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达mk4出自什么作品:闻一多案：民国司法之死

闻一多被暗杀时，梅贻琦正在埋头处理西南联大的复员事务，傍晚五点多，潘光旦夫人忽然急急地跑来了，说闻一多在回家的路上被当场枪杀，“多人围击，必欲置之于死。”

这一天是1946年7月15日，听闻这一消息，身为西南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当场呆住了，立即派人前往闻家照料。在离家门仅十余步的地方，闻一多的鲜血淌了满地；闻一多的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身中数枪，被送往医院抢救；闻一多的夫人高孝贞经此巨大的刺激，心脏病复发，卧床不起。

同时，梅贻琦急电国民政府教育部：“加急！南京教育部朱部长钧鉴：今日下午五时，在西仓坡宿舍门外，本校教授闻一多为暴徒枪击立毙，其余重伤。同人极度惶恐，谨先电闻。”这一天的晚上，梅贻琦在日记里写道：“此何等仇恨，何等阴谋，殊使人痛惜而更为来日惧尔。”

正在庐山避暑的蒋介石也很快接到了消息，这个突发事件让正志得意满的蒋迅速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困境之中，他在日记里写道：“昆明李闻被刺案殊所不料，干部之无智无识徒增政府情势之险恶，领袖地位之不利，可痛之至。”

■ 群情

闻一多是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即席做了他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后被暗杀的。在此之前，中国政局刚刚走过了一段“过山车”般的急剧转变；闻一多之死，对于众多关注政治走向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次更大的刺激。

1946年1月，在美国特使马歇尔斡旋下，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以及社会贤达的代表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在几经周折后，通过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改组政府等决议。这是自国民党一党训政以来，第一次由国内各种政治派别平等、公开地决定国家大事。

眼看中国即将踏上宪政之路，人人都为此兴奋不已，马叙伦用生动的语言写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现在是被鸡唱出了曙光，怎样不叫人们对这个曙光发生欣慰，和希望他不要被阴霾来笼罩了。”

然而接下来的事实却让他们吃惊连连，长期占据一党独尊地位的国民党，既无与其他政治团体分享政权的心理准备，其军政官员更不愿意放弃种种特殊利益，政协会议闭幕未几，即遭到国民党内部激进势力的强力反弹，在重庆较场口还有西安、南通和南京下关等地制造了一系列流血事件。李、闻被暗杀更是发生在“一城之内，五日之间”。

■ 栽赃

身为国民政府的首脑，蒋介石也被闻一多案深深震动，“本周几乎全为此事增加烦恼之苦痛也”，7月2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三天后他又写下：“总之昆明之案无论对内对外皆增加政府与余个人之地位艰难百倍。”

整日“忧闷”的蒋介石百般琢磨，考虑着如何化解这个公共危机，让他和国民政府渡过难关。

担负“调处”国共纷争之重任的马歇尔也因闻一多案而压力大增。7月17日，在见过周恩来后，马歇尔与司徒雷登即刻从南京飞赴庐山去找蒋介石。马歇尔对蒋介石说，这次暗杀针对了闻一多这样的留美知识分子，所以美国的舆论肯定对蒋不利；司徒雷登坦率相告，蒋介石应采取三项措施：公开声明中央政府不赞成谋杀；解除新闻管制；建立宪政政府。

不能无视公愤的蒋介石，于7月17日当天，匆匆责令行政院发出一纸保障公民安全的命令。命令声称：“该管各级机关人员防范不周，遂致有此惨案，实为我政府莫大之耻辱……尤应在此时期，对于政治党派人士特加保护。”在发出这项命令的同时，蒋介石下令让刚刚上任全国警察署署长的唐纵前往昆明办案。

此时，舆论已把怀疑对象投向了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揆彰。7月17日，闻一多的次子闻立雕撰写了《谁杀死了我的爸爸》，将矛头直指昆明的国民党特务组织，次日该文在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和《新华日报》《大公报》《世界日报》《新民报》《商务日报》《时事新报》《西南日报》等报纸刊出，随后又被多家报刊转载。

唐纵在动身前往昆明前也怀疑李、闻案都为陈诚系的霍揆彰所为。因在当年5月份，霍揆彰就令稽查处处长王子明制定了五十多人的黑名单。6月28日，霍带着这个名单到了南京，向国防部长陈诚汇报，准备带给蒋介石圈定，但当时蒋正和马歇尔会谈，没来得及接见霍，霍只好把名单和行动方案留在国防部返昆待命。7月5日，霍揆彰接到了国防部密电：“中共蓄意叛乱，民盟甘心从乱，际此紧急时期，对于该等奸党分子，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

7月17日晚，唐纵与吴铁城、陈诚商议李、闻案，“陈首先而坚决的表示，此事件绝非霍揆彰所为，绝与军方无关。”（《唐纵日记》）

唐纵将行，友人嘱托他办案要“控制舆论，计划周到，行动迅速”，同时又为他担心，“莫不认为此事难办也。”（《唐纵日记》）心思重重的唐纵没有直接赶赴昆明，而是先和毛人凤商议办法，又飞到重庆去找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

此时各界正对唐纵的调查拭目以待。重重压力之下的唐纵和沈醉商议，想“将计就计”制定一套栽赃中共的计划来息事宁人。沈醉在回忆录里说到这个“好办法”：“先在重庆准备好一两个人带到昆明去，叫他们在公开审讯时，自己承认是凶手，而且还要吞吞吐吐地说出和中共有关，但又不能完全承认是共产党。”

就在沈醉挑选“人犯”的时候，毛人凤突然有电话来，说军统云南站已找到线索。23日，唐纵、沈醉等飞抵昆明，军统云南站站长王巍当天报告说：云南站昆明组已经查出暗杀李、闻的凶手六七名，全部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与稽查处的人，凶手的职务、姓名和事先的布置以及行凶情况等都已弄清楚。（沈醉《军统内幕》）

军统特工程一鸣此时也被蒋介石派至昆明协助唐纵查案。根据云南省警务处和昆明市警察局有关闻一多案的材料，程一鸣亲自到西仓坡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门口附近的现场观察，搜集现场遗留下的各种痕迹和证据。经过各方人士的指证，在现场找到子弹壳和弹头，吉普车车轮的痕迹及目击者讲出的军用吉普车牌照的号码。经过综合调查研究，“各种证据都指向云南省警备司令霍葵彰，他是闻一多谋杀案的指使人。”（《程一鸣回忆录》）

■ 还是栽赃

7月24日，唐纵和霍揆彰谈了一个上午的话。整个上午霍揆彰都在说他对李、闻案毫不知情，还要唐纵帮助破案。唐纵就接着霍揆彰的话头说，他此行带来了军统的几名老练特工，可以帮助霍揆彰做侦查。

同时，唐纵把军统调查到的情况向蒋介石汇报，并说霍企图抵赖，因此他处理起来很棘手。沈醉没唐纵那么多顾虑，建议把军统查获的材料展示给霍揆彰，唐纵不赞成，怕和霍揆彰闹僵了不好收场。（沈醉《军统内幕》）

霍揆彰此时也在抓紧“破案”。他一面以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的名义发布悬赏缉凶启事, 一面散布谣言说龙云集团乘云南省主席卢汉赴东北前线视察滇军，以“省政主持无人之时，发动有计划之谋杀，冀嫁祸政府”，并于7月20日拘捕了龙云任昆明行营主任时的副官处长杨立德。（《闻一多年谱长编》）

霍揆彰对杨立德刑讯逼供，但杨死不承认，霍揆彰没有办法。7月24日，蒋介石决定召见霍揆彰，霍揆彰飞到庐山，次日即在庐山被蒋介石大骂。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这一天的情况：“彼（霍揆彰）犹呈其假造人证与口供，幼稚荒谬极矣，乃面加斥责并明告其所部之所为，且出其行刺之人名，即令彼自想此案之办法而退。再令张镇宪兵司令来谈，指示其与霍研究手续与要点，临睡时已十二时矣。”

但外间沸沸扬扬的传言已把怀疑指向了龙云。龙云一气之下于7月29日发表公开谈话，怒斥：“近日京沪少数报纸，对该案多作不负责任之报道，涉及私人之信义，不知其消息来源有何根据？”复声明：“无论为外人所投或自行采访, 而一涉私人, 即应负法律责任。甚望各报在政府未正式公布调查结果之前，对于此案勿再轻率发表不负责任之报道。”30日，马歇尔到南京，次日龙云便登门拜访，两人谈了近一小时。

■ 两个替死鬼

一直密切关注李、闻案的民盟，不满政府的动作，7月20日，民盟主席张澜表示：“同人等对此事件，万难再忍。”要求组织“公民调查团”。同日，民盟政协代表张君劢等向国民政府提出民盟参加调查惨案真相及审判主凶之要求，并再次提出立即取消特务制度。（《闻一多年谱长编》）

马歇尔在与蒋介石会谈中，也把民盟的要求转达给蒋介石。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了此事：“其（马歇尔）意中欲余允民主同盟之请求，准彼党共同侦查也，余婉却之。”此时的蒋介石仍然期望政府的运作可以平息闻一多案带来的风波，“此事自当由政府负责调查，如调查结果公布后认有怀疑之点，自可组织有关团体参加研究。”

7月27日，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宪兵总司令张镇等被蒋介石派到昆明，全权处理李、闻案。在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公馆里，顾祝同、张镇、唐纵等人商议此案该如何解决。张镇认为，如果直接宣布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是暗杀闻一多的主谋，将对政府和“老先生（蒋介石）”都不利。建议由宪兵司令部负责，捏造一个事实，就说是驻昆明宪兵团派了两名宪兵去侦查李公朴暗杀案时，混进了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会场，又一次听到闻一多辱骂蒋委员长，因此才跟踪闻一多到西仓坡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门口，拔枪射杀了闻一多。两个宪兵这样做乃是“激情杀人”，是激于义愤，和政府毫无关系。这样一来，只需要惩办这两名宪兵，案件即可了结。（《程一鸣回忆录》）

顾祝同赞成张镇的建议，派人到庐山向蒋报告，由蒋作出最后决定，蒋决定照办，由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周剑心和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共同编造一个“激情杀人”的假案。

■ 调查团

唐纵、顾祝同等国民党大员一拨拨地到昆明调查，但真相仍是不明，司法仍是缺席，这让密切关注闻一多案的民盟方面非常不安，不断催促南京国民政府同意民盟的“调查团”成行，但是一直“拖到8月初，只同意由民盟自己派人去调查，政府给予交通的便利和调查时的便利，并由国民党中央党部派一名秘书‘协调工作’。”（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

8月3日，民盟派出的梁漱溟、与民盟副秘书长周新民会同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出的秘书张寿贤由南京先飞重庆，因换乘飞机延误，6日才到昆明，开始工作。

对于蒋介石加派顾祝同到昆明调查，梁漱溟认为这是别有用意，“国民党为了做出‘重视’此案的姿态，也为对我们的调查进行阻挠，此时也派了一批军警宪大员飞去昆明‘查办’。”（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

梁漱溟、周新民到昆明后，立即约见顾祝同等，但后者故意拖延，屡次推拖，改动会见日期，到了8月9日，梁漱溟、周新民才见到顾祝同等人。“我们见他们主要是说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要求将此案移南京组织特别法庭审理。这个要求我们在南京时即向国民党提过，现在重提自然也是无结果的，但这是一原则问题，我们不能不表明。”（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

8月13日，顾祝同和卢汉出面宴请民盟调查团，冷欣和张镇等作陪。顾祝同对梁漱溟说，暗杀李的凶犯未捉获，闻案的凶犯已捕到，后日即可开庭审判。当晚，梁漱溟等收到省法院通知，说15日“公审”，邀他们去“观审”。“我们当即回信说不同意这种‘公审’，但既经邀请，我为借此机会作调查，准备参加，并提出增加民盟云南支部负责人之一的冯素陶一人参加‘观审’。”（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

顾祝同通知梁漱溟的乃是军法审判，依照当局制定的军法审判规则，受讯人不得委托律师出庭辩护并禁止旁听，这自然有利于顾祝同等人把事先的“安排”在法庭上全盘表演出来，但对梁漱溟等人而言，这根本算不上“法庭”。

约见政府人员没有多少收获，梁漱溟等人在民间的调查也多受阻扰。梁漱溟等人在昆明住在商务酒店，许多“客人”也前前后后住了进来，把民盟调查团的一举一动都记录下来。有一天梁漱溟在酒店餐厅吃早点，偶然遇见作家孙伏园的兄弟孙福熙，两人就寒暄了几句，在他们二人谈话后，特务立刻将孙找去盘问。

8月15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军法处、云南省保安司令部，驻昆明宪兵十三团合组军事会议审判法庭，对刺杀李公朴与闻一多的特务汤时亮、李文山进行“公审”。这次审判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各大学教授、省县参议员、市商会理事长代表等二十多人参加，记者只允许中央社两人采访。梁漱溟要求闻立鹤出庭辨认凶手，被陆军参谋次长冷欣以“伤势未好”为由拒绝。（《闻一多年谱长编》）

梁漱溟对这种安排出来的军法审判很不满意，“审理中只有法官与被告之间的一问一答，问答完了即算审理完了。在被告回答法官的提问时，他们在公堂上做了一番演说，说‘闻一多是卖国贼’，说他在李公朴追悼会‘骂了军人’，他们二人出于一时‘气愤’，故刺杀他，此事与他人无关，云云。闻案就这样审理了一番，草草了事。结束时也未说明是否审理完毕。李公朴一案，则因为凶手根本不曾‘捉拿归案’，更是不了了之。”（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

等这场“审判秀”结束，中央社当天便发出电讯，表可以结案之意。但是，民盟方面坚持将凶手“移京公开审判，由各方参加”，反对“草率在云南解决”。梁漱溟、周新民等更认为，出现在审判席上的不过是假凶手。

梁漱溟还在“观审”后致函顾祝同，说明民盟调查团在旁听后认为疑窦颇多，请不要急于定案，并索取一份审讯记录的抄件，但顾祝同始终不曾出示抄件。

19日，顾祝同再次宴请民盟调查团。饭罢谈话，梁漱溟问：15日“公审”一天，好像是已经审完，可是为何又不宣判？如果不算审完，是不是将再审？顾迟迟答不上来，末后低声说：“我也还做不得主。”（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梁漱溟等人只得于8月22日返回南京。

8月25日，梁漱溟等在上海举办了新闻发布会，报告李、闻惨案调查经过与结果，用“吞吞吐吐”四字说明当局态度。民盟认为案件未了，坚决主张把凶手移至南京审判，但当局对此无动于衷。同一日，顾祝同也在昆明金碧别墅招待记者，称霍揆彰之云南警备司令职已被革除。

在舆论的质疑中，李、闻案第二次审判也于8月25日在翠湖云南省警备司令部举行，判决汤、李二人死刑。随后顾祝同签署陆军总司令部法审布字第元号布告，宣判汤、李在昆明枪决。本来汤、李二人要按原计划用两名替身在行刑前换下，但是顾祝同不想再弄巧成拙。第二天早晨，汤、李二人被灌醉，拉至东站外执行枪决。汤、李二人知已受骗，但为时已晚。行刑人员把他们枪决后随即掩埋。

而王子民等参与暗杀的其他十几名特务则被送到大理，名为关押，实则保护，并进行特务训练。1947年春，蔡云祈等人被“押解”到南京警备司令部，但很快即获得释放。(《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重要凶手落网记》）

■ 崩溃

一个多月来，蒋介石一直在为闻一多案大伤脑筋，在日记里数次写下为处理该案“甚费心力”，待到最后的处理方案确定，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如此将闻案解决告一段落，再观舆论之变化也。”

舆论就闻一多案对政府的质疑并没有随着两次“公审”而止息。8月29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社论《闻案感言》，认为此案并未了结。30日，民盟政协代表为李、闻案宣判事致函政府代表，称民盟对审判结果不能完全接受。9月28日，民盟政协代表再次致函政府代表和蒋介石，要求对闻案逃犯限期缉获，到南京公审。（《闻一多年谱长编》）

这些，都没能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回应，闻一多案就这样在司法缺席与暗箱操作中不了了之。此时的蒋介石，已经专心致志地投入到国共内战去了。虽然司徒雷登曾经在闻一多案审判前就告诫过蒋介石：“这次暗杀针对了中国最有教养的一群人”，国民政府“已在知识分子和大众中逐渐失去号召力”，但是从蒋介石随后的表现来看，他并没有对司徒雷登的这句告诫特加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