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丽卿:民国司法十案录及烟毒 嫖娼 赌博恶风

实录民国悬疑奇案 杨三姐告状
 民国司法十案录

2013-01-31凤凰大视野 民国司法…

2013-01-30凤凰大视野 民国司法…

2013-01-29凤凰大视野 民国司法…

《民国日报》副刊为北洋政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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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25凤凰大视野 惊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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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23凤凰大视野 惊涛——…

专家谈民国恶劣风气:烟毒泛滥 嫖娼盛行 赌博成风

民国史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阶段。它离今天不“古远”又不“太近”，这种恰当“距离”格外增添了对它的“关注度”，成为催生当前“民国热”、“民国风”、“民国范”的重要诱因。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社会上对于民国史的研究和述说，也存在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化、碎片化甚至过于美化的倾向。这显然是有违历史真相的，是不科学的。民国真的是“黄金时代”吗？民国究竟什么样？从即日起，本刊开辟“透视民国史”栏目，约请专家客观准确解答这些问题，带您走进“真实的民国”。（刘英）

　　近年来，对于民国时期社会的评价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思维”、“新发现”：例如，有说法认为，“民国社会风气自由活泼，创中国历史之最”；再如，“民国时期的'温饱’早已不是问题，'员工福利’大大超过新中国的任何时期”；“民国时期人民生活并非宣传中的那么差”等等，这些认识有失偏颇，并未全面、整体地了解与观察民国时期的旧中国，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那个社会，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我想就烟、赌、娼社会的病态透析民国时期弱势民众群体的生活状况，以窥见民国社会风气之态势。

　　民国时期烟毒泛滥、嫖娼盛行、赌博成风，在这一系列妨碍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病态中，烟民、娼妓、赌棍等弱势民众群体的生活状况，可真实折射民国社会深层的社会危机。民国社会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天灾连年不断，再加上各届政府腐败无能，整个社会控制系统处于紊乱失调的非常规状态之中，这给烟、赌、娼等社会公害的滋生泛滥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毒风：烟毒使民国社会风气败坏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民国时期，烟毒泛滥成灾，给个人、家庭、社会生活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烟馆林立，烟民充斥。无论沿海、内地，还是城镇、乡村，烟馆到处皆是。除专门烟馆外，旅店、浴室、妓院、轮船等服务行业均兼做烟馆生意。真可谓“十室之邑，必有烟馆”。烟民也随处可见，又可谓“三人行，必有瘾者”。土产鸦片泛滥之前，国内鸦片主要是由外国进口。因价格昂贵，吸食者仅局限于富有之人及游手之辈。随着价廉易得的土产鸦片大量种植，农民日渐成为吸食的主力。在产烟大省，吸食鸦片是极普通的事，如在云南，“所见男妇童孺，类多吸烟”。在四川，“任何人家，每有客来，必摆灯盏，以烟敬客”。关于烟民人数，清末时英国公使朱尔典曾估计：1906年达到400余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烟民登记问题给各省县的训令中称:“全国平均烟民占总人口的6%”。当时全国人口大约有4亿人，烟民达到2400万，几乎相当于当时英国的总人口数。烟民不仅人数众多，而且遍布社会各阶层，“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贫苦百姓、富商大贾，还有军官、士兵、警察以及学生，甚至还可以看到骨瘦如柴、满脸烟色的乞丐” 。

　　烟毒致使“烟民”变“废民”。烟毒含有的毒素对人体危害极大。其特点是极易使人上瘾，吸食之后，对鸦片会产生强烈的依赖。如果长期吸食，在体内发生慢性中毒，使吸食者由强壮而衰弱，由衰弱而疾病，由疾病而死亡。烟毒的摧残使烟民个个丧失意志，善恶不辨，唯以满足烟瘾为追求目标。在民国随处可以看到瘾君子的形象：“脸色灰暗，双颊深陷，颧骨高耸，瘦骨嶙峋，眼神呆滞无光，精神萎靡不振”。烟瘾发作时“呻吟不绝，肌肉抽搐，坐立不安，哈欠连连，鼻涕流淌，形同鬼魅。重者在床上地上打滚，叫苦连天” 。

　　烟毒拆散家庭，祸及子孙。吸食烟毒者，不仅精神崩溃，生活态度也发生转变。整天一榻横陈，吞云吐雾，置家于不顾，这必然导致家庭生活不和睦，夫妻之间，父子、父母之间关系紧张，经常发生纠纷与争吵。烟毒是高消费品，烟民为满足烟瘾往往不惜大肆挥霍，遂致富者中落，贫者益窘，最后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因吸烟毒“控请离婚”之事经常发生，酿成人间一幕幕家庭悲剧。正如民间对联写的：“竹枪一支，打得妻离子散，未闻枪声震动；铜灯半盏，烧尽田地房舍，不见烟火冲天”。

　　烟毒的泛滥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1928年11月，胡汉民在禁烟会议上指出：吸食烟毒在国人心目中是“极体面、极时髦的事”，“是贵人富翁所做的事”，一些无钱吸食的人，“每每向往不止，以自己无能为大憾”。民国社会吸食烟毒不仅被当作一种时尚，而且烟毒成为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以大烟款待客人已成牢不可破之习惯”。邻里纠纷、商场往来大都在烟榻上解决；朋友聚会也在烟榻上过瘾畅谈；甚至“以为鸦片可以羁縻住人”，为了避免子女外出嫖赌学坏，诱子吸烟，在家看守教育的事例也颇多。可见，烟毒对民国社会风气的败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民国社会烟毒泛滥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一是外国烟商的走私、贩运，致使中国“成为万国私贩烟土的总贸易场”；二是历届政府重税不重禁的误国政策，缺乏强有力的社会制约，导致烟毒泛滥；三是军阀贩运烟土，作为军饷的主要来源；四是黑社会、土匪、烟帮为谋取暴利，纷纷染指鸦片，充当鸦片泛滥的媒介；五是社会民众素质低下、医疗教育事业落后、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缺乏正当的娱乐活动等等，都为烟毒泛滥提供了有利条件。

　　赌风：民国社会赌徒究竟有多少？民间有“十人九赌”的说法

　　民国年间，赌博之风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社会一大公害。民国社会赌徒究竟有多少？民间有“十人九赌”的说法，就全国而言，显然言过其实，但就局部地区与个别城镇而言，其言属实。总体来说，民国年间参与赌博、涉及赌博的人，数量非常庞大。其中以赌博为业、整日泡在赌场、以赌场游戏人生的人，占有相当比例。

　　民国社会，当官的赌，当兵的赌，教书的赌，男人赌，女人赌，老年赌，少年赌，土匪赌，帮会赌，娼妓赌，乞丐赌，流民赌，穷人赌，富人赌。赌风吹遍天南地北，遍及城乡。赌风充斥着整个民国时期，反映了社会的颓废、人性的迷失和精神的荒芜。

　　赌风严重，但历届政府没有根治赌风的办法。辛亥革命后的政府，禁赌态度似乎是坚决的，并且从法律上予以禁止。尤其是蒋经国在赣南禁赌措施之严、力度之大，一时被传为佳话。但是南京国民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态度和行为是矛盾的。一方面禁赌，另一方面又公开或变相地鼓励赌博。如1927年和1932年，广东省财政厅几次公开招商承办番摊、山票、铺票等赌博项目，借此增加所谓的“防务经费”。议员嗜赌成为民国社会一大特色。正如人们评论的：“嫖议员、赌议员、烟议员、疯议员、瞌睡议员、哼哈议员、武小生议员、花面议员、捐班议员、金钱议员。”

　　官府在禁赌上往往是前院紧后院松，禁民不禁官。历届政府禁民不禁官。当时舆论指出:“官府严禁赌博，对人民雷厉风行，监禁者有之，罚办者有之，而官署深处，依然呼卢喝雉，十分投入，此固人人所知，而亦人人所不敢过问者也。” 北洋政府的官员贪赌，南京政府的官员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一面忙着劫收和内战，一面从政府官员到一般士兵带头赌博，社会风气越加浊化。

　　有人分析总结了民国时期赌徒群体的三种类型： 其一，常胜将军型。在民国的赌徒中，一部分开办赌馆的老板以赌博为业，依靠赌博发达起来，既是赌业的组织者，又是赌场的参与者。他们抓住赌徒想赢怕输的心理，想方设法吸引赌徒玩赌。致使其越赌越输，难以自拔，直至输个精光，甚至赔上性命。赌场的老板被人称之为“常青树”，他们敛财发家致富，是建立在大多数赌徒破财输光的痛苦之上的。

　　其二，官赌结合型。民国社会政府官吏涉足赌坛者大有人在。四川地区的军阀、官吏同哥老会头子、恶霸地主、大小土匪一样沉溺于赌场中。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等高级首脑的属下，只要战事停息，便终日沉浸在赌场，大肆挥霍搜刮来的钱财，过着赌徒式的荒唐生活。成都四个著名的“明堂子”(公开赌场)，都是军阀所设。在南京国民政府当差的官员身份复杂，有的是帮会会员同时又获政府的官衔；有的一脚踩着赌场，一脚踩着官场。如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上海帮会头子，在插手政坛的同时，足踏赌坛，充当近代上海有名的大赌窟——“181号”赌窟的保护人。由于他们官赌结合，赌场经营安全，吸引社会各界赌徒，包括官僚资本家、银行经理、洋行买办以及党、政、军、特等。

　　其三，家毁人亡型。这种类型的赌徒输得极惨，却死不回头，最终弄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赌徒自己或悬梁自尽，或服毒自杀，或投河而死，或饿死他乡，或不知所终。对于这些赌徒来说，赌场既是游戏人生的舞台，又是其自我毁灭的坟墓。

　　娼风：社会恶劣的生存环境逼良为娼

　　娼妓业兴盛，是民国社会又一病态。民国时期，从事娼妓业者的准确数字难以统计，时人撰文给予大概的估计：民国时期，“实行禁娼的地方，私娼特别众多;在开放娼禁地方，公私娼一样众多;而除去公私娼外，还有种种变相卖淫和以淫为副业的妇女，统计起来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大的数目”。民国娼妓发展规模堪称世界之最。据1917年调查，世界各大都市中，伦敦、柏林、巴黎、芝加哥、名古屋、东京、北京、上海八大城市的娼妓相对集中的地方，尤以上海、北京为最多。民国时期各地妓院如雨后春笋，比比皆是，尤以北京、上海、广州三地最为严重。据调查在北京前门外、韩家潭附近的八大胡同等地，各类妓院达332家；1920年上海头等、二等、三等、四等娼妓院，包括公共租界、英法租界的妓院，娼妓人数达60141人。广州的各类妓院(即老举寨)共131间。妓院林立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娼妓之众。

　　民国社会恶劣的生存环境逼良为娼。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使中国延续数千年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解体，农村经济遭到重创，封建统治者对农业实行高额的地租剥削，繁杂的税赋压榨和沉重的高利贷盘剥，加之天灾人祸对农民的迫害、摧残，农民生计陷入绝境，纷纷离村，而流落他乡或都市，寻找生存的机会。女性亦不例外，都市对女性而言，既充满诱惑，又布满了陷阱。她们到城市生活，不是苦难生活的转机，而是非人生活的继续。她们或者到工厂做工，或难以找到正当职业，而投身于人肉市场，被迫为娼;在工厂的女工，往往因不堪工头的欺凌，也以卖淫为生；有的父母“为着贪图厚利而强迫女儿为娼” ；还有的妇女被贩卖、典押作为娼妓。在1933年“国联”妇女调查团的报告中，证实了中国为远东地区贩卖妇女作为娼妓最多的国家。

　　民国畸形的社会需求为娼妓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旧传统逐步瓦解，新制度尚未确立，社会充满了浮躁与萎靡。前清遗老、民国新贵、暴发户们要排遣情怀和领略春色，以补偿旧时的遗憾。娼妓业一方面为甘愿过嫖客生活的人群提供了场所，另一方面对一部分耽于逸乐生活在城市中的妇女充满了诱惑。“虽然她们的生活在经济方面不成问题，但因为她们爱好奢华，喜欢放荡，想不费丝毫的心力却能获得丰衣美食，获得更高的物质生活上的享受，而去当娼妓” 。

　　娼妓是制度性的，它与整个的社会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展开“禁娼风暴”。1949年，毛泽东对新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说：“新中国决不能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此后，在新政权的整肃之下，全国各地妓女得到解放。妓女们在教养院里学习、劳动，在医院治病。之后有的嫁人、有的回家、有的进入工厂做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员。 赵英兰(作者为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

1949那些文物如何运往台湾？

一月十四日，中央博物院第三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在南京朝天宫召开，由王世杰担任主席，参加者有：朱家骅、傅斯年、胡适、翁文灏等，杭立武代表徐鸿宝、洪兰友代表张道藩出席，并有陈雪屏、曹志宏、班镇中等列席，会中决议尽可能将留于朝天宫的四千余箱文物迁运至台湾。
这一次由杭立武筹得运费金圆券六十万元，本来预定照第二批办法，包租商船。惟当时京沪一带，然因情势紧张，轮船公司忙于军运，无法供给一般机关所需，只好再度商请海军方面协助，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指派运输舰“昆仑号”担任这一任务。
“昆仑舰”是一艘三千吨的运输舰，当时这一艘船正有其他任务，海军方面表示，船的行期是要守秘密的，而船到之后，不能耽搁，就要装船，建议先把文物箱件运到码头，船到随装，当即采取了这个办法。可是，附近仓库，物资堆积已满，文物箱件无处可放，只好露天放在码头之上，购些油布搭盖，静候船只。那几天南京是阴雨的天气，细雨霏霏，江浪滔滔，码头上人迹稀少，有一种凄凉景象。
对此“昆仑舰”舰长褚廉方有《国宝运台记略》的一段回忆中谈到：
昆仑军舰载重仅三千吨，舰龄已老，以时值非常，原定运输量即已超载，及目睹码头上积之二千余箱文物，内心实感惶惑，然此皆我国历史文物之精粹，倘不及时运台，势必陷于匪手，又经杭立武先生洽示其重要性，余乃毅然下令全体官兵，挪出船上所有空间，尽可能协助装载，于是官兵寝舱饭所，乃至医疗室，均大箱小笼，满坑满谷，并做各种安全措施，纵使如此，仍有部分文物，无法容纳，如今忆及，犹感遗憾。
一月二十八日下午，“昆仑舰”抵达口岸，舰长宣布只停二十四小时，必须加速装船。这一天正是旧历十二月二十九日，工人以过年为辞，不愿装运，幸好工会方面，事前已经接受订金，经过军警疏通，并且加发“新年特别奖金”，才勉强答应，连夜搬运入舱。
正装船时，海军总司令部方面人员，听说有船开往台湾，携家带眷，一拥而上，军舰方面，无法阻止。船上本来有两个舱，前舱已经装有某机关物资，余地仅可容纳五百箱，后舱完全被这一批眷属占用，没有地方容纳箱件，交涉多次，终是不得要领，只好把这事再请周参谋长报告桂总司令，请他设法。桂总司令等亲自到舰上，想劝导他们，这一次不像第一批“中鼎轮”上的顺利，大家见总司令来了，妇孺都放声大哭。事实上，那时候的南京，局势已十分危急，大家都抱着逃难的心理，此外，既然好不容易才登上船，当然不肯轻易离去。桂总司令看了这些追随他多少年的部下眷属，黯然无语。最后，他谕令舰长，把舰上所有官兵卧舱开放，尽量容纳。舰上的人得此指示，文物箱件得以继续运上去，运到甲板、餐厅及医务室等处。这些地方堆积已满，无法把运到码头的全部箱件容纳，舰长就宣布停止。
由于舰上原已装载部分物资，虽然开放甲板、餐厅、医务室等处堆放箱件，但仍不够用，原来预定迁运的箱件，已经运到码头上面的，除了中央博物院的一百五十箱，全部上舰以外，故宫博物院有七百二十八箱，中央图书馆有二十八箱，都无法装上舰去，只有留交两机关留守人员运回。
在搬运最后的时刻，杭立武以日本归还文物中之翡翠屏风、白玉花瓶、清玉花瓶等，这些文物是抗战时期汪精卫赴日本时，赠与日皇及皇后的礼物，胜利后归还中国，经八年抗战，才得收回这有历史意义的纪念品，本来不在押运之列，后经安排才起运，可是运到码头的时候，舰长已下令封舱，后经杭立武及索予明交涉这四箱加入运台，经舰长褚廉方的允许，才得运台。对此褚廉方回忆到：
余下令封舱之后，负责押运联络之杭立武与索予明二先生恳切表示，尚有四箱翡翠屏风等玉器，系抗战胜利后，自日本皇宫接收回国，不仅价值连城，且为我国八年血战后所获最富意义之纪念品，可惜尚未搬迁上舰，余闻之热血沸腾，心情激动，乃再下令把官兵寝室之办公桌椅撤除，将该四箱国宝搬运上舰，惟因木箱体积颇大，致通道阻塞，使官兵在工作及生活上均极感不便。
这一批各机关实际运台的箱数是：故宫博物院九百七十二箱，其中古物六百四十三箱、图书一百三十二箱、文献一百九十七箱；中央博物院一百五十四箱。
另有中央图书馆一百二十二箱。故宫博物院及中央图书馆有箱件不能上船，而中央博物院所装，反较预定之数为多，就是因为有汪精卫赠日皇翡翠屏风等四箱。
这一批文物，各机关所派押运人员如下：故宫博物院，张德恒、吴凤培；中央博物院，索予明；中央图书馆，储连甲。这一批的押运工作，本已决定请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姚从吾率领，但他因事提前来台，押运的事，仍照第二批办法，由各机关所派押运人员共同负责。各机关也仿照以前办法，发给押运人员派令及通行证。
“昆仑舰”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日离开南京，由于这艘船不是专门运送文物，因此沿途港口都要停站，第二天到达上海，先停三日，后开往高昌庙的江南造船所修理，二月九日离沪、十一日抵定海、十四日驶马尾、二十一日离开马尾、二十二日抵达基隆，船行达二十四天之久，是三批运输中最慢的一次。
文物运到基隆，改装火车，转运到台中市，二十六日搬入仓库，贮存于台中糖厂的仓库里。
以上三批文物，中央研究院的箱件，单独存在杨梅；外交部档案，在运到台中不久就运往台北交还外交部。各机关存在台中糖厂的文物箱件数量如下：
故宫博物院二百九百七十二箱、中央博物院八百五十二箱、中央图书馆六百四十四箱、北平图书馆十八箱，以上共计四千四百八十六箱。中央图书馆珍藏近十四万册，绝大多数为善本书，还有精选中文平装书、杂志、公报、西文书刊等。
第三批文物运到台湾后，杭立武乘空闲到上海，执行行政院善后救济物资保管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的任务，曾将一批数十只渔船和整套机器厂设备由上海运送到台，分别成立渔业及机械公司，提经中美合组保管委员会议通过聘请任显群、张兹闿分任总经理。中央博物院则向教育部报告分批迁运的经过。总计，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央图书馆、北平图书馆等机关重要文物三千八百余箱，系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间由南京运台。一九四九年五月教育部中华教育电影制片之器材四百余箱，由沪运抵台中；重庆撤退时，河南省博物馆于抗战时期运渝古物，经教育部选择精品三十八箱抢运到台，寄存台中；江西省教育所有古物一百八十二件亦拟放在该处。这次运台文物较南迁文物少，以故宫博物院文物为例，大约只有南迁的四分之一，但那志良认为若以质来说，则南迁文物中较精华的文物大部分都运到了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