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堂用冷藏柜的价格:《民国四公子》之三：袁克文--民国“曹子建”的天上人间

《民国四公子》之三：袁克文：民国“曹子建”的天上人间

　　在阴晴不定的政治气候中，历史患有一种选择性的失忆症。当年冠盖京华的“民国四公子之首”袁克文，就曾经这样被遗忘和错过了——看袁克文一生的经历，就好比看一段旧日的时光。

　　袁克文生于１８９０年，号寒云，其母金氏１８８４年嫁给中国驻朝鲜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袁世凯时才１６岁。克文继承了他母亲容貌出众的基因，自小不正经读书，却聪慧异常，“六岁识字，七岁读经史，十岁习文章，十有五学诗赋，十有八荫生授法部员外郎”，因此深受袁世凯正室沈氏的喜爱，沈氏是上海书寓先生出身，琴棋书画全都来得，因自己不能生育，把所有的情感和希望寄托在克文身上，言传身教将自己所能都教给了小克文。

　　袁克文十五岁就学于天津北洋客籍学堂，袁世凯被提升为直隶总督时，在家设馆，请天津大儒严修、扬州才子方地山等人教授。严修在天津被誉为近代津门四大书家之一，克文作为他的入室弟子，得其真传，真、草、隶、篆全都精妙。在这些文人的刻意教导下，克文学业猛进，挣下了“才子”的本钱。他一生尤酷爱京剧艺术，先后同欧阳予倩、梅兰芳等同台献艺。他文笔不错，长期担任上海《晶报》、《半月》的主笔。因他后来曾在与大哥的纷争中自比曹植，袁克文被时人誉为“当代曹子建”。

　　其实袁世凯也一直偏爱克文，甚至一度想让他继承自己的事业。但袁克文在本质上是一个地道的文人，袁世凯在北京正式出任大总统后，袁克文仍然整天和一群名士诗酒风流，还与易顺鼎、罗瘿公等人结成诗社。

　　１９１４年，袁克文奉父命，送大妹伯帧去青岛婆家，袁世凯乘机叮嘱他说：“青岛虽是德国人地盘，但日本人一旦进攻，必先以青岛为目标，你这次去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地形。”袁世凯一向知人善任，不过这次可就所托非人，克文一路上游山玩水，访幽探胜，游崂山，登泰山，逛曲阜，最后坐着当时尚属稀罕之物的飞机在天上转了一圈，便离开了。

　　克文在天津的住所本在河北地纬路６号，但早在十五六岁的时候，这位二公子就时常流连于青楼妓馆，彻夜不归。他在法租界的国民饭店长期包租一个房间，朋友找他，大都在饭店相晤，地纬路寓所则由他养母沈氏、夫人刘梅真住着。他有时回家，探望一下母亲和夫人，家人待之如同宾客一般。结果有一年的大年三十，他忽然大哭起来，说自己“既不得于父兄，又不得于妻子，家庭骨肉之间有难言之痛”。

　　这“难言之痛”，不能不说与他叱咤一时的父亲，大有关系。

　　袁世凯在二次革命中将国民党打败之后，逐渐有了帝制自为的野心，不但在全国引起不少人的反对，在家里也暗流涌动闹起了“储位之争”。

　　袁克文的哥哥袁克定是袁世凯惟一的嫡出长子，自认太子非他莫属，私自镌刻了“大皇子”金印，还不惜搞了假版《顺天时报》，制造舆论欺瞒其父，袁世凯气愤之极，狠狠用皮鞭子将克定打了一顿，并对礼官处礼官董晓岚说：老大不要总瞎闹，我以后也许“立贤不立长”呢。

　　１９１５年冬天，为袁世凯登基作准备的“大典筹备处”，分别给袁世凯的公子们订做了一套“皇子服”。因袁克文的“皇子服”与袁克定的一样而异于其他兄弟，袁克定从此把克文视作最大的障碍，到处扬言说：“如果大爷要立了二弟，我就把二弟杀了。”时隔不久，袁克定在北海团城设宴招待几个弟弟吃西餐，克文多了个心眼，随身携带银质刀匙，前去赴宴。在克定敬酒时，克文滴酒未沾，而且用刀匙探入汤内立即变成黑色。克文当即站起，怒视克定而退，诸弟也都不欢而散。

　　袁克文经历家中的一番变故，又惊又怕，他自知不是其兄的对手，更主要的是并不赞成“帝制”，更无意于当“皇太子”，但一个人势单力孤，为了避嫌只好称病不出。１９１５年秋天，克文带侍妾到颐和园散心，触景生情写下“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的诗句，传出去之后，成为了反对洪宪帝制那些人的利器，时刻注意老弟动静的袁克定趁机向父亲举报，袁世凯一怒之下把克文软禁在北海中。幽禁后，克文唯有借金石、图书消磨岁月，因有《寒云日记》问世。

　　尽管如此，“大皇子”克定还是不放心，１９１６年袁世凯称帝期间，克文因为“调戏父妾”避至上海，这个灯红酒绿的世界除了给风雅的袁克文提供了另一种“身份认同”。他加入青帮的消息，成为当时的大新闻。

　　袁克文与另一位文人步林屋在上海拜了兴武六帮老大张善亭为师，列“大”字辈。青帮从康熙年间创立起，辈分极其严格，到民国初年已经传了２０多辈，当时在上海长于“大”字辈的人屈指可数，黄金荣、张啸林倒比他辈分还低。袁克文加入青帮的目的之一就是摆脱克定的迫害，他虽是个文人，但极明白事理，知道自己这个“大”字辈在上海没有什么根基，一到沪上就主动造访了黄金荣，带去的见面礼是１０枚英国人铸造的黄金纪念币。袁世凯请英商专门造的，用来纪念他成为大总统。黄金荣拿给杜月笙看后，杜也很欣喜，传说黄金荣又送给了杜月笙三枚。后来袁克文的师友方地山曾说他“生在天堂，能入地狱”，便是指的这一段。

　　既然当了老头子，袁克文在上海也真的收了１６位门徒，但就他自己来说，更多的是仰慕孟尝春申君而已。后来父子间的误解消融，袁世凯叫他回京，他也就顺水推舟，因为离家时携带的１０万块钱已经挥霍光了。
　　
 

　　１９１６年五月初六，在举国上下一片责骂声中，袁世凯撒手归西，洪宪春梦杳然成空，袁氏一家老小上百人树倒猢狲散，飞鸟各投林。在其他兄弟忙着分家产的时候，袁克文却依旧若无其事地流连在戏曲、诗词、翰墨之中。

　　次年，辫帅张勋进京，特意将京师昆曲名角邀至江西会馆，演戏三天。袁克文也跻身其间，与红豆馆主溥侗合演了一出他最拿手的《千忠戮》中的《惨睹》，克文饰建文帝。

　　在北京的数年间，袁克文票京剧票成大家，一度还曾与步林屋、徐小麟等人发起“全国伶选大会”，结果光有组织没有行动，也就不了了之。袁克文做事有头无尾，往往如此，每次南游，也都是来时肥马轻裘，回去时典当俱尽。囊中羞涩的时候，便在报纸上登“寒云卖字”，煮字疗饥。就这样十两八两一副对联，居然求者盈门。不过，在他钱袋最紧的时候，从不向那些政坛上的过客们伸手、张嘴，“打抽丰”。当时的“东北王”张作霖和山东督军张宗昌都曾经聘他做高级参议或顾问之类的官员。当然，不过借重他的资格和名气，并非要他做什么事，但都被他一一回绝——二爷不伺候！

　　克文从天上降落人间，尝尽甘苦，不改豁达。１９２２年，他的书兴甚豪，登报减润鬻书，一天写了四十副对联，全部售罄。乃购胡开文古墨，写一百副对联以酬谢友人。这年潮汕大风成灾，他又将自己心爱的字帖《兰亭序》卖了赈灾。

　　袁克文写字有其独到之处，就是可以不用桌子，把纸悬空，由人拉住两端，他挥毫淋漓，笔笔有力，而纸无损，当时上海的各种小报纷纷请他写报头，一次，一个叫陶寒翠的以其《民国艳史》请他题写封面，他一挥而就。后来小说出版，他大为懊悔，原来书中大骂其父袁世凯，从此再也不敢轻易应酬了。

　　岁月的风雨一层一层剥蚀掉了贵族世家的尊荣与体面，袁克文在天津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４年。１９３１年３月２２日，４２岁的克文猝然卒于天津英租界５８号。他在去世前刚得了场猩红热，还没痊愈，又跑到长期包租的国民饭店４号房，去和一位叫小阿五的相好女人喝花酒。回家后旧病复发，不治身亡。

　　袁克文一生散金无数，而身后只在笔筒里被人翻出了２０块钱。最后还是他的徒子徒孙们出钱为他办得后事，当时的天津市长潘复助了些钱，他的表弟张伯驹也送了份不菲的赙仪。

　　出大殡那天，从他住的地方到墓地，沿途搭起许多祭棚，各行各业人士都前来吊祭，交通一时为之堵塞。另外还有千余妓女，自愿地系上白头绳前来哭奠守灵，每人胸前佩着有袁克文头像徽章，也是别致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