骠骑电动车外壳:孙中山为什么革命

　　为什么革命 孙中山

　　◎李鸿谷

　　辛亥革命推翻了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是革命最为显赫的成就。百年之后，新的时空之下，再来回望那段历史，价值何在呢？

　　革命是否应当发生？这是一种疑问。它饱含着强烈情感性的问题取向，隐含的疑问则是：如果不发生革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否会更顺利？可是，这样的疑问，看似强悍，而深刻的悖论在于，它无法论证。机会成本，如何讨论？因而，它只可能是一种自我价值的情感投射而已。“穿越”历史，“假设”史学，属于想象，并非严肃历史研究与探讨。

　　对于后世读史者，革命，无论你是否喜欢，它已经发生。历史的本质特征是不可重复性，固此，研究它为什么会发生，才是正途。

　　中国近代史，无论我们持革命史观(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还是用现代化史观(洋务—戊戌—辛亥)，都无法绕过“革命”。辛亥这一年，当然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年代，非有足够的襟怀，即使百年之后，我们仍难逃机械刻板的解释。

　　辛亥年为起点前溯，革命的直接动力，在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已经隐伏。甲午战争的失败，在相当意义上是晚清朝廷30年洋务运动的失败；倾国之力而建成的北洋海军，一战之下，灰飞烟灭。那么，未来中国，路在何方？

　　这一年，上书李鸿章而未遂的孙中山，将自己的志业转向“革命”，由边缘出发，从社会底层开始尝试中国变革；同样这一年，以“变法”为号召的康有为，考试未中，没能进仕……第二年，康有为终于进入仕道，获得了从权力中央“变法”并改造中国的机会；与此对应，孙中山则在广州打响了推翻清廷的第一枪。由此开始，我们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看到了两支竞争性的力量。如果将中国如何进入现代化作为一种历史性挑战，即使晚清朝廷愚顽，又如何能置身这一进程之外？看起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清廷改变不重陆防的军事思想，仅仅只是一种技术性变革，但任何军事技术的变革往往正是一种政治性经历。为着保卫清廷的“新建陆军”，在后来的历史进程里，虽然更为隐秘，却同样是一种促成历史逆转的力量所在。

　　简而言之，甲午战争的失败，既是清朝中国以“洋务”之策进入现代化轨道的一次失败，同样也蕴含了未来改变历史的动力系统的发生。百年之后，我们放下利益衡量，更公允地看，无论是孙中山边缘集团的“革命”道路，还是康有为文人集团的“立宪”选择，以及军人集团和他们的代表袁世凯的种种“修补”，实为中国人探索如何将中国导入现代社会的努力。将他们视为辛亥革命的历史动力，并无不妥。他们既是中国遭遇现代化挑战的产物，同时，也是促成中国现代化的核心力量。当然，三种历史动力系统之间，目标皆为将中国导入现代社会，但表象却是彼此的竞争。在孙中山先生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之际，“举国舆论，莫不目予(孙中山)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结果16年后，却是孙中山革命性的“共和”道路最终胜出。

　　这是历史自身的逻辑。当一个庞大的朝廷(政府)，无力将它服务的国家在全球化的生存竞争里带至新境，它的崩溃，自是必然。无论这是以“革命”还是其他名目达成。只是，当这种转变，是以革命的行动完成，那么，我们由结果回溯当年的孙中山先生的理想与卓绝的奋斗，这位“先行者”，后人当然得奉献自己足够的敬意。

　　推翻清廷，建立共和，以现代化的中国进程看，它只是一个开始。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这个“革命”的开始，造就了后来的路径依赖。那么，百年之后，我们去重寻当年，其目标，当然是通过历史来理解现在。

　　历史自有其逻辑。读史只是去寻找、发现并理解它。之后，将我们理解并形成共识的历史逻辑，化为这个国家当下及未来走向的资源。本刊连续的辛亥革命报道，以为价值在此。■

　　孙中山在美国

　　13岁那年远渡重洋去檀香山的经历，使得孙中山第一次对西方文明、西方制度和西方历史有了了解。革命爆发前的最后两年，孙中山有超过一半时间都是在美国度过的。在整个东南亚不受欢迎后，他在北美找到了一个栖身场所。在所有西方国家中，他了解最多的，正是美国。这里既是他革命之路的起点，也是他革命源源不断的动力之一。

　　主笔◎李菁

　　革命中心之外的孙中山

　　1911年10月12日11点左右，在旅馆吃完早餐的路上，经过走廊报摊时，孙中山顺便买了一份报纸。他打开一看，上面赫然印着这样一条简讯：“武昌为革命党占领。”他紧盯着报纸仔细看了两遍，才最终确信这个消息。

　　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响起时，孙中山正在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旅途中。《孙中山全集》里记述，十几天前，他在途中接到黄兴从香港打来的电报。可是，“因行李先运送至此地(丹佛)，而密电码本则置于其中，故途上无由译之”。

　　10月11日晚上，孙中山与随行人员黄芸苏到了丹佛，住在丹佛市布朗宫殿酒店321房间—100年后，这个房间至今还被完整地保存着，酒店工作人员介绍说：“当时是一个套间，房号是321，后来我们特意保留下来，并改成了会议室。”在这间房间里，还悬挂着原始登记记录的复印件、孙中山的照片及“天下为公”的题词。

　　当时在酒店，孙中山从行李中找出密码本翻译出黄兴的电报：“居正从武昌到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之后，孙中山拟电：“时予在典华(丹佛)，思无法可得款，随欲拟电复之，令勿动。惟时已入夜，予终日在车中体倦神疲，思虑纷乱，乃止。欲于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时，再详思审度而后复之。”可是，还没等他第二日发出这份“令勿动”的电报，革命胜利的消息已经从大洋彼岸传来。多年梦想终于变成现实，孙中山惊喜交集的心情可以想见。他马上先给黄兴发了一封电报，“申说复电迟延之由，及予以后之行踪”。

　　接下来一个重要问题马上摆在面前：下一步，应该做什么？表面上看，马上回国，投入革命第一线，似乎是最合理的选择——如果他即刻动身坐船，20日左右便可抵达上海，“亲与革命之战，以快生平”。可是冷静下来，孙中山决定暂留国外。在他看来，在这关键时刻，西方列强对新政权的态度极为重要，所以外交活动是“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如果在中国驻有军队的西方大国为维护从清政府手中获取的特权，帮助清廷镇压革命，则可能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反之，如果列强能支持这场革命，则胜利的把握就更大。

　　以孙中山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列强之与中国最有关系者”，有6个国家：美、法、德、俄、日、英。其中，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国，则是反对革命的；“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

　　孙中山于是取消了原定的旅行计划，立即驰往华盛顿。途中看到报上载有“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的文字，孙中山意识到，中国革命已为世界所关注。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在途中格外谨慎，避免会见一切报馆访员。可是10月15日途经芝加哥，那里的华侨已迫不及待为他举行了颇具声势的“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把孙中山当做促成这场革命发生的英雄来欢迎。美国报纸上不断刊出文章，预言孙中山将当选未来共和政权的总统。会后，有十几家西方报纸想采访孙中山，但都被他避开。尽管如此，“孙逸仙”这个名字已经频频成为这段时间外电报道的重点对象。其中英国《每日电讯报》的一篇文章是这样写的：“孙逸仙博士的信徒设在纽约的总部，昨晚挤满了人。据称，几乎每一个出席者都会讲流利的英语。墙上悬挂着孙逸仙博士的巨幅油画肖像，还有其他穿着革命军军装的士兵和海员像。大家都在谈论革命。”

　　其实，早在1911年5月21日，孙中山就到过华盛顿，希望谒见美国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 C.Knox)，被拒绝。当时美国标榜“严守中立”。这一次，革命已然成功，孙中山希望美国态度有所改变。10月18日，他再次写信给诺克斯：“我曾经于上次访华府时，尝试拜访你，但没有如愿。今冒昧再致信你，希望和你作一次秘密会晤。”诺克斯认为孙中山是“欲推翻现存政府的领袖，不愿与之接触”，也拒绝接见孙中山的军事顾问荷马李(Homer Lea)。并且，当1911年11月孙中山在伦敦谋求西方援助时，诺克斯还曾指示美国驻伦敦的金融机构，不要向孙中山提供贷款。

　　失望之下，考虑一番之后，孙中山决定立即归国。1911年12月25日9点45分，“地湾夏号”邮轮缓缓靠岸。在黄兴、宋教仁和陈其美的迎接下，孙中山走下轮船。此前，很多媒体都在猜测这位常居海外的革命者带来多少资金回国——《申报》就数次报道他购买战舰、兵舰带回的消息。所以孙中山一上岸，许多记者就纷纷询问他：“您这次带了多少钱来？”孙中山回答说：“予不名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

　　13岁少年的新大陆

　　夏威夷是美国著名的度假所在地，其州府所在地火奴鲁鲁(Honolulu)，因为火奴鲁鲁早期盛产檀香木而被华人习惯称为“檀香山”。檀香山国际机场候机大厅里，有一个仿照岭南园林建筑风格设计的中式花园，小桥流水，亭台楼阁，公园正中央，矗立着一尊孙中山雕像。因为孙中山的关系，这一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的2006年，夏威夷市政府将中国城旁的一座公园命名为孙中山纪念公园，里面还有香港著名雕塑家朱达成创作的孙中山铜像。2011年初，夏威夷檀香山市全体市议员一致通过，今年为檀香山“孙逸仙年”。

　　1879年，一位穿着长衫、头上盘着辫子、戴着红顶绸布瓜皮帽的13岁中国少年，怯生生地下了船，以好奇的眼光打量周围。这就是刚从蒙昧中国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乡村少年孙中山。

　　孙中山的出洋，与其兄长孙眉关系甚大。比孙中山整整大12岁的孙眉因家境贫寒，只读了4年书便辍学做工。16岁，孙眉随同乡亲友赴檀香山做工，经过几年打拼，经营的农牧业因成效显著而受到夏威夷政府的青睐。那时，夏威夷糖业生产发展迅速，急需大批劳力，孙眉因此得到了夏威夷政府的特许状：“多招华人来檀香山大兴垦务。”1878年，孙眉回到家乡，与同乡姑娘谭氏结婚，准备招一批乡亲们前往檀香山。孙眉设立了移民事务所，与人合股接管一艘航海巨船，作为移民之用。

　　孙中山也想随哥哥一起去国外闯荡，遭到父亲孙达成的坚决反对。孙达成的两个弟弟均死于海外淘金，不愿意小儿子也走上这条充满艰辛之路。

　　第二年，孙眉的同事雇一条约2000吨的英国铁壳汽船“格兰诺克号”，到澳门载运中国侨民。再三恳求下，父亲终于同意。这年5月2日，13岁的孙中山随母亲，先乘帆船到澳门，再由澳门乘英轮赴檀香山。孙中山后来在给别人的一封信里提及此行对自己的影响：“13岁随往夏威仁岛(注：当时译名)，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这时的夏威夷还是一个君主制国家，叫夏威夷王国(Hawaiian Kingdom)。1894年7月4日，夏威夷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Hawaii)成立，欧瓦胡岛上的火奴鲁鲁为其首府。这里处于中西方文化交流与碰撞最前沿，也给少年孙中山带来最初、也是最强烈的思想振荡。

　　到檀香山不久，思家心切的杨夫人先返回故土，孙中山则被安排到孙眉在茂宜岛茄荷蕾(Kahului)开设的商店当店员，学习记账、珠算和当地楷奈楷人的方言。孙中山很快发现自己对呆板的买卖毫无兴趣，遂向哥哥提出上学的想法。孙眉虽然只在家乡读了4年私塾，仅粗通文义，但他对教育极重视，因而对弟弟的请求欣然应允。

　　这年秋天，孙中山进入火奴鲁鲁英国基督教圣公会主办的意奥拉尼学校(Iolani School)，入校时的名字还是父母为他最初起的——“孙帝象”。创办于1862年的意奥拉尼学校是夏威夷历史上最早的一所，如今也是夏威夷最有名的私立学校。意奥拉尼学校原本的目的在于栽培原住民，特别是王室或部落酋长等贵族的子弟。由于西方人、中国人、日本人大量移入夏威夷，这所英国与美国传教士所办学校，很自然也招收部分移民者的小孩。孙中山1879年9月入学，同年有10位中国学生在该校就读。学校教师几乎全为英国人，收费也高于其他学校，每年学杂费150美元，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孙中山在这所学校读了3年，连同生活费用自然是笔不小的开支。

　　孙中山入学时，课已开过了两星期，并且他完全不懂英文。细心的老师将他安排在课堂里旁听一段时间，并单独辅导他英文字母和语法知识。孙中山很快就可以读英文课本和用英文写作文了，他对数学也很感兴趣。

　　3年后中学毕业时，他获得全班英语语法第二名。1882年7月27日，学校在圣安德鲁大教堂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当时夏威夷的国王卡拉卡瓦(King Kalakawa)，王太后爱玛(Queen Emma)和公主莉莉奥库兰尼(Princess Liliokalani)皆出席，孙中山在典礼上接受了国王亲自颁发的奖品。这也被当地华侨视为一个极大的光荣。

　　意奥拉尼是所教会学校，《圣经》是必修课，早晚两次祈祷，星期日则要去圣安德鲁教堂做礼拜。孙中山受基督教影响很大，从中领悟了许多道理，这对他日后提出平等、博爱、天下为公等思想有深刻的影响。而西学教育和当地良好的社会秩序，在少年孙中山的人生观形成中播下了民主思想的种子。

　　意奥拉尼学校的读书经历，是孙中山对西方历史及西方制度的第一次体验。在意奥拉尼学校的大教学楼前，还有一座少年孙中山铜像。学校也以出了孙中山这样一位伟人为荣，校方说：“我们很愿意和学生讲孙逸仙博士的故事。”

　　从意奥拉尼学校毕业后，孙中山先回到大哥的店铺帮忙。几个月后，又按捺不住继续求学的心思，经孙眉同意，1882年秋天，他再次去火奴鲁鲁，进入美国人办的欧瓦胡学院(Oahu College, Honolulu)的大学预科班。孙中山在这里读了两个学期，学校至今还保留着他当时缴纳的55美元学费的记录。

　　进入欧瓦胡学院时，孙中山仍使用“孙帝象”这个名字，以至在后来很长时间内，学校并不知道孙中山是他们的杰出校友之一。“也是最近几年，我们才知道，孙帝象原来就是孙中山。”校方人员介绍说。有趣的是，出生于火奴鲁鲁的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读过的普纳荷学校(Puhahou School)，前身即欧瓦胡学院。而孙中山当年读书时的两层小楼至今仍在使用。“孙中山在这里读书时，普纳荷全校只有158个学生，他所在的班级共有32人，其中有3名中国人。”孙中山的同学中，包括当时的夏威夷王子库伊奥(Kuhio)。

　　普纳荷校园里有一棵酸子树，如今已长至两层楼高。果实的外壳似花生，但比花生大。剥开，里面漆黑发黏，其味酸中带丝甜意。当年孙中山就是坐在这棵树下，把酸子当零嘴吃。回国时，他将其种子带回乡，种在自家院前。如今种子已长成大树，叶密苍翠，仍守候在故居旁。

　　叛逆的17岁年纪的青少年孙中山，很自然地与兄长孙眉发生冲突。在意奥拉尼读书期间，孙中山就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被基督教影响，很虔诚地参加各种教会活动，有了受洗礼入教的念头。但这遭到孙眉的强烈反对。孙中山还将孙眉挂在厅里的关帝画像扯下来，告诉农场职工，关云长只不过是三国时代的一个人物，死后怎能降福于人间，消灾治病呢？生了病应该请医生治才是。气恼的孙眉于是暗地里通报父亲，要把弟弟送回家，严加管教。1883年7月，未满17周岁的孙中山心有不甘地从欧瓦胡学院退学回国，结束了第一次海外学生生涯。

　　在檀香山的4年多的西方教育，已经在这个少年心灵深处，埋下了日后为民族前途奋斗的萌芽。孙中山在夏威夷的同窗钟工宇1932年曾向《纽约太阳报》记者戴维斯介绍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在课外常用方言交谈……他告诉我，他想知道，何以英美政府和人民相处得这样好？……有一天晚上，他问我：为什么满清皇帝自命天子，而我们是天子脚下的蚂蚁？这样对吗？我当时无法作答。”

　　革命的起点

　　从檀香山回国后的几年，孙中山辗转于香港和广州之间，学医、从医，结交有志青年，热议国事；而上书李鸿章失败后，他对清政府抱有最后一丝希望的改良梦想，也消失殆尽，从此，他头也不回地走上革命之路。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檀香山作为他革命之路的起点。

　　在郑观应的帮助下，1894年10月，孙中山从上海踏上驶往檀香山的航船。此时的他28岁，再也不是那个负笈求学的懵懂少年。再次去檀香山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拟向旧日亲友集资回国，实行反清复汉之义举”。对此，美国历史学家史扶林分析：在檀香山，“他可以依靠他的哥哥的影响和财富”，除此之外，在檀香山的广东人很多，“对他来说，这个社会是不需要介绍的”。

　　这次距他上次离开檀香山，已经9年，当地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夏威夷1893年发生革命，王后被逼退位，君主制已变成了共和制。那时夏威夷数万华人中绝大部分来自广东，广东人中又有八成是中山人，他们之间直接或间接都是孙中山的亲友邻坊。尽管如此，当时的革命宣传工作极为艰难。有一次孙中山在华埠路过，有华侨指着他的背影叫他“疯子”。孙中山后来在回忆中也不无痛心地说：“不图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在檀鼓吹数月，应者寥寥，仅得邓荫南与胞兄邓德彰二人，愿倾家相助，及其他亲友数十人之赞同而已。”他很清楚，革命需要一个组织，便利用自己的医术边为人治病，边宣传革命的意义。陈少白后来说：“孙先生那时候革命思想很厉害，碰上一个人就要说这些话，就是和一个做买卖的人，也会说到革命。”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及其支持者聚集在檀香山卑涉银行华人经理、基督教教友何宽的家中，举行了“兴中会”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有何宽、李昌、刘祥、钟宇、程蔚南、郑金、黄亮、许直臣、宋居仁等二十余人。孙中山为会议主席，他提议将这个以反清为目的的组织定名为“兴中会”。

　　据《檀山华侨》描述，当那些入会者由孙中山带头，各以左手置于一本打开的《圣经》上，右手举向天时，一个受过较好教育的会员李昌便朗诵誓词：“联盟人×省×县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值得注意的是，这份誓词中用了“合众政府”一词，而不是后来孙中山常用的“共和”。“合众”，即“联邦”或“联合”之意，在美国历史学家史扶林看来，这一提法很显然是以美国的共和形式的政府为蓝本，“因为有理由认为孙中山是在夏威夷最先受到美国的影响”。

　　成立兴中会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将来的中国革命筹款。为此，组织者们煞费苦心地设计了两种筹款方式，一是规定每位会员要捐5块银元；另一种是发行股票，每股10元，承诺革命成功后每股偿还100元。可是人们对此的反应并不像预期那样热烈。客观而言，很多华侨本身就是去美国谋生的，条件并不宽裕，说服他们掏腰包支持在那时看来还虚无缥缈的革命，实非易事。

　　兴中会创始人何宽的曾孙何宇锦至今还生活在檀香山。出生于1950年的何宇锦并未见过自己的曾祖父，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曾祖父的研究。何宇锦说，何宽是通过孙中山的中学同学钟工宇而相识孙先生的，两人一见如故，由此成为孙中山革命最为忠诚的追随者。1931年何宽在夏威夷去世，孙中山的儿子孙科特意向何宽的墓地敬献了花圈。

　　作为兴中会的创始人之一，同时又是在银行供职，为人诚实守信的何宽，自然成为孙中山最为可靠的“财政大臣”，兴中会的一些支票，都要由他跟孙中山共同签字方可生效。据何宇锦介绍，从1894年11月24日到1895年9月2日，先后有112人陆续加入了兴中会，这些人的名字和缴纳的会费，都被何宽保留在了“兴中会会员及收入会银时日与进支数簿”中。根据账本记载，兴中会成立一个多月后，共筹集1388美元，在此关头，此前一直对弟弟的革命活动有诸多阻挠的孙眉慷慨解囊。孙眉以极低的价格卖掉了一部分牲畜，并以当地华人首富的身份，带动了周围20多人，捐赠了5000美元。

　　虽然檀香山的华侨们在提供资金上的反应令人失望，但是他们中的一小部分政治热情被激发。这部分华侨大部分是商人、店员、农民和工匠，他们历来处于传统的中国政治舞台之外，这一次，他们把自己的名字和孙中山的事业联系起来，也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这群人中，邓荫南是其中一位。他本是当地的一位商人兼农场主，在介绍了14位成员加入兴中会后，他更是变卖家产，捐出资金，随孙中山回国参加革命。另一位华侨宋居仁也将自己的餐馆变卖，带着两个有夏威夷血统的儿子回国参加起义，并为国捐躯。

　　争夺阵地

　　1903年10月7日，檀香山的英文报纸《早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则新闻，标题为《著名革命家悄悄抵埠》。副标题是“此人想推翻慈禧太后和她的政府”。

　　这是孙中山第五次造访檀香山。时隔7年，这里的形势又发生了很大变化。自从梁启超到檀香山后，他宣扬的“保皇与革命原属同流”，使很多人都受蛊惑，大部分兴中会会员都转向保皇党。尽管康有为诅咒过那些领导群众起义的“叛徒”、“土匪”，但是保皇派们要恢复权力，保证自己的政治前途，唯一的希望就是借用孙中山的策略——在华侨中募捐。梁启超显然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使命，获得许多华侨捐款，不仅如此，他们还出巨资，赞助出版保皇党的机关报《新中国报》，这张报纸大肆鼓吹保皇，攻击反清革命。在保皇派的猛攻下，兴中会成员减少到只剩下10人，几乎被彻底摧垮。

　　孙中山看到这种情况，决定再一次征服这个群岛，向梁启超的宣传才能及他作为西方政治理论独一无二的解释者的身份挑战。在檀香山逗留期间，孙中山在群众大会上向成千华侨发表演讲，阐明他的革命和共和目标。数千华侨头一次发现了孙中山的演讲才能，孙中山也引起了西方记者的注意，他们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就刊登了演讲的消息。美国作家夏曼(Lyon Sharman)在《孙逸仙》里这样记载：“英文报纸的记者被那位穿着一身亚麻布衣服、剪短了头发的演讲者的洋化了的外貌吸引住了，他的听众都穿着中式服装，留着长辫。在这些新闻记者看来，孙中山不像个狂热者，而是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演说家，他用有力的手势来强调他说的话。”夏曼把孙中山描绘成一个“天生领袖”，当他谴责清政府、说到要竭力效法美国的共和制和选举总统时，听众都为之欣喜若狂。

　　这一次，孙中山还生平第一次利用报纸攻击他的政敌——他把一家老式的中文商业性报纸《隆记报》改为兴中会的党报，本人亲自做主笔，写了《驳保皇报》一文，和《新中国报》展开论战。此时的民心也在发生微妙变化。1900年汉口密谋的失败，此后又没有任何勤王的起义，这些都削弱了华侨对梁启超的信任。与此相反，孙中山轰动一时的惠州起义的尝试和史坚如的奇袭广州衙门，都让华侨对革命的支持态度更转向明确。

　　孙中山与梁启超的关系于是也再难修复。1903年12月17日，孙中山在《复某友人书》中指斥梁启超：“康尚有坦白处，梁甚狡诈，彼见风潮已动，亦满口革命，故旧金山之保皇党俨然革命党”，“今日之计，必先破其戾谬”。他认为梁启超“以一人而持二说”乃是“首鼠两端”，“其所言革命属真，则保皇之说必伪；而其所言保皇属真，则革命之说亦伪矣”。

　　兴中会与保皇党，实际上开始了在华侨中争夺政治影响和经济支援的严厉对抗。当时一家报纸提及：“康同璧女士(注：康有为之女)及欧某至各埠游说运动，务以拒绝革命党为事。而孙逸仙医生亦遍游各埠，意在解散保皇会，并欲筹饷50万金云。”

　　那时孙中山的名望仍然比不上他的对手——1904年底，康有为穿着紫色袍褂来到美国。在华盛顿，他获得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接见。在费列得尔菲亚市，穿着蓝色漂亮军服的保皇会两个连的候补士官生，手持黄龙大旗和美国星条旗做他的随从护卫，雇用的军乐队为他开路，沿途保皇党徒大放鞭炮，夹道欢迎。不过，在孙中山的猛攻下，保皇派对檀香山3年之久的垄断终于被打破。孙中山展现出来的革命气魄和个人魅力，也为他本人和革命运动赢得了更多的尊敬。

　　秘密社团

　　旧金山唐人街新吕宋巷36号，是一栋稍显破旧的3层小楼，门口的台阶逼仄得仅能容纳一人上行。很少有人知道，这座不起眼的小楼，当年却与遥远的中国革命有着不可小觑的关系。这里便是五洲洪门致公总堂，它的前身是洪门致公堂。

　　1896年6月18日，30岁的孙中山独自一人从檀香山乘轮船抵达三藩市(旧金山)。这是他首次踏上美国本土。他向所遇到的华侨继续积极鼓吹反清革命，但他的宣传未获得积极响应，欢迎革命的，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而已，而且很多人认为孙中山“谋反”是大逆不道，“视为蛇蝎”，甚至连筹措旅费也遭到了华商们的拒绝。一举一动受到监视的孙中山察觉了自己的危险处境，停留了3个月后，他远赴英国。

　　可是，这一次美国大陆本土之行，也让孙中山有了另一个收获——他发现美国有一个历史悠久、规模庞大的民间社团，这就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洪门会馆，也就是俗称的致公堂。孙中山的舅舅杨文纳很早就到美国淘金，熟知这里华人情况的他向孙中山建议，北美系保皇会发源地，“倘不与洪门人士合作，势难与之抗衡”，力劝孙中山加入洪门。

　　致公堂大佬黄三德，也是美国华人的一位传奇人物。出生于1863年的黄三德是广东台山人，15岁时到美国谋生，1893年被推举为三藩市致公堂盟主。旧金山致公堂是美洲各埠洪门分堂的总部，其在华人中的影响力不容小视。黄三德后来著有《洪门革命史》一书，据其自述，1903年，由他先写介绍函，寄到檀香山的洪门组织——国安会馆，允许孙中山加盟。1904年1月8日，通过兴中会元老钟木贤作保，孙中山在檀香山国安会馆宣誓加入洪门，并被封为“洪棍”(洪门称“元帅”为“洪棍”)，跻身洪门致公堂的要职。夏威夷国安会馆曾保存了孙中山入会日期的档案和保荐人的数据，这份珍贵档案却因近些年数度搬迁而不慎遗失。

　　如今，在五洲洪门致公总堂内，依然完整保留着孙中山的书房。陈列有孙中山曾经使用过的桌椅、印泥、保险箱等物品，以及他与致公堂大佬黄三德等人往来的信件等。鲜为人知的是，除了孙中山之外，当年还有大批仁人志士曾经秘密加入洪门致公堂。据致公总堂会长周国祥介绍，这其中就有孙中山的革命盟友黄兴，以及大名鼎鼎的蔡锷、蔡廷锴将军，而黄花岗72烈士中，有68位是洪门兄弟。

　　加入洪门不久的孙中山马上就得到了很现实的帮助。1904年3月31日，孙中山搭乘“高丽号”，再次离开檀香山前往旧金山。早在1882年，美国议会通过“排华法案”，禁止华工入境，华人没有必要的证件不能进入美国。为了能在美国推广革命活动，孙中山不得不设法取得美国护照。1904年3月，在他第二次前往美国本土的前夕，由哥哥孙眉、舅舅杨文纳这些亲友作证，申领了一份夏威夷出生证明——1866年出生于香山翠亨村的孙中山，称自己是1870年11月4日在夏威夷出生；11月13日，在向法官宣誓后，他领到了一个美国岛属居民所持之护照。

　　经过一周的海上漂泊，4月6日，“高丽号”到达旧金山。可是孙中山一上岸便被美国海关以手续不符等理由扣留。个中原因，一种说法是与孙中山激烈论战的保皇党担心孙中山一旦抵达美国大陆，会给那里的同党带来更大的麻烦；另一种说法是清朝皇室贝子爱新觉罗·溥伦率团到美国参加圣路易斯世博会，清官员担心孙中山“闹事”，因此令清廷驻旧金山领事何祐阻挠。何祐立即照会美国海关当局：以保全清、美两国邦交，请禁止将于某日抵埠的中国乱党孙某入境。当海关查知孙中山所持的是夏威夷出生证，表示按照法律难以禁止的时候，他们又极力说明孙中山是广东香山县人，所持护照，必是伪造。这样，孙中山便被困在码头上的木屋里，等待处理。

　　小木屋简陋，与外界完全隔绝。有一天，孙中山无意间从他人那里借到一份侨报《中西日报》，见上面写有“总经理伍盘照”的字样。他猛地回忆起1895年从香港逃离时候，基督教教友杨襄甫、左斗山两人，曾特地写信给旧金山《中西日报》总经理伍盘照，请他念同教的友谊，对孙中山予以照顾。这封信孙中山暂时没用上，仍留在皮箱里，他立刻根据报上地址写了个便条，让一位西洋小报童送到《中西日报》。伍盘照收到信后，马上按信封英文地址赶到木屋去，那时，伍盘照还兼任清廷驻旧金山领事署顾问，领事何祐经常向他请教对外事务。伍盘照一方面正告何祐：孙中山系革命党，不能指为乱贼，请勿激起众怒；另一方面，又去拜访旧金山致公堂大佬黄三德、英文书记唐琼昌。

　　危急时刻，黄三德立即组织营救。他先以自己的名义拿出500美元做保证金，保释孙中山，又花5000美元聘请当时檀香山著名律师何利为孙中山上诉。据黄三德在《洪门革命史》中回忆，官司一直打到华盛顿最高法院，经过17天的审判，最终获胜诉。1904年4月28日，美国政府工商部电告旧金山海关，批准孙中山在美居留。使孙中山索性甩开了各种顾忌，在美国公开从事革命活动。

　　孙中山脱险后，向黄三德表明：此次来美目的，是要发动华侨捐资支持革命运动。黄三德表示全力支持，并亲自陪同孙中山到全美各埠发表演讲。1904年5月24日，孙中山与黄三德从旧金山出发，开始赴美国各地对洪门会众进行注册和宣传活动。据中国社科院所编的《孙中山年谱》，所到之处，黄三德必“开台演戏”(洪门称招收会员拜盟行礼为“开台演戏”)，孙中山则发表演说，阐扬反清革命宗旨，驳斥保皇谬论。每到一处，黄三德必介绍孙中山与各埠的华侨领袖相识，以扩大革命影响，建立孙中山的威信，其中，美洲另一华侨组织安良堂的侨领司徒美堂就是在黄三德的介绍下认识孙中山的，从此，司徒美堂也成为忠实追随孙中山的华侨领袖之一。

　　不知为何，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与黄三德的关系却日渐疏远。有学者认为，是黄三德自恃功高，数次向孙中山跑官要官，孙中山没有应允从而引发矛盾。也有研究者称，革命成功后，黄三德希望将洪门致公堂在国内立案，注册登记成为一个公开的合法组织，进而参政议政。当时孙中山并没有答应，这使得两人渐行渐远。再后来，黄三德听从建议，同意成立致公党。不过孙中山在日后否认洪门与革命的关系。

　　为革命筹款

　　“在孙博士壮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募集革命资金的工作，明显地成了他的主要职业。”研究孙中山的美国历史学家韦慕庭对孙中山做了这样的评价。武昌起义爆发前，孙中山本打算亲自赴南洋各国去筹款，但因从事革命，许多国家都拒绝他入境，使孙中山在南洋一带难以立足。加之，此前南洋各地华侨革命党人多次为革命起义捐献大笔款项，“大有接应不暇之势。出钱者因多叹元气之未复，劝捐者亦殊党开口之为难也”，所以孙中山只得将筹款重点放在美国。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曾四度到美国本土，为革命奔走呼号，并在华人华侨中积极筹款。

　　为了筹款，孙中山也设想了好多形式。韦慕庭在《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里写道，其中一个计划是建立一个总部设在旧金山的中华实业公司，“这个公司打算筹集资本100万元，以1万股为限，每股百元”。孙中山许诺，中国的投资者在“将来革命成功后，专承办开矿，专利十年”。可是这个计划最终失败。

　　在洪门的帮助下，1911年7月，就在孙中山最后一次来到美国本土期间，黄三德与孙中山联手成立了洪门筹饷局，帮助孙中山一路打通海外筹款的通道。根据章程，不管是谁，凡是在革命成功之前捐助的，皆得列名为“优先国民”，他日革命成功，概免军政府条件之约束，而入国籍。筹饷局的成立，使得海外筹款活动掀起了一个新高潮，仅仅几个月，便筹款接近15万美元。当时，孙中山仍属于清廷通缉的要犯，黄三德在洪门内部下达密令，要求致公堂各分堂全力保护孙中山的安全。而辛亥革命爆发那天，陪同孙中山一起去丹佛的黄芸苏，正是致公堂另一位负责人。致公堂当年发出的筹饷公告中还提道：“现经印就捐册，寄呈各埠，后派演说员两队，孙文大哥、黄芸苏为一队，周游美国之北。”

　　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当年为了革命活动方便，而谎称自己出生于夏威夷的经历，最近一段时间被不少媒体热炒，甚至有人撰文耸动地称，辛亥革命后，中国人选了一位“美国人”做总统。实际上，孙中山获得的美国公民身份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1908年，孙中山偕胡汉民等人从新加坡前往曼谷，在华人华侨中宣传革命。当时的暹罗(即泰国)当局迫于清政府压力，要将他驱逐出境。孙中山以自己是美国公民为由，在会见美国驻暹罗公使汉米尔顿·金时，要求保护。汉米尔顿·金随即将此事电告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卢特。1909年3月11日，美国国务院电复汉米尔顿·金，认为孙中山不符合美国公民资格，不能取得美国护照。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在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公民。

　　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取道欧洲回上海，6天后，他从这里出发去往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共和之制，由此肇始。仅仅92天后，孙中山卸职临时大总统，又回到了上海。在这里，他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隐居生活，完成了最重要的思想遗产《建国方略》。如果说南京是孙中山的政治顶峰，那么，上海就是他的革命港湾。

　　记者◎魏一平

　　孙博士回来了

　　上海淮海中路是1900年法租界越界修筑的一条道路，最初叫西江路，后来又以法租界公董局总董宝昌之名，改称“宝昌路”。在淮海中路650弄，两座老式居民楼的夹道后面，一座3层高的花园洋房正在整修，深灰色嵌暗红色的外墙，每层都有8个拱门式阳台，背面墙上还有一幅宫廷画似的砖雕，气派非凡。工程虽然持续了一年多，但却少有工人知道这座建筑的来历，只有住在附近几十年的居民才了解，这里就是当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从海外回国的行馆。

　　1911年12月25日，圣诞节，孙中山乘坐的“地湾夏号”轮船抵达上海吴淞口码头。16点20分，他与同行的胡汉民等人乘汽车来到这里，当时的门牌号还是宝昌路408号。此后直到1912年1月1日起程去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此居住了6天。虽然短暂，但却异常忙碌，为即将建立的新政府做准备。

　　只是，在抵达这里前，“孙博士去了哪里”，成为中外记者都迷惑不解的问题。

　　武昌起义事发突然，当时身在上海的革命党人毫无准备，设在爱文义路伍廷芳家的总部，整日人声嘈杂。伍廷芳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法学博士，后来做过驻美公使，已经公开表示支持共和。只是，他当时整天闷闷不乐，背着手在起居室里大踏步走来走去。来自澳大利亚的新闻记者威廉·亨利·端纳，每天早晨都会到他家，协助处理对各国的交涉事务。伍廷芳曾对他说：“孙逸仙这位老兄究竟在哪里？他说他发动了这场革命，如果是，那么他在哪里？”他要求秘书每天发电报，直至找到孙中山并获得回音为止。

　　起义成功了，找谁来做领导人？恐怕这是辛亥革命最为怪诞之处。身在武汉的黎元洪被战士们从床底下强拉出来，硬安上了湖北都督的名号；从上海匆匆赶来的武将黄兴，就任战时总司令，却在一月激战后，以汉阳失守而返沪。身在上海的端纳也发觉，虽然各省宣布独立的报告纷纷传至上海，声称他们推翻了当地清廷政权，但对于如何成立新政府，却并无任何建设性意见。

　　“不管是黄兴还是黎元洪，选谁当总统，对方都不服，孙中山是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选择。”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教授向本刊记者分析，“加之，黄兴的极力邀请，孙中山当选也就顺理成章了。”

　　只是，孙中山当时选择了去访问英法。他去了纽约、华盛顿，又坐船到伦敦和巴黎。他解释说：“目前革命形势的成败关键不在于军事方面，而在于政治，尤其是外交方面。”在伦敦时，孙中山收到了来自广州的电报，“要求他担任新共和国的总统”。《泰晤士报》也对在上海召开的各省革命领袖会议做了报道，里面提到新政权将定都南京，并选孙中山为总统。但是，孙中山打电报给上海的《民立报》，说他闻知黎元洪将被选为总统而感到高兴，又说，闻黎有推袁(世凯)之意，“合宜亦善”。

　　1911年12月中旬，唐绍仪受袁世凯之命到上海议和，与伍廷芳谈判的那天下午，伍廷芳慎重地向各位宣布，有家报纸报道“孙逸仙在赴上海的途中，已与一些美国将军抵达新加坡”。屋子里开始猜测纷纭，这些美国将军是来干吗的？他们为何要与孙中山一起来？

　　12月21日，孙中山抵达香港，胡汉民、廖仲恺等迎接，并劝说孙中山留在广州，因为北方形势复杂。结果，孙中山反劝服了胡汉民，与其一起回上海。抵达上海时，按照端纳后来的回忆，当时无人知晓，所以没人在场欢迎。可是，据一位与孙中山同行的中国人张大椿回忆，船抵吴淞口，是沪军都督陈其美派了一艘小火轮前去迎接，船上还挂了代表新政权的五色旗。

　　宝昌路408号行馆原来是法国人屠榭的产业，抵达这里的第二天，孙中山就召集同盟会骨干召开会议，讨论选举和组织政府问题，并最终确定了总统制而非内阁制，推举孙中山和黄兴为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候选人。第二天，又开会讨论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2月29日16点，同盟会本部在外滩汇中饭店，即今天的和平饭店南楼召开了欢迎孙中山大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传来了南京选举的结果，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7省代表中，他得了16票，还有一票投给了黄兴。

　　端纳回忆，当时他去行馆拜访，说起伍廷芳着急找他，才得知原来孙中山早就收到了伍廷芳发自上海的密码电报，但自己的密码本却落在了得克萨斯州，只好赶去取回才破译了内容。他迅即回了电报，奇怪的是，伍廷芳未得到回音，后来方知原来是伍廷芳的秘书私藏了起来。“部分革命党人并不希望孙中山发号施令。”端纳总结。

　　共和肇始

　　1912年1月1日上午10时，孙中山从上海起程，前往南京。辛亥革命前，虽然孙中山早已声名远扬，但他的行踪却并非完全公开和自由。为保障安全，有时还不得不乔装出行。可现在不同了，此次赴任，声势浩大。他搭乘汽车到上海北站，沪军都督陈其美、民政长李平书已在寒风中等候多时。孙中山的随行人员有专程赶赴上海迎接的17省代表汤尔和、王宠惠、宋耀如等，一时间云集万人。

　　据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副研究馆员王志鲜向本刊记者介绍，现在位于天目东路的上海北站，于1908年沪宁铁路通车时建成，是上海第一座火车站。孙中山一行抵达时，上海各军队已先期集结，擎枪排列。孙中山先与欢送者代表合影，然后登车，担任列车警卫的是沪军敢死队45名队员，由郭汉章任队长。11时，列车启动，鸣炮示庆，响彻上海上空。

　　现在的上海北站，已经成为上海铁道博物馆，西侧不远就是上海站。王志鲜告诉本刊记者，当年日军轰炸上海，北站遭袭，四层楼房只剩下一层，因此，在很多老上海人记忆里，北站就是一座平房车站。反倒是1987年“退役”后，又恢复了最初模样。那张放大的黑背景照片格外显眼，孙中山身穿黑色呢子大衣，戴平顶军帽，神情肃穆，两侧是持枪敬礼的战士，欢送人群紧紧簇拥在身后。

　　从上海到南京，1908年通车的沪宁铁路，由英国人修建，全长311公里，从上海北站到南京下关站，沿途共设37个车站。当时的火车行进速度只有30多公里，京沪线正常运行需10小时，即便孙中山的专列沿途不停，到达南京下关也已经是傍晚。

　　位于长江南岸的下关火车站，现在已更名南京西站，按当时统一规格“一等站屋”设计。就职专列抵达，军乐队奏起乐曲，长江江面上的军舰与江边狮子山炮台均鸣放礼炮21响，江浙联军部队各营举枪致敬。孙中山一行换乘南京城内的小火车，沿街军警密布，店铺悬挂彩旗，群众夹道欢迎。在两江总督署东箭道车站下车后，又坐上一辆蓝色丝绸绣花马车，从东门进入两江总督署，也就是现在的总统府。

　　在南京，位于长江路上的总统府旧址已经成为游客必去的标志性景点，即便工作日也是熙熙攘攘。总统府展览研究部部长刘刚向本刊记者介绍，人们记忆里的总统府，印象深刻的是那幅解放军部队插上五星红旗的照片，却少有人知道，现在大门上的“总统府”三个大字，是1948年蒋介石当选总统后才换上去的，当时的大门也并非如此。

　　总统府建筑群可追溯到明初，朱元璋统一全国后，在明朝宫殿西侧辟出一块幽静之地建汉王府。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当时称天京)后，在此兴建天王府，后来曾国藩攻破天京，放火焚毁，清廷拨款重修两江总督署。现在的总统府，是端方在任两江总督时开始修建的。孙中山抵达那天，南京天气阴冷，不时飘着阵阵细雨，大门前广场上华灯高照，各省代表和将领等候多时。孙中山从容地走下马车，一手持帽，微笑着和大家握手寒暄。针对当时有报道说他从海外带回了30万元巨款，孙中山则说：“文此次回国，身上是不名一文，文带回的是革命精神。”话音未落，顿时掌声四起。

　　从大门进入，往前走没多远就是总统府大礼堂。当晚22点钟，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就在这里举行，各省代表、将领及各国领事等200多人参加。军乐奏过，山西代表景耀月向与会者报告了大总统的选举经过，然后高呼：“请大总统宣誓就职。”孙中山在大家注目下，缓缓走向前，用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大声朗读誓词：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

　　紧接着，致颂词、欢迎词，授大总统印，致答谢词，一系列程序完成后，孙中山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五项施政方针。位于南京北极个、狮子山的炮台鸣炮21响，下关江面的军舰拉响汽笛。在这个南京城的不眠之夜，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制的国家政权诞生了。

　　“南京临时政权的价值，长期以来被历史学家低估了，虽然它的寿命很短，只有短短的3个月，但那毕竟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权。”张宪文教授向本刊记者分析道，“这个政权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选举，制定了第一部宪法，第一次提出了人民公仆的概念，第一次有了国家领土和民族团结的观念等等一系列的开创性工作，真正奠定了共和的意识。”

　　南京情结

　　孙中山在总统府的办公室叫西花厅，有别于其他中式建筑，有典型的西式风格，是当年端方出洋归来后仿建的西洋建筑，坐北朝南七开间，现在仍按当年的摆设陈列。从1912年1月1日到4月1日正式卸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南京的92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在这里，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剪发辫、废缠足、改服饰、改称呼、废跪拜，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了保护私人财产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更重要的是，他主持了两项最重要的工作——筹款和议和。

　　在美国史学家韦慕庭分析看来，筹款一直是贯穿孙中山革命生涯的一个基本任务，无论对象是早期的华侨还是后期的外国政府。当时临时政府财政极其拮据，各地战事未断，军费开支浩大。当时的秘书长胡汉民后来在自传里记述，一次安徽前线军情告急，急电中央索饷，孙中山朱笔一批，拨款20万元，可当胡汉民手持总统手批前去财政部拨款时，才发现国库内只有10枚银元了。当年跟随孙中山一起回国的荷马李将军要回国，孙中山想发点薪金给他，可连100块钱都拿不出。

　　在巩固新政权的同时，孙中山一直没有间断与袁世凯及清廷的接触。据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部主任郭必强向本刊记者介绍，其实，孙中山在得知自己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就曾发电报给北京袁世凯，表示“暂时承乏，虚位以待”。谁能使清王朝逊位，谁就能取得共和国领袖的地位，这在当时已是各方共识。从郭必强他们偶然发现的一批电报来看，孙中山在南京就职的第二天，即发电报给外交部，让他们每日都要报告与北京方面议和的进展情况。

　　军权在握的实力派袁世凯，是民国政府和清廷都想极力拉拢的对象。后来，皇帝退位，眼看袁世凯就要上位，孙中山急忙提出三个条件，其中之一便是迁都南京。虽然此前从未到过南京，但孙中山却有深厚的南京情结。1910年，孙中山在与伍平一的谈话中强调了南京建都的意向：“金陵可以建都之外，尚有扬州大舰可以进入，民国首都，以交通为主，因无防于民之反侧，然终以金陵为历史上声威所系，将来宜于齐齐哈尔、蒙古等地置重兵(以固国防)。”民国政府刚刚成立的1912年1月6日，孙中山在南京与《大陆报》记者谈话时则表示：“南京将作为永远之都城。”

　　在张宪文教授看来，这种选择也是一种各方妥协的结果。武汉与上海各不相让，北京又是代表清廷旧势力的地方，反倒是南京，既满足交通、安全等需求，又因为是第三地而少了各方争执。只是，深谙中国政治规则的袁世凯怎么会放弃北京，为此甚至还发生了亦真亦假的兵变。后来孙中山自己也意识到这些，他在1914年4月18日致邓泽如的信中反思说，当时所任的临时大总统职位，只不过是一个木偶傀儡。

　　原南京史志办副主任赵建中曾专门研究过孙中山在南京的活动。他告诉本刊记者，南京期间，孙中山曾登上城内最高点狮子山，观察长江两岸的防御形势；曾到过三牌楼的广东会馆参加同乡宴请；也曾在夫子庙的文德桥上即兴发表革命演说。但是，绝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总统府内料理政务。从西花厅办公室走出来，跨过太平湖上一座小石桥，不远处一座灰砖青瓦的中式结构二层小楼，就是他的起居室，门前一副对联是孙中山亲自所作——“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当。”虽然贵为大总统，但经历了几十年的革命生涯，孙中山仍保持着极其简朴的生活习惯。不久，他的原配夫人卢慕珍也来到这里，亲自照料起居，每天的菜金不过4角。刘刚向本刊记者讲述了一个历史细节。有一次唐绍仪来访，孙中山留其吃饭，特意让人去买了一只卤水鸡，唐拿过来三两口便吃光了，孙只得说：“慢待了，没什么好菜了。”唐绍仪感慨：“我在家每天菜金10元，一只肥烧鸡，我一人一顿就吃完了，想不到总统府里只是这样待客。”

　　赵建中说，从史料记载看，孙中山从1912年4月3日离开南京后，并未在有生之年回来过。南京城的中山色彩，反倒是由于他的去世而更加明显起来的。孙中山在弥留之际曾吩咐要葬于紫金山。相传是因为，当年在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一天孙中山与胡汉民去钟山打猎，发现了这块风景秀丽的风水宝地。可紫金山在哪里？当时并没有几个人能说得上来，因为，大家只知南京有个明孝陵所在的钟山，后来，汪精卫还专门请历史学家写了篇《紫金山考》，送到各家报馆发表，这事才算最终定下来。

　　1928年，为了准备孙中山先生的奉安大典，当时的南京特别政府专门在下关江边修建了新码头，并新修了一条直接到达孙中山陵园的大道。其中，自下关码头到鼓楼，是西北东南走向的中山北路，鼓楼至新街口一段为南北走向的中山路，再从新街口到陵园，是东西走向的中山东路。当年这条迎灵大道，现在仍旧是南京城市结构中的主干道，沿途繁茂的法国梧桐，构成了这个城市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1929年5月28日上午，运送孙中山灵柩的专列抵达南京浦口车站，当时还没有横跨长江的大桥，只能在浦口码头转乘轮船过江，在对岸下关码头登陆，直接沿中山北路运至现在位于湖南路10号(当时称丁家桥16号)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为期3天的公祭。而今，中山大道沿线的地名也多与孙中山有关，中山门、逸仙桥，南京城内还随处可见中山先生的印记。浦口车站虽然已经停用，但站前的拱形连廊还是典型的民国建筑风格，从浦口开往下关的轮渡，每20分钟一班，票价2元，每天都有很多人骑着摩托车、自行车登船往来两岸。船行江上，不远处的南京长江大桥如巨龙锁江，天晴时候，狮子山顶的阅江楼清晰可见。

　　革命港湾

　　卸任临时大总统，离开南京的孙中山，选择返回上海。他从这里出发，寻访武汉、南昌等地，北上北京，与袁世凯进行了13次会晤。自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以来，新闻记者端纳就承担起他的外交顾问角色。他很快发现，一生都在投身革命的孙中山，对于一个新政权的建设充满了理想化色彩。在他看来，袁世凯别出心裁设立“全国铁路督办”一职，聘请孙中山出任，月薪3万元，只是为了利用已经引退的他的影响力。可孙中山并不以为然，愉快并认真地接受了这一空头职务，并很快乘坐以前慈禧的专用花车，开始了全国铁路考察之旅。

　　一天早晨，端纳被早早叫到孙中山所在的花车车厢，只见孙中山已经坐在一幅中国大地图前工作，上面画满了密密麻麻的黑线条，把各个城市连起来。孙中山兴奋地告诉端纳：“我计划10年内修建20万里铁路。”一连几天，这位缔造了民国的革命领袖都沉浸在热血沸腾的梦想中。车到丰台站，孙中山要接受中外记者访问，并向大家介绍他的铁路救国思想，这让端纳很是紧张了一番。他提醒孙中山：“博士，绕过西藏那条铁路修不了，铁路经过的一些山隘高达1.5万英尺。”

　　“有的是路。”孙中山皱起眉头。

　　“没有路，博士。那是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直插云霄，陡峭不平，连强健的牦牛也爬不上去。”

　　“有路的地方就能修铁路。”孙中山态度温和，但却不可撼动。

　　结果，后来记者来到车厢，只是孙中山的地图却不见了。这时，一位秘书走过来俯身与孙中山交头接耳了一番，孙中山对记者们宣布：“很对不起，司机收到报告说土匪要来劫车，他说，必须马上把火车开走。”就这样，记者们纷纷离去。几小时后，孙中山的地图又奇迹般地回来了。很显然，防范孙中山过度理想化，已经成为端纳的职责之一。

　　从政治巅峰上走下来后，孙中山在上海开始筹划铁路救国。后来赴日本考察实业，惊闻宋教仁被刺，于1913年3月24日返回上海，仍住宝昌路行馆。在这里，他策划发动了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可惜很快失败，只能再次流亡日本。

　　时隔3年，1916年5月1日，孙中山再次返沪。所不同的是，这次，紧接着抵沪的还有新婚妻子宋庆龄。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是孙中山早年的革命伙伴，至今在上海的东余杭路还有一栋普通的两层楼房，就是当年宋耀如在上海建的第一座房子。从南京卸任后，孙中山在上海就寄宿在宝昌路491号宋耀如家，直到二次革命失败这段时间，只是当时并未对外明确公布。这次返沪，由于袁世凯的追捕行动并未撤销，两人秘密入住法租界环龙路63号寓所，直到袁世凯死后3个月，才对外公布了孙宅的地址。

　　这栋深灰色的二层小楼房，位于现在的南昌路59号，王志鲜前些年找到这座建筑的时候，已经被住户改装得几乎不能辨认。对面就是中华革命党本部事务所，一来孙中山可就近领导革命工作，二来也可保障安全。在这里，孙中山发表了《第二次讨袁宣言》，完成了《民权初步》(又名《会议通则》)的创作，并开始着手用英文撰写《实业计划》。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孙中山与唐绍仪、廖仲恺等人紧急磋商，于7月8日乘军舰离沪赴粤，成立护法军政府，开始护法运动，环龙路寓所的使命由此结束。遗憾的是，1999年，这栋房子被拆除，在原址上建起了科学会堂大楼。

　　1918年6月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重新回到上海，在法租界的大马路码头登岸，随后与迎接他的汪精卫等人一同乘车驶抵莫里爱路29号，也就是现在位于香山路7号的孙中山故居。铺满深灰色鹅卵石的外墙面，在梧桐树的掩映下，呈现一种英国乡村式的风格。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研究室主任李丽告诉本刊记者，当年的莫里爱路，是取自法国作家莫里哀的名字，这栋房子是四位加拿大华侨集资买下赠与孙中山的。一生奔波革命的孙中山，终于在他52岁的时候，拥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故居的一楼是餐厅和会客室，二楼则是书房和起居室，加起来也不过400平方米。美国友人林百克先生对这栋房子详加描述一番后，认定它是“一个最安适而不华贵的住宅”，适合于孙中山与宋庆龄简朴的生活。楼前的小花园，是他与夫人经常打槌球的地方，一位经常造访的朋友描写道：在打槌球的时候，孙博士总是用力挥动木槌，在他获得了第一个机会时，就把球送到离孙夫人很远的地方去。每当此时，而且预测到最坏的遭遇，孙夫人总是站立在边线地方转向我们，突然大笑大嚷：“看住那个布尔什维克！”

　　在这里，孙中山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生活，他开始尝试着从激烈的革命斗争中走出来，反思一生的革命经历，总结自己的革命思想。从1918年6月到1920年11月这段时间，孙中山在上海几乎过着一种退隐般的生活，主要精力转向了写作，完成了一生最重要的思想遗产《建国方略》(包括《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也是在这里，他会见了苏联代表越飞和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大钊，开始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

　　宝昌路上的行馆和宋宅、环龙路63号居所，莫里爱路的家，都位于当时的法租界内。据考证，从1894年上书李鸿章途经上海算起，孙中山一生共27次来过上海，这可能是他到访次数最多的一个城市。在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熊月之看来，因为上海是当时的全国舆论中心、革命策划基地，交通便捷，利于对外联络，舒适的环境切合了孙中山多年的欧美生活，而且安全比较有保障。不止一次，孙中山告诉友人，自己家门口就有两个法租界巡警在巡视保护。从1912到1924年，辛亥革命后这段日子，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和两次护法战争，每遇挫败，上海就成为他的革命港湾。现在这片区域，已经成为洋房密布的老城区，粗壮的法国梧桐遮蔽了整个街区的道路。

　　现代中国的革命路径

　　革命作为一种结果，寻找前因时，如果失去对历史动力的发现与理解，我们将一无所获。

　　在清季乙未(清光绪二十一年)兴中会失败以前，中国革命党人向未采用“革命”二字为名称。从太平天国以至兴中会，党人均沿用“造反”或“起义”、“光复”等名词。及乙未九月兴中会在广州失败，孙总理、陈少白、郑弼臣三人自香港东渡日本，舟过神户时，三人登岸购得日本报纸，中有新闻一则，题曰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总理语少白曰，“革命”二字出自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按日人初译Revolution为“革命”，但揆诸易所谓汤武革命之本义，原专指政治变革而言，故曰革其王命，又曰王者易姓曰革命。自译名既定，于是关于政治上或社会上之大变革，咸通称革命。今国人遂亦沿用之。

　　——冯自由《革命逸史》。首页。

　　◎李鸿谷

　　孙中山及其力量之源

　　1895年(乙未年)，孙中山先生发动广州起义，这是他的革命生涯的第一次起义。很遗憾，失败了。

　　广州起义的失败，颇多令人扼腕叹息之处。

　　在准备起义的当天凌晨(1895年10月26日)，孙中山接到了他在香港的伙伴杨衢云的电报，报告“货物”不能按时到达，要推迟一天，即27日晚上运到。可是，头一天晚上参与起义的各路人马已在广州聚集，准备从香港的早班渡船“接货”。离早班渡船到来还有几个小时，电报来了，说要推迟。这时候，孙中山决定，无限期推迟起义时间。他发电报给杨衢云，让他取消“装运”，另等通知。在付给广州起义战士费用后，遣散各路豪杰，让他们各自回家。

　　事情不是就此结束，而是刚刚开始。杨衢云回电，说接电太迟，货已下船，要求“接货”。

　　事实上，几周前，香港警察即已获悉三合会在为广西起义招兵买马消息。27日，香港警察终于在码头发现600名苦力，他们宣称：是准备去广西梧州当“官军”的，每月10港元；这两天他们每天得到5分钱的饭钱，雇用方还答应给他们每人1港元作船费。因为没有查获他们有任何武器，警察只能放行。当晚，香港警察终于知道杨衢云将大批军火装上了“保安号”轮上，这个情报迅速通过电报传递至广州衙门。

　　事情败露，清官兵开始追捕孙中山。

　　若论败露，实际上，这次起义在两天前，即被告发。当时广州兴中会成员朱淇，要为此次起事起草“檄文”，他哥哥发现了，担心被株连，假借弟弟的名字，向县丞写了份自供状。消息迅速传至广东总督谭钟麟那里。据说，谭钟麟听说孙中山是谋反者时，不仅不惊慌，反而大笑，他认为孙中山是个无害的“疯子”，“岂敢造反”。这事就算过去了。但接获香港方面的电报，广东方面不敢再轻慢，布置官兵截船。600多个准备去广西当“官军”的，哪里截得住，跑了大半，只捉获四五十个人。最后在7个标有“波特兰士敏土”的木桶里，因为没有人来认领，才发现装运的“货物”——200多支左轮手枪。

　　这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起义，没有启动，即告结束。这次事件，颇值解剖与细思的是孙中山“革命”的模式：会党加华侨。这是他的力量之源。孙中山先生后来自述中国革命能够成功：会党出力，华侨出钱，留学生宣传。只是这时，留学生这支力量，尚未登场。

　　单取广东观察，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曾在此地做了5年总督，直至1895年4月才由谭钟麟替换。他为李鸿章招集了大量兵源，战争结束，他将3/4的士兵遣散，这显然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而这些被遣士兵返乡亦难，最主要的出路，即为加入当地会党——三合会。长江中下游，则主要为哥老会控制。退伍士兵成为会党成员，清末之际，是其潮流。在乡间与城市，中国的底层社会，会党组织虽然秘密，却无处不在。

　　在广州起义的计划里，孙中山设计了约3000名三合会会员，包括从广东沿海招募的新兵，在香港集合，乘船于10月26日凌晨抵达广州。他们作为“决死队”成员分四路，向衙署进攻。除了香港的突击队外，广东珠江流域还有各路支援纵队，基本也是三合会会员，聚集广州，以伏击和牵制清廷军队。如何理解这种武装结构，孙中山研究权威史扶邻在其《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里论及：“有证据表明，许多普通士兵只是受雇而来，并不懂得革命的道理。然而那些领导者却有理由相信，一旦战斗开始并夺取首批目标后，内地的绿林和会党自发的起义就会马上爆发。”

　　率领或者说雇用这样一支由会党成员构成的“军队”，自然需要大量至少是足够的经费，而这正可对应广东所具有的特殊优势：熟悉西方的中国人与华侨。

　　广东作为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省份，日积月累，形成了有别于中国内陆地区的新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类型，史扶邻概而论之：“西方的渗透为非儒教的民族主义创造了新的焦点。在香港和各个通商口岸，中国的商人对欧洲的制度，诸如法治和契约关系神圣不可侵犯等观念已渐渐习以为常。职员和有专门职业的人，多半是教会的信徒，都夸耀自己比儒家名流受到更多的新式教育，作为基督教徒，他们认为自己在道德上更优越。还有华侨，这些被忽视的移民，经常受到本国政府的轻蔑，他们越来越容易接受政治上的煽动。在国外，他们像少数民族一样，受到迫害和歧视，因此，他们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本国政府来保护他们。至于在海外的经济成就并不能在国内得到相应的机会和声望，也使他们欢迎变革。”

　　只是，在那个年代，无论是能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广东人，还是华侨，在中国传统等级结构里，基本上属于边缘集团。孙中山即为这一集团里的人物。但是，他天才地发现了华侨的钱与会党的力——两者能够缔结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与后来我们一般理解的“革命军队”不一样，它更类似西方的公司治理结构。孙中山希望凭此力量按欧洲人的方式改造中国。

　　华侨与国家的关系，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情感关系结构。

　　19世纪下半叶开始，每年约有12万广东人前往东南亚和美洲各地充当苦力。一般的规律：若以25岁去到美洲算起，要苦干10年才有足够的积蓄回家乡娶亲；再过10年才可能在其出生的村庄建造房屋，只有过了最后10年，才可能再购置一些田亩，重返故乡安度晚年。当然，更多的苦力也就居留在外国，成为华侨。他们在外的生存，相当艰难。孙中山曾谈及他的爪哇富翁朋友的一次耻辱的经历。这位富翁外出拜访朋友，耽搁得有点晚了，而且还忘了带通行证和灯笼。根据荷兰人的规定，没有这些东西，华人晚上不准到离家二三公里远的地方，但日本人却可以。因此，他不得已雇用一个日本妓女陪他回家。孙中山的结论是：“在爪哇，一位华人富翁比一个日本妓女还不如。这是因为我国政府太软弱，不能保护住在国外的华人。”一方面，华侨因为居住国外，比一般中国人更理解世界大势；另一方面，却又因为清政府太弱而备感屈辱。他们有着更强烈的变革之心。孙中山是他们中的一员，更是其中的卓越之士，1894年11月，孙中山成立兴中会。

　　广州起义之前，兴中会注册会员有153名(夏威夷入会的为112名)，如果按行业与职业划分，他们分别为商人(69人)、工人(39)、会党活动分子(13)、白领(10)、军事人员(5)、农民(4)、教师(4)、医生(3)、学生(2)、基督教牧师(2)、银行家(1)、记者(1)。从外国研究者的角度观察，史扶邻解释这一人群构成：“这些成员，不但代表了中国社会里传统的地位低下的阶层，而且也表明了有相当数量的职业是需要受过现代欧化教育和职业训练的。”那么，当这一新的阶层，即使是一小部分在政治上被激发起来，也具有重大意义。尤其他们或许只是5元、10元的资助积累，终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可以运转。而这对当事人，也是极需勇气的举动，因为与革命者孙中山的联系，可能会使他们家人受到牵连。

　　回到历史现场，1894年的孙中山与兴中会，还需要足够的时间才会被意识到他们的价值。重要的是，他们为拯救中国的奋斗开始了。

　　百年后，我们来重新检视那段历史，套用当下的词语，“体制外”的孙中山以及他所在的阶层，在边缘，从社会底层开始推动的中国变革、由此进入现代化轨道，确需种种时势变化相助，才可能最终成功。换言之，研究中国如何现代化，辛亥何以革命，不理解英雄与时势之关系，无从索解。而所谓“时势”，对于后世读史者而言，在乎能否发现历史动力及其演变。这才是关键。

　　康有为的思想动员

　　逃至日本的孙中山，处境并不轻松。甲午战争已经结束，中日两国复交，清政府驻日公使即将到任，华侨自然恐惧被清廷悬赏1000元的逃犯孙中山所牵连。冯镜如与冯紫珊拿出500元，资助孙中山再次跑路。孙中山分给同伴陈少白与郑弼臣各100元后，拿着300元钱赴美。抵美不久，孙即将500元钱寄还日本冯氏兄弟。冯紫珊感慨：“初时以此500元作救国牺牲。不料中山迨后寄回，此乃中山之忠厚处也。”

　　革命并不为个人谋财，即如史扶邻评价亦甚高：“我要特别指出孙中山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他从不贪财，不论他得到多少钱都全部用在事业上，从不忘记自己同志的需要。”

　　清廷1000元悬赏缉拿的要犯，当然是重犯。孙中山从夏威夷到旧金山即被清廷密探跟踪盯梢，即使此时孙中山已经“易容”剪辫留须，“愚蠢地摆好架势让人照相，而一张复制的照片就到了公使馆手里，这样一来，曾给他不少愉快和信心的伪装也就不起作用了”。孙中山从美国去到英国，他的行程，甚至船号以及登陆地点，悉数传至英国的中国公使馆。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被清公使馆秘密逮捕。经过14天关押，才得以脱险。随后，孙中山将此经历写成《伦敦蒙难记》。一般史论，这是孙中山成为世界性领袖的开始。对中国之外的人而言，此论成立。但是，对中国人，这还是需要时间才可能被认可的。而回到中国当年的历史现场，孙中山因英国人干预而脱难，甚至是一种耻辱。比如康有为的弟子麦孟华即直接指斥孙中山：“盗匪、会党分子，使中国丢尽了脸的人，因为他是通过沙士勃雷伯爵(英国首相兼外务相)干预才从中国使馆获释的。”

　　正当孙中山密谋广州起义之际，康有为殿试以二甲四十八名取入。相比于孙中山在边远地区的起义，康有为已经踏上传统中国权力舞台的康庄大道。在中国近乎僵化的等级结构里，两者的距离，冷酷却真实的评论是：“当孙中山不得不沿着一条曲折的道路走向李鸿章的衙门时(而且还失败了)，康有为却能够大胆地向皇帝本人上书。这就是一个在信徒中宣讲的文人学士与一个设法叫人听取自己意见的没有地位的人之间的差别。”只是，中国历史此际到了“变”之时刻，跌宕之间，传统等级迅速瓦解。

　　“公车上书”是康有为暴得大名的显赫事件，但似乎这也成为康氏的宿命，鼓动舆论而已。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叙述康有为的思想来源，综其要点：一是以晚清的今文学派为出发点，宗《春秋》的公羊家说；二是由公羊家所谓“张三世(据乱、升平、太平)”之义，衍为专制立宪共和政治进化的理论。以《孔子改制考》为例，历史学家李剑农论及：“这部书的作用，就是想把陈旧古典的封面，粘上一纸‘维新变法事例’的签条，借大成至圣孔子先师的牌位，镇服反抗变法的人。这便是他维新运动思想上的基础。”

　　“变”，是康有为思想的关键词。特殊之处在于，当康有为获得上书皇帝机会之际，史扶邻的评论是：“康有为就挑起了两副担子：他不仅想要改造中国，而且还想改造儒家学说。孙中山想通过将政权授予他那样有才干的新人和西方专家来拯救国家，而康有为的目的则在于使包括皇帝在内的传统知识界皈依一种新的、革命的、变革的哲学。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的修正者就承担起一项巨大的任务，它与崛起的革命党人的任务相比，并不容易。”

　　所谓时势，甲午战争的结果，孙中山开始用“革命”的行动来寻找古老中国变革之道，对应“体制内”的康有为，他掀起的是“变法”之舆论。历史之变迁，当然有明流与潜流，循此以观，康有为梁启超一路不仅是明流，而且是焦灯下的明星。若将后来形成的革命派与立宪派的竞争作为观察中国近代演变的脉络之一，双方起步之始，落差甚大。

　　将康有为的努力视为体制内人士尝试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思想动员，似无不妥。作为康氏弟子，梁启超对“变法”的阐述直接明朗：“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已，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变法通议》)

　　从结果看，梁启超之议似乎更具传播效力。而他的老师康有为的“引征先圣最有力之说以为奥援”，并不顺利。他的第一本著作《新学伪经考》(1891年)虽流行一时，3年后却迅速被禁，连印版也被焚毁。光绪皇帝的老师，支持康有为一派的权臣翁同龢也要将自己与康说划清界限，称之为“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时为张之洞幕僚的章炳麟评论康有为，更是道出根本：“只闻康欲作教主，未闻欲作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异，惟欲作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

　　“变”的潮流制造，康有为之策是“古为今用”，而“洋为中用”的严复却在推动这一思潮的形成上作用更巨。福建人严复，14岁至27岁先后在福州船政学堂与英国海军学院受过8年的科学教育，有过5年的军舰实习经验。历史学家郭廷以称其“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又能洞悉中国病源所在”。1896年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论》刊行，这是第一次将西方近代重要学术著作比较完整地直接介绍到中国来。它震动了整个思想界，替当时求进步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同传统儒家思想截然不同的新观念：进化论。历史学家金冲及评论：“严译《天演论》所宣扬的进化论，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令人耳目一新，没有任何其他书籍能同它相比。”

　　对于甲午战争耻辱的回应，“变法”遂成潮流。若欲寻历史动力，失去对思想史演进的观察，将会茫然无措。1898年，变法之潮，终由思想动员而推进至清廷实际行动，康有为也由此一跃而成“政改”的操盘手与政治明星。只是，无论时人还是后世读史者，多易被传播规则制约，康氏光芒之下，无论激进的革命派孙中山，还是保守的变革者张之洞，都已逸出视野之外。但是，历史动力并不只是明星演出。

　　个案：秀才用兵

　　百日维新，103天的时间，作为政治家的康有为即告终结。细观当年，康有为所处清廷之政治情势，殊为不易。既有慈禧与光绪脆弱的双权力结构，也有积弊甚久的满汉矛盾与中央地方矛盾，看起来，康氏如同一头意气风发的大象，毫不顾虑地冲进了瓷器铺，结果，当然失败。戊戌变法之败，政治运作的代际传承关系崩裂，由中央控制的变革，不是不可能，也将艰难异常。所以，严复批评康有为是亡清260年社稷的人，未必没有道理。当然，从乐观的角度看，这也为历史另开新面提供了机会。

　　有趣味的问题是，康有为甘心吗？或者说，他还有机会吗？

　　所谓机会，基于这样一种可能：只要光绪的皇帝身份不变，甚至只要他本人依然在世，那么康有为就有政治上卷土重来的希望。反过来说，康有为最重要的政治上的努力，即为保护光绪在位或者在世。这是康有为逃离中国后，两年多时间里的核心工作，史称“勤王”(臣下起兵救援君王或皇帝)。

　　孙中山在广州行医的时候，曾租左斗山书店一家铺子为诊所，而左斗山书店离康有为、梁启超的书院万木草堂不到1公里，左斗山书店有翻译书，所以康有为常来光顾。孙康距离之近，超乎想象。但这种近距离，只是地理上的。孙中山得知康有为对西方文献感兴趣后，打算安排一次见面，但康有为通过中间人拒绝了，如果要见，则需递上门生帖。在各自人生道路尚未展开之前，阶级落差，即阻拦了两个广东人可能的交往。

　　看起来，似乎孙中山更乐意寻找“统一战线”来完成自己的使命。1897年，孙中山离开英国，经加拿大再次回到日本横滨，开始参与建设新式华人学校，决定请梁启超来管理这所学校。康有为拒绝了梁启超到日本，另派学生徐勤主持，而且坚决要将孙中山提出的校名中西学校改为大同学校。而当戊戌年维新开始，康有为觉得按自己的身份而论，与孙中山交往实有不妥，虽然是孙中山发起并创办了大同学校，但这所学校门前还是挂起一块禁止孙中山入内的牌子。康有为的崛起实在耀眼，比较之下，孙中山于是不再那么有吸引力。孙的革命同伴陈少白记录说：甚至像冯镜如这样忠实的追随者，兴中会分会的领导人，也准备改变其忠诚。

　　维新运动过于短暂，康有为被迫迅速地离开权力中心，他亦如当年孙中山，逃亡至日本。这个时候，事实上，康有为如同他曾诅咒那些领导起义的“叛徒”与“土匪”一样，“他自己也被推上这条卑贱的道路了”。只是，阶级意识未必那么容易去掉，在日本他坚持拒绝与孙中山见面，虽然双方的日本朋友，如宫崎滔天竭力撮合。

　　除了潜意识里的阶级因素，更直接的原因或许是，与光绪皇帝的关系才是他的王牌，而如孙中山所愿，一旦正统王朝被推翻，这张牌以及他这个人，当完全失去价值。

　　从上层变革中国，与从下层变革中国的两种动力系统，由此注定各走各道，难以融合。

　　1900年1月，清廷发布上谕，宣布立端王之子为皇子，史称“己亥建储”。此举在所有人看来，是废除光绪的前兆，其实际的目的，也可能确实如此。康有为以及他的“保皇会”不能再无所作为了。而且，此时，至少在对华侨的资金募集上，康氏一派完全超过孙中山。甚至孙中山的哥哥、全力支持弟弟革命的孙眉也将改变忠诚，他已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梁启超在日本的大同学校读书。

　　这一年确实是多事之秋，历史学家桑兵将其政局分析为“鼎足而三”：北方拳变、东南互保与勤王运动。细察这场由康有为领导的勤王运动，颇有价值。革命的手段——暴力，断非一般人可以采用。所以，纵有“时势”之便，也未必能够产生英雄。

　　庚子勤王，一般述史者多集中于长江中下游流域唐才常的起事。唐才常与谭嗣同、毕永年是挚友，谭嗣同遇害后，异常愤恨。逃至日本后，唐才常倡议勤王，成为康有为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在日本时，毕永年极想将唐才常拉到孙中山的旗帜之下，但唐仍然选择了康有为。唐才常之所以不从好友毕永年之请，李剑农分析：“此时唐不惟不忍与康梁立异，并且办事的经费，全恃康梁在海外接济，实有不能撇去康梁的苦衷。”

　　此时康有为的勤王策略，即如梁启超亦称之为“权术”——在海外借勤王鼓动捐款，对国内则号称财源充裕而招诱各方豪杰。比如康有为即妄称：“内地已有兵七十万，新安廿余万，台湾万余人(百战之兵)，南关万余，湖南廿余万人，长江各省卅余万，勤王之举，汲汲欲行……所以待之者，专待饷耳。”真实的情况哪有如此浮夸。圈内人梁启超还是看得明白，他劝告说：“权术不可不用，然不可多用也。”但即便如梁启超，也未能洁身自好，他让主持勤王的保皇会“澳门总局”多致函各埠，“于筹款聚众两事，不妨稍铺张扬厉也”。

　　秀才权术演化成的江湖之道，由此便成为：大肆鼓吹之下，广大华侨的期望值与各路豪杰的贪欲之心同步增长，其增长之快，又大大超过保皇会的负荷力。毕永年为孙中山先生所招募的哥老会首领李云彪、杨洪钧等一干人马，为康有为的金钱所诱，也舍兴中会而改投唐才常旗下。毕永年受此种种刺激，愤而削发为僧，去往浙江普陀寺出家。

　　这段勤王历史因其隐秘，长期未有清晰描述，历史学家桑兵耗10年之力，逐渐揭其面目。其中颇有能展示康有为实际行动能力的种种可乐之处。康氏屡次告诫弟子：“今日办事，非读书时可比。”“办事与论学不同。汝等落吾卷，尚可他年再考，今若落吾卷，无再考之日。”希望弟子们抹掉头巾气，可他自己却难去迂腐。他指示总局建全文书制度，“各种部箱皆宜备”，理由之一居然是“今日军谋即为它日考据”，三句话不离本行。

　　头巾气之外，最麻烦的是康有为毫无军事常识。桑兵在其《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里记录：“保皇会在日本订购旧枪，他只图引诱群豪，指示多购价廉质次者。甚至听信陈翼亭别有用心的胡说，认为‘不如土货之善矣’，要少购洋枪，多购土制抬枪线枪以省费用……更有甚者，他极力举荐侄子康同富办理广东军务，理由之一，竟是后者‘且能熟《三国演义》’。”

　　更重要的战略选择，一般人注意到唐才常的失败，以为长江流域是勤王之战略要点所在，但实则康有为的重点在两广(广东、广西)。1900年，义和团事发，广东总督李鸿章征调入京，这看似广东有了机会，但康有为又犹豫于广东还是广西。迟疑之间，康氏海外所募30万元，用支无章，耗去大半。而被宣称为战略重点的长江方面，只分到4万元，其中3万元还是最大的资助者邱菽园直接赠与唐才常，而保皇会仅分拨1万元。唐才常和他的自立军苦等经费不至，失败就义。而两广起义，事未举，财已尽，当然失败。被财源诱惑而改投康有为的哥老会首领李云彪、杨洪钧几年后去到香港寻康索钱，被康有为直接告发，一怒之下，借来手枪，意欲杀死康有为，后来被阻未遂。由此江湖广泛传言，康有为借勤王敛财自支。而这与孙中山借用500元尚能迅速还款对比，格调高低，判若云泥。

　　简而言之，秀才用兵的康有为算是彻底失败了。经此一役，“自后不敢言兵”。保皇会一党，此后的将光绪复辟之宏业付诸卦象，自欺欺人。

　　游学日本与历史潜流

　　与康有为大事张扬而最终不举的勤王对应，1900年10月，极其艰难境况之下，孙中山领导下的惠州起义却爆发，而且坚持时间不短，虽然仍告失败，但取与康有为竞争的角度观察，孙中山领导革命，无论意志还是能力，康氏完全无可比拟。

　　在当时的粤督德寿的奏折与文告上，康孙并列，“康孙各逆勾结土匪”——据此以观，李剑农先生分析：把“(传说里)红眼睛绿眉毛”的孙中山，公然放在“帝师”一列，却承他过于抬举了。显然，有此比较，传统的阶级等级并非霄壤之别。所谓“变”，此亦为一例。而孙中山也说：“当初次之失败也(1895年)，举国舆论，莫不目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惟庚子(惠州起义)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以恶声相加。”情势已变。

　　体制内的康有为，只能依仗体制供给的资源以助变革，而当体制撤销对他的支持，事将不成。勤王运动，是一明证。

　　庚子勤王运动，其背景是义和团运动与东南自保，即中国北方处于战争状态，而东南各省却“另立中央”，就时势而言，无论勤王还是起义，最为有利。后来的辛亥年间，也未有如此大势相助；而且康有为无论募集华侨资金之丰富，还是鼓动海内外社会舆论之沸腾，以及动员会党人马之众多，都为之前之后各次起义所不及，但为什么仍然失败？这才是值得思索之处。单以康不知兵以论，自是原因之一。但社会转型，只是简单认定英雄所造时势，未免单薄。所以，以历史动力形成的方法论来看，中国的现代化之途，无论结果以“革命”为标志，还是以“变革”为标志，都有赖各种力量的形成与相互作用，所谓“时势”造就。这断非单一因素可以促成，更非政治明星一呼而立。公允而言，此际中国，新旧过渡之际，面对变局，各方力量，尚未准备就绪。

　　那么，经此一役，康有为领导中国无论变革还是革命，已失去可能。仍取历史动力观察，他们的作用将一如“公车上书”之路径，为宣传与鼓动，进行社会动员，并尝试再次被政府吸纳，重入体制。康有为们没有再造制度的能力，这或者是传统读书人之命运悲剧？

　　戊戌年间，康有为即将上位之际，湖广总督张之洞发表了他的《劝学篇》，历史学家徐廷以简约地概括为：(张之洞)使国人深刻意识到“五知”的重要性：(1)知耻，知道落后日本、土耳其、暹罗和古巴的耻辱；(2)知惧，知道越南、缅甸、朝鲜、埃及和波兰的可怕命运；(3)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4)知要，知道中学和西学的要点——前者是实用的而不是思古的研究，而后者是政治体制而不是技术；(5)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中体西用”，实为张之洞思想之核心，即复兴儒家为国家道德基础，采用西方的器械以备实用。徐廷以评论：“张之洞聪明但不正确的原则，是抵抗保守派攻击的有效盾牌；即使是顽固派，也不能责备他背叛儒家和中国传统。站在这个无懈可击立场上，他继续为变革的必要性辩护。”

　　一般史论，张之洞为温和或者说保守的改革家。在寻找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他当然也是康有为的竞争者，只不过相当长的时间里，他被遗忘。

　　历史自有其逻辑，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未必正确与成立，但《劝学篇》里提供的一种理解日本现代成功之路径，及其中国可仿效之道，却铸造历史另一动力来源。在《劝学篇》中《游学·第二》一章论称：

　　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榎本(武扬)、陆奥(宗光)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

　　在这一章节里，张之洞还非常实际地提出了一些理由，解释到日本学习胜于到西方，而这些朴素之论，反而得到异乎寻常的认同与响应——“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日本)。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日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日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日)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康有为其在上书里，也有变法三策：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俄”指彼得变法，“日”指明治维新)、大集群臣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虽然甲午战争仅过去4年，日本为仿效与学习之国，已渐为潮流。只是康有为所论，过于宏大，反不及张之洞具体而微更具说服力。

　　为什么“敌国”日本，此际反成中国追随之国？从日本的角度观察，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任达(Douglas R.Reynolds)检索日本国内档案，认为：1898年1月升任为参谋总长的川上操六基于没有永久的朋友或敌人，只有永久利益的原则，提出战胜中国后，日本战略思想需要弹性，主动与中国友善。史称“川上主动”。

　　从当时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看，甲午战争后，三国干涉，日本还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上，日俄冲突上升为主体，与中国友善则为一种回应俄国挑战的策略。为着日本的本国利益，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由此变化。川上迅速派出自己的下属进行一连串的关键性会晤，分别拜见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选择长江流域的权臣作为日本的政府公关的重点对象，其意在“为长江沿岸各省训练现代化军队，作为抗衡北方俄国的砝码”。

　　而当时出任日本驻华公使的谷野文雄，在1898年间，不仅在口头，而且写信给中国官员，表示日本政府承诺支付200名中国学生在日本学习的费用。由于事前未获授权，他马上受到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申斥，认为承诺过多。不过，西德二郎虽然申斥，但仍确认日本(谷野文雄)既已作为承诺，便有责任如数支付。

　　效法日本，遂由此而兴。留学却是最方便彼此的一种选择，而且，日本之门已经打开。

　　在张之洞撰写《劝学篇》的两年前，中国总理衙门派出13名年龄由18～32岁的学生到日本学习，其中4人不适——不适应日本食物，不能忍受日本孩子以至成年人“猪尾巴”一类的辱骂……而返国，留下来9人。这是一个开始。两年后，各省继续派出留学生去到日本学习。留学日本之潮，开始启动。地方比中央更为积极。

　　1900年很关键，这是康有为勤王的年份，也是孙中山革命有所转折的年代。对清廷而言，作为对戊戌变法的一种曲折回应，他们鼓励义和团运动，引发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事情不可收拾。晚清此际，正是大起大落，作为挽回颜面的一种选择，这年底，慈禧也决定变法，后世称之为“新政”。而这一变法上谕的主旨，完全依托张之洞《劝学篇》为蓝本。如果说戊戌变法是康有为与光绪的合作，康为推动人，那么，此次则为张之洞与慈禧的合作，张系推动人。张之洞的政策要点，简而言之：废科举、兴学堂、奖游学。

　　近代知识分子

　　无论按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还是按中国学者李喜所的统计，留日的中国学生曲线都呈一种陡峭形状：1896年入学日本13人；1899年过百达202人，1903年超过千人，而1906年则超过万人。10年之间，增长百倍。早期的留学日本学生中，有张之洞的长孙张厚琨，为了明显地表示友好与关切，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和日本外务省说服近卫公爵，同意张厚琨进入近卫掌管的贵族学校，并作为这个十六七岁少年的监护人。同时，京师大学堂辅佐总教习吴汝纶的儿子，鼓吹改革的黄遵宪的儿子、孙子以及表弟、侄儿都进入日本学习。

　　粗略估计，1898～1911年，至少有2.5万中国学生跨越东海去到日本求学，寻求现代教育。这一数据比之“二战”之后世界性的留学潮，当然不足自耀，但回到世纪初，其意义确需重新评估。更为认真的研究者马里乌斯·詹森提出了他的判断：“(中国的留学日本运动)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移民潮……到那时为止的世界历史上，可能是最大规模的海外学生群众运动。”

　　既此，那么，我们研究现代中国之演进，岂可忽视这一历史运动？

　　留学日本，以图中国富强，这当然是力促此事者的初衷。那么，回到具体的留学生，或者说中国所形成的近代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呢？史扶邻的观察是：“在东京，学生们更感到中国所处地位的卑微，而且不愿接受这一事实。”

　　最早能够接续这一即将形成新型社会力量的，仍是梁启超。“武装斗争”以及“勤王”不是康梁之长，但鼓荡舆论，其时却难有超越梁启超者。同样以媒体从业者的角度来观察梁氏办报，他自己说得清楚明白：“著书者，规久远明全义者也，报馆者救一时明一义者也。故某以为业报馆者，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之议论出之，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病。”(《新民丛报》所刊《敬告我同业诸君》)简单来看，“以极端之议论出之”，是为梁氏办报的关键理念。当时的读者评价梁启超，多用“笔端恒带情感”——这与极端之论配合，梁启超当然迅速成为“言论界骄子”。如果我们取梁氏文章的受众角度观察呢？显然，正是兴起并且快速扩张的留日学生是其重要的读者来源；而到晚清中国，1901年(辛丑年)科举程式改变，废弃八股，改用策论，应考的秀才失去了揣摩的工具，康梁主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就成为他们模仿与学习的榜样了，虽然清廷禁止，但国内却依然畅销。有此两端作底，梁启超自是声名大振。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兴起，其思想根基的培植，梁启超功莫大焉，这是实情。

　　将思想史的演变，简单成思想的响应与潮流来观察，或许更能理解那个时代。甲午战争之后，“变”成为潮流，而此际，梁启超另创新面，提出“国民”概念：“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由国民概念之起，导向的是“民权”概念的兴起与深入人心。那么，再往前推导：国家与统治者(清政府)并不天然是一体。忠于国家，未必必须忠于朝廷，甚至相反。

　　“救亡”中国，必须变法，必须兴民权，这是一种递进。其影响，金冲及论述：“爱国首先要从兴民权开始。他们还把‘国民’同‘奴隶’鲜明地对立起来，作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宣传对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直至五四期间的《新青年》中还可以看到：他们处处以‘国民’自许，反对形形色色的‘奴隶’道德。”由此可观，“民权”已深植近代知识分子根基。

　　既有民权思想引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是必然。这个时候的国家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义和团运动后遗症正在爆发。俄国作为八国联军的一部分，趁义和团运动之际侵入东北，之后在谈判处理时，却又别有居心提出单独解决。俄人先是挟制毫无权力的盛京将军私订一暂时协定，将奉天置于俄军控制之下；遭到反对后，俄方反而提出更为苛刻的条件，不仅剥夺中国在东三省的主权，且涉及华北、蒙古、新疆。消息传来，列强大为震动，警告清廷权臣不可接受，而清廷李鸿章倾向接受，张之洞等则断然拒绝……朝廷摇摆不定，将决定权交给中国驻俄公使杨儒全权处理。杨儒回电称，朝廷若无明确指示，他决不会签订。这种种纠缠，是义和团善后谈判最为棘手的事情。而清廷谈判代表李鸿章，被俄方代表威逼：如不签约，重贿将不支付(中俄密约谈判时许诺而未付之贿款)。直至李鸿章辞世当天，俄方仍来逼迫。

　　之后，因为国际形势不利俄国，俄方终于允许恢复中国在东北的权利，并决定俄军于18个月内分三期撤离。但是，条约仍似一纸虚文，第一期撤兵，俄军仅将奉天辽河以西部队退集南满铁路附近；而第二期撤兵，根本不理，又于1903年4月对中国提出新的要求。后世读史者阅读近代史，每每绕不开的就是俄国谋我国土，既急且狠。令人悲愤莫名，心痛不已。

　　东京报纸迅速报道了俄国的非分要求，其中俄国公使对记者的谈话直接而明确：“今宁断然取之，归入俄国之版图。”这个消息在留日学生里引发强烈震撼，纷纷集会，要求拒俄。这当然是出自本能的情感。拒俄学生组织了一个有130名学生参加的学生军，自愿回国充当驱俄先锋。学生们还派出两位代表回国，准备游说袁世凯出兵抗俄。结果学生们大失所望。当年上海章炳麟等主持的《苏报》揭露驻日公使蔡钧致两江总督端方的电文：“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二百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现已奔赴内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这份报纸还载有清廷密谕：“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

　　这是中国近代史里外交导内政的典型案例。清廷面对事实上基于朴素国家情感“反帝”的留学生，以“革命本义”度之，并采用“严防死守”之策，结果对学生刺激之巨，倒真使原本没有“革命本心”的留学生们逆转，由“反帝”而“反满”。

　　当年7月出版的留学生刊物《江苏》，在一篇名为《革命其可免乎》里，揭示了这种逆转：

　　闻其密札有曰：名为拒俄，其实革命，夫革命竟革命耳，何借拒俄之词为？今既拒俄，则非革命固无疑矣。而端方、而蔡钧，必欲合并而混同之，务极倾陷以为快。呜呼，我留学生何万幸而遽邀革命之名乎？夫有拒俄之诚而即蒙革命之名，吾知自今以往，世人之欲忠于满洲者惧矣。然使昌言革命而徐图拒俄之计，吾不知彼满洲者于我将奈之何？是故余乃抚然慨息，悄焉累欷，以敬告于我留学生，并以谂同胞四万万黄帝之胤曰：呜呼！革命其可免乎？

　　有民权为根基的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经此一变，国家与清朝廷概念两分，不再一体，民族主义观念迅速上升。

　　在接近10年之后，孙中山先生以革命行动来完成的“民族主义”，开始在新兴的知识分子群体里悄然形成。边缘集团的反抗，时势相助，遭遇更具社会资源与社会动员能力的知识分子集团的兴起，他们能否以及如何达成合流，遂成关键。

　　激荡与演变

　　民权与民族，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念之变，仅仅只是留学海外若干学生的觉悟？当然不是。拒俄事件刚刚爆发，18岁的留日学生邹容回到上海，出版了他所撰的《革命军》。这本小书，将民权民族等种种观念与思考，直接演化为两个字：革命。开头即论：

　　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嗓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

　　金冲及评论此书：“充满着炽热的革命感情，笔调又通俗明快，犀利有力，使人读了就像触到电流一样，无法平静下来。”很迅速，此书被广泛翻印。香港、新加坡、横滨都出了《革命军》，孙中山还将它拿到美国重印出版；而黄兴在湖北把它秘密散发给学生和陆军士官生。有统计说：这本书总共出了20版，达100多万册。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回忆说：“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革命，由此渐成潮流。再回到思想史演化的脉络，10年之间，“变”之思潮，经民权与民族主义观念启蒙，此际，终于进展到“革命”一途。

　　曾经的“启蒙者”，“尊皇”而决不将国家与清廷分离的康有为梁启超，此刻遭遇挑战。章炳麟在其《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里，以论战方式阐述了革命的意义。康有为称人民道德低下，不配革命；章炳麟则用具体历史事实来论证：“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恃革命以开之。”康有为认为革命会引发社会紊乱；章则指出：革命不只是破坏，同时也是建设，“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康有为将光绪皇帝说成尧舜以来所未有的“圣明之主”，而章炳麟对此，颇为挑衅，直斥“载湉小丑”——这实在过于戏剧性。传统中国的戒律之一，即皇帝名讳不可讲，可章氏竟直称小丑，无论顽固派、中间派还是革命派，无不震撼，传播因此广泛。也由于如此大不敬，章炳麟与邹容入狱。而这一事件更加大了章邹两人言论的传播广度。欧洲报纸不仅报道此事，还将《革命军》节录刊载。

　　这种论战，后来一直持续，而名目变得简单，“革命党”与“立宪派”之争。

　　拒俄事件另一后果，则为中国内地革命团体风起。黄兴、宋教仁、刘揆一、陈天华等在湖南建立了华兴会；吕大森、胡瑛、曹亚伯等在湖北建立了科学补习所；蔡元培、陶成章、龚宝铨等在上海成立了光复会；柏文蔚、陈独秀等在芜湖成立了岳王会；杨庶堪等在四川成立了公强会。

　　“革命”风潮下，这些革命团体创立后，其所循路径，竟一如当年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后的起义——直接行动。史扶邻描述说：“他们不是把自己关于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的不实用的言论变为实际的政治方案，创立一个组织去争取群众对这些口号的支持，而是遵循早期兴中会的更加冲动的榜样。他们甚至在自己所写的动人宣言墨汁未干之时，就开始制造炸弹了。”

　　离拒俄事件仅仅过去一年，黄兴在湖南成立华兴会后，即着手准备于1904年11月16日慈禧寿辰当天起义。黄兴是秀才家庭出生，据说他幼年除读古书之外，还学了乌家拳，有一手好功夫。后来在湖北武昌两湖书院读书，颇受重视；他还曾参加唐才常的“自立军”，未被当局发现；1901年被官府派去日本“考察学务”。他是因拒俄运动而被推派回湖南做“运动员”，这时他成立反满的华兴会。可惜，由于起义前，两个会党成员被捕，事情败露，黄兴逃亡日本。稍后，华兴会的会党成员马福益计划在湘西发动另一次起义，黄兴和刘揆一又返回大陆。结果，起义军在长江厘卡同卡弁相遇，引发枪战，马福益被捕；黄兴再次逃亡日本。按薛君度所著《黄兴》里记录，为着起义，黄兴与刘揆一借了5万元以应付开支，起义未成，而这一债务却使他们破产了。

　　显然，充满激情的留日学生革命团体，比如黄兴，迅速发现激烈的革命行动，意欲达成结果，并不容易。如果与早期广州起义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当年孙中山起义，有华侨的钱(虽然不多)与会党的力两者集合，即便如此，成功却总是无望。而后来的革命者，其实连这两者资源都不充分。革命，空有热情，无可成事。

　　回望那个历史当口，后世读史者可以想象的是，分散而资源严重匮乏的各个革命团体，集合资源，由分散而集中，或是未来必须做的选择，也是各个革命者的向往所在。

　　孙中山的日本追随者宫崎滔天，在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后，颇为“烦闷而懊丧”，于是安静地回到日本写了一本自传《三十三年落花梦》，记录自己的浪人生涯。这是一本奇特而传奇的书，它于1902年在东京出版。这本书对早期孙中山革命生涯有较为具体的描述，这一切并不为中国人所知，而且，他以极其肯定的语气判定：孙中山是中国未来的杰出领袖。这个判断出自“有骑士气概的日本冒险家”之口，那些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很难不表示出钦佩。一年后，章炳麟在上海出版了《孙逸仙》的节译本，迅速销畅；稍后，又有全译本在上海出版。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正是拒俄运动、留日学生民族主义勃发之际。那个过去在他们视野之外的，也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英雄，终于浮出水面。

　　同持民族主义的边缘集团与近代知识分子集团，有了融合的可能。

　　一年后，亦即黄兴计划起义时间的慈禧寿辰。清廷为了庆祝寿辰而大赦了造反者，但有3个人被排除在外，其中就有孙中山。清廷此举，不啻为孙中山提供了“著名革命者”的一种证明。孙中山终于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让他的中国同胞尤其是知识分子集团知道了他的名字。清廷另外排除在外的两个人，分别是康有为与梁启超。

　　1905年，游历各国而重新回到日本的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等见面；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分散的革命力量终于集结。这样，中国有了一个初步具有现代政党一切特征的党——一个等级制的结构、一个纲领、一个宣传机构和一个行动计划。尤其有了一个公认的领袖：孙中山。在同盟会会刊《民报》的发刊词上，孙中山将他的全部革命主张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并且强调“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孙中山颇有信心地写道：只要实行这三大主义，就可以“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使中国臻于独立富强之境。

　　这一年，在中国国土上的日俄战争结束，君主立宪国家日本战胜强大的俄国，清廷于是采“立宪”制度，康有为与梁启超多年的呼吁鼓荡，终于结出正果。很遗憾，只是他们仍为通缉犯，被排除在外，未被体制吸纳。

　　未来中国，两条道路，革命与立宪继续竞争。

　　另一种历史潜流

　　在《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里，史扶邻记录：“同盟会一成立，孙中山便在横滨印刷了200万票面1000港元的债券。他还在英国和法国印刷可望欧洲人认购的其他债券，但没有见到有人认购的记载。”很显然，资金一直是革命最为急需也最为缺乏的资源。

　　1903年9月底，正当孙中山的名字开始被传播声誉渐起之际，他向朋友借了200元的盘缠，离开横滨去往夏威夷。他的这次第二次环球之旅，一则为了收复被保皇会康梁夺走的夏威夷“阵地”，再就是寻找革命的资金。在夏威夷，面对被保皇会争取过去的信众，以及他们所拥护的“君方立宪”，孙中山言辞直接、铿锵。“痛骂汉人之无资格，不当享有民权。夫满洲以东北一游牧之野番贱种，亦可享有皇帝之权，吾汉人以四千年文明之种族，则民权尚不能享，此又何说？……可见彼辈所言保皇为真保皇，所言革命为假革命，已彰明较著矣。由此观之，革命保皇二字，决分两途……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孙中山的问题很有力：假如汉人没有资格成为共和国的公民，那么满人又为何有资格当皇帝？收复失地，不成问题。资金方面，虽然他也迅速还了在日本的朋友借给他的200元盘缠，但进展有限。

　　之后，孙中山去旧金山，在致公堂大佬黄三德陪同下，开始全美旅行，寻找革命成员以及资金，但当他们跑了洛杉矶、新奥尔良、芝加哥、亚特兰大……几十个城市后，一无所获，两手空空地到了纽约。这时已是1904年的冬天，黄兴的起义业已失败。在纽约，他接到留学欧洲的中国学生的邀请。这个时候，孙中山未必知道，他已经成为留学生们寻找的英雄了。在柏林的中国留学生朱和中回忆说：“我辈至今群龙无首……正可乘机觅孙逸仙。”

　　边缘集团与新兴知识分子集团，打开了融合的通道。1904年12月，孙中山赴伦敦。

　　很显然，孙中山征服了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之前，他们更信任读书人出身的康有为与梁启超，而康梁将孙描述为目不识丁。结果，留学生们发现，“这是一个有才华的人。穿着跟欧洲人一样，而且对西方最新的政治潮流是熟悉的”。但是，学生们与孙中山的聚谈进入深度沟通时，虽然对他在理论上的阐述明显地感到满意，但却未必同意他的策略。

　　这是一场超长时间的争执，史扶邻记录：朱和中坚持认为革命不能撇开知识分子(意思是学生)。他指出，策反新军(它的许多军官都是归国留学生)为革命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他的朋友吴禄贞成功的鼓动是一个足以说明问题的例证。但是孙中山坚持认为，有功名的人和军官搞不成革命。他为会党辩护，认为应当优先考虑他们，并把他们作为革命的骨干。朱和中以1900年唐才常汉口密谋的失败教训为例进行反驳。他和其他支持这个密谋的人们(包括梁启超在内)一样，认为哥老会在政治上完全不可靠，他们的兴趣仅仅在于抢劫。他还提醒孙中山，过去所以失败就在于缺乏知识分子的支持。在争论了“三日三夜”后，孙才决定给予学生和会党以同等的地位。孙中山最后接受了学生们的意见，凡为留学生中全心全意献身于革命者，均可做领导人。

　　新军，更为隐秘的一种力量，此刻才被同持民族主义的孙中山与留学生们共同意识到其价值。但是，似乎他们仍只被当做如会党一样，可以借用的革命力量而已。

　　所谓历史动力，换言为历史条件，亦无不妥。但是，长期以来，以纯粹的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这一狭窄路口进入，由结果寻前因，甚至有“武昌首义”不过事发偶然之结论，因为它很难导入同盟会直接领导的名目之下。如果忽略新军这一历史动力，那么我们将无可理解袁世凯之篡权以及后来北洋军阀之混乱时期，他们当然是“革命”的动力与遗产；而同时，也正因为有后来的军阀混战，这一历史动力更难认定。新军价值由此沉为历史之潜流而未为人知，历史也由此失真。

　　有意思的是，如果回到历史现场去寻找辛亥何以革命，其三种历史动力：起源于边缘集团的孙中山，发迹于权力中央的康有为及其文人集团，主导者为政府的新军(及其领导人袁世凯)——所谓军人集团，皆为回应甲午战争失败，寻找现代化中国出路的选择。动力既已隐伏，历史只需等待它们各自成型、演变以及最终的时势安排。后起的知识分子集团，当他们介入其间，社会动员则告开始。

　　甲午战争前30年，重海防而轻陆防，结果北洋海军一败涂地，于是有了赶练新军之议。1895年，中央政府控制的胡燏棻练“定武军”，复将以能战知名的聂士成部改为“武毅军”，均驻天津附近。同年，张之洞创“自强军”及陆师学堂于江苏，次年立“护军营”及武备学堂于湖北。稍后，袁世凯上书论兵，于是获得督练定武军之职，名为“新建陆军”，戊戌政变后，袁的这支军队人数增至1万人。而日俄战争，再次促使新军扩张。面对在中国国土上进行战争的两个国家，清廷被迫采取预防措施，以保证东北边疆的安全，部分北洋军移师长城以外，将袁世凯常备军第一镇(师)开拔到山海关附近的永平府。与此同时，清廷下令立即增设实力与编制相仿的两个镇。辛亥前夕，全国一共有14镇(不包括禁卫军)组建完毕，实际战斗兵力大约达19万人。

　　“军事教育和军事技术的剧烈变革往往是一场政治性的经历。”这已为政治学的基本共识，经常我们会以此来分析诸如中东国家剧变的军人集团作用，那么，为什么不可能以此来分析当年中国的革命？很显然，受过专门训练的新建陆军，将与正在形成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集团一样，更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衰弱。他们会像知识分子集团一样做出反应吗？

　　回到中国的历史现场。那个年代，当兵未必值得夸耀，为吸引有出息的年轻人进入新军，清廷规定：新兵经过去3个月的见习，将被豁免30亩土地的地赋银。无地赋银可免者，则准予享受通常赏赐给有功名书生的免税权。而且，他们的家属还得到相应的保护，以免受到地方官与土匪无赖的骚扰。军人的家眷一旦卷进诉讼案件，将由代理人在公堂上为他们申辩。当然，当军人退伍或被开除，这些特权也将失效。而且，新军的俸饷也很丰厚。标统月给俸饷500两……正兵月饷4两5钱，副兵月饷4两2钱。若与清朝传统的荣誉军队比较，便可见其不菲，八旗马甲月饷3两，步甲月饷1两5钱；绿营马兵月饷2两，步兵月饷1两5钱。

　　经现代化训练的新军，作为一种集团，在晚清不多的岁月里，迅速崛起。

　　对这一集团，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1910年发出的报道描述：在近代中国可以觉察到的最大变化，或许是以往受到轻视的军事职业现在得到了尊敬……军人现在要求得到跟他权威地位相称的待遇。军官乘火车坐头等铺位，士兵不再愿意像牲口般地挤在无盖的货车里，他们现在要求坐进客车车厢。莫里循甚至断言：“文官与武官的相对官秩已经颠倒过来，现在武官的地位已经优于文官。”

　　但是，也正在莫里循发出报道的差不多时刻，美国来华的传教士W.J。卡尔奥在给国务卿的一份急件中概括了当时的局势：在难以获取陆军“士气”及军纪状况可靠情报时，有一点是不会令人感到意外的，即有朝一日土耳其的革命模式在这里重复的话，真正的革命将由中国下级官佐发动。

　　果然，卡尔奥言中。而且时间仅过一年。

　　辛亥到来

　　军队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集团，它不那么容易被外界认识，而这一集团自身的种种变化，又被当事人视为当然而内部消化。只是，在华的外国人，更敏感更希望知道点什么。

　　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寄回国内的文件里最早记录了这一事实：“1907年，杭州许多军校生和教习割辫，但当地驻军的官兵还没割辫；在安徽，少数几个军人割去发辫，其他军人将发辫盘在帽子里，听任其他部位的头发生长，因此当他们戴上军帽时，看起来好像辫子已被割掉了。广州的陆军小学堂中有25%的学生割去了辫子。未曾听说过军校生和士兵因割弃辫子而受到严惩的事例，这表明军事当局同情割辫运动。”中国报纸也有注意这一事实的，《民立报》1911年1月3日报道说：黎元洪非但宽恕剪辫行为，而且还为某些士兵断然剪去辫子而感到高兴。

　　清朝中国人留辫，是民族臣服关系里至关紧要的象征所在。相比于清人入关后最初百年里的严厉控制，这个时刻，情势已经逆转。较早研究辛亥革命里的军人集团的澳大利亚历史学者冯兆基，在其所著《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里论述：“在中国人看来，割去辫子的真正意义远远比这种行为本身来得重要。”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先后组织各地起义，但仍未有成功。1908年，方向转向运动新军。

　　回到首义之地湖北。1910年2月以来，整个长江下游地区雨水巨多，漫延至中游，这年武汉的水位“实际上已超出人们记忆”。之后，米价由每担5000文，一月之间涨到8000文。这个时候却传出武昌政府将削减新军费用的消息，果然，各级军官俸银减少40%。当年由吕大森、胡瑛、曹亚伯等在湖北建立的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此刻，已演化成完全是新军系统内部的革命组织“文学社”，由蒋翊武领导。另一由孙武领导革命团体“共进会”，开始尝试并完成与“文学社”的联合。准备，已经就绪。历史条件，业已具备。

　　辛亥，1911年，终于到来。

　　1919年7月，孙中山指定胡汉民创办一份杂志。胡汉民原欲将其命名为《改造》，结果未获孙中山同意。他说：“建设为革命之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杂志遂定名为《建设》。革命是为了建设，知易却行难。

　　广州起义90年后，1985年，学者陈德仁与安井三吉研究当年孙中山逃亡行程，检索孙中山登陆日本时的所有报纸，并没有发现“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的报道。这次起义只有《神户又新日报》报道，但称当事人为“广州暴徒”。那么，据此以观，中国“革命”一词，源自于此，未必准确——翻检日文报纸，“革命”与孙中山名字相连的，在1898年，宫崎滔天翻译并连载孙中山的《伦敦蒙难记》，其题即为：《清国革命领袖孙逸仙幽囚录》。当然，“革命”一词虽然未必源出神户，但这是孙中山先生一生的写照与志业，却是无疑。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他的遗言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革命。继续革命。成为革命者必须继承的遗志。■(所需资料得到实习记者张冉的帮助)

　　(参考书目：《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孙中山上海史迹寻踪》、《我在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身边的日子》、《袁氏当国》、《国比天大：宋庆龄》、《总统府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