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情趣内衣图片大全:董其武传统文化思想探源（一）

董其武传统文化思想探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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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武传统文化思想探源（1）

    拜读董其武的日记和大量的回忆文章，我们不难看到董其武能武也能文，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继承者。在他身上不仅有为国尽忠的武将豪情，更有传统文化影响而体现出的儒将风范。追本溯源，我们不禁要问，在日记和大量的回忆文章中有好多对联、箴言、警句和诗，这些都是从哪里来的呢？董其武在印象中，是一介武夫，那能有这么多东西？带着这个问题，我徜徉在董其武少年成长过的地方——山西河津市西硙口村。

    我发现董其武传统文化思想根基，来源于范家，来源于他华堂舅父的启蒙教育。

    范家在清朝末年时的西硙村即是书香门第，又是教育之家。自博读经史、兼习武事，又急功好义、称著乡里的范居江起，到长子范必英重教兴学，办起私塾的几十年来，范家胡同与范必英在河津乃至邻县早已闻名遐迩。据范氏后裔范青山存有的文物及文字记载，范必英，生于1883年，字华堂，清末光绪年间秀才，博读书经，胸罗文史，故“不待推敲而下笔成章”，人称范夫子。自办私塾后一直在家教授乡里，闭门科子，教严学博，传播国学、哲学文化，并擅长诗、楹联，多为远乡近舍义务撰写对联。在教学方法上崇尚宋朱熹，形成自己独特理念，是一位职业教育家。民国其间，他的门生众多，所教的学生，即从范家胡同走出去的，有上大学、师范的，也有当县长、军官的。1943年范必英因病逝世后，他的门生弟子们为彰其师德，报其师恩，在西硙口乡河古道处捐建了德教牌楼和德教碑。新中国成立后，“文革”时被毁，但在现存的残碑上依然有两幅对联清晰可见：“德立名成，风追伯起；教严学博，行仿林宗。”“教本鹅湖，敦诗说礼；学宗鹿洞，待后守先。”所谓“鹅湖”，是指“鹅湖之会”，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由吕祖谦邀集，意图调和朱熹和陆九渊两派争执。在治学方法上，朱主张从博览群书和对外物的观察来启发内心的知识；陆认为“心即理也”，不必多做读书穷理工夫。“鹅湖之会”，实际上是一场客观唯心主义（朱）与主观唯心主义（陆）的哲学辩论会。所谓“鹿洞”，是指江西庐山“海内书院第一”的白鹿洞书院。原来，唐代洛阳人李渤曾在此隐居读书，他养白鹿一只，伴其苦读，人称“白鹿先生”，李渤苦读出山后，于长庆年间（公元821——824）任江州刺史，在此建台榭，植花木，逐以白鹿名洞。南唐时在此又建立了“庐山国学”。至南宋淳熙六年（1179），朱熹任南康知军，在此又兴复和扩建了楼宇，自任洞主，订学规，并讲学其中，从此正式命名为“白鹿洞书院”。从这两幅对联中，我们又仿佛看到当年儒冠儒行的范夫子，传道、授业、解惑。说到这里，我们对范家及范必英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么，董其武与范家及范必英有何联系呢？

    董其武出身贫寒，生于固镇董家，却成长于西硙范家；1901年，不满3岁的董其武被他外祖母接到西硙范家。因范必英身为范家长子，身边有女无儿，颇对外甥喜爱如子，在董其武5岁时就被他带入自己办的私塾里接受启蒙教育。从此，董其武完全融入这个仁义礼智、孝悌忠信、儒家传统文化浓厚的范家。董其武天资聪颖，勤奋肯学，在范必英即华堂舅父的从严训教下，十几年间，除读了《四书》、《五经》、古文《东来博议》等，完成正常的课业外，还自习书法、楹联等，又自读了《幼学琼林》、《史鉴节要》、《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水浒》等大量书籍，为今后的人生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功底。随着董其武才气渐露，范必英对其愈加器重和栽培。

    清末民初，范必英虽说是以兴办教育为要，但从当时的家庭情况看，经济并不富裕，而且也遭遇多难，给董其武幼小的心灵留下络印。范家并不富裕。有一年除夕，范必英在范家胡同的门口贴了一幅春联：“紧紧紧，长年是紧，直紧到腊月二十八九；松松松，何日能松，要松待正月初一二三。”这是一副宽对，很简单的说，此春联直戳了当地道出了生产力不发展，经济不富裕的小农家庭长年紧张的家境；同时希望富裕，也就是希望家庭松款，而可叹的只盼来正月初这么可怜的几天。这几天，不论穷富，不论贵贱，是帐也不讨，是债也不还，特别对穷家境来说，仅安然这么几天，只是穷是穷过法，富是富过法而已，这可怜的几天，就是无钱人最大的解脱和渴求“松”的期托。在舅父家，董其武一天天长大，深知舅父的一片苦心，因而舅父家的杂活他都抢着干，或放牛、或背炭、或拾柴、或担粪，从不推诿。从小炼就了董其武勤劳肯干、勇于吃苦的个性。范家遭遇多难，是从范必英的父亲范居江开始。十九世纪末叶，清政府腐败无能，屡遭世界列强的欺凌，今日割地，明日求和，各列强为达到瓜吞中华的野心，遍设教堂于各地。名为传教，实为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侵略中华的罪恶活动。1897年山东曹州人民首先举起义和团旗帜，打死德国传教士二人，而后这种民族自觉的革命运动，在山西、河北、河南、内蒙、东三省揭竿而起。范必英的父亲范居江（董其武的外祖父）和本县武举张守忠先生自发地组织了“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此举倍受乡民拥戴。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曾多次遭到义和团的沉重打击。慈禧太后等认为义和团可以利用，6月21日（光绪26年5月25日）清廷发布诏书，宣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正式向全国宣战，诏书中还称义和团为“义勇”，肯定义和团反洋教斗争的正义性，表示支持义和团的斗争。于是便将其作为合法团体，命令义和团拱卫京师。此时，河津教堂英籍传教士宓学诚夫妇，新绛蓉牧师夫妇和两名修女及厨师葛天顺其共8人，西渡避难，夜宿西硙口，范居江一面殷勤招待，并许以次日护送过河；一面派人和张守忠先生联络。次日凌晨，范居江收其8人引至黄河东岸大石嘴处，尽行杀死，投入河中。为国雪耻，为民除害，此行，乡人无不称颂。义和团的此举，是反帝爱国运动，是对外国教会要用“十字架征服中国”的强有力打击。然而屈膝媚外的清朝政府又采取“抑民佑教”的政策。1901年2月，西太后那拉氏发出上谕，要求李鸿章“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也就是将中国的一切物质财富应有尽出，来讨好帝国主义，以博得他们的欢心，换来自己的反动统治。于是，又传谕各地将“忠勇可恃”的义和团严行缉拿，务求灭尽杀绝。当此所谓的令谕传到河津时,张守忠先生为抗拒非法恶性,毅然吞金自戕。范居江则认为义和团运动，是扶清灭洋，曾受朝廷支持的，不可能朝令夕改；又以为逐虏灭洋是为朝廷除害，又不至于出尔反尔，加害于自己。乡里亲友屡劝其逃脱，而范居江不动神色。清政府的差役特缉令到后，范居江安然就捕，被捕后即押去太原，范必英和董正义（董其武之父）相偕范居江至太原，意在沿途护送，设法营救。按清制，凡大辟之刑，须当秋日方可执行。经营救无效，是岁秋即农历六月六日，范居江蒙冤被斩，范必英与董正义随将遗躯葬于太原郊外的荒地上，并作了标记含恨而归。被斩之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暴雨倾盆，实乃上帝为之震怒，苍天为之悲泪。万恶的清政府竟饬令役人将范居江的头颅传送本县，悬于城楼之上，为震慑百姓以“示众”并下令谕，终废在河津的科举。家人得晓，痛恨难忍，冒罪株连而捧回头颅，置于瓮中，举行简单葬仪后，含恨掩埋地下。

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清政府采取了种种非人的手段及其措施，三令五申保护教堂和传教士，对各地反教会侵略的义和团运动实行了残酷的镇压。这种在争取自由独立解放的反击帝国主义运动中，被卖国求荣的清政府制造的惨杀事件，屡见不鲜；这次规模空前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虽然在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企图瓜分中华的计划没有得成。1911年，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投降卖国的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民国。此时，范居江蒙难已十年。家人随决计速赴太原，移回范居江的骨骸。抵达太原后，范必英特请了名教授乔鹤仙（名勋，字笙渔，晚年别号吁园老人，河津城南街人），同往荒茔启出遗骸。乔教授按人体解剖学系统将骨骸依次标号。谨捧归家后，合头颅依次置于棺内，敷以葬服。当时董其武12岁，也随家人亲视含殓。这便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安葬时，范居江生前友好，十年前共同举义尚存人间的故旧纷纷前来执绋吊唁。当时范必英写给父亲的挽联有这样几幅：“智可及，愚不可及；生有名，死亦有名。”“安乐时，有兄有弟；患难际，无女无儿。”“友弟孝亲，父存大德；有棺无椁，儿丧良心。”“逆子真无良，不动亲朋不散孝，难免天诛地灭；严君实有德，也友兄弟也友家，可令鬼敬神钦。”“忆昔日升天，暴雨狂风，上帝为亲震怒；看今时改葬，鸣锣击鼓，乡人送父灵魂。”“溯前年身历诸难，安见多行善事；倘后日名垂史册，方立不朽鸿功。”“厚葬有成规，不得无财难厚葬；掩亲非本意，与易宁戚略掩亲。”

为清反被清所害，秋风秋雨愁煞人。范居江的不幸蒙难更激起全家人对清王朝和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联中只痛恨自己愧为人子；在父患难之际，没有尽到自己起码的孝子之责，而感到万分伤心和极度痛恨，幸可，暴雨狂风为亲震怒，这是唯一的一点寄托，也是在欲绝不忍，欲罢不能的压抑的情绪中，唯一的一点解脱；在迁骨改葬时，范必英感到父有功于社会，有功于河津，有功于乡里；有德于乡邻，有德于兄弟，有德于儿女，“可令鬼敬神钦”；只有棺，没有椁，自己既不才，又无财，只得宁戚掩亲而违心薄葬，直发出“难免天诛地灭”呼天叫地的羞愧的伤叹，其父生为人杰，殁也当为鬼雄；忠骨已盖棺，从他安然就捕，到昂首刑场，丹心不死亦当定论，愿浩气共三星争辉，英名与两水长流，只淡托于“ 倘后日名垂史册”和“智可及，愚不可及；生有名，死亦有名”。

    由于国难家仇，民不聊生，加上舅父范必英传授国学优秀文化思想的影响，少年时的董其武智勇才气渐露头角。董其武十五岁那年，暗中联络一些同学签名于红绸上，组织了“青龙兴汉军”，图谋起义，被推举为“兴汉军大都督”。初步目标是推翻窃取全省军政大权的阎锡山政府。舅父范必英察觉这此事后，对外甥大发雷霆，说此举闹大了要招来诛灭九族的大祸，并责打了董其武一百戒尺。所谓“兴汉军”的牌子，也被劈碎烧掉了。此后董其武求知的欲望越来越强烈，这年春天，在极端苦闷中，在其舅父的坑头写下了一副对联：“璞玉藏石，何日得逢卞和氏；干将伏土，几时能遇张茂先？”其实范必英也情知这个外甥的苦衷。

    这幅对联最大的艺术特点是在用典上讲究，同范必英过去写的好多对联相比，如出一辙，避免了对联的一般化、概念化。上、下联巧妙地运用了中国历史上典故，着实耐人寻味。上联提到的“卞和氏”、“璞玉”，在今天看来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而下联提到“张茂先”、“干将”，没有一定国学文化素养的人却很少知道。据《文学词典》：张华（232-300）字茂先。范阳（今河北固安南）人。西晋文学家。得阮籍赏识，渐为时人所重。晋初任中书令。晋惠帝时，任侍中、中书监、司空，进爵壮武郡公。后因拒绝参加赵王司马伦篡权阴谋，被其同伙孙秀所杀。生前虽居显贵，但重才扶秀，奖掖后进。另据《汉语典故分类词典》上的两词条：“干将莫邪”、“丰域剑气”。先说第一个词条：汉赵晔《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干将者吴人也，与欧冶子同师，俱能为剑。……莫邪，干将之妻也。干将作剑，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阴阳同光，百神临观，天气下降而金铁之金不销沦流，……于是干将妻乃断发剪爪，投于炉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指名贵锋利的宝剑。因此，上述联中提到的“干将”应解为“宝剑”这才为正。那么，宝剑（干将）与茂先又有何联系呢？又据《晋书·张华传》：“初，吴之未灭也，斗牛之间常有紫气，道术者皆以吴方强盛，未可图也，唯华不然，及吴平之后，紫气愈明。华闻豫章人雷焕妙达纬象，乃要焕宿，屏人曰：“可共寻天文，知将来吉凶。”因登楼仰观，焕曰：“仆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间颇有异气。”华曰：“是何祥也？”焕曰：“宝剑之精，上彻于天耳。”华曰：“君言得之。吾少时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当得宝剑佩之。斯言岂效与！”因问曰：“在何郡？”焕曰：“在豫章丰城。”华曰：“欲屈君为宰，密共寻之，可乎？”焕许之。华大喜，既补焕为丰城令。焕到县，掘狱屋基，入地四丈余，得一石函，光气非常，中有双剑，并刻题，一说龙泉，一说太阿。其夕，斗牛间气不复见焉。焕以南昌西山北岩下土以拭剑，光芒艳发。大盆盛水，置剑其上，视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剑并土与华，留一自佩。或谓焕曰：“得两送一，张公岂可欺乎？”焕曰：“本朝将乱，张公当受其祸。此剑当系徐君墓树耳。灵异之物，终当化去，不永为人服也。”华得剑，宝爱之，常置坐侧。华以南昌土不如华阴赤土，报焕书曰：“详观剑文，乃干将也，莫邪何复不至？虽然，天生神物，终当合耳。”因以华阴土一斤致焕。焕更以拭剑，倍益精明。华诛，失剑所在。焕卒，子华为州从事，持剑行经延平津，剑忽于腰间跃出堕水，使人没水取之，不见剑，但见两龙各长数丈，蟠萦有文章，没者惧而反。须臾光彩照水，波浪惊沸，于是失剑。华叹曰：“先君化去之言，张公终合之论，此其验乎！”从这一段我们看，不管道术还是斗牛气，从丰城狱屋基下掘出宝剑（干将）是事实，如果没有张华（茂先）从中促成，龙泉也好，太阿也好，只能被埋没。

    这幅对联从思想内容上看，流露出董其武少年立志和抱负，展示了董其武少年时代在旧中国那样的背景下的进步文化思想。是值得我们今天青少年学习的。上联作者自比藏在石头里的璞玉，渴求像卞和一样献宝的人；下联作者又自比伏没在土里的干将（宝剑），希望遇到茂先这样的大人物来扶秀、举荐。这幅对联从对仗形式上讲，字数相等，词性相对，且上联末尾字为仄声，下联末尾字为平声，基本符合要求。尽管按古韵讲，上联的“石”字与下联的“土”字平仄相重，但对只有16岁的董其武来说，能写出如此好的对联却是不可挑剔的，况且按今韵讲是完全符合要求的。

    时光流逝，岁月尘封。站在哺育董其武少年成长的这块热土上，在吕梁山前西卫口范家祖坟地，我们依然可清晰地看到董其武为亲人舅父家镌立的碑文：“哀哀华堂舅父：是您教育我读书明理的，永志不忘！”“哀哀外祖母：是您抚养我长大成人的，永志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