。1904年5月24日，孙中山与黄三德从旧金山出发，开始赴美国各地对洪门会众进行注册和宣传活动。据中国社科院所编的《孙中山年谱》，所到之处，黄三德必“开台演戏”(洪门称招收会员拜盟行礼为“开台演戏”)，孙中山则发表演说，阐扬反清革命宗旨，驳斥保皇谬论。每到一处，黄三德必介绍孙中山与各埠的华侨领袖相识，以扩大革命影响，建立孙中山的威信，其中，美洲另一华侨组织安良堂的侨领司徒美堂就是在黄三德的介绍下认识孙中山的，从此，司徒美堂也成为忠实追随孙中山的华侨领袖之一。

　　不知为何，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与黄三德的关系却日渐疏远。有学者认为，是黄三德自恃功高，数次向孙中山跑官要官，孙中山没有应允从而引发矛盾。也有研究者称，革命成功后，黄三德希望将洪门致公堂在国内立案，注册登记成为一个公开的合法组织，进而参政议政。当时孙中山并没有答应，这使得两人渐行渐远。再后来，黄三德听从建议，同意成立致公党。不过孙中山在日后否认洪门与革命的关系。

　　为革命筹款

　　“在孙博士壮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募集革命资金的工作，明显地成了他的主要职业。”研究孙中山的美国历史学家韦慕庭对孙中山做了这样的评价。武昌起义爆发前，孙中山本打算亲自赴南洋各国去筹款，但因从事革命，许多国家都拒绝他入境，使孙中山在南洋一带难以立足。加之，此前南洋各地华侨革命党人多次为革命起义捐献大笔款项，“大有接应不暇之势。出钱者因多叹元气之未复，劝捐者亦殊党开口之为难也”，所以孙中山只得将筹款重点放在美国。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曾四度到美国本土，为革命奔走呼号，并在华人华侨中积极筹款。

　　为了筹款，孙中山也设想了好多形式。韦慕庭在《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里写道，其中一个计划是建立一个总部设在旧金山的中华实业公司，“这个公司打算筹集资本100万元，以1万股为限，每股百元”。孙中山许诺，中国的投资者在“将来革命成功后，专承办开矿，专利十年”。可是这个计划最终失败。

　　在洪门的帮助下，1911年7月，就在孙中山最后一次来到美国本土期间，黄三德与孙中山联手成立了洪门筹饷局，帮助孙中山一路打通海外筹款的通道。根据章程，不管是谁，凡是在革命成功之前捐助的，皆得列名为“优先国民”，他日革命成功，概免军政府条件之约束，而入国籍。筹饷局的成立，使得海外筹款活动掀起了一个新高潮，仅仅几个月，便筹款接近15万美元。当时，孙中山仍属于清廷通缉的要犯，黄三德在洪门内部下达密令，要求致公堂各分堂全力保护孙中山的安全。而辛亥革命爆发那天，陪同孙中山一起去丹佛的黄芸苏，正是致公堂另一位负责人。致公堂当年发出的筹饷公告中还提道：“现经印就捐册，寄呈各埠，后派演说员两队，孙文大哥、黄芸苏为一队，周游美国之北。”

　　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当年为了革命活动方便，而谎称自己出生于夏威夷的经历，最近一段时间被不少媒体热炒，甚至有人撰文耸动地称，辛亥革命后，中国人选了一位“美国人”做总统。实际上，孙中山获得的美国公民身份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1908年，孙中山偕胡汉民等人从新加坡前往曼谷，在华人华侨中宣传革命。当时的暹罗(即泰国)当局迫于清政府压力，要将他驱逐出境。孙中山以自己是美国公民为由，在会见美国驻暹罗公使汉米尔顿·金时，要求保护。汉米尔顿·金随即将此事电告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卢特。1909年3月11日，美国国务院电复汉米尔顿·金，认为孙中山不符合美国公民资格，不能取得美国护照。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在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公民。

　　孙中山主要的、不断的资金支援来源，就是海外华侨，其中就包括为革命几乎耗尽家财的兄长孙眉。在夏威夷以经营稻米起家的杨然，是当地的百万富翁，民国成立后曾捐巨款帮助孙中山。其子敬仰孙中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杨仙逸，他立志航空救国，积极帮助孙中山向世界各地的华侨募捐，购买了12架飞机(其父捐献了4架)。回国后还亲自动手装配了第一架国产飞机，以宋庆龄的英文名字“罗莎蒙德”(Rosamonde)命名。宋庆龄不顾生命危险，亲自登机试飞，揭开了中国航空史的第一页。被孙中山誉为“中国航空之父”的杨仙逸后在奉命东征叛军陈炯明时不幸遇难。此类感人的华侨支持革命的故事不胜枚举。据历史学家研究，辛亥革命之前，在五大洲的华侨人数约800万，他们在世界各地遭受的歧视和不平等待遇使得他们迫切希望祖国强盛，愿为推翻清朝统治，民主救国不遗余力。所以，孙中山曾不无感慨地说：“华侨是革命之母。”■  

寻找30岁之前的孙中山

 

　　医生、牧师、商人、买办，30岁前的孙中山可以有多种选择，体面而且安全。他也可以在一处通商口岸写文章批评政府，倡导改革，用温和的方式参与政治。但是他却选择“造反”，进而革命。

　　29岁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海外，开始了革命家的职业生涯。

　　与众不同的房子

　　20世纪20年代，民国政府曾为孙中山的故乡——香山县翠亨村——进行了一次航拍。这张照片至今还保存在翠亨孙中山纪念馆中。从高空俯瞰，翠亨村呈一个不太规则的正方形，被四周农田水塘包围，房子如小盒子一般整齐排列。人们很容易在村子的西南角找到孙中山的故居，因为它实在是太特别了。

　　这栋二层小楼有很多地方迥异于当时的岭南农村习俗。首先是它的朝向。广东人建屋，讲究背山面水。翠亨三面环山，东面朝海，为珠江入海口，整个村庄的朝向就是坐西朝东，村民的房子也都把门窗开到了东面，方便海风吹进来。全村中，只有孙中山的房子是反过来的，原因在于，孙家西面是一片树林，凉爽宜人，孙中山觉得向西环境更好，也就因地制宜改了方向。

　　其次，孙家的门窗非常多，共有大小门22个，大小窗户和天窗26个。传统民居的大厅正梁下是不开窗户的，但孙家就开了4个窗户。常见的岭南人家，窗户并不多，从风水的角度上说，门窗多了不聚财。而孙中山却一反传统，他认为窗户多利于空气流通，尤其房子的西晒强烈，增加南北空气对流和采光，可以减弱湿热，对健康有好处。

　　楼门正中的装饰，最上的图案为太阳，象征日月长明，而下面雕绘一只口衔圆形方孔钱的蝙蝠，这是中国传统的吉祥装饰图案，名为“蝠鼠咬金钱”，寓意福、禄、寿全。但中山先生却把蝙蝠的翅膀改为鹰翅，造型奇特。

　　整座楼外形是西式的，正面是欧式的廊柱，上下建有骑廊和拱门，漆上赭红色，也不是传统的灰白色。建筑外形轻快明亮，欧风洋溢。而走入内部，却发现与本地传统民居没有差别，青砖墙、硬山顶，大厅中间设有雕刻精美的神龛。按当地传统，神龛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供奉观音菩萨，下层供奉祖先牌位。但因为孙中山与元配夫人卢慕贞都是基督徒，所以神像和排位也就撤去了。只有墙上贴着“檀山顺利”的红纸，为远在檀香山的亲人祈福。

　　神龛之下、隔扇屏风之后的房间，当地人称为“神后房”，是孙中山的母亲杨氏的居所。正厅左侧为上，是大哥孙眉的房间，右侧是孙中山的卧室，卧室后是小饭厅。二楼有孙中山的书房、小客厅、客房。后援后来还加盖了厨房、浴室、厕所及储藏室。小小的浴室内，安装了孙眉后来从澳门带回来的搪瓷浴缸。

　　这样“内土外洋”的建筑，当地人形象地称之为“西装楼”。翠亨村内，只有另一位钱姓华侨盖了类似的房子。

　　1892年，在檀香山经商的孙眉汇款回乡，弟弟孙中山设计了这座奇特的房子，并由附近下栅乡长福号承建。根据保存下来的主体建筑的工料单看，孙宅当时共花费了934两7钱2分银子，尚不包括砖、瓦等原材料。房子建好后，孙中山写了一副对联挂在门口——“一椽得所，五桂安居”（五桂山是当地最高峰）。与实际花销相比，这不过是个自谦的说法。

　　从上世纪30年代起，翠亨的孙中山故居就被政府保护起来，由其二姐孙妙茜照管。直至今天，孙中山纪念馆的范围不断扩大，已经囊括了大半个古村。纪念馆买下了周边很多村民的老宅，维护着这个岭南古村的面貌。村子的东侧还保留有一段围墙，墙上布有射击孔和哨口，是当年为了抵御盗匪而建。

　　这座红色的房子，很可能是孙中山一生中唯一自己设计的建筑。当年他26岁，即将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他后来在《建国方略》中阐述“知易行难”时专门举了“建屋”的例子，认为建房子必须要考虑好经济、物理、卫生、社会心理等种种因素。
   翠亨村的两个世界

　　如果没有孙中山，也许翠亨村只是历史上一个微不足道的地方。即使在《香山县志》上，也仅有寥寥数语的记录。后来研究者，能依靠的史料只有3次修整村庙的碑文，以及村民口述。

　　现在的翠亨村位于中山市的东南20多公里。孙中山后来回忆说：“文乡居香山之东，负山濒海。”翠亨是个小村，坐落在布袋状的山谷中，当年有六七十户人家，人口约200人。附近都是客家人的村子，只有翠亨周边的两个村是讲白话的本地人村落。尽管长期以来，土客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双方也极少通婚，但翠亨与客家人尚能和谐相处。

　　翠亨旧称“蔡坑”，广东话读起来近似于这个发音。村内主要姓氏包括杨、陆、冯、孙、陈等几家。据说陆氏是最早迁入的宗族，孙中山的挚友与同志陆皓东就是陆家人。而村内则数杨氏最富有，势力最大。目前村内还保存着杨贞义、杨启文、杨汉川的大宅。每次修村庙，杨家也是出钱最多的一族。孙中山青年时代的好友、“四大寇”之一杨鹤龄就是杨家人。聚会地点，就是杨家在香港的商号和澳门的居所。

　　孙氏家族在翠亨并不是大族，人口最多时候也不到10户，世代以务农为生，村里也没有建祠堂。据翠亨的《孙氏家谱》记载，孙中山的先祖先后由东莞上沙乡，迁入香山县的涌口、径仔蓢和翠亨。

　　村民居住的地理分布也显示了宗族的地位。陆家来得最早，聚集在村庙周围；杨家势力最大，占据了村中轴线“正街”的两侧。而孙家则偏居于村子的西南。

　　与杨家相比，孙氏宗族的经济能力要逊色很多。一本孙氏家族活动祖尝（公共财产）账册保留至今，上面记载了1848～1852年的花销。孙氏家族基本上每年都会有若干聚会，包括“隔年”、“清明”等活动，每年的族事支出也不过几两白银，家族用米不过一两斗，可见人口不多。从聚会的菜单上看，主要包括猪肉、咸鱼、塘鱼、虾米、鸭蛋、蔬菜、咸菜等，这样的菜色在当时农村也算不上丰盛。广东人爱吃鸡，讲究“无鸡不宴”，但账册上却没有鸡。

　　翠亨向南约10公里的唐家湾金星门是一座古老的港口，清中叶起就有外国船舶在此停靠。尤其是在西南季风期间，此处便成了珠江口外洋船主要停泊地点。因此，翠亨的村民对于洋人也并不陌生。翠亨村的南面村路直通澳门，1927年后修起了汽车路，从县城的石岐镇直接联通到澳门拱北海关。

　　翠亨也是个侨乡。孙中山后来曾如此描述故乡：“地多沙石责，土质石尧劣，不宜于耕。故乡人多游贾于四方，通商之后颇称富饶。”在海外，檀香山（夏威夷）是香山人的主要聚集区。主要是由于广东的甘蔗种植和水稻技术比较先进，檀香山初期最发达的蔗糖业、稻米业和蔬果业都离不开华人的贡献。另一个香山人吴铁成甚至说：“吾侨之于檀香山，无异于哥伦布之与新大陆。”

　　民国初年，翠亨村在檀香山的华侨已达到了百余家，在海外谋生者已经超过了国内的村民。为了谋生，翠亨村民们前仆后继漂洋过海，其中就包括孙中山的两个叔叔，以及他的大哥孙眉。

　　浏览香山的历史，很容易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香山县的石岐镇是一个分界线。石岐及西北，尤其是小榄、古镇、濠头、大涌、长洲、沙溪等地区，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冲积平原的分界线上，地方豪强众多。他们通过修祠堂、建立宗族、推行儒家文化，培育子弟猎取功名等传统手段，建立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从而确立宗族与地方的权势。他们有自己的武装、控制粮食生产，开展贸易。而香山的科举成就集中在东北部。小榄一地，明清两代的文武进士就有50多人。

　　现存《香山县志》的“选举”、“宦迹”、“列传”、“艺文”各卷中，都没有出现过翠亨人的名字，也没有什么翠亨人撰写的诗词歌赋。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来翠亨村调查时，孙中山胞姐孙妙茜和陆皓东的族侄陆华兴表示：“翠亨乡原来文化不甚发达，总理前少文人，总理出生后读书人也不多，总理蒙师仅一老塾师。”

　　无论从地理还是文化上，位于香山东南的翠亨都是一个化外之地。它处于中央权力系统的末梢，村民向外的联系与动力甚至强过了对于传统中央的依附。

　　孙中山在林百克撰写的《孙逸仙传记》中谈道：“直到我13岁离开中国到火奴鲁鲁的时候，我记得没有听见说北京是皇帝权力的中心，不过知道翠亨村是与香山有关的，香山是我们翠亨的县城。……香山是权力最后的地方，所以他们以为北京是同我们没什么关系的。”

　　对翠亨人来说，作为“朝廷”的中央政权只意味着横征暴敛，除此以外什么都不是。交税是双方之间的唯一关系。

　　与孙中山生于同一时代的陆灿也曾回忆说：“因为偏远，在满清统治的时候我们也享受着一定程度的自治。满清官员和征收赋税的官吏时不时会出现，并给我们带来烦恼：他们用苛刻、横暴的手段对待我们。有时仅仅为了娱乐就放火烧掉茅屋的屋顶；但更多时候，地方官员只要我们缴纳每年一次的田地赋税，就放任不理了。村子太小，所以他们都懒得管——那时在广东，像我们这样规模的村子数以百计。”

　　对很多翠亨人来说，外部世界所产生的离心力远远超过了内部世界的向心力，疏离感强过凝聚力。在中国巨变的前夜，翠亨——这个被中央遗忘的小村庄——就站在了两个世界的分隔线上。

　　“番鬼仔”

　　孙中山出生于1866年11月12日，他的母亲给他起名孙帝象。通过这个名字，家人把他同村神“北帝”“上契”，当了“北帝”的“契仔”（干儿子）。村子里很多人的名字中都带“帝”，希望可以得到北帝的保佑，健康成长。而另一方面，孙中山故居的研究人员李宁告诉我，“这也反映了翠亨的遥远，取名也不需要有太多的避讳”。

　　孙家祖辈还有十几亩地，到了父亲孙达成一代已经破落，日子过得艰难。孙达成年轻时去澳门学徒当鞋匠，30多岁才回乡结婚。他一共有6个子女，其中两个孩子夭折，孙中山排第五。我们看到村子第三次修祖庙的碑上，记录着孙达成捐了1元钱，这个数目是所录男丁捐款的最低额。孙中山是穷人出身，自小干了很多农活。宋庆龄后来回忆，他小时候很少穿鞋子。

　　从流传下来的故事看，孙中山小时候的脾气就强硬，胆大而倔强，特立独行。他经常打架，还会把别人的锅砸了，有一次在私塾打架，竟然被撞晕了过去，醒来后也不喊疼。

　　孙中山出生时，太平天国运动已近尾声，然而民间的反满情绪却日益高涨。鸦片战争后，珠江三角洲匪患肆虐，“白昼成群”。盗匪之外，近代天地会、三合会等秘密结社在民间广泛流行，各地会党起义此起彼伏。因为广东是南明政权活动的主要地区。清初入关后，就在广东进行残酷的镇压。康熙元年至二十三年，广东五县沿海人民迫迁事件，使得“沿海边民，惨极荼毒，或被戳而尸骸遍野，或被掳而骨肉星分，或被横征而典鬻妻儿，颠连万状，罄竹难书”。

　　18世纪中期后，底层游民的秘密结社组织天地会逐渐在华南各地广泛传播，后又随着华人迁移海外而传播到东南亚、美洲、大洋洲各地。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标榜，成为下层民众反抗政权的组织手段。

　　就在孙中山出生前不久，1854年广东爆发了“洪兵起义”，香山成为清军、地方团练与洪兵厮杀的战场。他在村塾读书时，“教师为洪杨中人，尝从容讲演当年历史，有太平天国败亡后，仅存一老军者，亦尝至塾中伴谈，所言尤多感慨”。

　　这种反清的社会情绪，如同一粒种子深深植入了少年孙中山的内心世界，他对清政府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都产生了疑问。传统忠君思想，对他并非天经地义。

　　孙中山的美国顾问林百克（Paul Myron Linebarger）曾多次与孙中山对谈，在他所写的《孙逸仙传记》中记录了孙的两件童年往事。一次孙中山目睹水盗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了村中的一户华侨。还有一次，官府抓捕了村内最富裕的杨家三兄弟。

　　但孙中山并没有将矛头指向水盗和杨家三兄弟，而是直接对准了清政府。“为什么这个侨商，冒了生命危险挣到诚实的金钱，洋人允许他带回来的，在中国竟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在林百克的笔下，早熟的孙中山开始考虑一些极为深刻的问题，比如思考民众、政治与权力的关系，甚至怀疑权力的合法性。林百克记录道：“他注意到权力的意义。谁把打人锁人的权力给残暴的官吏的？……”这似乎与他的年龄并不相符。

　　但孙中山还是有了自己的答案——因为这是满族人的政权，而不是汉族的。也许孙中山未必是天生的革命家，但他一定是个天生的叛逆者。

　　孙中山小时候没看过地图。有个同学告诉他镇上挂着一幅世界地图，但他从来没有机会去看过。不过他知道中国不是天下，南面的金星港就停泊着洋人的轮船，华侨也带回了海外的信息。今天，金星港所在的唐家湾已经成为珠海市的一部分。

　　大哥孙眉在夏威夷的发展给贫困的孙家带来了转机。1879年，孙中山和母亲一起出洋前往夏威夷。这13岁的孩子来到了澳门，登船出海，此前他还没去过家乡20公里以外的县城。

　　后来林百克问孙中山，在船上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孙中山回答是一根铁梁，由于这跟铁梁太重只能用机械安装，设计师一定是个天才。“外国人所做的东西，我们中国人不能做。吾立刻觉得中国总有不对的地方了。”

　　尽管孙中山曾经读了几年私塾，但从他登上远洋的轮船后，此后西方成为他知识的主要来源。“夏威夷之行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将成为孙中山，而不是第二个洪秀全。”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丘捷告诉我。

　　兴中会的早期成员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认为，夏威夷之行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源头。“把一个地大物博的中国，闹得竟不及人家一个小国，孙先生伤心之余，以为国家为什么这样衰，政府为什么这样糟，推究其故，就是政府的权柄握在异种人——满洲人手里。如果拿回来，自己去管理，一定可以办好。”

　　孙中山当时不可能知道革命的内涵，但在夏威夷的所见使他经历了第一次剧烈的思想震动。当他返回村庄后不久，就干出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他和好友陆皓东破坏了村庙“北帝”的神像。

　　岭南的传统乡村是一个神佛满天的世界。北帝、天后、金花、武侯、八仙、观音……各式各样；家中有门官、灶君和财神。从翠亨村东面村口进村，第一座建筑就是村庙——北极殿。村民也称之为“祖庙”，里面供奉的“北帝”是整个村子的守护神。

　　北极殿始建于清康熙年间，是一座青砖墙、硬山顶的建筑，有两进三开间。与寻常的乡间小庙没什么不同。殿中供奉着村神北帝、天后娘娘和金花夫人。上世纪70年代，翠亨的村庙毁于“文革”。如今只能看到一小方地基，上面还插着香烛。

　　北极殿在翠亨社会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北帝”划分了人的身份。在翠亨只有加入村庙，才算是“翠亨人”，获得“村民”的身份。新出生的孩子，在缴纳了“户丁银”后，才算入了庙，成为“翠亨人”。而村庄唯一的历史档案，就是3次修庙所立的碑。从某种意义上说，孙家也是“北帝”的“受惠”者。当年孙眉外出求生，在上海与檀香山间举棋不定，就在北帝前问卜，卜出的结果是去檀香山。

　　孙中山认为村民们信仰北帝，是愚昧而迷信的表现，焚烧金银纸宝，游神集会，浪费钱财，百无一用。他和陆皓东跑到庙里把北帝的手指掰断了，然后对村民们说：“它自己都保护不了自己，又怎么帮助我们？”

　　1944年7月，孙中山的元配妻子卢慕贞在接受中华福音电台全国总会总干事李观森的采访，口述孙中山事迹时也说，孙中山因拟入基督教被哥哥孙眉送回家乡后，见村民崇拜偶像，甚感痛苦，就劝他们说：“你们不要跪下叩拜人手做的木头泥土菩萨，他们有眼看不见，有口不会说，有脚不会走，有手不会动，崇拜他们有什么用处呢？你们应当崇拜创造万物宇宙的主宰上帝。”

　　不管怎样，孙中山和陆皓东的举动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孙也被村民叫做“番鬼仔”。他们都无法在本村立足。陆皓东去了上海电报学校，而孙中山则去了另一片广阔天地——香港。

　　上环的华人启蒙运动

　　1883年冬天，孙中山来到了香港，怀里揣着夏威夷圣公会主教的介绍信。他身材不到1.7米，面容清瘦，头上戴着圆形帽子，脑后留着辫子，穿着中式长袍，外面套了一件小褂，意气风发。香港卫城道上的孙中山纪念馆的铜像，就塑造了国父初来乍到的形象。

　　孙中山在维多利亚港下了船，沿着中环的斜坡路而上，来到了必列者士街2号——香港公理会福音堂。接待他的是喜嘉里牧师（Charles Hager）。公理会福音堂是一座3层的建筑，孙中山住在二楼的教友宿舍。这是他在香港第一个落脚点。今天，福音堂早已迁到了楼梯街5号，现址成为一座菜市场，对面是著名的西餐厅Oolaa。

　　30岁前的孙中山，在香港度过了8年多时光，读完了中学和大学，这是他生命中最关键的一段时期。

　　当时的香港一张白纸好画画，欣欣向荣，活力四射。1842年香港开埠后成为自由港，北岸的维多利亚城开始兴建。今天半山坡的荷里活道是香港的第一条城市马路。1860年皇家医院建成使用，1869年香港大会堂建成，里面包括图书馆、博物馆和大剧院。孙中山到港的1882年，香港皇家天文台恰好落成。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广州以上聚集地“十三行”被焚毁，英商开始前往港岛中环地区，包括太古洋行、太平洋行、香港大药房（屈臣氏）、渣甸洋行（怡和洋行）等。1845年东藩汇理银行开业，到1865年香港已经汇集了11家银行，开始成为东亚的金融中心。1889年，香港政府通过条例，声明中国政治犯不在引渡之列。于是这块南中国的弹丸之地，成为最近的一块自由新大陆。与之相对应的，一场在华人中的启蒙运动在上环拉开了序幕。

　　物质文明的快速发展与司法独立，吸引了大量人口流入，尤其是华人与华侨的聚集。1891年，香港居民达到了20万人，其中97%是华人。英国人以中环为中心居住，华人则在上环建立了华人社区。

　　今天港岛北部，中环、金钟一带是香港最繁华的街区，也是金融与商业中心。“英国殖民者占据香港后，在中环兴建了总督府、政府大楼、圣约翰教堂以及后来的汇丰大楼，军队驻于东侧的金钟，而华人则聚居在中环西侧的上环地区。”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教授李金强对我们说。

　　来到香港的华人先后聚集在下市场（乍畏街、文咸街）、上市场（鸭巴甸街以西，荷里活道以北，九如坊与歌赋街一带），以及太平山区（谁坑口以东、太平山街一带），就是今天的上环。当时位于文咸街的南北行，为华商进出口的批发贸易中心。内地来的货物在这里集散，然后转运至各地唐人街、东南亚、美洲、大洋洲。这里华人的商业中心，与洋商集中地中环地区形成双峰并峙，是香港的经济核心地带。

　　至今，文咸街连接德辅道一带仍是海鲜、干货的品批发市场，大小店铺鳞次栉比，鲍参肚翅琳琅满目，腥气扑鼻，是游客必去的一条购物街。

　　香港华人的经济力量日益强大，华人自己的社区开始形成。荷里活道中断的“文武庙”就成为华人的社区中心。文武庙里供奉着关公和文昌帝，华人集资在此办义学，讲授四书五经，华人之间的纠纷也常在这里解决。文武庙保存至今，虽然规模很小，但香火依旧繁盛。1872年华商、买办又集资在文武庙以西的普仁街兴建了“东华医院”（中医院），并拜神农氏。于是，传统华人社区以商业、信仰、医院、学校等组织模式扎根在上环地区。

　　而与此同时，以华人为宣教对象的基督教伦敦传教会，也在鸦片战争后，从马六甲传教基地转移到了香港。并在上环华人社区旁的士丹顿街及伊利近街的交界处兴建了总部大楼，华人称之为英华书院公会。传教士后又在荷里活道西侧，中环上环交界地区建立了道济会堂和香港西医书院。伦敦传教会最早的传教士理雅各，在荷里活道北面的歌赋街开办了中央书院，传授西方现代知识，培养华人双语精英。

　　随后，一批倡导改革变法的华人机构也在附近设立，《华字日报》最初位于云咸街2号后搬至威灵顿街5号。《循环日报》就位于荷里活道大中华印务局。

　　于是，在今天上环与中环的交界处，华洋社区的结合部，荷里活道东段的上下街区，形成了一批传播西方意识形态、制度的宗教、文化机构。一大批具有基督教背景的华人精英聚集在这里。他们大多出身华侨，在华外生活求学，精通西方语言，思想激进，痛心于国家积弱。他们包括王煜初、区凤墀、何启、胡礼垣、王韬等，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基督教改革者”。

　　年轻的孙中山，就活跃在这个街区。他沿着陡峻的鸭巴甸街上上下下，穿行在荷里活道、士丹顿街、歌赋街、百子里，进出于教堂、学校和医院。那些著名的“基督教改革者”都成为他的交游对象，是老师也是朋友。他思想的天窗由此打开。

　　教会里的高才生

　　到香港后不久，孙中山接受了喜嘉里牧师的洗礼成为一名基督徒。教友登记簿上的名字是为孙日新，取自《大学》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意。他的名字下面有一个受洗者“陆中桂”，就是他的同村好友陆皓东。在香港孙中山纪念馆还能看这份教友簿。“其实原件已经遗失了，现存的是喜嘉里牧师在上个世纪初重新补记的。”李金强告诉我们。

　　不久后在广州，他的师长区凤墀牧师用广东话的谐音将其改为孙逸仙，英文写作“Sun Yat-sen”，这个英文名字也一直沿用下来。

　　拿着夏威夷圣公会主教的介绍信，孙中山首先进入了拔萃书室读书。这所学校最初位于上环东边街，由圣公会建于1860年，以英文授课，专收女生。1869年学校重组，仿照英国公立学校体制，以寄宿为主，招生不分男女、不分种族。入学不久，因为该校以寄宿为主，且女生多，孙中山难有归属感。又加上其父生病，不久就停学了，随后转入中央书院。拔萃书室后改名为拔萃书院，迁至九龙地区，是香港著名中学之一。现址为般含道官立小学，就在乔治五世公园的后面。

　　中央书院当年位于歌赋街44号，距离孙中山寄宿的公理会福音堂非常近，只有不到10分钟的路程。“中央书院是第一家香港官立的英文中学，是香港最著名的中学。”李金强说，“香港中学分中文与英文两个系统。中文学校由原来私塾转变而来，拔萃书室和中央书院都是传教士建立的英文学校。殖民政府为了管制华人，就需要培养一批中英文双语人才。”中央书院后又更名为皇仁书院，搬到了铜锣湾。原址现为“圣公会基恩小学”。

　　1884年4月15日，孙中山进入中央书院高中部读书，登记名字还用“孙帝象”，学号2476。当时全校558人，学生以华人、欧亚混血儿为主。从课程的设置看，以中英双语教学，尤其重视西方历史、地理与自然科学，以及经济、财务知识。

　　“值得注意的是，该校有很多毕业生成为19世纪下叶香港社会贤达之士。如胡礼垣、韦玉、何启、何东、谢瓒泰、黄咏商。”李金强说。他们有的是孙中山的老师，有的成为他的革命同志，还有人成为革命赞助人。温宗尧、王宠惠、陈锦涛都成为孙中山1912年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的内阁部长，唐绍仪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可以说，辛亥革命与中央书院（皇仁书院）有着密切的关系。何鸿燊、霍英东、张五常等近代港澳社会政治、商业领袖也都毕业于该校。

　　1886年，孙中山从中央书院毕业，开始考虑未来的出路。他曾考虑从军和传教，最后还是采纳了喜嘉里牧师的建议——学医。

　　孙中山后来回顾这个选择时说：“以学堂为鼓吹之的，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即利用行医来开展革命工作。孙中山研究者历史学家史扶邻并不认同这种解释。他在《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写道：“和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一样，孙中山为自己民族的处境担忧，但他的决定却表明他还不知道怎样使他的职业同他的新的政治觉醒协调起来。在这个过渡阶段，职业上的雄心和政治上的包袱一直变化不定。”

　　如果还原到历史现场，一个年轻的华侨子弟——基督徒、教会中学的毕业生、懂中英双语——选择医科为发展方向，也顺理成章。“基督教来华主要展开了三项社会工作：教育、医疗和出版。医疗是最好的传教方法。而且孙中山当时热衷宗教，还曾和香港教会去香山传教。选择医学就不足为奇了。”李金强说。

　　孙中山回到了广州，进入博济医院的医校。由于有喜嘉里牧师的推荐，他还被减免了学费，每年只需交20元钱。广州博济医院的前身，是1835年美国传教医生伯驾（Peter Parker）在广州新豆栏街丰泰行第7号创办的“眼科医局”，又称“新豆栏医局”。1856年嘉约翰院长在仁济大街海傍现址购买空的建新医院，改名博济医院。1865年，博济医院筹办博济医学堂，1879年更名为南华医学堂。

　　现在广州仁济路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就是当年南华医学堂的原址。大院中央竖立着一座1935年所立的纪念碑，其正面刻有“孙逸仙博士开始学医及革命运动策源地”17个金字。

　　一年后，孙中山接受了牧师区凤墀的建议重回香港，就读于新创立的香港西医书院。因为西医书院的学习条件更好，香港的社会氛围也更加自由。

　　西医书院由伦敦传道会会友何启出资建立，隶属于雅丽氏纪念医院。何启是香港近代华人领袖，著名律师。为纪念其爱妻，传播西医，造福百姓，何启捐建了“雅丽氏医院”。1887年医院开业后，何启就与朋友商议创办一所西式医校。

　　1887年10月1日，香港各界名流云集香港大会堂，代理总督金马伦将军宣布“香港西医书院”成立。从此，香港乃至整个东亚有了第一所西医书院。何启因对创办该院的卓越贡献，被聘为该院名誉秘书，成为该院管理机构中唯一的一名中国人，此外，何启自该院创立起，担任教授，讲授“法医学”与“生理学”近20年。医学院的建立接受了本地绅商的热情捐助。两广总督李鸿章也成为名誉赞助人。

　　雅丽氏纪念医院及附属西医书院原址位于荷里活道77-81号，它的东侧就是道济会堂。医院、学校和教堂连在一起。1911年香港大学成立，香港西医书院并入港大，成为最初的两所院系之一。100多年过去了，街道房屋已经改建多次，医院和教堂早已不在。现址是SOHO写字楼、手工刺绣点和一家皮包店。道济会教堂迁至般咸道，后来称为合一堂，是香港最著名的教堂之一。

　　西医书院的教师聘请香港的军医和英国的著名医师，除何启外都为英国人。比如康德黎（James Cantline）和孟逊（Patrick Mamson）。康德黎是英国著名外科医生、救伤专家。孟逊在中国工作多年，是早期的热带病学家。西医书院以英语授课，课程内容及编制与英国医学院相同，主要包括自然科学（植物、化学、物理、生理学、解剖学等）及医学（内、外、妇、产、药物各科及临床诊察）。课余时间，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雅丽氏纪念医院的裹伤、文书和配药工作，医学授课分别在手术室、病房中进行。所有科目考试及格后，学校发与“香港西医书院内外科证书”。

　　西医书院第一届学生只有12人，孙中山是其中之一。他在这里接受了5年系统的西医教育，现在香港孙中山纪念馆还收藏有一张当年他参加“解剖学”考试的答卷，英语作答，图文并茂。后来孙中山曾多次谈到，在西医书院的5年，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孙中山的学习非常好，深受老师的喜爱。5年中，孙中山主要的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他在西医书院的师弟与追随者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回顾说：“孙先生求学的用心，实为我所仅见。”

　　首批12名学生，只有6人得以毕业，而如期毕业的则只有孙中山和江英华。孙中山脱颖而出，12科成绩有10科获得荣誉（Honors），两科取得及格（Pass），内科、产科、公众卫生3科获第一名，并先后获得屈臣氏奖学金、植物学奖、化学奖及临床诊察奖。

　　1892年7月23日，西医书院为孙中山和江英华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由港都罗便臣爵士亲临主持，出席者包括殖民地政府官员、香港社会贤达及学校师生。孙中山从港都罗便臣手中取得毕业证书。

　　毕业晚宴安排在当时香港最豪华的柯士甸山酒店。酒店位于太平山顶，可俯瞰港岛西南两面海峡。李金强教授从伦敦惠康基金会医学图书馆找到了当年晚宴的菜单。晚宴菜式丰富，有苏格兰羊肉汤、水煮哥伦比亚鲑鱼、酒煮橄榄鸭、烤牛肉及约克夏布丁、蘑菇吉列牛仔肉、蔬菜、沙拉、咖喱以及各式糕饼等。教务长康德黎与辅政司司长骆克向女皇、港督祝酒，大家同唱《他是一个快乐的好小伙》（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孙中山代表毕业生回敬并致答谢词：“我最想说的就是感谢在座诸君对我祝酒的热烈回应，为了我们同学及香港的福祉，我祝愿母校成功。”最后，大家同唱一曲《友谊万岁》（Auld Land Syne），并向康德黎及其家人不断欢呼。

　　这时的孙中山，尚不满26岁，正经历着人生第一个光荣时刻。他是学校的第一名，被香港主流社会所认可，前途似乎一片光明。

　　“边缘”俱乐部

　　“最快乐的5年”，孙中山在香港得到并不只是医学院的毕业证书。他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政治思想与主张。如果说“反满”只是他政治思想的“种子”和起点，那么此时他开始贪婪地吸收各种改良、改革的观念，为这粒“种子”浇水施肥。他的身边开始聚集有同样志向的年轻人，并形成了一个激进的“圈子”。

　　1884年，孙中山尚在中央书院读中学。中法战争的失败，对他产生了极大震动。他后来多次说道：“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

　　在林百克的《孙逸仙传记》中细致刻画了这一时期孙中山的心态变化。即使在取得镇南关大捷时，他依旧保持着清醒的状态，因为知道西方的强大，他能看懂英文报纸，了解最新的消息。当马尾海战中国海军一败涂地后，孙中山说：“现在你们要不要相信我应当造钢铁的轮船？木头船是没有用的。”当香港的中国工人举行罢工，拒绝修理法国军舰后，孙中山又发现了“革命的勇气”。

　　一个18岁高中还没有毕业的小伙子，把矛头对准皇帝，且处心积虑要“造反”，这样的志向似乎强大得不可思议。但反过来想，如果不是这样，也不是孙中山了。一年前在翠亨村，他不是在公然挑战传统乡土社会吗？他甚至动手损坏了“干爹”北帝的神像。

　　“中法战争让孙中山有两点最直接的触动。第一，他发现清政府并非不可撼动；第二，他发现人民的觉悟很高，可以对抗清政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丘捷告诉我们。

　　事实上，清政府与孙中山之间形成了一种“负反馈”的效应。每一次政府的失败、威信的下降，都让孙中山感到更强烈的民族屈辱，以及更坚定的反抗决心。“中山的困难就是用什么语言开始他对皇帝的攻击，中山后来造出4个字的宣言——天命无常。用了这个口号，中山宣传反对忠君。这4个字是无害于众人的，所以很容易深入人心。”林百克这样描述1885年的决意推翻清廷的孙中山。

　　1886年，孙中山在广州博济医院的南华医校读书，认识了伦敦传教会牧师区凤墀，并向他学习传统文化。区凤墀是改革派牧师，倡导“实业教育、学校改良和军旅道德”。孙中山受到了他的影响，并称他为诤友。在1895年发动广州起义时，也得到了区凤墀的帮助。

　　这段时间，孙中山结识了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位叫郑士良，另一位叫尤列。

　　郑士良从小学习武术，信奉基督教，又是三合会员，曾在德国教会办的礼贤学校就读，毕业后进入博济医院学习。孙中山与会党的渊源由郑士良开始。孙中山对其评价颇高，称其“为人豪侠尚义，广交游，所结纳皆江湖之士，同学中无有类之者”。尤列是广东顺德县北水乡人，“自幼好与洪门会党游，久有兴汉逐满之志”。他到博济医院访友时结识孙中山，两人一见如故，称孙为“洪秀全第二”。

　　在区凤墀的推荐下，孙中山重回香港进入西医书院读书，并认识了道济会牧师王煜初，他的儿子王宠惠后来曾任民国外交部长、总理，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

　　王煜初倡导华人信徒自立自养，在甲午战争前后又撰文鼓吹中国改革，力主变内政、修律例、改官制，倡导新式教育、发展商业、禁烟，甚至倡议中国人学习拼音文字。在西医书院期间，孙中山经常与王煜初讨论政治。王宠惠后来在《追忆国父述略》中写道：“国父年方二十有二，习医于是间，课余辄携学侣陈夔石君（陈少白），与先君子相过从，互相研讨耶稣与革命思想……二人相处，恍若志同道合……”

　　对于孙中山思想影响最大的还是西医书院的创立者何启。

　　何启是当时香港声望最高的华人，香港启德机场中的“启”就指的是何启。他出身于牧师家庭，毕业于中央书院，在英国完成了系统的医学与法律教育，随后回港担任律师。1887年他撰文《曾论后书》，反对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并由好友胡礼垣翻译阐发后发表。何启认为，洋务运动只是细枝末节，根本之图在于刷新内政，进行政治改革，应“民政为本，军政为末”。何启与胡礼垣合著《新政真诠》，系统阐述了政治改革的思想，规复“民权”，实行“君民共治”的立宪政体。《新政真诠》出版后，成为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思想来源。

　　此时的孙中山，就像一块海绵，贪婪吸收着各种关于拯救中国的学说与思想。在大学中，除了读医术，他还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籍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

　　进入西医书院后，孙中山与师弟陈少白、同乡杨鹤龄以及洪门出身的尤列形成了小圈子——“四大寇”，并经常在杨鹤龄家的商铺聚会。讨论的内容无非就是反清思想，以及对洪秀全的佩服。陈少白后来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解释说：“每遇休假、辄聚杨室（杨耀记）畅谈革命，慕洪秀全之为人……清人目之为寇，而四人之志尤洪秀全也，因笑我侪四人。其亦清廷之四大寇，起名由是起。”

　　即使后来孙中山到澳门行医，“四大寇”还经常往来聚会。同学少年，意气风发，纵论革命，仿佛真理在手。

　　现在仅存的一张“四大寇”合影拍摄于1888年10月10日，恰好在辛亥革命前23年。拍摄地点在西医书院三楼外廊，背景为割症室，孙中山的同学关景良取了一块屏风放在后面作为背景。照片中有5个人，“四大寇”坐在前面，后面站立的是关景良。“衣长衣，披短褂而又最年轻者”为孙中山。

　　当年“四大寇”聚会的“杨耀记”就在歌赋街8号，与孙就读的中央书院只有几步之遥。现在这里变成了一处露天大排档。每到中午，附近年轻白领蜂拥而至，难求一座。排档对面，就是香港有名的“九记牛腩”，每天中午12点半才开门，往往已经排出了几十米长的队伍。

　　通过尤列的引荐，孙中山又认识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人物——杨衢云。

　　杨衢云父亲杨清水，是槟榔屿的归侨，曾移居虎门，后来到香港定居。杨衢云10岁开始学英文，他曾在海军船坞学习，不小心截断了右手3根手指，随后转入香港著名的教会学校——圣保罗中学。毕业后担任国家书院的英文教员、招商局书记长及新沙宣洋行船务副经理等职务。“其为人仁厚和蔼，急公好义又富于爱国思想。以性好任侠，尝从拳师习技击术，雅有心得。”

　　1892年，杨衢云与另一位华侨子弟谢瓒泰等人共同组建了“辅仁文社”，会址在靠近鸭巴甸路的百子里。“辅仁文社倡导文武之道，是救国的行动派。座右铭是'尽心爱国’。强调自我训练，追求文武全才，尤其要懂英文，了解西方改革历程。”李金强说。

　　辅仁文社是自太平军以来第一个以政治改革为宗旨的革命团体，也是唯一有信史可证的最早为变法图强而设的正式组织。最初人员有16人。

　　孙中山与杨衢云一见如故，因为杨衢云年长，孙就称其为“衢哥”。在这个“革命”青年的圈子中，杨衢云具有很高的声望和人格魅力。杨衢云好打抱不平，遇到英国醉兵侮辱中国人，“必仗义愤击醉兵”。杨衢云的热忱与行动力感染了年轻的孙中山。

　　还没有大学毕业，但孙中山的身边已经形成了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俱乐部。他们大多出自华侨家庭，见过西方现代化的富强，接受现代科学教育，不会写八股文，怀有强烈的民族情绪，忧国忧民并对当政者极度不满。

　　史扶邻在《孙中山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称他们为“新的边缘集团”，而孙中山就是这个集团的代表。“这样，通商口岸的中国人和华侨一方面赞赏欧洲的制度，一方面对欧洲人的社会和政治特权感到愤恨。他们作为西方海外基地的居民，对西方强权有着深刻的印象，似乎它是一种无敌的全球性的势力。这就产生了一种双重的民族主义，其中混合了对欧洲的羡慕，怨恨和恐惧。”史扶邻写道。

　　医生与政治

　　孙中山对澳门并不陌生。当年他远行檀香山就经过澳门，父亲孙达成年轻时在澳门板樟堂街的鞋店当学徒讨生活。1892年9月，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转往澳门“镜湖医院”行医，担任义诊，负责外科及助产科。

　　虽然是医学校的高才生，但孙中山最初的职业经历并不顺利。据史扶邻的说法，香港西医书院的课程没有完全遵照英国的标准，所以该校文凭不被香港医学总会承认。孙中山虽然是“从香港西医书院领取有准许内、外科开业行医证书的人”，但这种证书没有给他签发出生和死亡证明的权利，也没有给他任何法律保护。

　　于是，香港总督罗便臣就写信给在北京的英国公使，推荐孙中山和江英华，让他帮忙向治理总督李鸿章代为求职。因为毕竟李鸿章还是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人。李鸿章答应二人来京候缺，于是康德黎带着他的两个得意门生孙中山和江英华，先到广州向两广总督衙门报到。当时两广总督是李鸿章的哥哥李翰章。

　　江英华后来回忆了这段不愉快的经历。李翰章要求他们填写三代履历，刻意为难他们。于是孙中山气愤返港。江英华说：“自是总理愈不满于清吏，而革命之心亦决。”由此也可以看出，孙中山脾气刚硬倔强，对旧体制与官场习气格格不入。晚清第一重臣李鸿章与清王朝掘墓人孙中山错过了第一次碰面的机会。

　　在他的好友、澳门土生人葡人费尔南德斯（Francisco H Fernandes）的帮助下，孙中山进入澳门镜湖医院行医。镜湖医院创建于1871年，最初是一家中医院，孙中山是这里第一名西医。现在镜湖医院门口竖有孙中山铜像，他身着白大褂，胸前挂着听诊器，微微颔首，显得心事重重。

　　与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初入职场的“国父”最关注的还是自己的民生问题。检索罗家伦《国父年谱初稿》和罗刚的《中华民国国父实录》，在1892、1893这两年写得都很简单，除了为谋生为医务之类的现实生活之外，可记的事体并不多。

　　孙中山在镜湖医院义诊的时候认识了一个重要人物——刘学询。

　　同为香山人的刘学询曾考中进士，后来回到广东后经营“闱姓”博彩业，财力雄厚，是横跨政商两道的大赌商。“闱姓”博彩盛行于两广，由官府交与地方商人竞投承赌，利用文、武科举考试中试者的姓氏，进行猜赌派彩。

　　后来刘学询说，他由于胯下生疮，中医久治不愈，经朋友介绍到澳门医院就诊，手术后很快康复，于是了解到了西医外科的效用。然后，刘学询通过澳门富商何穗田的介绍，认识了刚刚从西医书院毕业的孙中山，彼此“练谈数夕……非常惬洽”。

　　于是刘学询牵头宴请澳门商人，为孙中山行医进行了一次现场融资和劝捐活动。他自己拿出了1000两，并要名下的10家商店各捐1000两，一共拿出了1.1万两。他的朋友檀香山归侨陈芳也捐了1000两。按照刘学询的回忆，那一次总共捐出了3万多两。据说孙中山又通过杨鹤龄的妹夫吴节薇担保，向镜湖医院借了2000银元。

　　不管怎样，孙医生行医伊始，很快就获得了一大笔赞助，用于自立门户了。1892年秋冬之间，孙中山租下了议事亭前地14号仁慈堂的房子作为自己的诊所“孙医馆”。随后又于草堆街84号开设了中西药局，接待门诊，并出售中西药。同时他也没有放弃镜湖医院的义诊，仍旧在那里免费给穷人看病赠药。

　　今天的草堆街仍旧保持者当年的格局，街道很窄仅容一辆汽车通过。两侧皆为一楼一底的旧房子，一楼开店二楼住人。今年春天，澳门市政府出资3600万元买下了草堆街84号，作为文物加以保护。当年孙逸仙医生就在这里坐堂卖药。孙医生从草堆街向东拐上一个高坡后，再向左转穿过人声鼎沸的大三巴街就可以来到澳门市中心——议事亭前地，那里有他的孙医馆。继续向北走，绕过大三巴牌坊，就可以到达镜湖医院。而他父亲当年当鞋匠的板樟堂街与草堆街也只有5分钟的路程。

　　26岁的孙中山每天奔走在澳门的大街小巷。一则《春满镜湖》的广告记录了他紧凑的工作日程：“上午七时至九时，在草堆街中西药局；十时至十二时，在镜湖医院；下午一时至三时，在仁慈堂写字楼；三时以后出诊。星期天，则在十时至十二时种牛痘。诊症包括内外科、难产、服毒、奇难怪症。有出诊（包括各乡市镇）、急症、危症等各项服务。收费则二角至三元不等，并有赠医，按人贫富区别对待。”

　　他的好朋友费尔南德斯创办了《镜海丛报》。这份刊物保存了不少孙中山早期在澳门活动的史料。有的新闻介绍了孙逸仙治病神效；有的新闻涉及孙逸仙的行踪。广告方面，几乎每期都有关于孙逸仙医务活动的文字，如《春满镜湖》、《神乎其技》、《中西圣药》、《声明告白》等。

　　“孙医生”医术高明，患沙麻8年的61岁老人、难产的外国妇女、吞洋烟欲自杀的妇人、患吐血症多年的病人，还有患肾囊肿的、误食毒药水的……诸多“奇难杂症”均被他妙手回春了。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澳门富商们的帮忙炒作拉抬。在这方面，也确实达到了孙中山后来所说的“借医术为入世之媒”的目的。

　　孙中山的同乡、当时的知名人士卢卓之等人为他刊登的广告中写道：“大国手孙逸仙先生，我华人而业西医者也，性情和厚，学识精明。向从英美各师游，沿窥秘奥。现在镜湖医院数月，甚著功效……”接着详列诊治条目、时间、诊金等细节。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葡籍医生与中医的嫉妒排挤，孙中山无法在澳门继续当医生。据澳门葡裔学者施曼尧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孙中山）虽然有不少坚毅有力的同志在澳门，但在这儿的生活并不容易，一方面，他推广西方医学引起镜湖医院内部一些保守者的恐惧，另一方面，葡人当局亦不予方便。华人社会更公开、明显地反对他……”葡籍医生的于是借口他没有葡萄牙的学位，要求政府停止他营业。

　　1893年下半年，孙中山回到了广州，继续他的医生职业。由于有学询及陈芳的帮助，孙中山的发展十分顺利。他先在广州双门底圣教书楼开设了东西药局，随后在西关冼基开设分号，最后又在老家香山县城石岐镇也开了一家，并交给博济医院的老友尹文楷打理，他是区凤墀牧师的女婿。

　　100多年过去了，孙中山在广州行医的场所早已面目全非。双门底的东西药局现为北京路步行街上的白沙商场，以前这里有一条白沙巷，药局所租的圣教书楼就在巷口，店的后面原是一座基督礼拜堂。西关的冼基街分号位于十八浦路，邻近的“上下九”是老广州的商业中心。冼基街在老广州曾被称为“医生街”。今天的冼基，分东西两条小巷。街面依然铺的是100多年前的长条麻石板，街道两旁还保存了许多当年兴建的中西合璧特色民居。其中冼基东33号和冼基西15号认为有可能是孙中山的行医之地。

　　有趣的是，回到广州的孙中山反倒对行医不再热心，对自己人生的规划发生了急剧转变。他的注意力迅速转移到了政治上，讨论时政的“俱乐部”再度活跃起来，并且人员得到了扩充。他们聚会的地方在城南广雅书局抗风轩，大概在今天广州文德路中山图书馆附近。在1983年底的一次聚会中，甚至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华夏”的斗争口号。这被后来的一些研究者认为是创立革命组织“兴中会”的证据。

　　史扶邻将这个转向归结为孙中山自身的政治抱负。“他（孙中山）还以为，他所受的教育及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在同一代的中国人中是罕见的，而且又是国家所急需，因此，其学识应用来干一番更大的事业。”

　　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西医，尤其是富人阶层都愿意支持他，但孙中山还是放弃了医生这个很有前途的职业。他不再关心诊所与药店的经营。陈少白写道：“到第二年，他把店里的事务交托给一两个伙计管理，这样糊里糊涂地让他们去经营，竟把孙先生的医金，统统放在买卖上用完。到后来连开销都不够了，我就常常替他想办法来维持。”

　　体制内的尝试

　　1894年初，孙中山消失了一段时间。他回到老家翠亨村埋头写了一篇8000多字的政见书，计划向李鸿章进言。后来这篇文章被称为《上李鸿章书》。

　　文章首先介绍了自己：“窃文籍隶粤东，世居香邑，曾于香港考授英国医士。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阃奥。”然后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

　　最后托出他的个人计划是想致力于农业，拟先赴法国及其他各国考察，然后回国，“游历内地、新疆、关外等处，察看情形，何处宜耕，何处宜牧，何处宜蚕，详明利益，尽仿西法，招民开垦，集商举办”，“深望我中堂有以玉成其志”。

　　这份建议书的内容基本是老生常谈。他强调需要发展西式教育，促进商业，鼓励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要想法使科学技术用到农业上去。这些大多是中国改良派的倡议，尤其是照搬了老师何启的很多思想甚至句式。

　　此时孙中山的思想地图纵横交错着各种文化脉络，矛盾而复杂，在他同时代的人身上也少见。他自小仰慕太平天国，身怀反清意识；18岁受洗加入教会，信奉基督教义；21岁与郑士良定交，入伙民间秘密会党，醉心于光复、起义和暴动；在香港，他接受何启等人的影响，接收了各种改良救国的思想；他还受到了辅仁文社行动派的感召。

　　但孙中山尚没有能力和决心突围出来，形成新的方向。于是，他继续按照传统的参政路线向前走了一步。李鸿章是封疆大吏，洋务派的实权人物，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是否可以听一下一个年轻医生的建议？

　　“与改良相比，造反是困难的。孙中山是激进派，但还是首先希望有人能采纳他的意见。按照传统读书人参与政治的方式，通过地方官反映改革意见，便有机会成为幕僚，也能实现政治理想。”李金强说。

　　1894年，孙中山的上书举动既不可思议，又顺理成章。对其个人而言，这是最后一次在体制内寻求变革可能的尝试。况且4年前他就以相似的方式写了《上郑藻如书》。

　　陈少白帮助孙中山简单修改了文章。随后他关掉了自己药店，退还了股金，满怀希望地和陆皓东出发了。孙中山的第一站是上海，找到同乡郑观应，托他想办法见李鸿章。有一天，他在郑观应家里碰到一位太平天国的状元王韬。由于太平天国的关系，两人一见如故，王韬帮他重新修改了文章。正好王韬有一个朋友在李鸿章幕下当文案，王韬就写了封信，介绍孙先生到天津，见这位李鸿章的幕僚，或者可以见到李鸿章。

　　于是孙中山和陆皓东就来到了天津。那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初期，李鸿章至芦台督师，军务繁忙。文章送进去了，但李鸿章未必有时间看。于是孙中山是否见到了李鸿章成为史学研究的一段有趣的公案。晚清第一重臣与清政府的颠覆者，是否再次擦肩而过？

　　但可以肯定的是，孙中山并没有从李鸿章那里得到积极的回应。于是他和陆皓东又前往北京、武汉游历了一番，最后回到上海。孙中山进而目睹了筹备慈禧60大寿的奢靡、政府官员的颟顸与腐败。这是一个“外省青年”、边缘分子第一次深入权力中心以及国家内部，进行最直接的观察。此前他的知识与经历都来自于国家的非主流地区。他终于有了机会去看看翠亨、香港以及华侨世界之外的地方，究竟是怎样一个世界。

　　后来孙中山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谈道，当时清政府已腐朽到不可救药，“贪污行贿，任用私人，以及毫不知耻的对于权势地位的买卖”在中国是普遍的，两广总督李翰章竟无耻地定下了一个买卖官职的正规价格表。在这种情况下，“把新血液注入官僚阶层并不能使情况好转”，“所以除非在行政体系中造成一个根本的改变，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

　　游历本身带来的震动，超过了在李鸿章那里碰的钉子。中国的现实让孙中山陷入绝望。一方面，他发现清政府已病入膏肓，任何改良都无济于事；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接受西方知识思想、不会写八股文的边缘知识分子，没有任何机会参与到主流政治体系中。无论他的思想多么温和，他面对的仍旧是紧紧闭锁的大门。在体制内，他的政治前途就是死路一条。

　　作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孙中山在绝望之外，也清晰意识到了他的个人使命，他必须要走出一条新路。原先脑子中芜杂的政治理念，开始逐渐清晰起来。

　　在游历结束后，他没有回广东。而是在上海拿到了一张护照，再度登上前往檀香山的轮船。孙中山决定再搞一下。

　　兴中会与革命

　　上书李鸿章几个月后，孙中山去了檀香山寻求抗清的支持。此时，他已决定成为一名职业的革命家。

　　“革命”需要有人、有组织，更需要钱。史扶邻说，孙中山一开始就不打算在“山洞里”搞革命。

　　因檀香山远离中国，且为孙中山熟悉的地方，有同乡、教会及同学，且政治意识较浓。但反因多为香山人及基督徒，起初状况并不理想，其因为“风气未开，人心锢塞”。然而当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消息传来后，形势有了改观。檀香山亚裔侨民主要包括华裔和日裔两派。日侨张灯结彩，大肆庆祝；而华侨垂头丧气，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打击。孙中山在其兄孙眉的帮助下，组织起了一批对清政府不满的华侨。11月24日，这股力量在美国檀香山成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由刘祥、何宽担任正副主席。

　　参加檀香山兴中会的有当地华侨工商界人士20多人，其中包括孙眉（孙中山的哥哥；这时已成为相当大的资本家）、邓荫南（一个在檀香山发迹的农业资本家，参加三合会）、何宽（当地一家银行的经理）等人。檀香山兴中会以救国为宗旨，章程中对中国处境表示深切的忧虑，不指名地斥责清朝统治者的误国。这个时候的兴中会还没有明确提出“革命”，他们的口号仍然是要“振兴中华”。

　　真正的革命活动，是兴中会迁到香港之后才开始策划的。

　　1895年2月，兴中会骨干力量从檀香山回到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会。加入者除了孙中山和他在香港的旧友陈少白、陆皓东等人外，还有属于辅仁文社这个组织的一些人员。其中主要人物有杨衢云（新沙宣洋行船务副经理）、谢缵泰（一个在澳大利亚的著名侨商的儿子）、刘燕宾（炳记船务公司的经理）等人。在孙中山读西医书院时期就和杨衢云一派人员经常往来。

　　香港兴中会总会成立后，把檀香山兴中会所订章程修改为10条。最重要的修改，是猛烈抨击清朝政府的残暴腐败，指出当时国内“政治不修，纲纪败坏，朝廷则卖官鬻爵，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括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呜呼惨矣”。把原来檀香山章程中一些温和的词句，如“皆由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创而无告”都删去。并且要求广大人民团结起来，参加救国行动。章程中写道：“无论中外各国人士，倘有益世，肯为中国尽力，皆得收入会中。”

　　黄泳商出任香港兴中会总会长。黄泳商的父亲黄胜，曾经和容闳、黄宽一起去美国留过学，是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黄胜后来在香港办报纸，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名望，他也是继伍廷芳之后，第二个成为立法局议员的中国人。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黄泳商支持革命，也是中央书院的毕业生，并捐了很多钱给革命活动。而实际事物，则由孙中山和杨衢云负责。此时的孙中山尚没有足够的威望来充当最高领导者。

　　会址选于中环士丹顿街13号，为掩人耳目，挂出乾亨行的招牌。这个名字是精通易理的黄咏商所定。黄咏商说，物极必反，已经看到了清亡汉兴的征兆，应顺天而行。所以取《易经·文言》中：“乾元，奉行天命，其道乃亨。”现址为一处民宅。

　　兴中会的会员，从地域上看主要来自珠江三角洲附近的县乡，是一个广东人占绝对多数的集团。除部分会党分子背景不清楚外，主要仍以商人、知识分子为主，且大多数曾在沿海城市居住，并接受西式教育。

　　中山大学教授丘捷在对兴中会名单进行分析后，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孙中山的支持者都是新式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传统士大夫阶层。他们都有直接的海外经历，亲自见识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威力。于是，知识结构与对待主流价值观的态度（是否追求科举功名），成为兴中会会员的共通之处。有此背景和条件，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同志”。

　　早年“四大寇”与陆皓东、郑士良等人，与孙中山有相近的教育背景，都是最早的新式知识分子。他们畅谈国是，成为同志。此后尽管孙中山注重在会党、华侨中开展工作，但会党（除非是郑士良这样的人物）、华侨很少是兴中会的领导成员。到20世纪初，新式知识分子队伍壮大，并且日渐趋向革命。孙中山委托廖仲恺等“物色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一两年后，中国同盟会终于在日本留学生中成立。

　　国民党党史权威、兴中会早期成员冯自由，在《兴中会初期孙总理之友好及同志》一文中，列举了1886到1895年（即孙中山虚岁20～30岁）同孙中山有交往的195人。注明绅士身份（有科举功名）的仅刘学询一人。另外一份《兴中会人名事迹考》，除孙中山本人外列举了中国人278人，其中可以肯定有科举功名的仅毕永年个别人。

　　孙中山本人也没有把士大夫阶层作为依靠的对象。他后来说，立志革命时，只有少数亲友理解，“士大夫醉心于功名利禄，惟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犹较缙绅为易入，故余先从联络会党入手”。而依靠了会党，就不再可能寻求士大夫的支持，这两个集团是相互对立的。

　　从这个角度分析革命派与立宪派：孙中山为首的革命骨干派人物，主要是新式学生出身，而具有科举功名的不多；相反立宪派当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是中上层的士绅，尽管他们后来也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新式教育。“可以说，有传统功名者数量的不同，是两派明显的区别。原来的士大夫，大部分在政治上都是同孙中山疏离甚至对立的。”丘捷告诉我们。

　　回到1895年香港兴中会总会的成立之日，这样一个新式知识分子的政治组织终于出现。“在孙同时代，和他有相似经历的人，不会超过100个。”丘捷说。

　　然而，这样一个“渺小”的团体在成立后即开始组织一场暴力起义，夺取广东省会——广州。他们认为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的力量大为削弱；而散兵游勇的遣散，又给整个珠三角带来了社会动荡。这是一个起义的好机会。

　　孙中山到广州以行医为名进行军事准备，他还设立了农学会的组织作为掩护。杨衢云在香港负责接应，负责筹资，运送军火。郑士良则联络会党，组织武装力量。

　　孙中山回到广州，租下双门底王家祠的云冈别墅，作为广州兴中会会所，并为起义的总部。此处现为北京路步行街上的“广州青年文化宫”。

　　然而，由于叛徒告密，以及人员军火无法到位，广州起义未放一枪即告失败。陆皓东被捕处死。孙中山、陈少白、杨衢云等开始亡命海外。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清政府开出悬赏缉拿的通缉令：“孙文即逸仙，香山县人，额角不宽。赏格：红花银一千元。杨衢云，香山县人，本籍福建，右手共缺三指。赏格：红花银一千元……”

　　这时的孙中山刚刚29岁。他放弃了在通商口岸的行医生涯，拒绝以写文章、上书的方式拯救中国。他不想在原来的棋盘上继续玩下去。于是，孙中山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他想要推翻原来的棋盘，建立新的规则。

　　〔主要参考资料：《孙逸仙传记》（林百克），《兴中会革命史要》（陈少白），《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史扶邻），《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史扶邻），《一生难忘——孙中山在香港的求学与革命》（李金强），《翠亨村》（黄建敏），《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丘捷）〕 

孙中山在日本

　　孙中山在现代东京只是一些印记模糊的存在，几乎很难找到一个确凿的遗迹。但这个城市中却又有着无数与他相关的历史碎屑提醒我们：他曾经在这个城市做了多么广泛的合纵连横，努力地和各个阶层联系，寻求他们对自己革命事业的支持。

　　遗迹

　　2011年东京的夏天比往年更炎热。这个城市尚未完全从大地震的伤害中摆脱出来。因为地震对电力系统的毁坏，地铁内的温度高于从前，街边的自动贩卖机也到处贴着“节电”的标志。

　　从地理环境看，这是一个脆弱的城市。位于地震带上，被海水所包围，城市建筑不得不以简朴实用，且抗震功能最强的木造为主，却又容易引来祝融之灾。江户东京博物馆里记载的城市史上，火灾和地震都多次对这个城市造成毁灭性的伤害。但这又是一个强大的城市——强大隐藏在这个城市井然的秩序里。

　　在100多年前，孙中山也为自己所看到的日本社会的先进部分所感召，希望在自己的祖国“发动一次有如30年前日本所发生的革命，在中国实现日本化”。他对美国《展望》杂志的记者说：“中国人的高超智慧、模仿力以及学习新事物和吸取新思潮的能力都超过日本人。日本人用30年才办到的事情，我们最多用15年就能办到。”此时的他，是自己国家的通缉犯，并在外交层面遭到各国限制入境，不得不以隐姓埋名的方式流离于欧美、日本等地。日本是其中最特殊的一站。他累计有近8年时间在这里度过，并一厢情愿地认为日本是实现自己理想的“天然同盟国”。

　　我们希望通过寻访他在日本的遗迹，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寻到一条我们接近这个人、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的路径。但对一个经历过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以及1945年的东京大空袭的城市来说，这样的寻找非常艰难。而且随着产业革命而来的城市化——这比时间和突如其来的大灾害更具备沧海桑田的能力，甚至毁坏了他曾经在这里存在的环境证据。我们仅在横滨的华侨街一个僻静的角落里，看到一小块“孙文研究会”的匾额。在周围各种硕大的餐馆标志映衬下，微小得不值一提。这个研究会由当地侨领陈福坡和一些对那段历史感兴趣的民间人士创立，会员以华侨为主。陈福坡告诉我们，他们和日华亲善协会还在横滨海岸附近立了一块孙文登陆纪念碑，纪念的是1913年8月，正在进行反袁斗争的孙中山从台湾乘船来横滨，因为日本遵循袁世凯的外交通牒“不许孙文登陆”，孙中山不得不换乘小舟，从富冈海岸悄悄登陆。我们在中秋节的晚上，借着月亮和手机的微光，寻到这块位于富冈庆珊寺边的石碑，站立在静寂小街的幽暗处。而真正的登陆地，还在距离这块石碑约半小时路程的海边，如今是一个游人冷清的购物港口。

　　如果对照横滨海岸线的另外两处地点——树着“皇国兴亡在此一役”铜像的三笠舰公园，以及以率领舰队终结日本锁国政策的美国海军准将佩里之名设置的公园，或许会理解孙中山在这个城市中印记模糊的存在——一个来自积贫积弱国度的革命者，其寻找救国之道的努力，远远比不上黑船来港，贸易开放，日俄战争对这个国家进程的影响。孙中山或许是那段卑微历史的代表。

　　史扶邻称他为“勉为其难的革命者”，另一位研究者韦慕庭总结他为“壮志未酬的爱国者”，这或多或少都隐含了这样一个含义：他虽然以推翻帝制的伟大革命家留名，但他走过的路程却远没有这个结果那么振奋人心。我们在阅读史料时，看见他给当时的日本权臣写了一封封亲切甚至谦卑的信件，希望黄种人共同崛起以抵御外辱的大亚洲理想，以获得对自己革命事业的支持。但一直在同盟会成立前，他最主要的支持者仍然是草根的华侨和不为主流阶层所认可的会党。他一直努力寻找的外援，也仅限于日本的浪人阶层，少量几位高层政界人士对他间或支持或援助，也主要通过这个阶层施行。横滨侨领陈福坡告诉我们，在1913年以前，孙中山在日本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横滨的华侨社区。常住东京的宫崎滔天也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孙先生住在横滨，有要紧事给他打个'请马上来’的电报，可是孙先生通常需要迟两三个小时才来，他说坐火车坐错了。因为日语不好，坐了相反方向的火车。”

　　在辛亥革命前，他在日本所获得的援助和重视，远不及保皇党的领袖康有为。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的康有为，获邀住入当时重臣大隈重信的私宅。如今，这所私宅已经被改为大隈庭院，成为他创办的早稻田大学内一处幽静的景点。从门庭外遥看，浓荫蔽日，小径深园，充满着权力建筑的庄严和隐秘，远非孙中山在日本的起点——横滨中华街内花花绿绿的茶坊酒肆可比。甚至孙中山在政界最主要的联络人犬养毅对当时的革命党人也没有什么好的评价，认为都是一群“秘密会党的好事之徒”。孙中山从他们那里获得的援助，更多是日本政界对中国不同势力流派的谨慎押宝。一直到辛亥革命后，他作为一个新政权的高官，才不需要再将横滨作为进入东京的桥头堡。但这时候，日本的财阀和权臣们要和他谈的，依然不是他所关心的中国的工业化，共和政体的建成，而是满蒙的割让、铁路权的抵押等等。美国研究者韦慕庭评论：“孙中山只是一个过渡期的人物。他反映了日薄西山的封建帝国传统到工业化的，国家主义化的社会的伟大中国的转变。从历史的观点来说，他只不过是在同一潮流中被一扫而去的众多人物之中的一员而已。”

　　但当我们放弃寻找他的刻意，又会在城市中与他无数次巧遇。城市里最大的西洋美术馆的创办人——川崎造船厂的创始人松方幸次郎，曾经在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限制入境时，拉着孙中山的手，悄悄领他从川崎造船厂的车间上岸，安置于自己在神户山上的一栋别墅内。而当时他的造船厂，正在为孙中山所反对的袁世凯建造军舰，这是一笔价值几百万的大订单。在上野公园的法式料理名店精养轩内，日本的浪人首领头山满在这里向外界宣布了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的消息。

　　这些历史碎屑又在提醒我们，孙中山曾经在这个城市做了多么广泛的合纵连横，努力地和各个阶层联系，寻求他们对自己革命事业的支持。宫崎滔天在回忆他时有一个细节：不管天气如何，孙先生经常带着大衣和洋伞走路，这样万一下雨，他还是可以去任何地方。他的理想，虽然屡遭失败，却也灼烧感动了不少人。

　　韦慕庭认为，孙中山对革命最重要的贡献是他永不气馁的乐观主义精神。多年致力于研究孙中山的日本学者久保田文次教授告诉我们，他完全同意这点。而这种乐观的精神，来自于他高超的预见性以及他对自己理想真正的信仰，这甚至可以解释他暴露出的弱点：“因为信仰，所以坚持。因为信仰，所以有时会表现出独裁。”

　　华侨

　　与所有有关唐人街的印象一样，横滨中华街充满着鲜艳的色彩和热闹的气氛。街道两头各树着一座红蓝翠绿的中式牌坊，店铺鳞次栉比，绝大部分都是酒楼饭店，招牌里多带着华、龙等中式符号。街道内的一块高地是关帝庙，我们到的那天刚好是中秋节，寺庙的台阶上人来人往，香火缭绕。90岁的当地侨领陈福坡告诉我们，他上世纪50年代来到这里，中华街还只有一半是商家，另一半是住宅。60多年过去了，华人的商业版图已经扩展到了整条大街。

　　陈福坡说，当地华侨没有产业特别大的，因为从上世纪初以来，中日几次战乱，对华侨的产业伤害比较大。横滨的华侨社区源自19世纪60年代——美国的战舰逼迫日本打开港口贸易后，1859年横滨开港，辟出居留地，早在鸦片战争之后就已经开始和西洋人做买卖的大批中国人随着欧洲商人进入此地。陈福坡说，中国人曾经是日本人做贸易的老师。比如钢琴就是当时一个姓周的贸易商带入横滨，但现在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琴生产国。中国人的事业则还停留在最初的范畴：制作藤椅、沙发，洗衣服，理发，裁缝，以及最有代表性的厨师。如今提到横滨中华街，当地人最直观的印象还是“吃饭的地方”。

　　1895年对华侨来说，更是个困顿的时刻。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开始了对外战争中漫长的溃败史。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旅日华侨地位可想而知。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回忆，自己曾在一家法国天主教会学校上学，200多学生中，旅横滨的欧美儿童占了2/3，剩下的绝大部分是日本人，华人子弟仅有两人，经常遭到西童的言语挑衅甚至殴击，不得已课间时躲到厕所附近的小院里，后因不堪被欺凌而退学。

　　相对自己的祖国，这些华侨群体也是个边缘的存在。甚至在清政府进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革时，他们引进西方教育的努力也还是局限在世家子弟中挑选新式学校的学生。一位著名的自强派学者特别反对重视通商口岸的中国人，认为这些人“既有懂得一点点外国话的广东或宁波的失业商人，也有教会学校的毕业生，他们在运用西方语言上已经成为专家。他们出生于社会地位不稳定的穷苦家庭，已部分被洋化，有些实际皈依了基督教”。官员们担心，在新学的改革中普及将会削弱传统的阶级屏障，而吸取了教会学校教育的中国人，是不利于维护清帝国的文化基础。这种保守的担心在当时确实具有现实意义——孙中山在日本的革命事业，就是从这些通商口岸的中国华侨里萌芽的。

　　书商冯镜如是孙中山在横滨最早的支持者和资金捐助者。这位华侨的父亲因在香港有结交太平军的嫌疑被当局拘禁，冯镜如避难日本，并毫无掩饰自己的反清主张——剪掉了自己的辫子，当地华侨都叫他“无辫子”。他精通英文，在横滨的营生是一名书商，并比较少见地将自己的文经书店设在横滨的主街旁，跻身于一群欧美公司中。书店原址已经成为宝马车的露天卖场，但紧邻的两栋古老西洋建筑还能让来者依稀分辨出横滨开港之初的境况——左边是俄国旧露亚银行的横滨支店，右边则是莫里森商会的办事处。

　　横滨的海岸线与主街平行，如今仅剩货港的功能。中午的烈日下，青蓝色的海面上几乎看不到游弋的船只，海滨路上也少有行人，安静的景象与1895年孙中山第一次来到这里时大为不同。陈福坡告诉我们，作为在黑船事件后开放的四大港口之一，横滨沿海的街道本叫“海岸通”，曾是这个城市最热闹的地方。各种商船、客轮熙来攘往，也是通往东京的必经水道。1895年，孙中山搭乘的去香港的客轮就经停于此。

　　当时的孙中山还籍籍无名。他刚在夏威夷尝试着创立的第一个组织——兴中会。1894年底，当孙中山准备离开夏威夷，回中国拓展他的革命事业时，司库只能给他100元。此时国内传来中国与日本在南满的战争屡遭挫折的消息，这个天性乐观到有些鲁莽的革命者认为起义的时机已成熟，便于1895年正月起程回香港。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记载，船过横滨时，初识船上行商陈清，及洋服商均昌号主人谭发。陈清将孙中山所阐述的理念告诉冯镜如。冯镜如通过陈清邀请孙中山上岸共商国是，因为船快开了，孙中山就交给陈清一些兴中会的宣传资料，并让冯镜如等人组织一个兴中会横滨分会。冯镜如散发了宣传材料。并在几个月后资助陈清去香港的旅费，这名为港口贸易人员包办伙食的小商贩后来成为兴中会的积极分子。

　　这是孙中山在日本的起点。虽然只是华侨社会中的一小部分在政治上被激发起来，也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新气象。作为商人、店员、农民和工匠，在传统的专制帝国中，他们历来处于政治舞台之外。最早进入孙中山组织的华侨，有信奉基督教的理想主义者，也有些被个人野心所推动的人。但大部分人，则是在海外生活中，感受到了压迫和屈辱。他们比国内的国民更强烈地希望国家强大，而他们捐赠的钱财、购买的债券，很大程度上是对一个希望国家光荣强大的理想的委婉馈赠。这些有限的财物，虽然距离起义大计需要的经费还很远，但可以让孙中山有旅费一站一站走下去，进行他的宣传工作。

　　浪人

　　在东京池袋一个普通的社区，宫崎滔天的旧宅像一个江户时代的景点一样存在着。它还保持着木板围成的院墙，有一个比如今日本民宅更宽阔的院落，栽种着已经挂上青绿果实的果树，高耸的松树，以及不知名的花草。我们到的时候，正有专门的园丁在打理这些茂盛的植物。木栅栏门旁挂着“滔天会”的木牌。旧宅客厅内，正面墙上挂着孙中山书赠滔天的“推心置腹”四字横幅，对面则是黄兴书赠滔天夫人的“儒侠者流”四字横幅，侧面墙上挂着孙中山所书“明道”两字横幅。宫崎滔天的孙女宫崎蕗苳女士说，她就出生在滔天故居中，客厅格局和横幅位置从未改变。

　　宫崎滔天是日本民权主义最著名、真诚的践行者，也是孙中山最忠实可靠且志同道合的朋友。但他在日本民间的知名度并不算高，一个研究他的团体滔天会大约有200多人，他们会不定期举行研讨会，并供养旧宅维修存续的费用。

　　因为经济贫困，宫崎滔天在东京的住址多次搬迁，但每次都能成为旅日革命人士和留日学生的聚集地。宫崎滔天的妻子宫崎追子曾回忆：“自己家中往来的人比较多。禅寺和尚龟井一郎，早稻田大学学生长江清介氏，黄兴的大儿子黄一欧，还有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也经常带她的朋友来家里练习剑术。”位于池袋区的这栋旧宅则是1914年由黄兴出资建造的，当时这里还是东京的郊区，周围都是农田。

　　宫崎滔天出身于日本一个没落的武士家庭。他一度曾为基督教徒，并且是个汉学家。他在二哥弥藏的影响下，将自己没落的武士理想和情结兼济天下，期待在地大物博的中国进行一场民权变革——这是一个由日本人领导，但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黄种人的自由解放运动，使之成为亚洲崛起的火车头。甚至为此和二哥暗中蓄发，以便能在外形上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日本学者久保田文次告诉我们，很多中国学者认为，日本人甲午战争后，就对中国持轻视态度，事实并非如此。“在明治维新前，有一点知识背景的人，都学过中国的孔子、孟子、司马迁，提历史是中国的历史，文学是中国的文学。这种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在明治维新后依然还有保留。康有为的外侄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到日本的乡间，仍然受到欢迎和尊重。虽然日本赢得了甲午战争，但从外部看，日本还是弱小的，有很强的危机意识。”

　　民间的情感与恐惧同样投射于政界，当时主政的松隗内阁仍然认为中国是东亚第一大国，如何防止中国的报复是日本外交政策的首要课题。他们派遣出一批日本浪人去中国南方调查秘密会党，希望利用反清秘密会党的力量来牵制清政府的反日政策，执行此政策的就是当时重臣大隈重信的心腹犬养毅。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以九州地界为主的浪人，宫崎滔天就是被授命的浪人之一。

　　宫崎滔天在上海和香港听说南方革命党的领袖叫孙中山，并将于1897年到达横滨，便决定去拜访他。此前，他在陈少白的引荐下阅读了孙中山的《伦敦蒙难记》，这本书记录了孙中山在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英国时遭遇清政府策划的一起绑架案。美国学者史扶邻评论孙中山在伦敦12天的囚禁并脱险“使孙中山从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广州造反者，变为受到公众注意的、极为自信的清政权的敌人。在世人心目中，清政权代表着罪恶、奸诈，正像孙中山所喜欢说的那样，它代表着鞑靼的残忍、凶暴，而孙中山则举起了进步和基督教这两面旗帜。孙中山在波德兰区的胜利，有助于消除人们对一年前在广州因为举措失当而遭到失败的回忆，并在孙中山的个性上留下了永恒的标记”。

　　在伦敦脱险后，孙中山又游历欧洲。他文章中写道：“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交结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新的。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族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之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所由完成也。”这成为他和民权主义者宫崎滔天第一次见面时的对话基础。

　　广东会馆隐藏在横滨华侨街上一个小门面里，一栋普通的白色两层楼房，门廊屋檐的装饰略带点西式风格。这里曾经是陈少白在横滨的居所，也是1897年孙中山来到横滨时最初的住所，宫崎滔天就在这里和孙中山第一次见面。孙中山以其雄辩的姿态和相似的理念征服了宫崎滔天，他在未得到日本外务省允许的情况下，将孙中山从横滨的华侨社区带到了东京。这里有以九州煤矿主为核心的浪人头领，也有希望在列强环伺下，对外政策要更兵行险招的政界高层，还有刚在产业革命中崛起，力图为自己的产品和资本寻找更大市场的财阀。与横滨相比，这是一个具有更大能量，也更云谲波诡的世界。

　　宫崎滔天在为宏大的“大亚洲理想”奔走时，却让自己的家庭陷入极端贫困。宫崎蕗苳给我们看了一个孙中山送给祖母宫崎追子的手镯：“可以知道革命者当时确实是很穷的。”手镯包在一个薄薄的黄色纸袋里，用葡萄藤编成，因为年代已久，黄黑的藤圈已有些许滑丝，不管从外观美感还是实际价值，都称不上是一件首饰。宫崎追子也在回忆录中说道：“帮助中国革命运动之家庭的悲惨，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这不只是我们的辛酸，也是其他同志的家庭所共同遭遇到的命运。这的确是有如流着血泪而坐在满车火焰的车子上的情景。我们将大部分的田地卖光，并将金钱统统用于滔天的活动经费，而在这苦况中，听到孙先生计划的失败，我们当然失望万分。”

　　或许因为这些早年间的艰苦生活，让老年的宫崎追子也感染了革命者“绝对的严肃”。我们看到的照片里，她都是笔直地坐着，身材瘦削，两手放在身前，没有一丝笑意。宫崎蕗苳回忆，自己从小和祖母生活在一起，一直到17岁。当时由于父亲宫崎龙介已经成为一名律师，家中的生活条件好于从前，但祖母给她的印象仍然是非常严厉，一板一眼的一个人。

　　知识分子与留学生

　　孙中山在日本时曾尝试办过多所学校，从文化和军事上培养革命人才。横滨中华街上的中华学校是他倡议建立的第一所。学校地址就在陈福坡的华都酒楼对面。我们到达那天，操场上一群男孩子正在练习舞龙。这所学校创立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华侨子女的教育问题，由孙中山于1897年提议创立，最早的校名是中西学校。孙中山推荐梁启超任校长，并派专人前往上海邀请。但康有为以梁启超正担任《时务报》主笔为由，不许梁赴任，改派徐勤，并改校名为大同学校。曾从教会学校中退学的冯自由也入校。他在《革命逸史》中回忆，徐勤专以救国勉励学生，教室黑板以及课本上皆大书标语曰“国耻未雪，民生多艰，每饭不忘，助哉小子”16字。学校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中华学校目前的生源有一半约为日本学生，学习的内容也和普通学校的科目相似，已不再有初创时那么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这看起来是革命派和改良派合作的一个良好开端。但随着康有为在国内政治地位改变，这种合作很快就破裂了。冯自由在回忆录中写道：“是年夏间，清帝下令变法，康、梁俱特受知遇，大同学校教师亦沾沾自喜，所出课题，均属歌颂圣君誉扬新政之作。”革命派和改良派在目标和手段上出现了绝对分歧，1898年，大同学校的会客室也贴出了“孙文到不招待”的字条。甚至最初的支持骨干冯镜如也倒向康有为一派，疏远孙中山。

　　只有少量不离不弃者，比如华侨温炳臣。他的家位于中华街内的一条小巷尽头，亦是一栋普通的小楼，如今已改为大珍酒楼的食品供应处。这个并不富裕的华侨长期照顾孙中山的衣食起居，他的家成为孙中山在横滨居住时间最长的地点。随着华侨社区被改良派占领，1903年孙中山离开日本时，他在日本可用的资源已经枯竭，遂转赴欧美。途中给日本友人的信中称，自己正在与保皇党论战，“其欺人太甚”。但两年间收复失地的成效甚微。一位认识孙中山差不多20年的喜嘉里博士，在西海岸见他时，发现他“劳苦困顿，忧心忡忡”。但在东京，一种新的力量却开始了有利于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转变。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至1906年达到顶峰，至少有1.5万名留学生在日本。许多人接受的是一种缩短的肤浅教育，大多数人是为了顺应官方的西化要求，成为一名可以在国内谋得好职位的“海归”。他们的课外活动，大多限于同乡圈子，对国内局势的态度相对温和。可是随着国际大势风起云涌，留学生也日益增长了对政治活动的兴趣。1902年，中国留学生会馆已经成为一个多省份的社会服务组织。来自湖北的军校学生吴禄贞曾在成立大会上说，会馆的东京本部就好像费城的独立厅一样。

　　后乐蓼是中国留学生在东京的一处会馆，宿舍楼前还端坐着“满洲国”的“总理”所赠送的两只石狮子，因为年代久远，东京雨水充沛，狮子的颜色也变成黑绿色，衬得胸前的中国结更为艳红。1903年，由于真实的或者猜想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很多学生有了表现爱国主义的机会。留学生会馆也是表现场所之一。邹容和张继等留学生，同陆军学生的一个中国监督发生冲突，剪掉了他的辫子，把它挂在留学生会馆的正梁上。更激进的行动是成立了拒俄义勇队，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学生军。由正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上学的湖北学生蓝天蔚任队长，有130多名学生志愿参战，还有12名女生报名当护士。这是当时最大的富有战斗性的学生组织。

　　宫崎追子曾在口述里留下了一个接近革命的妇人最朴素的观察：“惠州起义失败后，孙先生离开日本，革命气氛为之消沉。不过自我们搬到番众町以后，简直令人不敢相信地，中国留学生源源而来。因此我仿佛觉得革命运动已有相当的进展。那时候常到我家的，有革命元老的黄兴、胡汉民、汪精卫、张继、宋教仁和何天炯诸位先生，此外还有很多……其中有想研究制造手枪者，他们则穿着满身油污的工作服，到东京郊外滔天的朋友小室友次郎所经营的手枪工厂去学，这一群真是各个都是富于实行力的人……妇女的我，当然不可能知道每件革命大事，不过通过同志们的动静，我却可以判断革命运动之如何急速地正在发展。”

　　1903年，留学生的救国热情风起云涌，却屡遭清廷挫败。清朝驻日公使蔡钧说服日本政府强迫解散了学生军，并禁止留学生的军事练习。这些举动激起了留学生的反清情绪，他们不再对政府报以希望，转而物色一个人来组织向清王朝发出最后冲击。“孙中山不是最优秀的，黄兴、宋教仁、章炳麟各有比他出色之处。但他革命资历最老，而且周游西方，有国际视野，其理论也具备系统和预见性。综合来看，他是统领这些革命力量的最佳人选。”久保田文次教授说。

　　财阀

　　东京灵南坂是日本的政经中心地带，浪人首领、财阀、政治家多混居于此，这里也曾是革命派频繁出入的地方。在美国驻日使馆的斜对面，是浪人首领头山满的家，经他介绍，孙中山曾到街对面的海妻猪勇彦家中居住。使馆如今两处旧迹已不可再寻，头山满的住宅已成为灵南坂教会所在地，教会大楼的对面则是一座寺庙。使馆北面，一街之隔的高坡上，是日本大财阀大仓喜八郎的私宅。在东京《风俗画报》上可以看到100多年前大仓邸的盛况，亭台楼阁林立，在一整面山坡上蜿蜒而下。如今，大仓邸的主要建筑已经改为一个开放的博物馆——大仓集古馆，展示着大仓家族的收藏。1905年，同盟会就在大仓邸内成立。

　　主研中日经济史的东京经济大学教授中村胜彦告诉我们，自1886～1910年日本完成产业革命后，日本的财阀强大起来，出现了八大财阀，其中大仓家族排在第五。大仓财团的业务包括贸易、矿业，但最主要还是土木建设。大仓家企业的前身就是大成建设公司，大仓喜八郎死后受戒的名字也是“大成”。

　　在大财阀中排位中等，让大仓财团在对中国的经济行为中表现更为冒险。中村胜彦说：“1912年，民国政府的第一次对外借款，日本也是被邀约方之一。在国会讨论时，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年轻的政府，贷款给它是一种冒险的行为。最后真正实现了的只有大仓借出300万元和三井借出的30万元。大仓也是在中国投资最多的日本企业。这是它在昭和时期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大陆发展的很多产业，日本战败后无法收回。”

　　随着产业革命提高的制造能力以及由此爆发的对市场的需求，成为日本大财团的共同诉求。“日本企业开始参与和列强国家的经济竞争，但日本企业的商品和资本输出地比较少，还局限在中国、韩国、朝鲜。”中村胜彦说。他提供了一幅到1915年各大日本财团在中国的投资表格，各大财团纷纷进入中国。日中经济提携之论盛行，在上海成立的“日清贸易研究所”则为此宗旨服务。在中国投资额排前两位的大仓和三井财团的中国区经理，都是“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成员。

　　但日本财团所期望的经济提携之路并不顺遂。村上胜彦对本刊记者说：“1908年，大仓和三井为主要股东的东亚兴业公司成立，希望在中国做铁路投资。1913年孙文访日时，也和三井出口铁道机车的物产公司成立了中日实业公司，但时间很短，没能继续。大仓财团出借给民国政府的300万元，本是以江苏铁路公司一段建好的铁路作为担保，希冀以此契机切入中国的铁路投资，但遭到在长江中下游流域有强大利益的英国的干涉，最终没能成功。”

　　因此，日本财界有强大的愿望要以日本为首，重建各国在中国的经济序列。这一过程在“一战”开始前，都必须国家政治力量的辅助。“与欧美财阀比起来，日本财阀的资本输出能力弱，必须要国家来做。”渴望冒险的财阀与政界人士过从甚密。当时东京的一位政治家坂本金弥就租住在大仓邸内，他也是另一位政界名士犬养毅的好朋友。犬养毅是孙中山在病危时仍然念念不忘的日本政治家，也是少有的和革命派保持长期接触的政界高层。在大正时期，因不满日本政府对欧美列强的追随态度，提出了要更冒险的外交政策：对内民本主义，对外帝国主义。“而中国的革命本身就是冒险行为，因此犬养毅和日本的民间浪人结合到一起。”久保田文次对本刊记者说，“犬养毅在经济上仍然有获得中国权利的意图，但并不主张武力逼近。1911至1912年，日本政界元老山县有朋一派希望以保护侨民的借口出兵东北，但在议会上遭到了犬养毅一派很强的牵制，抑制了日本军国主义，对辛亥革命提供了一个空间。”在1905年时，这些人看起来都是中国革命的朋友。

　　1905年7月30日，同盟会在坂本金弥租住的大仓邸内建立，代表遍及除了甘肃省之外的所有省份，这为1911年武昌起义后，15省独立响应，奠定辛亥革命胜局打下了基础。史扶邻评价同盟会的成立是孙中山又一次从革命事业的谷底突然地取得胜利。“这是孙中山有生以来第一次统率一批有才干的人去进行一个有组织的民族政治斗争。这是他10多年来梦寐以求的。” 辛亥之后，孙中山在南京与上海

　　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取道欧洲回上海，6天后，他从这里出发去往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共和之制，由此肇始。仅仅92天后，孙中山卸职临时大总统，又回到了上海。在这里，他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隐居生活，完成了最重要的思想遗产《建国方略》。如果说南京是孙中山的政治顶峰，那么，上海就是他的革命港湾。

　　记者◎魏一平

　　孙博士回来了

　　上海淮海中路是1900年法租界越界修筑的一条道路，最初叫西江路，后来又以法租界公董局总董宝昌之名，改称“宝昌路”。在淮海中路650弄，两座老式居民楼的夹道后面，一座3层高的花园洋房正在整修，深灰色嵌暗红色的外墙，每层都有8个拱门式阳台，背面墙上还有一幅宫廷画似的砖雕，气派非凡。工程虽然持续了一年多，但却少有工人知道这座建筑的来历，只有住在附近几十年的居民才了解，这里就是当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从海外回国的行馆。

　　1911年12月25日，圣诞节，孙中山乘坐的“地湾夏号”轮船抵达上海吴淞口码头。16点20分，他与同行的胡汉民等人乘汽车来到这里，当时的门牌号还是宝昌路408号。此后直到1912年1月1日起程去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此居住了6天。虽然短暂，但却异常忙碌，为即将建立的新政府做准备。

　　只是，在抵达这里前，“孙博士去了哪里”，成为中外记者都迷惑不解的问题。

　　武昌起义事发突然，当时身在上海的革命党人毫无准备，设在爱文义路伍廷芳家的总部，整日人声嘈杂。伍廷芳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法学博士，后来做过驻美公使，已经公开表示支持共和。只是，他当时整天闷闷不乐，背着手在起居室里大踏步走来走去。来自澳大利亚的新闻记者威廉·亨利·端纳，每天早晨都会到他家，协助处理对各国的交涉事务。伍廷芳曾对他说：“孙逸仙这位老兄究竟在哪里？他说他发动了这场革命，如果是，那么他在哪里？”他要求秘书每天发电报，直至找到孙中山并获得回音为止。

　　起义成功了，找谁来做领导人？恐怕这是辛亥革命最为怪诞之处。身在武汉的黎元洪被战士们从床底下强拉出来，硬安上了湖北都督的名号；从上海匆匆赶来的武将黄兴，就任战时总司令，却在一月激战后，以汉阳失守而返沪。身在上海的端纳也发觉，虽然各省宣布独立的报告纷纷传至上海，声称他们推翻了当地清廷政权，但对于如何成立新政府，却并无任何建设性意见。

　　“不管是黄兴还是黎元洪，选谁当总统，对方都不服，孙中山是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选择。”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教授向本刊记者分析，“加之，黄兴的极力邀请，孙中山当选也就顺理成章了。”

　　只是，孙中山当时选择了去访问英法。他去了纽约、华盛顿，又坐船到伦敦和巴黎。他解释说：“目前革命形势的成败关键不在于军事方面，而在于政治，尤其是外交方面。”在伦敦时，孙中山收到了来自广州的电报，“要求他担任新共和国的总统”。《泰晤士报》也对在上海召开的各省革命领袖会议做了报道，里面提到新政权将定都南京，并选孙中山为总统。但是，孙中山打电报给上海的《民立报》，说他闻知黎元洪将被选为总统而感到高兴，又说，闻黎有推袁(世凯)之意，“合宜亦善”。

　　1911年12月中旬，唐绍仪受袁世凯之命到上海议和，与伍廷芳谈判的那天下午，伍廷芳慎重地向各位宣布，有家报纸报道“孙逸仙在赴上海的途中，已与一些美国将军抵达新加坡”。屋子里开始猜测纷纭，这些美国将军是来干吗的？他们为何要与孙中山一起来？

　　12月21日，孙中山抵达香港，胡汉民、廖仲恺等迎接，并劝说孙中山留在广州，因为北方形势复杂。结果，孙中山反劝服了胡汉民，与其一起回上海。抵达上海时，按照端纳后来的回忆，当时无人知晓，所以没人在场欢迎。可是，据一位与孙中山同行的中国人张大椿回忆，船抵吴淞口，是沪军都督陈其美派了一艘小火轮前去迎接，船上还挂了代表新政权的五色旗。

　　宝昌路408号行馆原来是法国人屠榭的产业，抵达这里的第二天，孙中山就召集同盟会骨干召开会议，讨论选举和组织政府问题，并最终确定了总统制而非内阁制，推举孙中山和黄兴为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候选人。第二天，又开会讨论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2月29日16点，同盟会本部在外滩汇中饭店，即今天的和平饭店南楼召开了欢迎孙中山大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传来了南京选举的结果，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7省代表中，他得了16票，还有一票投给了黄兴。

　　端纳回忆，当时他去行馆拜访，说起伍廷芳着急找他，才得知原来孙中山早就收到了伍廷芳发自上海的密码电报，但自己的密码本却落在了得克萨斯州，只好赶去取回才破译了内容。他迅即回了电报，奇怪的是，伍廷芳未得到回音，后来方知原来是伍廷芳的秘书私藏了起来。“部分革命党人并不希望孙中山发号施令。”端纳总结。

　　共和肇始

　　1912年1月1日上午10时，孙中山从上海起程，前往南京。辛亥革命前，虽然孙中山早已声名远扬，但他的行踪却并非完全公开和自由。为保障安全，有时还不得不乔装出行。可现在不同了，此次赴任，声势浩大。他搭乘汽车到上海北站，沪军都督陈其美、民政长李平书已在寒风中等候多时。孙中山的随行人员有专程赶赴上海迎接的17省代表汤尔和、王宠惠、宋耀如等，一时间云集万人。

　　据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副研究馆员王志鲜向本刊记者介绍，现在位于天目东路的上海北站，于1908年沪宁铁路通车时建成，是上海第一座火车站。孙中山一行抵达时，上海各军队已先期集结，擎枪排列。孙中山先与欢送者代表合影，然后登车，担任列车警卫的是沪军敢死队45名队员，由郭汉章任队长。11时，列车启动，鸣炮示庆，响彻上海上空。

　　现在的上海北站，已经成为上海铁道博物馆，西侧不远就是上海站。王志鲜告诉本刊记者，当年日军轰炸上海，北站遭袭，四层楼房只剩下一层，因此，在很多老上海人记忆里，北站就是一座平房车站。反倒是1987年“退役”后，又恢复了最初模样。那张放大的黑背景照片格外显眼，孙中山身穿黑色呢子大衣，戴平顶军帽，神情肃穆，两侧是持枪敬礼的战士，欢送人群紧紧簇拥在身后。

　　从上海到南京，1908年通车的沪宁铁路，由英国人修建，全长311公里，从上海北站到南京下关站，沿途共设37个车站。当时的火车行进速度只有30多公里，京沪线正常运行需10小时，即便孙中山的专列沿途不停，到达南京下关也已经是傍晚。

　　位于长江南岸的下关火车站，现在已更名南京西站，按当时统一规格“一等站屋”设计。就职专列抵达，军乐队奏起乐曲，长江江面上的军舰与江边狮子山炮台均鸣放礼炮21响，江浙联军部队各营举枪致敬。孙中山一行换乘南京城内的小火车，沿街军警密布，店铺悬挂彩旗，群众夹道欢迎。在两江总督署东箭道车站下车后，又坐上一辆蓝色丝绸绣花马车，从东门进入两江总督署，也就是现在的总统府。

　　在南京，位于长江路上的总统府旧址已经成为游客必去的标志性景点，即便工作日也是熙熙攘攘。总统府展览研究部部长刘刚向本刊记者介绍，人们记忆里的总统府，印象深刻的是那幅解放军部队插上五星红旗的照片，却少有人知道，现在大门上的“总统府”三个大字，是1948年蒋介石当选总统后才换上去的，当时的大门也并非如此。

　　总统府建筑群可追溯到明初，朱元璋统一全国后，在明朝宫殿西侧辟出一块幽静之地建汉王府。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当时称天京)后，在此兴建天王府，后来曾国藩攻破天京，放火焚毁，清廷拨款重修两江总督署。现在的总统府，是端方在任两江总督时开始修建的。孙中山抵达那天，南京天气阴冷，不时飘着阵阵细雨，大门前广场上华灯高照，各省代表和将领等候多时。孙中山从容地走下马车，一手持帽，微笑着和大家握手寒暄。针对当时有报道说他从海外带回了30万元巨款，孙中山则说：“文此次回国，身上是不名一文，文带回的是革命精神。”话音未落，顿时掌声四起。

　　从大门进入，往前走没多远就是总统府大礼堂。当晚22点钟，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就在这里举行，各省代表、将领及各国领事等200多人参加。军乐奏过，山西代表景耀月向与会者报告了大总统的选举经过，然后高呼：“请大总统宣誓就职。”孙中山在大家注目下，缓缓走向前，用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大声朗读誓词：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

　　紧接着，致颂词、欢迎词，授大总统印，致答谢词，一系列程序完成后，孙中山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五项施政方针。位于南京北极个、狮子山的炮台鸣炮21响，下关江面的军舰拉响汽笛。在这个南京城的不眠之夜，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制的国家政权诞生了。

　　“南京临时政权的价值，长期以来被历史学家低估了，虽然它的寿命很短，只有短短的3个月，但那毕竟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权。”张宪文教授向本刊记者分析道，“这个政权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选举，制定了第一部宪法，第一次提出了人民公仆的概念，第一次有了国家领土和民族团结的观念等等一系列的开创性工作，真正奠定了共和的意识。”

　　南京情结

　　孙中山在总统府的办公室叫西花厅，有别于其他中式建筑，有典型的西式风格，是当年端方出洋归来后仿建的西洋建筑，坐北朝南七开间，现在仍按当年的摆设陈列。从1912年1月1日到4月1日正式卸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南京的92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在这里，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剪发辫、废缠足、改服饰、改称呼、废跪拜，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了保护私人财产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更重要的是，他主持了两项最重要的工作——筹款和议和。

　　在美国史学家韦慕庭分析看来，筹款一直是贯穿孙中山革命生涯的一个基本任务，无论对象是早期的华侨还是后期的外国政府。当时临时政府财政极其拮据，各地战事未断，军费开支浩大。当时的秘书长胡汉民后来在自传里记述，一次安徽前线军情告急，急电中央索饷，孙中山朱笔一批，拨款20万元，可当胡汉民手持总统手批前去财政部拨款时，才发现国库内只有10枚银元了。当年跟随孙中山一起回国的荷马李将军要回国，孙中山想发点薪金给他，可连100块钱都拿不出。

　　在巩固新政权的同时，孙中山一直没有间断与袁世凯及清廷的接触。据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部主任郭必强向本刊记者介绍，其实，孙中山在得知自己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就曾发电报给北京袁世凯，表示“暂时承乏，虚位以待”。谁能使清王朝逊位，谁就能取得共和国领袖的地位，这在当时已是各方共识。从郭必强他们偶然发现的一批电报来看，孙中山在南京就职的第二天，即发电报给外交部，让他们每日都要报告与北京方面议和的进展情况。

　　军权在握的实力派袁世凯，是民国政府和清廷都想极力拉拢的对象。后来，皇帝退位，眼看袁世凯就要上位，孙中山急忙提出三个条件，其中之一便是迁都南京。虽然此前从未到过南京，但孙中山却有深厚的南京情结。1910年，孙中山在与伍平一的谈话中强调了南京建都的意向：“金陵可以建都之外，尚有扬州大舰可以进入，民国首都，以交通为主，因无防于民之反侧，然终以金陵为历史上声威所系，将来宜于齐齐哈尔、蒙古等地置重兵(以固国防)。”民国政府刚刚成立的1912年1月6日，孙中山在南京与《大陆报》记者谈话时则表示：“南京将作为永远之都城。”

　　在张宪文教授看来，这种选择也是一种各方妥协的结果。武汉与上海各不相让，北京又是代表清廷旧势力的地方，反倒是南京，既满足交通、安全等需求，又因为是第三地而少了各方争执。只是，深谙中国政治规则的袁世凯怎么会放弃北京，为此甚至还发生了亦真亦假的兵变。后来孙中山自己也意识到这些，他在1914年4月18日致邓泽如的信中反思说，当时所任的临时大总统职位，只不过是一个木偶傀儡。

　　原南京史志办副主任赵建中曾专门研究过孙中山在南京的活动。他告诉本刊记者，南京期间，孙中山曾登上城内最高点狮子山，观察长江两岸的防御形势；曾到过三牌楼的广东会馆参加同乡宴请；也曾在夫子庙的文德桥上即兴发表革命演说。但是，绝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总统府内料理政务。从西花厅办公室走出来，跨过太平湖上一座小石桥，不远处一座灰砖青瓦的中式结构二层小楼，就是他的起居室，门前一副对联是孙中山亲自所作——“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当。”虽然贵为大总统，但经历了几十年的革命生涯，孙中山仍保持着极其简朴的生活习惯。不久，他的原配夫人卢慕珍也来到这里，亲自照料起居，每天的菜金不过4角。刘刚向本刊记者讲述了一个历史细节。有一次唐绍仪来访，孙中山留其吃饭，特意让人去买了一只卤水鸡，唐拿过来三两口便吃光了，孙只得说：“慢待了，没什么好菜了。”唐绍仪感慨：“我在家每天菜金10元，一只肥烧鸡，我一人一顿就吃完了，想不到总统府里只是这样待客。”

　　赵建中说，从史料记载看，孙中山从1912年4月3日离开南京后，并未在有生之年回来过。南京城的中山色彩，反倒是由于他的去世而更加明显起来的。孙中山在弥留之际曾吩咐要葬于紫金山。相传是因为，当年在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一天孙中山与胡汉民去钟山打猎，发现了这块风景秀丽的风水宝地。可紫金山在哪里？当时并没有几个人能说得上来，因为，大家只知南京有个明孝陵所在的钟山，后来，汪精卫还专门请历史学家写了篇《紫金山考》，送到各家报馆发表，这事才算最终定下来。

　　1928年，为了准备孙中山先生的奉安大典，当时的南京特别政府专门在下关江边修建了新码头，并新修了一条直接到达孙中山陵园的大道。其中，自下关码头到鼓楼，是西北东南走向的中山北路，鼓楼至新街口一段为南北走向的中山路，再从新街口到陵园，是东西走向的中山东路。当年这条迎灵大道，现在仍旧是南京城市结构中的主干道，沿途繁茂的法国梧桐，构成了这个城市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1929年5月28日上午，运送孙中山灵柩的专列抵达南京浦口车站，当时还没有横跨长江的大桥，只能在浦口码头转乘轮船过江，在对岸下关码头登陆，直接沿中山北路运至现在位于湖南路10号(当时称丁家桥16号)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为期3天的公祭。而今，中山大道沿线的地名也多与孙中山有关，中山门、逸仙桥，南京城内还随处可见中山先生的印记。浦口车站虽然已经停用，但站前的拱形连廊还是典型的民国建筑风格，从浦口开往下关的轮渡，每20分钟一班，票价2元，每天都有很多人骑着摩托车、自行车登船往来两岸。船行江上，不远处的南京长江大桥如巨龙锁江，天晴时候，狮子山顶的阅江楼清晰可见。

　　革命港湾

　　卸任临时大总统，离开南京的孙中山，选择返回上海。他从这里出发，寻访武汉、南昌等地，北上北京，与袁世凯进行了13次会晤。自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以来，新闻记者端纳就承担起他的外交顾问角色。他很快发现，一生都在投身革命的孙中山，对于一个新政权的建设充满了理想化色彩。在他看来，袁世凯别出心裁设立“全国铁路督办”一职，聘请孙中山出任，月薪3万元，只是为了利用已经引退的他的影响力。可孙中山并不以为然，愉快并认真地接受了这一空头职务，并很快乘坐以前慈禧的专用花车，开始了全国铁路考察之旅。

　　一天早晨，端纳被早早叫到孙中山所在的花车车厢，只见孙中山已经坐在一幅中国大地图前工作，上面画满了密密麻麻的黑线条，把各个城市连起来。孙中山兴奋地告诉端纳：“我计划10年内修建20万里铁路。”一连几天，这位缔造了民国的革命领袖都沉浸在热血沸腾的梦想中。车到丰台站，孙中山要接受中外记者访问，并向大家介绍他的铁路救国思想，这让端纳很是紧张了一番。他提醒孙中山：“博士，绕过西藏那条铁路修不了，铁路经过的一些山隘高达1.5万英尺。”

　　“有的是路。”孙中山皱起眉头。

　　“没有路，博士。那是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直插云霄，陡峭不平，连强健的牦牛也爬不上去。”

　　“有路的地方就能修铁路。”孙中山态度温和，但却不可撼动。

　　结果，后来记者来到车厢，只是孙中山的地图却不见了。这时，一位秘书走过来俯身与孙中山交头接耳了一番，孙中山对记者们宣布：“很对不起，司机收到报告说土匪要来劫车，他说，必须马上把火车开走。”就这样，记者们纷纷离去。几小时后，孙中山的地图又奇迹般地回来了。很显然，防范孙中山过度理想化，已经成为端纳的职责之一。

　　从政治巅峰上走下来后，孙中山在上海开始筹划铁路救国。后来赴日本考察实业，惊闻宋教仁被刺，于1913年3月24日返回上海，仍住宝昌路行馆。在这里，他策划发动了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可惜很快失败，只能再次流亡日本。

　　时隔3年，1916年5月1日，孙中山再次返沪。所不同的是，这次，紧接着抵沪的还有新婚妻子宋庆龄。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是孙中山早年的革命伙伴，至今在上海的东余杭路还有一栋普通的两层楼房，就是当年宋耀如在上海建的第一座房子。从南京卸任后，孙中山在上海就寄宿在宝昌路491号宋耀如家，直到二次革命失败这段时间，只是当时并未对外明确公布。这次返沪，由于袁世凯的追捕行动并未撤销，两人秘密入住法租界环龙路63号寓所，直到袁世凯死后3个月，才对外公布了孙宅的地址。

　　这栋深灰色的二层小楼房，位于现在的南昌路59号，王志鲜前些年找到这座建筑的时候，已经被住户改装得几乎不能辨认。对面就是中华革命党本部事务所，一来孙中山可就近领导革命工作，二来也可保障安全。在这里，孙中山发表了《第二次讨袁宣言》，完成了《民权初步》(又名《会议通则》)的创作，并开始着手用英文撰写《实业计划》。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孙中山与唐绍仪、廖仲恺等人紧急磋商，于7月8日乘军舰离沪赴粤，成立护法军政府，开始护法运动，环龙路寓所的使命由此结束。遗憾的是，1999年，这栋房子被拆除，在原址上建起了科学会堂大楼。

　　1918年6月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重新回到上海，在法租界的大马路码头登岸，随后与迎接他的汪精卫等人一同乘车驶抵莫里爱路29号，也就是现在位于香山路7号的孙中山故居。铺满深灰色鹅卵石的外墙面，在梧桐树的掩映下，呈现一种英国乡村式的风格。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研究室主任李丽告诉本刊记者，当年的莫里爱路，是取自法国作家莫里哀的名字，这栋房子是四位加拿大华侨集资买下赠与孙中山的。一生奔波革命的孙中山，终于在他52岁的时候，拥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故居的一楼是餐厅和会客室，二楼则是书房和起居室，加起来也不过400平方米。美国友人林百克先生对这栋房子详加描述一番后，认定它是“一个最安适而不华贵的住宅”，适合于孙中山与宋庆龄简朴的生活。楼前的小花园，是他与夫人经常打槌球的地方，一位经常造访的朋友描写道：在打槌球的时候，孙博士总是用力挥动木槌，在他获得了第一个机会时，就把球送到离孙夫人很远的地方去。每当此时，而且预测到最坏的遭遇，孙夫人总是站立在边线地方转向我们，突然大笑大嚷：“看住那个布尔什维克！”

　　在这里，孙中山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生活，他开始尝试着从激烈的革命斗争中走出来，反思一生的革命经历，总结自己的革命思想。从1918年6月到1920年11月这段时间，孙中山在上海几乎过着一种退隐般的生活，主要精力转向了写作，完成了一生最重要的思想遗产《建国方略》(包括《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也是在这里，他会见了苏联代表越飞和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大钊，开始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

　　宝昌路上的行馆和宋宅、环龙路63号居所，莫里爱路的家，都位于当时的法租界内。据考证，从1894年上书李鸿章途经上海算起，孙中山一生共27次来过上海，这可能是他到访次数最多的一个城市。在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熊月之看来，因为上海是当时的全国舆论中心、革命策划基地，交通便捷，利于对外联络，舒适的环境切合了孙中山多年的欧美生活，而且安全比较有保障。不止一次，孙中山告诉友人，自己家门口就有两个法租界巡警在巡视保护。从1912到1924年，辛亥革命后这段日子，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和两次护法战争，每遇挫败，上海就成为他的革命港湾。现在这片区域，已经成为洋房密布的老城区，粗壮的法国梧桐遮蔽了整个街区的道路。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部队推翻曹锟军政府，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19日，从香港北上途经上海的孙中山，在莫里爱路的家里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此次北上的目的，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回家。翌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现代中国的革命路径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30日09:59  三联生活周刊 康有为
宫崎滔天
张之洞
黎元洪

　　现代中国的革命路径

　　革命作为一种结果，寻找前因时，如果失去对历史动力的发现与理解，我们将一无所获。

　　在清季乙未(清光绪二十一年)兴中会失败以前，中国革命党人向未采用“革命”二字为名称。从太平天国以至兴中会，党人均沿用“造反”或“起义”、“光复”等名词。及乙未九月兴中会在广州失败，孙总理、陈少白、郑弼臣三人自香港东渡日本，舟过神户时，三人登岸购得日本报纸，中有新闻一则，题曰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总理语少白曰，“革命”二字出自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按日人初译Revolution为“革命”，但揆诸易所谓汤武革命之本义，原专指政治变革而言，故曰革其王命，又曰王者易姓曰革命。自译名既定，于是关于政治上或社会上之大变革，咸通称革命。今国人遂亦沿用之。

　　——冯自由《革命逸史》。首页。

　　◎李鸿谷

　　孙中山及其力量之源

　　1895年(乙未年)，孙中山先生发动广州起义，这是他的革命生涯的第一次起义。很遗憾，失败了。

　　广州起义的失败，颇多令人扼腕叹息之处。

　　在准备起义的当天凌晨(1895年10月26日)，孙中山接到了他在香港的伙伴杨衢云的电报，报告“货物”不能按时到达，要推迟一天，即27日晚上运到。可是，头一天晚上参与起义的各路人马已在广州聚集，准备从香港的早班渡船“接货”。离早班渡船到来还有几个小时，电报来了，说要推迟。这时候，孙中山决定，无限期推迟起义时间。他发电报给杨衢云，让他取消“装运”，另等通知。在付给广州起义战士费用后，遣散各路豪杰，让他们各自回家。

　　事情不是就此结束，而是刚刚开始。杨衢云回电，说接电太迟，货已下船，要求“接货”。

　　事实上，几周前，香港警察即已获悉三合会在为广西起义招兵买马消息。27日，香港警察终于在码头发现600名苦力，他们宣称：是准备去广西梧州当“官军”的，每月10港元；这两天他们每天得到5分钱的饭钱，雇用方还答应给他们每人1港元作船费。因为没有查获他们有任何武器，警察只能放行。当晚，香港警察终于知道杨衢云将大批军火装上了“保安号”轮上，这个情报迅速通过电报传递至广州衙门。

　　事情败露，清官兵开始追捕孙中山。

　　若论败露，实际上，这次起义在两天前，即被告发。当时广州兴中会成员朱淇，要为此次起事起草“檄文”，他哥哥发现了，担心被株连，假借弟弟的名字，向县丞写了份自供状。消息迅速传至广东总督谭钟麟那里。据说，谭钟麟听说孙中山是谋反者时，不仅不惊慌，反而大笑，他认为孙中山是个无害的“疯子”，“岂敢造反”。这事就算过去了。但接获香港方面的电报，广东方面不敢再轻慢，布置官兵截船。600多个准备去广西当“官军”的，哪里截得住，跑了大半，只捉获四五十个人。最后在7个标有“波特兰士敏土”的木桶里，因为没有人来认领，才发现装运的“货物”——200多支左轮手枪。

　　这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起义，没有启动，即告结束。这次事件，颇值解剖与细思的是孙中山“革命”的模式：会党加华侨。这是他的力量之源。孙中山先生后来自述中国革命能够成功：会党出力，华侨出钱，留学生宣传。只是这时，留学生这支力量，尚未登场。

　　单取广东观察，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曾在此地做了5年总督，直至1895年4月才由谭钟麟替换。他为李鸿章招集了大量兵源，战争结束，他将3/4的士兵遣散，这显然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而这些被遣士兵返乡亦难，最主要的出路，即为加入当地会党——三合会。长江中下游，则主要为哥老会控制。退伍士兵成为会党成员，清末之际，是其潮流。在乡间与城市，中国的底层社会，会党组织虽然秘密，却无处不在。

　　在广州起义的计划里，孙中山设计了约3000名三合会会员，包括从广东沿海招募的新兵，在香港集合，乘船于10月26日凌晨抵达广州。他们作为“决死队”成员分四路，向衙署进攻。除了香港的突击队外，广东珠江流域还有各路支援纵队，基本也是三合会会员，聚集广州，以伏击和牵制清廷军队。如何理解这种武装结构，孙中山研究权威史扶邻在其《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里论及：“有证据表明，许多普通士兵只是受雇而来，并不懂得革命的道理。然而那些领导者却有理由相信，一旦战斗开始并夺取首批目标后，内地的绿林和会党自发的起义就会马上爆发。”

　　率领或者说雇用这样一支由会党成员构成的“军队”，自然需要大量至少是足够的经费，而这正可对应广东所具有的特殊优势：熟悉西方的中国人与华侨。

　　广东作为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省份，日积月累，形成了有别于中国内陆地区的新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类型，史扶邻概而论之：“西方的渗透为非儒教的民族主义创造了新的焦点。在香港和各个通商口岸，中国的商人对欧洲的制度，诸如法治和契约关系神圣不可侵犯等观念已渐渐习以为常。职员和有专门职业的人，多半是教会的信徒，都夸耀自己比儒家名流受到更多的新式教育，作为基督教徒，他们认为自己在道德上更优越。还有华侨，这些被忽视的移民，经常受到本国政府的轻蔑，他们越来越容易接受政治上的煽动。在国外，他们像少数民族一样，受到迫害和歧视，因此，他们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本国政府来保护他们。至于在海外的经济成就并不能在国内得到相应的机会和声望，也使他们欢迎变革。”

　　只是，在那个年代，无论是能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广东人，还是华侨，在中国传统等级结构里，基本上属于边缘集团。孙中山即为这一集团里的人物。但是，他天才地发现了华侨的钱与会党的力——两者能够缔结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与后来我们一般理解的“革命军队”不一样，它更类似西方的公司治理结构。孙中山希望凭此力量按欧洲人的方式改造中国。

　　华侨与国家的关系，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情感关系结构。

　　19世纪下半叶开始，每年约有12万广东人前往东南亚和美洲各地充当苦力。一般的规律：若以25岁去到美洲算起，要苦干10年才有足够的积蓄回家乡娶亲；再过10年才可能在其出生的村庄建造房屋，只有过了最后10年，才可能再购置一些田亩，重返故乡安度晚年。当然，更多的苦力也就居留在外国，成为华侨。他们在外的生存，相当艰难。孙中山曾谈及他的爪哇富翁朋友的一次耻辱的经历。这位富翁外出拜访朋友，耽搁得有点晚了，而且还忘了带通行证和灯笼。根据荷兰人的规定，没有这些东西，华人晚上不准到离家二三公里远的地方，但日本人却可以。因此，他不得已雇用一个日本妓女陪他回家。孙中山的结论是：“在爪哇，一位华人富翁比一个日本妓女还不如。这是因为我国政府太软弱，不能保护住在国外的华人。”一方面，华侨因为居住国外，比一般中国人更理解世界大势；另一方面，却又因为清政府太弱而备感屈辱。他们有着更强烈的变革之心。孙中山是他们中的一员，更是其中的卓越之士，1894年11月，孙中山成立兴中会。

　　广州起义之前，兴中会注册会员有153名(夏威夷入会的为112名)，如果按行业与职业划分，他们分别为商人(69人)、工人(39)、会党活动分子(13)、白领(10)、军事人员(5)、农民(4)、教师(4)、医生(3)、学生(2)、基督教牧师(2)、银行家(1)、记者(1)。从外国研究者的角度观察，史扶邻解释这一人群构成：“这些成员，不但代表了中国社会里传统的地位低下的阶层，而且也表明了有相当数量的职业是需要受过现代欧化教育和职业训练的。”那么，当这一新的阶层，即使是一小部分在政治上被激发起来，也具有重大意义。尤其他们或许只是5元、10元的资助积累，终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可以运转。而这对当事人，也是极需勇气的举动，因为与革命者孙中山的联系，可能会使他们家人受到牵连。

　　回到历史现场，1894年的孙中山与兴中会，还需要足够的时间才会被意识到他们的价值。重要的是，他们为拯救中国的奋斗开始了。

　　百年后，我们来重新检视那段历史，套用当下的词语，“体制外”的孙中山以及他所在的阶层，在边缘，从社会底层开始推动的中国变革、由此进入现代化轨道，确需种种时势变化相助，才可能最终成功。换言之，研究中国如何现代化，辛亥何以革命，不理解英雄与时势之关系，无从索解。而所谓“时势”，对于后世读史者而言，在乎能否发现历史动力及其演变。这才是关键。

　　康有为的思想动员

　　逃至日本的孙中山，处境并不轻松。甲午战争已经结束，中日两国复交，清政府驻日公使即将到任，华侨自然恐惧被清廷悬赏1000元的逃犯孙中山所牵连。冯镜如与冯紫珊拿出500元，资助孙中山再次跑路。孙中山分给同伴陈少白与郑弼臣各100元后，拿着300元钱赴美。抵美不久，孙即将500元钱寄还日本冯氏兄弟。冯紫珊感慨：“初时以此500元作救国牺牲。不料中山迨后寄回，此乃中山之忠厚处也。”

　　革命并不为个人谋财，即如史扶邻评价亦甚高：“我要特别指出孙中山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他从不贪财，不论他得到多少钱都全部用在事业上，从不忘记自己同志的需要。”

　　清廷1000元悬赏缉拿的要犯，当然是重犯。孙中山从夏威夷到旧金山即被清廷密探跟踪盯梢，即使此时孙中山已经“易容”剪辫留须，“愚蠢地摆好架势让人照相，而一张复制的照片就到了公使馆手里，这样一来，曾给他不少愉快和信心的伪装也就不起作用了”。孙中山从美国去到英国，他的行程，甚至船号以及登陆地点，悉数传至英国的中国公使馆。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被清公使馆秘密逮捕。经过14天关押，才得以脱险。随后，孙中山将此经历写成《伦敦蒙难记》。一般史论，这是孙中山成为世界性领袖的开始。对中国之外的人而言，此论成立。但是，对中国人，这还是需要时间才可能被认可的。而回到中国当年的历史现场，孙中山因英国人干预而脱难，甚至是一种耻辱。比如康有为的弟子麦孟华即直接指斥孙中山：“盗匪、会党分子，使中国丢尽了脸的人，因为他是通过沙士勃雷伯爵(英国首相兼外务相)干预才从中国使馆获释的。”

　　正当孙中山密谋广州起义之际，康有为殿试以二甲四十八名取入。相比于孙中山在边远地区的起义，康有为已经踏上传统中国权力舞台的康庄大道。在中国近乎僵化的等级结构里，两者的距离，冷酷却真实的评论是：“当孙中山不得不沿着一条曲折的道路走向李鸿章的衙门时(而且还失败了)，康有为却能够大胆地向皇帝本人上书。这就是一个在信徒中宣讲的文人学士与一个设法叫人听取自己意见的没有地位的人之间的差别。”只是，中国历史此际到了“变”之时刻，跌宕之间，传统等级迅速瓦解。

　　“公车上书”是康有为暴得大名的显赫事件，但似乎这也成为康氏的宿命，鼓动舆论而已。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叙述康有为的思想来源，综其要点：一是以晚清的今文学派为出发点，宗《春秋》的公羊家说；二是由公羊家所谓“张三世(据乱、升平、太平)”之义，衍为专制立宪共和政治进化的理论。以《孔子改制考》为例，历史学家李剑农论及：“这部书的作用，就是想把陈旧古典的封面，粘上一纸'维新变法事例’的签条，借大成至圣孔子先师的牌位，镇服反抗变法的人。这便是他维新运动思想上的基础。”

　　“变”，是康有为思想的关键词。特殊之处在于，当康有为获得上书皇帝机会之际，史扶邻的评论是：“康有为就挑起了两副担子：他不仅想要改造中国，而且还想改造儒家学说。孙中山想通过将政权授予他那样有才干的新人和西方专家来拯救国家，而康有为的目的则在于使包括皇帝在内的传统知识界皈依一种新的、革命的、变革的哲学。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的修正者就承担起一项巨大的任务，它与崛起的革命党人的任务相比，并不容易。”

　　所谓时势，甲午战争的结果，孙中山开始用“革命”的行动来寻找古老中国变革之道，对应“体制内”的康有为，他掀起的是“变法”之舆论。历史之变迁，当然有明流与潜流，循此以观，康有为梁启超一路不仅是明流，而且是焦灯下的明星。若将后来形成的革命派与立宪派的竞争作为观察中国近代演变的脉络之一，双方起步之始，落差甚大。

　　将康有为的努力视为体制内人士尝试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思想动员，似无不妥。作为康氏弟子，梁启超对“变法”的阐述直接明朗：“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已，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变法通议》)

　　从结果看，梁启超之议似乎更具传播效力。而他的老师康有为的“引征先圣最有力之说以为奥援”，并不顺利。他的第一本著作《新学伪经考》(1891年)虽流行一时，3年后却迅速被禁，连印版也被焚毁。光绪皇帝的老师，支持康有为一派的权臣翁同龢也要将自己与康说划清界限，称之为“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时为张之洞幕僚的章炳麟评论康有为，更是道出根本：“只闻康欲作教主，未闻欲作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异，惟欲作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

　　“变”的潮流制造，康有为之策是“古为今用”，而“洋为中用”的严复却在推动这一思潮的形成上作用更巨。福建人严复，14岁至27岁先后在福州船政学堂与英国海军学院受过8年的科学教育，有过5年的军舰实习经验。历史学家郭廷以称其“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又能洞悉中国病源所在”。1896年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论》刊行，这是第一次将西方近代重要学术著作比较完整地直接介绍到中国来。它震动了整个思想界，替当时求进步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同传统儒家思想截然不同的新观念：进化论。历史学家金冲及评论：“严译《天演论》所宣扬的进化论，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令人耳目一新，没有任何其他书籍能同它相比。”

　　对于甲午战争耻辱的回应，“变法”遂成潮流。若欲寻历史动力，失去对思想史演进的观察，将会茫然无措。1898年，变法之潮，终由思想动员而推进至清廷实际行动，康有为也由此一跃而成“政改”的操盘手与政治明星。只是，无论时人还是后世读史者，多易被传播规则制约，康氏光芒之下，无论激进的革命派孙中山，还是保守的变革者张之洞，都已逸出视野之外。但是，历史动力并不只是明星演出。

　　个案：秀才用兵

　　百日维新，103天的时间，作为政治家的康有为即告终结。细观当年，康有为所处清廷之政治情势，殊为不易。既有慈禧与光绪脆弱的双权力结构，也有积弊甚久的满汉矛盾与中央地方矛盾，看起来，康氏如同一头意气风发的大象，毫不顾虑地冲进了瓷器铺，结果，当然失败。戊戌变法之败，政治运作的代际传承关系崩裂，由中央控制的变革，不是不可能，也将艰难异常。所以，严复批评康有为是亡清260年社稷的人，未必没有道理。当然，从乐观的角度看，这也为历史另开新面提供了机会。

　　有趣味的问题是，康有为甘心吗？或者说，他还有机会吗？

　　所谓机会，基于这样一种可能：只要光绪的皇帝身份不变，甚至只要他本人依然在世，那么康有为就有政治上卷土重来的希望。反过来说，康有为最重要的政治上的努力，即为保护光绪在位或者在世。这是康有为逃离中国后，两年多时间里的核心工作，史称“勤王”(臣下起兵救援君王或皇帝)。

　　孙中山在广州行医的时候，曾租左斗山书店一家铺子为诊所，而左斗山书店离康有为、梁启超的书院万木草堂不到1公里，左斗山书店有翻译书，所以康有为常来光顾。孙康距离之近，超乎想象。但这种近距离，只是地理上的。孙中山得知康有为对西方文献感兴趣后，打算安排一次见面，但康有为通过中间人拒绝了，如果要见，则需递上门生帖。在各自人生道路尚未展开之前，阶级落差，即阻拦了两个广东人可能的交往。

　　看起来，似乎孙中山更乐意寻找“统一战线”来完成自己的使命。1897年，孙中山离开英国，经加拿大再次回到日本横滨，开始参与建设新式华人学校，决定请梁启超来管理这所学校。康有为拒绝了梁启超到日本，另派学生徐勤主持，而且坚决要将孙中山提出的校名中西学校改为大同学校。而当戊戌年维新开始，康有为觉得按自己的身份而论，与孙中山交往实有不妥，虽然是孙中山发起并创办了大同学校，但这所学校门前还是挂起一块禁止孙中山入内的牌子。康有为的崛起实在耀眼，比较之下，孙中山于是不再那么有吸引力。孙的革命同伴陈少白记录说：甚至像冯镜如这样忠实的追随者，兴中会分会的领导人，也准备改变其忠诚。

　　维新运动过于短暂，康有为被迫迅速地离开权力中心，他亦如当年孙中山，逃亡至日本。这个时候，事实上，康有为如同他曾诅咒那些领导起义的“叛徒”与“土匪”一样，“他自己也被推上这条卑贱的道路了”。只是，阶级意识未必那么容易去掉，在日本他坚持拒绝与孙中山见面，虽然双方的日本朋友，如宫崎滔天竭力撮合。

　　除了潜意识里的阶级因素，更直接的原因或许是，与光绪皇帝的关系才是他的王牌，而如孙中山所愿，一旦正统王朝被推翻，这张牌以及他这个人，当完全失去价值。

　　从上层变革中国，与从下层变革中国的两种动力系统，由此注定各走各道，难以融合。

　　1900年1月，清廷发布上谕，宣布立端王之子为皇子，史称“己亥建储”。此举在所有人看来，是废除光绪的前兆，其实际的目的，也可能确实如此。康有为以及他的“保皇会”不能再无所作为了。而且，此时，至少在对华侨的资金募集上，康氏一派完全超过孙中山。甚至孙中山的哥哥、全力支持弟弟革命的孙眉也将改变忠诚，他已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梁启超在日本的大同学校读书。

　　这一年确实是多事之秋，历史学家桑兵将其政局分析为“鼎足而三”：北方拳变、东南互保与勤王运动。细察这场由康有为领导的勤王运动，颇有价值。革命的手段——暴力，断非一般人可以采用。所以，纵有“时势”之便，也未必能够产生英雄。

　　庚子勤王，一般述史者多集中于长江中下游流域唐才常的起事。唐才常与谭嗣同、毕永年是挚友，谭嗣同遇害后，异常愤恨。逃至日本后，唐才常倡议勤王，成为康有为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在日本时，毕永年极想将唐才常拉到孙中山的旗帜之下，但唐仍然选择了康有为。唐才常之所以不从好友毕永年之请，李剑农分析：“此时唐不惟不忍与康梁立异，并且办事的经费，全恃康梁在海外接济，实有不能撇去康梁的苦衷。”

　　此时康有为的勤王策略，即如梁启超亦称之为“权术”——在海外借勤王鼓动捐款，对国内则号称财源充裕而招诱各方豪杰。比如康有为即妄称：“内地已有兵七十万，新安廿余万，台湾万余人(百战之兵)，南关万余，湖南廿余万人，长江各省卅余万，勤王之举，汲汲欲行……所以待之者，专待饷耳。”真实的情况哪有如此浮夸。圈内人梁启超还是看得明白，他劝告说：“权术不可不用，然不可多用也。”但即便如梁启超，也未能洁身自好，他让主持勤王的保皇会“澳门总局”多致函各埠，“于筹款聚众两事，不妨稍铺张扬厉也”。

　　秀才权术演化成的江湖之道，由此便成为：大肆鼓吹之下，广大华侨的期望值与各路豪杰的贪欲之心同步增长，其增长之快，又大大超过保皇会的负荷力。毕永年为孙中山先生所招募的哥老会首领李云彪、杨洪钧等一干人马，为康有为的金钱所诱，也舍兴中会而改投唐才常旗下。毕永年受此种种刺激，愤而削发为僧，去往浙江普陀寺出家。

　　这段勤王历史因其隐秘，长期未有清晰描述，历史学家桑兵耗10年之力，逐渐揭其面目。其中颇有能展示康有为实际行动能力的种种可乐之处。康氏屡次告诫弟子：“今日办事，非读书时可比。”“办事与论学不同。汝等落吾卷，尚可他年再考，今若落吾卷，无再考之日。”希望弟子们抹掉头巾气，可他自己却难去迂腐。他指示总局建全文书制度，“各种部箱皆宜备”，理由之一居然是“今日军谋即为它日考据”，三句话不离本行。

　　头巾气之外，最麻烦的是康有为毫无军事常识。桑兵在其《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里记录：“保皇会在日本订购旧枪，他只图引诱群豪，指示多购价廉质次者。甚至听信陈翼亭别有用心的胡说，认为'不如土货之善矣’，要少购洋枪，多购土制抬枪线枪以省费用……更有甚者，他极力举荐侄子康同富办理广东军务，理由之一，竟是后者'且能熟《三国演义》’。”

　　更重要的战略选择，一般人注意到唐才常的失败，以为长江流域是勤王之战略要点所在，但实则康有为的重点在两广(广东、广西)。1900年，义和团事发，广东总督李鸿章征调入京，这看似广东有了机会，但康有为又犹豫于广东还是广西。迟疑之间，康氏海外所募30万元，用支无章，耗去大半。而被宣称为战略重点的长江方面，只分到4万元，其中3万元还是最大的资助者邱菽园直接赠与唐才常，而保皇会仅分拨1万元。唐才常和他的自立军苦等经费不至，失败就义。而两广起义，事未举，财已尽，当然失败。被财源诱惑而改投康有为的哥老会首领李云彪、杨洪钧几年后去到香港寻康索钱，被康有为直接告发，一怒之下，借来手枪，意欲杀死康有为，后来被阻未遂。由此江湖广泛传言，康有为借勤王敛财自支。而这与孙中山借用500元尚能迅速还款对比，格调高低，判若云泥。

　　简而言之，秀才用兵的康有为算是彻底失败了。经此一役，“自后不敢言兵”。保皇会一党，此后的将光绪复辟之宏业付诸卦象，自欺欺人。

　　游学日本与历史潜流

　　与康有为大事张扬而最终不举的勤王对应，1900年10月，极其艰难境况之下，孙中山领导下的惠州起义却爆发，而且坚持时间不短，虽然仍告失败，但取与康有为竞争的角度观察，孙中山领导革命，无论意志还是能力，康氏完全无可比拟。

　　在当时的粤督德寿的奏折与文告上，康孙并列，“康孙各逆勾结土匪”——据此以观，李剑农先生分析：把“(传说里)红眼睛绿眉毛”的孙中山，公然放在“帝师”一列，却承他过于抬举了。显然，有此比较，传统的阶级等级并非霄壤之别。所谓“变”，此亦为一例。而孙中山也说：“当初次之失败也(1895年)，举国舆论，莫不目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惟庚子(惠州起义)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以恶声相加。”情势已变。

　　体制内的康有为，只能依仗体制供给的资源以助变革，而当体制撤销对他的支持，事将不成。勤王运动，是一明证。

　　庚子勤王运动，其背景是义和团运动与东南自保，即中国北方处于战争状态，而东南各省却“另立中央”，就时势而言，无论勤王还是起义，最为有利。后来的辛亥年间，也未有如此大势相助；而且康有为无论募集华侨资金之丰富，还是鼓动海内外社会舆论之沸腾，以及动员会党人马之众多，都为之前之后各次起义所不及，但为什么仍然失败？这才是值得思索之处。单以康不知兵以论，自是原因之一。但社会转型，只是简单认定英雄所造时势，未免单薄。所以，以历史动力形成的方法论来看，中国的现代化之途，无论结果以“革命”为标志，还是以“变革”为标志，都有赖各种力量的形成与相互作用，所谓“时势”造就。这断非单一因素可以促成，更非政治明星一呼而立。公允而言，此际中国，新旧过渡之际，面对变局，各方力量，尚未准备就绪。

　　那么，经此一役，康有为领导中国无论变革还是革命，已失去可能。仍取历史动力观察，他们的作用将一如“公车上书”之路径，为宣传与鼓动，进行社会动员，并尝试再次被政府吸纳，重入体制。康有为们没有再造制度的能力，这或者是传统读书人之命运悲剧？

　　戊戌年间，康有为即将上位之际，湖广总督张之洞发表了他的《劝学篇》，历史学家徐廷以简约地概括为：(张之洞)使国人深刻意识到“五知”的重要性：(1)知耻，知道落后日本、土耳其、暹罗和古巴的耻辱；(2)知惧，知道越南、缅甸、朝鲜、埃及和波兰的可怕命运；(3)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4)知要，知道中学和西学的要点——前者是实用的而不是思古的研究，而后者是政治体制而不是技术；(5)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中体西用”，实为张之洞思想之核心，即复兴儒家为国家道德基础，采用西方的器械以备实用。徐廷以评论：“张之洞聪明但不正确的原则，是抵抗保守派攻击的有效盾牌；即使是顽固派，也不能责备他背叛儒家和中国传统。站在这个无懈可击立场上，他继续为变革的必要性辩护。”

　　一般史论，张之洞为温和或者说保守的改革家。在寻找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他当然也是康有为的竞争者，只不过相当长的时间里，他被遗忘。

　　历史自有其逻辑，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未必正确与成立，但《劝学篇》里提供的一种理解日本现代成功之路径，及其中国可仿效之道，却铸造历史另一动力来源。在《劝学篇》中《游学·第二》一章论称：

　　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榎本(武扬)、陆奥(宗光)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

　　在这一章节里，张之洞还非常实际地提出了一些理由，解释到日本学习胜于到西方，而这些朴素之论，反而得到异乎寻常的认同与响应——“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日本)。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日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日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日)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康有为其在上书里，也有变法三策：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俄”指彼得变法，“日”指明治维新)、大集群臣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虽然甲午战争仅过去4年，日本为仿效与学习之国，已渐为潮流。只是康有为所论，过于宏大，反不及张之洞具体而微更具说服力。

　　为什么“敌国”日本，此际反成中国追随之国？从日本的角度观察，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任达(Douglas R.Reynolds)检索日本国内档案，认为：1898年1月升任为参谋总长的川上操六基于没有永久的朋友或敌人，只有永久利益的原则，提出战胜中国后，日本战略思想需要弹性，主动与中国友善。史称“川上主动”。

　　从当时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看，甲午战争后，三国干涉，日本还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上，日俄冲突上升为主体，与中国友善则为一种回应俄国挑战的策略。为着日本的本国利益，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由此变化。川上迅速派出自己的下属进行一连串的关键性会晤，分别拜见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选择长江流域的权臣作为日本的政府公关的重点对象，其意在“为长江沿岸各省训练现代化军队，作为抗衡北方俄国的砝码”。

　　而当时出任日本驻华公使的谷野文雄，在1898年间，不仅在口头，而且写信给中国官员，表示日本政府承诺支付200名中国学生在日本学习的费用。由于事前未获授权，他马上受到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申斥，认为承诺过多。不过，西德二郎虽然申斥，但仍确认日本(谷野文雄)既已作为承诺，便有责任如数支付。

　　效法日本，遂由此而兴。留学却是最方便彼此的一种选择，而且，日本之门已经打开。

　　在张之洞撰写《劝学篇》的两年前，中国总理衙门派出13名年龄由18～32岁的学生到日本学习，其中4人不适——不适应日本食物，不能忍受日本孩子以至成年人“猪尾巴”一类的辱骂……而返国，留下来9人。这是一个开始。两年后，各省继续派出留学生去到日本学习。留学日本之潮，开始启动。地方比中央更为积极。

　　1900年很关键，这是康有为勤王的年份，也是孙中山革命有所转折的年代。对清廷而言，作为对戊戌变法的一种曲折回应，他们鼓励义和团运动，引发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事情不可收拾。晚清此际，正是大起大落，作为挽回颜面的一种选择，这年底，慈禧也决定变法，后世称之为“新政”。而这一变法上谕的主旨，完全依托张之洞《劝学篇》为蓝本。如果说戊戌变法是康有为与光绪的合作，康为推动人，那么，此次则为张之洞与慈禧的合作，张系推动人。张之洞的政策要点，简而言之：废科举、兴学堂、奖游学。

　　在张之洞暮年，各种机缘巧合相聚，这位依据传统的学优而仕路径的读书人，终于轻轻开启了现代化中国的一种关键要素，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由此而兴。这才是更为持续而恒久的历史力量来源。只是，它虽然关键却过于“基础”，远远不如康有为在权力中央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那样为人注目，因而长期不彰。这应当算为历史潜流的一种。
       近代知识分子

　　无论按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还是按中国学者李喜所的统计，留日的中国学生曲线都呈一种陡峭形状：1896年入学日本13人；1899年过百达202人，1903年超过千人，而1906年则超过万人。10年之间，增长百倍。早期的留学日本学生中，有张之洞的长孙张厚琨，为了明显地表示友好与关切，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和日本外务省说服近卫公爵，同意张厚琨进入近卫掌管的贵族学校，并作为这个十六七岁少年的监护人。同时，京师大学堂辅佐总教习吴汝纶的儿子，鼓吹改革的黄遵宪的儿子、孙子以及表弟、侄儿都进入日本学习。

　　粗略估计，1898～1911年，至少有2.5万中国学生跨越东海去到日本求学，寻求现代教育。这一数据比之“二战”之后世界性的留学潮，当然不足自耀，但回到世纪初，其意义确需重新评估。更为认真的研究者马里乌斯·詹森提出了他的判断：“(中国的留学日本运动)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移民潮……到那时为止的世界历史上，可能是最大规模的海外学生群众运动。”

　　既此，那么，我们研究现代中国之演进，岂可忽视这一历史运动？

　　留学日本，以图中国富强，这当然是力促此事者的初衷。那么，回到具体的留学生，或者说中国所形成的近代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呢？史扶邻的观察是：“在东京，学生们更感到中国所处地位的卑微，而且不愿接受这一事实。”

　　最早能够接续这一即将形成新型社会力量的，仍是梁启超。“武装斗争”以及“勤王”不是康梁之长，但鼓荡舆论，其时却难有超越梁启超者。同样以媒体从业者的角度来观察梁氏办报，他自己说得清楚明白：“著书者，规久远明全义者也，报馆者救一时明一义者也。故某以为业报馆者，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之议论出之，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病。”(《新民丛报》所刊《敬告我同业诸君》)简单来看，“以极端之议论出之”，是为梁氏办报的关键理念。当时的读者评价梁启超，多用“笔端恒带情感”——这与极端之论配合，梁启超当然迅速成为“言论界骄子”。如果我们取梁氏文章的受众角度观察呢？显然，正是兴起并且快速扩张的留日学生是其重要的读者来源；而到晚清中国，1901年(辛丑年)科举程式改变，废弃八股，改用策论，应考的秀才失去了揣摩的工具，康梁主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就成为他们模仿与学习的榜样了，虽然清廷禁止，但国内却依然畅销。有此两端作底，梁启超自是声名大振。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兴起，其思想根基的培植，梁启超功莫大焉，这是实情。

　　将思想史的演变，简单成思想的响应与潮流来观察，或许更能理解那个时代。甲午战争之后，“变”成为潮流，而此际，梁启超另创新面，提出“国民”概念：“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由国民概念之起，导向的是“民权”概念的兴起与深入人心。那么，再往前推导：国家与统治者(清政府)并不天然是一体。忠于国家，未必必须忠于朝廷，甚至相反。

　　“救亡”中国，必须变法，必须兴民权，这是一种递进。其影响，金冲及论述：“爱国首先要从兴民权开始。他们还把'国民’同'奴隶’鲜明地对立起来，作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宣传对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直至五四期间的《新青年》中还可以看到：他们处处以'国民’自许，反对形形色色的'奴隶’道德。”由此可观，“民权”已深植近代知识分子根基。

　　既有民权思想引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是必然。这个时候的国家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义和团运动后遗症正在爆发。俄国作为八国联军的一部分，趁义和团运动之际侵入东北，之后在谈判处理时，却又别有居心提出单独解决。俄人先是挟制毫无权力的盛京将军私订一暂时协定，将奉天置于俄军控制之下；遭到反对后，俄方反而提出更为苛刻的条件，不仅剥夺中国在东三省的主权，且涉及华北、蒙古、新疆。消息传来，列强大为震动，警告清廷权臣不可接受，而清廷李鸿章倾向接受，张之洞等则断然拒绝……朝廷摇摆不定，将决定权交给中国驻俄公使杨儒全权处理。杨儒回电称，朝廷若无明确指示，他决不会签订。这种种纠缠，是义和团善后谈判最为棘手的事情。而清廷谈判代表李鸿章，被俄方代表威逼：如不签约，重贿将不支付(中俄密约谈判时许诺而未付之贿款)。直至李鸿章辞世当天，俄方仍来逼迫。

　　之后，因为国际形势不利俄国，俄方终于允许恢复中国在东北的权利，并决定俄军于18个月内分三期撤离。但是，条约仍似一纸虚文，第一期撤兵，俄军仅将奉天辽河以西部队退集南满铁路附近；而第二期撤兵，根本不理，又于1903年4月对中国提出新的要求。后世读史者阅读近代史，每每绕不开的就是俄国谋我国土，既急且狠。令人悲愤莫名，心痛不已。

　　东京报纸迅速报道了俄国的非分要求，其中俄国公使对记者的谈话直接而明确：“今宁断然取之，归入俄国之版图。”这个消息在留日学生里引发强烈震撼，纷纷集会，要求拒俄。这当然是出自本能的情感。拒俄学生组织了一个有130名学生参加的学生军，自愿回国充当驱俄先锋。学生们还派出两位代表回国，准备游说袁世凯出兵抗俄。结果学生们大失所望。当年上海章炳麟等主持的《苏报》揭露驻日公使蔡钧致两江总督端方的电文：“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二百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现已奔赴内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这份报纸还载有清廷密谕：“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

　　这是中国近代史里外交导内政的典型案例。清廷面对事实上基于朴素国家情感“反帝”的留学生，以“革命本义”度之，并采用“严防死守”之策，结果对学生刺激之巨，倒真使原本没有“革命本心”的留学生们逆转，由“反帝”而“反满”。

　　当年7月出版的留学生刊物《江苏》，在一篇名为《革命其可免乎》里，揭示了这种逆转：

　　闻其密札有曰：名为拒俄，其实革命，夫革命竟革命耳，何借拒俄之词为？今既拒俄，则非革命固无疑矣。而端方、而蔡钧，必欲合并而混同之，务极倾陷以为快。呜呼，我留学生何万幸而遽邀革命之名乎？夫有拒俄之诚而即蒙革命之名，吾知自今以往，世人之欲忠于满洲者惧矣。然使昌言革命而徐图拒俄之计，吾不知彼满洲者于我将奈之何？是故余乃抚然慨息，悄焉累欷，以敬告于我留学生，并以谂同胞四万万黄帝之胤曰：呜呼！革命其可免乎？

　　有民权为根基的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经此一变，国家与清朝廷概念两分，不再一体，民族主义观念迅速上升。

　　在接近10年之后，孙中山先生以革命行动来完成的“民族主义”，开始在新兴的知识分子群体里悄然形成。边缘集团的反抗，时势相助，遭遇更具社会资源与社会动员能力的知识分子集团的兴起，他们能否以及如何达成合流，遂成关键。

　　激荡与演变

　　民权与民族，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念之变，仅仅只是留学海外若干学生的觉悟？当然不是。拒俄事件刚刚爆发，18岁的留日学生邹容回到上海，出版了他所撰的《革命军》。这本小书，将民权民族等种种观念与思考，直接演化为两个字：革命。开头即论：

　　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嗓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

　　金冲及评论此书：“充满着炽热的革命感情，笔调又通俗明快，犀利有力，使人读了就像触到电流一样，无法平静下来。”很迅速，此书被广泛翻印。香港、新加坡、横滨都出了《革命军》，孙中山还将它拿到美国重印出版；而黄兴在湖北把它秘密散发给学生和陆军士官生。有统计说：这本书总共出了20版，达100多万册。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回忆说：“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革命，由此渐成潮流。再回到思想史演化的脉络，10年之间，“变”之思潮，经民权与民族主义观念启蒙，此际，终于进展到“革命”一途。

　　曾经的“启蒙者”，“尊皇”而决不将国家与清廷分离的康有为梁启超，此刻遭遇挑战。章炳麟在其《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里，以论战方式阐述了革命的意义。康有为称人民道德低下，不配革命；章炳麟则用具体历史事实来论证：“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恃革命以开之。”康有为认为革命会引发社会紊乱；章则指出：革命不只是破坏，同时也是建设，“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康有为将光绪皇帝说成尧舜以来所未有的“圣明之主”，而章炳麟对此，颇为挑衅，直斥“载湉小丑”——这实在过于戏剧性。传统中国的戒律之一，即皇帝名讳不可讲，可章氏竟直称小丑，无论顽固派、中间派还是革命派，无不震撼，传播因此广泛。也由于如此大不敬，章炳麟与邹容入狱。而这一事件更加大了章邹两人言论的传播广度。欧洲报纸不仅报道此事，还将《革命军》节录刊载。

　　这种论战，后来一直持续，而名目变得简单，“革命党”与“立宪派”之争。

　　拒俄事件另一后果，则为中国内地革命团体风起。黄兴、宋教仁、刘揆一、陈天华等在湖南建立了华兴会；吕大森、胡瑛、曹亚伯等在湖北建立了科学补习所；蔡元培、陶成章、龚宝铨等在上海成立了光复会；柏文蔚、陈独秀等在芜湖成立了岳王会；杨庶堪等在四川成立了公强会。

　　“革命”风潮下，这些革命团体创立后，其所循路径，竟一如当年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后的起义——直接行动。史扶邻描述说：“他们不是把自己关于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的不实用的言论变为实际的政治方案，创立一个组织去争取群众对这些口号的支持，而是遵循早期兴中会的更加冲动的榜样。他们甚至在自己所写的动人宣言墨汁未干之时，就开始制造炸弹了。”

　　离拒俄事件仅仅过去一年，黄兴在湖南成立华兴会后，即着手准备于1904年11月16日慈禧寿辰当天起义。黄兴是秀才家庭出生，据说他幼年除读古书之外，还学了乌家拳，有一手好功夫。后来在湖北武昌两湖书院读书，颇受重视；他还曾参加唐才常的“自立军”，未被当局发现；1901年被官府派去日本“考察学务”。他是因拒俄运动而被推派回湖南做“运动员”，这时他成立反满的华兴会。可惜，由于起义前，两个会党成员被捕，事情败露，黄兴逃亡日本。稍后，华兴会的会党成员马福益计划在湘西发动另一次起义，黄兴和刘揆一又返回大陆。结果，起义军在长江厘卡同卡弁相遇，引发枪战，马福益被捕；黄兴再次逃亡日本。按薛君度所著《黄兴》里记录，为着起义，黄兴与刘揆一借了5万元以应付开支，起义未成，而这一债务却使他们破产了。

　　显然，充满激情的留日学生革命团体，比如黄兴，迅速发现激烈的革命行动，意欲达成结果，并不容易。如果与早期广州起义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当年孙中山起义，有华侨的钱(虽然不多)与会党的力两者集合，即便如此，成功却总是无望。而后来的革命者，其实连这两者资源都不充分。革命，空有热情，无可成事。

　　回望那个历史当口，后世读史者可以想象的是，分散而资源严重匮乏的各个革命团体，集合资源，由分散而集中，或是未来必须做的选择，也是各个革命者的向往所在。

　　孙中山的日本追随者宫崎滔天，在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后，颇为“烦闷而懊丧”，于是安静地回到日本写了一本自传《三十三年落花梦》，记录自己的浪人生涯。这是一本奇特而传奇的书，它于1902年在东京出版。这本书对早期孙中山革命生涯有较为具体的描述，这一切并不为中国人所知，而且，他以极其肯定的语气判定：孙中山是中国未来的杰出领袖。这个判断出自“有骑士气概的日本冒险家”之口，那些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很难不表示出钦佩。一年后，章炳麟在上海出版了《孙逸仙》的节译本，迅速销畅；稍后，又有全译本在上海出版。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正是拒俄运动、留日学生民族主义勃发之际。那个过去在他们视野之外的，也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英雄，终于浮出水面。

　　同持民族主义的边缘集团与近代知识分子集团，有了融合的可能。

　　一年后，亦即黄兴计划起义时间的慈禧寿辰。清廷为了庆祝寿辰而大赦了造反者，但有3个人被排除在外，其中就有孙中山。清廷此举，不啻为孙中山提供了“著名革命者”的一种证明。孙中山终于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让他的中国同胞尤其是知识分子集团知道了他的名字。清廷另外排除在外的两个人，分别是康有为与梁启超。

　　1905年，游历各国而重新回到日本的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等见面；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分散的革命力量终于集结。这样，中国有了一个初步具有现代政党一切特征的党——一个等级制的结构、一个纲领、一个宣传机构和一个行动计划。尤其有了一个公认的领袖：孙中山。在同盟会会刊《民报》的发刊词上，孙中山将他的全部革命主张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并且强调“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孙中山颇有信心地写道：只要实行这三大主义，就可以“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使中国臻于独立富强之境。

　　这一年，在中国国土上的日俄战争结束，君主立宪国家日本战胜强大的俄国，清廷于是采“立宪”制度，康有为与梁启超多年的呼吁鼓荡，终于结出正果。很遗憾，只是他们仍为通缉犯，被排除在外，未被体制吸纳。

　　未来中国，两条道路，革命与立宪继续竞争。

　　另一种历史潜流

　　在《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里，史扶邻记录：“同盟会一成立，孙中山便在横滨印刷了200万票面1000港元的债券。他还在英国和法国印刷可望欧洲人认购的其他债券，但没有见到有人认购的记载。”很显然，资金一直是革命最为急需也最为缺乏的资源。

　　1903年9月底，正当孙中山的名字开始被传播声誉渐起之际，他向朋友借了200元的盘缠，离开横滨去往夏威夷。他的这次第二次环球之旅，一则为了收复被保皇会康梁夺走的夏威夷“阵地”，再就是寻找革命的资金。在夏威夷，面对被保皇会争取过去的信众，以及他们所拥护的“君方立宪”，孙中山言辞直接、铿锵。“痛骂汉人之无资格，不当享有民权。夫满洲以东北一游牧之野番贱种，亦可享有皇帝之权，吾汉人以四千年文明之种族，则民权尚不能享，此又何说？……可见彼辈所言保皇为真保皇，所言革命为假革命，已彰明较著矣。由此观之，革命保皇二字，决分两途……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孙中山的问题很有力：假如汉人没有资格成为共和国的公民，那么满人又为何有资格当皇帝？收复失地，不成问题。资金方面，虽然他也迅速还了在日本的朋友借给他的200元盘缠，但进展有限。

　　之后，孙中山去旧金山，在致公堂大佬黄三德陪同下，开始全美旅行，寻找革命成员以及资金，但当他们跑了洛杉矶、新奥尔良、芝加哥、亚特兰大……几十个城市后，一无所获，两手空空地到了纽约。这时已是1904年的冬天，黄兴的起义业已失败。在纽约，他接到留学欧洲的中国学生的邀请。这个时候，孙中山未必知道，他已经成为留学生们寻找的英雄了。在柏林的中国留学生朱和中回忆说：“我辈至今群龙无首……正可乘机觅孙逸仙。”

　　边缘集团与新兴知识分子集团，打开了融合的通道。1904年12月，孙中山赴伦敦。

　　很显然，孙中山征服了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之前，他们更信任读书人出身的康有为与梁启超，而康梁将孙描述为目不识丁。结果，留学生们发现，“这是一个有才华的人。穿着跟欧洲人一样，而且对西方最新的政治潮流是熟悉的”。但是，学生们与孙中山的聚谈进入深度沟通时，虽然对他在理论上的阐述明显地感到满意，但却未必同意他的策略。

　　这是一场超长时间的争执，史扶邻记录：朱和中坚持认为革命不能撇开知识分子(意思是学生)。他指出，策反新军(它的许多军官都是归国留学生)为革命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他的朋友吴禄贞成功的鼓动是一个足以说明问题的例证。但是孙中山坚持认为，有功名的人和军官搞不成革命。他为会党辩护，认为应当优先考虑他们，并把他们作为革命的骨干。朱和中以1900年唐才常汉口密谋的失败教训为例进行反驳。他和其他支持这个密谋的人们(包括梁启超在内)一样，认为哥老会在政治上完全不可靠，他们的兴趣仅仅在于抢劫。他还提醒孙中山，过去所以失败就在于缺乏知识分子的支持。在争论了“三日三夜”后，孙才决定给予学生和会党以同等的地位。孙中山最后接受了学生们的意见，凡为留学生中全心全意献身于革命者，均可做领导人。

　　新军，更为隐秘的一种力量，此刻才被同持民族主义的孙中山与留学生们共同意识到其价值。但是，似乎他们仍只被当做如会党一样，可以借用的革命力量而已。

　　所谓历史动力，换言为历史条件，亦无不妥。但是，长期以来，以纯粹的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这一狭窄路口进入，由结果寻前因，甚至有“武昌首义”不过事发偶然之结论，因为它很难导入同盟会直接领导的名目之下。如果忽略新军这一历史动力，那么我们将无可理解袁世凯之篡权以及后来北洋军阀之混乱时期，他们当然是“革命”的动力与遗产；而同时，也正因为有后来的军阀混战，这一历史动力更难认定。新军价值由此沉为历史之潜流而未为人知，历史也由此失真。

　　有意思的是，如果回到历史现场去寻找辛亥何以革命，其三种历史动力：起源于边缘集团的孙中山，发迹于权力中央的康有为及其文人集团，主导者为政府的新军(及其领导人袁世凯)——所谓军人集团，皆为回应甲午战争失败，寻找现代化中国出路的选择。动力既已隐伏，历史只需等待它们各自成型、演变以及最终的时势安排。后起的知识分子集团，当他们介入其间，社会动员则告开始。

　　甲午战争前30年，重海防而轻陆防，结果北洋海军一败涂地，于是有了赶练新军之议。1895年，中央政府控制的胡燏棻练“定武军”，复将以能战知名的聂士成部改为“武毅军”，均驻天津附近。同年，张之洞创“自强军”及陆师学堂于江苏，次年立“护军营”及武备学堂于湖北。稍后，袁世凯上书论兵，于是获得督练定武军之职，名为“新建陆军”，戊戌政变后，袁的这支军队人数增至1万人。而日俄战争，再次促使新军扩张。面对在中国国土上进行战争的两个国家，清廷被迫采取预防措施，以保证东北边疆的安全，部分北洋军移师长城以外，将袁世凯常备军第一镇(师)开拔到山海关附近的永平府。与此同时，清廷下令立即增设实力与编制相仿的两个镇。辛亥前夕，全国一共有14镇(不包括禁卫军)组建完毕，实际战斗兵力大约达19万人。

　　“军事教育和军事技术的剧烈变革往往是一场政治性的经历。”这已为政治学的基本共识，经常我们会以此来分析诸如中东国家剧变的军人集团作用，那么，为什么不可能以此来分析当年中国的革命？很显然，受过专门训练的新建陆军，将与正在形成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集团一样，更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衰弱。他们会像知识分子集团一样做出反应吗？

　　回到中国的历史现场。那个年代，当兵未必值得夸耀，为吸引有出息的年轻人进入新军，清廷规定：新兵经过去3个月的见习，将被豁免30亩土地的地赋银。无地赋银可免者，则准予享受通常赏赐给有功名书生的免税权。而且，他们的家属还得到相应的保护，以免受到地方官与土匪无赖的骚扰。军人的家眷一旦卷进诉讼案件，将由代理人在公堂上为他们申辩。当然，当军人退伍或被开除，这些特权也将失效。而且，新军的俸饷也很丰厚。标统月给俸饷500两……正兵月饷4两5钱，副兵月饷4两2钱。若与清朝传统的荣誉军队比较，便可见其不菲，八旗马甲月饷3两，步甲月饷1两5钱；绿营马兵月饷2两，步兵月饷1两5钱。

　　经现代化训练的新军，作为一种集团，在晚清不多的岁月里，迅速崛起。

　　对这一集团，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1910年发出的报道描述：在近代中国可以觉察到的最大变化，或许是以往受到轻视的军事职业现在得到了尊敬……军人现在要求得到跟他权威地位相称的待遇。军官乘火车坐头等铺位，士兵不再愿意像牲口般地挤在无盖的货车里，他们现在要求坐进客车车厢。莫里循甚至断言：“文官与武官的相对官秩已经颠倒过来，现在武官的地位已经优于文官。”

　　但是，也正在莫里循发出报道的差不多时刻，美国来华的传教士W.J。卡尔奥在给国务卿的一份急件中概括了当时的局势：在难以获取陆军“士气”及军纪状况可靠情报时，有一点是不会令人感到意外的，即有朝一日土耳其的革命模式在这里重复的话，真正的革命将由中国下级官佐发动。

　　果然，卡尔奥言中。而且时间仅过一年。

　　辛亥到来

　　军队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集团，它不那么容易被外界认识，而这一集团自身的种种变化，又被当事人视为当然而内部消化。只是，在华的外国人，更敏感更希望知道点什么。

　　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寄回国内的文件里最早记录了这一事实：“1907年，杭州许多军校生和教习割辫，但当地驻军的官兵还没割辫；在安徽，少数几个军人割去发辫，其他军人将发辫盘在帽子里，听任其他部位的头发生长，因此当他们戴上军帽时，看起来好像辫子已被割掉了。广州的陆军小学堂中有25%的学生割去了辫子。未曾听说过军校生和士兵因割弃辫子而受到严惩的事例，这表明军事当局同情割辫运动。”中国报纸也有注意这一事实的，《民立报》1911年1月3日报道说：黎元洪非但宽恕剪辫行为，而且还为某些士兵断然剪去辫子而感到高兴。

　　清朝中国人留辫，是民族臣服关系里至关紧要的象征所在。相比于清人入关后最初百年里的严厉控制，这个时刻，情势已经逆转。较早研究辛亥革命里的军人集团的澳大利亚历史学者冯兆基，在其所著《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里论述：“在中国人看来，割去辫子的真正意义远远比这种行为本身来得重要。”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先后组织各地起义，但仍未有成功。1908年，方向转向运动新军。

　　回到首义之地湖北。1910年2月以来，整个长江下游地区雨水巨多，漫延至中游，这年武汉的水位“实际上已超出人们记忆”。之后，米价由每担5000文，一月之间涨到8000文。这个时候却传出武昌政府将削减新军费用的消息，果然，各级军官俸银减少40%。当年由吕大森、胡瑛、曹亚伯等在湖北建立的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此刻，已演化成完全是新军系统内部的革命组织“文学社”，由蒋翊武领导。另一由孙武领导革命团体“共进会”，开始尝试并完成与“文学社”的联合。准备，已经就绪。历史条件，业已具备。

　　辛亥，1911年，终于到来。

　　1919年7月，孙中山指定胡汉民创办一份杂志。胡汉民原欲将其命名为《改造》，结果未获孙中山同意。他说：“建设为革命之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杂志遂定名为《建设》。革命是为了建设，知易却行难。

　　广州起义90年后，1985年，学者陈德仁与安井三吉研究当年孙中山逃亡行程，检索孙中山登陆日本时的所有报纸，并没有发现“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的报道。这次起义只有《神户又新日报》报道，但称当事人为“广州暴徒”。那么，据此以观，中国“革命”一词，源自于此，未必准确——翻检日文报纸，“革命”与孙中山名字相连的，在1898年，宫崎滔天翻译并连载孙中山的《伦敦蒙难记》，其题即为：《清国革命领袖孙逸仙幽囚录》。当然，“革命”一词虽然未必源出神户，但这是孙中山先生一生的写照与志业，却是无疑。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他的遗言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革命。继续革命。成为革命者必须继承的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