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初上舞讲了什么:辛亥百年系列六：被遗忘的晚清股灾

辛亥革命终结了满清，却未阻断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也未能解决这一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百年之际，我们挑选了十几个关键词，将它投射回1911年的中国，希望能够藉此拉近历史的时空距离，看一看100年前这个国家在为什么样的事情焦虑、困惑，继而努力改变它。 [详细]
无证交所先有股市，“高科技股”火热一时
橡胶：早期资本市场的宠儿
据资料显示，1908年即辛亥革命前3年，英国的橡胶进口总值为84万英镑，1909年飙升到141万英镑。水涨船高的是橡胶价格，在伦敦，1908年每磅橡胶价格为2先令，次年涨至10先令，1910年春，更达到12先令不到两年时间，价格已是原先的6倍。
橡胶种植其实是一种长线投资，从种植到割胶就需7年，第8年保本，第9年小有盈余，此后逐渐进入盛产期，收回全部投资则差不多需要20年光景，也就是说，即便最早在上海滩开盘的兰格志，到了1910年也不过刚开始保本，这还是无灾无病的前提下才能做到的。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清朝直到亡国，也并没有哪怕一家证券交易所——中国第一座证交所的诞生，是民国五年、也就是公元1916年的事了。连证交所都没有就敢炒股，那自然只能炒外国股票了。当时正是“日不落帝国”大英帝国如日中天的时代，伦敦乃是全球金融的中心，更是全球制造业的大本营。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制造业的新热点成为骤然升温的橡胶业。[详细]
1886年，德国人卡尔·本茨发明了汽车，人类在进入了依靠四个车轮在公路上飞驰的汽车时代。人们几乎在第一时间就为汽车配备了中空、充气的橡胶车轮，以减缓汽车的颠簸感，不仅令乘坐者感到舒适，也可延长汽车的寿命。这样一来，天然橡胶一下成了炙手可热的潮流产品，橡胶制造业也成了当之无愧的高科技产业。英国人邓禄普1888年开始建造他的橡胶轮胎帝国，东南亚的英属殖民地很快成为全球橡胶的重镇。由于橡胶园的开发需要大规模投资，英国人很快想到金融融资，五花八门的橡胶股票堂皇登上了伦敦证交所的柜台。 [详细]
在亚洲，英国人不仅千方百计吸引南洋华商入股，还直接打起了远东金融中心——上海的主意，于是橡胶冒险家和金融掮客手拉手走进了上海的十里洋场。他们先轻车熟路地找到上海的外资银行，说服他们为自己的股票担保，然后在报纸上大肆渲染“朝阳产业”、“未来最有前途的投资行当”——橡胶业，声称“买橡胶股票就是买明天”，报纸广告上也煞有介事地表示，橡胶股票可以在外国银行直接抵押，置换银两或外钞贷款，仿佛是天上掉下的馅饼。 [详细]
而上海当时民族工商业已较发达，拥有一批资金雄厚，却缺乏投资目标的民族商人；这里同时又是官僚、买办产业最集中的地方，“红顶商人”和买办官僚可以调动大量官银、公帑进行无本万利投机；这里还有为数众多发了财的外国人，他们手中同样握有大量闲钱。从宣统元年，也就是1909年底起，橡胶股票便如脱缰野马般疯涨，兰格志、地磅等老牌橡胶公司的股票在短短一两个月内便翻番，而一些后起的小公司则更疯狂，股价竟有涨到原先价格18倍者。巨大的财富效应，让上海滩的富人们趋之若鹜，几近疯癫，浑不顾这些“橡胶股”的风险——橡胶园在几千里外的南洋，而股票则是万里之遥的伦敦所发行，两样东西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详细]
官与商盘根错节，牵一发便动全身
股市萌芽
据统计，至1910年，在上海可以买到股票的橡胶公司多达122家，其中40家总部设在上海。1910年3月中旬，Kota Bahroe橡胶置业有限公司在上海发行新股，第一单交易完成1小时后，原定的股票申购指标全部售罄。价值10万两白银的股票吸纳了160万两的认购资金。
仅仅1910年6月，就有30种新的橡胶股票在上海挂牌交易，卷走1350万两白银，平均每家公司筹集到45万两的巨额资金。日本东亚同文社的统计表明，上海橡胶股票的投资总额约为6000万两。其中，中国人的投资额约占70%~80%，在4000万两以上，将近大清国财政收入的一半。
如果仅仅是普通投资者拿闲钱炒股，还则罢了，可橡胶投机的滚滚红利，很快把“八大钱庄”（正元、兆康、谦余、森元、元丰、会大、协丰、晋大）拖下了水，而“八大钱庄”的背后，则是更上一级的金融企业——号称“钱庄的钱庄”票号，当时上海滩有两大票号，即宁波买办商人严义彬所经营的源丰润票号，和合肥官僚商人李经楚经营的义善源票号。
其实最初被拖下水的，只有正元、兆康、谦余三家，可八大钱庄盘根错节，互相有密切关系，由于“头寸”不够，最初的三家钱庄很快把另五家拉下水，而随着投机额的扩大，他们又相继把两大票号牵扯进来。这样一来，不仅钱庄、票号，而且与之有关联的官僚买办资本、商业资本和民间资金也纷纷卷入，他们相互拆借资金，把钱送到遥远的伦敦换成花花绿绿的橡胶股票，一些贪得无厌者更用这些股票做抵押，去钱庄、票号和银行拆借更多的资金，以便买入更多股票——这正是今天“次贷”杠杆泡沫的雏形。[详细]
当时的跨国炒股可不像今天这样方便，股价涨跌、信息传递，全靠电报，公司基本面之类详细资料无从得知，上海投资者能看到的，不过是一个变化中的股价而已。好在他们要知道的也只是这个：橡胶是什么，怎么种、用在哪儿，都不重要，这东西能让自己赚大钱、发大财才是关键。如此汹涌的资金，很快就让上海滩的橡胶股票供不应求，神通广大的上海投资者索性利用关系，直接去伦敦买，到了1910年上半年，仅在上海售出的橡胶股票，市值就高达白银2600-3000万两，投入英国本土的华商银本位资金也达1400万两，4000万两白银被套入橡胶交易，一下绷紧了上海金融市场的融资链条，除了橡胶投机，大上海已几乎无银可融、可贷了。[详细]
金融泡沫瞬息破，大清国运一线牵
股灾冲击旧式票号
上海两家大票号已是近代银行的雏形，其中源丰润在全国有17间分行，遍布京津沪及东部各省，创始人严信厚（严义彬之父）不但经营着中国工商银行，还是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首任总理；义善源的东主李经楚不仅是李鸿章的亲侄子，本人也是朝廷三品命官，他和袁世凯的红人梁士诒经营着当时中国最大的商业银行——官商合办的交通银行。
当源丰润倒闭时，李经楚曾向交通银行借款287万余两，帮助义善源渡过了危机。听说盛宣怀查帐，李赶紧将交通银行借款归还，导致义善源上海总号仅剩现银7000两。命悬一线的义善源试图用手中所持有的上海各企业的股票向上海道借银10万两，却为新任道台刘燕冀一口拒绝。1911年3月下旬，义善源计无可出，只得宣布倒闭。
正做着发财梦的上海投机者并不知道，橡胶投机的风险早已在火热行情中注定了。1910年夏，伦敦股市突然崩盘，原本的大热门橡胶股一泻千里，最高冲到1675两/股的兰格志，不到1个月就跌到只剩105两，个中原因，是许多橡胶园的虚假经营被戳穿（一些所谓橡胶园公司根本就没有橡胶园，只是圈一笔钱走人），而汽车产业也遭遇瓶颈。这样一来，橡胶股票的重仓户——中国投资者自然成了最大的输家。7月21日，正元、谦余两家钱庄率先破产，3天内，八大钱庄无一幸免，相继完蛋，139万抵押给外资银行的“庄票”成了废纸。恼羞成怒的外资银行大笔一挥，扬言将全部拆借给中资票号、钱庄的贷款收回，原本因橡胶投机而绷紧的上海滩融资体系，这下土崩瓦解，钱庄无钱可借，工商业告贷无门，原本信誉卓著的“庄票”一下变得一钱不值。
这下身为商会领袖、又和钱庄关联密切的源丰润老板严义彬坐不住了，他找到后台、苏松太道蔡乃煌，说服其动用政府资金救市。蔡乃煌生性贪婪，见严义彬等人找上门来，便趁机提出，要两大票号和上海商界拿出抵押物，作为他牵头救市的担保。严义彬等人无奈，只得凑了价值300万两的房契、证券交给蔡乃煌。其实蔡早已联取得了朝廷的救市首肯，此时不过待价而沽，见票号、商人们就范，便以苏松太道的名义出面，和汇丰、花旗、荷兰等九家外资银行签署《维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融资350万两，又从苏松太道库拨出300万两，存放在两大票号。当然，他并没有白干，而是从中捞了不少“辛苦费”。 [详细]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打住：一个更大的难关在不到两个月后便横亘在上海一干救市者面前：庚子赔款。八国联军之役，清廷向列强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每年例由各地分担，富庶的苏松太道每年承担的支付额为190万两。这笔钱从年度经费中提取，存于义善源、源丰润两大票号生息，可今年情况不同，这笔钱都被蔡乃煌和两大票号拿去救市，而道库也同样空空如洗，这下蔡乃煌可傻眼了。[详细]
他立刻想到了朝廷，上书请求朝廷从大清银行调拨200万两，帮助苏松太道渡过难关。然而他收取好处费的事此时已不胫而走，正好被政敌抓住把柄。10月，载沣控制下的清廷下旨，训斥蔡“罔利营私”、“不顾大局”，不仅不允所请，而且革去职务，更限令他在两个月内收回官银。蔡乃煌无奈，只得向两大票号催款，这时各大外国银行也得知消息，惟恐合约有变，于10月7日宣布拒收上海21家钱庄的庄票，这下陷得最深的源丰润等于被釜底抽薪，这家国内屈指可数的大票号的总号和17家分号同时倒闭，留下2000万两公私亏空。得知源丰润倒闭，兔死狐悲的义善源急忙从交通银行借款287万两，维持票号周转。此举让动荡的上海金融圈稍感安慰，到了年底，局势稍见缓和。
朝廷内斗放大危机，逼江浙工商界倒戈
受冲击的上海金融
据上海商务总会估计，在橡胶股灾爆发之前，华人大约买了80%，在上海的外国人抢购了20%。很多华人不满足于在上海抢购，还调集资金到伦敦。华商在上海投入的资金约2600万至3000万两，在伦敦投入的资金约1400万两。结果上海这个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已经无资可融，市面上的流动资金，尤其是钱庄的流动资金，都被橡胶股票吸纳殆尽。
然而更大的危机接踵而至，这次还是来自朝廷。作为汉族洋务派操办的交通银行系主心骨，李经楚原本就与皇族和八旗少壮派贵族貌合神离，更要命的是，此时张之洞死了，袁世凯被载沣排挤出朝廷，此时出任邮传部尚书的买办官员盛宣怀和袁世凯矛盾很深，他新官上任，不顾“橡胶危机”已火烧眉毛，竟抓住交通银行借款的“大好战机”，向这家官商合办银行派出“查账组”。
李经楚和梁士诒都是官场人物，深知世态炎凉，一旦被抓住把柄，后果不堪设想，他们急忙收紧银根，把借款退还交通银行，这下义善源变得囊空如洗。1911年3月，义善源倒闭，李经楚和梁士诒一起引咎辞职。志得意满的盛宣怀如愿以偿，从梁士诒手中夺得大清铁路局的控制权（梁兼任铁路局长），而因为两家票号的倒台，上海当时总共约80家钱庄，在半年内竟倒闭了48家，金融风暴还从上海挂到天津、青岛、宁波等沿海通商城市。 [详细]
这次“橡胶股灾”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由于清廷的颟顸、官员的贪婪和政治斗争的黑暗，原本可以控制的股灾，最终被放大成颠覆性财政危机，给刚刚兴起的上海和江浙工商业带来灭顶之灾，也让原本对清廷抱有希望的江浙工商界产生强烈不满情绪。7个月后，辛亥革命爆发，江苏工商界几乎一边倒地站到反清阵营，清廷状元张謇、江苏巡抚程德全等也成了识时务的俊杰。不仅如此，盛宣怀出于私利搞垮“交通系”，夺取了铁路大权，为尽快填平交通银行和国库的亏空，在川汉、粤汉等铁路强推与民争利的强制性铁路国有化，并试图用强行收回的路权，从外国政府和银行那里再进行抵押融资，这种做法直接激化了四川、湖北绅民古董和朝廷的矛盾，最终酿成“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哨和导火索。[详细]
不能说，清廷的颠覆，是“橡胶股灾”所造成，但清廷中枢、地方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愚昧表现却是一个缩影：既然在“橡胶股灾”面前，少不更事的满洲贵族、各怀心思的官吏，和争权夺利的买办都捉襟见肘，那么当更大的火燃起时，他们也只能“眼见着楼塌了”而束手无策，最终要么坐以待毙，要么匆匆作鸟兽散。（作者：历史作家陶短房，著有《这个天国不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