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美术本封面创意:孙正荃：父亲之死

在左祸肆虐的年代里，一个人，从12岁到62岁，整整半个世纪，因为无法弄清自己父亲的真实死因，也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自己的猜测，只好独自背着沉重的无奈和不安，默默地让生命一点点逝去……

                                                ------题记

    我父亲不是名人，我也不是名人，如今名人才值得记录，我为何执意要写写父亲？因为我父亲同那时四万万同胞一样，是个地地道道的良民：一个在无锡远郊南方泉丝厂做工的良民。

    父亲早走了，大约是1941年，那年我才四岁，可已经有了记忆，一段惨疼的记忆。如果说记忆是本书，那我的第一章竟然是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寻找听说已经死了的父亲。但是直到我退休，也没真正弄清甚至不敢去弄清父亲是怎么死的。现在听来，简直有点匪夷所思。

    我生于1937年7月。1937，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承载了太多艰涩民族记忆和复杂历史情思的年份。一场与民族存亡和世界走向相连的大战，使得1937的所有人和事都笼罩在厚重而灰暗的历史光影下。正是在卢沟桥炮声之后一周的某个时辰，在江南水乡无锡一个小弄堂的一间八平方的小屋里，我，呱呱落地了。在这个特别不该诞生的时刻，这个世界这个家庭却增加了一个我，真是灾难之上加灾难。

七七事变没多久， 战火就烧到了江南，（举世闻名的“凇沪抗战”是8.13），我们举家只好从城里“逃难”到一个叫“张泾桥”的地方。长大了才晓得这里是我外婆家。逃难路上，不知是天生胆小还是感觉到了战争的恐怖，反正一路上啼哭不停。或许是母亲最深切地预感到了哭声可能给全家带来的灾祸，决定把襁褓中的我放到田埂边的草丛里，希望碰上哪家要孩子的好心人抱了回去。那场面肯定很凄苦很悲戚，我能想象到母亲的泪水和哥哥姐姐低声的喊叫…..大家还是继续前进，而我则更加肆无忌惮声嘶力竭地大哭起来。这些，当然都是长大以后听说的，是二手货，细节上难免有不准确之嫌。总之，就在他们走出不到半里地，我父亲便义无返顾地回过头来，不由分说地把我抱起，于是，这个世界才有了一个叫孙正荃的我——回望茫茫逝去的岁月，我想，生活对我来说，一开始就像是一座迷宫，还没有学会行走就已经没有了方向。或者也可以这样去思考：我之终于成为我，正始于漫漫人生征途上这一令人颤栗的偶然的情节之中！

江南沦陷，生活还得继续。每天晚上，全家吃过泡饭后，只有我这个两三岁的“小疙瘩”会一直傻等着父亲回来，或是带个香喷喷的烘山芋，难得还会有个皮蛋可以跟父亲一起分享。但是，老天爷就连这样虽然贫穷却还相对平静的日子也已经不再赐给我们了。我四岁那年的一天，突然有个认识我父亲的农民慌慌张张闯进门，说是你们家的张先生出事了……

保留在幼年记忆深处的那一章是这样的----

好像是一个闷热的夏天，母亲右手牵着我，左手拉着比我大八岁的三阿哥，在田埂上一路小跑，我记得自己几乎是被拖着往前走。终于到了。那是一排普通的农舍，屋前是一片场地，周围有几棵树。几经打听几经周折，我们母子三个找到一处屋子，跨进高高的门槛，眼前竟是黑黑的，什么也看不见，好一会儿，当母亲认定面前坐着的那个中年女子就是“顾司令”的老婆时，突然拉着我和三哥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还没开口就嚎啕大哭。那个女子连忙从椅子上站起来，一手去扶母亲，一边说： “有什么事慢慢说，不能这样……”接着又把我拉到她身边，用手巾擦去我脸上的泪水。

这里需要作点插叙，根据母亲后来讲的并由大姐二姐回忆补充的大体情况是：那天，父亲和一个工人一起挑着一担丝从厂里往无锡城里送。（我父亲是这个丝厂的老工人，慢慢地技艺有了长进，亦工亦技，成了“技术员”，夸张些说，有点像是乡镇企业的编外“工程师”。）半路，他们碰上了一伙“土匪”，经过交涉，“土匪” 同意他们留下这担丝，马上去拿了钱来赎。于是两人继续急急赶路，没想到就在前面几里地又碰上了“土匪”，原来他们是一伙的，不知为什么（怕永远只是个谜了）决定“杀人灭口”。另有一个版本说，他们原来可能是不准备杀“孙先生”的，只是叫那工人跪下，一个“土匪”挥起大刀就要从后面砍去，这时，我父亲举起右手想去挡，一下子，四个手指就飞了出去，这下激怒了这伙“土匪”，就把我父亲也杀了。这个惨不忍闻的故事据说是在离现场不远处劳动的农民传出来的。有人告诉我母亲，那帮家伙的“司令”姓顾，就住在某某村。

司令夫人听完母亲有一句没一句断断续续的诉说后，非常同情却又非常遗憾地告诉母亲：顾司令和他的部队今天下午刚刚开跋，到前线去了。但是这位夫人表示，“等顾司令回来，一定向他转告….”又说，“天晚了，今夜就在此地住下，明天再回去吧。”我母亲自然千恩万谢。乡里睡得早，胡乱吃过晚饭，我们就休息了。

下面这个细节我至今记得真真切切：那是一张挂有帐子的大床，只是帐子的颜色已有点发黄发黑，我和三哥一头一个躺下了，母亲坐在床边摇着一把大蒲扇，既为我送些凉风又为我驱赶蚊子，我很快就睡熟了，可一觉醒来，母亲依然在轻轻地摇着那把扇子，我问，娘，怎么还不睡？母亲不回答我的话，只是说，快睡吧，外面落大雨了，明天还要走不少路呢。

如果真有菩萨，那我敢说，菩萨就在那个漆黑的夜里显灵了。

一场伴着电闪雷鸣的瓢泼大雨把顾司令的部队赶回了驻地。接下来的情节是这样的：顾司令在喝水的时候得知他手下的人竟然谋财害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把手里的杯子狠狠地砸在了地上，转身对身边的部下布置，立即调查，如果情况属实，杀无赦！

就这样，我们母子三人被留下来等待消息。我记得很清楚，第二天的雨一直没有停，虽然雨势已经大为减弱，可我还是只能站在屋门口呆呆地望着场上一片片水塘，看着雨点在水塘上溅起的数也数不清的水泡泡，我没有悲伤也不知道悲伤，只是看到母亲不断地落泪，每次吃饭都只是动一动筷子，心里有那么一点难受。

最迟也就是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有几个当兵的押着一个人来了。那个被绳子捆着的人，一见我母亲就跪下了，好像是求我母亲饶命什么的，一会儿，我母亲便跟着几个当兵的走了，好久好久才回来，说是已经把我父亲就地落葬了，那个家伙就在不远处给枪毙了。村里的人悄悄对我娘说，你们孤儿寡母的，怎么有胆子跑到这里来，那个杀孙先生的土匪，听说你们来告状的消息，已经派人准备在你们回去的路上，把你们也杀了啊。老天爷有眼，天意啊，天意啊！

回到家里没多久，据说来了几个不速之客，给了我母亲一些钱就走了。据我大姐后来补充，还有一个情节：那几个男人问过母亲，有没有大一点的男孩儿？母亲说，最大的也只有十五岁。他们没吭声，其实他们是希望有个男儿参加他们部队的。还给了些钱，可到底给了多少钱，我自然一无所知，但我记得后来家里的米桶、麻袋一下子装满了米，少说也有三五百斤吧。我大姐说，母亲是个没用的家庭妇女，有了一点钱，只会买点米。一家八个孩子，最大的大姐刚满二十，最小的是我妹妹，不足两岁，加上姨妈、母亲，至少十张嘴，想想也是，几百斤米能维持多久？可是，不买米，又能干什么呢？毕竟，民以食为天嘛。当然，这是我现在说的话。

在那个社会，父亲是一个家的支柱，大梁没有了，房子自然也就要坍塌了。我们孙家，就在我四岁上，一下子，衰落、破败，以至卖光吃光，家徒四壁，更别提上学读书等等了。能出嫁的姐姐走了，能当学徒的哥哥也走了，年仅十三岁的三哥因为无法忍受酱油店老板打骂而逃回家，母亲骂道：你回来吃西北风呵，讨饭去吧（还说当时扔给他一条破草席）！我三哥就这样离家出走，漂泊上海，直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可是他在文革中的遭遇甚至比我还惨，可谓九死一生）……

能说母亲无情？我父亲生于1898 年1月31日，不幸离开人间的时候年仅四十三，留下了四个儿子四个女儿。母亲生于1900年1月18日，丧夫守寡时才四十一岁。我如今只要一想起母亲独自生活了二十八年，独自支撑了瞎子姨妈、耳聋大姐以及我和小妹等的衣食住行；特别是只要一想起她在催交房租、上门讨债人面前的那种无助和无奈，那些软弱的恳求和独自暗暗的哭泣，我的心就会象刀绞一般的痛苦。而最令我无法原谅自己的是，我怎么会那么迟那么迟才懂得要好好地孝顺母亲，那时，母亲已经得了绝症，我从青海赶回去看望她，第一回买了桂圆蜜枣等许多她喜欢的食品，塞满了她枕边的柜子，可是母亲有气无力地说，我吃不了了…….

我至今难以想象在陌生村子里那个凄风苦雨的夜晚，母亲是怎样熬过那分分秒秒的；在此后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漫长岁月里，我的母亲，又是怎样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地面对贫穷和孤独，把自己从一个中年女子熬成一个白发苍苍老婆婆的…….她这一辈子，付出了多少，又享用了多少？一想到这一切，我这个父母亲最小的儿子，便没法安心…..

然而，我无法去查清也不敢去查问父亲的真正死因：如果说是真土匪，怎么会有那么严明的纪律？如果说是新四军，怎么会残酷地杀害无辜百姓？记得我二哥五十年代初申请入党那会，曾经关照我说，别再提，我们说不清，父亲的死和共产党没有关系。那时我才十来岁，听着就有点吓人，后来长大一点了，知道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这种要掉脑袋的事是不能“瞎说”的，背着这个“出身”的秘密，闭嘴静默了几十年。

几十年后，在一个叫《大江南北》的刊物上，偶然看到一个名字：顾复兴！这不就是那个“顾司令”吗？这是一本主要介绍当年新四军人物和战斗故事的杂志，这就证实了我十多岁时的猜想：我父亲是被新四军里的什么人杀害的！由于我家解放前后一直贫穷不堪，举家食粥都非常困难，所以我从读书时起，所有的履历表上一律填 “城市贫民”，但是我心底始终感到一种压抑一种无奈甚至一种不安，我就这样背了半个世纪的十字架。1956年四月，我在北大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时（第二年反右时党票就飘落在未名湖中了），也没有把自己实在说不清的这段“历史”和“成分”向“组织”说明，我不认为是“欺骗”组织，更不认为“隐瞒”了什么，因为在我当时纯真的心灵中，我知道，杀害我父亲的是“土匪”，决不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可是，我拿不出任何证据，更提供不出任何证人。在那个左祸横行的年代，如果真有人硬要把一个“孙正荃有杀父之仇”的帽子扣到我头上，那或许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幸好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我退休时已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上海报界一位原地下党员，资深记者朋友，邀我去南京采写一位“老革命”，说此人八十多岁了，原任中共某省的纪委书记，姓康，是当年苏南苏北新四军的总负责人之一。我的这位朋友以优厚的生活待遇“诱惑”我，说你什么都不用操心，一切都已给你安排妥帖，任务完成后请你旅游，想去哪儿去哪儿。他甚至连文章的标题也为我设计好了：《康迪抗敌》，我没问他，标题中是不是应该加个逗点或者破折号，心里却在想，这位“康司令”该是那位 “顾司令”的顶头上司吧！

历史竟有这等巧事，真是一点不假！尽管，它在许多时候显得有点残酷。

半个世纪的沉重从此落地轻松！

今天，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不敢去想，父亲的墓穴是湮没在荒烟蔓草中了，还是早已全然没有了踪影？我更不曾敢问我的母亲，那年是怎样草草掩埋父亲的尸骨的，插过哪怕是一块木牌了吗，后来还有人去看望过那个土堆没有？我突然感到一阵战栗，荒草茫茫白杨萧萧，我仰而茫然俯而沧然……

2002年，原来落葬在无锡八士桥乡下三姐自留地里的母亲的坟地，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迁到政府规定的一个地方。感谢三姐想得周到，她在乡里统一制作的那块一寸宽三寸长的金属片子上，把父亲和母亲的名字并排写在一道了：“孙君和  张云华”。是年暮春，八十多岁的二姐、七十多岁的三哥、六十多岁的我和小妹，专程去新的墓地烧了一回纸，这时，妹妹说了一句我听到的她此生最有水平的一句话：“爹爹姆妈，现在阳间都在动迁，阴间也要动迁了，你们俩就一道在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