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蝠社:关于文革的思想理论探源

关于文革的思想理论探源 　　

文革，与我们渐行渐远了，印象却反而越来越清晰，那是因为社会运行的方向发生了逆转刺激了我们的记忆；所以关于她的课题研究也就成为了当代思想理论的制高点，这是不争的事实。　　

近三十年来，从不同角度审视文革的作品和文章已是汗牛充栋，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社会的等等，不一而足；但从思想理论角度审视文革的文章却如凤毛麟角，因为其中涉及一个立场和标准的问题；所以站在什么立场审视文革，用什么标准衡量文革无疑是一个极其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也是检验文章与作品的公正性与所具有的高度的试金石。由此可见，评价文革怎一个“评”字了得。　　

关于文革的评价，最具代表性的，具有文献意义的莫过于十一届六中全会的有关《决议》，无论是正面的或反面的评价，都无不围绕此展开。正面的评价认为文革是一场浩劫，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反面的评价却认为文革是一场真正意义的文化大革命，是反修防修的必要措施；形成了“糟得很”与“好得很”两种完全对立的认识。从双方提供的实证资料来看都十分充分而有说服力，足以令旁观者无所适从，莫辨是非；但双方在有一点上却达成了高度的一致，那就是文革是以失败宣告结束的。　　

当我们深入细致地考察双方立论依据的时候就会发现，双方都不约而同地遵循着“是否促进社会进步”的依据为准则。社会的进步乃是一个自然或必然的过程。我们认为，社会的进步分为实质性的进步和表象性的进步，实质性的进步在于社会深层矛盾得到揭示和化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匹配，社会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获得提升；表象的进步则虽然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财富有了较大的曾加，以及自由度有了相对的松动，但社会的深层矛盾却逾加尖锐，社会形势更加严峻。“是否促进社会的进步”的依据一方面本身需要予以评估而不能成为准则；另一方面则具有高度的综合性，难免以偏概全而显得空泛苍白，也容易留下乘隙。理论是灵魂、旗帜、是灯塔和指南，故政党无不以理论纲领为标志，理论纲领也就成为了判断一个团体、一个政党、乃至一个社会的基本依据；而没有标准就没有评价，所以文革的思想理论基础也就成为了评价文革最重要的标准。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文革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这一点也得到了正反两方面评价的普遍认同。概括地说，双方争论的焦点围绕着“这一论断是否符合马列主义理论”和“这一论断是否构成思想理论体系”两个问题展开。正方认为，一、这一论断错误地判断了中国的国情，把党内的路线斗争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违背了马列主义理论；二、这一论断充其量还只是理论的雏形，不能构成思想理论体系，必须从毛泽东思想中剔除出去。反方认为，一、这一论断正确地判断了中国的国情，党内存在着出现修正主义的危险性，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又一大贡献；二、这一论断极大地丰富了马列主义理论，构成了毛择东思想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必须指出，无论双方的结论如何截然不同，但都一致地认为这一论断所反映的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认识。　　

我们的回答是两者都具有片面性。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社会主义是经过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长入的，并且肯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助产婆的意义和作用；而列宁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却发现，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可以率先取得成功；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实践是在一个较低的历史发展阶段适用马克思主义的，于是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形成了落差；虽然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但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却不同了；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适用的理论就会有相当大的差异，这就难免会产生诸多的不适应症。“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语）。落差是事实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关键在于实践者们在主观上是否认识到这种落差的存在，并且去揭示这种落差的本质和形成的根源。革命的胜利往往容易掩盖她的不彻底性，所以在革命的胜利之后总是存在着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中外历史无不如此。现实的情况恰恰在于，长期以来，实践者们不但没有认识到这种落差，甚至否认这种落差的存在，更没有付诸弥合的努力。当然，社会主义实践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不能苛求实践者们在一夜之间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不是科学的态度，也是不现实的。而随着对国际共运研究的深入，人们会惊奇地发现，在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中普遍存在着一个十分特殊的共有现象，即经济建设与政治运动的交错进行。这不是什么秘密，而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事实；但这种特殊的共有现象却绝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而是有着某种内在的必然联系，并且受到某种因素作用的支配。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无论是在取得政权时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上，还是在取得政权的方式方法上，以及在仿效的社会制度的模式上都是基本相同的，所面临的问题、甚至在时段上也是基本相同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作为国际共运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她所面临的问题必须、而且也只能够放在国际共运的大框架内考察；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主观臆造而陷入“不可知论”的泥潭之中。事实证明，文革并不象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是某个天才人物心血来潮的产物，仅仅是一种随意和偶然；恰恰相反，文革是国际共运发展的历史必然，是不断延伸链条中的一环，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抗拒的；至于在什么时候发生，由谁来扮演某一角色，同样是历史的选择。而事态发展的进程却告诉了人们，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远不是某一个人所能完成的，国际共运还将为此继续付出巨大的努力和代价。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是一个国际共运遗留的历史问题，而绝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认识问题。狭隘的历史观习惯于某个历史时段的人或事，从而片面地夸大个人的历史作用，对历史事件做出偶然性的判断。　　

在中国，建国初期党的工作重点放在了政权的建设上，重实际问题的解决而轻理论问题的研究，理论问题的研究任务主要交给了各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受主客观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一开始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先天不足，所适用的只能是“削足适履”的方法；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为社会主义实践提供理论指导，而是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概念注释社会主义实践。也就是说，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理论，更注重马克思主义的“章句学”，成为了典型的“当代经院学说”；即便是思想理论界也自认为这是一种“注释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误入了教条主义歧途。“柏修斯需要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马克思语）。这种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背离必然导致理论的滞后，使马克思主义日益丧失了她所具有的批判性与指导性的特质，而增添了浓重的辩护色彩，沦落为纯粹的工具，这实际上是一个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虚化的过程。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理论渊源主要的是来自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一点是没有异议的；更重要的则是基于对国际共运发生的变化，以及党内因思想认识不能高度统一而引发路线斗争现实的判断。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了某种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的存在，并且一再告诫全党要警惕这种因素对社会主义实践造成严重危害的可能性。理论研究的滞后，东欧事件的发生，国内建设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党内的思想涣散，中国同样存在“和平演变”的危险，使毛泽东十分迫切地需要寻找一种能够把全党的思想高度统一起来的理论，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工作。这一点从毛泽东一再请辞国家主席职务，和从他分散而非系统地谈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并且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谈论的频率就越高的事实中可以得到证明。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论断本身无疑是正确的，既符合中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实际状况，也符合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使命;因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革命的最终目的并不止于夺取政权，而在于实现最终理想。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要实现其最终理想就必须进行“继续革命”，只有进行“继续革命”才能永葆其本色。但是这一论断却存在着严重的内在缺陷，就在于她的“客观现实性”与“客观可能性”的不对称；在这一论断中，关于专谁的政、革谁的命、造谁的反等等问题都没有明确具体的指向，仅仅是一种基于可能性的判断，针对的也只是一种潜在的危险。这种因素的存在具有客观的现实性，但由于未能揭示其本质以及产生的根源而成为了客观可能性。这种不对称性必然导致理论自身内在的严重缺陷，也就难以构成思想理论体系；甚至成为了“怀疑论”的避难所。即使在文革的整个过程中这一论断也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所以充其量还处在理论雏形的状态。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任何胜利都是制度的胜利，任何失败都是制度的失败；而更重要的则是支撑制度大厦的思想理论体系。但任何的不彻底性都将导致思想理论体系自身的缺陷，这种缺陷往往是致命的；犹如一座大厦的基础存在隐患一样，越是往高层发展隐患的作用就越被放大。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对实践不再具有指导意义，而实践因缺乏理论的指导又不具有自我修正的功能，理论的滞后最终演变成了理论的缺失，——我们称之为“理论功能丧失综合症”。　　

《决议》中虽然指出了这种不对称性和不能构成思想理论体系，但既不是从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的，也没有能够揭示其本质以及产生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根源，更没有由此而对中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性质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失于泛泛之论,因此难有信服力。《决议》从此割裂了毛泽东思想，将其一分为二，只保留了温和的部分，却抛弃了革命的部分，于是毛泽东思想有了官方的和民间的两个版本，由此撕裂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关系，成了政权性质蜕变的分水岭。　　

在不断地进行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过程中，党内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否认这一点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党内的路线斗争表面上可以概括为“民治与官治”之争，而实质上反映的则是对社会所处历史发展阶段及其性质认知的差异；但这都是某种不稳定、不和谐因素作用的表现。而由于其本质以及所产生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根源没有得到揭示，即使各种错误的思想受到了极其严厉的批判也是非本质性的；只要这种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的本质极其根源一天没有被揭示出来，它就一天阴魂不散，就会继续把余毒扩散开去，直至完全毁坏政党和政权的机体。这种状况至今还在延续。　　

今天，毛泽东思想已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如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不能与毛泽东个人割裂开来一样，作为文革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但不能从毛泽东思想中剔除出去，反而应该更进一步地予以充实和完善，构建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不能简单地停留在怀旧的感情层面上，充实和完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才是其根本的核心价值所在；否则就既不能坚持，更不能发展毛泽东思想，而流于空洞的口号。　　

那么，文革是否属于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呢？“革命”，是在某种思想理论指导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戾的行动”（毛泽东语），是体制或制度的更替。虽然毛泽东在文革中使用了“革命”的概念，实际上却有着很大的保留，具体地体现在把文革定性为“党内的路线斗争”上，并且一再强调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比如在“走资派”的定性上，由前期的“敌我矛盾”到1968年后改称为“犯了走资派错误”。事实上在整个文革当中，除了刘少奇之外没有其他的任何人被打倒，其中大部分人在文革开始后的不久就陆续被重新启用了。这充分地体现了毛泽东超凡的政治智慧和远见，为以后的落实政策（包括刘本人）留下了回旋的余地，又一次挽救了党。试想，如果文革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戾的行动”的话，那么，一个被推翻的阶级，那些被打倒的阶级敌人还有落实政策的可能和必要吗？　　

斯大林说过“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在现代的政治斗争史上还没有哪一个没有思想理论指导的政党能够取得革命成功的先例；所以我们认为，文革由于缺乏完整的思想理论的指导，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是一次“没有理论的实践”，因而产生的负面作用既是在所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情况贯穿着整个文革的十年，文革也因此最终不但没有达成反修防修的目的，反而遭致了后来大规模的反攻倒算，使传统的马列毛主义被放着逐民间，处境十分尴尬，官方的毛泽东思想也成了一块空头的金字招牌。尽管如此，文革仍不愧为一次伟大的思想文化变革和民权意识的启蒙运动，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勇于进行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一个伟大创举。特别是鉴于当前中国社会的现状，文革更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那些怀着某种政治目的，掺杂着浓重个人感情色彩，对文革不做具体分析，无限上纲的行为，必将为历史所不齿。　　

纵观建国六十年来经济建设与政治运动交错进行的现象，特别是经过了文革与改革两次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充分说明了中国社会客观上始终存在着变革的要求和条件；虽然由于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被揭示而延迟了，但却是不可避免的。至于这种变革所采取的形式，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那里，它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所以必须指出，如果说文革本来应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却因为思想理论体系自身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而流产的话，那么同样的，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地做出了“改革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的判断，但令人遗憾的是，对于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也没有能够做出更进一步深入的阐述；由于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不明确，改革发生了方向性的问题，甚至是一种逆向的运动也就是必然的了。改革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是对文革的反动，但所面临的社会基本问题却与文革是一脉相承的，同样也由于没有能够揭示社会的基本矛盾，并形成指导改革的思想理论体系，所以她的成果不仅是可以预见的，而且已经逐渐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