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岭爱花本子1:辛亥百年系列一：晚清公知的抉择

随着时局日蹙，17年来对清廷构成挑战的政治势力分化为三派，分别是激进革命派、稍显温和的立宪派，以及袁世凯一系的体制实力派。同盟会成立，各种革命事变开始此起彼伏，1906年的丙午萍浏之役，1907年的潮州黄岗起义、惠州起义、钦廉防城起义与镇南关起义，都与同盟会的发动与组织密切相关；立宪派同时则在不断催促清廷立宪变法，1909年10月，各省的咨议局成立，次年资政院也正式开院；而袁世凯等体制实力派，则从1906年的官制改革开始，陆续遭到排斥，清廷开始逐步收回地方汉人督抚权力，试图消除内部权力危机，显然，清廷在这一时期已同时面临内忧外患。[详细]

庚子事变后，慈禧太后虽连下罪己诏并申令变法，但所变之事，并未有超出百日维新的内容，使得梁启超等保皇派成员纷纷从失望过度到提倡“革命”与“自立”。1902年，梁启超写信给康有为，认为当下政治格局的破坏不可避免，如果越迟革命，结局越惨。康有为接信之后大为不满，著信两封，批驳梁启超的激进立场，认为不能步印度之后尘，因革命而让各省自立，从而失去大一统的局面，他甚至批评那些倡导革命之人“宁攻数百年一体忘怀之满洲，以糜烂其同胞，而甘分数千年一统大同之中国，以待灭于强国。”梁启超的这种“欲速而不达”的焦灼心态，虽只是庚子之变后的昙花一现，却折射出时人得“革命冲动”。[详细]

力思抗外，立宪运动风声水起

清末海外留学 赴美留学 赴欧留学 赴日留学 1875年 100人 30人 1900年 200人 100人 300人 1910年 500人 300人 30000人 梁启超在1903年访美归来之后，彻底放弃过往的“破坏主义”与“革命排满”立场，并与其师康有为和解，积极筹备保皇会，力倡“开明专制论”，认为立宪不与“开明专制”相违背。梁启超曾说这次立场转变是“反抗于舆论之最高潮，其必受多数之唾骂。”从激进回归保守，一方面是因为梁启超自认“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矛盾。”一方面则与梁启超对当时政治格局的判断密切相关，这一点，可从1902年康有为写给梁启超的信中看出，“若见定今日国势，处万国窥伺耽逐之时，可合不可分，可和不可争，只有力思抗外，不可无端内讧。”梁启超的反对革命立场，显然与康有为的这一基本判断有相同之处，即先保国家不至分裂为重，而民权、民族、民生革命暂且搁置。

梁启超此时固守立宪立场，与清廷内部开明分子的维新倾向有关。1905年，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虽经历遇炸之险，仍于11月启程，在此期间，端方与梁启超多有书信往来，并委托梁氏秘密起草立宪奏折。次年7月13日，清廷下诏宣示预备立宪，在当日梁启超写给蒋观云的信中，他还信心满满地写道，“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以后会重点关注制度层面的建设，可见立宪派拒绝革命，此时并非没有理由与希望的征兆，尤其对于梁启超这样能与清廷开明分子暗通款曲的士人而言，更会认为一旦宪政制度确立，政治转型便会水到渠成。[详细]不过，此时的梁启超，在政治的实践方式上开始有了新的变化。1907年，梁启超与徐佛苏、麦孟华、张嘉森等人在东京成立了立宪政治团体——政闻社，而且邀约了日本维新元老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犬养毅等人参与活动。按照梁启超的设想，成立立宪团体，可以催促清廷加速政治改革，召集国会，让民众得以参政，以此化解以激进手段颠覆政治秩序的极端结果。1910年，各省议员代表联合发动了三次国会请愿，一次比一次规模庞大，舆论同时添柴加火，立宪似乎已经指日可待。在当时的《时报》上，就曾刊登多篇激励立宪请愿的言论，“吾望士农工商各界群起而请国会之速开业，庶几有可遏抑之势，政府虽不欲，其奈全体之国民何哉！”。梁启超在此情况下，发表数篇文章，敦促政府速开国会，并鼓舞各省代表继续和平请愿，而此时，梁启超与徐佛苏又成立宪友会，将各省地方的议员与立宪分子纳入其中，其中知名者如汤化龙、谭延闿、蒲殿俊等等，可见梁启超的立宪实践，已从过去代写上谕、奏折转变为统合地方势力、成立政治党派的新路径。生革命暂且搁置。[详细]

生存空间逼仄，激进革命派频频搞暗杀

解除党禁推动士绅觉醒 光绪30年（1904年）戊戌党禁开始松动，预备立宪诏令颁布后，公开性的结社不下600余个，策动革命者尚不在统计之内。各类团体668个，商业类265，教育类103，政治类85，学术类65，外交类50，农业类、风俗类26……虽非当时结社全貌，可以了解士绅阶层觉醒的一斑。 随着立宪运动风生水起，不仅革命党人在辛亥前的激进行动相交过去大为减少，而且革命党人得生存空间其实也是日渐逼仄，倡导革命的知识分子，如章太炎，其思想因受佛法影响，而对历史进步论开始怀疑，而在政治观念上，并未进一步发展，仍然停留在“排满”、“仇满”的种族主义论调上，虽可吸引激进青年赴汤蹈火，但毕竟无法影响全局。按历史学家郭廷以统计：1907～1908年，革命党至少8次起兵，均告失败。而此刻官方搜捕更加严厉，日本、越南与中国香港又不准孙中山居留；同盟会内部， 章炳麟与陶成章与孙中山意见分歧日深，引发内讧。虽然革命党自成立同盟会后，有了统一的中心机关，但其活动越来越困难，内外交困，是当时的真实境 况，“1909年，革命气氛至为消沉”。如此气氛，清廷压迫自是关键，清廷立宪派与革命派，对未来政治路向的竞争，也是原因。[详细]上述大环境让革命党人感觉岌岌可危，1910年，汪精卫致信胡汉民，深表对当时充斥舆论的立宪论调之大不满，认为“伪立宪之剧，日演于舞台，炫人观听，而革命行动寂然无闻…….国人将愈信立宪足以弭革命之风潮”，在此情况下，革命党人唯有更为激烈的行动，否则必将挫伤革命党人的士气，在革命党人看来，暗杀“不过牺牲三数同志之性命”而已，无伤大局。1903年左右，“暗杀革命”通过日本留学生以及国内知识分子的宣扬，迅速引来激进者的效仿，晚清的暗杀风潮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1904年，上海暗杀团成立，蔡元培，章士钊、刘师培为其成员，1904年8月则发生了“甲辰三暗杀案”，1905年9月，吴樾狙击出洋五大臣，乃至1907年徐锡麟的刺杀恩铭，“暗杀”的激进手段已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革命手段。[详细]

武昌枪响未能止息纷争

辛亥前后的革命团体 辛亥年前后的革命运动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期是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此间所统计的革命团体共66，分布区域华中32、华南7、华北6、国外21（19个在日本）。

第二期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到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此期间统计革命团体127,分布区域华中62、华北24、华南18、东北3、日本14、美洲4、南洋、欧洲各1。自同盟会成立后，每年平均有15个以上的革命团体成立。相比维新立场的康梁与鼓吹暗杀的革命党人，凭借《天演论》鼓动时代风气的严复，在庚子之后却开始担心《天演论》立论过于激进，转而翻译《群学肄言》，强调政治秩序与渐进过渡，反对激进变革。这位介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中国版“普罗米修斯”，非但对革命党人不以为然，也对梁启超等立宪派多有批评。他认为革命党人“搪撞号呼，欲率一世之人，与盲进以为破坏之事”，而立宪派则都是“浅谫剽疾之士”，不知时代潮流大势。他强调，相信盲动革命与相信渐次立宪都有问题，要想让中国政治得以改良，需从社会、国民的文明化起步，而这种“文明”目标即为西方现代文明。显然，依严复的标准，保皇党难免过于守旧，而革命派则又过于粗暴颟顸了，但在立宪派和革命派激烈竞争的环境中，严复的“第三条道路”毕竟不是当时的时代主调。历史总是充满着偶然，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总督瑞澂弃城逃跑，严复在当天日记中记下四个大字：“武昌失守”。本月中，在给张元济的书信中，严复如此写道：“吾国于今已陷危地，所见种种怪象，殆为古今中外历史所皆无，此中是非曲直，非三十年后无从分晓。”此时的严复，无疑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变局相当震惊，这位《天演论》的翻译者在革命来临之时，非但没有丝毫的欣喜，反而是震撼与深深的怀疑。[详细]同是武昌首义之后，康有为在写给弟子徐勤的信中，最初也表达出一种悲观的论调：“呜呼！以法国鉴之，革党必无成；以印度鉴之，中国必亡。不过，康有为显然更容易在政治上变通，不久他就给黎元洪、黄兴以及汤化龙写信，力陈虚君共和之意。而曾经的革命党精神领袖章太炎，在辛亥之前，已与同盟会之间已有罅隙，其革命之激进色调也大有削弱，“内审齐民之情，外察宇内之势，调和斟酌，以成政事而利国家”，丝毫不见其当年反满之决绝。”辛亥之后，章太炎从东京回国，则又迅速周旋于立宪党人之间。[详细]突然爆发的辛亥革命就以这样的决断方式为晚清知识分子们的论争划上句号，然而，“革命”的偶然成功，却并没有确保“革命”的未来，在整个20世纪的革命史中，这一幽灵在不断的徘徊与重演，而“立宪”潮流则从此一蹶不振，直至今日。（作者：历史学者成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