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圆圆常穿的衣服品牌:徐向前的非常之路

               徐向前的非常之路 　本书记录了徐向前元帅在非常历史时期大量显为人知的感人事迹，歌颂了他的高尚情操。本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
　　徐向前元帅的经历十分坎坷曲折，实践丰富，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准确、全面、生动地反映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非常活动”，实非易事。作者以中国革命的大背景为依托，选取了徐帅一生革命半场活动中的重大的、有代表性的历史时段，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铺开，追溯他的历史足迹，从点到面，层层深入。尽管涉及的历史事件繁多，却不显松散，给读者以浑然一体的感觉……
第一部分 第一章  人生路上多磨难他起步就逢逆境(1)　　秀才的儿子读书难　　大地上原本没有路，路是一个个脚印出来的。　　有的人，童年幸运，在不多的愁苦中，找到了路，一步步稳当地走下来：入小学、上中学、进大学，扶摇直上；有的人，从步入人生，就踏上了崎岖、坎坷的小道。　　徐向前，生在一个穷秀才家里，10岁才得入私塾，后来才转入学堂。　　他的父亲一不会种地，二不会经商，以教书养家。　　这一年，老秀才的私塾闭馆了，家境不好，很难供两个孩子读书了。　　老秀才认定，徐向前不如他哥哥受谦有出息，决定要他休学，省下些钱专供受谦一个人读书。　　徐向前从小就不爱说笑。　　他有幸在“洋学堂”读书三年，笑脸多了，一休学，像掉进一口枯井里。　　抬头看看天，天只有碗口那样大了。　　他整日苦着脸，每天闷闷不乐。　　家庭经济情况越来越不好，15岁的他，开始顶起了成年人的劳作。　　拾粪、砍柴、编箩头、背炭是他读不完的“书”。　　春天播种、挖野菜；秋天抢收高粱、玉米过后，又整天在地里刨高粱茬。　　两只手磨起血泡，瘦小的身子骨，更加瘦弱。　　他非常羡慕别的学生，更想像哥哥那样在沱阳学校“洋学堂”唱歌、学英语、学算术。　　他每次到东冶镇，经过沱阳学校门口，心窝里那把无形的刀子都在绞动。　　他恨这世道，为什么别人能读书，他却被拒之校外!　　他恼恨父亲偏爱哥哥，为什么只认定哥哥“有出息”，不想他也会“出息”!　　路又在哪里呢?他想快快长大，奔太原去，当兵、进大工厂做工。　　听人说，滹沱河对岸河边村的阎锡山，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成了山西的督军，回家来跟着许多护兵、马弁；又听本村那个在军官学校学习的人说，要想考取军官学校，得“洋学堂”毕业的。　　失学的孩子，想到这些心里就凉。　　在他的面前，没有路，是黑茫茫一片。　　年迈的父亲和母亲，也都为儿子的前程操心。　　老秀才原先最理想的是，儿子读书上进，写笔好字，出手好文章，如今即便废除了科举制度，中不了“秀才”、“举人”之类的功名，有了学问，也可以教书去，那可是个终生不要“面对黄土背向天”的文人。　　母亲的愿望：儿子读书不成，去学个木匠。　　她看见做木匠的“一把斧头吃四乡”，只是担心这孩子身体不壮实，瘦刮刮的，学木匠要抡斧头、拉大锯，妈妈舍不得孩子吃大苦，也怕他不愿意。　　一年365天，这一天天熬着，对老人来说是很快的，对还是孩子的徐向前来说，真是难熬啊!　　他每天早起去拾粪，吃罢早饭干什么就不知道了。　　父亲留下的那些旧书，翻来翻去，书皮都碎了。　　他从河边割回来一捆小树条，先是把坏了的筐头修补一番，后来索性自己动手，编织新筐头。　　编织头一个不怎么好看，又重新编织第二个、第三个。　　父亲对儿子此举不以为然，淡淡一笑，他认为读书人不该干这些；母亲却惊喜得很，拿起他编的条条筐，左看右看，笑着说：“和买的一样!”　　妹妹看见哥哥编成的筐，这个夸他手巧，那个说可以拿到东冶镇上卖呢。　　哥哥受谦从学校回家，听说弟弟会编筐，看都不看一眼，他认为书香门第的孩子，学做这些粗人才做的活，是没出息。　　徐向前不管哥哥怎么说，他每天还是去河边割树条，编筐头。　　谁也记不清，他编了多少个。　　一个春天，院里大大小小的筐头，都换成了新的。　　父亲看儿子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要为他另谋一条道路。　　这天向他说：“银存啊，我托人替你找了个学徒的地方，愿意去不?”　　徐向前问：“去什么地方?”    父亲说：“阜平县有个亲戚，要招个学徒的，离家有200多里呢!”　　200多里和20多里，在徐向前心目中好像没有多少差别。　　只要能学个手艺，远近他都不多想。　　他已经懂事了：不能靠父母过一辈子，人生的路子要自己去闯。　　16岁的孩子要远行，妈妈心里难舍。　　可是，事到如今，只有走这条路了。　　晚上，妈妈又求神拜佛。　　妈妈从小在她娘家学会了念佛，嫁到徐家来，请人从五台山“请”进一尊木头菩萨，早晨、晚上三炷香。　　她还打坐，吃“清口斋”，鸡、鱼、肉、蛋和蒜、葱之类的邪味都不入口。　　家中发生了什么难处，她就烧香求佛。　　佛祖坐在佛台上，有眼看不见，有嘴不会说话，它不能说出徐向前此行的吉凶。　　阜平，既不在本乡，又不在本县，是在远离家乡的河北省西部。　　那里有徐家一个远房亲戚，在县城南关开了一个铺子。　　徐向前怀着喜悦和惜别家人的心情，背着个小行李卷，沿着五台山前崎岖的山道，步行走向阜平县城。　　头一次远行，也是他在人生道路上，独立生活迈出的第一步。　　他望着高高的五台山，在冷风中走着。　　一路上，很少想事，只盼着快快到目的地。　　阜平县城在山西和河北交界的山区。　　老百姓说：“平山不平，阜平不富。”　　小小的山区县城，四面环山。　　南关，石头铺的街道上，长着几棵古槐树，古槐和古老的城门，才能说明这儿确实是个县城。　　一个不起眼的门面，字号叫“广兴隆”，其实买卖很不兴旺。　　这个小店，开始卖的是书和一些杂货。　　老板夫妻二人为内外掌柜，另外还有个伙计，是老板娘的弟弟。　　小学徒工徐向前一进店，里里外外的累活、笨活和杂务，都落在肩上。　　每天早起晚睡，打水、扫地、倒夜壶、抱孩子。　　他虽说与老板沾点亲，还是按学徒的规矩，先立文书：徒弟跳井与师父无关，学徒三年，不给工钱，学满出师，要谢师一年。　　徐向前从小劳动惯了，学徒工的生活，他倒不觉得苦多少，只是不习惯寄人篱下的处境。　　他忍耐着，默默苦熬。　　男老板，是徐向前大姐夫的表兄弟。　　表亲不算亲，姐夫的表兄弟，对徐向前说来，更不算亲了。　　使他开心的是，这小店卖的书中，有许多是他没读过的新书。　　每天干完活，便趴在柜台前，读着不花钱的书。　　他从小爱看书，因为没钱买，那一次把妈妈的一对耳环和手镯偷偷拿去当铺想换钱买书，气得妈妈要打他的事他记忆犹新。　　如今看书，不要钱买，真是机会难得。　　开头几天，店主人倒也不说什么，过了不久，女老板向店里伙计说了，白天谁都不能看书，要忙店里事，站在柜台前，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夜晚，不能点灯看书，灯油点不起。　　徐向前知道，这是针对他来的。　　他只好尽量躲开女老板看书。　　店主人的脸，像六月的天，一阵阳，一阵阴。　　女当家的嘴，一会甜，一会尖，拿人家碗，属人家管。　　徐向前从早到黑被支使得团团转。　　一会男主人喊：“柜台上没人，去照看呀!”　　一会女主人又叫：“孩子哭了，快去抱抱!”　　店里另一个伙计年龄比徐向前大，个头也比他高，身强力壮，却懒得动手。　　他还仗着自己是店家的近亲戚，也板起脸，支派徐向前做杂事。　　里里外外，大事小事，这边喊，那边叫，使他整天脚不沾地地跑。　　年景不好，小县城读书人少，店铺一天天冷落，几天难得卖出一本书。　　“广兴隆”的生意，越来越不景气。
　老板看书和杂货赚不了多少钱，又添了两头骡子，兼做起面坊来。　　买进小麦，支上磨盘，用两头骡子轮换磨面。　　徐向前和另一位伙计，从此以磨面为主。　　每天起早贪黑，喂牲口、看磨坊，一天要磨六斗小麦。　　磨了筛，筛了磨，空下来还要站柜台、看孩子、挑水。　　不久，那个伙计走了，两个人的活，全加在徐向前一个人身上。　　天不亮要起床，夜晚还要喂骡子。　　他的身子骨从小不壮实，繁重的劳动，累得他腰酸骨头散。　　他只好支撑着干，喂骡子，看磨，吃饭都坐在磨道旁。　　阜平县城什么样，有什么景，他都没空出外看看。　　深夜，他躺在冰冷的小屋里，想到家，想起父母，想着东冶镇上的小学。　　他多么想回去看看，回去读书啊!　　可是，来学徒已经说下了，学徒要三年期满，三年才能出师。　　这才一年多呀，还有二年，这日子怎么熬呢?咬咬牙熬出来，又能做什么呢?他不愿意做个买卖人，不想当掌柜的。　　他愿意像父亲一样，当个教书先生。　　这时候，惟一安慰他的，是店里的一些书。　　《罗通扫北》、《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荡寇志》一本本伴随着他，熬过一个个夜晚。　　那《荡寇志》中梁山泊好汉的下场，又使他感到丧气。　　在困惑中，一天，徐向前得到哥哥徐受谦从太原寄给他的信，说太原办了个国民师范学校，正在招生。　　考取后读书、住校、吃饭都免费。　　徐向前得此消息，像是在人生岔路口上忽然看到一个新的路标。　　他毅然决定：去太原投考学校!　　不完全是命运，也没有什么人指点，得力于这几年他从不忘记读书。　　这个失学四年的小徒工，居然考取了山西省国民师范速成班。　　从此他离开了阜平县那条石头铺路的小街。　　之后，阜平县的街头，传出了这样的话：“那个山西的小伙计，投奔太原，得了个什么官……”　　考上国民师范，当然不是“得了官”。　　只因学生都发了军装，徐向前和同学们，都脱掉旧长袍，换上一身新。　　黄色的制服，新鞋、新袜，看上去倒像个“官”了。　　在老百姓眼里，凡是穿制服的人，都是个“官”儿。　　两次无情的打击山西国民师范学校，是阎锡山创办的。　　这所学校，坐落在太原城里小北门街。　　新修了教室、礼堂、图书馆、实验室和学生宿舍。　　阎锡山为创办这所学校耗资25万多元。　　它是当时全山西第一流的学校。　　校长赵戴文，是阎锡山的亲信助手，既懂文，又会武。　　学校设立两年制普通科20个班为“速成班”，学生有1206名，除此之外，还设立二部师范四个班，学生200多名。　　徐向前从考进学校，就过着“半军事”生活。　　除了上军事课，还参加野外军事训练。　　教官是阎锡山军队的营以上军官。　　太原城里也流传着：它是一座“穷人的学校”；“自从成立了国民师范，拉洋车的少了一半”。　　这所学校又像个军营。　　校歌也唱：“谈兵术，投笔可从军，奋精神作中流砥柱，公道爱群……”　　从小喜欢爬树上房、舞棍的徐向前，如今俨然像个小兵，开心极了。　　学文化，学政治，又学军事。　　社会上的一些名流、军队中的一些大官，常来讲课。　　有些学生暗暗担心：“这不是当了兵啦!”　　徐向前却不担心，他要读书，要寻求一条生活的道路。　　每天早早起来，跑完步，洗罢脸，就拿起书本，高声朗读。　　他从字母、单词开始学习英语，咦咦哇哇地练发音。
学校是新的，课程也是新的。　　开学这一年，正碰巧赶上五四运动，从北京大学开始的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像烈火在全国各地蔓延。　　徐向前从图书馆的报纸、杂志上，看到了俄国的十月革命，看到了列宁(当时翻译是“里宁”)的名字。　　看到了全国各地学生、工人罢课罢工的消息。　　他感到这个世道变了。　　革命是怎么回事，反帝、反封建又是怎么回事，他还不懂。　　读书、看报，学校课本上没有的事，他从杂志上看到了；老师没讲过的事，他从同学中听说了。　　兴许是因为从小受苦多，他从心里向往俄国那样的革命，敬仰那个“里宁”。　　“俄国有多远?”　　一天徐向前问一个同学。　　“远呢!”　　“劳农政府是什么?”　　“……”　　那同学说不清。　　答案自己寻求。　　徐向前在课外和晚上，常跑到图书馆，从书报里，找他想知道的事。　　学校课程里并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课，他从书报中，从一些同学谈话中，渐渐知道了。　　第二年春天过后，五四运动一周年纪念，学生们开纪念会，上街演讲、贴标语。　　徐向前作为学生，热情地参加了活动。　　督办阎锡山，害怕学生闹事，在督军署门前，设下三层士兵，第一层皮带队，每个兵手提皮带；第二层是矛子队，每个兵手拿长矛；第三层是手枪队，每个兵握着手枪。　　徐向前从人们议论中知道了，阎锡山只准学生按他的规矩行事，不准闹事越轨。　　“开学不久，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　　由阎锡山控制的这所军事学校，也沸腾起来了。　　许多学生走出校门，上街游行示威，宣传演讲。”　　“我从报刊上的反动文章中看到‘苏维埃’、‘劳农政府’这些词，感到很新鲜。　　‘列宁’的音译当时叫‘里宁’，我仅知道他是苏联十月革命的领导人。”　　“这所学校以后办了很多期。　　与阎锡山的愿望相反，它成了山西学生运动的中心，薄一波、王世英、程子华等同志曾先后在这所学校里学习，从事过革命活动。”　　在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徐向前开始对政治、军事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两年学习期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阳曲县太原第四小学当了教员。　　这所学校，校友多为本地人。　　徐向前是个“外来户”，校方好像不是那么欢迎他。　　一位正牌的师范学校毕业生，校方却分配他去教一年级。　　徐向前面对着30多个娃娃，想到他爸爸常说的话，“家有一斗粮，不当孩子王”。　　“我开始体会到，当一个小学老师确实不容易。　　那些小孩子来自各家各户，男生女生不同，年龄大小不一，智力不齐，性格各种各样，把他们带好、教好有许多困难。　　孩子们像田间的禾苗又是有生命力的，他们在风雨中成长。　　这就需要教师精心培育，付出艰辛的劳动。　　在他们当中，说不定有未来的国家栋梁。”　　这些话，发自一位教书人的心坎。　　他每天天不明起床。　　总想把课教好，把那30多个孩子带好。　　有的学生不来上课，他跑到学生家里去查问明白；有的学生在课堂里发了病，他抱起病学生送回家。　　本地的老师一下课就回家，徐向前住在学校里，还得自己烧火做饭菜。　　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学校放寒假了。　　徐向前满心欢喜，回到了五台县老家。　　他头一次用自己挣的钱，办了年货。　　一家人高高兴兴，过了个新年。　　哪想，正月十五刚过第三天，邮差送上门来一封信，徐向前拆开一看，不禁呆了：是太原第四小学校长署名的“辞退信”。
徐向前不明白眼前发生的事，只觉得心里委曲。　　在学校里，他苦口婆心教学生，彬彬有礼对校长和老师们，没得罪过任何人，没少上过一堂课，到底是为什么呀?信中没说，只是用婉转的词句，请徐向前不要再回校了。　　他把信给老父亲看，老秀才茫然；把事情说给妈妈和姐妹们听，谁都发呆。　　姐姐是个急性子，她说：“去，去找学校说理!”　　“什么理不理呀?”　　“说个明白，就是理。”　　徐向前说：“明白不明白，反正人家不要你了。”　　人生中确有让人难分难解的事。　　徐向前到他的晚年，还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个没头案一直没搞清，现在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辞退我。”　　“我感到很突然，不，应该说是打击。　　从谋生的角度来说，一个学徒工，考入师范，是不容易的，还有一个角度那就是抱负。　　‘五四’运动以后，在先进思想影响下，我心里也逐渐萌发起改造黑暗社会的念头。　　当上教师我就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学生从小就理解这一点，长成有用的人才，担负救国救民的重任。　　我不能走我父亲以教书谋生的老路，要与他同行不同路。　　没想到，学校断了我的路。”　　徐向前断绝了教书的路，又在寻找路。　　富贵的路对他来说，那是没有门。　　祖辈不会经商，父亲一生在教书的这条路上走。　　他找不出别的路，只好沿着父亲的老路往前走。　　这条路不能发财，但在乡村人的眼里，它是一条受人尊重的路。　　老秀才徐懋淮，在儿子被太原第四小学辞退以后，四处托人，想为儿子再谋一个教书的地方。　　不知是命运的安排，还是老秀才面子大，居然在一河之隔的河边村“川至”中学，徐向前又谋到了一个教员的位置。　　在阎锡山的老家河边村，有个“川至”中学附小，是阎锡山一手创办的，并以自己的号“川至”命名。　　这里原来有个“两级小学”，阎锡山建起了一所中学后，规模扩大了，学生收录多了。　　中学和小学在河边村大道的西边，占地很大一片。　　新建的校舍、大礼堂，校门外竖立着两座过街牌楼，牌楼的四面都雕刻着匾额，有两个匾特别令人注目：一个是“经文纬武”，另一个是“公毅敏捷”。　　大操场里还有个检阅台。　　阎锡山回来视察，就站立在检阅台上训话。　　那校旗上还绣着“川至”两个大字。　　阎锡山的父亲常说：这所学校是他们阎家的。　　校长段葆藩听说徐向前是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出来的，倒是很高兴。　　找到这样一个任教的地方，徐向前心里也乐滋滋的。　　离家不远，过河就是。　　薪金又是每月20块大洋。　　就在他到河边村教书不久，按照父母之命、媒人的说合，他和东冶镇上的朱门长女朱香婵结婚了。　　这位朱家女，性情温顺，略识经书，又会操持家务。　　徐向前有了职位，有了一个称心的妻子，觉得生活可以过得去了。　　可是，不到两年，他又失了业。　　这一次，是由于向学生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讲课中随便讲了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故事，又借古讽今伤了阎家人的威严，被校长叫去训导。　　他认为学校无理，当面和校长争了几句，结果又被学校辞退了。　　徐向前卷起行李，走回永安村。　　回到家里，全家老小都以为他放假了。　　妻子香婵很快发觉了丈夫心里有事。　　他饭吃得少，觉睡不安，言语冷冰冰。　　问了几次，都没问出个所以然。　　过了两天，老秀才去东冶镇回来，突然问儿子：“你在学校惹事了?”　　一向孝顺父母的徐向前，怕的是老人为他难过，还想不说真情，支支吾吾。
“你不要再瞒着，我在东冶镇上听说，你和校长吵架了。　　唉，真是山难改，性难移啊!　　你犟得过校长?怎么好不尊敬校长啊!”　　“不是我不尊敬他，是他无理。　　校长是一校之长，他应当讲道理，不可依势欺人，更不可趋炎附势!”　　徐向前心头火起，竹筒倒豆子似的，把在学校发生的事说了。　　老秀才在外边听说的，与儿子讲得差不多。　　他为人耿直不阿，看儿子在学校受了伤害，再也不指责了，只是默默地含着旱烟袋锅。　　徐向前原以为阎锡山是提倡“新思想”的，但在以他的字命名的“川至”中学里，却只能照本领读，不准说句别的话，这难道就是“民智”!　　徐向前的母亲、姐姐、妹妹都为他鸣不平。　　这个说：“你到底犯了什么事?”　　那个说：“要找学校说理去!”　　妻子和母亲劝他，向学校去赔个礼，请求复教。　　徐向前生成的犟脾气，他说：“我不知道自己得罪了人，赔什么礼?磕头作揖求个教书匠，我才不哩!”　　这一年，徐向前已经是22岁了。　　失业的痛苦，比失学还难受!　　这两次教书被辞退，给徐向前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到他80岁写的回忆录中，仍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述：“我在河边村川至中学附属小学任教两年。　　这期间，在我脑子里，打倒军阀，改造中国的愿望更加强烈了。　　教学中经常找机会向学生讲述一些历史故事和当今事件，引导孩子们认识中国，认识社会。　　像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南京条约、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北京、辛亥革命、巴黎和约等等事件，当时知道的不是很具体，大概还可以说得出。　　我觉察到，孩子们很愿意听。　　我讲的这些内容，不知怎么传到姓段的校长耳朵里。　　他郑重其事地出面干涉，我不服，同他争吵起来。　　我就问他为什么不许讲这些，他说不出理由来。　　没多久，我又被辞退了……”　　路又断了，他不知道往哪里走?这时候的徐向前，比两年前在太原第四小学被辞退时，思想上高出了一节。　　他开始觉悟到：人生的路，不光是为找到一个饭碗!　　蒋介石没看中的学生寒冬的天，北风呼啸，大雪纷飞。　　徐向前在太原城转了几天，工厂进不去，学校入不了门。　　每天在街头巷尾徘徊。　　军阀阎锡山统治下的太原城，无处容下这个倔强的青年。　　一天，徐向前听到在军队中做事的哥哥徐受谦说，国民革命军陆军军官学校在上海招生，有位姓郭的军官，愿意暗中保举些人去投考。　　徐向前虽然不了解那个军校，但听说是孙中山办的，约了几个同学，坐上火车奔了上海。　　他从小听老人说，江南有个大上海，高楼大厦，马路上跑汽车，热闹透了。　　人们常说，一生一世，若能到大上海看看，死了也甘心。　　徐向前来到上海，眼花缭乱，路不会走，商店门不敢进。　　徐向前没有熟人，没有亲戚。　　幸得一位同学认识个姓赵的老乡。　　这人在上海任教，同情青年人考军校，帮助他们报了名，又指导他们复习功课。　　4月中旬，徐向前在上海环龙路一号参加了初试。　　没想到，过不几天，通知来了，要他到广州参加复试，每人还发了5块钱。　　徐向前和一块参加考试的十几个同学，乘上了从上海开往广州的轮船。　　同学们一块说，一块笑，可又一块愁。　　怕复试题目太难，落了榜。　　有人说：“听说广州有‘卖猪仔’，复试不上，我们‘卖猪仔’去!”　　“卖猪仔”，是说到外国当劳工。　　徐向前不愿意把自己当“猪仔”卖，他希望复试有个好成绩，希望考取军校。
复试的考场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　　徐向前顺利地通过了复试。　　5月初，他踏上了广州以东40里的黄埔岛，成了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第一队的一名学生兵。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帮助下，为“建立革命军，以挽救中国的危亡”而创立的。　　孙中山委任蒋介石为校长，以黄埔岛上的旧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的旧址为校址。　　从此，这所军校就被人们称为“黄埔军校”。　　每个革命家，走上革命的路，都有自己的起点。　　徐向前考入黄埔军官学校，迈上了革命征程的第一步。　　他脱去长袍，换上了苏式黄军装，脚穿草鞋，腰扎皮带，头顶大盖帽，手握一支步枪。　　两年前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学校是个“准军人”，今天成了真正的军人。　　6月1日，天刚亮，军校正式举行开学典礼。　　四百七十多名学生，武装整齐，列队在黄埔岛码头，迎接孙中山大元帅。　　在军乐队的吹打声中，孙中山和宋庆龄乘坐“江固号”军舰，从广州城沿珠江来到黄埔岛。　　党代表廖仲恺，中央执行委员胡汉民、汪精卫、林森、张继，外交总长伍朝枢，大元帅府军政部长程潜，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湘军总司令谭延、滇军总司令杨希闵，西路讨贼总司令刘震寰，广州市党部执行委员孙科、吴铁城等党政军要人，个个衣冠楚楚，军服整齐，如参加国事大典一样，都来参加军校开学典礼。　　军校校长蒋介石，更是武装整齐，一派标准的军人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　　在军校大礼堂里，孙中山作了演说。　　他说：“中国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了结果，只有国民之年号，没有国民之事实……我们今天开这个学校，有什么希望呢?就是从今天起，把革命事业重新来创造。　　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　　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成立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将可以成功，如果没有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要失败。”　　他热情地宣传了俄国十月革命，严厉地痛斥了陈炯明之流的假革命。　　他说：“中国此刻是民穷财尽，一般都是谋生无路，那些人在没有得志之先，因为生计困难，受了家室之累，都是说要来革命，到了后来稍有得志，便将所服从的什么革命主义，都置之九霄云外，一概不理了。　　所以在二年之前，竟有号称革命同志的陈炯明将军，炮攻观音山，拆南方政府的台。”　　孙中山振臂向黄埔同学说：“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救国救民的事业!”　　他特别提出：一个革命军人要有舍身精神，要不怕死!　　徐向前在队伍中听讲，他虽然还不太理解孙中山这番话的深刻含意，但他很兴奋。　　孙中山有个外号叫“孙大炮”，他经常演讲。　　徐向前来广州城后，在一所学校听过他演说。　　孙中山的话，北方人听着吃力，广东人和一些南方人听了却津津有味。　　他的演讲空话少，事例和历史事实多。　　会场里时时响起热烈掌声。　　他讲了一个半小时，刚结束，场上就高呼：“总理万岁!”　　“国民党万岁!”　　徐向前和许多同学，第一次呼喊这样的口号，心里好奇怪!　　从小在乡下，老人们听到小孩子打喷嚏，叫一声“百岁!”　　戏台上称皇帝是“万岁”，这国民党怎么也称“万岁”呢?全体学员还集合到操场，行分列式。　　先向党旗、校旗和总理行三鞠躬礼，然后立正列队听宣读总理训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贺词。　　总理训词，白话文加文言文，让人似懂非懂，许多年后，徐向前才知道那训词是这样的：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先锋，夙夜匪解，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阅兵后，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乘舰离去。　　其他党政要人，继续在黄埔岛上活动。　　晚上，在操场上举行野宴。　　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广州市党部公宴黄埔军校教职员及全体学生；公宴酒席并不丰盛，学生们皆席地入坐，但政治气氛极浓。　　汪精卫祝酒致词，学生代表致答词，广州市党部执行委员孙科致词。　　校长蒋介石最后讲话。　　他说：“我等受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款待，不自今始。”　　他向学生说：“汝等今日所饮之酒，不啻饮血，”“切勿忘记”!　　他重复汪精卫的话说：“无兵即无党，无党即无国”，要求黄埔学生“必须以此身为本党作临阵之牺牲，方不负中央执行委员会、广州市党部诸同志之厚望”。　　蒋介石讲话中又领头高呼“国民党万岁!”　　黄埔军校，在革命的风雨中诞生，在战斗中成长。　　军校参加过平定商团的叛乱以后，徐向前所在的第一队学生军又全部返回黄埔岛上。　　已进入秋季了，学生军该换装了，不但军装没着落，甚至一日三餐都成了问题。　　军阀的手中有军队不愁没钱。　　他们每天灯红酒绿，孙中山和他的门徒们，却在忍饥、受冻中搞革命。　　张治中在《五百师生的艰苦创校》一文中记述着：“……当初我们在那小岛上面第一期学生五百人，都是各省各地的热血青年。　　然而是可怜得很……就是一天三餐的伙食，还是有了早上不知道晚上，有了今天不知明天……我们常常听到廖先生(即廖仲恺)同我们讲起筹款时种种困难的时候，他几乎落下泪来。　　他晓得本校明天的伙食就没有了，今天就得四出奔跑设法，一直到了下午八九点钟，还没有得着一个钱的时候，他只好跑到军阀的公馆里面去。　　这些军阀总是正靠在烟榻上抽大烟”，“等到军阀高兴了，他才提出某一个地方有一笔款子可以让他去收一收，只说有一个紧急的用途，始终不敢提到是为黄埔学生的伙食，然后，这班军阀才答应了廖先生，然后我们这五百个热血的革命青年，才不至于断炊……整个求学的期间，一方面要上课，一方面还要去打仗。　　所以在第一期学生受训的六个月中，就不知道出了多少事变。　　那些军阀及其走狗时时刻刻要想解决我们黄埔……除了黄埔小岛是我们的势力范围之外，其余四面都是敌人，没有哪一个军队哪一个军阀不是处心积虑来消灭我们黄埔的。”　　作为黄埔军校中一个小兵的徐向前，就在这所国民党最高的军事学府中，接受着战斗的洗礼与困苦的考验。　　军校住地，东临大海，南到虎门。　　抬头是林木葱葱的山，低头是望不到尽头的江和海。　　校舍不够，临时搭了些芦席棚，学生们睡的是吱吱响的竹子床。　　徐向前每天天不亮起床跑步。　　紧靠着珠江岸边的操场被潮水淹没了，还得在泥水中出操。　　军校训练文件中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皆可阅读”。　　徐向前开始读到了《苏联研究》、《各国革命史》、《帝国主义》以及一些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的书报。　　军事课中的四大教程，徐向前更是很有兴趣。　　《步兵操典》、《战术学》、《射击教范》、《野外勤务》、《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军制学》、《交通学》等等，他都认真钻研。　　学生兵不准吸烟，每月只发10个毫子的零用钱。　　徐向前在阜平县当学徒工时，夜里磨面瞌睡难忍，他那时叼起了小烟袋。　　后来烟瘾越来越大，来到黄埔军校，虽然上边规定学生不准抽烟，学校发的那几个零用钱，他除了偷偷买包烟抽，省下钱都买了书报。　　军校生活紧张、严格。
三分钟起床穿好衣服、打好绑腿；五分钟上完厕所；十分钟吃完饭。　　一些城镇长大的富家子弟，面对这样紧张的军事生活，受不了，有人哭起来，有人想退学了。　　徐向前从小吃的苦多，生活磨难使他的性格刚强起来。　　他还是那样：从早到晚少言语，只是默默听教官上课，认真习文练武。　　黄埔岛上小咬特别多，比一般的蚊虫小又飞得快，人在屋里屋外稍一静下，它就咬上了你，让你浑身难受。　　徐向前来到广东，一是话不懂，二是小咬咬得难忍。　　为了克服这两大困难，他每天抽空向当地人学广东话，到江边用海水洗脸和擦臂，不知是海水咸，还是渐渐习惯了，小咬的折磨、痛痒消失了。　　校长蒋介石更给徐向前留下了难忘的记忆：蒋介石兼任长洲要塞司令官。　　他住在要塞司令部里，又在黄埔军校设下办公室，每天上下午都到军校来。　　他身披一件拿破仑式的黑斗篷，进军校来，前边有副官开道，身后跟着四个护兵，威风凛凛，比大元帅孙中山不差几分。　　学生和军校教官路上遇到他，如果不立定敬礼，轻则受到训斥，重则要追究甚至给予处分。　　从5月5日军校新生入校，到6月15日正式开学，蒋介石向新生训话就达10次之多。　　他讲办军校的意义，讲他个人的历史，讲革命与做人，讲军队的纪律。　　他特别看重军规、军纪，把下级官兵给上级敬礼，当成军规中的大事。　　他曾经声色俱厉地说：“军人不敬礼，就是违犯军规!”　　他不吸烟，不准学生吸烟；他不喝酒，除了宴席，不准军校官兵饮酒。　　他还亲自听教官上课。　　有时，早晨起床号刚响，他就从长洲要塞司令部走来，闯进教官或学生宿舍巡视，如碰上睡懒觉的人，必严加责问。　　他若在军校吃饭，亲自去餐厅与教官同桌。　　教官们必等他动筷子，才端起碗不声不响快快进食。　　所有这些，都是蒋介石从日本军事教育中学来的。　　军校学员，有从外国留学归来的留学生，有大学毕业、中学毕业，也有保送入校文化并不高的党团骨干。　　还有不少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　　不少的人是有后台和靠山的，徐向前却是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的普通一兵。　　他既不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更不是共产党员，开学时才和军校同学集体加入了国民党。　　因此，尽管他学习努力、参加广州的平叛很勇敢，可是并没引起上级多少注意。　　蒋介石每月都找些学生谈话，从学生中发现了不少人才，就是没发现徐向前这个帅才。　　蒋介石开始不愿意做军校校长，他一心想抓好枪杆子。　　后来他悟出治军要先治校的道理，对孙中山办好黄埔军校的要求也心领神会。　　因此，他对黄埔军校的教学、训练都抓得很紧。　　他每周都找十几个学生谈话。　　一次蒋介石和徐向前的谈话，是这样的没趣和尴尬：那是一个闷热的中午。　　校长蒋介石又开始找学生个别谈话了。　　徐向前和几位同学武装整齐，排队站在校长办公室门外。　　一个个进去出来，出来进去。　　都是头上流汗，衣服透湿。　　有的是喜笑颜开满面春风，有的是紧张得满面通红。　　轮到徐向前进去了，心里不免也有点发慌，他真不知道见了这个令人害怕的校长说什么。　　蒋介石坐在办公桌后，边看文件边接见学生。　　他看都没看清徐向前是什么模样，照例拉着长调问道：“你叫什么名?”　　徐向前答：“徐象谦。”　　原名象谦，1930年在大别山才改为徐向前。　　又问：“什么地方人?”　　答：“山西五台县。”　　再问：“在家做过什么?”
答：“当过教员。”　　蒋介石睁大眼睛，瞅瞅面前这个瘦弱的学生；学生规规矩矩立正站着。　　他们好像从不认识似的。　　一问一答，机械没趣。　　受过日本士官学校训练的蒋介石，俨然像个法官；平时少言寡语见到大人物更腼腆的徐向前，不会多吐露半句令长官高兴的话。　　谈话草草结束，徐向前没给蒋介石留下个好印象。　　蒋介石怎么都不会料到，就是这个沉默寡言的学生，五年后，跃然成了共产党三大主力红军之一的总指挥；更想不到，他会成为新中国的元帅!第二章  败走中原之后又投入党的怀抱(1)　　误入异军　　1925年8月，广州正是炎热的夏季，徐向前和白龙亭、孔兆林几位山西老乡，别了黄埔岛，别了军校，别了战友和同学，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一年以前他们从上海乘轮船刚到广州，一切都陌生。　　人生地不熟，言语不通，还有一年四季的小蚊子咬人，几乎把他们这些北方佬吓跑。　　征战中的枪炮声，改变不了他们的习惯，只是仍愿走向北方。　　今天要离开，却又依依不舍。　　广州是革命军的发源地，是他们走向革命的起点。　　徐向前和几位老乡，要求去河南国民二军工作。　　校长蒋介石亲自召见了他们，他照例先问被召见人的姓名、年龄、哪里人，问他们去国民二军工作怎么想的。　　徐向前话不多，别人回答如流，使蒋介石绽开笑脸。　　他说，你们都是我最好的学生，我是舍不得你们走的。　　你们既然愿意去那儿，那也很好嘛。　　要多为黄埔军校送来好学生……徐向前他们要求去国民二军，正中蒋介石的下怀。　　孙中山逝世以后，他已把自己封为“大元帅”了，正想插手冯玉祥的部队。　　“蒋介石历来是注意抓军权的。　　他野心勃勃，不仅要控制黄埔和国民革命军，还想‘改造’冯玉祥部……我们当时识别不出来。　　批准我们去北方工作，心里是高兴的。”　　在直奉战争中，直系将领冯玉祥倒戈发动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的北京政府后，与胡景翼将他们手下的部队改称为国民军一、二、三军。　　冯玉祥任总司令兼一军军长。　　胡景翼任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不久胡景翼病死，军长由岳维峻接任。　　孙岳任副司令兼三军军长。　　国民二军驻在河南安阳，军部的头头们，得知徐向前等是从黄埔军校来的，十分欢迎。　　徐向前当即被分配到第六混成旅教导营任教官，其他同学也分配下去。　　从此几个老乡就分手了。　　特别必要写一笔的是，徐向前到混成旅的第三天，军长岳维峻视察来了。　　这位新从二师师长提升的军座，春风得意，官气十足，护兵8名。　　他正在大规模地扩充军队，不到半年，号称有20万人。　　徐向前这“小人物”不得接近他，只是远远向他敬个礼。　　岳维峻还礼时手都没举过肩，就放下去了。　　这位军长，根本没把来自黄埔的小教官放在记忆里。　　谁料六年以后，在大别山区，竟然发生了这么一次会晤：……两名红军战士，押解着刚从双桥镇战役捉住的白军师长。　　他虽然在逃跑时换了身士兵衣服，却难掩盖他那身为长官的肥头大耳。　　他已经被他的部下供认：他就是34师师长岳维峻。　　他蹲在一座小茅草屋里，口口声声要见最高指挥官。　　一位红军的指挥员，来到了他的面前，问道：“岳师长，你还认识我吗?”　　岳维峻抬头看看那人，默默过了一会，有气无力地说：“不……不认识。”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哩。”　　那位红军指挥员微笑说。　　“五年前，你在国民二军当军长，属下有个第六混成旅，是吧?”　　“是的。”　　“我在第六混成旅当过参谋哩。”　　岳维峻这才明白过来：原来这位红军指挥员正是徐向前。　　忙说：“请多关照，多多关照。”　　“你对我们红军的战术有何见解?”　　“战败之人，惭愧!　　惭愧……”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战场上，将帅之间，常常是今天枪林弹雨，你死我活地拼搏，明天，又可能面对面坐下来谈判；更有甚者，不打不成交，交战之后，成了朋友。　　徐向前和岳维峻，却不是那种关系。　五年前，岳维峻是打着“革命”旗帜的军阀。　　这次徐向前踏进国民二军军营，不多久就感觉异常。　　这个军营和黄埔岛上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黄埔军校同志友爱，歌声、笑语；这儿死气沉沉，随时都听到叫骂声；黄埔岛不准抽烟，这儿军官和士兵，整天埋在烟雾中，醉在饭桌旁、宿舍里。　　夜晚，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嘻嘻笑笑钻进军官们的住房。　　徐向前的职务是教官，教导营却没有他的训练课目。　　军队没有固定的军饷，靠各营连自己筹钱。　　军官吃空额，小兵抢老百姓的东西。　　表面上这个国民二军打着青天白日旗帜，号称革命军，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北洋军阀部队的习气、作风根本未变。　　恰巧，第六混成旅旅长弓福魁，是个山西人。　　老乡见老乡，不亲也是亲。　　加之那位弓旅长讲义气，对徐向前这位黄埔出来的老乡，倒也有几分尊敬。　　不久，徐向前被调为旅部参谋；之后，又升任为第二团团副。　　徐向前开始挺高兴，谁想团副这个职务，有名无实，没有指挥权，不参不谋，等于吃闲饭的。　　徐向前身临其境，心里渐渐不安起来。　　他不愿意回到南方去，受那小咬的折磨，又觉得这样下去，在军阀部队混日子会耽误了自己的前程。　　他从小受的是正正派派做人的家庭教育；黄埔军校生活一年多，更是把“革命”二字灌注在心。　　他总觉得这个国民二军不是久留之地。　　闲得无事，又想到临离别黄埔军校时蒋校长的话：要多为黄埔军校招生。　　一天他到安阳中学去，和教员罗任一相识了。　　这位日本留学生、共产党员，交结上徐向前这位来自黄埔的人，也很高兴。　　二人一见如故。　　先是在学校交谈，尔后罗任一又请徐向前去他家里。　　“五卅”运动的群众大会，徐向前又去听上海来的青年学生演说。　　苦闷中，他找到了欢乐。　　他时时不忘记校长蒋介石交给的任务，还到六河沟煤矿工人中去，慢慢熟悉了工人，结识了一些有志青年。　　于是就向他们宣传黄埔军校，宣传三民主义，宣传国民革命的道理。　　三个多月内，徐向前、罗任一等人，先后动员和介绍了十几名青年去了广东，投考黄埔军校。　　“那时的军阀部队时兴易旗。　　把北洋军阀政府的五色旗换成国民革命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再改一改番号，就成了革命军了。　　实际上是有名无实，换汤不换药。　　我在第六混成旅，看到的是些腐败现象。　　军队没有固定的军饷，靠各显‘神通’，捞外块。　　贪污、吃空名字、抢老百姓的东西、糟蹋妇女的现象，司空见惯。　　与黄埔学生的精神，不可同日而语。　　在安阳，我除了从事军事工作外，还常到驻地附近的安阳中学去活动，同六河沟煤矿的工人也有接触。　　宣传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打倒军阀列强，搞点军事训练，并陆续介绍了几十名青年学生去广东投考黄埔军校。　　后来我在东江搞游击战争，遇到位姓郭的营长，就是这批人中的一个。　　”军阀争雄此起彼伏。　　1925年10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联合被推翻的吴佩孚向冯玉祥进攻。　　浙江督办孙传芳发动五省联军讨伐张作霖，并和冯玉祥约定：徐州以南由孙部攻打；徐州以北由冯玉祥攻打。　　这样，冯玉祥的国民二军就开始了北上。　　徐向前跟随着这支队伍，从河南到鲁西，到济宁、泰安。　　二军军长岳维峻不自量力，又兵分两路北进征战山东和山西。　　不到半年的光景，国民二军彻底失败了，部队失去指挥，四散溃逃……到了河北平原，徐向前所在的队伍剩下已无几个人，他和几位山西老乡，化装成老百姓，跑回了五台县。
惨痛的失败，更使他猛醒：宁肯回家种地、教书，再不能做军阀混战的工具了。　　寒冷的冬夜，五台县境内的滹沱河已结了冰。　　永安村的人家都正入睡。　　徐向前一身便装潜进村口，摸到家门。　　他从考黄埔军校离家至今已快两年。　　两年中他只给父母写过两封信，也不知为什么只收到过一次回信。　　那信上说父母都还好，只是妻子朱香蝉病死，留下一岁多的小女儿松枝，靠爷爷奶奶抚养。　　那座被村里人称为“楼院徐家”的大门，被这个游子小心翼翼推开。　　老母亲一见儿子，突然放声哭泣：“我的儿子，你可回来了!”　　“大大(父亲)呢?”　　徐向前问母亲。　　“又出门教书去了。　　连年歉收，几口人要吃要喝，全靠你大大呀!”　　母亲擦去惊喜的泪花，忙净手烧香拜佛，口念“阿弥陀佛”。　　这些年，老人为了儿子的安稳，不知道烧了多少香，念了多少经啊!　　离去已经两年多，家还是这个家，人已经变化了不少，年迈的母亲头发又白了许多，年轻的妻子已经不在人间。　　徐向前走到东屋小女儿床边，摸摸那小脸、小手。　　这小生命，从降生至今没见过爸爸，妈妈病死时，她不满周岁，是在奶奶苦心哺育下活着的呀。　　徐向前不禁一阵心酸。　　往后的路怎么走呢?……山西的地盘，是阎锡山的。　　这个土皇帝，不许可任何军队进山西。　　他更反对冯玉祥进来。　　徐向前在家躲藏了几天，白天不敢露面，只是在天黑才跑出去，打听几位一块跑回家乡的老乡的情况。　　有位老乡原在国民二军当军需官，死里逃生，已吓得大病不起，躺在床上哼哼呀呀。　　徐向前又跑到附近村庄，找另外几个逃回来的老乡，不是见不到面，就是有的死也不愿意再出去从军了。　　母亲托人把在外村教书的父亲找回来。　　老秀才见了徐向前，老话一句：“往后就在家找个学校教书吧!”　　徐向前说：“不，我还要走。”　　“去哪里?”　　“……”　　徐向前说不出来。　　“还是教书人好过呀!”　　老人又说他的老理。　　说什么教书人虽然不发财，但也风不打头，雨不打脸。　　自己不留名，若能教出一些好学生，他们以后会成为国家的栋梁。　　徐向前也不反驳老人的话，一边听，心里在作着各种打算。　　他还在十几天前，从报纸上看到，北伐军要从广东出发了。　　如今又怎么样呢?想来想去，想不出个头绪。　　山西人常说，后悔的药比醋酸。　　这一年多，他尝尽了酸甜苦辣，心里后悔莫及。　　想当初，真不该轻易地离别黄埔军校。　　冬夜催人眠，他却整夜不能成眠。　　院外不时传来几声狗叫。　　只见母亲在小阁楼里点着长明灯。　　不用说，老人又是不断香火，求神拜菩萨。　　可怜的老人，她这一生，不知道花了多少香火钱，换取的又是什么?在黄埔军校，徐向前接触了几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同一个队的蒋先云，给他的影响最深。　　他告诉过自己：人生要有个目标，要为进步事业奋斗，也要为个人的前程奋斗。　　这位湖南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高才生，文才、口才、人品都是好样的。　　他还是毛泽东亲自介绍加入的中国共产党。　　黄埔军校是徐向前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蒋先云是他身边最亲近的人。　　在这危难的时刻，徐向前想到黄埔军校，想到蒋先云，他决心离家而去，回广东，重返黄埔军校。　　他在家住了几天，为了打听北伐革命军的情况，先到了天津。
然后，又奔向上海。　　在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大本营，他打听到了真实的消息：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攻占了武汉。　　黄埔军校也到武汉了。　　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不做跨党分子1926年11月底，徐向前从上海乘船来到武汉。　　晚上下船，码头、街道到处是暗洞洞的，什么景也看不清。　　他在汉口码头附近一个小旅馆住下。　　第二天一早起身外出，顿时感到像步入一个新世界。　　到处贴着“打倒列强除军阀”、“革命万岁”的标语。　　行进在马路上的像是一群工人，高唱着：“打倒列强，打倒列强”、“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的战歌。　　这歌声，是那么的悦耳。　　徐向前自一年多前离开广州，离开黄埔军校，再也没听见过这样的歌声了。　　他早饭都顾不得吃，又步行奔武昌。　　听说，那里有北伐军部队。　　他一路走一路看，过了汉江，进入武昌。　　又是一幅令人鼓舞的景象：标语满目，群众游行，歌声震天。　　像两年前第一次进广州那样，让人兴奋。　　徐向前经过半天的奔走、寻问，终于找到了学兵团，找到了正在筹建中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　　在这里，徐向前见到了黄埔军校同学。　　在这里，徐向前见到了他日夜想念的蒋先云。　　徐向前离开黄埔军校之前，在东征中已经是排长。　　在国民二军又当过教官、团副，这次归队，便做了学兵团的一名指导员。　　不久他又被任命为武汉军校总队政治大队第一队少校队长。　　军校设在武昌长街著名的西湖书院。　　军校在武汉三镇名声很响，几乎人人皆知。　　当时有“第二黄埔”之称，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兼任校长，教育长张治中，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政治总教官恽代英。　　它是黄埔军校四个分校中最出名的一所学校。　　男生986人，女生195人。　　一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这里学习和工作。　　恽代英、陈毅、施存统等先后来到这里工作或学习。　　1927年2月22日正式开学。　　这所军校，继承着黄埔军校的传统，为中国革命培养着新人。　　后来和徐向前结成伴侣的黄杰，就是女生队的入伍生。　　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女英雄的赵一曼等等，都是女生队的学员。　　徐向前既是队长，又做教员。　　他经过近一年的风风雨雨，从国民二军军阀习气浓厚的军中滚爬出来，回到革命军校，又唱起了“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的黄埔校歌。　　他从曲折的路上走回，从苦闷、忧心忡忡的生活中，回到欢乐的大家庭。　　心情愉快话语也多了。　　一些山西的老乡，黄埔军校的好友，经常找上门来。　　共产党员李楚白，是徐向前队里的司务长。　　大家凑在一块儿，该开饭了，李楚白就要去办菜、打酒。　　徐向前觉得不妥，革命军中的规矩：当官的不得多吃多占，就提出：“还是下饭馆去吧。”　　徐向前当队长，薪水比别人多，大家齐声叫着：“好啊，当队长的请客!”　　“那还用说嘛。”　　徐向前一笑。　　“好嘛，好嘛，我请客!”　　人人都说山西人小气。　　阎锡山的名言：“一块钱要当十块花”。　　徐向前却不是那种抠门的人。　　从军几年，他虽然不大手大脚乱花钱，生活俭朴，可是和老熟人相聚，心里高兴，倒很慷慨。　　谁知，一次两次请吃下来，似乎成了习惯，大家凑到一块就抓徐向前这大头。　　其实，大伙也不是诚心要敲徐向前竹杠来解馋，老乡聚在一块，总是借吃饭，想说说心里话。
　革命的大事，个人的前途，三民主义、共产主义、俄国革命、军阀混战都是谈论的话题。　　青年人好强，有时说着说着争论起来，借着酒性发难。　　面红耳赤过去之后，又笑声四起。　　徐向前开始多是听他们争论，很少支持哪一种观点。　　一天，有位同事把话题转向他问：“现在许多人加入了CP(即共产党)，你呢?”　　徐向前说：“我们是军人嘛，不要参加那些政治派别。”　　“想躲开吗?不成!　　我们入黄埔第一堂课就入党了!　　你不记得了?”　　“记得哩，第一次上课每人都填表加入国民党嘛。”　　“是嘛。　　现在很多人都跨党呀，”有人说，“别那么清高了，还是加入CP吧!”　　徐向前不做声。　　他觉得已经加入了一个党，就不该再加入另一个党，国民党员，就应该为三民主义奋斗终生。　　他郑重其事地说：“我不做跨党分子。”　　他这话，立即引起热烈争论。　　有的说，三民主义不如共产主义，列举出许多道理和现实；有的反驳，徐向前是激烈反对的一个人。　　这顿饭，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过不几天，他们这伙年轻人、老乡、老朋友，又聚会了。　　还是徐队长请客，还是海阔天空谈论。　　在此之前的好几年，徐向前从个人谋生没有目标的一个青年，走向要救国救民的道路。　　考入黄埔军校后，第一次上课虽然集体填表加入国民党，但是到底走什么样的道路，中国向何处去，他蒙不清。　　他曾热心研究三民主义，这次来到武昌，接触了一些共产党员之后，又开始探索共产主义。　　他不愿意盲从，爱好独立思考。　　不懂的问题，从书报上找答案。　　这也许是从小在秀才门户里养成的。　　白天工作忙，坐不下来，夜晚他抽空读书，研读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李达的《通俗资本论》以及一些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瞿秋白、鲁迅的文章，也都找来放在床头上。　　武汉军校军事生活、训练课目还没走上正轨。　　学生又多是新近入伍，故以政治教育为主。　　徐向前觉得，军人作风的养成，必须从严、从难训练。　　他经过东征，又目睹国民二军在河北的失败，认定军队的战斗力和严明的军纪、耐劳吃苦的精神分不开。　　军人平时作风松松垮垮，战时定会散沙一盘；军人平时怕苦怕累，更难以忍受艰苦的战争环境。　　他按照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方法教练，要求学生不抽烟、不饮酒、不贪睡，起床洗脸集合十分钟，吃饭十分钟。　　天气炎热地面上火烫，他还率领学生走正步。　　有人晕倒，他挥挥手让人抬出操场，继续领着操练。　　严格的军事生活，令个别人难以支持。　　有人闹病，有人讲怪话，骂徐向前是“玩命的山西佬”。　　蒋介石对军校抓得很紧。　　过新年，1月9日，他从南昌来到武汉。　　这位靠黄埔起家的北伐军总司令，出席了国民政府组织的群众欢迎大会，就到两湖书院视察军校。　　学校师生很高兴，特别是徐向前这样的“老黄埔”，对老校长都怀着敬意与怀念。　　这次，蒋介石向大家讲话时，除了摆自己北伐战争的功劳，就是说了一通温情肉麻的话。　　他说当年他去日本留学时，妈妈如何日夜想念他。　　说：“本人对你们是慈母一样的心情啊!　　也就像我妈妈对我一样。”　　有些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也有人不是那样。　　“我们当时很反感。　　会后，议论说，你这蒋校长，讲这些东西干什么哟!　　这件事说明，蒋介石有笼络人心的手段，同时又说明，底下对他并不那么相信。
蒋介石到军校来过两次，没有达到控制军校的目的，以后就不来了。　　他在南京另开门面，也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实际上不再承认武汉军校。　　这样更好，便于军校进步力量放开手脚，开展工作。”　　武汉军校继承着黄埔军校传统，训练、教育、军事生活都很紧张。　　徐向前要操心学员，外差勤务又多，要常出去参加集会、宣传活动。　　从早到晚，做队长的不得休闲。　　只有到星期五、六晚上，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各自开会去了，徐向前才得清闲一些。　　究竟是三民主义好，还是共产主义好，这是徐向前日想夜思的大问题。　　以前在黄埔军校对共产主义有印象，但理解不深，也没认真思考过，耳闻目睹军阀混战，国民党腐败等现象，使他不得不想。　　常来常往的一些共产党员，给了他很大的启示和帮助。　　他们大都是黄埔同学或山西老乡，又是活跃分子，如樊炳星、杨德魁、吴展、李楚白、贺昌、程子华等常在一起聚谈。　　人人都谈理想，谈志向，谈对人生和时局的看法，谈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别，兴致所至，各抒己见。　　使徐向前原来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一些认识，逐步得到了升华。　　徐向前的思想发生了飞跃。　　经过两年的曲折经历，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谁是真正的革命党?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这要他作出回答，作出决定。　　他看到不少人，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他不愿做“跨党分子”，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　　如今目睹军阀混战、百姓受难、国民党腐败，他认识到国民党不如共产党，三民主义不如共产主义。　　1927年3月，正当国民党右派反共活动猖獗，国共合作面临破裂的严重形势，徐向前在武汉经共产党员樊炳星、杨德魁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他加入共产党时，已有种种迹象表明：国共两党可能分裂。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工人纠察队被缴械，大批共产党员被搜捕，被屠杀……武汉三镇为之震动。　　武汉军校宣布改组，撤销了蒋介石的校长职务。　　一天，徐向前听说国民党的首脑人物汪精卫到了武汉。　　汪精卫、廖仲恺、蒋介石，是孙中山讲过的“三杰”。　　1925年徐向前在黄埔军校参加东征，听说廖仲恺在广州被暗杀身亡，当时他和黄埔同学，无不悲痛流泪。　　如今这“三杰”之中剩下的“一杰”，会怎么样呢?他忽然看见《中央副刊》上登出了汪精卫的题词：“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滚开去”。　　三年前，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学典礼大会上，徐向前见过汪精卫。　　那时台下人都把目光投在孙中山大元帅身上，对汪精卫并没留下多深印象，如果说有一点印象，那就是大家都觉得汪精卫是风流男子，颇像个白面书生。　　没想到，蒋介石叛变，这个“书生”、“风流男子”会这么英雄!　　倒使徐向前和一些人刮目相看了。　　局势到底会如何发展，武汉政府为“迁都南昌”的问题，和蒋介石已经闹了一场，往后又会怎么样呢?武汉的汪精卫和在南京的蒋介石，终于公开决裂了。　　一天，武汉各界在武昌的阅马场，举行讨蒋大会。　　政界要人、军中头目坐满会场。　　徐向前率武汉军校部分学生，参加大会，维持会场秩序。　　全场掌声热烈，发出呼叫。　　许多人把领导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　　汪精卫“不负众望”，登台讲话，慷慨激昂，大骂蒋介石背叛革命，是“独裁”，是“拥兵自重”，是“把黄埔学生当私人工具”的校长。　　他声声讨逆，人心大快。
武汉军校宣布改组后，改为校委员会制度。　　由谭延、邓演达、恽代英三人为常务委员。　　邓演达向全校宣布：“蒋介石在南京背叛了革命，破坏了团结，搞专制独裁，所以把他的职务撤了!”　　“中国革命运动，照现在的形势看来，将分成两条道路，一条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一条是资产阶级的革命道路。”　　这些话，深深印在徐向前和广大学生心底。　　武汉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了。　　蒋介石在各地继续反共、“清党”；原武汉国民政府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反叛后，联合四川军阀杨森进攻武汉。　　为了保卫武汉政府，惩伐叛军，武汉军校、南湖学兵团和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师生，紧急编成“中央独立师”，在叶挺统一指挥下，星夜从武汉出师了。　　徐向前率领学生军又踏上了征战的道路。　　这是他生平第四次参加征战。　　他手下的学生兵，大多是入伍不久的新兵，只是班排长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很多。　　战士们经过几个月的严格训练，也都表现出勇往直前的精神。　　徐向前本人，已经是身经多战的指挥官了，他对行军、宿营、侦察都有了一套经验。　　他按黄埔军东征的做法，路上领着队伍不断高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的战歌，不踏禾苗，不坏田产；每到宿营地，不扰民、不拉夫，买东西给钱，借东西送还。　　黄埔军校东征时周恩来倡导的政治工作，徐向前在实战中进一步予以发扬。　　白天行军，他给大家讲革命理想，讲战术动作。　　学员们像野外演习一样，欢快地走了一程又走一程。　　5月16日，徐向前所率的学生军参战，在桃花镇将川军一部击溃。　　接着乘胜追击，又在紫阳、汀泗桥、通海口一线和川军第九师接上火。　　杨森的那支队伍，打仗稀松，跑起来挺快，外号“川老鼠”。　　徐向前队中一名四川学生，在川军第九师当过兵，颇了解那支队伍的底细和战术，徐向前就让那位四川学生跟在身旁当“参谋”，抓住战机，猛追穷打。　　徐向前手下的学生军，首次参战，连战皆捷。　　战报传来，叶挺的二十四师在郎坊一带，把叛军夏斗寅部队打垮。　　武汉政府又提出愿与叛军议和，保卫武汉的战事遂告结束。　　军校学生又回到武昌。　　这里一切一切都不平静。　　传说多，议论多。　　有人说，汪精卫武汉政府将“讨蒋”东征；有人说，汪精卫和蒋介石要和好；还有人说，共产党内发生了改组……前途如何?战事如何?徐向前日思夜虑。　　不管发生什么事，他决心跟共产党走，革命到底，像党章上写的：“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流尽最后一滴血”!　　5月底的一天。　　徐向前接到共产党组织的一个通知：速去参加开会。　　他怀着新奇的心情，走进蛇山西粮道街一个会场，只见周恩来正端坐在主席台上。　　他还是那么雄姿焕发，只是没穿军服。　　两年前在黄埔岛和在东征路上，徐向前多次见到这位军校政治部主任。　　他潇洒的风度、雄辩的口才，给徐向前留下难忘的印象。　　可是，今天的周恩来，态度十分严肃，他目光审视全场，在施存统讲话后，作了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　　他讲了上海发生的“四?一二”事件，讲了湖南长沙发生的“马日”事件，还讲到武汉当前的形势，夏斗寅叛军的情况。　　要求同志们认清大局，坚定信念。　　这一天，是徐向前加入共产党后，参加的第一次党的会议。　　当时他只知道在武汉军校内，有共产党的委员会，书记是陈毅；后来才知道，周恩来是5月下旬从上海秘密转到武汉的。　　徐向前这次和周恩来相见，虽是在人数众多的集会上，又是一个台上和一个台下，但他们心是相近的，使徐向前终生难忘。
这是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第一次聆听周恩来的报告。　　山雨欲来风满楼，徐向前意识到：一场严重的考验又到来了!　　纸条写着“找毛泽东”1927年，对徐向前说来，是他经历中极不平凡的年代。　　从上海到长沙，大批共产党员遭到逮捕、屠杀。　　武汉的汪精卫政府暗中与国民党右派勾结。　　国共分裂的局面已不可扭转。　　黑暗代替了光明，革命的共产党员，成了被绞杀的囚徒。　　武汉三镇，处在风声鹤唳之中。　　许多共产党员、革命分子得到党的指示，纷纷从武汉撤走。　　一些动摇分子，消沉观望着，有的逃走了。　　“武汉的形势也日趋紧张。　　以汪精卫为首脑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正在积极‘限共’，为下一步反共制造舆论。　　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助长了右派势力，使我党在敌人进攻面前束手无策，步步退让，解除了武装……”　　“……六七月间，汪精卫与蒋介石的勾结愈来愈露骨，愈紧密。　　为保存革命力量，应付突然事变，党组织决定派一部分党员去张发奎的二方面军工作。　　在此之前，组织上已将我调出武汉军校，等待分配。　　等了近一个月，党组织才通知我和一个姓杨的(我俩不认识，谁也不知谁的身份)去张发奎的指挥部工作，我任上尉参谋。　　临行前，党的地下‘交通’给了我张纸条，上面写着‘找毛泽东’……”　　事情就是这么突然，这么叫人不解。　　毛泽东，这个响亮的名字，在广州，在武汉政界和军界中，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徐向前可从来没见过他，不认识。　　还在广东黄埔军校时，开始，他虽是普通一兵，却很快就知道了两位共产党人，一个是萧楚女，正在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一个是毛泽东，国民党宣传部长，《政治周报》主编。　　徐向前和同学们开头对萧楚女印象深，原因他既是政治教官，又有一个特别令年轻人好奇的名字。　　后来，读书看报，谈论革命，对毛泽东的印象越来越深。　　1926年春天，徐向前听人说，农民运动讲习所有来自山西的学生。　　他想会会老乡，便跑到那里去找，老乡没找到，却听说大名鼎鼎的毛泽东在那里办学讲课。　　当然，他不会认识，不会去见他。　　没想到，一年以后要他去找毛泽东呢。　　徐向前揣着“交通”给的那纸条，不时拿出，翻来覆去看那四个字，就是没有地址。　　徐向前作了难，到哪儿去找这个毛泽东呀?是“交通”的粗心大意，还是来不及说明白毛泽东的地址?徐向前对这张小纸条，揣摸了几个白天和夜晚。　　这时，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正驻扎在九江。　　听说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一向与共产党人交好，兴许到了九江，会知道毛泽东的下落。　　徐向前从武汉乘船，顺流而下，到了九江二方面军司令部。　　张发奎果然不反共，任命徐向前为司令部参谋。　　徐向前找到黄埔的几位老同学，从旁暗暗打听着毛泽东这个人。　　老同学当然都晓得毛泽东的大名，可是，谁也说不出毛泽东的下落。　　徐向前摸不清张发奎到底政治态度如何，又是他手下的一名小参谋人员，不敢贸然打听毛泽东。　　他每天细心读报，想通过报纸了解国民党、共产党的活动，找到毛泽东。　　参谋随司令部长官转，徐向前新到职，不知是对他不信任，还是没人过问他的工作，他每天吃饱饭屋里屋外走走，不参不谋。　　司令部好像没有他的事。　　他从报纸上、从长官们谈话中，得到一些消息：——汪精卫、谭延、孙科到了郑州，与冯玉祥谈判……——蒋介石在徐州与冯玉祥会谈……——冯、蒋会谈的结果：蒋介石允诺每月拨军费二百万元给冯玉祥……——冯玉祥致电武汉政府，并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驻武汉的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部公开指责共产主义……——7月15日，汪精卫武汉国民党中央政府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分裂……政局一派混乱。
报纸上登的事，真假难分。　　徐向前作为一个低层军官，他对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的联合斗争，并不放在心上。　　对汪精卫公开与共产党决裂，却感到吃惊。　　前几个月，当蒋介石公开“清党”反共时，汪精卫说得多么漂亮啊!　　他说：“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汪精卫曾发电骂他：“丧心病狂，自绝于党”。　　汪精卫这个孙中山的“忠实学生”和秘书，这个孙中山称赞的“三杰”之一，和蒋介石一类!　　他公开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倒行逆施，使徐向前第一次认识到，孙中山的“忠实门徒”们，竟是这样的嘴脸啊!　　炎热的九江，闷得人坐卧不安。　　二方面军总司令部里，却和往常一样平静。　　7月29日一早，总司令张发奎从九江坐上轿子，上了庐山。　　司令部的军官私下猜测，张老总准不是上山避暑去的，因为他的太太没去。　　徐向前当时只知张发奎上山去了，并不知道内情。　　许多年以后，才从史书中看到，就在这天，汪精卫和唐生智、张发奎在庐山别墅密谋，要坚决消灭武汉政府中一切共产党人和倾向共产党的军官和士兵。　　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在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二方面军司令部，一片惊恐和混乱。　　军官们你看我，我看你，几乎突然哑巴了。　　徐向前心里却半信半疑，又喜又忧。　　喜的是，这些天来不论从报上还是人们的谈论中，很少看到共产党的活动，南昌突发兵变，又是周恩来为首，说明共产党有了动作；忧的是，这样一来，二方面军中的部队会怎么样行动呢?张发奎会站在哪一边?徐向前知道，原属二方面军驻南昌和九江一线的部队，都是不久以前为“东征讨蒋”移过来的。　　当蒋介石反共开始，张发奎和汪精卫一样，都是声讨“蒋逆”。　　如今事态发生突变，又会怎么样呢?……他的脑袋里，出现了一连串的问号。　　总司令部门前加了岗，对出入的人盘查加紧。　　徐向前本是新来的，卫兵们都还不认识他这位上尉参谋。　　他没事可做，又不得随便进出作战值班室，白天在外边转转，晚上回到军官宿舍。　　一个人闷闷抽烟。　　他的烟瘾随着这几年奔走加大，一支接一支抽。　　徐向前正忧心忡忡，不知所措，突然传来紧急集合的命令。　　军官们在会议厅等了许久，谁都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　　张发奎带着四名护兵进来了。　　他没落座，目光扫向全场，声音不高也不低：“南昌发生的事变，大家都知道了。　　本人今晚只宣布一件事：“CP分子，三天内保护，三天后不再负责!”　　说罢走出会议厅。　　会议厅很安静。　　军官们表面上没有多少反应，大家纷纷走出。　　实际上，许多人心中并不平静。　　二方面军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倾向革命的左派分子也多，此时一些没暴露政治面目的人，都在暗中盘算。　　徐向前回到宿舍，一声不响，又是一支接一支抽烟。　　现在他完全明白了张发奎的态度。　　这个几天前还讲“保证不反共”的“革命将领”，向共产党人下最后通牒了。　　虽然张发奎不会知道他军中有多少共产党人，但他知道会有。　　他采取这种下“逐客令”的办法，既可请客人自己离去不伤体面，又可达到“清党”的目的。　　同屋的一位胖胖的上尉军官，可能看出了徐向前的不安，说道：“老兄想什么事?抽那么多烟!
　睡吧，睡吧!”　　“老弟，眼下这局势，你还睡得着。”　　徐向前说。　　“你不愁呀?”　　“愁?我愁个屁!”　　那上尉说，“什么CP不CP，管它呢。　　吃粮当兵，不上火线活人一个，上了火线，说不定死活!　　睡觉，睡觉。　　我看你也不会是CP分子吧!”　　徐向前不语。　　他不知这位是说真话，还是假话，从来这里以后，他们彼此没交谈过党派的事。　　谁都不知谁的身份。　　“如今的官场，谁也猜不透谁哟，”那上尉叹口气，躺倒说：“今天红，明天白，今天叫同志，明天是逆贼!　　……”　　第二天一早，徐向前离开了九江。　　他化装成一个小买卖人，身着一件白衬衫、蓝布裤，手提藤条箱，一顶草帽盖头，坐在九江开往武汉的船上。　　他至今保存着党的“交通”给的那张纸条，决心去武汉找毛泽东，找那个“交通”。　　船顺江而下，四等舱里乱哄哄的，找不到坐席、找不到安身处的一些人，挤来蹭去。　　徐向前怕被熟人认出，他坐在一个角落里，头上顶着大草帽。　　舱里闷热难忍，臭酸气刺鼻。　　他忽然感到，他这个军官变成了逃犯!　　逃到哪里去呢?一路倒平安，没遇上麻烦事。　　徐向前登上了汉口码头。　　然后乘渡船，上岸后一路步行奔两湖书院方向。　　那里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旧址，就是在那里，徐向前第一次见到中国共产党党章，他接受考查，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然而，他一登上码头，心里就凉了。　　武汉，不再是从前一派革命的样子，江汉关边的革命标语刷掉了，龟山上曾经竖立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铁标语塔已看不见。　　大街上，再看不见革命军人的行迹和雄赳赳的工人纠察队。　　徐向前在武昌找了个小客栈住下。　　他不敢贸然去两湖书院，更不敢去粮道街第一次参加党的会议的地方。　　先试探着向客栈老板娘打听些情况。　　那女人，一问三不知，只知开店赚钱。　　第二天，徐向前找到原先接头的“交通站”。　　那是一家卖货的铺子，远远看去，门关着。　　许久不见有人出入，也不见接头的联络信号。　　显然，这儿人已经转移。　　他在这门前转了两天，仍不见有人出入。　　路经两湖书院附近。　　徐向前远远望去，这座清光绪十六年由湖广总督建起的书院，曾经为军校男女学生吵得生气勃勃。　　如今大门禁闭，不见有人出入。　　他想，即便是里边有人，也决非是同志。　　不能多停留，便匆匆离去。　　他记起毛泽东办农讲所的地方，又漫步走去。　　一边走，一边观察行人，他希望碰到一个熟人，但又怕碰上。　　他这时才觉得此行武汉是欠考虑，是一时的冲动。　　局势已经到这一步，毛泽东怎么还会在武昌?就是找到那个“交通”，他又能给自己多少帮助呢?他想着，想着，决定不去找毛泽东办农民讲习所的地方。　　这样盲目跑来走去，说不定反会被盯了梢，那样更麻烦了。　　晚上，徐向前又换了个客栈。　　军人的警觉，使他懂得如何应付事变，保护自己的安全，而且他又改了装，这两天总算平安无事。　　夜深人静，他又从香烟盒里一支掏空的纸烟中，找出那张纸条。　　“找毛泽东”四个字，跃在眼前。　　他一个新入共产党的党员，真搞不明白党内的规矩，叫他去找毛泽东，却又不给地址，这不是闹着玩吗?武汉地区党的高层人士多的是，为什么偏偏让我去找这个毛泽东呢!　　现在，这个毛泽东又在哪儿呀?若干年以后，徐向前才知道，1927年8月上旬，毛泽东在汉口参加了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后，已经奉命去湖南组织领导秋收暴动去了。
就在那次会上，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毛泽东在会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　　徐向前戎马一生，可以说大半生都为实现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奋斗。　　一次徐向前向记者谈到他找毛泽东的那段经历，记者曾向他提问：“毛泽东当时既不是共产党的负责人，又不是军界的人，‘交通’为什么交给你‘找毛泽东’的纸条呢?”　　“我始终也没搞明白，”徐向前一笑，“我想不知是哪个糊涂虫搞的，定有原因呢!”　　原因是什么?不外乎是两个：一是毛泽东在武汉正在物色军事人才，为他的“用枪杆子夺取政权”作准备；二是徐向前所在的党组织负责人与毛泽东观点一致，估计徐向前在广东时认识毛泽东。　　记者把自己的分析讲了。　　徐向前既不否定，又不肯定，却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党当时还年轻，领导人陈独秀是个书呆子，中国革命的道路怎么走啊?那是毛主席最早提出走武装斗争道路的。　　我当时离开武汉去九江前，如能找到毛泽东同志，会少走许多弯路呢!”　　记者说：“那肯定会去参加秋收起义，跟毛主席上井冈山哩!”　　“那是可能的，”徐向前又一笑，接下说，“我当时只有一个心思，搞军事工作，搞兵运。　　没有武装，没有兵权，革命都是空想。　　这是在黄埔时孙中山先生就讲过的。”　　徐向前正是出于这种思想，当时他在武汉查访了三天，找不到毛泽东，找不到党组织，从汉口码头乘上了轮船，又顺流而下了。　　滚滚的长江，望不见尽头。　　党在哪儿?毛泽东又在哪儿?他像失去母亲的幼儿。　　他决心去上海。　　那儿是党中央机关所在地。　　还在九江时，他就听说，一些同学在武汉政府反叛后去了上海。　　上海有个小小的泰安客栈，是徐向前三年前投考黄埔军校时落过脚的地方。　　回到上海，徐向前又住进这里。　　他夜宿泰安客栈，每天遛马路，穿小巷。　　10几天过去了，没有找到一星线索。　　他身上的钱几乎要花光了。　　一天在街上居然碰到李楚白——他的入党介绍人，真是喜出望外!　　两个人走到一个无人的小弄堂，徐向前才说出这几个月的经历，问李楚白：“你可知道毛泽东在哪儿?”　　“不知道，不认识。”　　“我该怎么办呢?”　　徐向前问。　　“你先回去等着，不要外出。”　　李楚白嘱咐一番，他们分了手。　　第三天夜晚，李楚白陪着中央军委的一位负责同志，来到泰安客栈。　　谈话中，徐向前才得知：南昌起义的部队遭到失败；毛泽东9月间在湖南领导了秋收暴动，情况也不好，一部分工农革命军奔向江西山区了……“你的情况，李楚白说了，”军委的那位同志说，“你说说看，有什么打算。”　　徐向前说：“我是新党员，没多大的本事，一切听从党的安排。”　　“你是黄埔生嘛!”　　那同志眼睛里流露出信任、敬佩的神色，“你对广东地区情况熟悉，去广东吧，怎么样?”　　徐向前迟疑了一会，说：“广东我也不熟悉，我本想找不到党组织，就去北方，搞军运工作。　　如今，要革命下去，没军权不行啊!”　　那位同志认真听着徐向前的话，不时点头。　　是啊，革命失败的教训，是党没有掌握武装。　　中国的革命，到了坚决拿起枪的时候了。　　“好吧，你立即去广东，”那位同志几乎是命令式地向徐向前说：“那边准备军事行动，工人赤卫队中正缺少军事指挥人才，你去领导工人赤卫队……徐向前从心里不喜欢广东那地方。
语言难懂，生活不习惯、小蛟叮得人心都发麻。　　可是，党的工作需要，特别是听说那边会搞军事的人少，徐向前爱的就是武装，爱的就是领兵这一行。　　他像入党宣誓似的，郑重地向军委那位负责同志说：“一切服从党的安排!”　　“好吧，明天就起身!”　　那位军委同志是谁，徐向前不敢问，也无必要问。　　不通告姓名，是党的地下工作的纪律。　　是党的指示，坚决执行，是党分配的工作，赴汤蹈火也要去完成!第三章  兵败五羊城临危受命当师长(1)　　二进羊城　　1927年9月底，一个夜晚，徐向前和一位姓张的同伴，走进了广州市。　　他们从上海乘火车，一路转车多次，好不容易才到达目的地。　　本来从上海出发说是乘轮船的，等了几天都买不到票。　　行程急，改坐火车。　　谁知这一路那么难，车上找不到座位，喝不上水，囚犯似的，好几天好几夜不得睡；饥一餐饱一餐，下了火车，那位张同志像喝醉酒似的，已分不出东南西北。　　徐向前身体虽然瘦弱，却禁得起折腾。　　他领着路，按接头地点、暗号，顺利地找到中共广东省委设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接上头，被安排住进一个小客栈。　　和在上海一样，也叫“泰安客栈”。　　第三天，那位姓张的同志被分配走了。　　“交通”一再嘱咐徐向前，不要外出，听候安排。　　白色恐怖下，稍有差错就会发生意外，每个处在“地下”的共产党员，都懂得这一点。　　徐向前经过大革命失败后这几个月，已经学会了许多。　　他不喜欢广东这地方，但有一个美妙的神话传说，让他记在心上。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广州是荒地，五谷不生。　　五位仙神骑着羊儿经过上空，看着地下许多的人饥饿死去，实在可怜。　　仙神遂指使五头羊去天宫采来谷穗，把仙种撒到广州这片土地上。　　从此，大地长出了硕大的谷穗，人们从饥饿中得救。　　可是，那五只羊却触犯了天规，被逐出天宫，飘落在观音山下，化成五具石头羊。　　从那以后，广州才有“五羊城”的美称。　　徐向前喜欢这个传说的故事，就像小时候母亲讲的五台山文殊菩萨往东海借“歇龙石”的故事一样，使他铭记在心。　　五羊城，成了徐向前的第二故乡。　　他是从这里走上革命的征程，如今又重返了故土。　　现今他重游“羊城”，街道、车站、商店虽然是老模样，政治气氛却完全不同当年。　　国民党和共产党从“同志”变为仇敌。　　三年前，徐向前威武地走在街上，那身黄军装吸引着行人；如今他一副商人打扮，不敢外出，躲在小客栈阴暗的小屋里。　　他在客栈住宿登记册上，留下的是“余立仁”的名字。　　他和其他共产党人一样，是“危险分子”，随时都可能被捕，投入监狱。　　他生性话语不多，却爱活动。　　特别是这两三年以来，几乎都在滚滚洪流里。　　他闷在小客栈，每天吃饭、看报、睡觉，着实憋得慌。　　一天吃过午饭，便信步走出客栈，漫步来到珠江岸边。　　这儿行人不多，偶尔才碰上几个人匆匆走过。　　他看到江水奔流，又不由得想到，顺江东去就会到黄埔码头。　　想着，走着，不知走了多远，才想到不该乱走。　　于是转回身走了一段路，不知不觉竟走到一条大街上了。　　他怕碰到意外，急急忙忙转弯，却忘了来路。　　好在他记住了客栈的方位，估摸着方向寻找珠江。　　猛然听到一声呼唤，回头一看，不由得惊了一下，原来是一位熟人——黄埔军校的一位同学。　　只见他身穿军官制服，却没精打采。　　“好久不见啊?”　　那军官高兴地和徐向前握手。　　“你现在……”　　徐向前想说“干什么”，没开口。　　“啊，唔……”　　那人含含糊糊不知说了句什么。　　徐向前从前只和这人见过几回，他叫什么名字，哪里人都记不住了。　　如今这人什么底细，更难摸清。　　他做出一副平淡无奇的神色，说自己现在经商做生意了，官场上的事一字不提。　　那人哼哼哈哈，看来也不想和徐向前深谈，又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两人便分手了。
回到泰安小客栈，徐向前心慌意乱。　　悔不该外出，万一暴露出去，怎么好呢?从此他格外小心，再不出房门。　　一本看破了皮的书和几张报纸，伴随着他熬过白天、黑夜。　　一天夜晚来了位“交通”，把徐向前带走了。　　说是省委的指示，叫他去训练工人赤卫队。　　军人有了用武之地，徐向前高兴极了。　　他这些年舞刀弄枪，爱上了领兵打仗这一行。　　他从自己的经历中也体验到，中国革命，空喊不行，游行示威不成，写文章讲道理也不成。　　最好的办法，是武装起来。　　蒋介石所以敢那么凶，就是他有军队。　　徐向前听说让他去训练工人赤卫队，想想赤卫队员肯定是不少，但不知集结在何处?摸着黑，一路行走，好不容易，才找到珠江边一户人家。　　低矮的小房，使身材高瘦的徐向前进门都得躬身低头。　　这哪有什么工人赤卫队，迎接他的是位抱着娃儿的老太太。　　她纯而又纯的广东方言，使徐向前这个在广州生活过两年多的人，几乎听不懂几句。　　他借着暗淡的灯光，看见这小屋里满是秤杆，明白了，这家是做秤的手工业工人。　　“广州的工人阶级，经受过省港大罢工和轰轰烈烈大革命运动的锻炼，觉悟高，基础好。　　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职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组织，在支援两次东征、广州平叛和北伐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济琛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职工会和纠察队转入秘密状态，先是自立名称，分散活动，后来统一改称工人赤卫队。　　工人赤卫队是我党领导和掌握的一支重要力量。　　为准备起义，中共广东省委将全市的赤卫队按地区编为联队，分区进行军事训练。”　　来到这家做秤的工人小屋，徐向前开始了对第六联队的军事训练。　　说起来让这位从上海来的指挥官闷气，他的联队，名义上是下设几个大队，大队下又有中队，中队下又有许多小队，大约三百多人，其实一个人都看不见。　　他们分散在大大小小的工厂和作坊中，有的是五金厂工人，有的当海员，有的当店员、印刷工、面粉工、火柴工、铁路工，还有拉洋车的、制蒲团的、做秤的、缝衣的。　　最先来和徐向前接头的人，是位叫阿陈的同志。　　他自我介绍，是第六联队的党代表。　　“听说你来广州好多天了，”阿陈高兴地向徐向前笑着，“我们正盼着你哩。　　你来就有办法哩。”　　徐向前说：“我是外乡人，人生地不熟，话不懂呀!”　　阿陈说：“莫客气，听说你是黄埔呀!”　　说着跷起拇指，那得意的微笑，对黄埔军校出身的人，表现出诚挚的敬意。　　看来这位党代表对徐向前到来，十分欢迎。　　他说一口中听的普通话，自我介绍了一番，接下去就说起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的组织状况、人员情况。　　最后，两个人一块商定了一个军事训练计划。　　白天，徐向前在屋里看看书报，自己起火做做饭吃。　　他从小虽然跟母亲学过家务事，可是从没做过饭，他只会熬稀饭，吃咸菜。　　房东老太太瞧见这“北方佬”饭不是饭，菜不是菜，向他比比画画说着什么。　　徐向前似懂非懂，意思听得出，老太太嫌他饭菜单调，要帮助他做饭菜，或者请他过去一块吃饭。　　徐向前摆摆手，意思是他这伙食挺好。　　晚上，党代表阿陈和赤卫队的骨干分子，三三两两来参加军事训练了。　　十几个人，挤在一堆，听徐向前讲军事课。　　他讲的内容，从一般的军人常识到轻武器性能。　　没有教科书、没有黑板，没有一件武装，惟一能帮助他讲解的，是一支铅笔和一张白纸。
徐向前对当时组织工人武装的情形，在《奔向海陆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南昌起义失败后，广东省就积极准备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　　起义前党派我到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去，对工人进行一些秘密的军事训练。　　说是军事训练，其实一没枪，二没手榴弹，每天晚上只是把赤卫队员集合在工人家里围着一张破桌子，用铅笔在纸上画着怎么利用地形，怎么扔手榴弹，怎么冲锋……这些工人有许多是参加过省港罢工的。　　有的是党员，有的是赞成革命的左派，革命热情很高，学习很认真。　　可惜我是外乡人，广东话说不来，有些话翻来覆去讲半天，同志们还是听不懂。　　幸得联队的党代表是本地人，是一个精干的工人，会说普通话，由他当翻译……”　　每夜训练的，多是中队长以上的骨干。　　工人们开始不大接近徐向前这个“外乡佬”。　　他的热情和耐心，使他很快和工人亲近起来。　　老工人叫他“阿弟”，年轻人称“阿哥”，他成了工人兄弟的知心朋友。　　他买菜做饭，工人来帮忙；工人有什么难处，也向他倾诉。　　他们赤手空拳“纸上谈兵”，每晚都在继续着。　　武装起义什么时候发动，徐向前不了解；工人赤卫队到哪里搞武器，没人说。　　军事训练会有什么成绩，不射击，不演习，很难看出来。　　徐向前逐渐意识到，不应光“纸上谈兵”，要着重训练人的思想，而不是军事技术。　　他在每天的课目中，加上些社会发展史的教育，讲些爱国英雄人物的故事。　　他讲林则徐禁烟的故事，讲戚继光率兵抗倭、讲文天祥的正气歌。　　工人赤卫队员的情绪，越来越活跃。　　深夜，大家情不自禁地轻轻唱起了《国际歌》。　　已经快入冬了，中国的北方冰雪封门，广州却仍是温暖如春。　　树是绿的，山是青的，人们还穿着单衣，脚拖木趿。　　徐向前来广州城已经两个多月，整天整夜闷在屋里，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心里很不是滋味。　　想想前几年，不是在军校操练，就是出征行军打仗，生活多么新鲜有趣!　　现在不军不民，蹲在屋里自己做饭。　　他真想跑出去，看看观音山，看看黄埔岛，会会朋友!　　可是，党组织规定的纪律不能违犯，他无权外出。　　再说，昔日黄埔的战友、同事，眼下不是反共就是反蒋，已经各走各的道路了，无法辨别。　　他绝对不能外出。　　夜晚，训练又开始了。　　工人赤卫队员们提出，听说有的联队有武器了，问徐向前会不会发枪。　　徐向前说：“不会，不会。”　　“打仗，哪有空着手的道理!”　　有人埋怨说。　　“打狗，还要棍棍呀!”　　有人笑着说。　　“不要急嘛!”　　徐向前耐心地解释着，“到那一天，枪会有的，弹会有的，大炮也会有的!”　　他的鼓动和劝说，使渴求武器的工人赤卫队员笑起来。　　说大话不解决眼前的问题，他向大家说：“没武器，每人先预备根棍棒，铁尺、菜刀也行哩!”　　大伙听了，有的发笑，有的摇头，认为这“山西佬”开玩笑。　　徐向前却认真地说：“每个人是要先备件武器，赤手空拳怎么上战场!　　我们工人阶级有两只手，自己解放自己，不靠神仙皇帝，要拿木棍、菜刀、铁尺去夺敌人的枪!”　　一番实实在在、又富有鼓动性的话，把大伙劲头又鼓起来。　　可是，等大伙散去，徐向前又发愁：武装起义不是儿戏，棍棒怎能和持有洋枪、洋炮的军队拼呢?他这个指挥官，也要有件武器呀!　　哪里去找呀?他两眼在屋子四处搜寻，除了秤杆，就是秤砣，连根木头棒都没有。
他随手摸起一个铁秤砣，掂量几下，倒像是个手榴弹，只是不能爆炸。　　观音山血战广州起义的准备，暗中策划进行着。　　11月26日，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从香港潜入广州城。　　此后，秘密召开了多次会议，进行动员和组织工作。　　在12月7日工农兵代表参加的会上，张太雷说，苏联十月革命，首先有列宁格勒的两团士兵同情工人，后来影响了帝俄在前方作战的部队，终于取得革命成功。　　今天我们起义，也有两个团的士兵同情我们，如果打响之后，能够影响军阀们在梧州混战的部队，我们也有可能完成革命任务!　　张太雷要求各区工人赤卫队，要听从指令，加紧准备，一声令下，全线出动。　　在这次会上，决定了起义的时间：12月12日。　　徐向前听了会议传达，加紧了对工人的训练。　　正在起义准备的关头，一个秘密的武器转运站，被暗探侦破了。　　蒋介石、汪精卫等正被南昌暴动、秋收暴动搞得惊魂未定，得知广州又要闹事，即调兵遣将，准备扑灭这团烈火。　　南京方面连发三个电报给广州的陈公博和公安局长朱晖日，要他们火速解散教导团，严查工人赤卫队总部的行迹。　　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特地从上海到广州，向张发奎传达镇压共产党暴动的指令。　　生死搏斗，你死我活。　　广东省委领导下的行动委员会临时决定，把起义的时间提前到11日凌晨举行。　　第六联队的队长徐向前不了解全面情况，只是根据广东省委的要求，紧张地进行“纸上谈兵”准备。　　直到起义前夕，他才训练了40多名工人赤卫队的骨干。　　起义突然提前。　　徐向前和他率领的工人赤卫队，仓促集合编队。　　第六联队说是有500人，仓促集合起来不满300人。　　10日深夜，在造秤的小工厂里，徐向前根据革命军事委员会紧急会议的决定，传达了武装起义的计划：一、起义发动的时间在11日凌晨3时半；二、夜间普通口令为“暴动”，特别口令为“夺取政权”；三、参加起义的军人、工人赤卫队员，一律在颈上系红布条；四、先除掉军队中的反动军官，收缴的枪支，首先武装工人赤卫队。　　这时徐向前才知道，起义总负责人为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军事行动总指挥为叶挺；总参谋长徐光英；工人赤卫队总指挥为周文雍。　　传达完命令，徐向前和党代表阿陈，把事先准备好的红布条，像发证书似的，一一分发给队员们。　　此时，他们最盼望的还是发给几枝枪。　　利用进入战斗前的分分秒秒，徐向前向大家作最后的战斗动员，讲解巷战中应特别注意的事项。　　忽然，从门外走进一位青年妇女。　　她挎着个买菜的篮子，包着头，只露出两只机灵的大眼睛。　　没说话，徐向前便认了出来，是女“交通”。　　她放下篮子，掀掉盖在上边的青菜瓜果，露出两支手枪，七八个手榴弹。　　“哟，武器!”　　有人高兴地叫出声。　　“还有吗?”　　党代表阿陈数着手榴弹，似乎嫌少。　　“没啦!”　　女“交通”摇摇头说，“发给你们的就这些。　　说是等打开敌人的仓库……”　　意思是说，那时枪和手榴弹多的是。　　一个联队近300人，这几件武器实在太少了。　　徐向前后来才知道，工人赤卫队一家在米店的武器转运站，被敌人侦破了，原定的起义前给工人发武器落空了。　　“交通”送来的这两支手枪和几个手榴弹，还是从别处匀来的。　　战斗就要打响，事到如今，徐向前和党代表只好说：“有这几件武器，总比光是棍棒、铁尺好多了。　　当即决定，两支枪由徐向前和党代表用，他俩会放枪，又便于率领冲杀。
手榴弹，先分发给三个大队长和几个当过兵的人 。　　大家还说什么呢，有的摸摸身上的匕首，有的拍拍别在腰带上的铁尺、菜刀之类的武器，表现出工人阶级的英勇气概。　　“好啊!　　我有刀!”　　有的说。　　“我们有剑!”　　有人拔出剑，在空中挥舞一下。　　“我们有炮!”　　一个老工人，拿出一支短把儿的装火药的小铳枪。　　还说，这是他祖父留下的。　　热情、慷慨的言语，使徐向前感动，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感。　　他这两年经历过平叛商团、东征、国民二军北上许多战斗和保卫武汉西征，亲身体验了什么是战争，什么叫流血，什么是牺牲。　　他看见过，许多士兵上战场前，满脸带笑，可是枪声一响，那脸就变了。　　这些从来没经过枪炮的工人，战斗打响以后，也会是一样啊!　　他们革命热情虽高，但都是些“初生的牛犊不怕虎”!　　徐向前一生身经百战，对率部参加广州起义，只有两支手枪和七八个手榴弹，却终生不忘。　　在他83岁高龄著的回忆录中写道：“……敌军大部队驻在城外，城内兵力空虚，对起义有利。　　起义的主力军是张发奎部，叶剑英同志当过团长的教导团，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底子，共一千三百多人，武器装备较好，有一定战斗力。　　他们是不久前随张发奎部南下进驻广州的。　　另有警卫团、炮团和黄埔警卫营一部，也有武器。　　只有工人赤卫队是赤手空拳。　　原说起义前要给各联队送武器来的。　　我们左等右等，等了半夜，不见人影。　　大家心急火燎。　　议论纷纷。　　这时，有位提着菜篮子的年轻女同志走了进来，从篮子里拿出两支手枪、几枚手榴弹。　　这点东西，加上些铁尺、木棒、菜刀，便是我们联队起义的武器。”　　深夜的广州，像火山爆发前一样平静。　　徐向前和他的弟兄们，等待着出击的命令。　　1927年12月11日凌晨，广州城内响起了枪声。　　沉睡的羊城，开始了新的一天。　　震惊中国的广州武装起义爆发了。　　从此，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增添了悲壮的一章。　　徐向前和党代表阿陈，挥着全联队仅有的两支手枪，率领着一群赤手空拳的工人冲向警察局。　　敌人一个班还在睡梦中，被他们缴了械。　　徐向前的队伍有了十多支枪，他们又奔向另一个预定的目标——军火库。　　边前进，边缴获武器装备自己，到东方发亮，第六联队武装起来了。　　队员们喜气洋洋，每人都有了条枪。　　徐向前心中感到安慰。　　至于各路的行动情况，他当时不了解，后来才清楚，整个战斗是兵分三路：东路是教导团第二营由叶挺亲自指挥，乘坐汽车扑向沙河镇、燕塘，解决了步兵团、炮兵团的团部后，迅速回师黄华路，攻击造币厂和文德路上的敌十二师后方留守处。　　北路，教导团的第三营，攻占观音山和省公署。　　中路，由徐光英指挥教导团第一营和工人赤卫队一个联队，攻击东校场、广九车站和公安局。　　起义军警卫团首先逮捕处决了反共分子、参谋长唐继元和两名极端反动的连长，然后攻打第四军司令部和军械仓库。　　参加起义的黄埔军校特务营，在处决了内部反动军官后，从黄埔港乘船过江，去攻占鱼珠炮台。　　各路工人赤卫队，和徐向前所在的第六联队一样，先是夺取军械库的武器装备自己，而后配合起义军的教导团、警卫团和黄埔军校特务营进行战斗。　　起义军攻占观音山下的公安局后，军事委员会开始在这里办公、发布号令。　　广州城内的工人赤卫队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一军；海陆丰农民军为工农红军第二军；教导团、警卫团编为第三军，叶挺任工农红军总指挥。
　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告正式成立。　　周文雍亲笔手书“广州苏维埃”五个大字横幅，悬挂在政府办公楼前。　　大街小巷，贴出了苏维埃政府宣言、布告，红旗在起义军和工人赤卫队占领地区迎风飘扬。　　广州城，一夜之内变成了工人、农民和革命军人的天下。　　徐向前和第六联队，沉浸在欢庆的气氛中。　　党代表阿陈是一个和徐向前差不多年龄的人，他变得像孩子似的欢乐。　　他五音不全，唱歌像哭叫，却仍在不停地唱着《国际歌》。　　一些工人赤卫队员用广东方言、手势，向徐向前比画着啊啊说叫。　　徐向前听不大懂他们说些什么。　　“工人队伍和军队不一样，指挥那样的队伍，比指挥新兵还难。　　我说话他们听不懂，拿到枪后到处乱跑，说是去打反动派，很不容易捏到一块儿。　　一说胜利就万事大吉，竟一哄而散，各回各家吃饭去了。　　我急得要命，找了好半天才又把队伍集合起来。”　　从情绪上看，工人们是高兴，是欢笑。　　有个赤卫队员，走到徐向前近前，用普通话问：“队长啊，反动猪仔统统消灭了?”　　“嗯，嗯，”徐向前正在清点武器，随便应着。　　“反动猪仔再不来了?”　　这么一问，使徐向前积压在心中的问号越来越大。　　他不了解全局，只能看着局部。　　眼前就这么些队伍，有些人刚得到枪还不会用，万一敌人反扑上来，枪对枪激战，这支队伍肯定是难以指挥的。　　他这个人说话不多，考虑问题爱往深处去。　　为使这支工人武装真正成为军队，他和党代表阿陈商量后，选了20多名当过兵的、胆大机智的队员，成立了一个特务排；又把一些年纪稍大、身体不大好的人，编成运输队，准备照护伤病员和担任运输任务。　　其余的人按班排的编制，整编起来。　　12月12日中午，第六联队正吃饭，从指挥部传来命令，要他们跑步去观音山，配合起义军第三军作战。　　任务来得这么急，徐向前没料到。　　他只想到可能会有战斗，却不知道一场恶战临头了。　　原来，蒋介石得知广州发生暴乱，火急发电报给广东各派军阀，要他们“捐弃前嫌，扫平共乱”。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勾结美、英、法、日帝国主义势力，共同来扑灭革命力量。　　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反动军阀，纠集第五军、新编第二师等部向广州城反扑。　　“江大号”、“宝璧号”军舰炮轰长堤。　　英国军舰“摩轩号”、“莫丽翁号”和美国军舰“沙克拉号”，都派出陆战队准备登岸广州；日本海军陆战队以救援医院中的日侨为借口，首先从西堤强行登岸。　　帝国主义国家驻广州的领事团紧急举行会议决定，英军调水兵2000人，法军调水兵400人，日军调水兵300人，共守沙面。　　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血战，在广州城展开。　　起义军各部队和工人赤卫队，全部投入了战斗。　　观音山一带是主战场。　　国民党军新编第二师从江门驰援广州后，在军舰的掩护下，向观音山发动攻击。　　徐向前率领的工人赤卫队，开始是运输弹药，随后也参加了守卫战。　　观音山这风景秀丽的地方，被炮火、浓烟吞没。　　手持步枪、手榴弹的起义军，与反革命军的机枪、大炮对抗。　　中午，徐向前正教一名不会放枪的战士射击、压子弹，听见有人呼喊：“党代表负伤了!　　……”　　徐向前飞跑过去。　　只见几名赤卫队员围在墙根下，有人手忙脚乱，给党代表阿陈包扎伤口；有人蹲在地上伤心落泪。　　生命微弱的阿陈，看见徐向前跑来，抓住他的手，喃喃地说：“我……不……行了……”
“不要紧，不要紧!”　　徐向前攥住阿陈的手，安慰着，“你会好的，会好的……”　　“……你们……继续战斗……守住……阵地……”　　阿陈看了看大家，闭上眼。　　呼吸急促。　　只见他头部胸口都是鲜血。　　包扎的人急得乱转找不着伤口。　　徐向前叫人把伤者衣扣解开，看看伤在何处。　　衣扣没解开，阿陈便停止了呼吸。　　许多年后，徐向前谈广州起义，还一往情深地说：阿陈是他的第一位党代表，也算是政委。　　他那种工人阶级特有的品德、英勇的气概、坚强的意志，使他终生难忘!　　敌人进攻加紧，战斗越来越激烈。　　党代表牺牲后，队伍中一些人更加发慌。　　徐向前继续指挥苦战，他稳住特务排在身边，不时鼓动大家说：“我们的援兵马上就来了!”　　这话只是随口说说，他也不知道援军在哪里。　　他更搞不清敌人兵力多少，仍是怀着胜利的希望。　　枪声、炮声不绝。　　敌人的冲锋，一次次被打退。　　昨天还不会放枪的工人，今天在阵地上和敌人的正规军作战，而且打退他们多次进攻。　　这简直是战争史上的奇观。　　徐向前对这种奇妙的战斗力，感到不解，却深深觉得工人的可敬可爱。　　天快黑了，四处枪声稀疏，远远传来炮声。　　全城战况如何，徐向前不清楚，只接到过一个命令：“不准退，坚决守住阵地!”　　身旁有人负伤在呻吟，伤员却不知往哪里送。　　有的战士叫唤起来，说是肚子饿，要吃饭；有人叽叽哇哇骂，广东话骂些什么，徐向前听不懂，他也不想听懂。　　一个小队长跑近说：“队长，人都快没了，下命令撤退吧!”　　徐向前：“不行!”　　他声音严厉又坚定。　　“子弹快打光哩!”　　有人大叫。　　“坚持住!”　　徐向前回答。　　徐向前经过黄埔军校的严格训练，又在战场上滚爬过，懂得军令如山。　　他指挥着一些残兵败将，守卫着观音山的阵地。　　广州起义由于敌人强大，英帝国主义的军舰参战，起义军寡不敌众，总指挥张太雷牺牲后，部队遂失去指挥。　　徐向前所在阵地上的人越来越少，有的牺牲，有人说去找饭吃，一去不返。　　他几次派人去指挥部联络，也不见消息。　　天黑，徐向前一个人跑到公安局指挥部，这里已空空无人。　　等了一会儿，跑来一个同志，听说他等命令，就说：“老兄，你还在这里等什么，指挥部已经撤退了，快到黄花岗去集合。”　　徐向前这才算接到“命令”，跑回观音山阵地，叫上最后几名战友，一路呼喊着：“到黄花岗集合!”　　在密集的枪声中，他向黄花岗方向奔去……再败东江广州起义失败了。　　一部分起义军撤到广州城北花县。　　这里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的故乡。　　城市不大，却很出名。　　徐向前在黄埔军校时，就听说过花县。　　那时真想来看看，没有机会，没想到，现在来了。　　他已经没有心思考察那个历史伟人的轶闻了，只是考虑他们怎么办。　　12月16日，起义部队一些领导骨干在县立第一小学举行了紧急会议，徐向前作为赤卫队的领导人之一参加了会。　　会上首先讨论了队伍整编问题，提出将从广州撤出的一千四百多人改编为一个师。　　编为一个师，大家都同意。　　称几师呢?没有上级来任命，而且没有一个上级机关和高一层领导者。　　会场上就像给一个新出生的孩子起名一样，议论纷纷：“一师的番号有了，在北江，是朱德从南昌下来的。　　我们叫二师怎么样?”
“二师的番号也有了，听说在海陆丰嘛!”　　“我们叫三师也不行，听说琼崖游击队编成三师了!”　　大家数来数去，四师的番号就变成自己的了。　　于是，经过民主推举，叶镛为师长，袁裕(国平)为党代表，唐澍为师党委书记，王侃予为政治部主任。　　全师下属三个团：十团、十一团、十二团。　　徐向前被推任为红四师第十团党代表。　　向哪里走呢?大家一致认为，花县距离广州很近，不是久留之地。　　新师长提议，最好去北江找一师会合。　　大家同意，只是不知一师具体方位，随即派出人去侦察。　　部队暂时在此休整几日，再决定下一步去向哪里。　　花县一带的地主豪绅，趁机驱使民团，每天围攻红四师。　　民团在城外呼叫着，放冷枪，闹得战士日夜不安。　　派出部队去打，他们跑了，过一会又转回来。　　在广州败阵下来，许多人精神沮丧，内心惶惶不安。　　吃饭、睡觉都不得安宁，又看不见前景，有的偷偷溜之大吉。　　徐向前见民团围攻，向师长说：“讨嫌的民团，非要狠狠教训它一下不可。”　　叶镛知道徐向前有实战经验，命令说：“你带部队去打一下吧。”　　“好。”　　徐向前只说了一个字，带领一个连队出了花县城。　　正巧，一群民团又围攻上来，徐向前向战士们说：“追!　　对付这群东西，要像打狗一样，一步不退，猛追!”　　说罢，带头冲向前去。　　民团惊慌而逃。　　徐向前率领战士一直追到城郊象山脚下。　　在这里，徐向前和程子华相遇了。　　程子华是山西解县人，和徐向前算是老乡，1922年考入太原山西国民师范，是晚徐向前三年的校友。　　1926年底考入武汉分校，编在第二大队第八队，后随分校编入军官教导团来到广州，参加了武装起义。　　在武汉军校，徐向前和程子华虽有一面之识，事过两年，已认不出来了。　　程子华却记得这位队长。　　见面叙说之后，程子华说：“民团太讨嫌，像疯狗一样，比正规部队都难打。”　　徐向前说：“你就用打狗的办法打他!”　　大家以为这位党代表说玩笑话。　　徐向前却又认真地解释说：“你们在乡下，没见过讨饭的人打狗嘛!　　有的人拿个棍，边打边退，那狗总是追咬不放。　　也有的人举着棍子，迎上去，追着狗打，狗就逃跑了。”　　一番“打狗”的通俗比喻，把程子华和战士们说开了窍。　　傍晚，民团又来进攻，红军战士穷追猛打，终于把疯狗似的民团制服了。　　两天以后，当红军从花县出发，沿着去从化、龙门到紫金的山路行军时，一些村庄的民团，不但不敢再扰乱，还在村边插上木牌，写着“欢迎来境，欢迎过境”的大字。　　此后，在红四师中传颂着徐向前的“打狗战术”。　　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城大搜捕，大屠杀。　　他们像患了“恐红症”，搜到哪家有条红布、一块红绸子，就抓去审讯；穿红衣裳的新娘子，也被怀疑是“暴徒”。　　五天之内杀捕了七千多人。　　显然起义军在花县不好继续呆下去，经过师团干部会议决定，红四师奔向东江。　　新生的红四师，从失败的战场走下来。　　年轻的师长叶镛才20岁。　　他虽然上过黄埔军校第三期，在中央独立师和第四军教导团任过连长、营长，可是一下子指挥三个团，实在吃力。　　每天吃不好，睡不好。　　经和党代表等人商量，行军路上决定了一项人选：调徐向前为师参谋长。　　红四师在紫金县境休整数日，奉东江特委的命令，于1928年元旦过后，开抵海丰县城。
海丰，是广州省东南沿海的一个县。　　它南临南海，北依莲花山。　　县城不大，名声大；人口不多，英雄事迹多。　　远在南宋末年反元斗争中，文天祥率兵在海丰征战过。　　后人在城郊五坡岭立起纪念文天祥的“方饭亭”、“表忠祠”。　　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海丰的农民领袖黄镜恭发动农民起来呼应，并一举攻占海丰城。　　辛亥革命后，海丰又成了新农民运动的革命圣地。　　这里的农民称彭湃是“彭菩萨”。　　他领导创建了红色政权；在这里开创了名震全国的东江革命根据地；这里又是徐向前征战过的地方。　　1925年春，徐向前参加东征，随黄埔军校到海丰，参加过海丰农民3月3日举行的三万多人的欢迎大会。　　在大会上，周恩来、彭湃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说。　　那时，徐向前没想到，三年之后，他会领兵再返海丰城，成为彭湃的部下和战友。　　新年伊始，海丰人本不过“阳历年”的，这一年例外。　　元月5日，天不亮，四乡的农民举着红旗，吹吹打打，涌进海丰城。　　红四师的部队，武装整齐、精神焕发，高唱着军歌，步入红场。　　人山人海，红旗蔽日的欢乐场面，使徐向前和战士们的心胸顿时开朗。　　广州起义失败以来，第一次使他露出笑脸的县城是紫金县，这里比紫金县更火红。　　失败的情绪，从战士们心底消失了。　　欢庆大会，一是欢迎红四师到东江，二是庆祝东江农民代表大会召开。　　徐向前在《奔向海陆丰》一文中，满怀激情，记述了初到东江和海丰的盛会：“群众热情很高，到处红旗招展。　　各村庄的墙壁上，写着：‘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的红字标语。　　群众听说我们是从广州下来的红军，热情万分，家家让房子，烧火做饭。　　虽然语言不通，但人们打着手势表示对红军的热爱。　　“在海丰城里的红场上，举行了几万人的群众大会，欢迎红四师。　　苏维埃主席彭湃同志在会上讲了话。　　他只有二十多岁，身材不高，脸长而白，完全像一个文弱书生。　　他身穿普通农民衣服，脚上着一双草鞋。　　海陆丰的农民都称他为‘彭菩萨’。　　他的声音洪亮清晰，充满了革命的热情和必胜的信心。　　当他讲到广州起义失败时，把手一挥说：‘这算不了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畏困难，失败了再干，跌倒了爬起来，革命总有一天会成功的。　　’他那逻辑性很强，说服力很大，浅显易懂的讲话，句句打动听者的心，使人增加无限的勇气和信心。”　　彭湃参加过南昌起义，是前敌委员会委员之一。　　他和起义军一部分一直走到汕头、广东东江地区。　　大部队失败以后，他经香港又转向海陆丰，组织武装斗争。　　广州起义爆发后，他率领海陆丰革命武装正向广州进发，得到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于是率军又返回海丰县。　　红四师来到海丰地区，彭湃特别高兴。　　他特请师长叶镛、师党代表袁裕、参谋长徐向前、师党委书记唐澍、政治部主任王侃如等领导人一起吃茶，共叙友情。　　红四师到达海丰不几天，红二师在董朗的率领下，也来到海丰，与红四师会合。　　董朗又是徐向前黄埔同学。　　孙中山播下的“黄埔种子”，在国共分裂后到处开花结果。　　东江特委书记彭湃，现如今有了两个师的军队，决心打开一个新局面。　　为“迅速扩大红区”，命令红二师北向紫金、五华地区发展；红四师东向普宁、惠宁地区进攻。　　企图控制西起东江、东至潮汕、北起梅南、南至沿海的大片领域。　　这一年春天来得早，刚过新年，东江山绿水清，正是大好的作战季节。
彭湃亲自率领红四师东进。　　首先扫平陆丰的地主阶级反动武装“白旗会”，然后攻果陇、打甲子湾，占葵潭。　　彭湃发着高烧，还带病指挥红十一团和普宁工农革命军作战。　　师党委书记唐澍在战斗中牺牲后，接着师长叶镛生病、党代表袁裕身体不好，作战行军种种工作压在参谋长徐向前身上了。　　他虽然身体瘦弱，却有一股抗劲。　　小小的头疼脑热，他的话“抗一抗，就过去了。”　　小病能抗得住，敌人大军一出动，抗就难了。　　这时敌人从广州派出两个军的兵力，加上军舰控制沿海，从西、北、南三面围攻海丰，东江的“红都”丢了。　　东江特委决定：红四师攻惠来。　　此时守惠来城的是从福建开来的陈铭枢的杂牌军，战斗力不强。　　哪知，惠来城工事坚固，攻不进去。　　徐向前正在前边指挥，彭湃来了。　　海丰城丢了，他正一肚子火，决心要“一城换一城”，亲自率领队伍去攻惠来城。　　徐向前说：“要不得，要不得!”　　彭湃说：“怎讲要不得!　　我不相信攻不下惠来!”　　徐向前说：“要攻，我们率领队伍攻，你不能去!”　　彭湃还没被劝阻住，他的夫人许玉庆抱着吃奶的孩子来了。　　这位女共产党员，是揭阳县妇女解放运动委员会主席，和彭湃一样火性，丢下孩子，也要去参加爬城。　　徐向前和红四师的干部们又急又笑，这哪里像打仗，是斗气呀。　　师长叶镛赶来了，党代表袁裕跑来了，他们病着，都争相去攻城。　　徐向前说：“你们谁都不能去，我是第一线指挥，我去……”　　当晚，部队发起攻击，一阵激烈的枪战，碰巧把城头上敌人团长打死了。　　这杂牌军本不善战，头头被打死，一个团四散跑出了城。　　徐向前正高兴，敌人大军压境。　　红四师在惠来死守，必遭不测，于是撤出惠来，转移进了普宁县山区三坑一带。　　在转移的途中和民团遭遇，徐向前腿部受伤。　　在别人帮助下，又是抬，又是架，最后来到三坑附近一个小村庄。　　普宁县三坑，稀稀拉拉的几个小村庄，分散在三个坑凹里。　　独具特色的石头墙，石板房，满目的石头，使人感觉这里是真正的山区。　　徐向前进三坑养伤的日子，东江革命斗争开始走下坡路。　　年轻的红军，像刚学步的孩子，摇摇摆摆只会往前走，却不懂碰到墙上要头破血流，不懂人生的路怎么走。　　东江特委领导人，同样不成熟。　　徐向前回忆说：他们转战进三坑一带，东江特提出了“反对上山主义”的口号。　　要把部队拉出山与敌人死战。　　徐向前和叶镛等人，虽然政治同样幼稚，可是他们是多年的军事干部，深深懂得战场上死打硬拼，是军旅大忌。　　三坑隐蔽、安静的环境，使徐向前伤口恢复很快。　　4月，山区春暖花开，他每天都在村边散步，锻炼自己的腿脚，准备再战。　　又常常望着望天峰深思：今后再这样东奔西走，四处攻城夺镇，会有什么结果呢?部队只有伤亡没有补充，伤一个少一个，前景又是什么呢?……不爱闲扯，爱独自思索，这是徐向前的品格。　　他认定：弱小的红军，不应攻城夺镇，不能死打硬拼，要想办法保存自己。　　只有保存自己，才能战胜敌人。　　他把自己的想法，说给红四师师长、党代表听，他们同意。　　但是，他们都说今后怎么办，要服从东江特委的决定。　　4月中，东江特委在大南山一个村庄，召开了红二师、四师领导出席的联席会议。　　彭湃、董朗、叶镛、徐向前、袁裕、颜昌颐等参加了会。　　会议的气氛开始平静、友好，虽然当前处境不妙，大家仍谈笑风生。
特别是彭湃，仍是那么乐观、说笑。　　全国反共浪潮汹汹，敌人大军云集，东江眼看危急，特委的几位领导人好像仍处在“世外桃源”之中，一个个高谈“反攻”，高谈“迎接革命高潮”。　　徐向前忍不住了，他认为“反攻”是闭着眼睛说瞎话，自欺欺人。　　海丰丢了，陆丰丢了，惠来打下却站不住脚，反攻到哪去?眼下红军力量不足千人，再“反攻”下去，就要垮掉!　　“反攻不是时机，”徐向前口吻平静地说，“我们最好打到粤赣边去，那边……”　　“向北，民团多，打不过去!”　　有人马上反对说。　　“向北逃跑，怎么对得住东江乡亲!”　　有人慷慨陈词，“我们要战斗，要打回海丰，要收复一切失去的县城……”　　会场气氛变了，人们的脸色变了。　　为了不引起更大的争论，徐向前不言语了，一支烟接一支烟抽。　　师长、党代表都沉闷着。　　他们生病，身体虚弱，又当着东江地区党政军最高权威，不好多说什么。　　会议不欢而散，既没充分各抒己见，也没有激烈争论，结论是一个：进攻!　　这是彭湃最后作出的决定。　　徐向前等不便再坚持意见，只好按特委的决定办。　　又过了几天，部队正准备行动，夜晚，突然有人向红四师师部报告说，彭湃自己带着几个人冲下山去了!　　“去哪里了?”　　叶镛着急地问。　　“带多少人?”　　党代表袁裕问。　　“不知道，”来人说，“他是生气走的，是……”　　事情很明显，部队行动迟缓，彭湃火了。　　徐向前心想，山外到处是敌人大部队，几个人冲下去，不是往虎口里钻吗!　　他没多说话，扎好腰带，挎上手枪，紧紧腿部伤口上的绑带，向师长、党代表说了一句：“我带部队下去接应、保护他们……”　　第二天，天蒙蒙亮，徐向前跟随彭湃，边走边说，来到山村的驻地。　　大家一夜没睡，见彭湃和徐向前安全回来了，这才放下心来。　　傍晚，大部队离开山村，摸黑向西，向海丰方向疾驰。　　还是要进攻，进攻!　　“敌人的围攻一天天紧迫，我们的处境一天天困难。　　部队有耗无补，越打越少。　　红二师、四师各剩五六百人，另外有个朝阳独立团几十人枪，就那么点力量。　　那时地方党不晓得建设和加强主力红军。　　地方主义、宗派思想比较严重。　　外来的红军是一摊，本乡本土的地方武装是一摊，泾渭分明。　　我军伤一个少一个，没有补充来源。　　人牺牲后，枪就被拿到地方上去武装赤卫队。　　红军越打越少，越打越弱，地方武装当然也发展不起来。”　　东江特委的一些领导人先后奉命转移出去；红军中的一些领导干部也纷纷被调离，有些人要养伤、养病，先后离去。　　临危受命跨进5月，东江地区从早到黑，阴雨连绵。　　红四师部队分散在莲花山里。　　敌人围攻，战士们常常淋在雨水中，吃不上饭，找不到一处安歇的地方。　　徐向前带领二百多人，游击在热水洞一带；党代表袁裕带一部分人，留在普宁县三坑一带，跟彭湃一路游击。　　师长叶镛病得厉害，发疟疾每天一场，没有医药治，发展到天天发冷发热，身体虚弱得不能走路，带着两个警卫员，在白木杨山村隐蔽。　　自从东江特委决定“反攻”海丰城，因里应外合不得力，城里地下党在白军中接应的只有8个士兵，红军突进城后，不得不退出，转移进山。　　从此，红四师的处境一天天更加艰难。　　山外村庄被敌人占领，要道被封锁。　　退进深山，房屋没有，只得在山里搭草棚；粮断了，只好挖野菜充饥。
山芋、野果、黄狗头(中草药)也成了食物。　　下雨天，战士找个地方躲雨，徐向前打着把雨伞，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关心战士的吃穿。　　他裤子湿了没得换的，就穿在身上，让身体渐渐烘干。　　女红军彭镜秋，负责管军需工作。　　她看见徐向前没有换洗的裤子，就向女战友动员，要大家献出一条多余的裤子。　　裤子找到了一条，可是徐向前身材高大，又是女人的衣服，他怎么能穿呢?彭镜秋没有办法，找来一块黑布，向徐向前说：“就拿这块布，给你做条裤子吧!”　　徐向前摇摇手说：“不用，不用了，你看看哪个同志没有穿的，给他做吧。”　　彭镜秋说：“你是指挥，连条替换的裤子都没有，这怎么行?”　　徐向前笑笑说：“大家都一样，你没看见，老百姓家十几岁的娃娃还光着屁股呀!”　　这时，红四师还有六七名女同志。　　原先从广州一路随行来的女兵二十多人，这半年，病的病倒，伤的伤了，还有的吃不了苦自动脱离了队伍。　　剩下这六七名女同志，有的也奄奄一息活着。　　徐向前和干部们多次劝说，要她们下山去找个村庄隐蔽下来，或者远离东江回广州去，她们总不愿意。　　有的还那么天真，等着“反攻”广州，等着“迎接革命高潮”。　　彭镜秋说要给徐参谋长缝条裤子，女战士们你穿针，她引线，很快把一块黑布变成了裤子。　　她们边做针线，还边唱山歌：日头出来对面山，欢送阿郎去打战，打了胜仗阿郎返，偏爱手枪和炸弹。　　这首歌，说是彭湃依据客家姑娘唱的山歌改编成的。　　原歌词是：日头出来对面山，打扮阿郎去过番(去南洋)，十七十八阿郎返，玉石手镯金耳环”。　　彭湃一改，情歌增辉了。　　徐向前从小生在五台山区，那里没有女人唱山歌，只有和尚念“阿弥陀佛”。　　因此，徐向前从小就不会唱歌。　　困在莲花山里，大家高兴起来拉个歌，拉到徐参谋长名下，他就说“不会唱”。　　他有时给大家讲个笑话，背几首诗。　　李白、杜甫、白居易、王勃、孟浩然等大诗人的名句，徐向前背诵如流。　　眼前红军被困深山，敌人在山外烧村，扑进山来还放火烧山，徐向前想起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这首诗，特别是前四句，成了徐向前鼓舞群众斗志的战歌。　　敌人加紧对山区“围剿”，采取“血洗”手段，先放火烧村，再进山烧山。　　国民党军第十六师出动三个团进山“追剿”，飞机也出动了，三天两头飞到山区上空侦察、丢传单，劝红军下山投降。　　彭湃和东江特委多次脱险后，转战在普宁地区，并积极准备集中潮阳、惠来、普宁三县的武装力量，再一次进攻惠来县城。　　6月的一天，徐向前忽然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叶镛师长在白木杨地区被俘牺牲。　　和叶镛，自黄埔军校相识，又曾在武汉军校重逢。　　广州起义，他们是共同战斗的战友，起义失败后，又共同负起收拾残局、转战东江的重任。　　徐向前性情刚强，从不落泪，沉默、抽烟，是解除烦恼和痛苦惟一的方法。　　他嘱咐身边的一位参谋，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持与东江特委、海丰县委的联络，把叶师长遇难的消息报告他们。　　参谋说：“如今和外边联系太难啊!”　　徐向前说：“难，也不能中断联系。　　你见放风筝的吗?风筝断了线，落下去会成废纸。　　我们不能和上边断线!”　　东藏西躲，死守山头，总不是办法。　　徐向前亲自选了三十多名革命坚决、有军事活动经验的干部、战士，组成一支精干的“特别队”，吩咐给他们的任务是：侦察情报，筹备粮食，处置密探和内部的叛徒。
　活动方式：昼伏夜动，短促突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在黄埔军校，他没学过游击战，国民二军更没教他小部队活动的办法，如今敌人逼着，一切要靠自己动脑筋，随时总结经验。　　东江特委转来广东省委的决定：徐向前继任红四师师长。　　这真是“临危受命”啊!　　红四师组成之初近千人，半年多的光景，损兵折将减员一多半。　　师长叶镛牺牲、党委书记唐澍战死，一些营团干部负伤；战士逃亡、死伤……师部成了个架子，营团不成编制。　　别说发军饷，一日三餐都难保证了。　　这样的部队怎么带?这样的局面怎么维持?在困难的日子里，徐向前又想起两年前“交通”给他的那张“找毛泽东”的纸条。　　那时如真能找到毛泽东，也许不会流落在这大南山了。　　如今毛泽东在哪里?广东省委在哪里?全党的情况又是什么样呢?他想着过去，谋虑着当前……熬过炎热的夏季，度过短暂的秋天，冬季来临了。　　东江的冬天，虽不比北方寒冷，但徐向前和他的部队困在山里，衣服单薄，连南方温暖的初冬都顶不住了。　　吃的东西更加困难，山中的野果摘光，野菜挖净，山芋是最好的食物，白米好多天见不上，“黄狗头”中草药有时成了主食。　　从山下老乡家搞点番薯咸菜，那真比山珍海味还希罕。　　敌人封锁山下的路口，“交通”来不了，徐向前的部队和东江特委机关及附近的村庄地下党组织，渐渐失去联系。　　最后，徐向前手下的干部、战士，只剩下二百多人了。　　他那支精干的“特别队”，死伤损失过半，常在他身旁转的，只有七八个人了。　　彭湃和袁裕去了上海。　　是奉中央命令去的，还是他们去汇报，徐向前不清楚，只知道他们去中央了。　　新任了一位师党代表刘效阁，身体虚弱，说话粗喘，扶着棍才能走几步。　　红四师的担子靠徐向前一个人担着。　　一个深夜，徐向前被“特别队”的战士叫醒：“师长，上边来人了!”　　“什么人?哪来的?”　　徐向前惊喜地跳起来，就向洞外跑。　　在山洞外一个草棚里生着一堆篝火。　　火旁边坐着个农民打扮的年轻人。　　“交通”向徐向前介绍，他是广东省委派来巡视的同志。　　这位农民装扮的年轻人，是中共广东省委常委陈郁。　　个子不高，讲一口广东方言，脚着草鞋。　　怎么看，都是地地道道的小农民。　　陈郁看来年轻，却是1925年就加入共产党的党员。　　参加过著名的省港大罢工，任过广州海员工会主任、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长。　　和徐向前还是一块参加广州起义的战友。　　只是他们不认识，这是头一次见面。　　陈郁知道徐向前。　　他想像中的这位师长，是位威武英俊的年轻军官，但眼前的人却是瘦高个，满脸胡茬子，眼睛深陷在眼眶里，一身灰不灰、黑不黑的制服，赤脚穿着草鞋。　　只有腰间佩着那支短枪和一双锐敏的眼睛，使人看得出他是位军官。　　陈郁再看看在场的几个干部和士兵，个个衣裳破烂，蓬头垢面，瘦得皮包骨头架。　　“同志们，你们受苦了!”　　陈郁说着掉下泪来。　　徐向前许久不见上级来人，一见陈郁同志，脸上露出笑意，他淡淡地说了一句：“没什么，苦惯了，不觉得苦了。”　　陈郁说：“我找了好多天，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们呀!　　只听说你们处境艰难，想不到难到这一步!”　　他们围坐篝火旁，谈到天亮。　　徐向前陪着陈郁巡视了营地，看望了在山洞、草棚中的伤病员。　　没有医药，没有冬衣，伤病员比连队战士受优待，每天给吃一顿米饭。
陈巡视员越看心情越沉重，话语很少，他不知道用什么话安慰红军兄弟。　　徐向前从见到陈郁，心里顿觉轻松，他的话语多了，走路劲头大了。　　特别是陈郁带来一包烟，让他过了瘾，提了神。　　说得更准确些，还是这位巡视员带来了上级党的问候，带来了一种新说法，那就是“现今革命处于低潮”!　　在此以前，广东省委来信和来人，东江特委开会，都是讲“迎接革命高潮”，实行“反攻”。　　徐向前从陈郁的话语中，领悟到一种新精神。　　陈郁问：“往后怎么办?”　　徐向前说：“只要下决心坚持下去，敌人是不可怕的。”　　陈郁又问：“能坚持吗?”　　徐向前淡淡一笑，望着外边崇山峻岭，说：“有山，有水，有野菜，还有群众给送点东西，不会饿死。　　热水洞的水，一年四季是热的，还可洗热水澡哩!”　　胜不骄，败不馁，是革命家应有的品格。　　大革命失败、广州起义失败以及东江这近一年的斗争挫折，一次次磨炼着徐向前的身心。　　他虽然才28岁，却在政治成熟的道路上，迈开了大步。　　他认为，革命人只能这样对待眼前的环境。　　撤退没出路，广州是敌人的，东江各县城镇是敌人的，红军惟有依靠山头，休养生息，死里求生，困难中求发展。　　他熟读过《水浒传》，那些英雄豪杰占山为王，能生存、能发展，红军为共产主义事业，总比梁山好汉有出息吧!　　徐向前不灰心、不气馁的革命精神，深深感染着陈郁。　　他十分敬佩这位黄埔生。　　他向徐向前传达了中共广东省委的决定：革命处于低潮，保留骨干至关重要。　　红四师干部要分批转移出东江，保存好这部分革命力量。　　从这之后，徐向前和刘效阁率领的红军，按广东省委决定，在地方党的安排下，开始分批转移。　　地方党的同志精心安排秘密行动，首先分批转移伤病员、女同志，接下来转移身体虚弱的年长者和小同志。　　山下敌人封锁不紧时，隔几天送走一批人；山下风声紧了，暂时停止行动。　　山中的红军，一天天减少。　　到1928年底，在徐向前和刘效阁身边的人，只剩二十几个了。　　多是营团干部和警卫员。　　俗语说：“人少好吃饭”，他们在新年那天，美美地会了一次餐——吃了顿白米煮山芋。　　新年过后，1929年1月，广东省委发出指令，要徐向前和刘效阁等最后一批人撤出莲花山。　　转移的路线是：经惠州去九龙。　　“交通”还给每个人带来些银元和港币。　　深夜，徐向前和同志们离开莲花山热水洞，心里说不出是悲是喜、是福还是祸。　　作为红四师最后一名师长，徐向前这一去，说明这支部队不存在了，这使他伤心；想到死去的师长、党委书记和倒下去的许许多多战友，他又庆幸自己是幸存者。　　他将去哪里，命运又如何?一切只好听从党安排了。　　他们沿着山间小道，走到天亮，在“交通”的引导下，奔到山下一个小村。　　在村头一户人家停下吃饭。　　这户人家一位老汉和一位少女，他们已经把饭做熟，碗筷摆好。　　徐向前他们进门后，和那老汉、少女用手势打个招呼，几乎什么话也没说，坐下就狼吞虎咽。　　雪白的米饭，咸菜、辣子，还有肉!　　大家已经是多半年没见这样的饭菜了。　　有的人吃着碗里，眼看着锅里。　　徐向前怕大家撑坏了，走不了路，轻声说：“少吃点，少吃点!”　　饭吃饱了，继续上路。　　他们小路转大路，大路转公路，方向是惠州。　　徐向前三年多以前参加黄埔军校东征，曾经到过惠州。
他知道那是个大镇，曾经是军阀陈炯明的老窝。　　敌军肯定防守严密。　　他们这一行人，浩浩荡荡走去，是羊群入虎口。　　徐向前当即和党代表刘效阁合计，二十几人分成两路西行。　　“你带一路，我带一路，九龙会合。”　　徐向前说。　　“好，九龙会合!”　　刘效阁重复着他的话。　　党代表和师长，各领十几人，分别上了路。　　大家走出了深山，又吃了顿饱饭，精神足了，情绪高了。　　只是一个个面黄肌瘦，长长的头发，胡子拉碴，衣服虽然改换成农民，却扔掩盖不了那副狼狈相。　　徐向前一路走，一路观察，心中很不踏实。　　他们现在已是赤手空拳，武器全部留给了地下党的同志，掩埋在山里了。　　军人一旦手中没枪，勇气锐减，万一碰上白军，只有缚手就擒了。　　走到天黑，徐向前停下来对同志们说：“越往前走，距惠州越近，为了减少目标，明天小队应再分三批走。　　今晚不进城，在野外过夜，明天一早去汽车站，乘去樟木头的头班车。”　　大家无话可说，一切听师长的命令。　　各人找个地坎，蜷缩着睡下。　　只是谁都不愿意离开徐师长，认为跟在他身旁安全。　　同时又想着保卫首长。　　徐向前似乎猜透了每个人的心，他心中写了个分组“名单”，不等天亮，叫醒大伙，叫着名字，让大家分组起程。　　每编成一个组，他嘱咐一声：“提高警惕，照党小组会上说的办!”　　还在下山路上，他们边走，边开了党小组会。　　会上每人都表了决心：万一路上分散，一定去九龙找党组织。　　万一被白军抓去，至死不能说出党的秘密，永不叛党!　　惠州城的白军和民团，此时绝没想到，还会有共产党的红军人员，特别是红四师的师长、团长们会从惠州过路。　　他们心中的红军，已冻死、饿死在大南山了。　　因此，惠州防备甚松。　　徐向前头戴一顶绒线帽，手上扛根竹扁担，装扮成进城挑脚的挑夫，和三个同志，混过民团的耳目，走到汽车站，登上了头一班开往樟木头的汽车。　　一路上，徐向前和三个同伴，惊险又平安，他们靠地下党的掩护、安排和自己的机智应变能力，来到了九龙，被一名地下女“交通”，引进一座单门独院的小楼上。　　徐向前这才长长喘了口气。　　可是他每天又挂念着党代表刘效阁，挂念着一路分散行动的战友。　　今天走来几个，明天又找来几个，五六天过去了，却始终不见党代表刘效阁。　　“途中，我们这一路的同志没遇上什么麻烦，陆续到达九龙。　　但刘效阁那一路人，却杳无音讯。　　我后来也没打听到他们的下落，估计是被敌人抓住杀掉了。”　　九龙和香港，对徐向前说来，既陌生又熟悉。　　徐向前在黄埔军校时，同学们谈历史说抱负，曾说：革命成功后一定要收复香港、九龙。　　如今他流落在九龙，逃犯似的躲进英国的租界地，心中感慨万千。　　他庆幸广东省地下党有这块跳板，有这个避风港；又觉得中国人住在中国的地方像进了“外国”，心中却愤愤不平。　　地下党安排一位老工人，每天来给他们做饭。　　徐向前好像得了饥饿症，总觉着吃不饱，白米饭吃一碗，又吃一碗；胃像是个没底布袋。　　“交通”送来的书刊从头看到尾，一行、一页不漏。　　他的精神也太饥饿了。　　一天，穿花旗袍的女“交通”又来了。　　她把一本《牡丹亭》放在徐向前手上说：“保存好，快看，三天内我要取走。”　　徐向前没读过《牡丹亭》这本书，却知道是明代汤显祖的名著，又称《牡丹亭还魂记》。
说的是少女杜丽娘，被父母禁居深闺，梦中与一书生柳梦梅在牡丹亭畔相爱。　　她愁病忧郁死后，游魂找到柳生，令其掘坟而再生。　　后两人又相会人间，终成恩爱夫妻。　　这个还魂的爱情故事，连乡下人都听说书的说过。　　徐向前奇怪：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怎么送来这么本书?他翻开书皮，第一页却是张白皮，再翻一页，一行行一段段文字，跃入眼底。　　哪里是《牡丹亭》啊?是一部伪装在《牡丹亭》书皮里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　　徐向前翻阅着。　　在《政治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议决案》、《共青团工作议决案》等文件中，中国与世界革命、现时形势与党的总路线、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的危险、反对帝国主义、军事问题与士兵运动……使徐向前大开眼界。　　他反复读着有关当前形势估计、反对机会主义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八七”会议那些段落。　　……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的势力还超过工农，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　　……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它们都是使党脱离群众的。　　徐向前亲自参加过广州起义，特别细细读着这样一些话：“广州起义的意义是非常伟大的。　　大会特别号召各级党部，要详细研究广州无产阶级英勇斗争的丰富的经验。”　　……广州起义和东江游击战，是徐向前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端，也是他从事游击战的第一个舞台。　　正是从挫折和失败中，他得到了教训：“第一，在对形势估计上，只看到海陆丰地区的局部‘高潮’，而忽略了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总特点，那个时候动不动就讲‘高潮’、‘进攻’，说什么敌人‘溃不成军’、‘临死还要踢破三床草席’，盲目性很大。　　因而对于军阀势力的联合进攻及斗争的艰巨性、长期性缺乏应有的准备。　　敌人的‘进剿’来临，步步被动，束手无策。　　“第二，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仍是夺取城市为中心的思想作祟，未树立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　　所谓‘反对上山主义’，反对去粤赣边界坚持游击战争，便是证明。　　“第三，在军队建设上，没有正确解决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　　搞根据地，搞游击战，一定要有核心力量。　　核心就是主力部队，只有不断加强主力部队的建设，使之与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有机结合，才能战胜敌人发展根据地。　　而特委的方针却与此相反，失败的命运当然是不可避免的。　　“第四，在游击战的战术上，不懂得避强击弱，有进有退，有游有击，而是硬碰硬，搞拼命主义。　　‘以卵击石’，焉有成功之理!　　……失败的命运当然是不可避免的。”　　“无产阶级的军事斗争，离不开正确政治路线和策略的指导。　　否则，将一事无成。”第二部分 第四章  大别山转战战友妻子罹难(1)　　临危受命的副师长　　雄伟多姿的大别山，像条巨龙横卧在湖北、安徽省界上。
开始我怀疑‘交通’搞错了，干吗送一本《牡丹亭》来呀，翻开一看……”　　“这也是自作聪明”，杨殷说，“若是被检查，傻瓜才只看书皮呀!　　现在的形势下，最怕的是内部出问题。”　　杨殷最后告诉徐向前：军委决定，派你同桂步蟾去鄂东北工作。　　并说，鄂东北就在大别山区。　　那里已有一小块红色区域，有一支红军，人数不多，是红三十一师。　　徐向前听了，不知该说什么。　　他原想回北方搞兵运，也没想过留在城市搞地下工作。　　他认定，带兵打仗是他这一生中选定的职业。　　他猜想中央可能派他去做军事工作，却没想到去大别山区!　　他喜欢山。　　在他的家乡往北，层层是山，一直延绵到五台山里五个峰。　　他住黄埔军校，在山凹凹里；广州起义，他参加作战的是越秀山；在东江最后的七八个月，每天吃在山里，睡在山里。　　他和山结下了姻缘。　　更重要的是，他从东江游击战中领会到山地便于打游击。　　敌人来了，爬上一个山头，等于多了一个营连的兵力。　　“我服从军委的决定。”　　徐向前不多思考，“只是对鄂东北、大别山那一带不熟悉。”　　杨殷满意徐向前的爽快。　　又和桂步蟾交谈了几句，站起身，伸出手和徐向前、桂步蟾告别，深情地说：“路上注意安全，从那边来人给你们带路，很快起程。”　　“明天就走!”　　徐向前说。　　他在亭子间住腻了，恨不得立刻飞出这鸟笼似的小屋。　　徐向前急于奔赴战场，杨殷十分高兴。　　他连说两声：“再见!　　再见!”　　人生交往中，都习惯了“再见”这句道别的话，在有些人，今天说“再见”，明天、后天或几个月、几年真的再相逢了；可是革命人，往往一声“再见”，却成为永远的诀别。　　徐向前和桂步蟾，离开上海两个多月后——1929年8月24日，上海地下党发生了一起被叛徒出卖的事件：杨殷、彭湃等，在沪西区新闸路613弄经远里12号参加会议，被叛徒白鑫出卖被捕。　　8月30日，杨殷、彭湃等四人，在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英勇就义。　　那个叛徒白鑫，曾和徐向前在红四师一块共过事。　　广州起义失败在花县改编时，白鑫是十团团长，徐向前为党代表。　　刚到一块工作，徐向前对白鑫挺尊重，只是看不惯他的作风，很快又发觉这位团长身上带着很多银元，谈话中一提到女人和吃喝，兴趣特别浓厚。　　打起仗来，不是找不着他，就是他要别人带队冲锋。　　他贪生怕死，根本不像个共产党员。　　徐向前曾向师党委提议，这样的人不能当团长，也不配做共产党员。　　后来他从东江溜回上海，居然混进了江苏省委。　　这可耻的叛徒，那天借在他家开会的机会，告密出卖了杨殷等党内重要的负责人。　　为了保卫上海党组织，惩办叛徒，1929年11月11日，上海党中央特科经过周密安排，在白鑫家门口将其击毙，可耻的叛徒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为着永久的纪念，在徐向前征战的大别山区和江西中央根据地创办的红军学校，特命名为“彭杨军校”。　　以彭湃、杨殷的革命精神，培育着一批又一批红军干部。　　1929年6月初，徐向前和桂步蟾来到了黄安县的箭厂河村。　　他们从上海一路来，先是乘船到武汉，而后又乘车、步行。　　一路之上，穿过国民党军警层层哨卡，却没遇到多少麻烦。　　除了他们化装化得像商人，还得力于何玉琳路熟、机灵。　　他多次从这条路到上海党中央机关汇报，是位出色的“大交通”。　　一路上，何玉琳不断介绍鄂东北历史情况、风俗人情、党政工作、红军的发展。　　这是一座革命的山。　　要说井冈山是中央红军的诞生地，大别山则是红四方面军的摇篮。　　从1927年“黄麻起义”开始，这里就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　　党中央十分重视开拓发展这块革命根据地，从大革命失败后，就把一批批将才派进大别山。　　除了党政领导人张国焘、沈泽民等人，军事指挥员有：徐向前、曾中生、陈昌浩、许继慎、旷继勋、陈赓、倪志亮等等。　　徐向前算得上是最早走进大别山区的一个。　　在这里，他创造了惊人的战绩，名扬中外，一度被蒋介石的军队视为不可征服的“猛兽”。　　也就是在这里，他历经外敌内患，狂风、浊流、恶浪，几乎使他陷入灭顶之灾。　　1929年3月，徐向前从九龙转入上海后，和桂步蟾、王和峰等6个人，住在黄浦江边的泰安客栈。　　客栈的老板娘，一眼就认出徐向前。　　五年前，徐向前考黄埔军校时住过这里，两年前，从武汉来上海在这里落过脚。　　他隐隐地意识到这泰安客栈似乎与地下党有关系。　　老板娘30来岁，打扮得挺俏，一脸上海女人的精明和温柔相，普通话倒也流利。　　她见徐向前这位“回头客”，笑得更甜，点烟倒茶。　　从不问客人从哪里来，到上海做什么。　　徐向前奉命来上海，找党中央。　　他知道彭湃、袁裕正在上海，却没处打听。　　事实上，党的纪律规定，不准打听任何一个熟人，除了领导上提起某某人，才可以问几句。　　他不知道，中央军委会安排他去哪里，做什么。　　过了三天，一位女“交通”带路，他们又转移进法租界金神父路，一个亭子间。　　三层楼顶上，小小阁楼里只有一个小窗户。　　徐向前要自己烧饭做菜，还不得外出。　　这安排，使他感到在泰安客栈可能暴露了目标，进到租界地比较保险。　　外边是印度人当巡警，国民党军警、特务不得随意闯入租界地。　　在“保险”地，徐向前住了几天。　　从东江来的王和峰等四位同志被分配去了湘鄂西地区，他和桂步蟾每天坐等分配工作。　　小小亭子间闷热难熬，大小便都得坐马桶，对从战场上滚爬过来的军人说来，这种生活像在监狱一样难受。　　其他同志从早到晚走棋子，徐向前只顾看书、看报。　　他很希望“交通”像在九龙那样，送一本《牡丹亭》来，可是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党的地下工作一个字都不能给传达。　　一天吃过早饭，一位穿长衫、着布鞋、中等个头的人由“交通”引进来。　　说话掩不住广东口音，额头和长相都使人猜出，是广东人。　　他是中央军委书记杨殷。　　他对徐向前的情况与经历似乎很了解。　　“你们在海丰那边好苦呀!”　　杨殷开口就提广东，“广州暴动，你在工人赤卫队，我也在那边，不认识呀!”　　“我在第六联队，”徐向前说，“作战时不在一个方向。”　　“你是黄埔几期?”　　“第一期。”　　于是他们说起黄埔军校的一些事。　　杨殷是1922年加入共产党的，一直在广州从事工人运动，是中共广东省委委员，省港大罢工领导人之一。　　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　　他在党中央主要负责军事方面的工作，一些著名的军事干部的履历，都写在他心里。　　虽然和徐向前没见过面，却也知道这是位军事人才。　　他问徐向前知不知道“六大”的精神。　　“在九龙看过文件”，徐向前笑笑说，“各种决议案都有，包在《牡丹亭》书皮里。
开始我怀疑‘交通’搞错了，干吗送一本《牡丹亭》来呀，翻开一看……”　　“这也是自作聪明”，杨殷说，“若是被检查，傻瓜才只看书皮呀!　　现在的形势下，最怕的是内部出问题。”　　杨殷最后告诉徐向前：军委决定，派你同桂步蟾去鄂东北工作。　　并说，鄂东北就在大别山区。　　那里已有一小块红色区域，有一支红军，人数不多，是红三十一师。　　徐向前听了，不知该说什么。　　他原想回北方搞兵运，也没想过留在城市搞地下工作。　　他认定，带兵打仗是他这一生中选定的职业。　　他猜想中央可能派他去做军事工作，却没想到去大别山区!　　他喜欢山。　　在他的家乡往北，层层是山，一直延绵到五台山里五个峰。　　他住黄埔军校，在山凹凹里；广州起义，他参加作战的是越秀山；在东江最后的七八个月，每天吃在山里，睡在山里。　　他和山结下了姻缘。　　更重要的是，他从东江游击战中领会到山地便于打游击。　　敌人来了，爬上一个山头，等于多了一个营连的兵力。　　“我服从军委的决定。”　　徐向前不多思考，“只是对鄂东北、大别山那一带不熟悉。”　　杨殷满意徐向前的爽快。　　又和桂步蟾交谈了几句，站起身，伸出手和徐向前、桂步蟾告别，深情地说：“路上注意安全，从那边来人给你们带路，很快起程。”　　“明天就走!”　　徐向前说。　　他在亭子间住腻了，恨不得立刻飞出这鸟笼似的小屋。　　徐向前急于奔赴战场，杨殷十分高兴。　　他连说两声：“再见!　　再见!”　　人生交往中，都习惯了“再见”这句道别的话，在有些人，今天说“再见”，明天、后天或几个月、几年真的再相逢了；可是革命人，往往一声“再见”，却成为永远的诀别。　　徐向前和桂步蟾，离开上海两个多月后——1929年8月24日，上海地下党发生了一起被叛徒出卖的事件：杨殷、彭湃等，在沪西区新闸路613弄经远里12号参加会议，被叛徒白鑫出卖被捕。　　8月30日，杨殷、彭湃等四人，在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英勇就义。　　那个叛徒白鑫，曾和徐向前在红四师一块共过事。　　广州起义失败在花县改编时，白鑫是十团团长，徐向前为党代表。　　刚到一块工作，徐向前对白鑫挺尊重，只是看不惯他的作风，很快又发觉这位团长身上带着很多银元，谈话中一提到女人和吃喝，兴趣特别浓厚。　　打起仗来，不是找不着他，就是他要别人带队冲锋。　　他贪生怕死，根本不像个共产党员。　　徐向前曾向师党委提议，这样的人不能当团长，也不配做共产党员。　　后来他从东江溜回上海，居然混进了江苏省委。　　这可耻的叛徒，那天借在他家开会的机会，告密出卖了杨殷等党内重要的负责人。　　为了保卫上海党组织，惩办叛徒，1929年11月11日，上海党中央特科经过周密安排，在白鑫家门口将其击毙，可耻的叛徒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为着永久的纪念，在徐向前征战的大别山区和江西中央根据地创办的红军学校，特命名为“彭杨军校”。　　以彭湃、杨殷的革命精神，培育着一批又一批红军干部。　　1929年6月初，徐向前和桂步蟾来到了黄安县的箭厂河村。　　他们从上海一路来，先是乘船到武汉，而后又乘车、步行。　　一路之上，穿过国民党军警层层哨卡，却没遇到多少麻烦。　　除了他们化装化得像商人，还得力于何玉琳路熟、机灵。　　他多次从这条路到上海党中央机关汇报，是位出色的“大交通”。　　一路上，何玉琳不断介绍鄂东北历史情况、风俗人情、党政工作、红军的发展。
　大别山脉绵亘数百里，横贯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　　高峰耸立，雄伟多姿。　　山山相连，天台山、木兰山、万紫山、大雾山、大悟山和古角、桐山诸峰，拥抱着大别山主峰，历来是兵家征战中原屯兵之地。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史上，大别山与井冈山齐名。　　董必武、陈潭秋等一代革命家，在大别山区最早播下了革命火种。　　中国共产党1921年诞生，1923年大别山下就有了共产主义小组，相继发展为共产党支部，领导农民革命。　　1927年毛泽东在武汉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黄安、麻城等县都有人投奔武汉成为农讲所的学生。　　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黄安、麻城地区的共产党员，英勇组织农民自卫军武装反抗。　　1927年11月，黄安、麻城数万农民举行起义，于14日攻占黄安城，活捉伪县长和大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11月18日正式宣布成立了黄安工农政府，推选曹学楷为主席；组成了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潘忠汝为鄂东军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吴光浩、刘光烈为副总指挥(吴光浩兼第二路司令)。　　黄麻起义，震动了南京、上海、武汉，影响大别山区纵横几百里。　　它是“八一”南昌起义和毛泽东领导的湖南秋收起义后，又一次规模宏大的武装起义。　　黄麻起义的鄂东军，占领黄安城仅21天，在反革命军队围攻下，弃城突围。　　中共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牺牲，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总指挥潘忠殉职，最后只集合到72人，吴光浩、戴克敏率领着队伍奔向了木兰山。　　他们虽然不足百人，但雄心不灭，自称“工农革命军第七军”，随后又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徐向前走进大别山区，见到的村庄都是破茅草屋。　　老百姓衣不掩体。　　红军战士和普通老百姓外表没多少差别。　　军人没有军服，有的人还没有枪，扛一杆红缨枪。　　农村比不上广东的东江，队伍比不上广州起义的部队。　　徐向前原想湖北人讲话会比广东话好懂，哪知，一进大别山区，又和当年刚到广东一样，自己仍是个不会本地话的“外乡佬”。　　最先会见他的，是鄂东北中共特委书记徐朋人。　　这位年龄26岁的黄安人，从1926年就领导农民运动，他当过教员，读书识理，讲话有条有理，算是文人呢。　　他首先欢迎徐向前，接着介绍情况，最后说徐向前暂任红三十一师副师长，对外称“副司令”，并说司令员吴光浩牺牲了，至今没有向下传达。　　吴光浩，是威震大别山区的赤色英雄。　　他毕业黄埔军校第四期。　　徐向前在黄埔军校不曾见过他。　　听徐朋人说，他从黄埔军校出来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当过连长、营长，黄麻起义成立工农革命军任鄂东军副总司令兼第二路司令。　　在黄安、麻城地区只要提起吴光浩大名，连五岁的娃娃都会知道。　　由于他从黄麻起义、木兰山游击一直是工农革命军的首领，深受战士们信赖，他牺牲的消息若传下去，军心士气会大受影响，说不定有人会马上拉出去找敌人拼命。　　地主、豪绅和民团，都怕吴光浩，他牺牲的消息传出去，敌人也会乘机兴风作浪。　　徐向前完全理解。　　这时红三十一师，号称有四个团，实际上是四个大队，每个大队五六十人，四五十条枪。　　不少战士扛着红缨枪，提把大刀，有的连刀矛都没有，徒手兵一个。　　一个个都和当地农民一样，破旧的衣裤，脚登草鞋或打着赤脚。　　徐向前高兴而来，面对现实，心中不禁有些发凉。　　他这是又一次临危受命啊!　　一年前，在东江大山里，叶镛师长被俘牺牲，徐向前接替师长，收拾残局，最后几乎全师覆没，被迫撤出东江地区。
现在，吴光浩刚牺牲，对外、对下层还保守着秘密，又让他来顶替指挥。　　当副司令也好，副师长也罢，为革命事业，名义他不计较，可是这局面怎么坚持?师党代表戴克敏是个热心人。　　他只有23岁，黄安本乡本土人，1925年加入共产党。　　他入过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领导过黄麻起义，当过工农红军鄂东军和第七军的党代表。　　他对吴光浩战死极为伤心。　　徐向前这位黄埔军校正牌军人一来，戴克敏高兴得孩子似的。　　徐向前对他的话听懂大半，能猜摸几分。　　两个人说不通了，就用笔在纸上写几个字，如人名、地名、难懂的词。　　开头几天，戴克敏陪着徐向前几个大队转。　　只向大队的干部说，这位是新来的副师长。　　向下说是中央新调来的同志，名叫“余立仁”。　　6月底，大别山已经是闷热难过了，新到任的指挥员还没认识几个人，赶上了“罗李会剿”。　　广西军阀罗霖率独立第四师两个团三千多人，和河南土匪武装李克邦暂编第二旅一个营，另加反动民团红枪会一千六百多人，南北夹击，妄图把红三十一师一举消灭掉。　　敌人来势汹汹，徐向前和戴克敏一合计，只好“避强击弱”，率领着红军一部分和敌人兜圈子；同时，发动群众和各区自卫队日夜袭扰敌人，使敌人大部队天天扑空，夜夜受惊。　　红军选准敌人弱点，连着进行了五次战斗，每一次都把敌人打得措手不及，终于把“罗李会剿”粉碎了。　　红三十一师打了漂亮仗以后，战士们才得知，吴光浩师长早一个月前就牺牲了，来了位新师长。　　“新官上任三把火”。　　徐向前到红三十一师施展军事才干的“头一把火”，烧毁了“罗李会剿”。　　战士高兴，群众称快，欢天喜地庆祝胜利夺麦收。　　徐向前和战士们一块下地，帮助百姓割麦。　　人们听说徐司令是从大地方来，又是黄埔军官学校出身，认定他会写会算，会带兵打仗，只怕不会干庄稼活。　　哪知，这位新领导，拿起镰刀，腰一猫，刷刷几下，一拢麦秆就捆起来了。　　他挥镰割麦，动作像老农一样熟练。　　党代表戴克敏从心里对新司令敬重，他在一次会上说：“革命军人要能文能武，能工能民，像我们徐司令一样!”　　麦收刚过不几天，8月中旬，蒋介石嫡系刘峙亲自出马，组织湖北、河南两省的军队，发起了“鄂豫会剿”。　　战场上的奇遇是很多的。　　战友、同学喜相逢，那是常有的事。　　谁会想到，那位刘峙将军，原是黄埔军校的少校战术教官，徐向前的“老师”。　　他不但教徐向前等入伍生学战术，还和徐向前一块东征打过仗。　　任过团长、师长、军长，是战功赫赫的名将。　　他参加过北伐战争，率军攻打过武昌、南昌。　　1928年1月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刘峙被任命为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　　北伐战争结束后，国民革命军缩编，第一军编为陆军第一师，刘峙为师长，并兼任徐(州)海(州)“剿共司令”。　　这位黄埔的老教官，不知是情报不灵，还是徐向前改了姓名，此时他还不曾想到，他当年的学生徐象谦，跑来大别山，成了他的对手。　　在刘峙指挥下，夏斗寅的十三师从鄂西奔鄂东；李克邦部和河南的民团顾敬之部由北向南堵击；皖西的国民党军由东而西行动。　　企图四面包围，分进合击，第一步把红三十一师一举消灭，第二步分区“清乡”、“搜剿”。　　历史发展往往是学生比先生强。　　要不然，历史会倒退或停止不前。　　徐向前面对他的“老师”，采取了“与敌周旋，避强击弱”的战法。
他率领部队在内线打转转，把敌人搞得不知东南西北，摸不透红军虚实，整天疲于奔命，跟着转圈圈。　　红军和百姓如鱼在水中游，白军行动如鱼离开水。　　刘峙的指挥部看到的一份报告有这样的一些话：“红旗红枪弥山皆是，人声、枪声彻夜不绝……军队每到一处，宿营无地，问路无人……”　　徐向前和他那支小红军，在人民群众的海洋中游动了两个多月，把“围剿”的敌人从肥拖瘦，从瘦拖病，从病拖垮。　　最后刘峙草草收兵了。　　所谓的“鄂豫会剿”，就此结束。　　这是徐向前这个学生第一次打败老师刘峙。　　10月初，第三次“会剿”又来了。　　刘峙高傲自大，没把徐向前一伙“乌合之众”放在眼里。　　他认为“杀鸡”不必用“牛刀”，对付小小的红军，用不着兴师动众。　　这次由驻河南信阳的徐源泉四十八师从北向南，由驻湖北的夏斗寅十三师由南而北进行“围剿”，力求速战速决。　　这就是史书上说的“徐夏会剿”。　　“会剿”敌人南路来得快。　　侦察报告：有一股敌人约四五百人。　　徐向前和党代表戴克敏一合计，决定在天合山铁子岗一带竹林树丛中埋伏，打它个出奇不备。　　哪晓得枪一响，敌人不是四五百，而是两个团。　　徐向前一看要吃大亏，随即命令部队撤退转移。　　命令刚发出，部队“放羊”了。　　初到大别山的徐向前，行军走在前，打仗在前头，退却压后阵。　　他的许多部下、部将，一说到他的指挥特点，第一句就是：“他，指挥靠前!　　哪里紧张在哪里!”　　这次战斗，他一个人指挥着撤退，敌人反击上来，部队溃散，他失踪了。　　党代表戴克敏半天找不见徐向前，心急又恼火，大骂警卫员：“饭桶!　　熊包!　　丢了师长，要杀你的头!”　　司令部的人，个个心急。　　吴光浩师长牺牲的消息刚刚公布，心里窝着悲伤的怒火未息，新来的徐师长又失踪了，大家心急如焚。　　戴克敏正派人分路去找，忽听一声大叫：“回来了!　　回来了!”　　只见徐向前一瘸一拐走来。　　浑身泥土，样子甚是狼狈。　　他一见大家，先问：“同志们都安全吗?”　　戴克敏转怒为喜，忙说：“我的妈，你把大家吓死了!　　怎么回事?”　　徐向前说：“就是那回事，敌人冲上来了，我扭头一看后边没人了，跳到路边树丛一个坑里藏了起来。　　敌人走过去，我从树丛爬出来，才发现脚崴了，还好嘛，没大事。”　　他说得轻松、平淡，镇静自若的态度，使党代表和在场的人都惊奇了。　　这次伏击战，使徐向前忧喜参半。　　忧的是，这支队伍应变能力太差，突然遇到敌人只会跑，不知如何变被动为主动；喜的是，这支队伍溃而不散，跑乱了，又能按行军前规定的集合点，三三两两找来。　　他想起从前在国民二军第六混成旅，北进山东、河北，大部队一被打散，犹如一把沙子撒向河里，再捞不起来了。　　这就是两种军队的本质。　　可是，仗到底怎么打好呢?他每天苦思冥想，找干部们交谈，兵怎么带，游击战怎么打，总得有些规程，有些新的办法。　　红军在粉碎敌人三次“会剿”作战中，迅速壮大了自己的队伍。　　从四个大队不足三百人扩大为五个大队七百多人。　　在11月召开的鄂豫边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徐向前被推选为鄂豫边特委委员；在12月举行的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徐向前又被选为军革委会军委主席。　　他和戴克敏、曹学楷，共同提出了游击战术七条原则，并写入了党代会的决议。　　一、集中作战，分散游击；二、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三、敌情不明，不与作战；四、敌进我退，敌退要进；五、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六、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再采取突击的方式；七、敌人如有坚固的防御工事，不与作战。
一个强者，在逆境中会更加奋力，在困难面前，往往会激起更大的智勇。　　这七条战术原则，是徐向前和战友们用血换取来的宝贵经验。　　它是徐向前的军事思想发展的一个丰碑。　　他回顾初创大别山的那些日子，说：“我那时能够站得住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能带着部队打仗。　　我在黄埔军校，学了些军事知识，在海陆丰作战，积累了一些游击战的经验，有用处。　　带着大家打游击，不断取得胜利，没吃过大亏。　　另一条，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指手画脚，评头品足。”　　从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在广州、在九龙以及到鄂东北来，徐向前埋名隐姓，把“徐”字一分为三，改称“余立仁”。　　1929年底，他正式恢复了徐姓，改名“向前”。　　他不忘幼年老秀才父亲赠给的“象谦”，谐音与“向前”不差多少。　　他这一改，更深层的含义是：为人民的利益、为共产主义事业，要永远向前，向前!　　白雀园千古奇冤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　　革命的路程更难笔直。　　大别山的红军和全国各地的红军一样，斗争、发展、失败、只有再斗争。　　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6月中旬，徐向前在鄂豫皖苏区，成功地组织指挥了黄安战役、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和潢光战役，四战四捷，共歼灭国民党军六万余人。　　活捉、击伤国民党军的师长以上指挥官五六名。　　四大战役的胜利，使蒋介石准备向鄂豫皖红军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彻底破产。　　红军在作战中发展到四万五千多人。　　根据地扩大到四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三百五十多万，鄂豫皖革命斗争发展到极盛时期，也是徐向前军事指挥艺术发展的一个高峰。　　人生有“三十而立”之说，徐向前这时三十岁刚过半年!　　可是，他的人生高峰刚刚冒出地平线，随之而来的是狂风，是血和泪的悲剧。　　大别山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掌握着党政军大权的张国焘，被红军近年以来的节节胜利冲昏了头，对形势作了极为错误的估计。　　他认为“目前已根本消灭‘围剿’”，正是红军“进到消灭敌人包围的时候”。　　徐向前等军事将领，不同意这种认识，但是张国焘根本不容许反对的声音。　　他命令红军不停地进攻。　　战士得不到休息，指挥员得不到喘息，天气炎热，南下作战，一处失利，处处被动。　　部队伤亡严重，给养困难，全军陷入困境。　　就在这种情况下，红军的内部又开始了大规模的“肃反”。　　张国焘1931年从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回国后，就来到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这么经历不凡的大人物进了大别山，好像半个皇帝驾到。　　红军指挥员高兴，党和地方政权领导人高兴。　　大家说，这下根据地和红军要大发起来了。　　谁知这位张主席一上任，连烧三把火，把党心烧乱，军心烧散。　　第一把火。　　所谓的“调整组织”，把中共鄂豫皖特委撤销，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和军事委员会，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是张国焘。　　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把他认为不行的干部撤换下去。　　第二把火。　　所谓的“反右倾”。　　他打着反“立三路线残余”的旗号，给一些领导人扣上“右倾”、“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分局”的帽子，把徐朋人等开除党籍，开会批判了红四军军长曾中生等的“错误”。　　第三把火。　　就是大规模地展开“肃反”运动。　　从白雀园开始，越演越烈。　　“肃反”的大火，很快燃遍大别山区，烧到红军各部队、地方政府各个方面。　　白雀园，是黄安县城西南的一个小镇。
历史上这里没出过名人、奇案，旧中国分省地图上都难找到它的位置，可是从张国焘在这里发动“肃反”，白雀园出名了。　　多少年来大别山人一提它，就像说到地狱一样恐怖、可怕。　　在红四方面的战史上和许多史书中，“白雀园肃反”成了触目惊心、血淋淋的一页!　　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排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那是1931年夏季，徐向前正率领红军南下作战，听说政治保卫局在后方医院中破获了一个“AB团”反革命组织，他们准备在9月1日“暴动”；接着又在皖西破获了一个“改组派”县委和区委。　　9月下旬，张国焘认定苏区“必然有一个反革命极大组织”，于是他在白雀园下令，开始了大“肃整”。　　先在白雀园红军总部驻地抓人，几名“嫌疑犯”被关起来。　　不给饭吃，不给水喝，问不出口供，上“老虎凳”，用皮鞭抽打，灌凉水。　　有的人难以忍受，只好承认了“反革命行为”。　　你供我，我供他，越抓“反革命”越多。　　在此前后，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的中共中央，又不断发出指示，强调要肃清混入共产党和红军内部的“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反革命组织。　　张国焘正借机剪除异己，建立他个人的统治，先后把一些有威望的党政军领导人逮捕并杀害。　　徐向前比较熟悉的有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许继慎、陈定侯、周维炯、曹大骏等等。　　红军中一时闹得人心惶惶。　　从白军中过来的人要审查；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要审查；知识分子和读过几年书的全都审查。　　一桩桩案子，使徐向前既不明内情，更难以理解。　　从大革命失败，到近几年的革命战争，在血与火的搏斗中，无数战友丧生，使活着的人，都从心底有一种仇恨。　　徐向前对埋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敌特十分憎恨。　　他永远不会忘记，彭湃、杨殷和一些革命领袖都是内部叛徒出卖而丧生的。　　战场上，敌我阵线清楚：头顶青天白日帽徽的是敌军，帽子上闪耀五星的是战友。　　可是，无形的战线，谁是敌人，谁是战友，使你难分辨。　　由于这种原因，徐向前和许多红军将领一样认为：既然内部有混进的“改组派”、“AB团”反革命分子，就应该坚决清除。　　何况是中央的指示。　　可是随着“肃反”的发展，被捕的人增多，徐向前心中迷惑起来：反革命怎么这么多呀?有些人打仗挺勇敢，冲锋在先，退却压后，一夜之间也成了“改组派”?“反革命”，大家都懂得，“AB团”是什么?“改组派”又是干什么的，连徐向前都不明白。　　“肃反”，是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干部的事，指挥打仗是他这个军事指挥员的事。　　他是总指挥，却不得过问政治委员的工作。　　政治委员有“最后的决定权”。　　半年前，曾中生任军政委时，他们二人还经常交谈，对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内部情况，彼此交换看法。　　自从新任的政治委员陈昌浩来了以后，他们彼此谈心少了。　　从抓人、审讯到枪杀人，徐向前都无权过问。　　忍让，宽容，尊重政治委员，是徐向前的优秀品格。　　他尽管感到这位新任的政委行事有些毛草，但喜欢他泼辣、果断的作风。　　陈昌浩是同张国焘一块由党中央从上海派来的，是张国焘最信任、最得力的助手。　　他独断专行的作风，越来越发展。　　部队每天行军、打仗，徐向前已经几天几夜没睡个安稳觉了。　　这一夜行军，路上比较平静。　　徐向前骑在马背上，打着盹，计谋着下一步行动。
黎明已经来临，马背的“床”上冷风凄凄，难以入睡。　　他跳下马，在路上小跑几步，停下来，等候着在队伍后边的政治委员，要和他研究部队驻下后的一些工作。　　他在路旁等了片刻，陈昌浩骑马过来了。　　他看见总指挥步行，也下得马来，同步并走，谈着工作。　　天蒙蒙亮了，徐向前忽见队伍中有两副担架抬着人，上面盖着白被单，随口向陈昌浩问道：“那是谁负了伤?”　　陈昌浩说：“不是伤员，是反革命。”　　徐向前一愣：“什么反革命，还抬着走?”　　陈昌浩说：“把许继慎、周维炯抓起来了。”　　徐向前好久说不出话来。　　关于敌人“策反”许继慎的事件，他们明明白白向中央分局和党中央写了报告，认为许继慎没问题，为什么还上敌人的离间计呢?周维炯又是什么问题呢?他更说不清，想不通。　　徐向前质问陈昌浩：“怎么搞的嘛，把师长都抓起来了，也不给我说一声!”　　陈昌浩没回答，快步向前走。　　他像是有些难言和理亏。　　许继慎是黄埔第一期学生，1924年就加入共产党。　　在国民革命军中当过连长、营长，叶挺独立团参谋长、第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团长，参加过北伐战争中的汀泗桥、贺胜桥和攻打武昌作战。　　两年前被中央派来鄂豫皖苏区后，就与徐向前共同领兵，先后任红一军军长、红四军十一、十二师师长，并担任过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皖西军分会主席。　　在红军攻克英山后，曾经发生过这么件事：一个自称钟蜀武的人，带了蒋介石特务头子曾扩情的一封亲笔信，来找红十二师师长许继慎，信中说：“欢迎许继慎带领部队投奔，”“定将受到最优厚的待遇”。　　许继慎当即将钟蜀武逮捕，连人带信交给以徐向前为军长、曾中生为政委的军部。　　徐向前和曾中生，对那个姓钟的进行了审讯，随后又连人带信送到中央分局处理。　　徐向前和曾中生向中共鄂豫皖分局和党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　　并明确表示：许继慎同志“在组织上不会有什么问题”。　　谁知，如今还是把许继慎抓了起来。　　怎么抓的，徐向前一无所知。　　关于周维炯被捕，徐向前更百思不解。　　这位师长，是河南商城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在武汉参加毛泽东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后，又回到河南商城一带从事兵运工作、党的工作。　　他领导过1929年5月著名的商南起义，是首建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师师长。　　他领导开创了以南溪为中心的豫东南红色根据地。　　他是河南农民心目中的革命领袖。　　徐向前刚到大别山区，就听说豫东南有位周师长。　　他怎么也成了“反革命”?队伍缓缓前进，徐向前心情沉重。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这个总指挥，只有在战场上拼杀、指挥部队的权力，在平时政治斗争中，他的地位竟如此……他手下的两个师长犯了什么法，连通报一声都没有，就逮捕了。　　往后让他这个总指挥怎么带兵?徐向前陷入了困境。　　“刀下留人”不留人红军大部队，经过两天行程，又移驻到黄安县七里坪一带。　　往日红军一进到这片土地，指战员都像回到家，几乎不等分房子，战士们便被老房东拉进门。　　区乡政府的干部们奔跑着，忙来忙去，筹备粮草；妇女会的人抢着为红军战士缝补衣服。　　红军这次到来，人们似乎不像从前那么热情了，村里村外冷冷清清。　　这个变化，徐向前立刻觉察到了。　　他想这是与地方上正大搞“肃反”有关。　　一打听，许多乡区干部和党员被关押审查了。　　一些冤错案，使红军内部人心惶惶不安。
徐向前越来越困惑。　　一件使他惊心的事又发生了：一天，他叫警卫员把破了洞的衣服、袜子给他妻子程训宣送去，让她帮助缝补一下。　　往常，衣服、袜子破了，他都是自己动手缝补，自从1929年上半年和程训宣结婚后，缝缝补补的事，妻子都包做了。　　她还说：“你是指挥打仗的，哪能自己做女人的活呀!”　　没想到，警卫员跑去没多久，抱着破衣服和袜子返回来了，神情十分紧张，结结巴巴说不成话了。　　徐向前问他：“出了什么事?”　　警卫员说：“她被保卫局抓走了!”　　徐向前忙问：“为什么事?”　　警卫员说：“说她是反革命……”　　平时很少发火的徐向前，几乎要跳起来。　　这真是小孩说梦话一样可笑。　　“肃反”，怎么会肃到这位二十岁的妇女干部头上呢!　　程训宜出生在黄安七里坪程伍德村一个贫农家里，1928年就参加了革命活动，很快参加了共产党。　　她姐弟五个，除了姐姐病死以外，都是共产党员和红军。　　大哥程启光参加过黄麻起义，1928年参加共产党，在红三十一师当特务队长；二哥程启宗，1925年加入共产党，参加黄麻起义失败后，上木兰山参加游击战，不幸被敌人抓去杀害；弟弟程启波，在徐向前的司令部当勤务兵，不到入党的年龄，先加入了共青团，后入了共产党。　　这样一个革命家庭的人，优秀的女共产党员程训宣，怎么会是反革命呢!　　徐向前的性情是能忍。　　平时多余的话不讲，一心用在领兵作战上。　　他一个人闷闷抽烟，只是想：可能是妻子性情活泼，说话“嘴边没个站岗”的，又乱说话，被人诬告了。　　他喜欢程训宣火暴的性格，认为她是“新女性”，敢说敢做，比男子汉还男子汉；只是不大喜欢她话那么多。　　常说她“嘴边没个站岗的”，“疯话”多。　　他和她的婚事，不是自由结合，也没经过恋爱，是曹学楷、倪志亮两位老兄从中硬说合而成的。　　虽是“媒”说的妻子，结婚后徐向前倒认为她挺可爱。　　两个人来去匆匆，分开的时间比在一块多得多。　　如今程训宣突然被审查，使徐向前内心画上一个大问号。　　是不是冲我来的呀?他又自我解脱：“不会，不会。”　　可能是妻子的“疯话”惹了麻烦，或者是被人诬告。　　徐向前心里又平静了。　　他的忠厚，一切相信党和坚决服从上级的军人的本能，使他暂把妻子被关的事放下了。　　倒是小警卫员放心不下，晚上悄声向他说：“她会不会有事，还是找保卫局说说去。”　　“不必了。”　　徐向前说。　　“还是该去问问。”　　“不必了。”　　徐向前气急败坏地说，“你做你的事去嘛!”　　小警卫员低头走开了。　　他不明白总指挥怎么这样无情，连自己妻子都不管了。　　他却不知道总指挥内心的痛苦、矛盾啊!　　“肃反”继续扩大。　　红军大规模的作战计划难以实施。　　抓内部的“反革命”一时成了高于一切的任务。　　红军中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人，抓起来审查；文化水平高的人，关起来写交待材料；丢掉枪零件和几发子弹的战士，关进禁闭室；说过党的高级领导不满话的人被抓起来追查“反革命”言行和组织联系。　　许多人内心恐惧、怀疑，而不敢说话。　　一些人宁死不屈，坚决抵抗这种错误的“肃反”。　　不久以后，许继慎和周维炯两位师长被处决了。　　徐向前后来听说，周维炯被杀害之前，严辞痛斥张国焘等人：“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　　老子二十年后，还是要革命!”
　国民党军的“围剿”加紧，步步逼近。　　徐向前每天在前线。　　一天，他从前方回到方面军总部驻地，正碰上开饭。　　他像往常一样走进伙房。　　他这个山西人，虽然在南方生活七八年，仍是不习惯吃大米饭，爱吃面食，没有面食，吃饭锅巴。　　常走进炊房找几块锅巴啃啃。　　炊事员都知道总指挥的偏好，每次做饭，都小心着不要把饭做糊，以便让总指挥吃上黄黄的香锅巴。　　有时炊事员把饭做糊了，锅巴黑了，徐向前只好苦苦一笑，抢一块黑锅巴啃。　　这天，他拿着块锅巴正出炊事房，迎面看见一个不认识的小战士，就问他：“小鬼，你是哪来的，我怎么不认识你?”　　小战士答：“我犯了事，刚从家来的……”　　“你犯了什么事?”　　“我……”　　徐向前明白了：又是受“肃反”牵连的。　　既然冤了人家，为什么又叫他当伙夫呢。　　看这小鬼的模样，倒像读过书的，一问，确实是个小知识分子。　　他是红四军十三师三十八团战士周希汉，因为会写几笔字，成了被怀疑的对象。　　硬说他是“富农出身”，他不承认，被开除出党，送回老家。　　他回到当地找区、县苏维埃政府，开了贫农出身的证明，又找了回来，暂且在炊事班帮助记账。　　徐向前翻看他写的账本，见字写得工整，倒是个文书的人才。　　徐向前问他愿不愿意留在总部当书记，小鬼正愁没个出路，见徐总指挥看中他，一边说怕干不好，一边连连应着。　　于是这个小战士就由炊事员提成了书记。　　谁想，过了几个月，徐向前一次从前线回到总部，听说周希汉又被当成“反革命”抓进了保卫局。　　原因是，一次行军转移，周希汉把两个同名的村搞混了，使直属队号房子出了差错。　　军委主席张国焘发怒了，说他是“有意搞破坏”，让保卫局抓了起来。　　徐向前听说此事，即派警卫员去保卫局要周希汉。　　警卫员跑回来说：“保卫局的人说，小周是‘改组派’，不能放!　　说不准要砍脑袋呀!”　　徐向前火了，亲自跑到保卫局，一看周希汉被吊绑着，正哭哭啼啼。　　徐向前大声向保卫局的人说：“放开周希汉!　　放开!”　　“总指挥，不能放呀，他是‘改组派’!”　　保卫局看押的人说。　　“什么‘改组派’，周希汉是贫农，是我的书记，我保他，快给我放啦!”　　周希汉这才从死亡线上，捡回他的小命。　　就是这条生命，在战火里成长、升华、发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做了人民海军副司令。　　每当回忆起往事，周希汉总不忘徐向前元帅的救命之情，他深沉地说：“若不是徐总指挥的保护，说不准我这脑袋早掉了!”　　那场错误的“肃反”，使许多忠诚的革命者、共产主义战士白白地牺牲了性命。　　徐向前身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实际上也是被张国焘等人在幕后审查的对象。　　他除了指挥作战，不得插手“肃反”的案件。　　徐向前多次暗暗打听妻子程训宣的下落，没有一个准确的消息。　　他克制地等待着，相信有一天程训宣会突然出现在面前，她会那样又说又笑。　　但怎么都没想到，一天听说她已不在人间了。　　是怎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没有人通知徐向前。　　想到许继慎、周维炯两位师长被捕、被杀的事件，想到许多干部成了“反革命”、“AB团”、“改组派”生死不明，徐向前更没法打听妻子的下落。　　他仍期待着程训宣不会遭难。　　“肃反”和国民党大军的围攻，使红军陷入内外交困。　　大仗一个连一个，败仗接连不断，战死的人越来越多。
红军于1932年秋天，突破敌人重重包围，走向外线，越走越远，进入四川。　　此后，在川陕苏区、在万里征途中，在雪山草地里，徐向前仍是怀念着程训宣。　　直到在延安，张国焘反党、分裂红军的罪行被彻底揭露和清算，红军在新的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旗帜下，人们才敢于对“肃反”的事件提出公开的议论。　　一天，在徐向前住的窑洞口前的阳光下，与几位老友聚谈，大家说起大别山、大巴山，又提到那令人心酸的“肃反”。　　“到底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　　徐向前问在场的一位老同志。　　这人曾在原鄂豫皖苏区保卫局工作，对“肃反”的内幕比较了解。　　“她究竟有什么罪?”　　徐向前又问了一句。　　“她没有什么罪。”　　对方回答，“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　　一语道破真相。　　徐向前苦笑一下。　　多年来，积压在心中的疑虑、怨气，总算找到了可信的答案。　　他真想大哭一场。　　多少同志在敌人的炮火中屡屡逃生，最后却冤死在自己的营垒中!　　怎么都不曾想到，在反“围剿”作战中，他为保卫苏区经常几天几夜不睡觉，那位张国焘却站在背后阴险地暗算他，以至下令处死了他妻子。　　难怪，当年“肃反”中大别山区有的村口贴出标语：“打倒帝国主义张国焘”!　　“张国焘是杀人的刽子手!”　　战争年代的夫妻，多是难得共存的。　　徐向前和程训宣从相识、结婚到永别，只两年零三个多月。　　这短短岁月中，他和她朝夕相处的日子，加起来不过一个月。　　她没留下子女，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一位大别山区普通女战士。　　她年轻单纯，对共产党一片赤诚，对红军将领徐向前深深地眷恋着。　　徐向前从程训宣的哥哥程启光(老共产党员)言谈中得知：“肃反”时程训宣在被捕关押、审讯中，始终据理力争，反抗对她的种种诬陷和迫害，她不让人告诉徐向前她关押的地方，怕连累丈夫，怕影响他指挥作战。　　审讯人要她揭发“同伙”的“反革命行为”，她大声回答：“我的同伙都是好共产党员!”　　她朴实正直，光明磊落，临死也没乱供什么“材料”。　　临死前夜，难友还听见在她被关押的茅屋中，传出阵阵笑语和山歌。　　她被害时，年仅21岁!　　徐向前生性少言、少笑，不近女色，更不善于谈情说爱。　　他却终生都在怀念着那位大别山女子程训宣。　　在那恐怖的“肃反”岁月，他力所能及地挽救了一些战友，却没能最后挽救年轻妻子，为此，他深深内疚。　　晚年的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说：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不是孤立的，那个时候，是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的时候。　　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搅在一起，在全党，在各个根据地，搞‘肃反’，搞扩大化。　　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　　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不要再重演。　　这段朴实的文字，是控诉，是血和泪的记录，也饱含着对程训宣和无数死难者深深的、永久的纪念!　　漫川关前的死战在逆流中奋斗，险境下拼搏，似乎成了徐向前命中注定的境遇。　　幼年蒙受种种磨难，从入黄埔军校，在国民二军，大革命失败后的奔波，广州起义、东江游击战争历经坎坷，多次险些丧生。　　他来到大别山后，顺利的环境不到两年，从统帅一支胜利之师，又陷入节节失利的困境。　　1932年6月，国民党军又向红军发动了第四次“围剿”。　　蒋介石亲自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共”军总指挥，共调集了二十六个师又五个旅约三十万人，另加四个航空队。　　分左、中、右三路出动，除左路军专门攻击湘鄂西红军外，重兵压在大别山区。
这次围攻，敌人采取的战术是：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　　由于敌人兵力强大，战术上有了改变，红军从一开始就陷入被动的局面。　　在麻城、黄安、七里坪等地，先后接连苦战五个多月，虽然歼敌近万人，但难以粉碎敌人的重兵合击。　　红军伤亡惨重，处境十分艰难。　　尽管徐向前精心指挥，亲临前线与战士同生共死，红军还是一步步败退，许多杰出的指挥员战死沙场，无数战士倒在血泊里。　　徐向前黄埔军校的老同学，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战死；红一师政委甘济时在苦战中牺牲；十二师师长陈赓身负重伤……部队经过一夜的行军。　　徐向前一路上把马让给伤病员骑，自己是走着到目的地的。　　路上，他得知陈赓伤势严重，准备到上海治疗，刚刚宿营，听说陈赓来了，心中一阵好喜。　　这说明，陈赓伤势不重，不然，他怎么找到指挥部来了。　　徐向前正要出屋门去看看，听见一个声音在叫喊：“徐总指挥!”　　声音尖脆，带着几分顽皮气，一听就是陈赓。　　陈赓是一年多前从上海党中央机关来鄂豫皖苏区的。　　开始任三十八团团长，而后升为十二师师长。　　战场上是一员虎将，平时却是一刻也不安静的“娃娃头”。　　只要他在场，话最多的是他，声音最响的也是他。　　徐向前虽和陈赓同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因为不在一个队，那时彼此并不熟悉。　　徐向前听说，陈赓毕业后，第二次东征做过蒋介石的护卫，还从战场上背下来脚部扭伤的蒋介石，是蒋介石的“救命恩人”。　　徐向前真正熟悉陈赓，还是他来到红四方面军之后。　　开头，徐向前不太喜欢陈赓的顽皮相，觉得他缺少军官的威严；战场上的陈赓，却使徐向前转变了对他的印象。　　至于陈赓对总指挥徐向前的印象，认为他指挥有方，决心硬，带兵严，就是笑脸少，过于古板。　　陈赓今晚向总指挥来告别。　　他左腿部伤势严重，骨头被子弹打断，需要去大医院接骨头。　　张国焘批准他去上海治疗。　　“徐总指挥，我不想离开部队啊!”　　陈赓一见徐向前的面，孩子似的哭起来。　　“你真是娃娃头，哭什么呀!”　　徐向前忙扶他在担架上坐起，安慰说：“上海医疗条件好，你的伤会很快好的。”　　“总指挥呀，”陈赓泪流满面，“我陈赓掉脑袋都不怕，伤一条腿算个球!　　我伤心的是……”　　仗没打好，伤亡大，处处被动。　　这也是徐向前心里的苦楚。　　他说：“敌人也太多，太强了……”　　“敌人打不垮我们，我们自己把自己搞垮了……”　　陈赓对“肃反”有怨气。　　其实，徐向前的怨气比陈赓大。　　红军中大批干部被逮、关押，许多人遭枪杀。　　“肃反”，是党中央指示的，在鄂豫皖这块土地上，“肃反”是张国焘主席亲自抓的，谁敢说什么呀!　　“你去吧，好好养伤。”　　徐向前向陈赓说，“上海那地方是虎狼窝，不仅有国民党的暗探、特务，还有共产党的叛徒，你要多加小心!”　　陈赓点头应着。　　徐向前心中有千言万语，想对陈赓叙说，想让他到上海向党中央陈述，他认为“肃反”是错误的，张国焘的战略估计是错误的，可是，党中央领导人只会相信张国焘的话，哪会听他徐向前的。　　再说，陈赓是去养伤的，不应该让他去找中央说三道四。　　“啊，陈赓你在这里!”　　随着一个熟悉的声音，张国焘走进门来。　　他声音低沉，少气无力，十分疲倦。　　几个月前，他在四方面军高级干部军事会议上，兴高采烈讲形势，谈战局发展，说国民党第三次“围剿”被红军粉碎后，蒋介石再无力进攻红军了；红军今后的敌人将是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将是“偏师”。
陈赓和徐向前一样，当时都认真去理解这个“偏师”说法，可是，四次“围剿”打来，才理解：国民党根本不是什么“偏师”。　　陈赓知道张国焘的夫人杨子烈在上海党中央工作。　　问他要不要写封信带着?张国焘说：“你见到子烈，说说情况就是了。　　信带在身上，多有不便!”　　陈赓告别了张国焘、徐向前，黑夜坐担架走了。　　红军损兵折将，从炎热的暑天，战至寒冬来临。　　经过枣阳、新集之战，仍无法改变失败的局面。　　1932年11月初，徐向前率领的红军，转战到漫川关。　　漫川关，是鄂西北进入陕南的一道重要关口。　　高山峻岭之中，有一条崎岖的小路，引向两座山峰之中。　　当地老百姓说：“进了漫川关，恰似鬼门关，风吹石头响，仰脸不见天。”　　历来这里是兵家争夺之地。　　只要派重兵把关口卡住，左右是高山密林，步兵是难以冲出的。　　在这个险关隘口，杨虎城部三个团据关设防。　　胡宗南两个旅正从郧西方向追来；敌四十四师、六十五师、五十一师、四十二师也从四面八方压向漫川关。　　敌人企图将红军围歼于漫川关以东十余里的峡谷之中。　　红军两万余人，陷入了前进不得，后退无路的绝境。　　已是11月中旬的寒冬天气，北风呼啸，漫山遍野一片枯黄。　　部队战士的干粮袋子已空，草鞋磨破，一双双脚板裂口流血。　　从离开大别山老区，至今已在转移路上走了二十多天，而且边走边打。　　真是饥寒交迫。　　总指挥部深夜进到漫川关东的康家坪。　　活蹦乱跳的政治委员陈昌浩躺下起不来了；瘦弱的总指挥徐向前强打精神，召集军事会议。　　军委主席张国焘一路骑马压后，身体虽强健些，也是气喘吁吁，说话有气无力了。　　茅屋昏暗，大家围坐在一盆火前，听参谋报告敌情和漫川关的地势。　　严峻的形势，使在座的人个个目瞪口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了。　　会场的气氛，少有的冷清和惊恐。　　从四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经过麻城、冯寿二、七里坪、扶山寨、新集、上桥铺一场场苦战、恶战，损兵折将一万多人。　　大家心里明白，再这样受挫、伤亡下去，红四方面军就彻底垮了。　　“我们不能再硬拼了!”　　有人说，“留得青山在……”　　“不打，不拼，等着全军覆灭?”　　有人说。　　“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要面对现实。”　　张国焘说话了，“我想应该把大部队分散开，化整为零，分散游击……”　　他说话慢条斯理，讲着一、二、三、四的理由。　　徐向前一听，急了。　　他等张国焘刚住嘴，就站起来说：“不能分散，不能分散……”　　一点、两点、三点的道理摆出来。　　“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我们开会，研究对策。　　张国焘这个人一到叫劲的时候就稀松，也不懂军事，往往瞎指挥。　　他提出，化整为零，让部队分散打游击。　　这怎么行呢?我说：这支部队不能分散，在一块儿才有办法。　　我们好比一块整肉，敌人一口吞不下去；如果分散，切成小块，正好被人家一口一口地吃掉。　　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分散打游击，要想尽一切办法突围。　　陈昌浩等同志支持我的意见，最后决定集中突围。　　形势很紧张，分秒必争。”　　根据情报，徐向前分析了敌人的态势和弱点，提出北面敌兵力较小，又是敌两股部队的结合部，全军可以从那里突围出去。　　他当机立断，决定了突出的方位。　　张国焘默许了，没再提出反对。　　于是，徐向前便匆匆赶到了第十二师指挥所，当面向三十四团团长许世友交待任务。
许世友，是徐向前部下的一名战将。　　他从小因家境贫寒，在河南登封县少林寺里长大。　　为此红军中就传说，许世友是少林小和尚。　　其实，他不曾剃发出家，只在庙中混饭吃，倒是和少林寺的和尚一样，练就了一身功夫。　　他参加红军后，又历经艰险，无数次在血火中冲杀。　　他参加过黄麻起义和多次反“围剿”作战。　　他率领的三十四团能攻善守，每当战斗最激烈的关头，军、师指挥员都派这个团上去。　　今天，全军又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徐向前向许世友说：“任务清楚了吗?”　　许世友回答：“清楚了，保证完成任务!”　　徐向前说：“这次突围，关系全军的生死存亡，决不能掉以轻心啊!”　　徐向前经过周密的计划，入夜，命令红十二师三十四团，在红七十三师二一九团协同下，向敌四十四师展开了进攻。　　许世友跑到最前沿指挥冲杀，他发现一挺机枪突然停止了掩护，跑过去见射手牺牲了，自己端起机枪向敌人猛扫。　　他高呼着：“共产党员们，冲上去，冲上去!　　……”　　夜色吞没的漫川关被战火照亮。　　铺天盖地的枪炮声，像是山洪暴发，冲击着敌阵，振动着军心。　　徐向前似乎忘记了他是总指挥，摸黑向着枪声激烈的方面前进。　　直到警卫员们拼命扯拉他的衣服，他才意识到，作为总指挥不应继续向前冲了。　　老将军罗应怀在回忆录中写道：“漫川关战斗，是关系到红四方面军生死存亡的一仗。　　当时，我军处境之险恶，战斗之激烈、残酷，是前所罕见的。　　枪子和弹片把无名高地上的松树枝叶削得光秃秃的，只剩下一根根半截子树桩。　　我们营上去的五六百人，战斗结束时，只剩下八十多人。　　我打的旗，被弹片撕成了一条条碎片，连旗杆子也被子弹打穿了好多孔。　　二营撤离阵地时，发现有两个班的十几名同志由于长时间趴卧在冰天雪地里，竟被严寒夺去了生命……我们以一个团的兵力，硬是顶住了敌人四十四师两个旅的进攻，消灭了敌人大批有生力量，掩护了全军的胜利转移……“……危急关头，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依然那样沉着镇定。　　徐总指挥部队，向以深谋远虑、出奇制胜著称。　　在他的直接领导下，红四方面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打了不少漂亮仗。　　而今，敌人前堵后追，情况瞬息多变，作为最高军事指挥员，身系全军之安危，不仅要权衡敌我态势，而且还要不断排除来自张国焘的干扰，迅速而准确地决定每一步‘棋’的走法。　　困难可想而知。　　但是，徐总始终保持着处变不惊的大将风度，以清醒的头脑，洞察着敌情的变化，抓住战机，克敌制胜，使我军多次化险为夷……”　　当许世友指挥部队突破敌军防线后，侦察员发现了一条穿越漫川关的险道——一条只能容一个人通行的狭路。　　徐向前当机立断：“从这条道穿过去!”　　队伍走不多远，前边又传来报告：“路越走越窄，驮炮的马难通过!”　　徐向前命令：“驮马和炮扔掉!　　前进!”　　丢掉驮马和炮，对徐向前和红军指战员来说，简直像丢掉战友和性命一样难受。　　每一匹驮马，都跟随红军征战几千里；每一门炮，都是鲜血换来的!　　可是，事到如今，只有丢掉这笨重的装备，才好保存人啊!　　在到达漫川关后，全军已经作了动员，每个人都知道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因此，接到总指挥部轻装跑步前进的命令后，干部、战士只得忍痛扔掉了炮和行装，沿着崎岖的狭道，向前走。　　有几匹驮马好不容易穿过狭道，因山路太滑，又摔落深谷下。　　战士们忍住泪水，听见山谷下的马嘶，却无法搭救无言的战友!
天将发亮，红军大部队越过了漫川关。　　可是，前进的道路仍是艰难险阻。　　一条崎岖的小道，指向海拔约1600米的高山。　　徐向前从地图上判定，这是野狐岭。　　这一带绝无人迹，兴许只是野狐狸才出没的深山。　　红军战士在冷风中刚刚跨过重重山峦，竹林关又出现在前进的方向。　　守竹林关敌军虽有两个团，可是毫无戒备。　　他们万万没料到，红军会如此迅速地到来。　　徐向前指挥红军，一举攻占了竹林关。　　竹林关，位于丹江上游，是通往陕西关中平原的一条古道。　　徐向前和方面军其他领导人决定，趁关中敌人空虚，红军进入关中。　　可是，摆在队伍面前的却是一条艰险的古栈道。　　据侦察员报告：这条栈道，从竹林关一侧悬崖绝壁凌空架设，年久失修，许多地方的木头已经朽了，大部队通过是危险的。　　徐向前看着地图，问侦察兵：“你们调查过没有，栈道有没有人走啊!”　　“老乡说，偶然有人从栈道上走走，只是单身行人。”　　“就是说还可以走人嘛，”徐向前说着站起来，向栈道跑去。　　他心中着急，部队如不快速前进，后边敌军追上来就麻烦了。　　栈道到底怎么样，只有亲自去看看，再决定行动方向。　　跑不多远，只见右边是绝壁，左边是深谷。　　绝壁与深谷中间，出现了一条栈道。　　徐向前只是从旧小说中看到过栈道。　　领兵作战多年，从广东东江到大别山区，都没走过这种道路。　　他正要大步迈上栈道，警卫员从他身后钻出去，快步跑上栈道，而且一步不停，跑到尽头。　　又很快转回来，说是中间一段木板朽了，不让徐向前总指挥继续往前走。　　徐向前一声不响，继续往前走。　　他的性格总是这样：险路往往是亲自走，地形要亲眼看过才放心。　　他从栈道入口一直走到出口处，证实了侦察员的报告，栈道上确实只能单兵通过。　　他命令全军再次轻装，丢掉了过漫川关时没丢完的小炮和驮马上的东西，让战士排列成一字长蛇阵，从栈道上缓慢通过。　　寒风中，徐向前在栈道的头上，威严而立，这无声的动力，鼓舞着前进的战士。　　走过栈道，红军进入陕西，彻底摆脱了敌人重兵围攻、堵截。　　徐向前这才听警卫员说把一个皮包丢失了。　　皮包里是书和一块不能走的怀表。　　“丢就丢了吧，没什么好可惜的。”　　他喜爱读书，皮包里那几本书虽然珍贵，但是红军主力能保存下来，这才是最大的欣慰。　　此时，南京国民党军的情报机关说什么：徐向前部“仅剩下五千余人，毫无战斗力”，“衣不蔽体，食不得一饱”、“不死于炮火，即死于冻馁”。　　然而，敌人估计又错了。　　徐向前率红军15万余人，走出困境后，正向关中平原大步前进。第五章  大巴山前敌军千万重“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1)　　跨秦岭涉汉水　　1932年11月下旬，徐向前指挥红军进入关中平原。　　国民党军五个多师又分路向关中压来。　　步步紧逼，四面合围，蒋介石铁了心，定要把从大别山“流窜”出来的红军赶到绝路，一网打尽。　　红军在王曲、子午镇等地与敌军激战数日，为彻底摆脱敌人，全军悄悄撤走，趁机又进入了秦岭大巴山脉。　　不久之前，红军为了摆脱敌人追击，进过一次秦岭，现在敌重重围攻，只好二度入山。　　徐向前这一着“死棋”，蒋介石和他的高参们万万没有想到。　　当他得知红军又进入了秦岭，自我解嘲说：“让这伙‘残匪’冻死、饿死在森林里吧。”　　国民党军围攻红军的五个多师，随后纷纷退去，各回营地过冬去了。　　“冻死红军，饿死红军”，这种儿戏似的话，却常常出自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口中。　　按照这种说法，徐向前不知“死亡”多少回了。　　然而，他却总是从“死亡”线上冒出来。　　这不是他的命大，是他大智、大勇，善于谋略，善于转败为胜、转危为安。　　徐向前又陷入被敌人视为“死亡”地带的秦岭，又使他面临着一个严峻的考验。　　秦岭，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分水领，山高林密，海拔在两千米以上。　　此时正是12月初，严冬已至，大雪纷飞。　　红军指战员都身穿单衣，脚穿草鞋。　　每个人的干粮袋都是瘪的，伤病员更一天天增多。　　许多连队除去抬担架的，几乎没有能打仗的兵了。　　秦岭里有的区域比较富裕，有的地域却没有人烟。　　深山中崎岖的小道，都被森林的枯叶埋没。　　就是能碰到些山民，从他们家里，很少能找到粮和油。　　红军一万多人的大部队，又是在严寒的冬季，要从这“死亡”地带走出去，谁都认为是一种奇闻。　　可是，徐向前在这里又一次创造了奇迹：他率领红军，经过七天的行程，跨越九座海拔二千至三千米的高山，途经老君岭、厚畛子、下佛坪、都督河、黄柏源等地，于12月9日，抵达城固县的小河口。　　令人惊心动魄的秦岭，成了红军摆脱敌人合围的一道屏障。　　“我军面对敌人的围追，流动作战，打了走，走了打。　　一面打击敌人的堵截，一面打击敌人的追击，就打这两种仗。　　边打边走，目的是为了争取胜利，求生存，寻找新的革命根据地。　　流动作战的特点和消息闭塞的状况，使我们不可能作出一成不变的建立根据地的战略预想。　　艰苦转战的我军，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打一步算一步，好像下棋似的，从对弈局势的每步变化中，审时度势，确定新的步骤。　　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曾想暂时在璩家湾地区活动，待机打回根据地，却因情势所迫，改为西进；到了南化塘，觉得地形、民情条件不错，想立脚生根，又落空了；尔后，奔向漫川关，打算去汉中地区建立根据地。　　汉中盆地，历史上赫赫有名，曾是汉刘邦养精蓄锐、回定三秦、进取天下的战略出发地，史书上记载过的。　　出秦岭，据汉中，这时就成为我们主要的行动目标。　　关键是甩掉敌人，不甩掉敌人，便无法实现我们的预想……秦岭山脉，高耸入云，气吞万里。　　山连山，水连水，翻不完的山头，越不尽的急流。　　我军衣衫单薄，食不果腹，伤病号又多，进军备受艰辛。　　可是部队的宣传工作很活跃。　　总部和各部的宣传人员站在山坡、隘口、沟边，不断用快板、顺口溜、歌声、口号，激励指战员们攀岩涉水，战胜疲劳和饥寒……深山里面，气候寒冷，大雪纷飞，粮米匮乏，逼着我们不顾疲劳，催军急进……”　　红军越过秦岭之后，进入关中平原，又渡过了一个难关，暂时把敌人全摆脱了。
在这里，红军召开了著名的小河口会议。　　红军将领们迫使张国焘接受了一些正确的建议。　　于是，小河口会议，成了红四方面军开始向川北进军、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的起点。　　前进的路上，仍是艰难险阻。　　高山过去，又是大河，大河过了，又是大山。　　徐向前一路随先头部队日夜兼程南进。　　行进的路上，夜色苍茫中，战士的脚步又被汉水挡住了。　　滚滚的河水波涛汹涌，谁也说不出这水有多深、多宽。　　背后敌军十七师主力又尾追而来。　　站在汉水岸边的徐向前，焦急地等待着派出去寻找渡船与渡口的侦察兵。　　在部队开进途中，他曾亲自向老乡作过调查。　　老乡说枯水季节，汉水不深，是可以过去的，眼前这水势并不浅啊!　　侦察兵跑来报告，说找不到渡口和船。　　徐向前问：“水多深?”　　侦察兵说：“老乡说，再往上去江宽水浅，这里江窄水深……”　　“走!”　　徐向前不等侦察兵把话说完，沿着江滩向上游跑去。　　他腿长，走路快，等参谋、警卫人员反应过来，总指挥已出去好远了。　　大家急忙追赶。　　江边的风呼啸不停，浪声却越来越小了。　　徐向前停住脚步，遥观对岸，月色下江面宽阔，水势平稳。　　他不顾身后的人叫喊，拄着棍子，慢慢走下江边。　　他从小在家门前滹沱河里泡过，“狗刨式”赛过一般孩子；在黄埔军校时，他游过珠江；在海陆丰红四师的年代，下东江洗过澡。　　这位“游泳老手”，使生长在大别山区的警卫战士望尘莫及。　　他们害怕徐总指挥有危险，不管水深水浅，前扑后赶，向汉江对岸走去。　　此时，正是12月11日，江水寒冷刺骨，不要说泡在冷水里，就是走在路上，人们都还缩手缩脚呢。　　总指挥身先士卒，全军哪一个人还能说什么啊!　　谁也顾不得冷，都不要命似的往水里跳。　　寒冷和死亡都置之度外。　　徐向前和几名侦察、警卫人员，在齐胸的江水中，一步一试，走到对岸，又返了回来。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下达了命令：“全军迅速过河!”　　黑夜中，红军战士有的脱掉了草鞋，挽挽裤子，也有的不管是泥还是水，像平常走路那样，迈进滚动的汉水。　　他们相互鼓动，相互搀扶，沿着侦察兵和总指挥探出的路线，向江的对岸奔去……尾追的一部分敌军，第三天赶到汉江边，徐向前率领红军已不见踪影。　　说不清国民党军是耳目不灵，还是自我解嘲，就在红四方面军走出秦岭、涉过汉水的时候，他们又说：徐向前部“彻底垮了”。　　红军战史中记载着：红四方面军从四次反“围剿”失败，脱离鄂豫皖苏区西征，历时是两个月，行程三千余里。　　在逆境中，歼灭敌军万余人。　　红军指战员们都不会忘记，漫川关前如果徐向前依了张国焘的“化整为零”，红四方面军恐怕是真的彻底垮了。　　“神兵”骄将大围攻在中国革命战争历史上，英勇的红军创造了众多的奇迹。　　徐向前指挥的红军创造的奇迹之一，是翻越大巴山。　　这座大山，横贯四川省的北部，当地老百姓说不出它多高，多险，只知道上要爬70多里，中间要走70多里，下山还是70余里。　　跨越这上下210多里的高山，对大山养育出来的红军战士说来，本不算多么艰难的行程，可是，这时的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西征，历时两个月，转战3000余里，突重围，跨秦岭，涉汉水，已经是精疲力尽了。　　时值寒冬，大雪封山。　　远眺大巴山在一片白雾茫茫之中，不见顶峰，不见边际，更难找出路来。　　行人绝迹，飞鸟不见。
　红军战士们听说又要翻越这座山，都禁不得倒抽一口气：“妈妈呀……”　　总指挥徐向前，看着这座银装素裹的高山，顿时也皱起眉头。　　他不是怕山险路难，想到的是部队的装备与体力。　　许多人至今还穿着单衣，一无棉衣，二无鞋靴。　　许多战士的脚都已经冻伤，有的人入冬以来一直穿草鞋，脚指头冻掉了。　　他彻夜不眠，找老乡调查路线，找干部了解准备的情况。　　他要求每个战士多打几双草鞋，草鞋要打得厚一些，要垫上几层破布、狗皮、羊皮之类的东西好防寒。　　他还命令每个战士携带一捆稻草。　　有的人不解其中的用意，他说：“稻草可以在登山时防滑，露营时铺铺盖盖嘛!　　”干部、战士听了直点头：我们的总指挥，真是想得周到哩!　　12月17日，一群全部“武装着稻草”的队伍，从西乡县内的钟家沟一带出发，缓缓向大巴山麓前进。　　村子里的老百姓，从来没见过红军，更没有看见过这样的队伍，谁也没有想到，这些兵在大雪封山的季节，要去爬大巴山呢。　　白雪皑皑，漫无边际。　　冷风凄凉，生命绝迹。　　只有这群像“稻草人”的军队，荷枪实弹，一步一喘，向着大巴山的峰峦攀登。　　前边向导引路，沿着一条崎岖的若明若暗小道走，开始还可以找到原来路基、行人的痕迹，渐渐的路基没有了，眼前只是白雪覆盖的群山。　　有老乡引路，可以辨认哪是原先有过的羊肠小道，慢慢向上爬。　　爬至半山腰，向导也糊里糊涂，再也找不出路基了。　　先头连队只好大体上认定一个目标，边探路，边攀登，有的人一脚蹬空，滚下深谷。　　山坡上是呼唤声和紧张的抢险场面。　　总指挥徐向前，随同红十二师一步步向上攀登。　　他和每个战士一样，身上背着一捆稻草，只是手上多了根棍子。　　他不能骑马，更不能坐抬子，慢吞吞向上爬。　　他走走停停，前看看，后瞧瞧，还不时地发出命令：“不得停留!”　　“一定要跟随着前边的脚印走!”　　没有路的雪山坡，数不清脚板踏过，一队队人走过，渐渐出现了一条路。　　积雪融化，变成泥路，结成冰面。　　战士们把随身携带的稻草，一撮撮散在路上，既能防滑，又成了路标。　　总指挥和战士们一样，路滑了，抽几根稻草垫在脚下，休息时，把稻草捆放在屁股底下坐坐。　　“武装着稻草”登雪山，是他从一位老农那里听说学来的。　　开始他让干部战士背上一捆稻草，许多人还讲怪话，发牢骚，说是“瞎指挥”，直到稻草有用了，大家才恍然大悟：“总指挥神机妙算啊!”　　上70里的高山，红军指战员一天就征服了。　　夜黑，总指挥部发出命令：山上宿营。　　战士们以大树和洞穴为巢，偎依在一块，把仅剩下的一把稻草垫在身底下入睡。　　在红七十三师二一七团先遣支队中，发生了这样一桩事：一位名叫陈松庭的战士，宿营中把自己的最后一把稻草给战友盖上，他自己堵在树枝搭的窝棚口，给班上生病的战友挡着风寒。　　第二天天亮，大家醒来才发现，这位共产党员已冻死在窝棚门口。　　1957年，徐向前从一篇老红军的回忆录中看到这平凡而壮烈的英雄行为，深情地向红四方面军一位老将军说：“我们当年能从大巴山跨过来，正是因为有陈松庭同志这种精神!”　　大巴山南坡下，有三个县，一个叫通江，一个叫南江，一个叫巴中。　　老红军都称这片土地：“通南巴”苏区。　　1932年12月底，正当国民党大肆宣传红四方面军“仅剩五千余人”即将“全部灭亡”时，徐向前率一万四千余人，出现在四川北部通江地区。
红军兵分三路，占领通、南、巴三县。　　徐向前曾以“风雪大巴山”为题，记述了红四方面军跨越巴山、进军川北的艰难历程。　　他结论式地写道：“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战争的本质，战争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衡量红四方面军西征转战成败与否的主要依据。　　我们的有生力量是人，是红军队伍。　　红四方面军经过那样艰难困苦的战略转战而消灭了敌人，保存了自己，应当说，是党和红军的一个伟大胜利。”　　红四方面军飞越过大巴山，又一次冲出逆境，开始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　　四川省此时被十几个大小军阀分割控制着。　　刘湘、刘文辉、刘存厚、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州等军阀，各霸一方。　　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有矛盾，军阀之间又有矛盾，互相混战。　　徐向前率领红军入川后，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依托川北的险山和人民穷困而要求革命的条件，发动群众，开仓分粮，实行土地革命。　　通南巴穷苦人民欢庆解放，唱出山歌：半夜三更出太阳。　　一打虎，二打狼，穷人掌印坐天堂。　　这场喜事是谁办?巴山来了徐向前。　　1933年2月，军阀田颂尧令孙震率领三十八个团共六万多人，分左中右三路向红军进攻。　　徐向前和他的红军，刚刚跳出困境，又陷入了逆流。　　怎么办?是继续转移呢，还是迎敌?转移已经没有可以去的地方了。　　北边是大巴山，上下二百多里，部队再也不能重走老路了。　　眼下是人困马乏，无粮草，无后援，只有把进攻的敌人打垮，才是生路。　　死打硬拼不是上策。　　徐向前和他的战友们，根据川北地势和敌人特点，趁敌人进攻尚未发起之际，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出敌不意，狠狠歼灭一路”的作战方针，从2月到6月，历时四个月的作战，共毙伤敌14万多人，俘敌近万人。　　粉碎了田颂尧的“三路围攻”。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却被各派军阀闹得民穷财竭。　　军阀挖空心思征税征捐，苛捐杂税，名目惊人。　　种田要收田赋、傍粮捐，除此之外，什么壮丁费、马路费、种烟费、被服捐、瘾民捐、月儿捐、子弹捐、火线捐，连讨饭的乞丐都要交花子捐；不种鸦片的农民还要交“懒捐”。　　田赋是一年数征，年年预征。　　1933年，刘存厚统治的城口、万源、宣汉、达县等地，田赋征到了1983年(“民国七十二年”)；田颂尧统治的通江、南江、巴中、广元、昭化、剑阁、苍溪、南部等县，田赋征到1950年。　　据天津《大公报》1933年3月25日的登载：国民党区域内捐税名目共达1756种之多，四川的田赋预征到了1987年。　　在这历史的奇耻年代，老百姓唱出两首哀怨的歌：军阀梳子梳，豪绅篦子篦，甲长排头刀子剃，收款委员来剥皮。　　尖尖山上二陡坪，包谷红苕胀死人；茅草棚棚笆笆门，想吃干饭万不能。　　压迫越重，反抗越强烈。　　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纷纷奋起造反。　　早在1928年，由李家俊、王维舟领导的川东农民起义，震动了川北。　　1929年，旷继勋领导了蓬溪兵变。　　红军入川前夜，阆中、南部一带又爆发了两万多农民的起义。　　川北人民的抗捐抗税运动，此伏彼起。　　红军来了，老百姓知道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年轻人纷纷报名参加红军。　　是饥饿，是正义，使人们觉醒起来。　　红军招兵买马，打出个牌子，就有许多人前来要求当兵。　　红军的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有的班入川时只有二三人，几天之内，就扩充到十人；有的师、团，原来只是个空架子，几天之中，编制满员了。
徐向前回忆说：红军入川那阵子，真是红旗遍地，歌声如潮，那革命的景象，令人难忘!　　1933年8月至10月，徐向前接连指挥了三个战役：从8月12日开始向南部仪陇方向进攻，半个月之内歼敌三千余人，攻占含仪陇和嘉陵江以东、南大片地区，占领了一百多口盐井，解决了军民缺盐吃的困难；从9月22日开始，发动营山、渠县战役，半个月内，歼敌四千余人；10月中旬，发起宣汉、达县战役，历时十一天，歼敌六个团，俘敌四千余人。　　三次战役，使川陕根据地扩大到四万二千多平方公里，西抵嘉陵江，东至万源、城口，南达营山、渠县及开江、开县。　　红军扩大到六万余人。　　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根据地，是全国第二块最大的红色区域。　　川陕红军的声威、徐向前的威名，震动了四川和南京。　　蒋介石和四川大小军阀惊恐不安。　　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共”总司令，拨款二百万元和枪万余枝，驱使他率一百一十余团二十多万人，向红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攻。　　严重的考验，又一次降临到徐向前的头上。　　1934年10月10日，刘湘在成都宣誓就职。　　这位总司令正式发出通电：各路军队要同心协力，“三个月之内，全部消灭徐向前‘匪部’!”　　刘湘是大邑县人，参加过历次的军阀混战。　　当过川军的团长、旅长、军长和重庆护军使。　　又当过北洋军阀政府的川康督办。　　1932年冬天，徐向前率红军到川北时，刘湘坐镇成都，“坐山观虎斗”。　　川北的军阀刘存厚、杨森、田颂尧一个个被红军打败，刘湘眼看红军要打到他的头上了，开始向蒋介石讨价还价，他向蒋介石“请命”：只要把统一指挥川军的大权给他，再拨给一大笔军费，保证三个月内，彻底消灭入川的红军。　　大军压境，又是一股更大的恶流。　　徐向前和他的战友们，根据敌情、地形，决定采取“收紧阵地”、“决战防御”的作战方针，先以少许兵力，卡住山险隘路狭谷，节节抗击，诱敌深入，待敌兵力分散、消耗疲惫、攻势衰竭时，突然举行反攻，重点突破。　　围攻与反围攻的战线，在川北拉开。　　双方兵力共约三十万人。　　白军是红军的三倍之多!　　野心勃勃的刘湘，想独霸“天府之国”，欺骗士兵们为他卖命，大搞“以神治军”。　　他从1925年拜刘从云为师，把许多军阀和头面人物网入“一贯先天大道”。　　曾在重庆用四万银元布设了华丽的“神仙府”。　　1929年农历8月15日在重庆真武山，办了三天“移星转斗”大会。　　点了三千六百八十四盏灯，三天三夜不息。　　还请道徒们“吃神饭”、“练神兵”。　　刘从云利用刘湘发展道徒；刘湘利用他老师扩充军队。　　“刘神仙”被刘湘请出来，充当前线军事委员长，身穿八卦道袍，在南充城烧香拜神，择“吉日良辰”发兵进攻红军。　　他还坐上二人抬的滑竿儿，到军队中讲道。　　说可笑，倒也有几分可笑，这样的军队，居然把个“天府之国”闹得沸沸扬扬。　　军阀盘踞下的川北，原来有五多：一是兵多，二是匪多，三是捐税多，四是纸票多，五是抽鸦片烟的人多。　　老人吸，年轻人吸，连婆娘、娃娃也吸。　　男女老少，生了病不吃药，点起烟灯，抽几口鸦片烟。　　老百姓敬神敬祖宗，摆一小碟子鸦片作供品；庙里的泥菩萨嘴边，也常常被善男信女抹上点鸦片烟膏子。　　富人家炕上摆着镀金镶银的烟枪；穷人不少家里，都有烟灯和烟枪。　　城里和大集镇上除了饭馆，还开大烟馆，人们进大烟馆像坐茶馆吃碗茶一样随便。　　军阀的队伍，几乎每个兵都有两支“枪”，一是打仗的枪，一是大烟枪。
当兵的吸大烟，没有钱就抢老百姓；老百姓吸大烟，没有钱只好偷，卖苦力。　　有的男人吸大烟，连婆娘都卖掉了。　　染上大烟瘾的人，个个骨瘦如柴，不抽烟走不动路，干不了活。　　烟瘾一发，流鼻涕淌泪，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自然，这样的队伍，除了靠钱收买、靠大烟，还要“神”来保佑了。　　烟兵们有钱有大烟抽，再加上封建迷信，战场上确也可以不顾忌地冲杀一气。　　为此，刘湘的“神兵”，在四川倒有几分“名望”。　　“娘老子，神兵真可怕唉!”　　“龟儿子，那神兵真的有神哩!”　　“红军不信神，这回也得信了!”　　“……”　　刘湘的“神兵”，全是“双枪”。　　每个人一支步枪，一杆大烟枪。　　进攻前，双枪兵们点起大烟灯，吞云吐雾，过足了鸦片瘾，真好像“神”附身，发疯似的嚎叫。　　老百姓中流传着许多话，通过新入伍的战士，带进部队。　　你说，他也讲，越传越邪。　　红军战士听说敌军的“神兵”来了，有的人也半信半疑。　　老战士笑笑：“骗人!”　　新入伍的农民，从小受到迷信鬼神的影响，缺少文化知识，暗地传播“神兵刀枪不入”。　　有的干部也说“神兵”难打。　　徐向前从小就反对妈妈拜佛吃斋，他初到大别山曾遇到过“刀枪不入”的红枪会，早被他粉碎了。　　来到四川又碰上“神军”了，真是中国到处是“神”!　　“哪个见过神?”　　一次在干部会上，徐向前讲到作战，笑着问。　　“……”　　没人回答。　　“谁见过刀枪不入的人?”　　“……”　　没人回答。　　人群里也有人不理解：总指挥怎么问起这话?“世界上，只有人，没有神。”　　徐向前说，“庙里的神都是人造的，神是不存在的。　　军阀无能，公开借助神符欺骗士兵为他们卖命，这只能说明他们虚弱，没有战斗力。　　当今世界，真正救穷苦人的不是神，是共产党，是红军。　　什么叫神?手中的武器，勇敢加战术，这就是神!”　　他还向干部们讲授战场上与“神兵”作战的战术。　　妙计一条：选好目标，先打死一两个，其余的一看神不灵了，就会受到惊吓、后退，乱了阵脚，这时用机关枪一扫，再打倒他一批，他们的“神”就全不灵了……经验之谈，说得全场大笑。　　徐向前这位老黄埔，当过教员、教官的人，平时不爱说笑，讲起课来，又是那么动听。　　有的干部，平时不大和徐向前谈话，倒很爱听他讲课。　　“神兵”，虽是刘湘的一种“以神治军”的把戏。　　可是，摆在红四方面军面前的形势，是越来越严峻。　　军阀从各自为战偏守一方，发展到联合行动，共同对红军作战。　　蒋介石亲自出面，安抚四川军阀，警告他们要协力“剿共”，不然，不仅各人的权位难保，而且将死无葬身之地。　　面对四川军阀联合进攻的形势，方面军总部一面令前线部队抗击敌人，一面在通江开会研究对策。　　办法有两条：一条是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和反三路围攻一样，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一条是广泛发动群众，党政军民总动员，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　　通江会议决定，红军分成两个作战方向：东线由徐向前亲自指挥，率红四军全部、九军和三十军各两个师，以及三十二军，共二十余个团，对敌之主力第五、第六两路；西线由副总指挥王树声率领三十一军主力、三十军和九军各一个师，共十余团，钳制敌之一、二、三、四路。　　红军反六路围攻，苦战十个月，防御、出击，交错进行。　　许世友在《万源保卫战》一文中，记述了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的情形：“打了两仗，总指挥徐向前亲临大面山前线视察，他见我们阵地坚固，敌人没能够上山一步，表示满意。
　巡视完毕，徐向前总指挥在棚子里坐下来，详细告诉我们敌我情况，他说大面山是敌人主攻方向之一，是全线重点阵地，一定要坚守。　　右侧的三十军，左侧的四军，都打得很好。　　最后他站起来笑着说：考验是严重的，可是我们有百战中打出来的战斗作风——硬!　　……”　　红军的战斗作风“硬”，是徐向前精心培养、严格要求，从实战中锻炼出来的。　　正是这种“硬”劲，才使这支部队打不垮、拖不垮；也正是这股“硬”气，是冲出逆境、战胜困难的动力。　　在大巴山前，徐向前指挥的红军，与刘湘骄傲自夸的“神军”，日夜混战。　　敌人打来，红军打去，白天白军进攻，夜晚红军反攻……左右为难难不倒逆境和困难，不只是敌人、大自然造成的，有的是自己内部人为的。　　在革命战争年代，常常发生所谓的“路线之争”、上下之争，这种同志间的是是非非，往往比应付自然界的高山、河流、狂风、暴雨都令人头疼。　　徐向前从大别山到大巴山以至以后几年，常常被内部是非搞得左右为难。　　他是红军的总指挥，顶头又有个张主席。　　张国焘自从来到大别山，“选贤任能”，把好几位有才华、忠诚革命事业的好干部替换下去了。　　可能是徐向前这个军事指挥员平时不爱好唱多少反调，指挥打仗又有办法，在部队中威望高，尽管肃反时对他有怀疑，迫害死了他的妻子程训宣，还是把他保留着。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对初到大别山，第一次见到徐向前曾经这样写道：“至此，我才会晤了阔别已久的徐向前。　　他在黄埔第一期的时候，并不是个露锋芒的人物，我们接触不多，在我并无深刻的印象。　　这次重逢，我们深淡数次，我发现他确实具备这个苏区游击战争的领导者的条件。　　他的军事见解切合实际，游击战争的经验丰富，指挥作战极负责任，对下属则严谨谦和，不失大将风度。　　他对党和苏维埃极为尊重。　　他自己的私生活很严肃，没有军阀恶习。”　　徐向前对这位张主席，很少当面冒犯。　　只是作战中有时不得不和他唱反调。　　张国焘实行的是“家长”式的领导。　　他的话总是要下属不打折扣地照办。　　不然，轻者说是不尊重领导，重则是“反党”。　　轻者要写检讨，要被撤职，重了会有杀身之祸。　　在与刘湘的战争中，一天徐向前和张国焘硬是顶撞起来。　　徐向前认定正确的治军方针，就坚决贯彻，认准一个好的作战方案，就千方百计去实现。　　在反六路围攻最后向敌人反攻的关头，他不惜违背张国焘的意愿，“独断专行”，和李先念一起，率领部队打了一个漂亮仗。　　那是1934年9月。　　徐向前在东线指挥反攻，没能大量歼灭敌人，就率三十军和九十三师转到西线，准备对敌实施大纵深迂回。　　他经过反复研究，拟定了作战方案，很快用电话报告给在后方的张国焘。　　这时候，川陕苏区已经是相当红火。　　电话能四通八达，前方、后方、总部与各师团，都可以通话。　　后方办了造枪弹的兵工厂、被服厂，发行了纸币、铜钱；办起了各式的学校。　　前方打仗，张国焘一天几次电话查问作战的情况。　　徐向前的作战方案报告上去之后，很快，从后方通江洪口场打来了电话。　　开始，张国焘照例问了徐向前的身体情况，客套几句之后，说实行大纵深迂回不好，要实行浅迂回。　　电话声音很小，断断续续，听不那么清楚。　　意思是听得明白：要稳扎稳打，不能贪图太大的战绩。　　“只有实行大纵深的迂回，才可能抓住战机!”　　徐向前在电话中说。
“明白，我明白嘛，”张国焘说，“饭是要一口一口吃的，贪多吃不下去的呀……”　　“不能追着敌人屁股打，要一下插到敌人纵深去，迎着敌人的头打……”　　“那是危险的嘛!　　不能只想一面……也要想想不利的那一面呀……”　　张国焘怕深入进去危险，硬是不松口。　　他见徐向前总是跟他争辩，最后很不高兴地说：“你们不听我的话算了，随你们的便吧……”　　电话不通了。　　不管电话兵怎么呼叫，对方都没有声音……徐向前坐在作战室的电话机旁，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不知是电话自己中断，还是张主席发火了。　　张国焘是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军队重要的行动计划，都是要报告他的。　　他的话怎能违抗?可是，眼前这次行动，如按照他的意见，又可能失掉一次战机。　　山西人常说：“闲喝茶，闷抽烟，”徐向前放下电话，摸出旱烟袋，慢悠悠装着烟叶。　　这时，三十军政委李先念正在一边，呆呆地看着总指挥。　　徐向前突然眼睛一亮，把小烟袋向下一挥，是对自己也是对李先念说：“这回就是犯错误，也不能听他的。　　我们自己干，错了我负责!”　　李先念说：“对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我们听总指挥的!”　　这位木匠出身的李先念，是大别山红军中的一员战将。　　他是黄安县李家大屋人，1926年参加农民运动，参加过著名的“黄麻起义”，作战中有勇有谋，是徐向前十分信任的一位战将。　　红军自大别山西征以来，红三十军屡建奇功，徐向前常常亲自带领这支部队作战。　　这是他得心应手的突击力量。　　“这回就是犯错误，也要这么干了!”　　徐向前最后下定了决心。　　“好吧，我们来个机断专行，搞大纵深迂回。”　　当即命令部队按他的计划行动。　　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和副军长程世才紧急集合部队，从巴中出发，沿着崎岖的山道，穿山越岭，经义风场、雪山场，直插木门以西的黄猫垭方向……“地无三尺平，人没三分银”，这是形容川北的自然环境和平民百姓的话。　　在红军战士的脚下，山是路，路是山。　　他们要迂回出击，更难走常人走的路了。　　哪里路近，走哪里；哪里不会被敌人发觉，走哪里。　　白天穿越森林，夜晚走上正道。　　急进，急进!　　徐向前率少数参谋人员和警卫，紧紧跟随在三十军大部队的后边。　　他一路上，心神不宁，心挂两头：一头是部队，怕尖兵走错了路线，怕耽误了时间，又怕惊动了敌人，使自己的这次行动计划落空；另一头是张国焘那里，这一仗要是打好了，一切都好说；若是打不好，以至于受到严重损失，那可就麻烦了……徐向前有个犟脾气，凡是决定了的问题，总是千方百计去实现，他不爱吃后悔药。　　他一路上，不时发出命令，稳重地指挥部队前进。　　夜晚行军，他比白天还放心。　　“夜战是我军的拿手好戏，最易奏效。　　不少川军初次同红军作战，不晓得夜摸夜袭战术的厉害。　　每当太阳落山，攻势停顿，他们便拿起烟枪，横躺竖卧，在一起过烟瘾。　　这时我军派出少数兵力隐蔽接近敌人，突然发起攻击，往往以极小代价歼敌致胜。　　黑夜来临，各部队和地方武装分别组织小分队，越敌防线，摸敌岗哨，袭敌驻地，四处击敌扰敌，搞得敌军风声鹤唳，胆战心惊，疲惫不堪。”　　这次的大迂回作战，是白天和夜晚交替行军。　　经过一天一夜奔波，抢先占领了黄猫垭，卡住了敌人西撤的道路。　　徐向前带领后续部队赶到时，李先念和程世才正指挥队伍与敌人进行激战。
黄猫垭，这座大山，顶峰有巨大的黄色的岩石。　　远远地看去，那形状恰似个黄黄的猫头，因此得名。　　黄猫垭的周围皆崇山峻岭，是敌军向西逃窜的必经之地。　　红军堵住了黄猫垭的要道，把敌人十多个团的去路给堵死了。　　在这里，徐向前指挥部队，与敌人展开了包围、反包围的混战。　　敌人是被动中的“困兽犹斗”；红军是主动中的追杀歼敌。　　经一天一夜激战，红军全歼敌十余团，俘旅长以下万余人，缴获枪支七千多枝，迫击炮四十多门。　　这一仗打得漂亮，证明深迂回作战是正确的。　　徐向前从战场上走下来，和张国焘会面后，两个人好像都没忘记战前的那次不愉快的争论，可是谁都没有提那回事。　　张国焘主动和徐向前握手，问寒问暖；徐向前只是微笑地向他汇报了战况。　　几十年之后，徐向前回忆那场争论，说：“战绩摆在那里，张国焘自然无话可说了。”　　其实，张国焘心里也明白，他虽是共产党内的“老资格”，从鄂豫皖到川陕苏区，都是党政军最高领导者，搞“家长制”，事事自己说了算，但是军事指挥上远远比不上徐向前高明。　　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作战，徐向前指挥下的红军和地方武装，在东、西两线共歼敌八万多人，缴枪三万多枝，炮百余门。　　号称“宏威将军”的刘湘，发动的“六路围攻”一败涂地。　　他向蒋介石请罪，请求免去他“四川剿共总指挥”。　　那位“神师”刘从云，也躲进他的“神仙府”，从此闭门不出。　　红军在战斗中涌现出“攻如猛虎”、“守如泰山”、“钢军”、“夜老虎”、“夜袭常胜军”、“百发百中”等英雄团体。　　在11月召开的毛裕镇党政工作会议上，徐向前作了军事工作报告；之后，在青江渡召开军事会议，徐向前全面总结了红军入川以来的作战经验。　　他针对四川敌军的特点和地形条件，提出：对付敌人围攻的战略方针是决战防御，即利用川北的有利地形，逐次收紧阵地，诱敌深入并予以大量消耗，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待造成有利条件即集中兵力反攻，以迂回包围手段，大量歼灭敌人。　　在战术上，则以各个击破来对付敌之分进合击；发挥夜袭作战特长，来对付敌人据险扼守；以广泛的游击战争，来破敌之封锁围困和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　　他总结的在川北作战的军事经验，丰富发展了在大别山时期“围点打援”等战略战术原则，对培养提高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产生了良好的作用。　　红军势如破竹，敌军一败再败，大巴山前乡乡村村红旗飘扬，歌声嘹亮。第六章  险山恶水三过草地(1)　　喜庆中的忧虑　　1935年2月初，徐向前率领红军十二个团的兵力，北出陕南。　　达到从战略上调动敌人的目的后，遂于2月中旬回师川北。　　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准备西渡嘉陵江。　　自从听到党中央率中央红军要入川的消息，徐向前每日每时无不在思念之中。　　3月初，他率领一部分部队，首先扫平了嘉陵江上游沿岸白军，开始了渡江西征的准备。　　江水滚滚，奔流在群山峡谷之中。　　据侦查，对岸敌军共约53个团，其中还有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师独立旅。　　他们凭借江防，妄想阻止红军西渡。　　沿江两岸的大小船只，全部被敌人掠走。　　为了寻找有利的过江起渡点，徐向前带领参谋和工兵营的干部，沿着江岸一步步勘探，走了上百里路，翻过数不尽的山头，最后选定在苍溪与阆中两县之间的塔子山下，作为渡口。　　这里背后有平地可集结部队，方圆二十多里处森林茂密，可作为造船场地，既便于隐蔽，又可以就地取材造船。　　在徐向前亲自指挥下，一所造船工厂很快在密林中开工了。　　没有高耸的烟囱，没有机器马达的喧嚣，有的只是铁器撞击、砍伐锯截树木的声音。　　造船需要大铁钉，战士和工人们把收集来的废铁，用原始的方法在地上挖坑造炉熔铁，自己制造各式的铁钉。　　日日夜夜，战士和民工们不停地劳作。　　能工巧匠出在众人之中，战士们有的在家学过木匠，有的从来没摸过斧子，几天下来，都成了好木匠。　　徐向前从小爱好做些家常用具，虽然没专门学过木匠，倒也懂得一些。　　他在休闲之余，总是跑到造船的地方，看看战士和工人们。　　船刚造好了几只，他就命令小分队做上下船的演练。　　战士们都不懂，这些船都在树林里，离江岸还很远，怎么把船运到水边啊?一天一个战士把不明白的问题说出来。　　“你们说怎么办呀?”　　徐向前反问。　　“不知道。”　　有的人老老实实回答。　　“抬”，有的说，看看船都很大，又说：“恐怕得一个排才抬得动呀!”　　“旱地行舟，古来有之嘛。”　　徐向前向战士们说。　　“抬、拖、拉，只要把船造好，总可以下到江里嘛。”　　一百多只木船和三座竹扎的便桥，很快造好了。　　人抬、马拖“陆地行舟”，秘密地把船运至渡口附近。　　总指挥徐向前，根据敌人的设防和地形，采取偷渡与强攻结合，多路突击，重点突破。　　1935年3月28日夜，红军一举突破嘉陵江，席卷西岸守敌。　　乘胜前进，控制了嘉陵江与涪江之间的大片地区。　　4月2日，先头部队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剑门关。　　“剑门关位于横亘剑阁、昭化之间的剑门山，扼控川陕大道，‘插翅难渡’，是邓锡侯部江防部署的支撑点。　　二十八军宪兵司令刁文俊率三个团，依托险要地势及预构的集团工事防守……我军在迫击炮和机枪的掩护下，前仆后继，猛烈向敌阵地突击，多次与敌人展开肉搏。　　经半天激战，全歼守敌三个团，拿下了剑门关。　　“剑门关向来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地势而著称。　　三国时姜维就守过那个地方。　　战后，我去剑门关一看，真是个奇怪的地形。　　你从北面来的话，它是个高山，一壁千仞，险恶万分。　　你从南面来的话，它是坡的。　　南攻容易北攻难。”　　足智多谋，善于选择突击方向的徐向前，正是抓住了敌人这个弱点，又一举成功，创造了方面军战争史上又一奇观。　　红军在24天内，连克阆中、南部、昭化、剑阁、平武、北川等九座城，歼敌万余人。
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涪江纵横三百里的广大区域。　　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的中央红军，在国民党军前堵后追的险境中，历经千难万险，向川西行进。　　徐向前每天都从电讯中、敌人的行踪上，得到些中央红军征战的消息。　　他时时关心着中央红军的行动，渴望着与党中央领导人相会。　　这几年，徐向前在红四方面军中，有不少胜利的欢乐，也有许多难言之苦。　　他身为总指挥，打仗、带兵要他决策，可是一遇到重大的决策，上头有个张国焘主席，身边有个陈昌浩政委。　　他们是党的化身。　　他们一个掌握军政大权，一个有军事上的“最后决定权”。　　从组织上讲，要服从他们。　　张国焘军事上爱瞎出点子，陈昌浩又一味服从这位张主席。　　在鄂豫皖根据地，四次反“围剿”失败，在向四川转移的路上，在川北反“三路围攻”、“六路围攻”中，徐向前一些可行的作战方案，被他们搞得不能全部实现。　　特别是在红军中大“肃反”，杀掉了许多好同志，包括他的妻子；使他更不理解的是，方面军全部脱离川陕根据地，他既没参加会议讨论，更无人正式告诉他一个“为什么?”　　陷入苦闷中的徐向前，希望很快见到党中央领导人。　　他不打官司不告状，要求中央把他调出红四方面军。　　他认为个人能力有限，怕难以指挥这支红军。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又在哪里呢?何时才得相会?他常常一个人在寂寞时惴惴不安。　　1935年5月上旬，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江油县附近一个村庄举行会议。　　会议决定，为摆脱敌人南北夹击，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军主力向川西北发展，在川康边地区创建根据地。　　于是，徐向前率先头部队，向北川、茂县一带进发。　　红军进入了山区。　　这里杂居着藏、汉、羌、回等民族。　　多数村寨属藏民族。　　青稞粉和酥油混合成的糌粑、发酵的酸马奶以及牛羊肉，是藏民的主食，也是红军每顿要吃的食物。　　干部们说：大别山里穷，还吃得上大米；大巴山前苦，还喝得上红苕白米粥；这里一不见米，二不见面，又腥又膻的糌粑，实在难咽!　　有的战士硬是饿着不吃糌粑。　　徐向前带头吃这些东西，他还风趣地说：“为革命吃糌粑，谁不爱吃糌粑，谁就不想革命到底。”　　“革命到底”，是红军的一个共同口号，大家常常挂在嘴边，也是表示决心的一句口头语。　　若说谁不想革命到底，是最大的羞辱。　　总指挥的话传出去，红军干部和战士都皱起眉头，吃起糌粑来。　　谁要不愿意吃，讲怪话，马上会听到这样的话：“总指挥都抓糌粑吃，你不想想啊!”　　“总指挥说了，不吃这东西，就是不想革命到底!”　　总指挥带头吃糌粑，还有更深的意思：一是为了和藏民打成一片，亲如家人；二是节省下粮食，准备送给中央红军。　　为迎接中央红军，从总指挥到每个战士，都学着捻毛线、织毛衣，节衣缩食。　　有些干部、战士开始听说要学习捻毛线、织毛衣，怪话又来了：“草鞋都要自己打，又要当婆娘啊。”　　“会不会叫大男人学着生娃娃哟!”　　徐向前听到了这些怪话，讲话时说：“搞革命，当红军，除了学不会生孩子，什么事都应该能学会!”　　他自己也带头捻毛线。　　一些不愿意学织毛线活的干部战士，看到总指挥随身带着织毛线的线团和针，休息的时候，一针一线织着，惭愧地赶快也去学捻线，学织毛衣。　　5月下旬，党中央率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经天全、芦山、宝兴一线奔向川北。　　喜讯传来，徐向前即派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领一部分红军，翻越海拔4000米高的红桥山，进占懋功、达维，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行前徐向前还特别向李先念嘱咐：“要各部队多抽些炊事员，带上炊事用具。　　我们西征时吃过苦头，炊具丢了，炊事员跑散了，部队没饭吃。　　这次要先帮助兄弟部队解决吃饭问题。”　　李先念照办不误。　　特别从各个连队中选调了一批做饭菜好、能吃苦的炊事员并带着炊具。　　6月12日，徐向前在理番代表四方面军领导，亲笔起草了致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的信，介绍川西北敌我态势，对当前的行动提出建议。　　信中热情地说：红四方面军以及川西北工农群众，“正准备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　　信的内容机密、重要，为万无一失，徐向前亲自交代警卫员康先海，带一班战士送到懋功。　　并嘱咐一定把信送到毛主席手里。　　6月12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第三天毛泽东在懋功见到了李先念。　　懋功，这荒凉的小镇，从此名垂史册。　　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中第一次会师，从这里写起；历史的曲折，又从这里开始。　　两军会合了，只是双方的先头部队。　　此时，徐向前正率领十几个团的兵力北上。　　他们沿着黑水河，日夜艰难前进。　　他没来得及会见党中央领导人和中央红军的将领们。　　他渴望着会见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人。　　除和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相识外，其他人没见过面，但是他们的大名，早已在自己的心中。　　一天，徐向前收到彭德怀的电报，说红三军团抵黑水地区。　　徐向前立刻回电，约定第二天一早，在维古河渡口会面。　　翌日天刚亮，徐向前带领几名随从，骑马飞向约定的渡口。　　两位相知不相识的红军名将，从不同的方向奔往维古河渡口。　　他们只是从地图上知道那地方，而且各自手中那份军事地图，明明标着有个桥的符号。　　可是，当徐向前来到河边时，却不见桥。　　一条宽约三十多米的河水，急湍奔流，挡住了马蹄。　　这条岷江支流，水势汹猛，既没桥又无船。　　从地图上看，河并不起眼，可是怎么过去呢?使徐向前和参谋、警卫员都焦急起来。　　图都是战斗中缴获的。　　旧地图上不准确的村名、山名、河名多着哩。　　大家着急地看着对岸。　　要是能找到只船多好，可惜，一条小船的影子也没有。　　有人下水试试，冷得透骨，又不知到底多深，没办法涉水过去。　　在战场上，徐向前越是情况紧急话越少。　　有时子弹在身旁飞，他总是不紧不慢，手向身后挥挥，说声：“讨厌!　　讨厌!”　　如今眼看过不得河去，他在河边来回踱着，又习惯地说“讨厌!　　讨厌!”　　河对岸，隐隐出现了一支骑马的红军队伍。　　这队伍，由远而近，飞奔到河边。　　从望远镜看，他们一样心急，一样望水兴叹。　　人们在河这边挥手，河对岸挥手。　　河这边喊叫，河那边喊叫。　　声音被河水吼声吞没。　　从望远镜里看，河对岸一队人中，一位身量不高、体格健壮、头戴斗笠的人，正向徐向前频频招手。　　他认定那就是彭德怀军团长。　　突然，河对岸有一个战士跳绳玩似的，扯着一根绳子，在空中转了几圈，一只燕儿似的拖着条小尾巴，穿过奔流的河水，“飞”了过来落在地上。　　河这岸的人，拾起来一看，原来那“飞燕”是块小石头，“尾巴”是条小绳。　　石头上捆着纸条。　　警卫员忙把纸条送给徐向前总指挥。　　纸条上写着：我带三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彭德怀徐向前眉头舒展，高兴地向对岸挥手。
　参谋、警卫员、通讯员心里好喜欢。　　“鸿雁传书”的故事，他们听说过，小石头传书，还是头一次见!　　不知这是什么人的创造。　　“好办法!”　　徐向前随手在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上一句：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你!　　那块拴着绳的小石头，带着徐向前写的纸条，又像燕儿似的，“飞”了过去。　　河两岸，一片呼笑。　　招手、欢呼。　　这边摇手，那边挥臂。　　此时此刻，这比语言更热烈。　　一位来自江西，一位来自大巴山下，两位赫赫有名的红军将领，就这样“相会”了。　　奔流翻滚的维古河，在他们脚下，好像也在欢歌。　　千山万水，挡不住红军，一条小小的河流，拦不断相会的心。　　通讯员泅水过去，把一条连接两岸的电话线架通。　　电话里，徐向前和彭德怀相互问候，亲切地交谈。　　这比甩小石头，更能表达相互的心情了。　　他们虽然是第一次通话，谁都看不清谁的模样，却是一见如故。　　这些年，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虽是远隔几千里，但是，他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战斗着。　　远隔几千里，共同唱着《国际歌》!　　徐向前和彭德怀，在电话中约定了：明天，在维古河上游一个名叫赤念的渡口相见。　　地图上标着，那边有一座铁索桥。　　漫长的夜，两位红军将领，在想什么，谁也不知道。　　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和张国焘的错误，致使中央红军离开了江西，使四方面军脱离了鄂豫皖大别山苏区。　　现在红军正在受苦的路上，彭德怀和徐向前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是肯定的：两军要团结一致，共同打出一个新的局面!　　第二天，两位红军领导人几乎是同时，来到赤念渡口。　　维古河还是切断了路，这儿仍没有通行的桥。　　有座铁索桥是不错，但早已被敌人破坏了。　　河面上，只横着条溜索，吊着只用竹条编的筐子。　　附近的老百姓过河，都是坐在筐子里，攀着绳索，慢慢地溜来过去。　　参谋人员正有些失望，徐向前坐进了竹筐。　　他要溜过去呀!　　“不行啊，危险!”　　有人叫。　　“总指挥!　　你过不去!”　　警卫员要拦阻。　　“不行啊……”　　从来不畏难，不怕险的徐向前，一个人坐在竹筐里，两手向前攀着。　　他是那么稳重，熟练地溜到了河上空。　　咆哮的维古河，在他的脚下奔流。　　跟随徐总指挥的人员，瞪大眼，看着总指挥的背景。　　对岸，彭德怀军团长和随行人员，都不知溜过来的是什么人。　　徐总指挥稳稳地溜到了对岸。　　他从竹筐里跳出来，上前握住了彭德怀的手。　　顿时，两只有力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他们肩并着肩，沿着河岸边，漫步谈话。　　太阳高高地照着维古河，河水泛起浪花，急湍地流着，它像是在唱一支赞美的歌。　　维古河畔，永远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那次难忘的相会，许多年以后，徐向前还印象不灭，1956年，他写了一篇小文——《维古河畔》。　　在维古河畔，徐向前与彭德怀见面之后，彼此通报情况。　　徐向前问到毛泽东等领导人。　　彭德怀告诉徐向前一些遵义会议的情况。　　他这才知道，毛泽东又重新参与领导红军了。　　在此以前，徐向前听说毛泽东不管军队，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　　为迎接中央红军，迎接毛泽东，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命令红军指战员准备了草鞋、毛袜作慰问品。　　仅红三十一军就送给中央红军衣服500多件，草鞋1400多双，毛袜500多双，毛毯100多条，鞋子、袜底300多双。
徐向前因忙于指挥作战，直到7月中旬，他才在芦花见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等领导人。　　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把一枚红星奖章授予徐向前。　　奖章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决定授给八位同志的，因为徐向前没能出席中央的会议，这奖章一直保存着。　　毛泽东还郑重地讲了一番话，对徐向前在创建鄂豫皖和川陕苏区斗争中，屡建战功，予以高度评价。　　徐向前不会忘记：1927年在武汉“交通”给他的纸条。　　八个年头过去了，今天才在这荒无人迹的茫茫草原上与毛泽东相会。　　这八年中，他有无数个胜利的喜悦的日子，也有说不尽的失败的经历。　　这几年，他在张国焘的直接领导下带兵打仗，对他是“用而不信”，许多事使他左右为难，心情不愉快。　　徐向前在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交谈中，提出调动工作的请求。　　毛泽东只是微笑着，其他领导人不语。　　毛泽东向徐向前说：“向前同志，你们这些年工作成绩很大，创造了两个大苏区，打了好多大胜仗啊!”　　徐向前说：“我这个人水平不高，能力差……”　　毛泽东仍是微笑。　　谈话没有继续下去，大家在一起又议了议北上作战的问题。　　谁知，这次相会不久之后，却发生了痛心的分手!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在川西会师后，党内斗争日益展开。　　开始争论的一个焦点是：红军向哪里发展。　　徐向前任前敌总指挥，整天忙于指挥作战，中央召开的一些重要会议，他未得参加。　　对于和中央红军相会，徐向前从内心是高兴的。　　但是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合后，出现的复杂局面，他却没有思想准备。　　开始，张国焘向中央争兵权，继之公开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　　徐向前和张国焘共事几年，只觉得与这位老资格的领导人难处，却没看透他野心勃勃的本质。　　每次传达中央的会议情况，张国焘说一些好听的话，又半阴半阳讲几句不好听的话。　　因为他阴阳怪气惯了，许多人出于对领导的尊重，有的话放在心里，有的话一听就过去了。　　一些议论中央是非的话，在会议上和谈话中，传进徐向前耳朵里。　　什么“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什么“遵义会议是不是合法”，还听说中央红军中有人说“四方面军军阀土匪作风”……刺耳的话，越听越令人心痛。　　徐向前组织纪律观念强，一向反对不负责任的政治上的自由主义。　　他常说：“共产党员有话讲在面上，不准背后乱说”。　　7月21日，党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统一对四方面军工作的认识。　　徐向前只参加了一天，第二天便率领部队北上，准备攻打松潘。　　事后，当张国焘说到芦花会议的争论，讲了些对中央领导的不满。　　徐向前说：“这些事情我不管了，现在的问题是部队在这里没有粮食吃，吃黄麻菜吃得嘴都肿了，我们不能呆住在这里挨饿，得赶快走。”　　徐向前拥护党中央关于北上的正确方针。　　1935年8月，中央终于说服了张国焘，红军分左路军和右路军北上。　　徐向前和陈昌浩、叶剑英率右路军随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行动，向巴西地区开进；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领左路军行动，向阿坝地区开进。　　大曲折的历史，也从此展开。　　从8月22日起，右路军进入毛儿盖大草原的边缘地带，开始了穿越草地的进军。　　在茫茫草地行军，没有粮食，红军战士天天以野菜为食，许多人病了。　　许多人吃黄麻菜嘴肿得说不成话。
　徐向前听说周恩来患病躺倒不能起，特带了一块牛肉去看望。　　他一次和毛泽东见面时，还把自己的烟袋送到毛泽东手上，请他抽抽这老叶子。　　知道毛泽东烟瘾大，徐向前真想为他搞一些纸烟，可是，荒凉的草原上，牛屎房里除了酥油茶味，哪里能见着纸烟啊!　　这是军事上罕见的艰苦行军，是人同自然界的殊死搏斗。　　茫茫荒野，神秘无情，天气令人莫测地变幻着。　　上午还是晴空万里，烈日炎炎，下午突然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冰雹铺天盖地。　　夜间气温达零度以下。　　红军战士冻得瑟瑟发抖，彻夜难眠。　　黑色的泥地，被深草覆盖着，一不小心，人和牲口陷进里面便被吞没了。　　水塘大多含有毒素，战士们喝下去又吐又泻。　　四野茫茫，渺无人烟，找不到粮食。　　野芹菜、草根、马鞍、皮带成了红军指战员充饥的食物。　　战士体力消耗太大，部队减员多，为减少死亡的发生，徐向前和指挥部的人想了些办法：令前锋部队在沿途标上安全路标，指示道路；组织有经验的人挖野菜、尝“百草”，能吃的再通知下去，严禁个人随地挖了吃；尽量减少一切不必要的辎重和干部坐骑，腾出马匹、耗牛给伤病员，必要时宰杀食用；夜间组织联欢会，点起篝火，让大家围在一起，边活跃情绪，边取暖御寒……在这些日子里，徐向前常常见到毛泽东，有时在行军路上，有时是开会。　　他铭记着8月20日毛儿盖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要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　　讨论中，徐向前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并列举了一些理由。　　他说：“原则上的问题，以前已决定，当无可争。　　我们应坚决先从洮河右岸前进，从岷州方向突破向东。　　如果不能走时，再从洮河左岸向东突击。　　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　　毛泽东认真地听着徐向前发言，显然十分高兴。　　在张国焘闹着要向南，向黄河以西走的情况下，徐向前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就在这次会议后，徐向前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指挥了包座战斗。　　包座，是四川省松潘县北的重镇，红军越过茫茫水草地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　　它分为上下两个包座。　　上包座处于群山之中，四周尽是原始森林。　　胡宗南四十九师依山靠水驻守要地，另派四十七师正向包座前进，企图把刚要走出绝境的红军，一举歼灭。　　8月29日，徐向前直接指挥红军，发起攻击，经三天激战，将敌四十九师大部歼灭。　　共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以下官兵40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枝，轻机枪50余挺。　　特别是使红军获得了大批粮食、牛羊和军用物资。　　这次战斗，比起徐向前在大别山区、在大巴山指挥的那些战役，只是规模不大的一仗。　　可是，它是与中央红军会师后的第一仗，是红军越过茫茫草地、以野菜为食的战士拼杀得来的。　　毛泽东十分满意徐向前的指挥，如果说以前是从报告中知道他，现在亲自看到了：徐向前不愧为杰出的军事将领。　　北进的道路打开了。　　全军将士无不欢快。　　荒无人烟的水草地已经过来，那种吃野菜、煮皮带的日子，在大家心目中，不会重返了。　　徐向前和许多战士一样，露出了笑脸，计算着新的行程。　　就在这个时候，左路军中的张国焘率兵出阿坝不远，借口葛曲河水大，粮食困难，妄图改变北进的路线。　　9月1日，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发电报给朱德、张国焘，提出目前的敌情、我情、地理情况，极有利于红军按原定的计划向甘南发展。　　右路军正准备派部队送马匹、耗牛和粮食去阿坝地区。
　9月3日，张国焘又给徐向前、陈昌浩发电并转中央，说上游侦察七十里，不能架桥，不能徒步过河，部队的粮食只够吃三天，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决定明晨起全部返回阿坝。　　从和中央红军会合，徐向前的心情一直处在欣喜、忧虑、矛盾的状态中。　　他驾驭战争的变化、指挥各种条件下的战役、战斗，不说处处得心应手，多是牵着敌人鼻子走；可是，党内上层的路线之争，使他感到被动苦闷，有时难辨正确与否。　　他在过草地前，一天夜晚曾坦率地向政治委员陈昌浩说：“我这个人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感到吃力，想到中央去做点具体工作。　　听说刘伯承同志军事上很内行，又在苏联学习过，可由他来代替我。”　　他请陈昌浩向张国焘反映自己的要求。　　事到如今，工作没调动，像处在十字路口，越来越为难了。　　9月8日，张国焘公开了他的南下决心，并命令徐向前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　　陈昌浩原来也拥护北上，突然变了调，说：“建议力争左右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可以考虑南下。”　　电报上往返争论，会议上的气氛越来越令人不愉快。　　徐向前陷于深深地忧虑之中。　　8日夜，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等七人又联名致电张国焘和左路军其他领导人，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运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要“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　　9日，张国焘复电中央，反对北进，坚持南下。　　傍晚，徐向前正住在一座喇嘛庙里，不知该怎么办，毛泽东来了。　　两军会合以来，徐向前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北上方针。　　毛泽东也很尊重徐向前。　　毛泽东说：红军可能又要分开了，问徐向前怎么好。　　徐向前说：已经会合还是不要分开，要说服张国焘一同北上。　　谈话的时间也不长，毛泽东返回了驻地。　　第二天凌晨，徐向前刚刚起床，便得到报告：中央红军连夜已经走了。　　事态发展突然，徐向前坐在床板上，惊呆了。　　这时，指挥部忙乱起来，又是电话，又是议论。　　前沿部队中有人不明真相，电话里请示说：“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放了警戒，打不打?”　　政治委员陈昌浩是有“最后决定权”的，此时他却问徐向前：“怎么办?”　　在茫茫草地上，红军经历过人世间少有苦难，同志之间原是那么相爱，有的人宁肯自己挨饿，把一袋干粮送给战友；有的人自己挨冻，把织好的羊毛袜赠给远道来的同志。　　现在居然要打起来了。　　在这严峻的关头，徐向前愤怒了，不假任何思考，严厉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战场上，紧要关头，指挥员一声命令，决定成败，挽救危局。　　在这重要的关头，徐向前一语千钧，稳住了部队，维护了红军团结，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　　他这一伟绩，在历史上重重地写下一笔。　　第二次过草地党中央率中央红军远去了。　　左路军那边张国焘来电报，催右路军南下；中央又来电报，要右路军北上。　　徐向前蒙着头，躺在床上流泪。　　只听陈昌浩骂骂咧咧，什么“逃跑主义”，什么“右倾机会主义”。　　看来他铁了心，决心要率军南下了。　　怎么办呢?徐向前内心矛盾、痛苦，不知找谁去说。　　他想，不顾一切，带上警卫员，骑马追中央北上去；可是，作为总指挥，离开部队，见到中央领导人说什么呢?让你北上，是带领部队来，光杆司令，怎么回事呀!　　要下命令叫部队北上，政治委员陈昌浩定会坚决反对，那又会是什么局面呢?徐向前想到这些年，和四方面军生死与共，眼看着它分裂成两半，各走一方，心里更难以忍受。
　“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　　这样，我就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　　这是徐向前一番真诚坦率的自我解剖。　　在左路军的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也被迫随同左路军的队伍一同南返了。　　草地上红军的脚印还没消失，有些冻死、饿死的尸体还躺在那里，徐向前率军又返回来了。　　无情的水草地，像张开血盆大口的猛兽，又迎接着第二次过草地的红色生命。　　徐向前对第二次过草地有这样的记述：“浩渺沉寂的大草原，黄草漫漫，寒风凛冽，弥漫着深秋的肃杀气氛。　　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留下的行军、宿营痕迹，还很清楚。　　有些用树枝搭成的‘人’字棚里，堆着些无法掩盖的红军尸体。　　衣衫单薄的我军指战员，顶风雪，履泥沼，熬饥寒，再次同草地恶劣的自然条件搏斗，又有一批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也许是有了第一次过草地的经验，徐向前严密组织、精心策划，使南下的红军，终于又从死亡线上挣脱出去。　　目标是天全、芦山、宝兴一带，按照张国焘的指令，说那里敌军力量薄弱，便于红军的休战和发展。　　红军越过草地后，到达毛儿盖略事休息，接着又沿着黑水、芦花以西的羊肠小道，向党坝、松冈开进。　　在党坝，徐向前与随同左路军返回的朱德、张国焘、刘伯承会面了。　　朱德有说有笑，那神情一如上次见面时那样，似乎天塌下来也不放在心上。　　这对苦闷中的徐向前来说，倒是一种安慰。　　南下的红军和徐向前的处境，更加艰难了。　　过草地、翻雪山，这只是大自然对人体的折磨。　　还有一种精神上的无情鞭笞，那就是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污蔑、辱骂、通缉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　　10月5日在卓木碉一座喇嘛庙里，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　　会上，张国焘大讲了一阵中央没有粉碎第五次“围剿”的错误，蛊惑人心，他还公然宣布另立“中央”。　　这突如其来的一招，使一些人傻了眼。　　有几个幼稚和不明真相的“勇敢分子”，当场发言，讲了些中央红军反“围剿”的错误，张国焘听了洋洋得意。　　他叫朱德、刘伯承讲话，朱德理直气壮，又平心静气，他说：“大敌当前，要团结嘛!　　天下的红军是一家。　　要我这个‘朱’去反对‘毛’，我可做不到呢!　　我们‘朱毛’在一起多年了，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呀。　　大敌当前，要团结呀!　　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要搞(中央)，你搞你的，我不赞成。　　我按党员的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　　刘伯承在简短发言中，只讲当前的形势相当严重，言下之意，要团结对敌。　　徐向前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既不理解，又很痛心。　　他不发言、不表态，不举手同意。　　会议很快结束了。　　会后张国焘找徐向前谈话。　　先是说了一些无关大局的事，接着就要徐向前对另立“中央”的问题表明态度。　　徐向前当即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做法。　　他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　　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便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　　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　　一个是红军总司令，一个是中央红军的参谋长，再一个是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都是领兵的人，张国焘对他们无可奈何。　　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沉默不语，也是一种回答。　　张国焘也有点“做贼心虚”，见朱德、刘伯承和徐向前都是这种态度，只好“以后再说”了。
许多年以后，成为革命叛徒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着：“任总指挥的徐向前，更觉得内部团结是今后克敌制胜的要图，他对过去的分裂行为，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四方面军同志的隔阂，极为难过。”　　当时的徐向前是“极为难过”。　　处境十分困难，眼前摆着越来越严重的敌情，脑袋里装着南下以来的种种问题，是是非非，有的一时也分辨不出来。　　他惟一的解脱，就是集中精力对敌作战。　　这时候，蒋介石借助“追剿”中央红军的机会，正派出大批的嫡系部队进川。　　并把他的“武汉行营”撤销，宣告成立“重庆行营”。　　他还说四川“不愧为我们中国的首省，天然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同时派出大批的军政要员“建设四川”，对四川的军阀部队也进行了整编，补充了武器弹药。　　蒋介石一手控制的天府之国，重兵合围，十几个师(旅)从四面八方围攻南下的红四方面军。　　天上飞机轰炸，地上步兵围打，要把又从草地里返回的红军置于死地。　　已是寒冬季节，少衣断粮的红军，冒着风雪严寒，翻过一座座雪山，向南走。　　张国焘无视党中央的警告，不顾朱德等人劝说，坚持要把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的五军、九军团，拖向川康边去。　　他诬蔑党中央率军北上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说南下才是正确的“进攻路线”。　　一般下级干部和战士分辨不出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的，只知道服从命令听指挥；中高级以上干部，知道路线正确与否极关重要，可是，这时候许多人已被吵闹得糊涂了。　　徐向前虽然比下边干部高明，分辨得出是非曲直，可是中国革命的大战略向哪里发展，他达不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认识高度。　　他希望南下的红军能打胜仗，尽快摆脱雪山草地的困境。　　他认为：军队的生命是战场上的胜利，只有不断打胜仗，军队才能生存和发展，才会有吃、有穿、有武器弹药。　　然而，川康地区并不是敌人的薄弱点，蒋介石的十万大军云集。　　苦战、恶战在等待着徐向前他们。　　蒋介石一手控制了四川大小军阀的部队共七个整编军又两个暂编师和五个旅。　　南下的红军原来约有六万余人，经过草地、雪山来回一折腾，不足四万了。　　而且伤病员又占了近一半。　　10月24日，红军翻过夹金山后，准备实行“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　　11月1日进占宝兴，接着攻占芦山、天全等城，歼敌五千多人，控制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川康边境大片地区。　　蒋介石遂调动重兵，在百丈关一带山地与红军展开决战。　　红军苦战七天七夜，歼敌一万五千余，自己却伤亡一万多人。　　从此，南下的红军失去了连续作战的能力。　　百丈关决战，是南下红军“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转折点”，也是张国焘南下方针碰壁的主要标志。　　这年冬季，又逢十多年不遇的大雪，红军许多人病倒，冻伤、饿死在雪地里。　　敌军重兵压迫，致使红军只好后撤。　　此时，长征到达陕北的党中央一再电示劝告，共产国际也出面说话，张国焘这才羞羞答答认输，取消了他的“中央”，同意红军再一次北上。　　在南下的日子里，徐向前虽然受到张国焘的种种限制，他对党中央和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却怀着深情。　　他多次告诉身旁的人，要好好照顾一同南下的朱德总司令。　　他心里怀念着中央红军。　　百丈关战斗后，他得知中央红军在陕北直罗镇歼敌一个师的消息，亲自拿着电报找张国焘，提出发个捷报。　　张国焘冷冷地一笑，但还是同意了徐向前的意见，把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消息登上红军小报。
身处逆境，时时事事，考验着每一个人的品德、智慧和勇气。　　徐向前在极其困难的日子，不忘自己要做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不忘记对战士的友爱。　　他不懈怠对敌人的斗争，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留下了一个伟人的形象。　　雪山草地又重越1936年2月，南下失利的红军，分三路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向道孚、炉霍、甘孜前进。　　天寒地冻，部队要翻越夹金山、折多山、党岭山，红军又处在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　　过夹金山时，徐向前随同七十六团，在风雪中登攀了一天，才到达积雪过膝的顶峰。　　他看到战士们在山顶上，一个个似乎再也支撑不住地躺倒在雪里，就大声呼叫起来：“通知部队，快速下山，不能停留!　　不能停留!”　　战士们听到总指挥的命令，一个个在白雪覆盖的地上爬行，有的滚雪球似的向山下滚动。　　就连一匹匹的战马，也都顺着雪山坡向下滑去。　　全军下得山后，人和马都成了雪的动物。　　徐向前看这情形，欲笑不成，想哭无泪。　　当部队经过达维、懋功到丹巴后，从丹巴到道孚，又是要经过横贯大雪山山脉中段的折多山、党岭山。　　这山海拔五千多米高，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风暴、雪崩不断，在老百姓的心目中，那是一道噬人生命的鬼门关。　　“好在刘伯承、李先念带领部队开路，已经翻过这座雪山，为后续部队提供了经验。　　我们住在丹巴的一个村子里，又向藏民作了调查。　　他们说：翻越党岭山，必须赶在中午十二点钟以前。　　每天下午要起风暴，人到那里，就别想活命。　　我们令部队充分做好征服大雪山的准备工作。　　规定每人带足三天以上的干粮；备有两双草鞋和一副铁脚马子；尽量筹集御寒取暖的衣被、毛皮、辣椒、生姜、青稞酒、干柴；每个班、排配有刨冰、攀崖用的铁锹、绳索等。　　各级政治机关大力进行思想动员，号召发扬不怕艰难困苦和团结友爱的精神，万众一心，向雪山进军。　　“总指挥部和七十六团一起行动。　　头天下午出发，在半山腰过夜，以便翌日上午通过党岭山。　　高原地带，爬山特别费劲。　　越往上走，越觉得头昏脑涨，四肢无力，气都喘不过来，只能一步一步地挪。　　夜间，寒风怒吼，大雪弥漫，气温达零下二三十度。　　指战员们衣服冻成了冰筒，眉毛胡子都结成了冰霜。　　有些同志被冻僵在雪堆里，长眠在折多山上。　　牦牛是个宝，数量虽少，但出了大力气。　　这种动物，不仅肉可食，皮可衣，而且适应高原的恶劣自然条件，驮运物资，爬山履雪，比马匹还顶用。　　我们通过党岭山时，那些驮着辎重的牦牛，把四肢收起，趴在雪坡上下滑，一气能滑下山去。　　同志们都风趣地把它们称作‘革命牛’、‘救命牛’。　　”过了党岭山，部队继续向北走。　　虽然没有敌人的重兵，小股的敌军不断堵截。　　红军边战边走。　　进入藏民地区，拥有武装的寺庙大喇嘛，又与红军作对。　　经过必要的工作和谈判，红军与大土司德格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协议。　　红军得到了大批的粮草，这才使饥饿的战士得到新的生机。　　然而，粮食仍是红军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徐向前和指挥员们，纷纷走进山谷、草原寻找野菜。　　徐向前有识别各样野菜的本事，自然又有了“英雄用武之地”。　　忍饥饿、战严寒、驱敌兵，徐向前率领红军转战五个多月，6月中，又开始穿越茫茫草地。　　这个埋葬着无数红军战士尸骨的天敌，如今已经不像一年前那么可怕、可恨了。　　满目绿洲，遍布五颜六色的鲜花。
行进的路上，天气晴朗，无风无雨，路面干枯。　　那种吞噬红军战士无数生命的泥浆、水汪地带也不见了。　　在甘孜地区，徐向前率领的红军，与长征到此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了。　　红二、六军团，是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和萧克、王震等率领的部队。　　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1936年7月5日，奉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二、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徐向前对这次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格外重视搞好团结。　　会合前组织部队准备粮物，动员干部战士注意团结。　　在一次干部会上，徐向前说：“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中央红军与二方面军的关系，好比老四与老大、老二之间的兄弟关系。　　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搞好，要接受教训。　　现在老二就要上来，再搞不好关系，是说不过去的。　　方针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团结，一致对敌。”　　红军二、四方面军会合后，遵照党中央指示，徐向前率领红军又向北行进。　　由于张国焘的分裂阴谋破产，红四方面军经过一段艰难曲折的行程，又踏上北上的道路。　　徐向前认为此时是“柳暗花明”。　　他在回忆录中写着：这次北上，目的很明确。　　指战员兴高采烈。　　精神焕发，勇气倍增。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我军顶烈日，战饥疲，越高山，第三次过草地。　　经过一个月长途跋涉，终于胜利到达包座地区。”　　1936年10月9日，徐向前率部抵会宁。　　在这里，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胜利大会师。　　会宁城里，一片歌声。　　红军战士，个个心里充满欢乐。　　万水千山，千难万苦，终于让红军征服了。　　会宁大会师，标志着红军万里长征结束。　　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在会宁城里，徐向前意外地会见到陈赓。　　这位曾经是红四方面军十二师师长，如今是一方面军红一师师长，他率领部队来会师，又是为欢迎徐总指挥而来。　　从鄂豫皖四次反“围剿”陈赓负伤去上海养伤，一别就是三年多。　　陈赓孩子似的抱住徐向前，又说又笑。　　徐向前问他：“你怎么来了?”　　陈赓说：“来迎老首长啊。　　我总想再见不到徐总哩。”　　徐向前说：“我活着嘛!　　只要活着，总会见面呀。　　老百姓都说，两个山难碰到一块，两个人会碰面呢。”　　陈赓说：“上次在川西会师后，我很想见见你，没机会呀。　　现在好了，好了，一切都好了……”　　这番话，意思很明显：一、四方面军分开又会合，二方面军也来了，雪山、草地都过去了。　　徐向前哪里会想到，走出雪山、草地之后，一场更悲壮的里程，又等待着他……
第三部分 第七章血战河西走廊兵败祁连山(1)
　　
祁连山下的恶战　　古老的黄河，源于巴颜喀拉山，从细细的小溪，汇聚成滚滚巨流。　　它把西北的黄土高原一劈两半；它横贯中国大地的九个省。　　它是中国人的骄傲，百姓心目中的母亲。　　千百年来，多少故事都与黄河的名字相连。　　多少英雄人物的美名流芳在黄河两岸。　　黄河，它凝聚着中华民族光辉灿烂而又坎坷的历史。　　徐向前从小生长在五台山下，滹沱河边，那条河虽与黄河不直接相通，但黄河距离他家乡不远。　　他自从走进革命的队伍以后，就远离了黄河。　　在长江两岸征战，以大山为家。　　大别山、大巴山、大雪山，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留下了叙说不完的他的故事。　　红军长征结束后，他率领的两万多红军战士，却在河西走廊、祁连山下，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篇悲壮的战歌。　　1936年11月24日至28日，徐向前指挥两万一千八百名红军，从甘肃省的靖远县境，渡过了黄河，史称“西路军”。　　参加过黄河的红军有：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和中央红军的第五军。　　徐向前和以往任何一次作战一样，日夜不息，从选定渡口到组织船只、突击队，都是“事必躬亲”。　　时逢寒冬降临，红军又刚刚从雪山草地走出来，衣食奇缺，人疲马乏。　　许多战士身着单衣，脚穿草鞋。　　由于徐向前总指挥的精心策划、红军指战员同心协力，被视为天险的黄河被征服了。　　红军战士们一过黄河，满目的风沙，荒凉的戈壁滩，找不到饮水，大家都倒抽了一口气!　　许多人顿时联想到不久前走过来的雪山、草地，情不自禁地想：“又是一个死亡地带!”　　作为总指挥的徐向前，想的是如何战胜敌人，穿过这个“死亡地带”，胜利完成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交付的使命。　　但是，他没有想到这次渡河西进，不是顺流而下，却是逆水行舟。　　河西的敌军疯狂又剽悍。　　据守在甘肃、宁夏、青海的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等“马家军”，长期受到宗教迷信和狭隘的民族观念的影响，有一种盲目的反对共产党、反对汉人和反对红军的思想情绪。　　他们的骑兵，适应沙漠作战，战术灵活，补给足，地形熟悉，运动神速，善于两翼包抄突袭，善于打野战，善于在戈壁滩里驰骋。　　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搅动了马家的“祖业”和“土皇帝”的宝座，在蒋介石的策动与支援下，“马家军”集中全部的骑兵，准备与红军展开决战。　　初冬的黎明时分，倘若在大别山区，天气是十分清爽的；在河西地区，已是寒气逼人，风沙扑面。　　徐向前忘却了寒冷，只是筹措着即将展开的大战。　　眼前这片荒凉的古战场，自秦汉以来，两朝军队在这里多次打败匈奴的入侵。　　这里又是古丝绸之路，往西行，经古浪、武威，沿祁连山脉出玉门关、嘉峪关，绕道敦煌到达新疆。　　祁连山绵延几百里，白雪覆盖，地图上几乎看不到村庄。　　红军要在这里生存，要从这里杀出一条接通苏联的道路，真像唐僧去西天取经一样的难哩。　　红军渡河后，和“马家军”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拼杀。　　红军作战的第一个目标，是控制一条山、五佛寺等枢纽地段，打开北进宁夏的大门和通道。　　第二个目标是向宁南进击，乘胜夺取中卫和定远营，并策应红一方面军北渡，共同夺取宁夏。　　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决定，以三十军为前卫，猛打猛进，抢占一条山、五佛寺地区，控制五佛寺渡口；以九军攻占锁罕堡、打拉牌等地，屏障三十军，遏阻西南方面的援敌；以五军殿后，驻三角城休整和看守船只，警戒兰州方向的来援之敌；总指挥部、总直机关和医院、妇女团等居中。
总指挥部设在三角城至一条山之间的赵家水。　　战斗一打响，龟缩在一条山村寨的马家军猝不及防，很快被勇猛冲杀在前的三十军先头部队消灭。　　继而红军攻占五佛寺，控制了那里的渡口和船只。　　九军消灭了打拉牌等地的守敌，并将锁罕堡守敌5600多人包围起来。　　徐向前不顾几天来指挥渡河作战的疲劳，带着参谋和警卫人员，挥鞭催马驰向一个小山头。　　他举起望远镜，由北向南，再由南向北反复观察前面的地形地貌。　　展现在他眼前的是干涸的河床，荒凉的戈壁滩，枯黄的骆驼草，迎风抖动，像在祈求上苍降雨。　　连绵不断的黄土高坡，坡上一道道深深的雨裂沟，像无情的战刀劈开冷血动物干瘦的皮肤，它似乎已死亡了数千年。　　此情此景，真像《吊古战场文》中所写：“浩浩乎!　　平沙无垠，不见人。　　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　　蓬断草枯，凛若霜晨。　　鸟飞不下，兽铤亡群……”　　红军三面临敌，背水作战。　　渡河前，每个战士只带了三至四天的干粮。　　河西人烟稀少，缺粮缺水，敌人的骑兵，说来就来，打得快，撤得快。　　马步芳、马步青调集五个步骑旅赶到一条山地区，在马元海指挥下，向九军、三十军阵地反扑过来。　　敌军来得那么快，攻势那么猛，是徐向前开始没想到的。　　坚守一条山村寨的三十军，在军政委李先念的指挥下，利用土坑、土围子与敌展开激战。　　一条山，像一条被斩断的巨龙，横贯在干涸的黄土滩上。　　传说，从前祁连山上住着个修炼成仙的老道，命他的一个弟子去东海赶回两条龙来降雨，那弟子把两条龙赶回到一条山附近，龙已精疲力尽，奄奄一息。　　道童见它们没有用了，回去难以向师傅交差，拔出神剑，把两条龙斩了几截，自己也自刎而死。　　被斩的龙变成了横贯东西的一节节山。　　后人为了纪念那神童和二龙，便在一条山前修了座庙宇，叫双龙寺。　　这寺庙里香火常年不断，人们祈祷二龙和那位神童多多降雨，恩泽这块干枯的土地。　　神话和传说，往往是人们的精神安慰，多少年来这一条山一带，仍是干旱少雨。　　红军战士单薄的军服难以抵挡强劲的北风，又喝不上水，许多战士喉头干哑，说不出话了。　　总指挥部所在的赵家水，处在三角城至一条山之间一片铺满鹅卵石的干涸河谷里。　　几十户人家的村子，老百姓吃水，像吃油一样的难。　　挖地几十丈深也难见水，村外五六里地的山脚下，有一口算是泉的“救命”井，老百姓每天成群结队去打水，每家院落中虽然都备有一口接雨水的死井，干旱之年，只存着浅浅的一点“救命水”，人们都舍不得吃。　　老百姓种田叫做“闯田”，闯好了，遇到雨量多的年景，可以活命，闯不好，颗粒不收，只好外出逃难。　　红军来到这里，缺粮又缺水，真像是陷入绝境。　　三十军政治部的近百人，被两千多马家军包围在一个小寨子里。　　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将仅有的两个步枪排、一个手枪排和机关干部、勤杂人员组织起来，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一直坚持到太阳落山。　　李先念派八十八师熊厚发师长率部分兵力向南出击，才救出了政治部的人员。　　11月3日，九军将马步青的六百多人紧紧包围在锁罕堡，经一再争取，被困马家军表示接受联合抗日的主张，交出部分粮食后被放回凉州。　　经四天激战，红三十军、九军共毙敌骑五师参谋长马延祥以下千余人，迫使敌人停止了向红军阵地的进攻。　　11月11日，中央正式批准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　　委员会的委员有：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以上五人为常委)，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
平番、大靖、古浪和凉州，位于河西走廊的东段，明长城遗址的南侧，闻名遐迩的丝绸古道就经过这些要塞重镇。　　在历史的长卷上，这里描绘了东西方的友谊，也洒下了战乱的鲜血。　　徐向前指挥红军，沿着丝绸之路古道，兵分左右两路向古浪前进。　　河西走廊，寒风卷起沙土，像一条条无形的皮鞭，抽打着单衣褴褛、赤脚穿着草鞋的红军将士们。　　这支曾经三过草地的红军，如今已疲惫不堪。　　13日，九军攻克古浪城，马家军风风火火急驰古浪救驾。　　三十军乘虚向西跃进，先围凉州，进占城西四十里铺。　　马步青就在凉州城内，有将缺兵，连夜组织民团、商团，用钱雇百姓登城，点起灯笼火把，虚张声势唱起“空城计”，当得知红军围城不攻城，只是借路西行，才解除了这场虚惊。　　18日，三十军克永昌，21日，克山丹，控制了河西走廊的中段，为全军西进开辟了通道。　　此时五军又来一个大踏步跟进，接替了三十军防务。　　正当西路军西进之时，一着不慎，九军在古浪吃了个败仗。　　古浪南北两侧是高山险石，沿红凉山西进古浪，只有一条“马不并骑，车不同轨”的狭路。　　这是进入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冲，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城西则无险可守，一道平川，直下凉州。　　在这样的地形上作战，按说红军是不该吃败仗的，但由于九军最初防御作战准备不足，麻痹轻敌。　　当敌人以3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并4个民团轮番攻击时，先是仓促应战，后又死打硬拼。　　血战三昼夜，敌我双方各伤亡2000余人。　　三十军派出部队增援，九军才突破敌人包围。　　这场战斗，使九军减员达1/3之多，军参谋长陈伯樨、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等壮烈牺牲，军长孙玉清负伤，基层干部伤亡更为严重。　　孙玉清被撤职后，徐向前即刻派原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到九军整顿。　　“总结教训，调整建制、恢复战力，以便继续西征。”　　夜已深了，寒风吹得土房的纸窗呼呼作响。　　两位西路军的主将，发生了争议。　　他们从鄂豫皖到四川，虽然多次争吵过，但不像这次激烈。　　从前，陈昌浩和徐向前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如今这位军政委员会主席，自认为高出徐向前一头，加上徐向前从古浪战败以来心里不痛快，说话的分寸也不像从前那么斯文。　　陈昌浩也不让步，两个人声音越来越大。　　徐向前说陈昌浩“昏头涨脑”；陈昌浩说徐向前是“右倾机会主义”。　　“和陈昌浩共事几年，我从来没有与他面红耳赤地争吵过。　　这次破了例，吵得很凶。　　他强调形势大好，能在这里建设根据地。　　我强调形势困难，在这里被动挨打，无法周旋，要吃大亏。　　我俩住在一间民房里，围着炭火盆，边烤火，边争论，谁也说不服谁。　　天气很冷，门窗都是破的，寒风嗖嗖的往屋里灌。　　我的脚尖烤得暖和，脚后跟却冻得生疼。　　大西北的冬天，就是这般滋味。”　　战场上将帅不和，从来是军队的大忌。　　两位主官带着分歧，于11月21日率总指挥部从凉州城外进抵永昌城。　　就在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之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　　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飞抵洛阳。　　中革军委主席团急电徐向前、陈昌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　　此时，1936年就剩下最后6天了。　　寒冬给河西走廊换上了银装，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多度，哈气成霜、滴水成冰。
战士们撤离永凉，开始西进。　　12月31日，部队在西进路上停下来，举行了辞旧迎新的篝火晚会。　　他们唱起了这样的战歌：我们是铁的红军，钢的力量，工农的儿女，民族的希望，不打通国际路线，不是红四方面军!　　徐向前也出现在篝火旁，同红军战士们共同欢乐。　　谁料到，这竟成了西路军的最后一次欢乐集会，等待他们的将是苦战、流血、死亡和失散的悲惨结局。　　1937年1月初，西路军连克高台、临泽。　　这里粮草丰裕，部队准备稍作休整后，继续西进，速夺肃州和安西，力争在短期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向东打个“回马枪”。　　可就在这时，蒋介石在南京扣押和审判张学良，并调集40个师的兵力向河东红军逼近。　　1月12日，马家军以一部兵力钳制九军、三十军，然后用重兵对孤守高台的五军实施包抄突击。　　五军的将士无电台与总指挥部联系，坚守城池，血战七个昼夜。　　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以下三千多人壮烈牺牲。　　在高台危急时，徐向前曾派出惟一的骑兵师五百余人马，星夜驰援，但受到敌人优势于我的骑兵拦击，又是一场大血战。　　骑兵师官兵用马枪马刀与敌拼杀，最后大部伤亡……新中国成立后，高台烈士陵园陈列室里有一张照片，是当年敌人拍下存档的。　　照片中央的条凳上，并排放着三颗血淋淋的人头，他们是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　　在高台县人民政府中的一株老槐树下，留给后人一幅惨烈的画面，马家军将一名红军护士长用两根长钉活活地钉死在树上……马家军攻克高台后，将进攻矛头指向临泽西路军指挥部。　　机关干部、直属分队，不分男女老少齐上阵，以单薄的力量，同疯狂剽悍的马家军厮杀。　　连续三天血战，红军寡不敌众，守城人员突围。　　至此时西路军已由过河时的218万人，减至14万余人，全部集结在祁连山下的倪家营子地区。　　红军集结的地区，共43个屯庄。　　南北长约8公里，东西宽约2公里，水和粮草倒也不困难。　　每个庄屯都有高2至3米的土围子。　　马家军这群“野马”挥舞战刀、甩鞭狂奔，狰狞狂笑，他们在连连得手后，庆祝“胜利”，正想给蒋介石发电“邀功”，并集中优于西路军多倍的重兵围追西路军。　　他们的口号是“消灭共匪于河西走廊”，“死力堵截，阻止西进和东进”。　　到2月1日，马家军共投入总兵力7万余人。　　西路军像一只饥饿许久、找不到路途的受伤老虎，在强手如林和无法迂回的弹丸之地，做最后的挣扎。　　敌人的骑兵从远处奔跑过来，围攻村庄，晚上又退去，有时一天多次进攻。　　红军所守的每一个村子，日夜战火不息。　　白天敌人飞机来轰炸，骑兵来围攻，夜晚民团来扰乱。　　本来善于夜战、善于运动作战的红军，如今却无法施展他们的战术，被动挨打，在饥饿中苦战，在敌军重重包围中求生。　　战士断了粮，有的人又像爬雪山、过草地时那样，把身边皮带放进锅里煮起来。　　有的连队，一天只能开一次饭。　　伤病员没有医药，死去的战士没法安葬。　　身为总指挥的徐向前，在一个村庄里，也像普通的士兵一样，登上围墙和冲破红军阵地的敌军骑兵拼杀。　　血腥的恶战，一天比一天惨痛。　　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西路军战士同敌人血战了40天!　　战士们子弹打光了，用大刀、长矛、木棍、石块与敌人死拼。　　最后，总指挥徐向前已出现在房顶上指挥战斗了。　　他从一个房顶跳到另一个房顶，无所畏惧，身先士卒。
高呼着口号，激奋指战员们英勇杀敌。　　可是，指挥员的个人勇敢，已经无法挽救败局。　　西路军指战员苦战到2月中旬，先后打退了敌人向倪家营子的进攻达八九次，仅在这一处战场上，就毙伤敌前线总指挥马元海以下1万多人。　　然而，此时的西路军包括伤病员在内，已不足万人了。　　伤残严重的红军，要战胜十倍于我的敌军，已经是不可能了。　　七天血战又过去了，伤亡的人数日益大量增加。　　再这样坚持下去，真是全军覆没了。　　徐向前和陈昌浩看待援不可能，部队伤亡惨重，最后决定突出包围，向祁连山区转移。　　他们惟一的希望是，进山打游击。　　在一个深夜，红军战士们用最后的拼搏力气，冲出了村落，按照预定的路线，向积雪晶莹的祁连山方向冲去……总指挥徐向前带着三名警卫战士，走在后面，指挥掩护分队边打边撤。　　他的希望是，多保存一个战士，就多一颗革命的火种。　　千里奔陕北古往今来，任何一位军事家，都不可能是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　　徐向前在他的军旅生涯中，有显赫战绩，也有悲壮的失败。　　他和西路军2万多名官兵，在河西走廊苦战四个多月，虽然消灭马家军25万多人，终因敌众我寡，最后陷入惨败的局面。　　中央军委主席团为解西路军之危，曾于2月27日以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二军、第二十八军、骑兵团等组成援西军，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　　其西援前提是：第一不要影响和平大局，第二不要使增援部队亦陷入困境。　　3月5日援西军从陕西淳化、三原出发，向镇原方向开进。　　周恩来也在西安和顾祝同周旋，申明援西军西进的理由，要国民党政府从两党共同抗日的大局考虑，勒令马家军停止向西路军进攻。　　但此时马家军正是胜利之师，当然不会悬崖勒马。　　从倪家营子地区突出重围的近8000名红军，转移到临泽以南的三道沟地区，又被疯狂的敌军分割包围在三条深沟渠里。　　这里虽然有一些稀少的人家，但沟的四面是戈壁滩和沙漠地带。　　绝粮又缺少饮水的红军，又一次陷落绝境。　　在这里，徐向前得到了中央军委已派出援西军的电报，他怀着最后的一线希望，指挥残存的将士，与敌军拼杀。　　许多战士已经没有了子弹，靠大刀、刺刀和仅有的手榴弹与敌人的骑兵拼杀。　　有的战士，最后的武器是石头、是抱着敌人用牙齿咬；妇女独立团的战士，最后拼的是剪刀!　　原始的战争方式，在30年代的河西走廊重演，大刀砍卷了，刺刀折断了，喉咙嘶哑了，鲜血把干旱的沟渠变成河!　　红军在三道沟，又血战了五个白天和黑夜，再一次突围向祁连山里走。　　3月12日，西路军在梨园口再次与敌展开了血战。　　敌军的骑兵，采取迂回包抄战术，把红九军1000多人四面包围在梨园口一条山沟里。　　九军政委、战将陈海松和八百多勇士壮烈牺牲。　　至此，西路军兵力已不足3000人了。　　这时，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西路军已处于特殊情况之下，必须采取特种办法，达到保存一部力量之目的。　　为此，一是冲向蒙古边境，二是就地分散游击。　　徐向前率领一部分部队，边打边撤，13日进入祁连山的康龙寺地区。　　追兵像梦幻般地又出现在眼前。　　部队弹尽粮绝，不成建制，有的竟从徐向前身边跑过，向祁连山上的林中跑去。　　徐向前在敌人围追堵截的混战中，大声向溃败的红军战士呼喊：“同志们，共产党员同志们，要顶住!　　顶住……共产党员在最危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　　他悲壮的声音，使有的人停住脚步，又回头迎击敌人；有的人坐在地上，互相包扎伤口，整理身上的装备。
这时，陈昌浩派人找到了徐向前，请他到康龙寺以南的石窝山参加紧急会议。　　石窝山，在祁连山脉中并不出名。　　这里山林茂密，没有居民。　　先行败退到石窝山的一部分领导人，在山洼里，举行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最后的一次会议。　　紧急会议，没等徐向前到会，陈昌浩主持讨论决定：第一，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返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　　并将此决定立即向中央发了电报。　　第二，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李卓然、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共8人组成。　　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第三，将现有部队2000多人分散游击，坚持斗争。　　一路由王树声、毕占云率领，由康龙寺向北依托祁连山打游击；另一路由李先念率领，带电台向南深入祁连山区。　　对这一决定，徐向前虽有保留意见，可是决议已经形成，他只好少数服从多数了。　　1937年3月16日，徐向前和陈昌浩告别仅剩下两千多人的队伍，由陈明义、肖永银带一个警卫排护送，启程东返。　　“祁连山”为古匈奴语，意思是“天梯之山”。　　在甘肃河西走廊南侧，当地人则称之为“南山”。　　此山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崇山峻岭，高凌霄汉，东西绵延1000多公里，一个又一个山峰，终年头顶洁白的雪帽。　　徐向前和陈昌浩，沿着祁连北麓，避开马家军的追捕，由西向东、由高向低昼夜兼程。　　快出山时，为了缩小目标，护送的人被留下来就地打游击，最后徐向前和陈昌浩只带一名保卫干部同行。　　这天，他们来到西洞堡附近的一个山沟里。　　观察四周的动静，没有敌人活动的迹象，便找了个能避风雪的石棚停下来休息。　　陈昌浩对保卫干部说：“我们就在这过夜了，去找点水来。　　”夜沉沉、雪茫茫，满天繁星闪寒光。　　徐向前、陈昌浩仰望星空，相对无语。　　还有什么好说呢?六年前的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鄂北七里坪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两个人一武一文，配合得还算可以；由鄂豫皖打到川陕边，走过万里长征路，带出了这支能征贯战的队伍，可如今垮掉了。　　相互只有安慰，时过境迁，指责、追究责任，已经晚了。　　四个多月的血战，像电影一样，不停地在徐向前脑海里闪过：西路军指战员们为了“打通国际路线”，严寒艰苦何所惧，笑洒热血不低头啊!　　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樨，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一个个战将的声音笑容在徐向前脑海里闪现。　　东方渐渐由漆黑变成灰白色，繁星在朦胧的晨曦中消失了。　　去找水的人也像星星一样不见踪影了。　　徐向前、陈昌浩估计可能要出事，他俩强忍着饥渴上路了。　　后来证明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个保卫干事在找水时，同搜山的马家军遭遇被俘。　　大路不敢走，徐向前和陈昌浩以多年的军事生活本领，准确地把握前行方位，向东、向东，迂回转向后继续向东。　　他们时而走羊肠小道，时而走沙滩草地。　　谁会想到，这两位曾经前后左右都是警卫的首长，如今是结伴而行的败将。　　原本是指挥千军万马，如今连一个警卫员都没有了。　　好在他们都不是那种官老爷，平时和战士同甘共苦，现在身处逆境，倒也不觉得多悲惨。　　伤心的是部队损失了，回去向中央说什么呢!　　他俩来到大马营南侧的一个小屯庄。　　在村边停留片刻，十几户人家，炊烟袅袅，一片安静，判断此处无敌人。
两个人便径直朝一户人家走去。　　因为离开部队后，他们都换了装，打扮成为商人的样子，户主并不惊讶。　　陈昌浩几句话，就得知房间的主人是汉人，姓但。　　这是百家姓中不常见的一个怪姓。　　还是个医生，祖籍湖北，因常有人来看病，更不多问这两位“不速之客”。　　和陈昌浩是老乡，几句湖北话一说，又看他们不像坏人，显得格外亲热。　　杀鸡烧饭，屋子里热气腾腾，香味扑鼻。　　从饥寒交迫中挣扎出来的红军将领，总算吃了一顿好饭。　　夜色已晚，他们被安排睡在一个炕上。　　徐向前虽然疲劳到了不想讲话的地步，他却难以入睡。　　他低声向陈昌浩说：“明天早点起来，早点离开这里。”　　“好，好……”　　对方似乎不知他讲的什么，应了一声，很快入睡了。　　鸡叫四更的时候，徐向前醒了。　　窗户纸已由一片漆黑变成了深灰色，徐向前用手推了推陈昌浩，压低嗓音说：“该起床上路了。”　　陈昌浩似醒非醒，好难受地说：“肚子疼，太累了，休息几天再走吧!　　……”　　声音低沉。　　这位往日总是精神抖擞，一向不屈服于人的政治委员，如今也没精打采了。　　徐向前过去对他的勇气、智慧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无可挑剔的。　　他留学过苏联，通晓俄文，读书也不少，政治上有时虽然表现出某些方面的幼稚和盲目性，但是在作战中总是身先士卒。　　在大别山区时，1930年，红军得到了敌人的一架德国双翼容克式高级教练机，改为“列宁号”后，当时身为方面军政治委员的陈昌浩，居然和刚俘获的敌军驾驶员一块，坐上那架飞机上了天。　　他手握着一支小枪，坐在飞行员的身后，指挥着飞到敌人的阵地上空去侦察。　　此事，在红军中传遍了，都知道政治委员是个“不怕死的勇敢分子”。　　如今红军兵败祁连山，多日的苦战，精神的、身体上折磨，已经使他再也难以举步了。　　冷风阵阵袭来，原本衣服单薄的徐向前，一夜冻得并没有睡多少时光。　　听陈昌浩说病了，焦急地从床上起来。　　这可怎么办呢?显然这里不是久留之地。　　城镇和要道都被敌人占领着，这个村庄，虽然现在安全，敌人的骑兵说来会来，房东说是个湖北老乡，能完全可靠吗?徐向前又劝陈昌浩快起床走，他还是说不能走。　　说有老乡掩护他们，应多休息几天。　　“那么我自己先走了。”　　徐向前果断地提出。　　徐向前一个人上了路。　　他孑然一身，在即将黎明的时光，踏着祁连山下的小路，在冷风中走向东方。　　总指挥成了地地道道的“光杆司令”。　　天空中西边是繁星点点，东部半边月亮隐隐约约悬着在祁连山上空飘动。　　走惯了夜路的人，北斗星座是识别大方向可靠的指北针。　　他没有畏惧，只有悲哀。　　广州起义失败、大别山区四次反围攻的失败、雪山草地的艰难历程，又一一浮现眼前。　　经历过困难、波折多的人，在逆流冲击中滚爬磨炼出来的人，总有一种视死如归的胆略。　　人生多磨难，何处无坎坷。　　仗虽然打败了，还是要挺身向前。　　就像自己的名字那样。　　他现在惟一的渴望是，要活着回到党中央的怀抱!　　祁连山前，河西走廊的大小城镇，都是马家军的势力范围。　　骑兵、民团正四处捉拿离散的红军。　　徐向前以他的刚毅、勇敢和机敏，昼夜兼程，不走大路走小道。　　几个月没刮胡子，又穿着件羊皮袄，毛朝里、皮朝外，头上戴着一顶狗皮帽子。　　这身打扮已看不出是个36岁的人，倒像是个50开外的“老羊倌”。
饥饿了找老乡要点吃的，渴了随便找口水喝。　　常常是夜宿野外，与世隔绝。　　他的心却始终向着陕北的延安，向着党中央所在的方向。　　脚下是路，奋斗不息才有生存的希望。　　停滞不前将是死亡。　　他经永昌，下凉州，没遇上多少麻烦。　　在凉州城外的小路上，突然碰上了西路军特务营曹营长。　　尽管他也化了装，徐向前一眼就看出来了，因为他的脑袋很大，同志们送他外号“曹大头”。　　性格刚强的曹营长，意外地见到总指挥，话没出口，却泪流满面了。　　他又有说不出的高兴，像执行侦察任务回来一样，向总指挥汇报部队分散后他所知道的一切。　　他关切地对徐向前说：“总指挥，可要小心啊!　　有专门抓你的布告，说抓到你有重赏。”　　徐向前轻蔑一笑，说：“这不是走了好多天啦，没有人能抓住嘛!　　放心吧。”　　“我保护总指挥走。”　　“好，我们一路到陕北。”　　徐向前的轻松话语，使曹营长笑了。　　话虽然轻松，徐向前的心中却是沉甸甸的。　　一路走，他心里一路挂念着离开后同志们的处境。　　活着的许多人们，眼下又都是什么情况呢?他只能思念，一点消息也不知道。　　……王树声率领的支队，由石窝向北行动，依托祁连山北麓与敌游击，吸引敌人兵力，掩护另两个支队转移。　　3月15日至18日，连续与马家军激战，击毙敌团长谭成祥、马占成以下官兵数百人，但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大部分红军战士壮烈牺牲…………毕占云率领的支队也与敌人激战数日，西路军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长曾日三、地方工作部长吴永康及大部分战士英勇牺牲…………第五军军长孙玉清在甘州南被俘，被押解青海西宁，马步芳软硬兼施劝降，均遭孙军长唾骂，后经蒋介石下令惨遭杀害…………李先念率领的支队1000多人，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大部成员随行，于3月14日晚向南进入祁连山深部，部队断粮无盐，白天靠打猎充饥，夜晚在冰窟、山洞宿营。　　他们随行的电台，同援西军总部和中央军委保持联系。　　当他们翻越终年积雪的祁连山，西行到青海巡堡以北的分水岭上时，收到了中央电台的呼号，中央电示：团结一致，保存力量，设法进入新疆，将派陈云等前往迎接。　　李先念、李卓然当即复电：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向新疆前进…………许多走散的西路军将士，个个人自为战。　　有的被敌人捉去，有的几个人英勇奋战，流尽最后的一滴血。　　……徐向前对这些同志的处境和遭遇，一无所知。　　他和曹营长相逢以后，一前一后向东走着。　　有曹营长在身边，徐向前感到欣慰多了。　　而曹营长走得可不轻松，他要用尽全身解术，耳听八方，眼观六路，用自己的“特务”本领乃至生命，来保证总指挥的安全。　　他们经土门、景泰，一直向东……谁也说不准走出多少路，常常一两天不见一个人。　　有时看到了人，能避开的就避开，实在躲不开，也不敢多说话。　　他们走着走着，黄河却出现在眼前。　　他俩停止了脚步，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细心观察河边的情况。　　看到不远处有个放羊的老人，便走过去同他搭话。　　徐向前问：“老乡，前面有渡口吗?”　　老人开始有点紧张，撵着羊要跑开。　　他听是北方口音，不是马家军要抓的“南蛮子兵”，很快平静下来。　　他说前面有渡口，都被大兵看守着，说是要抓什么红军。　　说了一阵，那老人也许识破了徐向前他们的身份，就说：有不少红军的人，打仗败给了马家军，从上边过黄河去了。　　他也不问徐向前是什么人，只是说要过黄河，上游有渡口。
徐向前谢过老人，若无其事地向渡口的上游走去。　　他暗暗高兴，就是说又有一些同志从这里经过了。　　他们向上游走了五六公里，看到河中有个人正划着羊皮筏子由东向西摆渡。　　他俩急忙走过去，向摆渡人打招呼。　　那人听到了，摇着小羊皮筏子过来了。　　羊皮筏子，是黄河里的特别渡船。　　人们用原始的方法，把羊儿的头脑砍掉，从脖子里把内脏和骨肉挖出，经过对皮毛的处理，变成了可以充气的漂浮皮筒。　　四个这样的皮筒，用棍连接起来，即可以载人，又能载物。　　浪高风大不怕翻船，也不会沉没。　　这种羊皮筏子，不知道在黄河中漂浮多少年头了。　　徐向前对这种原始的渡河工具并不陌生。　　五个月前，当红军准备渡黄河西征时，他在黄河边上侦察水情、地形，就见过它，当时他还向侦察兵说过，必要时可以找几个羊皮小筏，夜晚偷渡过去。　　那时没用着这古老的玩意儿，今天却用着了。　　一个壮年汉子，头上扎着一条多日没洗的白毛巾，划着摇摆欲坠的羊皮小筏靠岸了。　　看上去是个憨厚老实的船工，说话粗声粗气。　　声音像是要压倒黄河浪涛声，向徐向前说过渡要付钱。　　徐向前掏出两元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钞票，说：“兄弟，我们要去那边，劳驾送一下。”　　那壮汉子接过钱，微笑着便小心地将徐向前他俩扶上筏子，摇摆着向东岸划去。　　五个月前，徐向前是在枪炮声中，在胜利的欢呼和进军声中，随出征的将士们西渡黄河。　　如今，孤零零坐上小羊皮筏子东渡，去找党中央，胸口又翻起一阵心酸。　　小小的羊皮筏子，在黄河的浪涛中跳跃前进，曹营长怕总指挥掉下水，死硬地拉着他。　　徐向前叫他放松手，他就是不松劲。　　好心的同志，他哪里知道，船真的翻了，你拉着有什么用呢!　　徐向前一生之中，渡过了无数的江河，这次东渡终生难忘!　　过了黄河，已甩掉了马步芳的追捕。　　徐向前和曹营长来到河东，不仅吃住方便多了，对这一带风土人情、地理环境也比较熟悉了。　　紧张的心情轻松了，两个人放开脚步，直奔打拉池方向。　　打拉池是一个大镇，六个月前，朱德、张国焘和彭德怀根据党中央的命令，曾在这里商讨宁夏战役部署。　　现在，宁夏战役流产了，西路军失败了，在镇子里依稀留下的是红军宣传队在房舍墙壁上书写的标语。　　徐向前和曹营长来到打拉池，找了个车马店住下，想听一下风声再继续东返。　　为了活动方便，他俩用一个金镏子换了两套衣服。　　徐向前穿上了棉袍，像他从军前当过的教书先生，又像是个商人；曹营长是一身小伙计的打扮。　　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走，上街上找点报纸，以许能得到点消息。”　　徐向前说着就向外走。　　“大头”营长紧跟在后。　　敌人的报纸，常常披露国民党军“围剿”红军的消息。　　尽管它不那么真实，总可以看到点情况。　　可是偏僻小镇，哪里能找到报纸呢?还好，饭馆里、小铺面上，人们说话挺随便，徐向前和曹营长听到不少消息。　　诸如“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啦；蒋委员长翻脸不认人扣押张学良啦；东北军撤出陕甘边境啦等等。　　徐向前判断，这里离红军根据地已没有多远了。　　他俩顾不得多休息，离开打拉池，翻过六盘山，直奔平凉城。　　这座城虽然不大，但却是陇东重镇。　　国民党邓宝珊的队伍正向西开拔，本来就不宽的小街，一下子有这么多国民党军经过，弄得鸡飞狗跳，一片混乱。
趁这个乱劲，徐向前钻进一家书店，买了张地图，找了个客栈住下。　　他和曹营长一边查看地图，一边研究下一步前行路线。　　第二天早晨，天刚放亮，他俩就上路东进。　　空肚走了两个多小时，当太阳在东方高高挂起的时候，他们才停下来，在路边摊贩那里买了几个馒头。　　他俩边吃边四处观察。　　忽然，徐向前远远看到对面山上有一支队伍在行动。　　他急忙咽下口干馒头，问小摊贩：“你们北边的山头上住的什么军呀?”　　小贩说：“是红军。”　　“真是红军?”　　那小摊贩看了看这两位客人，说：“就是红军”。　　一听到“红军”二字，徐向前和曹营长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顺手从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塞给小贩，起身就走。　　等小贩说“给你找钱”时，他俩已走开好远了。　　洒泪会见毛泽东这天下午，徐向前在小屯遇上了带侦察分队执行任务的红四军参谋长耿飚和刘志坚。　　4月30日，刘伯承派人把徐向前接到援西军总部——镇原。　　晚上，镇原县城的援西军司令部灯火通明。　　任弼时、张浩、杨奇清等闻讯都赶来了，欢迎徐向前的归来，刘伯承向中革军委和周恩来、彭德怀发电报：“我们的徐向前同志回来了!”　　这天晚上，他同徐向前一直谈到深夜。　　徐向前向大家介绍了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作战情况，当谈到祁连山分兵时，眼泪在眼眶里闪动，几乎说不出声来。　　刘伯承忙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嘛。　　你是四方面军的旗帜，你回来了，就等于西路军回来了。”　　徐向前作为一个打了败仗的将领，对战友们的安慰十分感激。　　他一向言语不多，如今只是叹息。　　又听刘伯承说：“休整休整，咱们一块再干!”　　5月16日，徐向前同任弼时、杨奇清一起到云阳，见到了彭德怀、左权、叶剑英。　　老友们对徐向前脱险归来，悲喜交加。　　一起合影留念。　　5月20日，周恩来从西安专程赶到云阳，看望徐向前。　　他俩从1925年在黄埔军校相识，12年来相聚又分别，分别又相聚，两颗红心，一片深情，难以言表。　　徐向前急着要去延安向党中央、毛泽东汇报，因牙痛难忍，便随周恩来一起去西安。　　临行前，他从贴身的衬衣里取出一个温热的小布包，里面是十多个金镏子。　　他对彭德怀说：这是从石窝下山时，分给他的路费，路上只用了两个，剩下用不着了，全部交公。　　此情此景，令彭德怀感慨地说不出话来。　　1937年6月18日上午11时30分，周恩来安排两架国民党军队的教练机，让徐向前同他一道飞延安。　　这种飞机是航校教官带飞行员用的，一架只能搭乘一人，训练飞行时，有时教员在前面，让学员坐在后面体会飞行感觉；有时让学员在前面驾驶，教官在后面检查考评。　　徐向前就坐在第二架飞机的后舱里。　　周恩来在第一架飞机上，起飞不久，就同后面失去了无线电联络。　　徐向前在红安时，虽然指挥过“列宁号”参战，但他从没坐过飞机。　　这次可谓“大姑娘坐轿——第一回”。　　飞机在2000米上空飞行，气流很不稳，飞机时上时下，像只飘动的大风筝，加上发动机的轰鸣声，徐向前感到头晕脑涨。　　驾驶员回头问他话，他什么也听不清，只好写条递过来，上面写道：“我们飞到了什么地方?”　　徐向前哪里当过领航员?但他看到下边有条细长的“白带子”，判定是洛河。　　于是在纸条上写道：“顺河北上飞延安”。　　延安机场出现在航路的前方，飞机开始下降高度，对准跑道，呼啸着从天而降。　　下午3时安全落地。
徐向前一走下飞机，第一句话就问：“周副主席到了没有?”　　接的人说还没到，徐向前和在场的人都惊了。　　直到徐向前到了延安城，才接到周恩来处的来电，说飞机迷航，油不够又转回西安了。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接见了徐向前。　　他紧紧握着徐向前的手，无比深情地说：“向前你受累了，辛苦，辛苦。　　祝贺你顺利归来!　　”他一边说，一边从烟盒里抽出香烟。　　徐向前接着烟，话没开口，泪水流了下来。　　毛泽东并没有把西路军的失败看得很重，更没有问失败的原因和责任，只是细心地听着徐向前的汇报。　　当徐向前沉痛地讲到西路军的失败与自己的责任时，毛泽东没有批评和指责，却安慰他说：“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嘛!”　　毛泽东用那深情的目光看着徐向前，又说：“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伤员没有医药，没有子弹，靠大刀、矛子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　　这是毛泽东对西路军的评价，对西路军指战员的赞扬。　　在会见毛泽东时，徐向前总把陈昌浩的安危挂在心上，把失散的战友挂在心上。　　他在和毛泽东谈话中，曾建议：“再派人去找一找陈昌浩同志和那些失散的人。”　　毛泽东说：“好，一定想办法营救他们。”　　西路军失散的战士，一个个千难万难来到了延安。　　只是不见陈昌浩。　　徐向前总在思念。　　说来凑巧，就在徐向前回到延安后两个多月，8月14日他到洛川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一天在街上与陈昌浩相遇了。　　陈昌浩穿着一身便衣，见到徐向前无比激动，说长问短。　　他说，大马营分别后，他一直闹肚子，后来那个房东老乡送他去了湖北汉阳老家，养了段时间……两个老战友，终于又重逢。　　徐向前高兴地向陈昌浩说：“党中央很关心你，到处打听你的下落，不少失散的同志都陆续回来，就是你音讯全无!”　　陈昌浩泪水夺眶而出。　　西路军战败的历史，他个人悲惨的经历、死里逃生，各种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感慨。　　西路军的失败，对徐向前又是一个起点，一个伟大的军事家走向成熟的起点。第八章  内外交困慷慨悲歌(1)　　新的考验　　卢沟桥事变后，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　　红军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　　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第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　　红军改编后，三个师长的任职，有点出人意料的是徐向前。　　几路红军的统帅，惟独徐向前是个副师长。　　论战功，论资历，论军事才能，人们都说不应该。　　一时猜测和传说不少。　　有人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始是四个师，徐向前是四位师长之一，国共谈判的结果，蒋介石只给共产党三个师的编制，徐向前才当了副师长；有的说，一二九师的部队有徐向前指挥多年的红四方面军的四军和三十一军，开始就是请他当师长，是他主动提出当副师长的；更有人说，徐向前在西路军打了败仗，这是对他的一种“惩罚”。　　对于这些议论，徐向前听了一笑了之。　　他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党叫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们是来干革命的，不是为当官的呀。　　若不是参加了革命，我还是个小小穷教员哩!”　　他还说：刘伯承同志为人处事光明磊落，豁达大度，熟思断行，军事理论和指挥能力都相当强，我们在长征期间相处过，相互了解更深了，愿意做他的副手。　　抗日战争开始前后，使徐向前困惑的，不是任职高低的问题，是那个“国焘路线”带来的种种压抑。　　这是他在精神上难以摆脱的最大困境。　　还在他从西路军东返的路上，延安就开始了清算“国焘路线”的斗争，大会小会批判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　　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在批判中有不实事求是和扩大化的倾向。　　批判张国焘涉及了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更涉及到徐向前和陈昌浩。　　他们当时不在延安，许多会议没参加，只是背对背受到指责和批评。　　无非说他们是“张国焘路线的主要成员”，是“机会主义”，是“帮凶”等等；眼不见，耳没闻，心也不烦。　　徐向前和张国焘共事多年，自己对他的种种错误观点、错误的决策抵制不够；特别是在草地分兵南下、北上的问题上，自己犯下了严重的错误。　　他回到延安后，听说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等被关押了。　　事发的原由：这些人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中，对反张国焘涉及到他们，有些不满情绪，几个人一块议论说：“跟共产党闹革命多少年，嘿嘿，成了张国焘的人!　　……”　　“延安不好呆，回大别山去打游击!　　……”　　不知什么人告发了，而且又添油加醋，夸大其词。　　说他们“造反”、“要谋害毛泽东主席”，当成了“反革命”关押起来。　　还开了公审大会，以“组织反革命集团”、“拖枪逃跑”、“叛变革命”的罪名，将许世友、洪学智、王建安、詹才芳等人判刑打入监牢。　　徐向前从西路军回到延安毛泽东会见他时，毛泽东主动说到那几个人被关着，要徐向前去看看他们。　　此时大概毛泽东发觉案子有问题了。　　徐向前到监狱看望那几个同志时，心里真是苦不堪言。　　他们都是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是徐向前手下的战将。　　过去都是忠心耿耿的好干部，创建大别山、大巴山革命根据地的功臣，现在成了“反革命”，成了囚犯，徐向前感到不平和脸上无光。　　不过，从毛泽东的语气里，徐向前领悟出这是一个错案。　　他来到监狱，见了许世友等。
大家话语不多，眼神里都流露出自信、安然的光芒。　　分别时，徐向前坦然地说了一句话：“要相信组织，相信党。”　　这是共产党人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也是徐向前常常安慰自己的话。　　随后不久，许世友等人的问题得到了平反。　　事情虽然过去，但是“张国焘路线”问题，还像个阴魂不散，困扰着徐向前和四方面军的一些干部。　　他作为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比任何一个干部都感到压抑。　　虽然毛泽东已经明确说过：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是好的，要把广大干部与张国焘区别开来；可是，就有那么一种无形的东西，缠绕着徐向前。　　他精神上负担着别人看不见的重担!　　他从在大别山妻子程训宣被杀害，五年了一直是单身，也没找女人。　　这在同辈的高级将领中少有。　　在红四方面军中，妇女独立团曾有上千的女干部和女兵，不是女同志们看不上总指挥，也不是他愿意“打光棍”，只因他的性格倔强，又不主动和女人接近，使女同志们敬而远之；长征结束后，据说有个资历颇深的女干部，爱慕徐向前的战功和军事才能，有点动情了，只是一提到“张国焘路线”，后来又发生了“西路军的问题”，她惊恐得没了勇气，还是远远离开了这位战神。　　军事家的快乐和安慰，是打仗得胜，治军有方。　　西路军的失败，长时期使徐向前心力交瘁。　　在这次行动中，他既承认指挥上的个人失误，又觉得有许多的苦楚，难说难道。　　尽管党中央、毛泽东对徐向前很少责备，他却常常忏悔，有时整夜不能成眠，头疼病经常发作。　　他从幼年时，就患有头痛病，无名的疾病，常困扰着他。　　头疼起来，睡不成，吃不下，吃药无效，打针不管用。　　他惟一的自我诊治的办法：拿手枪柄不停地敲击太阳穴。　　十年内战中，他带着病痛，成功地指挥了一次次战役、战斗；带着病痛，爬雪山、过草地和在祁连山前血战。　　现在，他又带着病痛和难以解脱的忧伤，慷慨悲歌上战场，投入了抗日民族战争。　　硝烟弥漫的战地，对这位战神来说，也许是最好的解脱病痛与苦恼的地方。　　十年内战中是这样，往往是在战斗最紧张状态下，枪林弹雨中，他忘却了生命，更不知道还有病痛。　　洛川会议结束后，八路军总指挥部率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先赴山西战场。　　部队向山西挺进，需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谈判，协商行进路线、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后勤保障等一系列棘手问题。　　8月29日晚，毛泽东在冯家村住处向徐向前说：“你是山西人，同阎锡山是同乡，你和恩来同志去太原，做做阎锡山的工作吧。”　　徐向前这位还没上任的副师长，又领受了新的使命。　　他同朱德乘坐美式捷姆西卡车，冒雨赶路。　　陕南大地，连降大雨，多旱的黄土地喝足了雨水，泥泞的公路，把汽车陷进去爬不动了。　　徐向前、朱德也只好下了车，站在泥泞中推这个庞然大物。　　汽车轰鸣，只是后轮空转，卷起泥水向推车人的脸上、身上喷过去。　　徐向前和推车的人都变成个泥人了，汽车还是原地不动。　　这些八路军的高级将领们，只好弃车步行。　　后人歌唱八路军“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肩负着民族的希望，慷慨悲歌上战场”，谁又会想到呢，八路军的一批将帅们，在风雨交加中，挽着裤子，两腿泥泞，一步步走向抗日战场。　　徐向前腿长步子大，比谁走得都快。　　当他发现年过半百的朱德总司令步履艰难时，连忙过去搀扶。　　总司令直摇头，说：“走得，走得。”　　第三天，他们赶到了耀县庄里镇一二师贺龙、萧克的指挥部，遇到林彪、聂荣臻，次日同行，过渭河，乘火车赴西安。
周恩来此时已先到了西安。　　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已为八路军将领安排了去山西的专列。　　9月5日子夜，徐向前与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萧克、程子华及国民党军将领张治中，同车去山西。　　列车在风雨中缓慢地行驶在陇海线上，79公里的路程，竟用了六七个小时!　　天亮才赶到潼关。　　大家下车后，乘船渡过浊浪翻滚的黄河，到达山西境内的风陵渡。　　此时徐向前的心境同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不同，他默默无语地走着，心潮起伏，无比激动。　　13年前，他为了生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大业，离开了山西，考入黄埔军校，开始了戎马生涯。　　这十多年来，他征战了大半个中国，经历了无数次的挫折与失败，如今为了抗日，他又回到了故乡的土地。　　是命运的安排?是革命的需要?他心里说不出，道不明。　　来到了家乡，他渴望着能回去看一看父母，看看父老乡亲，看看那条滹沱河。　　“从风陵渡一路过来，见到的是兵荒马乱的景象。　　省府太原，也不例外。　　那时，日本侵略军节节推进，已逼近晋东北的边境。　　攻陷张家口之敌，兵分两路，一路沿平绥路西进，直指大同；一路沿宣蔚公路南犯，拟突破恒山要隘，直取太原。　　攻陷南口之敌，则沿平汉线南下，企图夺取保定、石家庄，进窥娘子关，从晋东入。　　山西境内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那年秋天，暴雨成灾，数万灾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大量从冀绥前线溃退下来的散兵游勇以及伤病员，四处流浪，无人收容，更增加了混乱气氛。　　阎锡山恐山西有失，损害自己的利益和声誉，亲自跑到岭口行营，坐镇督战。”　　到了风陵渡车站，阎锡山已派他的上校秘书梁化之在专列的站台上恭候。　　这个专列，比陇海路的火车漂亮，只是小车头、小车厢、小铁路，显得十分小气。　　人说这是阎锡山为了闭关自守，怕外边的火车开进去，请日本人精心设计的。　　心直口快的彭德怀副司令，一上车就操着湖南腔数落了一句：“山西人真会算计!”　　朱德看了看徐向前，风趣地说：“嘿嘿，我们这里也有个老西儿哩!”　　小小的车厢里，这才算回荡出了笑声。　　徐向前说：“我们老乡有一句名言：一个钱要当成十个花哟!”　　小火车里又是一阵轻微的笑声。　　这笑声，仿佛使这些忧心忡忡的将军们，暂时忘却了国破山河碎的战局。　　小火车带着将军们的忧愁和希望，在徐向前的故乡土地上向北行驶。　　它比起那中原的大火车，好像快得多了。　　徐向前和一批久经沙场的战将，时而谈笑，时而向窗外眺望，从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对未来抗日战争，还是满怀胜利的信心。　　这同他们在风陵渡看到的兵荒马乱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梁化之仿佛被八路军将领泰然自若的情绪所感染，也忘了日军已攻陷张家口，正兵分两路直攻山西大同和太原的险恶形势，时而有了笑语。　　他还几次主动走到徐向前的面前，说些表示近乎的问好。　　下午，专列驶进太原车站。　　阎锡山没有到车站或宾馆迎接八路军将领。　　日军已经打到他的家门口了，作为山西父母官的他，不抵抗面子上过不去，也难向国人交待；打吧，又生怕引火烧身，让日本人端了老窝。　　对八路军在此关键时刻的出现，既欢迎又有戒心。　　他还要摆出山西“土皇帝”的派头。　　9月7日，徐向前跟随周恩来、彭德怀、彭雪枫乘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小汽车，在梁化之先导车的引导下，一路风驰来到雁门关以西阎锡山的岭口行营。　　阎锡山脱去便装，换上军装风纪整洁，显示出日本振武学出来的“武士道”精神。
他向徐向前满脸堆笑地说：“同乡同乡、欢迎欢迎!”　　阎锡山之所以能够在山西统治了二十六年，由清末的八十六标教练官爬上山西都督的宝座，除善于政治投机外，他会利用同乡发展个人势力。　　山西有句民谣：“会说五台话，就有洋刀挎。”　　在晋军中，阎锡山以五台为中心，向外辐射发展崞县、定襄、忻州等籍贯的军官为亲信。　　徐向前和阎锡山同是五台人。　　一个在东冶镇的永安村；一个在河边村。　　滹沱河从他们两个村间流过，两个村庄隔河相望。　　阎锡山未尝不想借国共合作之机，把徐向前拉过去。　　他公然说山西抗战“政治上依靠薄一波，军事上依靠徐向前”。　　所以这位老乡阎锡山，对徐向前到来却有点“格外亲热”。　　徐向前心里明白：这个老乡呀，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哟，还是得小心呢!　　参加几次周恩来同阎锡山的谈判，徐向前感到，这位老乡是“笑里藏刀”，脚踏两只船。　　他表面上对共产党、八路军友好，实际是既要八路军抗战，又像蒋介石那样，还要捆绑着八路军的手脚。　　每次谈判前，周恩来都要听听徐向前的意见。　　从黄埔军校与周恩来相识，他们可以说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他会上会下，都注意准确地把握周恩来的意图，对阎锡山是不亢不卑，据理力争。　　阎锡山私下对部下说：“徐向前缺粮少弹，蒋介石在大别山剿了他几年，硬是没有剿垮，你们要多加留意!”　　谈判进行了许多次。　　表面都是礼貌相待，谈笑自若，实际上是争辩不休。　　经过徐向前和周恩来多方面工作，阎锡山接受了共产党、八路军的一些正当建议和要求。　　徐向前还参与了帮助阎锡山拟制第二战区的作战计划；疏通阎与第七集团军司令傅作义的关系；到阎锡山的军队、政府、机关和学校发表抗日演讲。　　这位当年河边村的小教员，军事计划、政治见解，都使阎锡山和他的部下惊讶。　　阎锡山有一次讲话中，感叹道：“徐向前这样的人才，走到共产党一边去了，不是楚才晋用，而是倒过来啦!”　　随着战局的发展，战火迫近了山西省太原。　　阎锡山说“守土抗战”，忻口战役失利，他怕自己的军队受损太大，下了一道后撤的命令，于是整个军心动摇，撤退变成了逃跑。　　老百姓说：“十月山西人人忙，富人搬家忙，穷人心惶惶，军官丢部属，小兵扔大枪。”　　阎锡山拥兵不守，一退再退，部队的纪律又坏，溃败的散兵，四处任意抢夺老百姓的财物，奸淫妇女。　　老百姓怒吼阎锡山的部队是土匪。　　故乡一别十二载徐向前参加和阎锡山的谈判结束后，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率八路军总部到达了五台县南茹村。　　又奉命率一个小组，到友军中去开展统战工作。　　这位离家已经是十二年的游子，路过家门时，同志们都劝说徐向前回家去看看。　　他心动了。　　这十二年中，他逆境中拼搏，苦难中奋斗，是多少次死里逃生!　　战争状态，紧张局势，他脑袋里无时不装着敌情，几乎没有想念家乡和亲人的时间。　　父母亲怎么样?惟一的女儿又怎么样?还是随国民二军北上失败那年回过家，从那以后，和家人连一封信都没通过。　　他带着忧伤和喜悦，中秋节的前几天，一个中午时分，他来到了五台县的东冶镇。　　他顺着那条已经陌生而还大体能辨认出方向的小道，急急忙忙向前走。　　忽然，看到前边一位老人，背着个口袋吃力地往前走。　　徐向前一眼就认出了是老父亲。　　跑近前叫了一声：“大大(爸爸)!”　　老人惊愕地看着这个军官，还有随同的几个兵。
他怎么都不会想到，是多年不见的儿子回来了。　　徐向前又叫了一声：“大大，我是象谦。”　　老人刹那间泪流满面。　　无声的言语胜有声。　　“娘好吗?”　　徐向前扶着老爸爸，急切地问着。　　“不在了，不在了!　　她头年就过世了。”　　战将的脚步沉重了，他扶着老人，一步步迈向他的出生地，迈向那个永安村。　　他从小就爱母亲，爸爸外出教书，他在母亲的跟前成长。　　几分钟前他还想，自己一进家，母亲又会烧香，又会感恩菩萨的保估。　　却没想到老母亲与世长辞了。　　徐向前百感交集。　　他又记起一句老话：“军人是尽忠难尽孝”!　　十二年不归的游子回到家，姐姐、嫂嫂、妹妹和女儿，恍如梦中相见。　　女人们的泪更多，又说起他们的母亲临终前还叫着徐向前的小名，只是没能最后见儿子一面。　　夜深人静，徐向前要女儿松枝掌着油灯，来到母亲灵柩前，站立了很久。　　姐姐们又送来纸钱，替徐向前点燃了。　　他不信鬼神，却从不反对妈妈烧香敬神。　　若真的有神仙，它应该保佑那些常常供奉它的人，妈妈怎么不能等儿子回来呢!　　“离乡十二载，戎马倥偬，转战南北，没有机会和家人团聚，但故乡的山川草木，亲人的音容笑貌，却一直萦回在我的脑海里。　　年年岁岁花常发，岁岁年年人不同。　　十二个春秋过去，故土面貌依旧，人的变化不小。　　母亲于头年去世，棺材还放在家里。　　父亲年逾古稀。”　　“我父亲有文化，又因为儿子是‘匪首’之一，多年一直关心国事、政事，经常通过看报，了解党和红军的活动，了解我的踪迹。　　所以，思想比较进步，认为共产党爱国爱民，比国民党强得多。　　他说：‘象谦，看来你这条路走对了!　　’我说：‘逼上梁山哪!　　’后来听妹妹说，那些年国民党反共，阎锡山看在同乡分上，倒没来家里找麻烦。　　只是有次蒋介石派了两名副官来，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俩人进门很客气，说是蒋校长派他们来，问问家里知道不知道徐向前的下落，有什么困难没有?我父亲回答说：‘自从象谦考上黄埔军校，就不知哪里去啦，连点音讯也没有，我正要找你们蒋校长要人呢!　　’闹得两名副官哭笑不得，匆匆而去。　　可见，老百姓也会和‘蒋委员长’斗智啊!”　　第二天，徐向前的老姑母来了。　　她听说侄儿做了共产党的大官，定是“衣锦还乡”了。　　却没想到，这个大官穿着还不如老百姓暖和哩。　　那身上的衣服单薄的，只能过春秋，不能挡寒。　　老姑母心疼地说：“看你这衣服怎能过冬，姑姑得给你做条棉裤呀!”　　徐向前一笑说：“姑姑，怕你做不起呀。”　　姑姑说：“日子再难，一条棉裤姑姑还做得出来。”　　徐向前说：“姑姑，我的同志们一万多人哩，要做都得做，姑姑能做得起吗!”　　乡亲们都听说共产党、八路军抗战，却不知道他们的情形这么艰难。　　老百姓哪里知道，红军改编成了八路军，编制是国民革命军，蒋介石却不给发饷。　　第八路军堂堂正正的一个大官员，寒冬就要来临了，连棉衣棉裤都穿不上，老百姓难以理解。　　乡下人都知道，凡是做了大官的人，都是“衣锦还乡”，一河之隔的阎锡山每次回家来，大车小车拉着吃的，穿的，那么神气，那么威风凛凛。　　看来这共产党的官，和国民党的官不一样呢!　　真是破烂的“穷八路”呀。　　国难当头，乡下人说话也离不开抗战。　　人人都怕当亡国奴，问徐向前该怎么办。
徐向前说：中国不会亡。　　不要怕日本强盗，老百姓要团结起来，要组织起来，要支援八路军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徐向前的大姐姐、二姐姐听了，都提出要让他们的儿子参加八路军。　　徐向前先是没答应带走他们，经姐姐和外甥们请求，最后才答应把大姐姐的儿子郭富安、二姐姐的儿子赵希圣带去参加了八路军(后来这两个外甥都牺牲在抗日前线)。　　战争催人奋进，战火燃烧着八路军将领的心。　　徐向前在家乡只停留了三天，又离别而去。　　晚秋的晋北高原，寒风习习，落叶飘飞。　　日军向晋东的进攻，国民党军队的败退，使这里显得既混乱又阴冷。　　徐向前在友军活动半个月后，回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南茹村。　　10月26日下午，徐向前奉朱德、彭德怀的命令，率七六九团南下昔阳归建，打击向晋东来犯之敌。　　从1937年11月至1938年3月，徐向前率领第一二九师部分官兵，同日本侵略军展开了多次激战。　　反“六路围攻”取胜，“反九路围攻”告捷，他又亲自指挥了响堂铺伏击战，毙伤日军400多人，击毁敌人的军用汽车180多辆。　　使日本侵略军第十四师团遭到沉重打击。　　这次伏击战，震动华北大地。　　刘伯承师长称赞说：“向前不减当年勇。”　　常跟随徐向前作战的是七六九团。　　这个团是他从鄂豫皖带出的一支老部队。　　团长陈锡联、副团长汪乃贵都是他的老部下。　　鄂豫皖肃反时，徐向前还救过陈锡联的命呢。　　当时陈锡联和另几个人曾因一起买过油饼吃，被诬为“吃喝委员会”。　　张国焘要抓他们进行审问。　　徐向前对张国焘说：“小鬼们嘴馋，懂得什么‘委员会’。”　　张国焘瞪了徐向前一眼，想了片刻，挥挥手就不叫追究了。　　陈锡联深知徐向前总指挥的为人，在他面前什么心里话都敢说。　　跟老首长一路行军，陈锡联、汪乃贵向徐向前说，红军改为八路军，戴上国民党中央军的帽徽，大家思想转不过弯来。　　“转不过弯，慢慢转嘛。”　　徐向前说。　　“若不是蒋介石给红军编三个师，红军干部也不会层层下放。　　师长当了团长，思想上也转不过弯来……”　　汪乃贵还想继续说下去。　　“这就不好了。”　　徐向前严肃地打断他的话。　　“共产党人是革命的，不是做官的。　　你不想想，不参加革命，你会做什么呀!”　　“那还用说”，汪乃贵老老实实地说，“农民，农民。”　　徐向前笑了。　　自己也说了一声：“我呀，最多还是个教书匠!”　　陈锡联不爱多话。　　汪乃贵是个好多嘴的人，他在总指挥面前，总想叙叙心里的话。　　又说，四方面军原来是兵多将广，应该单编个师嘛。　　徐向前解释说：蒋介石就是那么个人，他是抓住兵权不放的呀，八路军越多他越害怕，阎锡山也一样。　　到了山区，你们放开手脚干，独立自主地扩大部队!　　这是毛主席的主意，是对付蒋介石、阎锡山的好办法。　　一天，部队来到了五台县永安村附近。　　大家都想到徐向前家看看。　　于是，徐向前就把陈锡联、汪乃贵等几个团的干部请到家中吃午饭。　　穷乡僻壤的农家，能拿出什么招待哟。　　家乡待客人最上等的饭菜，是莜面窝窝、和羊肉山药。　　这几个“土八路军”的官员，都是南方人，不知道那莜面窝窝吃多了会胀肚子，加上行军打仗很难吃上饱饭，便大吃起来。　　徐向前说，这东西不能多吃，他们也不听。　　这次与家人团聚，是来去匆匆，军情紧急，吃过饭就上路了。
　哪知吃过饭一出村，汪乃贵就胀得肚子疼了。　　徐向前笑了：“这就和打仗一个道理：不能看着敌人就眼馋嘛。”　　这是徐向前参加革命后第三次回故乡。　　也是最后的一次与老父亲见面。　　这次离别时，老父亲有点恋恋不舍，亲自送到村子外好远好远。　　他步履艰难，话语很少，两眼闪着亮晶晶的泪花。　　老人也许想到了，这可能是最后的一别。　　徐向前向老人说：“大大，回去吧，以后我还会回来看你的。”　　谁知，这是老人最后听见儿子的一句话。　　此后，日军占领了家乡，徐向前的父亲是敌人重点追捕的目标。　　老人多病，被乡亲们转移到山上一个庙宇里，徐向前的嫂嫂和侄儿们有时偷偷送去些食物，老人最后病死在那个破庙里!　　八年抗战中，多少抗日的志士有家不得回，父母不能最后见上一面。　　徐向前这次离别亲人和家乡后，全身心地投入到晋中地区的抗日游击战。　　他把部队分散开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　　一营一连，甚至只有几个干部带几个兵，到群众中去宣传抗日，组织武装。　　在以石拐镇为中心的辽县、和顺、昔阳以西；平定、寿阳、榆次以南；太谷、祁县、平遥以东；榆社以北，都有徐向前派出的小分队在活动。　　毛泽东说过：八路军深入敌后要像老母鸡下蛋那样，要鸡下蛋，蛋生鸡；要像春天插柳一样，八路军所到之处，处处成荫。　　徐向前和他的战士，忠实地实践着党和毛泽东的英明战略。　　夜深了，徐向前坐在指挥所的一张条桌前，用铅笔尖拨去油灯上的灯花，翻开日记本写道：“在游击战争中，应特别着重政治问题……取得群众的拥护与团结群众，游击战才能巩固，不然，是无法站住脚的。”　　日军的大部队疯狂进攻华北，进攻山西。　　太原失守后，国民党大军逃出山西。　　小米加步枪的八路军，面对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坦克，在敌后苦战。　　善于山地游击战的徐向前，又被指派进入了冀南平原。　　建造“人山”在十年内战中，徐向前大部分时间是在山区打游击，莲花山、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留下了辉煌的战绩和宝贵的经验，洒下了他和战友们的汗水和热血。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毛泽东就提出了八路军的作战原则，即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他说游击战是“拿手好戏”。　　并将八路军三个师由集中配置变为分散配置，分别以吕梁山脉、恒山山脉及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八路军依托山区，开始向平原发展。　　毛泽东审时度势，于1938年4月21日发出了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　　有共同实践的人，才会有共同的感情、语气和思想。　　徐向前对毛泽东提出的作战原则心领神会。　　4月26日，徐向前告别了刘伯承、邓小平，率“路东纵队”从辽县出发。　　指战员们晓行夜宿，沐浴着春夏之交的明媚阳光，翻越太行山，横穿平汉路，直奔河北南宫县境。　　南宫县城，是控制在八路军手中的华北平原重镇之一，是冀南的政治、经济中心。　　商业发达，人口稠密，公路成网，处在津浦、平汉两大铁路干线的中间地带。　　以南宫地区为中心，可以发展冀南平原的抗日根据地。　　可是，八路军来到这里，干部、战士又喜又忧。　　喜的是，物产丰富，不愁吃穿，人口多，兵员没有问题；忧的是，平原地区，一望无边，没个山头，没有森林，怎能生存，怎能发展?日本侵略军又是飞机，又是大炮、坦克，平原对它们说来最有利。　　“这平原地带，我们能站得住脚吗?”
一些干部、战士提出疑问。　　从前在大别山区，徐向前常听战士们唱：“树枝砍不完，根也挖不完，留得青山在，到处有红军。”　　眼下来到这个华北大平原，打游击是不同从前呢。　　怎么带兵、怎么打仗，是他日思夜想的大问题。　　南宫城北街华兴烟草公司大院，暂时成了徐向前的指挥部。　　他在这里，统一指挥着冀南的八路军部队。　　领导集团中还有陈再道、宋任穷和刘志坚。　　徐向前常常和这些领导人交换意见，研讨如何在平原生存与发展的问题。　　他们都是打游击的老手，都懂得：人民群众才是最高的山，最深的林；老百姓是水，军队是鱼，有水的地方，鱼就能存活。　　山再大，天天挖也能挖平，能移走；人的山，是永远挖不平，移不走的。　　红军所以能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不完全靠的是山，靠的是党的路线正确，是紧紧地依靠人民。　　徐向前从同志们的言语和党中央的指示中，得到了力量，得到了启发，他郑重地提出了一个口号：“创造平原地的‘人山’!”　　他经过几昼夜的思考，在小煤油灯前，挥毫书写着《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　　“……开展河北游击战争，在中国的持久抗战，与取得抗战胜利上，是有其伟大意义的。　　河北游击战争的展开，可以破坏日寇在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的交通运输，使日寇的资源掠夺、物资补充、兵力转移，陷于麻痹的状态；可以使日寇利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阴谋归于泡影；而且在扩大抗日的阵地，充实抗日的力量，即在供给抗日的资源上，对全国的抗战有极大的帮助。　　“……河北的地形，除西北两面的一部分是山地外，其余都是广漠无垠的平原地。　　如果单从战术的眼光看来，游击队在平原上的活动，自然没有像山地那样多的地形上的便利，相反的，敌人的机械兵种或骑兵，倒有较便利的条件了……有些人说游击队既无山的依托与隐蔽，自然地形上的帮助是很少的，而人的两条腿又哪能跑过机器的汽车或坦克车呢?不错，在平原地上进行游击战争，上面这些困难，确实是存在着的，但这仅仅只是困难，不能因此作出平原地无法进行游击战争的结论，否则必然会否认华北广大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　　这种观念，对于开展河北的持久抗战，扩大抗战的阵地，与充实抗战的人力物力，是非常有害的。　　“……游击队活动的依托，一方面是地形上的便利条件，如山地森林等等；另一方面是与广大人民的结合。　　游击队要自己能巩固和发展，并进行机敏的灵活的动作，其主要条件是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与帮助。　　“……周恩来同志说：‘军队与游击队是鱼，而人民是水。　　’这个比喻是最正确不过的。　　河北是人口较稠密的区域，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地上，把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　　“……人民的力量是最伟大的力量，也只有这伟大无比的活动的人的力量，是日寇无法战胜的力量。　　我们要在平原地开展游击战争，就必须把广大的人民造成人山……”　　徐向前为在平原创造“人山”，建立抗日根据地，导演了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好戏。　　当时摆在徐向前面前的，是疯狂而又强大的日本侵略军，还有形形色色反对派。　　日军占据着邯郸、邢台、临清等交通线要点；一部分“民军”和反动的“六离会”等杂牌武装，活跃在枣强、武邑、衡水等地。　　各式各样的所谓的抗日队伍，几百人一伙，几十人一帮，自立旗帜，自封司令。　　真是，“司令如牛毛，主任盖天下”。　　徐向前和他领导的八路军要想站稳脚跟，在这片平原地上生存、发展，比孙悟空跟唐僧西天取经还难。
今天一个情报，日军来“扫荡”；明天一个情报，伪军四路出动。　　你在前方作战，后方反共的“六离会”又来袭击。　　徐向前指挥八路军打了高桥所部日军和伪军高德林部后，迫使日军从威县、临清撤出，逃往邢台，威县落入八路军手中。　　这时，盘踞在南宫一带的“六离会”又展开了疯狂进攻。　　他们武装袭击八路军部队，抢走电台和马匹，残杀八路军干部战士。　　说起来也怪，一些战士不怕鬼子兵，却害怕“六离会”。　　说什么和鬼子兵作战可以用枪打，那个“六离会”“刀枪不入”。　　一些干部和战士，把“六离会”传说得像神兵天将一样。　　许多老百姓也相信“六离会”“神通广大”，纷纷参加。　　好人参加它，说是可以防身，一些地痞流氓、反动地主分子，趁机利用“六离会”反对八路军。　　徐向前觉得，对付“六离会”是摆在部队面前的重要问题。　　他决定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把“六离会”收拾掉。　　这个反动道会不除，唤醒不了民众，威慑不了敌人。　　封建会道门组织“六离会”，是八卦教的一个分支。　　八卦为中国古代《周易》中的八种基本图形，名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　　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　　八卦分教见于明末白莲教经卷《皇极金丹九莲正信皈真还乡宝卷》：“真精掌领坎卦，真神掌领离卦，真魂掌领震卦，真魄掌领兑卦，真阳掌领乾卦，真阴掌领坤卦，真明掌领艮卦，真行掌领巽卦。”　　其中坎卦为八卦之首，统领其他七卦。　　该教中之离卦、震卦，从清朝开始曾在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分立独立教派。　　南宫一带的“六离会”，同其他地区的一炷香离卦教、义和门离卦教，均属六离教派。　　因“离”为八卦之六位象征火，故“六离会”的信徒崇尚火红。　　他们身穿红衣，头扎红布，大刀长矛均是红柄、红杆，配有红缨、红穗、红飘带。　　“六离会”被反动地主和汉奸控制，头头李耀庭是南宫人，青年时考入保定武备学堂，毕业后投身北洋军阀直系首领吴佩孚麾下，当过中将旅长。　　卢沟桥事变后，投靠日本侵略者，是个铁杆的大汉奸。　　“六离会”号称五万之众，除少数骨干分子外，绝大多数为受愚弄的农民百姓。　　徐向前针对“六离会”受蒙蔽群众是绝大多数，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则和四条具体措施：(一)主力部队向南宫附近集结，动员教育后即向“六离会”活动地区进行武装宣传；(二)分化瓦解其组织，争取群众，进行民族教育，揭破汉奸阴谋；(三)对反动首领坚决镇压；(四)散发告人民群众书，张贴布告，勿使群众发生恐慌。　　这些决策、作战方案，一面向刘伯承、邓小平报告；一面拘留了大汉奸李耀庭，并邀请小屯“六离会”会长宋印亭来南宫谈判。　　宋印亭一伙自以为人多势众，拒不接受谈判。　　为打击反动头头的嚣张气焰，徐向前派部队攻占小屯，夺回电台、马匹和被俘的战士，对残害八路军干部战士的“六离会”骨干分子宋殿元，当众宣布死刑，就地枪决。　　就在打击“六离会”的序幕刚刚拉开之时，刘伯承、邓小平给徐向前复电，完全同意他提出的方针原则和战斗部署。　　徐向前继续派人与“六离会”头头联系，争取和平解决，平息事端。　　但他们鬼迷心窍，自不量力，决心与八路军对抗到底。　　5月16日，“六离会”在南宫东南方向的张马、甘狼一带，纠合一万多人，向八路军发起进攻，扬言要打下南宫城，把八路军赶回太行山。　　这群乌合之众，人人吃了“朱砂符”，头扎红包布，身穿红衣服，手持红枪、红棒，随着“刀枪不入”的喊声，洪水般地向前滚动。
徐向前为了争取唤醒被蒙骗的群众，减少对方的伤亡，采取了西方古战场上常见的方队防御战法，一个连或一个营为一个方队，待“六离会”冲来时，瞄准其进攻的大小头头，枪炮齐放，将他们击退，并不追杀。　　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六离会”“刀枪不入”鬼话被揭穿，他们狼狈溃散。　　5月17日，地方政府与八路军在孙村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布取缔“六离会”组织。　　接着，又组成若干个工作队，到各村镇展开政治宣传，动员会员交出红布法衣和那“刀枪不入”的护身符。　　同时召开宣判大会，处决了大汉奸李耀庭、反动首领高大奎等人。　　在八路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在事实面前，许多受骗会员纷纷觉醒过来，不少人报名参加了抗日自卫队。　　仅两个多月的时间，五万多人的“六离会”被彻底摧垮，南宫、冀县、枣强、衡水地区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七七事变”后，冀南平原“群雄”并起。　　一些地方实力派和惯匪，纷纷打起抗战旗号，“有枪就是草头王”。　　各色杂牌武装，遍布冀南三十多个市县的村、乡和城镇。　　这些武装有的与共产党、八路军为敌，在老百姓中称王称霸；有的虽然东一枪西一炮打日本鬼子，却军不成军，兵不像兵。　　也有的和日军、伪军勾结，向八路军进攻。　　对这些各式武装，徐向前又采取了分化、收编、改造方针，把一支支的抗日小武装收编、改造成为八路军。　　同时对伪军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并重的方针，把许多的伪军部队打垮、收编过来。　　1938年5月下旬，徐向前指挥六八九团、东进纵队和第五支队，在临清附近一举消灭汉奸皇协军1000多人，接着连续作战，又消灭了汉奸部队1000多人。　　在八路军的强大攻势下，冀南伪军纷纷携枪弃暗投明，整连整营倒戈反正的多达3000人。　　“我们在冀南平原搞了块天下，聂荣臻他们在晋察冀和冀中平原搞了块天下，使华北的平原游击战争走向一个新阶段。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冬至1938年秋，八路军在华北共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四百余次，牵制了日军三十余万兵力，自身亦由抗战初期的三万余人发展到二十五万人，控制了晋西北、晋东南、晋察冀、冀南、冀西、冀东等大片区域……“冀南平原人烟稠密，村镇如网，虽然没有崇山峻岭，但八百万人口，却是难得的进行游击战争的依靠力量。　　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所以，我们一到冀南，就提出建立‘人山’的思想，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团结一切的抗日力量……冀南的群众发动起来，形成了真正的‘人山’。　　各区、县、村均建立起群众性的抗日武装，18岁至45岁的男性几乎普遍参加了自卫队或游击小组……在反‘扫荡’中，群众创造了挖地沟对付日军的办法。　　在广大平原上挖了总长达万里的地沟，既限制了日军的机动能力，又利于我军民隐蔽、转移和伏击敌人，充分证明了人民群众的伟大智慧和力量。　　“千难万难，依靠群众就不难，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冀南平原游击战争胜利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　　舌战“总司令”冀南平原“人山”隆起，抗日根据地打开了新局面，中共中央根据北方局的建议，由八路军总部作出决定：调徐向前、朱瑞等赴山东地区领导抗日。　　1939年6月7日，徐向前告别冀南，向齐鲁大地进发。　　山东虽然有泰山、沂蒙山，不同于冀南平原，可是历来被兵家视为必争之地。　　徐向前已经得到情报，国民党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正在沂蒙山一带，他对共产党的态度又是什么样呢?在冀南一年多的光景，徐向前除了和日伪军作战，和反动的“六离会”斗争，和形形色色的“民军”联合、斗争以外，还要拿出很多的精力与时间，对付国民党的政府官员和军队将领闹摩擦。
　蒋介石在抗战开始以后不久，就筹划要“限制异党”，他曾密谋要阎锡山把八路军“赶走”，接着又委任鹿钟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　　这位主席，带上一批反共专家，跑到河北“收复失地”，他一到冀南，表面上与八路军友好相处，实际上是背后策划反共武装、反动会道门同八路军对抗。　　并向八路军驻地进攻，杀害了十名八路军的战士。　　后经过多方的斗争，才把鹿钟麟驱逐出冀南。　　徐向前走向山东的一路上，都在想如何对付于学忠。　　1939年6月29日，徐向前来到了沂蒙山区的代庄。　　代庄是在孟良崮西南的一个小庄。　　退可?span class=yqlink>仙剑隹缮下罚钦秸甏芎玫闹富铀?/p>　　徐向前、朱瑞到这里第二天，就会见了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纵队的郭洪涛、张经武、黎玉等领导人。　　8月1日，经中央批准，正式组成八路军第一纵队，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的八路军各部队。　　8月10日、18日，山东《大众日报》两次刊登徐向前、朱瑞的就职通电：案奉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副总司令彭委令开兹委徐向前为第十八集团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朱瑞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山东与苏北境内所有第八路军各部队，等因奉此，遂于七月中进抵鲁南就职视事。　　自维轻材，难膺重寄，绠短汲深，每虞殒越，惟了兹国难，只有勉竭驽骀，在总司令于、副总司令沈、韩诸公领导下，追随各友军之后，为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奋斗到底。　　敬恳时赐南针，以匡不逮，谨电奉闻，伫候明教。　　通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起了政界、军界乃至民间的重视。　　自此数年，国民党统帅部一直把山东的八路军称之为“徐向前部”。　　一踏上齐鲁大地，徐向前感到八路军在此立足不稳。　　他的经历中，在鄂豫皖有自己的天下，在川陕边有自己的天下，在冀南也搞了一块自己的天下，所谓自己的天下，用他的话说就是“党的天下，人民的天下”。　　可眼下，国民党政府不给八路军粮秣弹药，几万军队穿衣、吃饭、治伤医病，都成了问题。　　“因为没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只能算个游击区，谈不上是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我们刚去，感触最深的是吃饭问题，‘叫化子要饭’，部队走到哪里，要到哪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几万部队的穿衣、吃饭、医药、装备等，很难解决。　　发动群众也不好办，部队在的时候，把群众发动起来，可是一走，群众就散了。　　像行云流水一样，扎不下根基。　　政权在谁手里呢?在国民党手里。　　除了敌占区外，县长、区长、乡长多是国民党的人，听于学忠、沈鸿烈的，不听我们的。　　处处卡我们，不仅不供应八路军粮食、衣物等，还威胁群众，限制群众同八路军接触。”　　初到山东，徐向前面对的是日、伪、顽敌人不说，还面临着饥饿的威胁。　　一次他们到部队回来，司令部开饭的时间过了。　　想要搞点吃的，炊事员说没有饭了。　　警卫员问能不能做一点饭，炊事员为难地说：“没有粮油啊!”　　警卫员叫炊事员想办法，炊事员说只好等下一顿再说了。　　一个八路军的战略区司令员，就这么饿肚子了。　　徐向前说：“不吃了，不吃了。”　　他抽着旱烟袋，思绪万千。　　看见警卫员作难，笑着对警卫员说：“小鬼，饿一顿吧。　　蒋委员长不给我们饭吃，往后我们只好自己解决喽!”　　“怎么解决?老百姓不听我们的，听中央军的!”　　警卫员嘟嘟囔囔说。　　“正统观念!　　什么中央军，是遭殃军!”　　“没有自己的政权嘛，没有自己的根据地嘛!”
徐向前自言自语。　　他深知，八路军要在山东建立根据地，要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和国民党的将领于学忠、沈鸿烈必然会有尖锐、激烈的明争暗斗。　　对那个反共专家、死顽固派沈鸿烈，只有用枪杆子；对于学忠，应是先礼后兵。　　徐向前不但对自己的部队了如指掌，对敌军、友军、国民党政府要员的动态、身世根底、思想倾向和性格习惯，也摸得很清楚。　　就在徐向前来山东之前，于学忠带领着五十一军、五十七军约二万人进入山东，占据了沂山、蒙山、莒县、日照、临沂、费县等要地。　　这位国民党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是山东蓬莱人，清朝末年的秀才。　　北洋军阀时期，他先在吴佩孚手下当官，后投奔东北军张学良麾下，当过师长、军长和临绥驻军司令。　　蒋介石曾多次派人暗中拉他脱离东北军，他不干。　　“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于学忠坚决支持张学良。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对蒋介石关押张学良很不满。　　为了表达自己对张学良的忠心，他把少帅骑过的马养在身边，自己不骑，也不准别人骑。　　于学忠对蒋介石不“忠”，对共产党也不“热”，还领兵打过红军，骂过共产党。　　国共合作抗日，他奉行的是“既不红、又不蓝，三条道路走中间”的哲学。　　他目前虽不反共，却死抱着“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一个主义”(三民主义)的理论不松。　　八路军要在山东抗日，建立政权首先要去做于学忠的工作。　　经过调查和准备。　　一天，徐向前带上一位参谋、两名警卫员登门去拜访于学忠。　　“要不要多带些人?”　　参谋向徐向前提出。　　“又不是去打架，要那么多人做什么。”　　徐向前说。　　“国民党的将领都是翻脸不认人啊!”　　警卫员也担心地说。　　“去他们的司令部，那可是个虎穴啊!”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嘛!”　　徐向前一笑，“还有，那个苏鲁战区总司令部，还不是个虎穴哩。”　　8月的沂蒙山区，炎热起来。　　四匹战马，沿着崎岖的小路，从沂南向沂北行进。　　参谋和警卫员随在徐向前的马前马后，不知此行是吉还是凶，心中有点不安。　　他们主要担心的是沈鸿烈和秦启荣。　　那个沈鸿烈，是山东省政府主席，秦启荣是国民党别动总队第五纵队司令。　　这两个顽固派，一个幕后，一个台前，反对共产党、屠杀八路军。　　他们在徐向前来山东的前后，制造了多起袭击八路军的事件。　　沈鸿烈暗中授意秦启荣与日军秘密勾结，订立“共同防共协定”。　　他还向蒋介石、何应钦多次状告“八路军是游而不击”、“徐向前不打敌人，专打沈军”等等。　　真不知道，徐向前此行于学忠会怎么样?那个反共的顽固派沈鸿烈会不会暗中唆使人下毒手。　　过惯了都市官场生活的于学忠，到了沂蒙山区还官威不减。　　这天不知是为了欢迎徐向前光临，还是为了防范，在苏鲁战区的司令部驻地，五步一哨，十步一岗，村庄外边还搭着许多帐篷。　　徐向前一进村，于学忠便出来了。　　他平日多着便服，今日却是军服整齐，把徐向前作为贵宾接待。　　徐向前以军人对军人，以“下级”对“上级”，向于总司令敬礼、问好。　　十年内战中，徐向前和于学忠多次交战，是你死我活的对手。　　今天沂蒙山区相逢，真是冤家路窄。　　两人如同老朋友相会，都是笑容满面。　　进到屋里坐下，谈话开始以后，气氛越来越严肃了。　　两位名将，过去是枪对枪、炮对炮，今天展开了舌战。
谁都不肯在政治上退后一步，但谁也不愿意伤了和气。　　谈到八路军的供给等问题，于学忠板下脸。　　他说：“徐司令，我的处境也不好啊!”　　徐向前说：“于总司令，我们八路军在山东抗日，国民政府一不给我们武器装备，二不发薪饷。　　要打鬼子，打汉奸，我们的军队常常饿着肚子呀。　　没有稳定的根据地，没有基层政权的支援，不行啊!”　　谈到“政权”二字，就像拨动了于学忠的神经。　　对此他好像早有准备似的，一字一句地说：“你们抗日，就不要搞地方政权了。　　八路军是军队，是国民政府的军队嘛。　　不搞政权也可抗战呀。　　你们也搞政权，叫省政府怎么搞啊!”　　他说的“省政府”，当然是指沈鸿烈那个主席。　　徐向前说：“我们的部队抗战得吃饭，没有自己的政权就没饭吃。　　国民政府，一不给我们粮款，二不给我们枪弹，连应该发给八路军的薪饷都不给，我们怎么办?”　　平日话语不多的徐向前，和于学忠对起话来，节奏不快，却句句入理。　　初次相会，于学忠没想到徐向前会据理力争。　　他们都不想把关系搞僵，会谈表面上友好，时而说笑，时而争辩。　　于学忠为了显示他的大将风度，不时把难解难分的话题岔开。　　他赞扬八路军在林彪指挥下打的平型关战役，又赞扬刘伯承、徐向前指挥的反“六路围攻”、夜袭阳明堡火烧日军机场以及徐向前亲自指挥的响堂铺伏击战。　　徐向前也随口称赞于学忠部参加的台儿庄会战。　　你说你的，我讲我的。　　最后又说到八路军建设政权的问题，于学忠提出说八路军搞政权，要合乎法律，要经省政府核准与委任。　　徐向前一笑，说：“于总司令，我赞成你说的前半句话，后半句话就不好办了，你还不清楚，一切都要合乎国民政府的法律，我们的军队早就不存在了!”　　会谈进行了多半天。　　晚饭，于学忠还摆酒相送。　　徐向前回到驻地，同志们问情况如何，徐向前一笑：“还不错。”　　接下又说：“于学忠还是那‘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嘛!”　　徐向前和于学忠谈判之后，随发电延安，向毛泽东等领导人报告。　　他写道：于学忠对我提出的一般问题经解释后，态度尚不坏，仍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劝我们不要搞政权。　　思想太旧，并与沈鸿烈有矛盾。　　我们将按照中央的方针，抓紧时机，建设县、区、乡的政权……此后，徐向前在山东指挥八路军，反日军的“扫荡”，又在反顽斗争中，狠狠打击了反共的沈鸿烈、秦启荣等顽固派。　　并坚持发展人民民主政权。　　到1940年底，县政权发展到90多个，设有一个行政主任公署，十四个专署，250多个区政权。　　有了政权，八路军有了巩固的根据地，吃粮、穿衣、扩大部队都好多了。　　在许多地方，人民民主政权成立后，把国民党的政权给挤垮了。　　于学忠和他的将领们，无不惊呼：“共产党的徐向前厉害呀!”第九章病魔缠扰担架上的战神(1)　　身卧病榻心系战场　　抗日战争的后4年，徐向前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延安度过的。　　小砭沟、王家坪、联防司令部、柳树店和平医院和枣园，处处留下了他的身影和足迹。　　1940年6月他奉命回到延安，准备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后来大会延期，他就暂时住了下来。　　一天，他骑马去延安南门外七里铺开会，走到一条山路口，突然间他前边的一匹马惊了，一阵狂跳，踢到了他的左腿上，导致胫骨骨折。　　在医院整整躺了六个多月。　　出院后，先是出任联防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后又调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　　在将近五年多的时间里，徐向前处境艰辛。　　在联防军司令部工作时，和司令员贺龙工作中配合倒也可以。　　到了抗大，整风运动中，康生趁势在抗大干部和学员中大抓“红旗党”，推行“抢救失足者”，闹得全校一团糟。　　当时徐向前在延安正参加准备“七大”材料的工作，得知学校搞出六百多的“特务分子”、嫌疑分子，只好返回绥德收拾残局。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好不容易把抗大的问题解决了，一场大病，又把徐向前打倒在病床上。　　这次病来得突然又很顽固，整天发烧，持续了两个多月。　　他住进柳树店和平医院，开始医生们都说不清他得的什么病，及至诊断清楚了，说是肋膜炎，徐向前这才松了一口气。　　在前线斗争环境的压力下，有些疾病潜伏着，来到延安生活环境安稳，各种疾病都暴发了。　　加之腿骨被马踢伤，健康状况坏到了有气无力的程度。　　更使他不愉悦的是，在婚姻上，又一次遇到挫伤。　　沂蒙山这难忘的土地，给了他施展才华的机会，在那崇山峻岭中，他像在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一样，把游击战和创建抗日根据地结合，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惊人的战绩，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沂蒙山区，经同志们的介绍，他和一位标致的山乡女子结了婚。　　她是位地方上抗日组织中的妇女干部，文化程度不高，人却生得挺白净。　　也说不上是爱还是受别人的劝说，她嫁给了徐向前，并且生了个女儿，名叫鲁溪。　　她和徐向前本来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一个是山乡女子，一个是领兵的大将军，性格、爱好差别很大，她随同徐向前到了延安后，两个人越来越没有共同的情趣和共同生活的愿望了，最后只好分了手。　　离婚，是一种解脱，但两个人中总有一个有难以避免的痛苦。　　徐向前在离婚之后，又带着一个女孩子，虽然不需要他一切都照料，但在女儿面前也是又当爹又当妈。　　加上身体不好，时常处在痛苦中。　　他惟一解脱的办法，是看书、看报、看文件，想想前线的作战。　　他希望着早一天走上战场。　　同志们很关心徐向前的健康。　　在他住进和平医院期间，毛泽东等经常到医院慰问、探望。　　徐向前因重病住院，身体虚弱，未能出席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他原来准备回山东的打算，也没能实现。　　“绝对卧床休息”，这是医生对他的要求。　　徐向前像一名士兵服从指挥官的命令一样，听从医嘱。　　可是，医生只能限制他的行动、饮食，却不能限制他的思想。　　徐向前在病床上，每天都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变化。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徐向前的视线，又转移到国民党蒋介石身上。　　一天下午，他正在读文件，门帘掀开了，毛泽东魁伟的身影出现在眼前。　　护士扶着徐向前坐起来，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向前同志，治疗得好吗?”　　徐向前说：“感谢主席的关心，医院对我的治疗很费心!”
毛泽东在他床边坐下来。　　徐向前动情地说：“主席，我真希望再去打一仗，可是……”　　徐向前言谈平淡，给人的印象他不善于动情。　　其实，久经沙场的老将，不能带兵，久困在病榻上，心里真是苦不堪言啊!　　他平日见毛泽东言语不多，今天见面，话也多了起来。　　三句话不离本行，说的又是革命的前景和未来的战争。　　毛泽东完全理解这位久经沙场而今躺在病床上的同志的心情，劝慰说：“身体还未痊愈，还是继续安心静养。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哇!　　身体养好了，以后国民党是不会让你闲着的。　　”抗日战争胜利了，徐向前预见到中国的前途，又向毛泽东说：“主席，你的报告、讲话，我都看了。　　蒋介石这个人呐，就是你说的那样：看看他的过去，就知道他的现在和未来。　　我们太了解他了，他发动战争并不奇怪，不发动内战才怪哩!”　　毛泽东点头说：“是啊!　　我们争取不打内战，但他们把刀架在我们的脖子上，”毛泽东用两个指头点了一下自己的脖子说：“那只好准备打几年了。”　　军事家的眼睛就是闭着，想到的仍是战场。　　病中的徐向前，除了吃饭、吃药、睡觉，想的就是战争。　　十年内战、八年抗战，他和党内的许多同志一样，都深深认识了蒋介石这个人的反动本质。　　这未来的战争又会怎么样呢?毛泽东的到来，使徐向前对抗战后的前途、战争的发展，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　　患病的人，都把好转的希望寄托在医生和医药上。　　和平医院的医生有几个是高手，可是医药就难说了，营养品更是十分匮乏。　　徐向前要战胜结核性胸膜炎，谈何容易!　　他虽然意志坚强，一直同病魔做斗争，那无情的病菌，总是死死叮着他的肌体。　　医生要他“戒烟”，他交出了全部香烟，不再吸一支。　　医生要他“卧床静养”，他一躺就是一个多月。　　贺龙来了，还专门向医务人员和警卫战士交待，要谢绝同志们的探望。　　静卧、一口烟不抽再少见战友，这使他更痛苦。　　陕北高原金秋时节，天高气爽。　　徐向前身体一天天好起来。　　他为抗日战争的胜利高兴，为自己战胜疾病高兴。　　他出院前，坚持散散步、打打拳、拉拉胡琴、敲敲扬琴。　　他琴艺虽说不高，但民风民俗味甚浓。　　病房活跃起来，医生、护士有时和徐向前一起娱乐、唱唱陕北民歌。　　5岁的女儿鲁溪来了，听到爸爸的胡琴声，也会把小嘴贴到护士的耳边，天真地说：“爸爸又杀鸡哩!”　　徐向前不知道女儿说什么，他看大家都开心地笑了，自己也笑笑。　　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小雪，飘飘洒洒，纷纷扬扬，延安枣园披上了淡淡的银装。　　徐向前离开和平医院，作为客人安排在这里。　　住进枣园以来，他每天都看文件、看电报，阅读毛主席在抗战胜利后的几篇重要演讲。　　在枣园的日子里，徐向前有时同毛泽东、朱德等一起散步。　　徐向前一谈起军事，一谈起打仗，就忘记了自己还是一个大病初愈的人，话又多了。　　他总是说：“对蒋介石不打是不行的。”　　毛泽东也说：“蒋介石一定要打内战，只有彻底消灭他几个师，他才彻底舒服哩”。　　1947年7月，徐向前在延安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作战会议，讨论如何用正义的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在议到山西战局时，有的同志说，阎锡山在山西经营30多年，太原又是他的老巢，就解放军在山西的兵力，一时还难以攻下太原。　　徐向前站起来说：“主席，我对山西的战局谈点意见。”
毛主席笑笑说：“坐下，快坐下，听听向前的高见!”　　徐向前说：阎锡山虽然尚有20万大军在手，还有日军留下的顾问，但我们完全可以击败他，攻下太原，解放山西。　　理由是：第一，党中央和毛主席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有充分思想准备，对形势分析准确，全党全军做好了应变的准备，常言道“忘战必危”、“有备无患”，我们已为渡过战争初期的困境，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第二，我军已经控制了北起中苏、中蒙边境，南抵长江，西起陕甘宁边，东至海边的大片北方领土，既解决了战略靠背问题，又有广阔的机动回旋余地。　　各战略区几乎连成一片，从大势上看，阎锡山已处在我军的战略围困之下。　　第三，全解放区人口已近两亿，我们的正规军120万人，地方武装和民兵200多万人，形成了晋冀鲁豫、晋察冀、中原、华北、东北、晋绥六大战略区，形成了正规军、地方兵团和民兵三结合的人民战争体系。　　第四，蒋介石对形势的估计是盲目的，三至六个月“消灭共军”是一个狂妄的计划，指挥作战凡狂妄者必败，就同兵书上所说的“骄兵必败”是一个道理。　　由于身体虚弱，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头上渗出汗珠，但他的发言是有力量的，会场一片肃静。　　毛泽东很赞赏徐向前的这些说法，诙谐地说：“向前同志不愧是老黄埔学生、‘红埔’的校长!”　　此时此刻，徐向前并没想到他将是解放全山西的总指挥，是最后把阎锡山钉上耻辱柱的战神。　　战争终究又全面爆发了。　　国民党反动派调动大军，于1946年6月26日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起全面进攻。　　蒋介石从“全面进攻”，又变为“重点进攻”，将陕北和山东两解放区，作为进攻的首要目标。　　1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准备放弃延安的指示。　　同时，决定将一部分机关、医院、保育院和伤病老弱干部，先行疏散到晋绥解放区。　　“疏散前夕，毛主席在枣园召集了一次领导干部会议，和大家见见面，讲了话。　　他分析了当前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强调解放战争非打不可，打就打到底。　　他说战争可能打三年、五年、十年。　　三种打算，即短期、中期、长期。　　要准备长，争取短，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会后，我与徐特立、王明、郑位三一家、刘少奇的爱人王前，以及黄杰等共二十多人，乘卡车去绥德。　　这是一批老弱妇孺病人。　　徐老年逾花甲，王明、郑位三和我有病在身，剩下的就是警卫员和妇女、娃娃。　　组织上拟定我当小队长，负责途中的指挥和安全工作。”　　一位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将领，如今成了个“小队长”，指挥着一批老弱病人，从延安撤退，不知别人的心情怎么样，徐向前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他拖着病痛无力的身体，执行一个小队长的任务。　　他气喘吁吁，跑前又走后。　　说服这个快上车，安排那位坐在驾驶员一旁。　　王明曾经是党的领袖人物，徐特立年纪最高，徐向前是小队的领导又是重病在身，他的夫人黄杰怀有身孕，一辆卡车的驾驶室里，只能挤下两个人。　　大家推来让去，最后徐向前只好和王明坐进去了。　　徐向前和王明两人坐在驾驶楼里，一句话都没有。　　徐向前经历过多次的撤退，国民二军在河北的失败、广州起义失败后撤退去东江、大别山四次反“围剿”失败后撤向四川以及草地分兵、西路军失败等等，虽然那时都有过痛苦和悲伤，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心如针刺。　　他想到要放弃延安，在政治上被动不说，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如何保障呢?保卫中央的艰巨任务，又落在了彭德怀身上。　　他率领的西北野战军仅有两万多人，而胡宗南是三十四个旅二十五万之众啊!
敌我兵力悬殊，我军只有敌军的十分之一，形势太险恶了。　　在强敌的压力下，彭德怀能挺得住吗!　　失掉延安没关系，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若是有个什么闪失，那中国的革命将要……他不敢多想了。　　他相信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天才智慧，相信他们能扭转乾坤。　　他只是恨自己的身体太不争气，在这革命的危亡关头，自己却是一个病夫!　　他一心想着要上前线。　　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爬行。　　作为小队长的徐向前，最怕夜晚行车不安全，还好，一夜过来，平安无事。　　凌晨，东方闪现出日出前的万道彩虹，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汽车在绥德河东的一个村子停下。　　徐向前担心天亮敌人的飞机会来，要大家快下车。　　有的人却不理解，慢悠悠地。　　徐向前急了，大喊大叫：“快!　　快呀!”　　一车老弱病残，动作哪能像战士，想快也难快。　　谁都不把徐向前这个小队长的话当成命令。　　徐向前好不容易把大家叫下汽车，敌人的飞机飞临上空了。　　敌机难得找到一个共军的汽车目标，疯狂地俯冲、扫射。　　几分钟前还是平静的山庄，被这突然袭来的空中强盗闹得鸡犬不宁。　　徐向前指挥大家疏散和防空。　　机敏勇敢的汽车驾驶员，在这危难时刻，为了保卫首长们，驾驶着那辆卡车跑出了村庄。　　敌机追杀不放，直到飞机上的子弹打光，才算结束了这场空袭。　　那位驾驶员虽然没发生意外，但是汽车的油箱被飞机打穿了。　　徐向前带领着这支特殊小分队，只好告别了卡车，靠两条腿在艰难的旅途上跋涉。　　在绥德住了20多天，转眼就到了年底。　　大家都十分关心延安方面的情况，前线的战报不断传到绥德。　　延安在危机中，国民党胡宗南的大军步步逼近。　　徐向前再也按捺不住了。　　一天晚上，他看着在灯火下为快要降生的婴儿做衣服的妻子黄杰，轻声说：“战局这样紧张，待在后方转来转去心里实在不安。　　我们还是一起到太行前线去吧!”　　黄杰马上应着：“好啊，还是到前线去好。　　只是你的身体……”　　徐向前一笑：“我倒没什么，只是你……”　　黄杰说：“我也没什么。”　　她轻松地说了一句，“就让这个宝宝在枪炮声中诞生吧!”　　“好，就这样定了。”　　徐向前成竹在胸，“路上有人照顾你，我看不会出问题。”　　黄杰在白区工作时，和前夫生过一个男孩，那孩子一岁多就送往老家去了，眼下没有音讯。　　作为一个女人，她希望能有个孩子。　　但同时，她也非常理解丈夫的心情，他渴望上前线。　　黄杰放下手中的针线活，拿来纸笔，说：“快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个报告!　　”一年多前，徐向前才和黄杰结婚的。　　她是一个经历坎坷的女人。　　她原名黄书莲，出生在湖北省江陵县郝穴镇。　　两岁时父亲病故，她和一个智力不全的哥哥，随同母亲靠出租土地和卖油生活。　　伯父黄仲甫，是郝穴镇上的地主豪绅、民团团总。　　他不仅不照顾寡母弱女和可怜的侄儿，反而多方欺凌他们，想逼迫黄杰的母亲改嫁，硬要把黄杰嫁给镇上姓刘的商会会长流氓成性的儿子。　　黄杰从小性格倔强，渴望自由，反对旧礼教，反抗缠足。　　1924年她不满15岁，逃出黄家去武昌第一女子中学附小读书。　　第三年考入湖北省女子师范。　　就在这一年，北伐军攻下武昌，黄杰又考进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女生队。　　这个女生队当时共招收了183名学员，后来不少人成了女中豪杰，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就是其中的一位。
黄杰在军校中，算得上是人小志气高的一个女兵。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黄杰潜回家乡，在白色恐怖下先加入共青团，1928年初参加共产党。　　随后被派往松滋县任中共特别支部书记。　　她开始以松滋女子学校教员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　　在这里，她领导了九岭岗暴动，指挥工农革命群众收缴反动民团27枝枪，武装起自己的队伍，并宣布成立了苏维埃政府。　　九岭岗暴动在敌军镇压下，最后失败。　　黄杰则成了松滋县反动政府通缉的“女要犯”。　　1929年4月，黄杰被地下党组织送往上海。　　开始她以电话接线生为掩护，在法南区委工作，曾爬上永安公司、先施公司楼上平台，把革命的传单撒向南京路。　　1930年7月，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她随曾中生(曾钟圣)去南京组织领导秘密工作。　　不久曾中生被正式任命为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黄杰在他的领导下，经常化装四出活动。　　1930年秋，黄杰随曾中生调回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　　这时她和曾中生结婚。　　婚后不久，曾中生被派往鄂豫皖苏区红军中工作，从此失去联系。　　黄杰一直留在上海，在周恩来领导下，先是“跑交通”，而后被派往闸北区任女工部长。　　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她化名六妹，冒死战斗着。　　不久，闸北区委书记被捕，黄杰在那个区待不住了，又调到沪东区继续做女工部长。　　1933年“五一”节，奉命组织沪东区工人游行集会，被巡捕抓住推上了黑车。　　在英租界法院看守所，她一口咬定叫赵映华，是刚从外地到上海碰上游行，跟着看热闹的，不承认是共产党人。　　法院抓不到证据。　　此时，宋庆龄又请律师为一批被捕的革命者作辩护，黄杰最后被法院定为“违犯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刑五年；“念其是年幼无知的妇女，减半执行”。　　黄杰在租界女监，度过了两年半的铁窗生涯，1935年底被释放。　　她辗转到香港，经过种种曲折，最后找到党组织。　　抗日战争爆发后，从大后方来到延安。　　命运就这么戏弄人，黄杰和徐向前在武汉军校相识、她的前夫曾中生又是徐向前最好的战友，她来到延安后，在军委一个保育院当院长，经常照料徐向前的女儿鲁溪，就这样和徐向前结合了。　　她和他是战友，又是一对患难之交的夫妻!　　中央很快复电徐向前，批准他先到太行山地区休息，待身体恢复健康后，再到晋冀鲁豫军区任副司令员。　　徐向前和黄杰接此批复十分高兴，收拾了行装，向徐特立、王明两家告别后，带上警卫人员和女儿鲁溪，踏上了征途。　　徐向前一行一路上风餐露宿，行程艰难，为了不暴露目标，他们有时是夜晚行军，那寒冬的夜晚，更是冷风刺骨。　　走了几天，徐向前看这样下去怕走不到目的地人就倒下了，才决定改为白天走。　　中午时分大地有点暖意，大家才觉得快活点。　　他们一行到达黄河边的渡口时，当地部队派人护送乘船东渡后，又冒着纷纷扬扬的小雪，继续前进。　　1947年元旦前夕，他们来到了晋绥根据地的柳林。　　贺龙得知徐向前到来，专程从兴县赶来看望、拜年。　　两位老战友在雪山、草地相识，后来又同在联防军司令部工作。　　在革命形势十分困难的时光，又相逢了。　　他们一块送走了旧年，迎来苦战的新年。　　1947年2月初，徐向前离开柳林，经商石翻越吕梁山脉，到达汾阳。　　人生何处不相逢，战友之间的相会，多是在战场。　　徐向前的老部下陈赓，得知徐向前来了，忙派查玉升带一个连来迎接。　　他们知道徐向前的身体很虚弱，黄杰又快临产，特意预备好了担架，并选定从祁县以南、崞县以北过汾河。
　入冬以来，河水虽然不深，但河上既没结冰，也没有桥。　　病中的徐向前和怀孕的黄杰哪能涉水啊!　　护送的连队从老乡家借来门板、木料，临时搭成个浮桥。　　徐向前一行趁着夜黑，刚刚通过了汾河，突然，后边响起一阵枪声。　　侦察小组查明，是围追、堵截的敌人乱放枪。　　进入太行山脉，山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险。　　走到一条当地人叫“后悔沟”的地区，带路的人说，人走到这里稍一不慎就会跌下山沟断崖，命归黄泉，死魂都后悔不该从这里过。　　徐向前是个只向前看不吃“后悔药”的人。　　革命这些年，什么路没走过，峡谷、栈道、死亡地带，他都过来了。　　他不相信这太行山区有什么“后悔沟”。　　他命令大家快速通过。　　走着走着，一匹驮行李的马在“后悔沟”里拐不过弯，失了蹄，把马背上没捆绑牢靠的书箱子翻到了山谷里。　　警卫员都知道，徐向前是爱好看书的，他常常轻装，衣物可以不要，书却一本都不能丢。　　书箱里许多书连同小箱子滚到深谷里去了，他怎能不心疼!　　警卫员们要下去找书，徐向前连忙摇头：“算了，算了……”　　通过了“后悔沟”，终于到达山下的马村。　　陈赓已在这里迎接了。　　这位战将，一见到老首长高兴地叫了声：“徐总!”　　还是红军年代的老称呼。　　陈赓爱好说笑，可是在不爱开玩笑的老总面前，还是很规矩，问寒问暖，报告情况。　　只是见了黄杰偷偷地开一声玩笑：“你这个小黄，怀里揣的什么哟?还不快快轻装上阵!”　　黄杰一笑，说了声：“当了大司令啦，还是从前的样子!”　　陈赓所以敢和老首长的夫人开玩笑，那是有原因的。　　黄杰当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陈赓也正在上海。　　他听周恩来叫黄杰“小黄”，也跟着这么叫她。　　在革命队伍中，谁若是被当成了小字辈，你就是长到老头儿，见面后还是难去掉“小”。　　何况黄杰现在不老!　　她只有37岁。　　陈赓陪同徐向前来到安泽。　　他介绍了太岳军区的情况和山西的战局。　　他见徐向前身边只有两个警卫战士，就从部队选配了几个优秀战士，补充徐向前的警卫。　　徐向前说：“目前兵员不足，我不要那么多人。”　　陈赓说：“人数再少，也不差这几个兵嘛!”　　徐向前问：“你说战局应该怎么发展?”　　陈赓说：“打到蒋介石的鼻子底下去。”　　徐向前点点头。　　他们想到一路去了。　　党中央和毛泽东已经计划把战争引向蒋管区。　　只是在一部分干部中还没从思想上真正接受，认为时机不到。　　春节期间，徐向前到达山西长治市。　　他的身体比在陕北好多了。　　这里是晋东南的大城市，商业发达，市面繁荣，春节全城鞭炮不停，锣鼓喧天。　　他在一所日本式的宽敞住宅里住下来。　　也就是在这里，黄杰“轻装”了，生下一男婴，取名小岩。　　这是他们夫妻惟一的儿子。　　只因黄杰产后身体虚弱，徐向前也备感旅途疲劳，在此便住了半个多月。　　一天，突然空中传来马达的轰鸣声，接着敌机临空，在徐向前驻地附近扔了三颗炸弹，最近的炸点离他住房只差几十米。　　看来目标已暴露了，徐向前决定马上搬到离城20多公里的一个小村庄住下。　　清明节过后，战场上的消息不断传来：胡宗南已占领延安空城；我军在各个战场上连战连捷；敌人的有生力量被大量消耗；解放军正准备转入战略反攻……6月13日，中央军委任命徐向前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老将率新军根据中央“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指示，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陈谢兵团先后奉命外线出击，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　　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历史性一幕。　　徐向前奉命留下来。　　在送刘伯承出征时，两位老战友依依不舍。　　他们谈到战局的发展，徐向前说：“你们出中原以后，内线我军的压力会减轻。”　　刘伯承说：“你的负担可不轻啊!　　留下的部队太少了。”　　徐向前淡淡一笑，说：“有这几万人，最后解放山西，我看也差不多。　　只是主力少了点。”　　刘伯承说：“全靠你扩编和训练了。”　　这简单的对话中，含有深厚的意境。　　此时，留给徐向前指挥的正规部队不到两万人。　　也许是他习惯于从小到大发展革命军队。　　一生都不会忘记：广州起义自己指挥的工人赤卫队只有两支手枪，几个手榴弹；初到大别山，自己指挥的队伍不过千把人，而后发展成为拥有三个正规军的红四方面军；初到四川，红军从两万人，一年多的光景就发展到近八万人。　　“兵在精，不在多。”　　这是他多年来从实践中得到的一条真理。　　他常说，只要路线正确，指导思想对头，军事指挥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部队人数会一天天扩大，胜利会一个接着一个；路线不正确，军事指挥上犯错误，部队人数会由多变少，甚至有覆灭的危险。　　他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也对自己的军事指挥充满着信心。　　向前，向前，不避艰险地向前，这就是他的人生哲学。　　他坚信：依靠人民，部队可以扩充；地方武装可以从实战中成长。　　送走了刘邓大军，徐向前开始了紧张的整编和扩编部队工作。　　以太岳军区的基干部队和地方武装为基础，组成第八纵队，辖两旅六个团，作为军区的主力；以太行军区的分区团队、县独立营、游击队组成太行独一、独二两旅，共六个团；以冀鲁豫八分区地方武装为基础，组成冀鲁豫独二旅；以太岳军区第十八、十九、二十分区的地方武装，组成四个团；以冀南地方武装组成两个独立旅。　　大病初愈的徐向前，在他的故乡山西省，要指挥总兵力五万多一点的部队，和他的老乡阎锡山麾下的二十多万大军决一雌雄。　　秋天已经到了，冬天即将来临。　　新组建的部队既要军粮，又需冬衣，更要学会正规作战。　　他指挥部的主要助手，一位是参谋处长梁军，负责司令部工作；另外一位是宣传部长任白戈，负责政治工作；后勤工作由队列科兼着。　　新组建的指挥部，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有的人不但缺少高级指挥所的经验，连最普通的军事素质都不足。　　使徐向前哭笑不得的是，司令部的作战参谋不会写战斗命令，侦察参谋不懂敌军的编制。　　一位侦察科长写出的报告说，“蒋胡军的一个七排长，因殴打一名阎锡山军队的士兵，引起两部之间的冲突”等等。　　徐向前看了好奇怪，从来没听说哪个部队编制上有第“七排”。　　找来侦察员才问明白，原来是把俘虏的口供中姓“齐”的排长，当成了“七排长”。　　他这个战略区的高级指挥员，真是“事必躬亲”。　　他要从教参谋写作战文书做起，有的参谋不会写命令，只好“手把手”地教；干部战士地方性、散漫性与游击习气严重，他苦口婆心地说服教育。　　他向部队指挥员提出：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从实战中提高，从实战中让新组建的兵团迅速成长。　　解放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徐向前的使命是：独立完成内线作战的任务，围困和消灭山西境内阎锡山的15个正规旅，解放山西。　　为摸索经验，培养部队的攻坚战能力，在攻城作战中锤炼部队，徐向前决定再次打运城。
该城由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十七师各一个团和汽车第六团；阎锡山的保安五团、十一团及其他杂牌军1万余人，组成坚固防御体系。　　敌人为了长期固守，明碉暗堡星罗棋布，构成一道道、一层层交叉火力网。　　5月间，太岳部队曾攻打该城，占领了飞机场、西关和北关，但越向里打越艰难，部队要执行南进任务，遂主动撤离转移。　　时过4个月，徐向前于10月8日，指挥新组建的部队又开始攻打运城。　　经过一周的激起，八纵队扫清敌外围据点。　　胡宗南深知丢掉运城极为不利，急派4个旅，从三门峡地区北渡黄河增援上来。　　徐向前原先部署的打援部队战斗力不强，难以阻挡敌人的援军，急令攻城主力部队撤围，开至平陆一带打援。　　由于敌人装备精良，突击力和快速反应能力强，而我军火力差，又缺乏打硬仗的锻炼，被胡敌一部突破防线，窜入运城。　　徐向前见再硬打下去不利，只好暂时取消攻城计划。　　“这一仗打得不理想，部队士气颇受影响。　　新部队打仗，最怕头一炮不响。　　一仗下来，没取得多少战果，指战员们灰溜溜的，觉得脸上无光，抬不起头来。　　气可鼓而不可泄。　　我们立即进行战斗总结，肯定攻城战斗牵制了胡敌南进，对外线作战起到有力的配合作用；同时，指出打援失利的原因所在，由领导上承担主要责任。　　号召大家加紧训练，积极进行第三次攻打运城的准备。　　这样，部队情绪才稳定下来，全力投入攻城训练中。”　　1947年12月初，徐向前组织制定了第三次攻打运城的部署。　　说也巧，此时王震率西北二纵队路经晋南，休整待命。　　徐向前看准了这支生力军，请王震来司令部做客，同他商量参加攻打运城的作战。　　王震是位战将，性格豪放，一听说参加攻城作战，说了声“行!”　　便命令他的部队投入作战。　　1947年12月16日夜，天下着大雪，寒风刺骨。　　突然，一颗颗信号弹升入夜空，第三次攻打运城的大幕拉开了。　　此时运城有守敌共13万余人。　　他们重新修复了被二打运城时摧毁的明碉暗堡，加固了纵横交错的交通壕，凭借强大的火力，在东西南北四大护城阵地上，拼命抵抗解放军的攻击。　　经一周外围争夺战，敌四大护城防御阵地均被摧毁。　　阵地上死尸遍地，血染雪红，残敌丢下阵地逃入城中。　　这时，胡宗南4个旅，集结在黄河南岸陕州至潼关一线，企图重演渡河增援的“好戏”。　　徐向前认为，如不迅速攻下运城，全歼守敌，一旦胡敌北援，战场又会出现被动，甚至会功亏一篑。　　他命令部队坚决、勇猛、速战速决。　　24日，参战部队发起猛攻，激战两天两夜，没能破城。　　在这较劲的时候，谁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　　徐向前拿起电话向王新亭司令员说：“王司令，我命令你们，再坚持最后五分钟，一定要把运城拿下来!”　　这话的意思很明白：不打下运城誓不罢休。　　27日黄昏，八纵二十三旅组织爆破队，用3000公斤炸药爆破城池，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爆炸声，黑黄翻滚的蘑菇云升入天空，北城被炸开了，突击部队的将士们潮水般地涌入城内。　　城西也被王震指挥的部队突破。　　经过一夜巷战，将万余守敌全歼。　　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的时候，徐向前走进了运城。　　运城解放后，临汾成了敌人在晋南盘踞的一座孤城。　　相传这是四千多年前尧帝建都的古城，外低内高，坚固宽厚的城墙依自然地形砌成，站在高处眺望该城，就像一条硕大的黄牛伏在汾河东岸，因此，临汾素有“卧牛城”之称。
传说，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在公元1643年兵临城下，屡攻不克，气得“挂甲”于屯庄的树上，拍马而去。　　历史的长河流过了三百多年，“挂甲屯”像凝固的史诗，坐落在临汾城郊外。　　这座“卧牛城”壕沟交错，碉堡林立，难于攻克。　　徐向前认为拔除这个据点，对配合西北战场的作战，孤立晋中、太原守敌、落实党中央解放战争第二年度内线兵团作战方针，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春节刚过，他率军区前方指挥所从河北冶陶镇，来到山西翼城，为攻坚临汾进行政治上、军事上和物质上的全面准备，待开春后实施攻克临汾的计划。　　侦察得知，在城外，敌人依托村庄、高地，筑起明碉暗堡，纵横交错的交通壕，步炮掩体，组成四道环形防线，每道防线上均筑有高达7米左右的双层水泥主碉，周围有集团工事、铁丝网、暗道、鹿砦和雷区；环城的外壕是利用旧护城河改造而成，深20米，宽30米，外壕距城墙20米，城上守敌的手榴弹可居高临下直投到壕沟的外沿。　　在城内，敌人进一步加固了高14米、厚10米至30米的古城墙，将市区严严实实地围在里面。　　城墙上面可并行两辆卡车，守敌物资、人员的机动十分方便。　　城墙的上中下三层分别设置了火力点，可对不同距离，不同角度实施全天候火力控制。　　城墙的内侧，则是环城内壕、集团工事、炮兵阵地。　　城里城外的火力相互交叉，交通壕互相贯通，构成坚固的纵深防御体系。　　守城总指挥为阎军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晋南总指挥梁培璜，指挥25万人马。　　初春的晋南，阳光明媚，轻风宜人。　　连续几天几夜的战前准备，使身体比较虚弱的徐向前十分疲劳。　　他坐在院里草垛旁的躺椅上，晒着太阳正批阅文电，参谋送来情报：据处临汾城内情报小组报告，蒋介石突然发来急电，要把他的嫡系胡宗南三十旅空运西安。　　1948年3月6日清晨，敌人派来一队大型运输机，在临汾城南的尧庙宫机场降落，已将旅长尹赢舟及约一营人运走，明日还要继续空运。　　徐向前看完情报，脱口而出：“不好，敌人要跑!”　　他拿笔在上面重重地写上4个字：“失之过迟!”　　随即吩咐参谋处长梁军，马上给部队下达紧急出动命令，并向军委报告要提前攻打临汾。　　攻打临汾的炮声，敲响了守城敌人的丧钟。　　梁培璜是个死硬的反动军官，他一方面凭借坚固的工事和强大的火力坚守待援；一方面对属下实施法西斯式的管控。　　他宣布了“八杀”的命令：奉令进攻迟延不进者——杀；奉令赴援迟延不进者——杀；未奉令放弃守城者——杀；邻阵被攻有力不援者——杀；邻阵被陷不坚持本阵地者——杀；主官伤亡次级不挺身而代行职务者——杀；滥行射击虚报弹药，阵前无敌尸者——杀；谎报军情企图卸责者——杀。　　在梁培璜的军法高压下，守城敌人只能顽抗到底。　　徐向前面对梁培璜的“八杀”命令，淡淡一笑，对参谋人员说：“临汾是个‘硬核桃’，决心不大，牙齿不硬，就甭想咬碎它。”　　他将自己的指挥位置，随即前移20华里，进驻临汾近郊的东堡头村。　　战役第一阶段扫清外围，形成三面攻城之势后，部队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向城垣附近实施猛烈突击，但由于敌人依托集团工事和密集的火网，迫使我军无法前进。　　在最困难时刻，徐向前又出现在进攻部队的前沿。　　他一边用望远镜观察，一边听取攻城部队指挥员的汇报。　　他深感这场攻坚战要比原来预想的更复杂、更难。　　攻城，古今中外的兵书上都称之为恶仗。　　经过二十二天的战斗，敌我双方都有较大伤亡，第一阶段的作战遂告结束。
徐向前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第一阶段攻城受阻，伤亡又大，士气颇受影响，上层领导干部中，有人对能不能打下临汾，亦发生动摇，甚至建议撤兵。　　这个时候，可以说是系胜负于一念之差的关键时刻。　　我们冷静分析，权衡利弊，认为取胜的把握甚大，绝不能被暂时的困难和失利吓破了胆。　　横下一条心：不拿下临汾，誓不收兵!”　　但是，他的身体与他的决心总是不能平行。　　在攻打东关时，他写给在后方的黄杰的信中说到自己的体力是：“勉强下去还可以，只要不走路，不久坐，即可支持下去。”　　死打硬拼，不是徐向前的战术。　　他又使用了在大别山区攻击新集城的老战术，命令部队挖坑道。　　“读过古典小说《封神演义》的人都知道，土行孙是个神话人物，擅长钻地行走，来无影，去无踪，在姜太公手下屡建战功。　　我们打临汾，炮火不强，城坚难摧，只好从地下想办法，依靠坑道爆破解决战斗，所以谓之‘土行孙战法’。”　　坑道作业，是双方斗智斗力的战斗。　　徐向前指挥攻击部队，经过无数个日夜的苦战，挖掘了4条坑道，将16万多斤的炸药通过坑道送入敌人的脚下。　　4月10日下午，攻击部队开始了进攻。　　三发信号弹升空，瞬间92门各种口径的火炮同时开火，对敌人阵地实施摧毁性射击。　　一小时后，营连的各种火器同时开火。　　火力准备持续两小时。　　敌东关阵地火光冲天，硝烟弥漫。　　紧接着是惊天动地的坑道大爆破，如火山爆发，城垣被炸开了两处缺口。　　突击部队冒着浓烟烈火，迅猛登城，像潮水般向敌纵深发展。　　经一夜激战，敌六十六师大部被歼。　　人民解放军攻入临汾东关的消息，像一声惊雷在南京炸响。　　此时正在举行“行宪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　　出席大会的山西议员们惊恐万状，遗老遗少们一日两次向蒋介石请愿，请求他立即派飞机助战，以解临汾之危。　　蒋介石在大会上讲：“请山西父老放心，请在座的各位代表放心，我们决心保卫临汾”。　　他派空军出动飞机助战，一面对围临部队的阵地实施狂轰滥炸，一面给守城的部队空投面粉、大米和罐头，安抚军心。　　阎锡山龟缩在太原，无力派兵增援临汾，电令梁培璜：“人尽物尽，城存成功，城亡成仁”。　　又派六十一军副军长娄福生，乘小飞机降于临汾城内，传递手令，告诉梁培璜：“不要希望援兵。”　　梁培璜只好说：“给蒋总统、阎总司令回电，我梁培璜决心与临汾共存亡!”　　5月17日17时，由八纵、十三纵及太岳部队两个团组成的攻城部队，开始发起总攻。　　战斗至深夜，城内之敌全部被歼灭。　　梁培璜等高级将领裹胁部分群众从西门逃跑，最后在途中被活捉。　　5月18日晨，临汾战役胜利结束，至此，晋南全部解放。　　这一仗打了72天，共歼敌24万余人。　　攻城部队也伤亡15万多人。　　战后，徐向前拖着病体，在城垣上转了一圈。　　如此坚厚的城垣，如此强固的防御工事是他少见的。　　他在给党中央、毛主席的电报上有“伤亡大、胜利大、锻炼大”九个字。　　毛泽东在临汾战役的经验报告上批示：“徐向前同志指挥之临汾作战，我以九个旅(其中只有两个旅有攻城经验)，攻敌两个正规旅及其他杂部共约两万人，费去七十二天时间，付出一万五千人的伤亡，终于攻克。　　我军九个旅(七万人)都取得攻坚经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　　临汾阵地是很坚固的，敌人非常顽固，敌我两军攻防之主要方法是地道斗争。　　我军用多数地道进攻，敌军亦用多数地道破坏我之地道，双方都随时总结经验，结果我用地道下之地道获胜。”
徐向前的“土行孙战法”，将永载中国革命战争的史册。　　6万对10万临汾大捷，震惊了阎锡山。　　他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和决策：“共军在临汾伤亡两万多，大大损了元气，不可能很快恢复，更不可能一步跨入我晋中腹地以卵击石!　　我军在晋中的主要军务，就是趁麦收屯粮于手，巩固晋中、保住太原……”　　高明的棋手，总是走一步看三步。　　卓越的军事家，往往想到的不是三步，看到的就更多了。　　在攻克临汾之前，徐向前就做了晋中作战、总攻击太原的筹划。　　他在给军委的报告中建议：“我们攻克临汾后的第二个战役计划，拟北上攻歼介休、平遥、孝义、汾阳等地之敌，并吸引南援之敌击歼之……”　　他在给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的信中，也提出了打下临汾后，第二步计划是晋中作战。　　此时，阎锡山在晋中的兵力尚有5个军14个师、3个总队、22个保安团 、21个警备大队，共13万人。　　阎锡山为防止徐向前挥师北上，专门组建了“闪击兵团”，作快速机动之用。　　他提出“一跑万有，一跑万胜”的“运动战”，来对付徐向前的“运动战”。　　两位一河之隔的老乡，在晋中拉开了决战的姿态。　　阎锡山虽然知道整个战局不妙，但他仍是幻想不灭。　　把希望寄托在美国出兵中国，寄托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他知道徐向前这位老乡用兵如神，又知道徐向前在山西总共不到6万人；而他自己，尚有10余万精兵。　　6∶10的数字公式，一向会精打细算的“山西王”，心里是清清楚楚的。　　徐向前当然也知道，6万大军北上晋中，去面对阎锡山10万精兵，从数量上解放军是个劣势。　　但是，徐向前用兵向来是不重数量，重质量。　　他看到的不只是山西，是全中国的战局发展。　　他认为，从全国的战略全局看，阎锡山已是笼中的困兽，他的兵力虽然2倍于解放军，尽管工事坚固、装备精良、机动力强占优势，但是它的士气已经是经不起拼搏了。　　武器装备是重要的，但决定胜负的是人，而不是武器。　　徐向前明白，自己的部队经过运城、临汾两次攻坚战，相当疲劳，加上新组建的部队多，新兵多、新干部多，又缺乏大兵团野战经验，马上投入北上晋中作战，是有点力不从心。　　他还算计到：6万大军作战，就要有约10万民工随行保障。　　16万人马烧水做饭，一天就要消耗30万斤柴草，后勤保障是很困难呢!　　面对这一形势，他坚持北上晋中，先横扫晋中，再攻克太原，完成解放全山西的重任。　　他的决心与行动计划，得到了军委的支持。　　毛泽东在给西北野战军领导人的电报中曾说：“向前兵团现已北上，日内发起晋中战役，嗣后该兵团拟固定在晋中打阎，直至攻克太原为止。”　　这些话，意在着眼于战略全局需要，又是对徐向前在山西的行动给予充分的肯定。　　要不要马上北进作战，能不能得心应手，许多将领也有不同看法。　　有人相信徐向前的英明决策，认为北上是胜利大道；也有人心存疑虑，认为有些冒险。　　在一次会议上，徐向前针对有的人的思想，说：“我们打野战，好比吃肉；攻城，好比啃骨头。　　现在敌人为了抢粮，四面出动，肥肉送上门来，我们不妨狠咬几口，吃他几个师，免得将来费时费力去攻坚城池，啃硬骨头。　　这笔账要算一算，有便宜就得赚哪。”　　风趣、通俗、又令人信服的话传出去，干部们精神上又是一个解放。　　他们知道北上是要打一场运动战。　　作战会议开了半天，有的指挥员仍然提出许多困难。　　当断不断，必误大事，个别人的意见只好再做个别工作。
徐向前最后说：“战机紧迫，就按歼敌4至6个师的目标，进行战役部署，请同志们放心，我提出这个目标是有把握的，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战役成功了，是大家的功劳，人民的功劳。　　如果错了，我一个人来负责!”　　病中的他，话音总是不高，语句也不是那么惊人，但最后的一句话，却坚如磐石而坚强有力。　　参加会议的将领中，有人不禁又回忆起在四川大巴山前的反围攻作战，那次张国焘不让他冒险搞“深迂回”，徐向前认定追着敌人的屁股打，只能是小胜，而不会有大胜。　　他在决断的关头，也是说了这样的话“错了我负责”。　　结果，那次作战，红军在黄猫垭一举歼灭敌军一万四千多人。　　历史往往是最能令人信服的教科书，历史也最能鞭策人、鼓舞人。　　徐向前的一声令下，又拉开了晋中战争历史上光辉灿烂的一幕。　　预定战役发起时间为6月20日。　　为迷惑敌人，让阎锡山睡几天好觉，徐向前带指挥所的人暂去长治市，派周士第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向党中央和华北局汇报晋中战役计划和部署。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神采飞扬地说：“阎锡山要学我们的运动战，怕他学不上来呢!　　你们的向前，是希望他跑出太原的，只要一跑出来，便于你们在运动中消灭之。　　阎锡山还有十四座县城，只要打掉它一两个，就慌喽!　　下面的文章就好做了!”　　阎锡山为防范徐向前率军北上，倒也费了一番苦心。　　他将把守晋中南大门的重任交给了“闪击兵团”司令高倬之。　　何谓“闪击兵团”?阎锡山在决定成立该兵团的一次训话中说：“共军多年来之所以能够节节取胜，其战术就是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跑。　　一跑万有，一跑万胜。　　因此，我决定成立‘闪击兵团’，闪电雷击，要比共军跑得更快!”　　阎锡山听说林彪在东北有“三只虎”，他说晋中也有“三只虎”，这就是“闪击兵团”的三十四军、四十三军、六十一军，还有两个“亲生”的“亲训师”、“亲训炮兵团”。　　世人都知山西人能算计，当然徐向前也不例外。　　他明白，北上晋中必经“南大门”，敌人三只“老虎”守在那里，硬拼必定吃亏。　　赔本的买卖不能做，于是，他决定用“调虎离山”的大门自开之计，出其不意，直下晋中。　　这着棋果然灵得很，阎锡山万万没有料到，共军部队如同神兵天降，直向腹心杀来。　　他为保太原的绝对安全，急令高倬之回师东“跑”，要越快越好，并令榆次、太谷守军南下祁县与之靠拢，以防结合部“空挡”，被分割掉。　　徐向前判断敌人企图北窜，决定火速将兵力北移，再次张网拦截，连续打了两个大胜仗。　　晋中的盛夏，天旱少雨，烈日当空，战地流火。　　部队连续行军作战，挥汗如雨，体力消耗很大，非战斗减员增多。　　为争取时间，创造战机，徐向前令参战部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要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战胜一切艰难困苦，按既定部署行动。　　他随八纵行动。　　身体有病走路不成，骑马不成，只好坐在担架上指挥了。　　他把军事地图铺盖在自己身上，电台、参谋人员、医生跟随在后。　　部队走到哪里，他的担架就抬到哪里。　　关键时刻，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利。　　徐向前伤脑筋的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深感兵力不足。　　他对前指人员说：“我们包了个大馅饺子，但皮很薄啊!”　　天气酷热，连续行军打仗，指战员疲惫至极，减员剧增。　　八纵一个主力团，每连不足70人，最少的连队仅有27人。　　十三纵三十七旅人数最多，但每营只能编两个连，每连编两个排，每排编两个班。
论武器装备更不如敌人。　　二十三旅刚结束解放祁县县城的战斗，步兵强行军赶到预设战场，重炮没调上来，请求推迟总攻时间。　　“不行，时间就是胜利”，徐向前回答，“现在用一发小炮弹就可打掉的敌人阵地，等敌人喘过气来，就要用三发重炮弹，你们算过这个账没有?!”　　有的追击部队实在走不动了，要求停留休息一个小时。　　“不行，一分钟也不得停留，走不了的人，爬也给我爬上去!”　　徐向前声音不大，但是十分坚决。　　严厉的军令，绝不允许缓慢一分钟。　　这军令也把徐向前钉在飞跑的担架上。　　他不能吃，不能睡，有时还发烧，头痛只有用手枪把敲打几下太阳穴。　　他在担架上，时起时卧，发出一道道命令。　　他没有讲粗话的毛病，只有“前进、前进”严厉的声音。　　经两天一夜的激战，十三纵队攻下了敌三十四军守地大常镇，中将军长高倬之被击伤后，丢下阵地，化装逃回太原。　　八纵血战南庄，摧垮了以日寇战犯为骨干的第十总队。　　此时，赵承绶率1万多人，被困在西苑、小常、南席、新戴4个村庄里，呼叫阎锡山派兵增援。　　太原城里，阎锡山官邸内惊恐万状，一夜之间，汾河两岸10多座县城的守军纷纷弃城北窜。　　晋中战役历时一个月，共歼敌正规军7万人，非正规军3万余人，俘敌赵承绶以下将官16人，毙敌师以上军官9人，阎军主力第七集团军总部及5个军部、9个整师、2个总队全部就歼，击落敌机3架，缴获各种火炮3704门，长短枪3万余枝及其他大量军用物资。　　晋中的14座县城全部解放。　　8月4日至9日，徐向前抱病主持了在榆次相立村举行的第二次前委扩大会，团以上干部都参加了。　　大家看到徐司令员身体瘦弱，都为之担心，但看他的精神那么好，又都增强了攻打太原的决心和勇气。　　“胜败不在兵之多寡，在主将尔。”　　这句古人的名言又让许多人想到了。　　8月11日，军委在批复电报中提出：“向前同志即利用整训期间来后方休息，本月中旬后，先来华北及中央一谈。”　　徐向前接到电报，身披晚霞启程了。　　他路经石家庄，先到了和平医院。　　它是从延安迁来的，徐向前和一些医生认识，他决定停一天，想请医院为自己检查一下，到底得的是什么病。　　他向医生提出要给来个“速战速决”。　　各科医生对徐向前身体进行了检查，并对照了他三年前的病例，发现他不仅旧病复发，而且消化功能极差。　　一位日本医生诊断的结论是：“病情到了极点。”　　提出意见：至少静养两三个月，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能工作。　　从军区后方赶来护理的黄杰，根据医嘱劝丈夫多休息一段时间。　　徐向前望着她微微一笑，说：“医生的话不能不听，也不能全听。　　三年前我在这个医院住了那么长的时间，是最听话的。　　结果呢……”　　他想说病并没有彻底治愈。　　黄杰说：“医生说要静养两三个月，时间不允许，那住一个月也行呀。”　　徐向前一笑，话没多说，意思很明白，半个月也不可能。　　9月初，徐向前接到参加中央会议的通知。　　他当天就离开了石家庄和平医院，来到了西柏坡党中央机关所在地。　　西柏坡本来不出名，也不繁华。　　自从党中央机关来到，它变得像个小城镇。　　这里白天宁静，夜晚灯光又彻夜不息。　　各路的将领和各地的领导人纷纷到来。　　临时修建的礼堂、饭厅、宿舍虽然说不上多好，倒也给人又到了延安的感觉。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都知道徐向前一直抱病在前线指挥作战，对他十分关怀，一再叮嘱他注意休息、注意饮食。
徐向前自我感觉很不好，有时竟出现咯血，呼吸也不顺畅。　　他没有向中央所有领导人说这些，只有刘少奇问到他能不能支持几个月时，他怕影响攻打太原的战役，才向刘少奇敞开心扉说了一句：“我真想卧床不起，休息几个月啊!”　　刘少奇沉默不语好一会，才又说：“你的身体情况，中央很清楚。　　现在实在抽不出人去顶替你。　　开完会后，你先回石家庄住院，休息一下，争取把太原打下来，再好好养病。”　　刘少奇一边说，一边用充满期望的目光，看着一张愈显清瘦的脸庞。　　徐向前本来还想说什么，戛然停住了。　　徐向前理解地说：“我治疗一段时间就回前线。”　　这次中央会议，在正式开会前先举行预备会。　　来自华北、华东、中原、西北的党政军负责人先后汇报情况。　　7日，徐向前发言，汇报华北军区第一兵团的战况。　　当他说到参加晋中战役作战的部队只有55950人时，毛泽东兴奋地、微笑着打断他的汇报：“唉呀!　　你们还不到6万人，一个月消灭阎锡山10万，单是正规军就搞掉他8个整旅。　　你说一说，你们那个晋中战役是怎么打的?”　　“我们完全是按照主席的命令，主席的思想作战。”　　徐向前回答。　　“再有就是指战员的英勇奋战。”　　在场的将领们，都把目光投向徐向前。　　许多人都敬佩这位名扬大别山、大巴山、抗日战场的老将军，但是真正知道他病情的人却不多。　　解放战争以来，各个战场的名将，都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业绩，徐向前只不过是其中之一。　　他的回答既是对毛泽东的赞许，也是内心的话。　　中国没有毛泽东，没有毛泽东思想，革命战争不会进展如此之快。　　西柏坡中央会议之后，徐向前又拖着病体，回到太原前线。　　阎锡山仗着重新编凑成的约10万部队，死守着太原孤城。　　他坐飞机到南京后，每天电报往来，指挥亲信梁化之要“与阵地共存亡”。　　徐向前的决心定了，不打下太原，不结束那位阎锡山老乡的土皇帝历史，他誓不下战场。　　他的病尽管没有好转，仍每天躺在一把木头做的躺椅里，地图铺在胸口上，指挥着最后的决战。　　他长时间发烧，牙齿发炎，嘴肿胀着，吃不下饭，每天只能吃点用米汤泡的烤过的馒头片。　　他不让人把他的病情上报、下达。　　在太原城下，他面对着阎锡山“百里防线”、“四大要塞”和5000多座各式碉堡，指挥部队日夜奋战。　　中央军委、总部深知他的病情严重，在向太原发起总攻击之前，派彭德怀来到太原前线指挥部，最后参与指挥，攻破了阎锡山经营38年的太原古城。　　阎锡山最后的13万人全部覆灭。　　“打跑了阎锡山，徐向前回来了!　　五台人打败了五台人呢!”　　“徐向前好威武啊，骑的是高头大马呀!”　　“徐向前坐的是阎锡山的小汽车呀!”　　“……”　　太原城内外的老百姓，用种种语言，传说着徐向前打太原的故事，传说着徐向前进城的消息。　　也有人说风凉话：“打跑了阎锡山，回来个徐向前，还是五台人沾光哟!”　　更多的人都想看看徐向前。　　没有见过他的人们，猜测着徐向前的模样。　　人们哪里知道，在解放山西、攻打太原的日日夜夜里，徐向前带病指挥作战!　　哪里知道，他既不能骑马，又没坐汽车，也不像当年阎锡山那么威武；他躺在一个木头做的普通的担架里，下边铺的是干草，上边盖的是一床褪了色的军棉被。　　他是一个病员，和普遍的伤病员不同的是，他担架上有军用地图。　　担架停下来的时候，身边有电话机，有电台。
　军中有些接近徐向前的人，才真正知道徐向前是什么样的情形。　　后来有一位不是诗人的干部，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共产党人就应该是这样：任务重于生命!　　你说到了，也做到了!　　在太原前线，身体力行。　　你不能吃也不能走动，却硬逼着我们把你抬到前线，因为党的任务还未完成!　　生命是最珍贵的，对每个人只有一次。　　你病成那个样子，发着高烧，而心中装着的却是党的使命!　　他就是徐向前。　　他就是山西人民的儿子、五台山人的骄傲!第四部分 第十章  最后的磨难卷入历史漩涡(1)　　又是“临危受命”　　在革命战争和抗日民族战争中，无数将士血染疆场，白骨堆山。　　活到新中国诞生的幸存者，又有多少人不是遍体伤痕，就是病魔缠身。　　徐向前从黄埔军校开始，25年的征战积劳成疾。　　在解放战争的最后一年，他坐在担架上指挥作战。　　新中国成立时，他抱病在青岛海边休养，没能出席天安门广场上的阅兵庆典。　　他只能从收音机里听到开国大典的礼炮声。　　在十大元帅中，徐向前和陈毅同龄，比罗荣桓大一岁。　　新中国成立时，徐向前刚满四十九岁，他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当时已难胜任繁重的工作，由聂荣臻代行日常事务。　　病魔总是纠缠着他。　　1951年春天，他身体稍好一些，曾率领中国兵工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谈判，五个月后才回国，途中又病倒了。　　此后好几年，他多处在养病之中。　　60年代初期身体好转，刚能坚持正常工作，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一场革命兴起，多在黎民百姓的渴望之中。　　而“文化大革命”，不要说黎民百姓不知不觉，就连革命几十年的老元帅徐向前，都不理解是“革”谁的命。　　他和普通干部一样。　　“‘文化大革命’伊始，疾风暴雨，铺天盖地，火药味浓极。”　　“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林彪当‘接班人’，全国学生大串联，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仅半年时间，闹得天下大乱，完全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正常法规、秩序与生活。”　　“我和许多的同志一样，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缺乏准备，很不理解。”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一时成为上层人物的口头语。　　徐向前身为元帅，党内并无要职。　　从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起，也只是个中央委员；每位元帅都是军委副主席，他当然也不例外。　　他因长时期养病，除参加必要的一些会议外，政治活动也不多。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和其他元帅一样，陪着毛泽东接见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　　有的人说：徐向前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革”开始，属于那种“坐冷板凳”的伟人。　　他就是这么一种品格：冷板登坐着从不说凉，热板凳坐下，也不像有的人那么洋洋得意。　　中央和国务院开会，他该到场的，多是提前入场，找个后排座位落座。　　一次，周恩来总理叫：“向前同志，向前坐嘛!”　　他只是笑笑，不肯移动。　　战争年代他指挥作战在前，平时却从不抢先。　　在党内，在同志中，不争高低。　　谁也没想到，徐向前在“文化大革命”兴起的第二年，突然成了一个风云人物——“军委文革小组”的组长!　　“小组长”，在党内、政府中，都不是个高官。　　可是，新起的“文革小组”权力比哪个总部都大。　　它几乎是位居军委三总部之上。　　徐向前是怎么“一步登天”的，他自己都觉得是个谜。　　那是1967年1月6日。　　晚上，他正在楼下卧室兼书房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他的夫人黄杰匆匆进来说：“接到杨成武同志的电话，要我陪你马上去‘五所’。”　　“什么事，去‘五所’?”　　“杨成武只说有要事谈，”黄杰说，“他说来我家不方便，请你去那边。”　　军委的一些会议、军队领导人有些重要活动，“文革”前都安排在三座门招待所。　　“文革”大乱以后，军委的一些活动，渐渐转移到京西宾馆西楼和西山的“五所”。　　杨成武身为总参谋部代总长，按常规说，他不会打电话把一位老帅调出家门，今天的事，使徐向前和黄杰都感到有些异样。
自从两次北京工人体育场大会后，形势越来越使他忧心。　　第一次工人体育场10万人大会，是1966年11月13日。　　那次他和陈毅、贺龙、叶剑英“四帅”出席，并讲了话。　　陈毅在讲话中“泼冷水”，说“造反派”的头脑太热，要给他们一条冷毛巾，要大家不要犯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叶剑英提出：跨过真理一步就是谬误，学毛著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贺龙因为正处境危难，只是一般念稿；徐向前讲话也比较平稳，只是对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的“造反派”提出：“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周围还存在着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经常保持高度警惕，不容丝毫的松懈。”　　意在提醒那些只“造反”忘记战备的人。　　这次10万人大会，惹起了麻烦。　　从此时起，来京串联的军队院校学员和文体单位的“造反派”，纷纷贴出标语，散出传单，说这次会是“背着”林彪副主席开的。　　11月29日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第二个10万人大会。　　这次大会，是“中央文革”和“军委文革”安排开的，接见来京串联的军队院校师生，并补救上次大会“压制群众”的问题。　　徐向前一进会场，就看见了“炮轰”、“火烧”、批判陈毅、叶剑英的大字标语。　　“造反派”们虽然还没点名造徐向前的反，徐向前已感到军队要乱起来了。　　他上主席台前，就头疼得厉害，大会开始以后，头疼加剧，中间便请假退场了。　　事后听说，第二次大会仍没使“造反派”们满意，越闹越凶，闹着说军队内部也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　　于是，“军委文革”领导机关被冲击，“军委文革”小组长刘志坚被撤职，被揪斗……汽车驶出柳荫街头，行车一路，徐向前看到，大街小巷都一片混乱的景象。　　从全国各地来北京大串联的“红卫兵”满街乱跑。　　汽车在人群里走走停停。　　天气寒冷，许多娃娃冻得缩头抱肩。　　十字路口指挥交通的警察不是脱离岗位，就是被“红卫兵”包围着。　　整个北京城到底有多少串联的人，谁都说不清。　　徐向前坐在车里，向陪同他一块去“五所”的黄杰说：“天这么冷，该下大功夫动员娃娃们回家去嘛!”　　黄杰只轻轻一笑。　　她所在的纺织工业部机关大楼已全部被串联的“红卫兵”住满，每天要管吃、管喝，办公人员全部精力都投到接待“红卫兵”身上了。　　大家磨破嘴皮，也难得动员走这些幼稚的孩子。　　他们天天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　　“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什么是革命都不懂的孩子，口口声声“路线”，使黄杰这位老革命暗笑。　　她的性格和徐向前有相似之处：言语不多，深思多虑。　　她估计，杨成武电话请徐帅去，必定和军队调动、战备有关。　　徐向前走进“五所”小会议室，杨成武连忙迎上前来，这位代理总参谋长，对老帅们一向恭敬，见徐帅走来，忙躬身说道：“本该我到徐帅那里去的，只是……”　　“到底有什么事嘛?”　　徐向前还没坐下就急着问。　　杨成武开门见山，说：“毛主席指示，由你任‘军委文革’组长。”　　“什么?什么?”　　徐向前以为自己听错了。　　“毛主席指示，由徐帅任‘军委文革’组长。”　　杨成武郑重地说。　　话说明白了，徐向前也没听错。　　他坐在沙发上惊呆了，他做梦都没想到，毛主席今天怎么让生病多年的“武人”来挂这个“文帅”呢?徐向前对杨成武说：“请转告毛主席，这个工作我干不了。”　　杨成武连连摇头说：“这不行，不行。”　　徐向前说：“我多年有病，身体不好，对干部情况不了解，不能胜任。”
杨成武说：“徐总，不行啊，听说这是江青提议，毛主席批准的呀，还是……”　　徐向前一听更不愿意接受此任命了。　　又说：“我的确干不了，你还是把我的意见报告毛主席吧。”　　谈话单调，双方都在为难。　　一个是奉命传达“最高指示”；一个是要传令人把意见传回去。　　不是话不投机，而是各有难处。　　杨成武既不敢把徐向前“抗命”的行为上报，又怕这位徐老帅对他不满意。　　他也不明白：为什么抬出一位老病号站到风口浪尖去呢?兴许是毛主席误听了江青的建议。　　可是江青和徐向前从来少接触，她又为什么提出要徐向前任“全军文革”组长呢?还是林彪说的那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这时，秘书来请杨成武去开会。　　杨成武借机向徐向前说：“徐总，我要去开会，那边等着呢。”　　徐向前挥挥手，示意：你可以走了。　　杨成武这才脱身走出小会议室。　　夜已深了，不知是今天“五所”的暖气出了问题，还是徐向前心灰意冷。　　司机看到，他出门时用大衣紧紧裹着身体，一言不发，乘车往回返。　　徐向前来时心中是一团疑问，为什么江青偏在这个时候提他的名，重用他徐向前呢?怪事。　　徐向前平生不善交际。　　可以说他是一位没有私交的人。　　平时很少讲话，没事很少和人往来。　　他和毛泽东、江青从无私人交往。　　黄杰和他一样，除了工作关系和上层的夫人们很少交往，和江青只能说认识，连见面都不多。　　江青大搞京剧“样板戏”，常请这个领导看戏，请那个领导登台接见演员，就是没见徐向前露过面。　　徐向前从来没搞过政治工作，“文化革命”是属于政治方面的事情，江青凭什么提议徐向前当“军委文革”组长呢?“回来我和黄杰同志反复琢磨，怎么也理不出个因由来。　　江青其人，我们对她不了解，平时毫无来往，只是在延安住柳树店和枣园时，见面打打招呼而已。　　她那时照顾毛主席的生活，毛主席找我谈工作，她极少在场。　　现在她忽然提议我当‘全军文革’组长，不知出于什么用心。　　想来想去，觉得主席已经决定，恐怕推是推不掉的，只好硬着头皮干。”　　怎么干，干什么?从前指挥打仗，敌我情况弄明了，决心好下，现今情况不明，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没个标准了。　　有的人今天说是“革命领导干部”，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明天突然被揪斗，成了“叛徒”、“走资派”。　　从前在红军中，徐向前被称为“知己知彼的英明总指挥”，多少战役都指挥了，指挥十万、八万大军也没有觉得多难，如今要他来领导一个“文化革命小组”，深感力不从心呀!　　从早到晚，他在漫无头绪的愁闷中。　　他想直接打电话给周总理，又怕总理为难；他想叫秘书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又怕秘书说不清楚他的意见，怕毛主席误解他。　　思虑万千，决心难下，只想等待一个机会，见到毛泽东当面提出请求，不要让他挑这个“组长”重担。　　可是，除了接见“红卫兵”登天安门，很少有机会。　　1967年1月10日夜，一份急件展现在办公桌上。　　秘书报告说，是江青派人送来的征求意见稿。　　一件是改组“全军文革”的通知；一件是新“文革小组”成员名单。　　徐向前正患头疼躺在躺椅上，听秘书读了通知，又听读名单。　　不知是什么人策划的，“全军文革小组”新成员名单是：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组员：王宏坤、余立金、刘华清、唐平铸、胡痴、叶群、汪锋、张涛和谷岩。
这群人，徐向前有些认识，有的头一次听说大名。　　秘书倒比首长知道多，解释着哪些人是干什么的，哪些人的经历。　　有几位说不出来，又打电话询问总政干部部，好一番用心，徐向前这位即将上任的“组长”，才搞清他手下的那些将是什么人。　　此时，他关心的，不是这个新机构的成员，是全军的战备，是如何保护大批干部。　　思虑许久，他口述了三条意见：第一、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未组成前，是否请中央文革出面，先与各派群众代表座谈，交代一下政策；第二、要讲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　　军队搞“文化大革命”，不要党的领导不行。　　尤其是海、空军，担负保卫海空防的任务，要随时准备战斗，指挥失灵了不好。　　现在有些机关干部，要求成立“战斗组织”，机关如果形成几派，就不好办了。　　第三、部队中哪些人是“牛鬼蛇神”，建议在适当范围内讲一讲。　　北京军区抓了廖汉生，又要抓杨勇、郑维山；空军也把刘震、成钧、何廷一抓走。　　这个问题应研究解决，否则大家没底。　　口述完三条，徐向前站立起来。　　来回在办公室踱着步。　　他似乎意识到，这些话，偏于“右”了，而不是“破”字当头，送出去有的人会不高兴。　　既然要他当这个组长，征求他的意见，这几天心里琢磨的话，应该讲出来。　　他从不做只在文件上划圈的领导。　　为不使人误解，他最后又口述：“总之，我的意思，部队要保持稳定，要有党的领导。”　　第二天，1967年1月11日，中央批准、军委通过的全军新的“文革小组”名单正式公布。　　“后来，我见到毛主席，当面又表示过自己确实干不了，请主席另选贤将。　　毛主席说：‘天塌不下来，你就干吧!’”　　多年生病的老元帅，被卷进历史的漩涡。　　夜会林彪争得个“八条”“新官上任三把火”，那是说得意的新官。　　徐向前这位被硬拉上马的“组长”，上任以后，就如同坐上一座火山。　　不必他这个新官去点火，他和他手下的小组成员，每天日夜奔跑着“救火”。　　全国陷入一片混乱的1967年。　　在军队中，院校和文体单位的“造反派”，仿效地方上造反的方法，也纷纷夺权。　　这一派“战斗队”先夺了权，抢走公章、改换办公室；另一派的“战斗队”反夺权。　　于是，两派群众开始武斗。　　从争公章发展到争揪领导干部。　　总参、总政、总后三总部和各军兵种、军种机关和大军区、省军区被冲击。　　来北京“上访”的群众组织代表，日夜包围着三座门“全军文革”办公地点，静坐、呼喊：“我们要见徐向前!”　　“我们要见徐向前!”　　“……”　　柳荫街一条小胡同里原来不引人注目的大门——徐向前元帅府，日夜被上访的人群、“造反派”的队伍包围着。　　徐向前按照毛泽东“不要害怕群众”的教导，抱着多病的身体，每天从早到晚接见群众。　　他本来是言语不多的人，面对着那一批批“小将”激烈而强词夺理的喊叫，他有时也大动肝火。　　无法无天的“造反派”，眼里已无元帅与士兵的区别。　　有的和他争，有的和他吵。　　几阵闹过，年过65岁的老帅，回到屋里连饭都吃不下了。　　而且是“言多必失”，有些话被“造反派”抓住把柄，纠缠不放，状告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去了。　　“向前同志，你身体还好啊?”　　一次开完会，周恩来走到徐向前身旁问。　　“好，好。”　　徐向前回答总理。　　“只是每天被这派、那派闹得睡不好。”　　“你和他们打交道啊，要掌握八个字。”
　周恩来微笑着说。　　“多听少说，多问少答。”　　周恩来无私奉献，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在老一代人中成为榜样。　　徐向前和其他老帅一样，敬佩周总理，学习周总理。　　徐向前一提起周恩来，总说：“恩来同志各方面都是我们的老师!”　　周恩来说的八个字：“多听少说，多问少答”，成了徐向前应付“造反派”的一种办法。　　在三座门全军文革办公室接见上访的“群众代表”，他稳坐着，让他们说，让他们讲，不动怒，不发火，不多话，实在该说话了，说上一句两句；“造反派”找到家门上来了，围着门前用大喇叭大喊大叫，警卫人员把大门关闭，不准他们进来。　　徐向前命令警卫人员在门口放一把椅子，他坐在那里，面对见他的人一声不响，把一支香烟掐断，一吸一断。　　那神情，那风度，使一些军事院校的学生目瞪口呆，对老帅不敢无理了。　　他似乎掌握了新的领导艺术。　　他向“军队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怕嘛，就是总理说的八个字嘛，也就是毛主席讲的：天不会塌下来嘛!”　　话虽轻松，斗争形势却越来越严峻。　　夜晚，徐向前劳累一天刚想睡下，三座门值班人员电话报告：街上出现了新标语和大字报，要打倒萧华。　　大字报说：陈伯达接见一群众代表说，“萧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　　绅士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就在打倒之列。　　总政大院已经乱起来了。　　徐向前听到报告，再难上床入睡。　　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由“中央文革”点名“倒”了；萧华又被陈伯达点名，这不仅是总政的稳定问题，还涉及到“全军文革”，萧华是新的“全军文革”第一副组长呀。　　一夜未得入睡的老元帅，第二天听到报告：陈伯达点名“烧萧华”之事，周恩来总理已出面辟谣，毛主席也知道了。　　江青下令覆盖打倒萧华的大字报。　　徐向前这才松了一口气。　　然而，围绕着“倒萧华”与“保萧华”的问题，徐向前和老帅们开始又和江青、陈伯达等人，展开了一场斗争。　　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是闻名的“红小鬼”。　　1928年，他刚15岁就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江西兴国县，萧华是革命的“娃娃头儿”；在中国工农红军中，他是能征善战、文武双全的“小将”。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在京西宾馆一次干部会上，叶群曾说萧华是“最好的总政治部主任”。　　不知为什么，江青、陈伯达等突然要把萧华揪出来。　　徐向前对乱揪、乱批斗十分反感。　　他力争保过总政副主任刘志坚，没保下来；刘志坚被揪斗后，不仅总政治部办公大楼内引起一片混乱，三座门“全军文革”的办公地点，都不得安宁了。　　由总政治部派出的几位领导干部，也成了“造反派”揪斗的目标。　　今天这个被揪走“说清问题”，明天那个又被揪去“澄清问题”。　　刘志坚被揪引起的风波未平，萧华如果再保不住，必然导致总政治部与“全军文革”更大的混乱。　　徐向前一次见到萧华，提醒说：“你要多注意!　　不要随便讲话。”　　萧华点头应着，他深知自己的处境不妙。　　1967年1月19日下午，在军委碰头会上，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问题，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三位老帅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展开了争论。　　江青他们说军队“不能特殊”。　　老帅们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和地方应有所区别。　　会上说来说去，僵持不下。　　江青突然提出：“萧华是总政主任，发文件，把总政和军委并列，是什么意思?”
叶群从口袋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稿子，讲萧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等等。　　另有几人也发言批萧华，都有发言稿。　　看来是早有预谋的，只是徐向前和其他老帅们都蒙在鼓里。　　散会时，徐向前郑重宣布：“会议的内容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条纪律。”　　谁料，消息还是传了出去，总政副主任袁子钦的笔记本被“造反派”抢走。　　因此，当天晚上，战友文工团“造反派”抄了萧华的家。　　20日上午，军委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召开。　　江青在会上阴阳怪气地问道：“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　　这时萧华匆匆来到会场，惊魂未定，讲了头天晚上被抄家叶帅保护他到西山的经过。　　徐向前一听气得拍着桌子说：“这算什么革命，把总政治部主任家抄了，把他闹得无处躲，无处去，胡来，胡闹!”　　越说越气，手一拍桌子，咣当一声，茶杯盖子摔到地上。　　叶剑英元帅也气愤地说：“萧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　　说着，也拍了桌子。　　老人骨质疏松，又用力过大，一下伤着了手骨。　　事后，两老帅“大闹京西宾馆”就传扬开了。　　1月23日。　　开了一夜会的徐向前早上七时才回到家。　　年近古稀的他，已疲惫不堪，正想休息一下，墙外传来呼叫：“我们要见徐向前!”　　“我们要见徐向前!”　　吵闹声越来越大。　　徐向前披起大衣，冲出房门。　　走到大门口，一屁股坐在长凳上，面对“造反派”，徐帅那气势凛然的姿态，使呼叫声消失了。　　来的“造反派”多是些娃娃兵。　　他们没想到徐帅会坐到面前，一时手足无措，不知说什么了。　　愣了半天，才有一个头头说话，要徐帅对杨勇的事表态。　　徐向前在前一天已听到上面有人说了话：杨勇要“烧而焦了”。　　就是说要打倒，置于死地。　　徐向前不好说那种硬保杨勇的话，只好说了句：“对杨勇同志要‘烧而不焦’，有错误可以批判，但不能打倒。”　　这帮“造反派”没有捞到什么，但他们总算见到了徐向前，于是以胜利者的姿态，高兴地呼叫着离去。　　揪斗萧华后，又揪斗杨勇。　　眼看着全国各地党政机关瘫痪了，军队如果再乱下去怎么办呢?身为“全军文革”组长的徐向前，心急如焚。　　他多次叫人用电话请示“中央文革”，却得不到回音，在“全军文革”刚成立时，林彪曾规定：“全军文革”属军委和“中央文革”双重领导，主要是“中央文革”领导，有事先请示“中央文革”，然后再报告他。　　但实际情况是陈伯达、江青都很难找到。　　徐向前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他既不能眼看着军队乱下去，又不能按自己的见解行事。　　他几次叫秘书打电话给林彪办公室，要求见林彪，回答不是说“身体不好”，就是说“已经报告过了”。　　1967年1月24日晚上，徐向前毅然决定直闯林彪的住地。　　他坐上轿车，才告诉秘书给“林办”打电话通报一下。　　林彪住在西城区一个名叫毛家湾的深宅大院里。　　外表不起眼的大门和普通建筑，掩盖着住宅内部的奢侈和豪华。　　深夜，徐向前的突然到来，打断了林彪和陈伯达的交谈，使他们有些不悦。　　不过，林彪还是以元帅对元帅的礼貌，接待了徐向前。　　徐向前开门见山，向林彪讲了当前全军混乱情况，提出：军队不能允许建立战斗队，军队这样乱下去不行，要尽快搞个条条和规定。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军队乱了，他也交代不了。
他当即表示，同意徐向前的意见。　　于是口述了稳定军队的“九条”，并请叶帅、聂帅到毛家湾来研究。　　“九条”经军委讨论通过后，确定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去钓鱼台，请“中央文革”再加讨论。　　去前徐向前特意打电话给陈毅，请他也到会“助阵”。　　陈伯达已知道“九条”的内容。　　当老帅们到钓鱼台时，“中央文革”的人都在场，并请来了周总理。　　徐向前讲了发出这个文件的因由，让人念了“九条”。　　他习惯开会听讲时闭着眼，加上这些天睡眠少，坐在那里一直闭着眼。　　经过讨论，“九条”改为“七条”。　　陈伯达把“七条”稿子装到徐向前的衣服口袋里，说“已经通过了，你赶快回去吧!”　　江青见徐向前仍闭着眼睛，阴阳怪气地说：“徐帅老了!　　……”　　徐向前仍是静坐。　　他觉得人是老了，可是老死也不愿意看到一些人把军队搞垮。　　散会后，为争取时间，徐向前当时把通过的稿子送到“林办”，回到家时，已是凌晨4点钟。　　后来，那个“七条”报到毛泽东主席那里，批示：“所定七条很好，照发。”　　又批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七条”又改为“八条”。　　随后又叫住在京西宾馆开会的各大军区领导人讨论。　　此时京西宾馆，已成了高级干部的“避难所”。　　一些住在这里的军队领导干部，个个心神不定，正盼着毛主席发话，对这“八条”双手拥护。　　1月28日下午5时，徐向前陪同林彪一起去中南海，将“八条”送给毛泽东。　　那天，毛泽东精神疲惫，话语很少，只听林彪说了一通。　　徐向前向来话不多，这种场合也只是说几句必须说的话，那就是部队要稳定，要加强战备和训练。　　意想不到的是，当毛泽东批示“八条”后，林彪猛然起立，双手接过批件，声音略微沙哑地呼出：“主席，你批了八条，真是万岁，万万岁!”　　尽管全国上下“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林彪当着毛泽东的面喊“万岁万万岁”，使徐向前感到惊奇。　　他注意到，毛泽东神情并不高兴，似乎没听见林彪的声音，又似乎已经习惯了这些。　　徐向前虽不像彭德怀反对喊万岁，说“人哪能活万岁”，但他认为人民热爱领袖，喊几声似可以，这是从苏联学来的做法，又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产物。　　徐向前觉得，高级干部却不必那么“万岁不离口”。　　高级干部尊重领袖，重要的是按照他制定的正确路线与方针政策，创造性地去发挥，去执行。　　副统帅当面呼“万岁，万万岁”，实在难以令他效仿。　　晚上，徐向前回到家。　　由于毛泽东批准了“八条”，他的心情好多了。　　一向少向夫人黄杰吐露会议内容的他，今天向黄杰说：“搞了个八条命令，毛主席批准了。”　　黄杰问：“八条内容是什么?”　　徐向前说：“正式文件明天就下来了，你去看吧。　　对稳定军队有好处。”　　说着微微一笑，说：“林也高兴，他当着主席还喊‘万岁，万万岁’呢!”　　黄杰和秘书、保密员，一听说林副统帅当面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新鲜而又奇怪。　　这夜，徐向前由于兴奋，很久不得入睡。　　他和林彪这是头一次直接共事。　　不了解的人以为元帅和元帅，平时关系十分亲密，其实他们之间除了工作关系，会场上见见面，平时少有往来，特别是徐向前和元帅们更是往来不多。　　他虽和林彪为黄埔军校校友，但因为他是第一期，林彪是第四期，两人在黄埔岛上连面都不曾相会过。
革命战争年代，徐向前和林彪不在一个战区，胜利以后，两个人又多处于养病之中。　　林彪一年四季闭门不出，怕光、怕风、怕水；徐向前虽然冬天去南方，夏天去海滨，却从不见林彪疗养。　　“文化大革命”，却意外地使徐向前和林彪这么直接地多次见面。　　林彪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指挥打仗好，军事上有许多创造，徐向前对他是敬而远之。　　二月的抗争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组长不到两个月，便被打为“二月逆流”。　　1967年2月，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后，一些部队领导人对冲击军事机关、搞打砸抢的“造反派”抓了一批，军队秩序好转了。　　这时，江青、康生等人都认为军队“镇压群众”，是“支持保皇派”，“带枪的刘邓陶路线”。　　要“揪出军内一小撮”。　　刚刚稳定的军中形势，又乱起来。　　作为“全军文革”组长的徐向前，刚刚为“八条命令”生效高兴几天，又陷入焦虑紧张之中。　　1967年2月11日，军委又发布了《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　　“规定”中明确指出“八条命令”是伟大统帅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是个重要文件”，“凡是我军真正革命的同志，要坚决地捍卫，要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用词不谓不严厉，可是已经燃起来的遍地大火，几条命令文字，哪能熄灭。　　特别是一些人生怕军队乱得不够，“八条”加“七条”，不如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的几句话。　　徐向前看到日益混乱的局面，忧心忡忡地对黄杰说：“我们天天四处救火，有的人火上泼油啊!”　　“那有什么办法!”　　黄杰叹气说，“再这么乱下去，老百姓吃不成饭了。”　　“我们这些人活着，怎么能袖手旁观!”　　老夫妻只是闭门说说心里话。　　他们眼看着周恩来总理说话也不灵了，谁又能治理好这局面啊!　　徐向前虽然头痛症常常发作，他仍期望着参加中央的会议，见到毛泽东、见到周恩来。　　通知来了：中央政治局从2月8日下午开始，每两三天开一次政治局碰头会，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　　不是政治局委员的徐向前以及几位有关人员被吸收参加会议。　　中南海怀仁堂，从新中国诞生就是党中央、国务院召开重要会议的场所。　　许多人心目中的中南海，是神秘而又神圣的地方。　　元帅们对怀仁堂也有着一种特别的感情。　　徐向前和其他九位元帅的军衔，是1955年毛泽东主席在怀仁堂大会上授予的。　　中央许多决策，是在这里通过的。　　往日元帅将军们一进怀仁堂，会前会后欢声笑语，现在这场“文化大革命”闹得大家笑不出、哭不出。　　全国大乱，国家的经济情况到了崩溃的边缘。　　毛泽东听不得反面意见，林彪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徐向前和许多老同志一样，憋着一肚子话，忧国忧民。　　这天，大家和周恩来总理坐在一块儿，讨论的又是“抓革命，促生产”。　　出席会议的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为一方；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为一方，说着说着，观点不同显露出来。　　一方强调的是稳定大局，是抓好生产；一方强调的是“革命”，是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争论是争论，头一次会议气氛还算平和。　　2月9日的第二次会上，徐向前和陈伯达为刘志坚的问题争论起来。　　陈伯达说刘志坚是“叛徒”，对抗中央文革，破坏“文化大革命”。　　徐向前知道抗战中刘志坚在冀南受伤被俘，但第二天在押解途中，即被我军解救出来，不存在叛变问题。
徐向前当时是那里的最高领导人。　　此事冀南根据地一二九师的许多同志都清楚。　　于是，徐向前在会上讲了刘志坚那次遭难情况，特别强调：“刘志坚不是叛徒。”　　陈伯达说：“刘志坚叛徒的案已经定了，再也不能改变了!”　　徐向前质问他：“你凭什么给他定案?没有证据怎么定案?”　　他还针对陈伯达几天前在三座门接见群众时说的话：“我不光保你们，也得保徐向前”，拍着桌子对陈伯达说：“谁要你保，我有什么要你保的?”　　搞得陈伯达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2月11日下午继续开会，叶剑英在发言中说军队不能乱，成立战斗组织不好。　　他质问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　　徐向前接下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如果不要，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　　他每次讲话总是这样：言语不多，但句句敲在反对派心上。　　一双双眼睛不友好地望望他。　　他也不看别人，讲罢闭目养神。　　这是他的习惯。　　2月16日的会议是斗争高潮。　　这天徐向前因头痛难忍，请了假。　　会后看到简报，知道了会议内容。　　那天的会议，本来要研究地方上“抓革命，促生产”问题。　　正式开会前，谭震林要张春桥保上海的陈丕显。　　张春桥说要回上海后同群众商量一下再说。　　谭震林冒火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　　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　　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谭震林是著名的战将，战争年代他的部下一听“谭老板”这外号就有几分怕。　　如今他正在火头上，话一说开，就不停地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　　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黑五类，有人讲话；高干子弟，怎么没人说话!　　高干子弟往往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　　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谭震林越说越气恼，大声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　　搞了个百丑图。　　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　　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　　……我就是不要她保!　　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震林说罢拿起文件、衣服，要退出会场，并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　　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总理要他回来。　　陈毅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　　谭震林才没有退出会场。　　接着，陈毅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　　又讲了延安整风，说他和周总理当时都挨过整。　　还说：“斯大林不是把权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了吗?”　　余秋里也拍着桌子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　　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　　谢富治一再插话，说中央文革经常保谭震林。　　李先念说：“你不要和稀泥!　　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　　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还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
这次会议，康生、张春桥、谢富治等人坐在“被告”席上了。　　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去向江青汇报。　　他们写了材料向毛泽东告状。　　毛泽东对事件表了态，接着，就在中南海召开“政治局生活会”，开始清算“大闹”怀仁堂的人。　　没参加16日会的徐向前，也难逃“大闹怀仁堂”的黑名单了。　　这就是所谓的“二月逆流”。　　疾风知劲草怀仁堂礼堂后侧小会场，变成了批斗“二月逆流”的场所。　　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生活会”，对“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一个个进行批判。　　几位元帅和几位副总理轮流检讨、挨批。　　因为毛泽东主席发火了，谁还能不认错。　　错在哪里呢?大家口服心不服。　　有的人给自己扣几顶大帽子，诸如“对抗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革命小将”、“方向路线错误”；有人硬是不认错，反复说明“动机是好的”，效果不好。　　徐向前检讨说：“我是想保持军队稳定，所以……”　　“军队是你徐向前的吗?”　　康生气势汹汹地插进话。　　接着连珠炮似的放了一通。　　徐向前原无多少话讲。　　康生这位“大理论家”一开口，滔滔不绝，倒可以使徐向前闭目养神了。　　康生的一套“党内斗争”术，徐向前早在23年前就领教过了。　　1943年徐向前任抗大校长，整风审干中康生派了一个工作组，进驻到绥德抗大总校所在地。　　工作组根本不把抗大领导和校委会放在眼里，独断专行，发号施令，抓什么“红旗党”，推行“抢救失足者”那一套。　　两个多月，把个抗大闹得人心慌乱。　　他们搞什么“五分钟劝说”、“即席坦白”、“示范坦白”、“个别谈话”、“集体坦白”、“大会报告”，说什么抓外红内白的“水萝卜”。　　大搞“逼、供、信”的结果，抓出所谓的“特务分子”、“嫌疑分子”共602人，占抗大全校排以上干部的572%。　　徐向前当时正在延安准备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材料，开始不知道康生派人把抗大闹成这样子，后来知道了，根据毛泽东“纠偏”的指示，给在抗大主持工作的李井泉、何长工写信，通报了延安甄别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搞错了一定要大胆纠正，耐心做好善后工作。　　延安整风，康生创造的“抢救失足者”那一套，长久地郁积在徐向前的心中。　　从那时起，徐向前对康生搞“左”的一套就有了一定的认识，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的面目又暴露出来。　　徐向前如今被推上被告席，检讨、批判他并不紧张。　　对康生一伙人的“说理斗争”，每次硬着头皮听。　　听完了，会一结束，夹起文件包就走。　　对“革命小将”，徐帅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对这些“革命老将”徐帅有时则公开反击几句，不肯让步。　　康生、陈伯达一伙“秀才”，在老帅们面前，往往也表现出“有理说不清”。　　所以批判会并不激烈，每天半天开会半天休息。　　会外却比会内激烈。　　社会上掀起了反击“二月逆流”的风暴。　　机关、学校、军队中到处是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的呼叫。　　全国遍地一片声讨“二月逆流”。　　徐向前被列入“打倒”、“火烧”、“炮轰”之中。　　他家门外柳荫街上，几天前是要求接见的人群，如今变成了声讨的队伍。　　黄杰和家中的工作人员，都不理解这突变的局势。　　黄杰问：“什么叫‘二月逆流’?”　　徐向前一笑：“我怎么知道。”　　黄杰又问：“全军文革的事你不管了?”
徐向前说：“没有人说要我再管，卸掉包袱更好咧!”　　话说得轻松，老帅心里并不平静。　　他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更看不出这场“文化大革命”革到何时。　　工作紧张，他的头疼病常犯，清闲起来，头疼更加厉害。　　反击“二月逆流”的风暴，越来越凶。　　开始是指名道姓几位副总理和几位老帅；随后公开提出“揪出二月逆流的黑后台”。　　副总理、元帅被称为“黑干将”，是前台人物，那“后台”又会是谁呢?怀仁堂“抓革命促生产”座谈会，是周恩来亲自主持的，他和副总理、老帅们一样，正为国家的经济状况焦虑不安，只是他在会上不像好几位副总理、元帅们说话那么火药味浓。　　但是，他成了“造反派”呼叫中的“二月逆流黑后台”。　　只是毛泽东还没表态，江青之流还不敢公开点名。　　徐向前日夜不安的是：如今国家主席刘少奇倒了，总书记邓小平倒了，周总理可不能倒，他要是被当成“后台”打倒，整个国家更难以设想了。　　他每时每刻注视着局势的变化。　　默默沉思。　　京西宾馆的一个会议室，又成了批判“二月逆流”的会场。　　徐向前又接到通知，到那里参加会议。　　这天会议开始后，康生没说话，陈伯达上阵对着徐向前放炮。　　这位福建口音极浓的“大理论家”，每次接见群众都带个翻译，讲一句翻译一句。　　政治局生活会，他不好带翻译，讲话怕别人听不懂，打着手势，慢慢拉着腔。　　就这样，徐向前仍只能听懂一半。　　陈伯达说：“二月逆流”打乱了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毛主席原来设想文化大革命二月、三月、四月看个眉目的，“二月逆流”打乱了……徐向前还听清了一句：“徐向前是‘二月逆流’放头炮的!”　　“放头炮”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第一个跳出来的?如果是，按照“文革”中时行的口号是“罪加一等”。　　他并不认为他是带头人，他只不过在一次发言中比别的同志声音高了些。　　康生、陈伯达所以对他如此高抬，只因为历史上他在红四方面军中与张国焘共事久，执行过“国焘路线”。　　“文化大革命”是新账老账一齐算的，徐向前的“老账”比其他老帅多啊!　　3月24日，京西宾馆开了一次保萧华的会。　　江青、叶群等等都代表她们自认为能代表的人讲了话。　　萧华这个被陈伯达封的“是绅士不是战士”的帽子摘了，萧华又成了堂堂正正的无产阶级战士。　　于是，萧华被指定主持“全军文革”的工作。　　徐向前这位由江青提名毛泽东主席点将的全军文革组长，自然下台了。　　是撤职还是暂时靠边，没人说话，只是由萧华“主持‘全军文革’工作”。　　晚上，徐向前吃饭挺高兴，要了一杯酒，喝完了，还说再加一杯。　　他平时有客人最多是两杯酒，今天一起吃饭的只有夫人黄杰，并无客人。　　这使黄杰有些惊奇。　　黄杰给他斟上多半杯酒，说：“今天高兴了。”　　徐向前说：“谢天谢地。　　当了三个月的组长，弄得焦头烂额，比过去打仗都累人，这下好了，可以轻松了。”　　是的，从萧华主持“全军文革”工作，徐向前是轻松了。　　尽管外边反击“二月逆流”声声不绝，每天闭门在家，口号听不到，大字报看不到，眼不见心不烦。　　哪知4月7日下午突然接到通知：明天军委扩大会上，要他作检讨。　　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几天了。　　前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周恩来总理曾高兴地对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说：这次会议主要是解决“三支两军”问题。　　三支两军，仓促上阵，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没有经验，难免犯错误。
　这次开会，着重总结前一段的经验教训，以利改进工作，不辜负毛主席对部队的期望。　　还说：不追究个人责任，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会议开好。　　现在怎么又突然要自己在这次大会上检讨呢?……他思索许久，想不大明白，最后给大会办公室回了电话：要求准备两天，他并没提问是谁让检讨的。　　很明显，要军委一位副主席在大会上作检讨，必然毛主席、林副主席以及“中央文革”那边有话。　　徐向前把自己关在楼下办公室兼卧室的屋子里，从早到晚来回在不大的走廊里踱步。　　秘书不去打扰，黄杰不去走动。　　他独自一人苦苦思索，该检讨的是什么?是说真话，还是讲几句为了过关的违心话?真话就是那么几句：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国家的保卫者，自己怕的是军队不稳。　　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徐向前理不出个头绪，他不知该从哪里检讨起。　　4月11日下午，军委扩大会议在京西宾馆继续开大会。　　徐向前作了检讨发言。　　本来就没想明白，时兴念稿子说空话大话，他照稿宣读，不轻不重，说了在全军文革三个月的“错误”。　　说在任全军文革组长这段日子里，思想保守，求稳怕乱，跟不上形势，工作没做好；对毛主席的三支两军的指示，领会不深，贯彻不力，对青海、四川、内蒙古、福建、河南等地发生的事件，认为自己管不了，也不想去多管，是得过且过，责任心不强；军队内抓了七百多人，取消了一百多个战斗队组织，打击了“造反派”；全军文革组在实际工作中，积极支持中央文革的工作不够，有的事情上还有抵触情绪……这天大会的气氛开始比较平和。　　台下的人只是静静地听，主席台上的人也都和往常一样，并不把徐向前的检讨当成大事。　　谁都明白，这种检讨是为平息某种要求。　　毛主席已经说了，不追究个人责任，只是总结经验教训。　　陈伯达、康生、关锋以及主持会的萧华等人，先后讲了话。　　有的就事论事，说说三支两军的话题；有的捎带批评徐向前几句。　　陈伯达调门高，上纲上线也最厉害，他指责徐向前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代表”，“对抗中央文革”，是“搞独立王国”。　　这几顶政治大帽子一扣，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了。　　一双双眼睛看着徐向前。　　有的人揪着心，怕这位犟脾气的老帅不吃这套，当场顶撞起来。　　他却平静地半闭着双目，似乎没听懂陈伯达那福建话。　　大会刚结束，徐向前夹着文件包正往外走，谢富治从徐向前近前走过说：“你的问题，远不止这些!”　　话语中火药气挺重，气势汹汹的样子。　　红军时代谢富治曾在徐向前部下，当组织科长。　　一向对徐总指挥很尊敬。　　如今当上了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正红得发紫。　　徐向前一听那话，不紧不慢地说：“谢富治同志啊，错误路线我都承认了，你还要怎么啊!”　　“你……”　　谢富治没料到老帅会反驳他，一时不知该怎么好了。　　“难道还要把我打成叛徒、特务吗?”　　徐向前说罢走出会场，胸中实在难以忍耐。　　看来谢富治似乎摸着什么气候了，不然老部下今天怎么敢如此放肆!　　那是一个“叛徒”、“特务”、“走资派”大帽子横飞的年代。　　徐向前既没做过地下工作，更没坐过监狱，历史清清白白。　　他不怕揪辫子、打棍子。　　红军时代，他在红四方面军和张国焘共事五年多，从延安整风就受批判，说不清检讨、批判多少次了，这条“辫子”几乎被揪得没几根毛了。　　他每天照吃饭，照睡觉。　　会议的简报天天登他的“罪状”，开头看着还刺眼，看多了只当不是讲的他。
大会套小会。　　小会比大会更激烈。　　从4月12日至16日，小会小组发言。　　康生、关锋、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等轮流参加徐向前所在的小组会。　　今天这个来，说徐向前的检讨“极不深刻”，“不像样子”；明天那个又来，说徐向前的检讨“没触及灵魂”。　　徐向前真不知道，该怎么“触及灵魂”，怎么“深刻反省”。　　一天下午康生又来了，他在别人发言时插上句话，说徐向前“带头冲击林副主席住地”!　　他的话声音不大，却像给只放冷枪的战场丢进一颗炸弹。　　顿时，会场变得“热闹”起来。　　有人提问，有人乘机大发议论。　　康生讲的徐向前这条“罪名”，指的是1月24日夜晚他去毛家湾会林彪的事。　　可笑可恼!　　元帅会元帅，共同商量稳定军队的大计，写出了“八条”命令，连毛主席都指示“所定八条很好”；林彪当时也高兴得喊“万岁，万万岁”。　　按说应该是徐向前一功，怎又成了他的一条罪状呢!　　康生真会挖空心思整人。　　徐向前嘴上不说，内心一笑：康生真不愧“肃反专家”。　　康生以往表面上对徐向前比较客气，现在撕破脸皮，指着徐老元帅说：“你口口声声要稳定军队，你代表谁?能代表解放军?”　　徐向前只好摇摇头。　　如果说会场上批判还文明的话，会外的“造反派”却不那么讲情面了。　　他们大喊大叫着“革命不是绣花”、“不能温良恭俭让”。　　2月16日、17日两天，“造反派”先后有200多人冲入徐向前的家，砸碎门窗玻璃，冲进办公室、会客室、卧房，抄“黑材料”，把保存多年的作战日记、信件、资料抢去许多。　　幸得徐向前此时已转移住在西山，才免遭揪斗。　　“打倒徐向前”的标语贴满街。　　徐家门外墙上和办公室内到处是乱写乱画的标语和漫画……在西山一座房子里，徐帅每天“闭门思过”。　　他想不出犯了什么错误，也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　　白天，在外散步，偶尔和叶剑英、聂荣臻两位老帅碰面。　　他们日子也不好过，元帅见元帅，点点头，问声好，难得多说几句掏心话。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继续在全国蔓延。　　声讨“二月逆流”的呼叫，在军队内部矛头指向陈毅、徐向前、叶剑英三位老元帅。　　全军各院校、文体单位和三总部机关，陷入极端混乱之中。　　“战斗队”与“战斗队”之间，从文攻发展为武斗。　　5月，北京城爆发了“五一三事件”，又掀起打倒萧华的新浪潮。　　接着林彪发出号令：“要战斗，要突击，要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　　一场捣毁总政治部的风暴掀起，主任、副主任成了被揪斗的“阎王”，各部部长、副部长成了“判官”，所有干部变成了“小鬼”。　　徐向前向来与总政治部无来往，因总政一部分干部参加了全军文革工作，他们被批斗，又被连上徐向前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于是，批判徐向前的大字报在“阎王殿”里张贴出来。　　砸烂总政的行动开始两个月，武汉又发生了所谓的“七二反革命事件”，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等被揪斗。　　一夜之间，徐向前又变成了陈再道的“黑后台”。　　“打倒徐向前”的大字报从武汉贴到北京。　　闭门在西山的徐向前开始只当玩笑听听，他自从成了“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几乎与外界隔绝，就因为陈再道这位上将曾是红四方面军中一员战将，如今他被揪斗，硬要再找上徐老帅这“后台”。　　谁知，9月29日深夜，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头头蒯大富率领一帮人，冲进徐向前家，又来查抄什么东西了。　　这是徐府第三次被抄家，“造反派”们一下抢走五铁柜文件和资料，还留下人坐等徐向前回家。
　混乱的局势，使徐家受到严重的威胁。　　秘书不得不把情况报告周恩来总理办公室。　　每天四处“救火”的总理，接到情况报告，紧急指示三条：①所进徐帅家的人员全部撤走；②保证徐向前同志及其家属子女和工作人员的安全；③东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抢走的文件柜和材料责令卫戍区到清华大学全部追回。　　周总理的三条指示，使这次抄家风波平息下来。　　然而徐向前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此时，他人在西山，心在全国全军，每时仍注视着局势的发展。　　每天早起散步，警卫员跟在身后，听到老帅自言自语，不知说些什么。　　听来像是背诵诗句。　　是他自己作诗，还是背古人的诗，令人难以分辨。　　毛泽东：“好人，好人!”　　靠边受批判的徐向前，心中焦虑的不完全是个人。　　他“闭门思过”，在西山临时住处，日夜都在盼着毛主席发话，结束这场灾难性的“革命”，盼望着他为“二月逆流”的老同志说句公道话。　　“八一”建军节到了，往常提前几天元帅们便会接到通知，安排出席纪念会、招待会。　　今年直到7月31日下午，徐向前仍没接到任何通知。　　忽然，叶剑英元帅来了，身后还带着个手提理发工具箱的小兵。　　不等说话，叶帅说：“先理个发，等通知。　　总理说今晚出席招待会的名单已经报上去了。”　　徐向前心里充满着对战友的感激情意，便坐下理发。　　他这些日子忧国忧民，头发老长都顾不上理。　　还是老友想得周到，连理发的事都亲自安排好了。　　真是患难见真情啊!　　刚理完发，周恩来亲自打来电话：毛主席指示，今天的招待会，朱德要出席，徐向前要出席，韩先楚也要出席。　　但是，“八一”招待会徐向前和几位老帅“亮相”后，仍继续靠边受批判。　　此时，徐向前虽然已经脱离了全军文革的工作，但仍挂名组长，名不符实。　　他和叶剑英、聂荣臻商量，想正式提出辞职的请求。　　他们完全赞成。　　他盘算多日，最后下决心写信给毛主席和林彪以及中央文革江青等人。　　9月16日，他经与叶剑英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写出了辞职报告：我在担任军委文革小组组长期间，由于对主席著作学得不好，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　　没有遵照林副主席的指示：“对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因而犯了保守、右倾、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我已作过两次检讨，内容不再重复)。　　本来我已不适于做军委文革小组组长的工作，但三月底中央决定由萧华主持军委文革小组常务工作的同时，仍对我保留着军委文革小组组长的名义，中央对我如此照顾，我内心深感自疚。　　在萧华的问题揭露后，军委文革小组的工作全部陷于瘫痪。　　鉴于上述情况，我曾经在军委常委会上口头提出免除军委文革小组长的名义，现在我再一次诚恳的请求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免除我军委文革小组长的名义，另选贤能，以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作。　　送出辞职报告，徐向前心中舒坦了几天。　　心想他这个组长总算正式辞掉了。　　可是，多日不见批复，心里又暗暗盘算：毛主席会不会认为他多此一笔，故作姿态呢!　　林彪、江青他们会不会认为他是对“二月逆流”问题不服气?想到这些，又有些坐卧不安。　　全国和北京的局势更加混乱，揪斗“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再现高潮。　　声讨“二月逆流”的呼声仍然此起彼伏。　　10月12日，毛主席批示了徐向前的辞职报告：“我意不宜免除，请考虑酌定”。
　10月16日，林彪批示：“我完全同意主席意见，不要免除为妥”。　　不知道毛泽东和林彪为何做这样的批示。　　这可能是“保”徐向前的一种表示。　　不然，全军文革已名存实亡，还要他这个组长做什么?徐向前想继续挂着名，倒比撤职查办日子好过些。　　谁知，1968年3月，一天夜晚，徐向前家的电话突然全被切断，守门的卫兵换掉，顿时气氛十分紧张。　　全家人都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　　过了两天，徐向前才弄明白：住在他家隔壁的邻居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被抓。　　林彪和江青一伙人策划了一个所谓的“杨余傅事件”，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进行“反革命活动”。　　接着再次“炮轰”、“火烧”“二月逆流”的成员，指责徐向前等人是“杨余傅”的“黑后台”。　　接着，军委办事组改组，黄永胜调任总参谋长兼军委办事组组长。　　徐向前和几位老帅停发文件，不能过问军委的事情。　　所谓“二月逆流”成员的一批人，处境一天天变得更加艰难。　　有的被彻底打倒，有的“烧而未焦”，徐向前属于后者。　　但他的日子不好过，开会时，几位“老帅”坐在后排，老友见面，话都不敢多一句。　　在196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公开宣布：“二月逆流”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　　八届十二中全会，是为召开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做准备的。　　大批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已被打倒，出席会议的仅59人，不足应出席人数的1/3。　　而列席会议准备当中央委员的风云人物却达74人。　　这种历史上罕见的党的会议，使徐向前感到，更大的灾难会临头了。　　林彪大会点名批判“二月逆流”，小会分组批斗“二月逆流”的成员。　　徐向前被编入第五小组，黄永胜、姚文元以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参加这个小组。　　“他们把历史上张国焘的事，西路军的事，与‘文化大革命’里的事联系起来，要给我算总账。　　黄永胜狂妄至极，不仅诬蔑我是‘张国焘路线的主谋者之一’、‘刘邓反动路线在军内的代表’、‘反党反毛主席’、‘宗派主义’、‘军阀主义’，而且恶毒攻击朱德、叶剑英、陈毅等同志。　　邱会作赤膊上阵，咬牙切齿，一再发言、插话，说我是‘有意对抗毛主席、林副主席’、‘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打击革命领导干部的凶手’、‘造成总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灾难’。　　他还不伦不类，抬出江青和我对比，肉麻地吹捧她。　　……质问我为什么要率四方面军渡河西进?为什么要‘反党乱军’，支持陈再道和‘百万雄师’?我天天晚上去开会，在那里一坐，静听‘揭发批判’，懒得理他们。　　没有办法，他们就念语录，还威胁说：‘你徐向前再不老实，就叫红卫兵来!　　’‘你再不说话，就送到大寨去向贫下中农说清楚’，那时一弄就是大半夜，害得我回来没法睡觉，头痛加剧，深感体力不支。　　我向黄永胜请假，说准备写检讨，黄永胜不准。　　十多天下来，我就像害了场大病似的。”　　徐老帅后来写道。　　想不到，大会闭幕时，毛泽东为“二月逆流”说了好话。　　他一方面说“二月逆流”的事过去不大了解，另一方面又说，这些同志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或军委副主席，有意见公开讲出来是党的生活所允许的，不是秘密活动，应该参加“九大”。　　毛主席这番话，对陷入“二月逆流”冤案的人是个解放。　　不然他们连参加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资格都没了。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十二中全会向全军传达，张春桥在《关于传达十二中全会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仍点了“二月逆流”一些人的名。
更使徐向前义愤的是，会议的一份简报上，公然诬陷黄杰是“叛徒”，要组织专案审查。　　徐向前面临一场严重的不幸。　　当年他在大别山当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时，野心家张国焘搞“肃反”，杀害了他的爱人程训宣。　　35年之后，又重演历史的悲剧，真叫这位领兵的老帅哭笑不得。　　他完全了解，周恩来总理也了解，黄杰是位好同志啊!　　黄杰四十多年对党忠心耿耿，历史上清清白白，说她是“叛徒”，完全是陷害她，陷害徐向前。　　徐向前激怒而又不平，向黄杰说：“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彼此都了解，他们说你是‘叛徒’，这到底为什么啊?”　　黄杰心中明白，这是江青一伙人施展的恶毒伎俩，搞“一箭双雕”。　　她坚强地说：“我绝不是叛徒，让组织去审查好喽!”　　徐向前叹气说：“现在是有理说不清啊!”　　黄杰说：“要不，我们离婚，免得你连我，我连你!”　　说着说着，两位年近古稀的老革命、一对革命的老夫妻，不由得热泪盈眶。　　他们不光是为自己的生命担忧，也是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落泪啊!　　总参系统发动群众搞大批大揭。　　黄永胜亲自布置对徐向前和黄杰进行面对面批斗。　　徐向前所在党支部不得不正式写出报告，请示如何批判徐向前和黄杰。　　因为党支部的成员(包括秘书、警卫员、司机等)并不了解老帅和黄杰有什么“罪”，再说黄杰原属纺织工业部，军队不好批斗她。　　没想到这份报告报到周总理那里，总理指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　　并将报告转呈毛主席。　　1969年1月3日，毛泽东亲笔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　　林彪也跟着批示：“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障碍。”　　林彪批的最后八个字，使徐向前感到一种露骨的威胁。　　从而也看出，林彪已把包括徐向前在内的一些老帅看做“障碍”了。　　1969年1月底的一天晚上，徐向前接到中央办公厅汪东兴电话：毛主席指示，要向前同志去工厂看一看，安排在二七机车车辆厂的南厂。　　可在厂里住，也可在家里住。　　实际上，是下放“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和我一同在二七厂接受‘再教育’的，还有王恩茂、廖志高、江华、江渭清、朱德海等同志。　　我们住在一幢三层楼的招待所里，我住楼上，他们住楼下。　　大家经常见面，但不谈政治。　　说上几句问寒问暖的话，心照不宣，就是彼此间的极大安慰和鼓励。　　我被分配在加工车间劳动，百十个工人按班、排、连建制，叫‘加工连’。　　年龄68岁的我，干不了重体力活，又不会开机床，只好干点敲敲打打的零碎活。”　　下放“接受再教育”近10个月。　　想不到的打击又发生在1969年10月18日。　　那天夜晚，徐帅突然接到“疏散”的紧急通知，限定20日离开北京去河南开封市。　　说是林彪副统帅发布一号命令，防止敌人突然袭击。　　徐向前事后得知，朱德去了广州，叶剑英去了长沙，陈毅去了石家庄，聂荣臻去了邯郸，彭德怀和贺龙被关押。　　徐向前到开封后一个星期，《开封日报》登出“二月逆流到了开封”的消息。　　他先被安排住在一个军分区干休所，后又转移住进囚禁过刘少奇的一家银行楼上。　　徐向前在这里实际上过着半囚禁的生活。　　哪里都去不得，整天呆在房间里读书看报。　　他身边除了一名警卫人员，没有一个亲人。　　夫人黄杰在北京纺织工业部接受“审查”；惟一的儿子在远方部队服役；一个女儿被送往“五七”干校，另一个女儿被下放到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劳动。
徐帅自己生活孤单，消息闭塞，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何年何月才能结束，也不知道其他老同志的命运如何。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了，林彪阴谋败露，乘机外逃，葬身蒙古温都尔汗。　　1973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八大军区司令员时，见到参加接见的徐向前时，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好人，好人!”　　这句普普通通的话，饱含着深沉的情意。　　年老多病的徐向前，历经磨难，算是从历史的漩涡中爬出的一位，他大难不死。　　“反‘二月逆流’的斗争，先后持续四年半之久。　　在这场斗争中，毛主席终于认识了林彪，也认识了我们。”　　徐帅慨叹道。第十一章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1)　　紫光阁的春色　　71岁的徐向前，1972年5月接受了一项新任务——陪同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到全国各地参观访问。　　对徐向前说来陪同虽不算美差，倒也可以借机走动走动。　　6月，徐向前又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使的身份，出访斯里兰卡；7月又率领军事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　　年老多病的徐向前，对出国访问并无多少兴趣，他这位“好人”，只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伟人在逆境中，关心的往往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事业的成败，国家的命运和世界风云的变幻。　　徐向前在养病的日子里，每天都把战争与和平问题装在心里。　　“文化大革命”中，他最关心的是国际形势，是军队的稳定，是战备问题。　　他把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看成战争与和平的焦点。　　在北京每天起来吃饭前第一件事：看《参考消息》，像从前打仗一样，对敌军阵营指挥部的一丝一微的新动象，都放在心上。　　下放二七机车车辆厂“接受再教育”的日子，《参考消息》、国际内参之类的文件看不到了，每天醒来头一件事是打开收音机，听国际新闻。　　在10个多月里，他除了4月份参加过“九大”，受到批判外，还有幸地和陈毅、叶剑英、聂荣臻三位老帅多次聚会中南海，按照周恩来总理转达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了“国际研究组”，研究国际形势，讨论我国的国防和战略问题。　　组长是陈毅。　　中南海紫光阁，原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元帅们经常活动的场所，“文革”以来，它变得冷清了。　　自从四位元帅每周来聚会，紫光阁又恢复了它的生气。　　春天来了，紫光阁前的树绿了，花开了，室内又多了盆景。　　老帅们相会在一起，看材料，交换意见，时而有了笑语。　　此时此刻，也都忘掉了疾病和全国动荡带来的种种烦恼。　　徐向前和陈毅没有一起工作过，长征时陈毅被留在了中央苏区；抗日战争中，陈毅在江南新四军，徐向前在江北八路军；建国以后好长时间也不在一起工作，因此，他们俩到了一块倒有点生疏。　　徐向前和叶剑英同是参加过广州起义的战友，长征途中在川西草地上会师后，有相当一段时间两个人都在右路军指挥部，可以说是朝夕相处；至于和聂荣臻，那更有一段情谊：新中国成立时徐向前为总参谋长，聂荣臻为副总参谋长，在徐向前养病期间，总长的职务一直由聂代理。　　如今四元帅算是患难与共，大家见面都有一种说不出的亲热。　　陈毅是位乐观主义者，见到其他老元帅们，欣喜若狂，风趣地拱拱手：“各位，都要支持一下我这个小组长呀!”　　说得老帅们开心大笑。　　每次开会，徐向前总是提前三分钟进入会场。　　他有严格遵守时间的习惯，尽管住在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机厂，路上行车常有堵塞，司机却能准时到达。　　工作人员见徐帅常常早到，总说一句“徐总早啊!”　　徐向前微笑回答：“路远，得比路近的跑快点嘛!”　　陈毅身体欠安，有时来晚了几分钟，还说一句红卫兵的话：“罪该万死!”　　逗得大家发笑。　　尽管批判“二月逆流”搞得人心不安，老元帅们成了“老机”——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仍是不遮掩自己的本色。　　有时，即使身体不适，也抱病出席。　　一是为了完成毛泽东、周恩来的嘱托，二是难得的相会机会，谁也不肯轻易放过。　　每次讨论会都很热烈，老帅们以自己高瞻远瞩的胸怀，丰富的经验和对时局发展的敏锐的观察力，分析研究世界局势，分析研究苏联与美国、大国与小国的种种复杂和微妙的关系。　　徐向前战争年代多谋善断，大别山时期有“小诸葛”之称。
多年患病以后，特别是患头痛症，同志们以为他不能用脑过度，哪知他讲起世界发展的格局，不但井井有条，深入细微，而且有新的见解。　　四位老帅性格各异。　　徐向前是少语多思，很少说玩笑话，甚至连闲话都说得不多。　　毛泽东原本很善于团结各种人，他既可容纳彭德怀式的“粗人”会上“骂娘”；又喜欢陈毅那样的“诗人外交家”；对于徐向前式的“温文尔雅”的人，见面先打招呼。　　“文革”以前有时中央会议讨论问题，毛泽东见徐向前还未发表意见，还要问一句：“向前同志，你的意见呢?”　　徐向前开会时不爱坐前排，周恩来常常叫：“向前同志，靠近坐嘛!”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是中国的一句俗话。　　徐向前喜欢这话。　　他常常给身边工作人员说：“一个革命者，当近视眼不好，要看得远些，想问题不能只是今年、明年，要想到几年、几十年后。”　　他忠实于党的事业，努力贯彻执行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决议。　　他对毛泽东和军委分工给他的每一项工作，都尽心尽力创造性地去完成。　　他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反对华而不实，反对浮夸，反对搞花架子。　　他多年分管民兵工作，按照毛泽东人民战争的理论，按照中国武装力量三个结合的体制，踏踏实实地去指导民兵建设。　　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毛泽东提出“大办民兵师”，许多城市和地方一哄而上，大搞“民兵师”和“民兵大比武”。　　徐向前明令制止那种“吹皮球式”的做法。　　他说：“我们好多工作，一下轰起来很容易，但过了一个时期气就慢慢地下去了，这是不合乎战备要求的”。　　他坚持“民兵的中心任务是搞好生产”，一再向负责民兵工作的领导人说：“毛主席要‘大办民兵师’是个口号，并不是把‘师’都搞起来，要每个县长当师长、书记当政委”。　　徐向前的这些思想和做法，当时是被某些人视为“右”的思想。　　徐向前却把他的思想写入正式文件上报。　　毛泽东阅后批示：“完全同意”。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人怕讲真话了，徐向前还一如往常，一是一，二是二，要么不说话，硬是叫他说话，他总是讲实话。　　他在建国初期访问过苏联，而后多年也在关注着这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军事发展战略，他认定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变，军事路线也在变；对美国，他认为这个头号的帝国主义国家，一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敌视，它的政策短期不会改变。　　但是他又认为，中国政府要和美国建交，中国不能闭关自守。　　徐向前的一些见解，得到周恩来和其他老帅的赞同。　　四位元帅经过多次的讨论，最后写出了《对国际战略形势的分析报告》；苏军入侵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又写出了《从世界森林中看一棵珍宝岛树》等。　　报告对美苏之间的矛盾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我国的战略设想。　　四位老帅的心血成果，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极大重视!　　“老帅领班”的助手1976年，这是个中国人最难忘的一年：1月，周恩来逝世；4月“天安门事件”，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7月，朱德逝世；9月，毛泽东与世长辞。　　徐向前与周恩来从黄埔军校开始相识，50年交谊，他是徐向前最敬仰的一位领导人；徐向前与朱德，在长征路上患难相处一年多，留下的是永不磨灭的记忆；尽管毛泽东的晚年有许多失误，但是徐向前对毛泽东思想坚信不疑。　　三位领导人相继去世，有胆有识的邓小平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　　中国的航船谁来掌舵?徐向前和健在的几位老帅，陷入难以想像的境地。　　徐向前头疼加重，日夜困惑不安。　　一声雷，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了。
经过千呼万呼，邓小平又重新回到军委领导的岗位上来了。　　中国有了希望，革命的航标有人指引。　　197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徐向前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第二年2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邓小平复出后，徐向前成了他整顿军队的一名可靠得力的助手。　　健在的三位老帅，徐向前算是“年轻”的，他76岁；叶剑英80岁，聂荣臻78岁。　　在这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实际上肩负起拨乱反正的领导重任。　　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军委副主席，共同挑起了整军、建军的重担。　　“文化大革命”，乱了全国的工厂、学校、农村和各政府的机关，同时也搞乱了军队，特别是总部机关和院校、文体单位。　　邓小平和老帅们想来个大刀阔斧，从精简整编开始，同时整顿领导班子。　　“文革”的流毒、传统的习惯势力，使工作每推进一步都很难。　　七十“古来稀”的老元帅，常常工作到深夜。　　他们不忘毛泽东的名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徐向前从20世纪60年代起，分管民兵工作。　　粉碎“四人帮”之后，从1978年11月起，又重新担任军委武装力量委员会主任。　　邓小平、徐向前是抗日战争时期在一二九师的伙伴，一个是政委，一个是副师长。　　在“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又被打倒后，徐向前内心愤愤不平，但回天无力。　　在“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邓小平患病严重，徐向前忧心如焚，亲自打电话给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要他赶快安排邓小平住院治疗。　　陈锡联是徐向前的老部下，他对着电话机大声地说：“徐帅，知道了，知道了。　　叶帅也来过电话，已经作出了安排，请徐帅放心。”　　在邓小平手术后，徐向前正病着，他不顾劝说，硬是抱病到医院探望邓小平。　　“小平是不授衔的老帅，是老帅的领班”，这话是叶剑英元帅最先讲的，也是徐向前心里想的。　　他钦佩邓小平的远见卓识，是位“奇才”。　　小平也深知徐向前战争年代战功赫赫，勤于思考、胸怀大志，曾是毛泽东主席治军、治国的忠诚助手。　　小平复出后，曾亲自到徐向前的家中，和他共商军委工作的大计。　　军委方面的工作，各种会议、接见每天安排得很满。　　工作一紧张，徐向前偏头疼症发作更频繁。　　战争年代常常拿手枪把敲打，现在，每当头疼发作难忍，自己贴一块止痛膏在太阳穴上。　　家人和秘书，只要看见老帅贴了止痛膏，都尽可能不去打搅了。　　秘书劝他少看文件少参加会。　　见他头上又贴上了止痛膏，会议通知来了就向他提出可以请假，他听了眉头一皱说：“请什么假哟!”　　自己撕掉头上的止痛膏，又坐车奔赴三座门军委办公地点。　　家中都知道老帅的脾气，他不休息，谁也不敢多说，就是夫人黄杰见他又伏案工作，也只是轻声讲一句：“一般的文件要秘书读读嘛!”　　他不理会，有时说一句：“自己看的印象才深嘛!”　　他不顾身体有病，参加军事、后勤工作的工作的会议；亲自到南口靶场观看红箭导弹的打靶试验，到南苑机场观看飞机表演。　　他的每次讲话都是讲大局、讲发展、讲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　　一次看到一份简报，后勤的干部反映后勤工作是“低人一等”。　　徐向前在和后勤部长洪学智谈天时，问道：“你的工作是不是低人一等?”　　洪学智曾是红四方面军的老将，长期做后勤工作。　　1929年参加红军，和徐向前在大别山相识。　　虽然是老上将，在徐帅的面前还是像当年一样，坦诚、亲切、随便，有啥说啥。
他向徐帅说：“徐帅，我这个部长是挨骂的呀!”　　徐向前一笑：“有人敢骂好，说明你还民主嘛。”　　洪学智又说：“后勤工作的同志确实感到有点低人一等!”　　徐向前说：“说后勤工作低人一等，这是一种错误观念。　　打仗，没有后勤工作寸步难行。　　别看飞机多、大炮多、坦克多，没有汽油，就不如一根木头棒棒好，木头棒棒还可以把人打死。　　斯大林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有时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是做后勤工作。　　你们觉得后勤干部比人家低，我看你们还比人家高呢。”　　老帅的话，传遍后勤工作的干部战士，给予同志们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从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到军事科研方面的问题，徐向前都很关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军队如何实行战略转变，徐向前及时向邓小平建议：要趁各大军区负责人在北京，开个座谈会，听取意见，统一思想。　　邓小平当即表示：“完全同意”。　　并要徐帅主持会议。　　徐向前主持这次座谈会请大家献计献策，为解决部队机构臃肿的“老大难”问题，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　　1980年3月邓小平再次要徐向前主持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军队的精简整编问题。　　会议最后，徐向前讲话中说：“在座的都是老同志，六十岁以下的不多，但大家壮心不已，都有一股劲，有信心，都想把军队建设搞上去。　　所以，尽管军队的问题成山，只要有这股劲，我相信能够把我们的军队搞好的。”　　年近八十岁的老元帅徐向前，讲话、写文章，都极其重视宣扬军队的优良传统。　　在《为实现国防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的文章中，特别提出：“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的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他重视“长征精神”。　　在纪念长征50周年的前夕，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伟大的精神，产生伟大的军队、伟大的战士、伟大的奇迹。　　他兼任国防部长，外事活动繁忙，从1978年到1980年近3年的时间，会见外宾达21次。　　他在国务活动中，纵论国际战略，维护世界和平，宣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　　在世界各国的国防部长中，徐向前可以说年龄最大、资历最深，一些军事代表团都以能会晤这位中国的老元帅为荣。　　泰国的元帅巴博1981年来访时，徐向前已经辞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泰国的那位元帅一定要会见徐向前元帅。　　经外事部门安排后，他十分高兴，一再感谢。　　“世界上80岁的国防部长，将是空前绝后了!”　　这是徐向前元帅要求辞去国防部长时，一句发自内心的话。　　爱兵爱将爱人才枝繁叶茂的大树，根基深深扎在肥沃泥土下。　　军事家的根基，在士兵、在他众多的将才中。　　在新中国的将领中，相当一部分是徐向前的老部下，如大将徐海东、陈赓、王树声，许世友、陈锡联、秦基伟、傅钟、洪学智、陈再道、王宏坤、韩先楚、王新亭、刘震以及众多的将校军官和数不胜数的国家栋梁之材。　　曾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也曾是徐向前的老部下。　　徐向前不喜欢人家这么“数山头”。　　他常说：干部都是党培养的，是他们自己努力奋斗成才。　　但是，徐向前爱兵、爱将、爱人才的风范，却留在众多部下的记忆里。　　他非常重视发现、培养和爱护干部、战士。　　在红军时期，军阀主义盛行的年代，徐向前从不打骂同志。　　战争年代，他对部下总是“教之严，爱之深”。　　他常教育干部：“会用兵的人，一定要会爱兵”。
他身体力行，关心战士的健康和疾苦，红军时期，曾亲自动手编写“卫生常识”；新中国成立后，身居高位的元帅，心中始终装着士兵。　　他去外地视察，只要有机会总是要看看战士的生活。　　他从《解放军报》内参上看到这么一件事：在昆明街头，一个残废军人佩带着勋章讨饭。　　老帅心里十分难过，请总参谋长杨得志向中央书记处反映，地方政府一定要安排好残废军人的工作。　　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十分重视徐帅的意见，对残废军人的安置问题，又重新发出文件。　　人才是建军之本。　　徐向前当过小学教师，入过黄埔军校，当过抗大校长，十分懂得人才的培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几年，他一再强调人才的选拔和人才的培训。　　1984年他发表了《重视知识，尊重人才，加强我军建设》一文。　　强调指出：“‘人是创业之本’。　　对军队来说，人是建军之本。”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至理名言。　　没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没有现代化科学知识，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军队各项工作的改革，首先要从重视知识、尊重人才、选贤任能着手，一定要彻底打破那一套‘左’的东西的束缚，树立新的正确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点。”　　他提出“选贤任能”，要防止求全责备，要防止妒贤嫉能，要提倡领导人访贤，“真正的人才，往往不是装在档案袋里，不是写在鉴定表上。　　对人的了解，光凭个人印象，光听汇报，是不行的。”　　他提出领导人要真正地当伯乐；要有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的精神；要公道正派地选拔使用干部；重视知识，尊重人才，院校要作表率。　　他严厉地指出：“有的人党性不纯，看人用人，不是以德才为标准，而是以感情代替政策。　　对自己喜欢的人，无德无才也重用；对自己不喜欢的人，有德有才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对这些现象我们必须坚决防止，坚决反对。　　一定要珍惜人才，保护人才，正确地使用人才……”　　这就是84岁的老元帅的心声!第十二章  生为人民公仆死与战友同眠(1)　　是帅又是兵　　在人们的心目中，元帅都是威风凛凛。　　其实只要你一见徐向前，就会觉得，他和普通人一样。　　有这么一个故事：徐向前刚被授予元帅军衔不久，一天一对新夫妇来元帅家中做客，新娘打扮得很漂亮，头一次见元帅，心里格外高兴。　　她想当然地认定，元帅家门外准有几个战士站岗，门难进呢。　　没想来到史家胡同一家大门外，只见那门很不起眼，低矮的门面油漆有些脱落了，门前一个岗哨也不见。　　按了几下门铃，门开了，出现在眼前的是位一身劳动布衣服、身材魁梧的老人。　　新娘向那人微微一笑，连招呼都没打，迈过门槛走了进去。　　她的爱人曾是徐帅的秘书，多年不见老首长了，今天从外地来北京，是要看看徐帅。　　老秘书见爱人这么没礼貌，十分尴尬，忙上前敬礼说：“首长好!”　　新娘想：元帅家的看门人，也叫“首长”呢!　　她微一迟疑。　　老秘书急了，拉了爱人一把，低声说：“这就是徐帅!”　　新娘的脸一下子红了。　　她听爱人讲过，徐帅一向是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可是没想到是这么个模样，还亲自给客人开门!　　她心中也奇怪：元帅怎么亲自来开门?原来徐帅在大门里头走廊上散步，正好听见门外有人叫门，便亲手开了大门。　　这小小的故事，只是徐向前元帅生活的一个侧面。　　他始终保持着普通一兵的本色。　　他常说：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　　青年人要只是想吃好的，穿好的，当衣服架子，那是什么样的人?是寄生虫!　　他在战争年代身先士卒，功勋卓著，就如同他的名字那样：向前!　　在和平的年代，他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　　他心中想的是国家大事，是军队的战备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战争年代这样，五六十年代是这样，八九十年代仍是这样。　　吃饱穿暖，这是老百姓的要求，作为元帅，他也以此为满足。　　他在日常生活中，还爱自己动手。　　秘书和公务员说：“我们的老帅是帅又是兵”。　　谁会想到，这样一位叱咤风云的元帅，在生活中又是那么平凡朴素。　　他身边尽管有秘书、警卫、管理人员，但凡是自己能动手做的，就不要别人代劳。　　每天起床，多是自己叠被子；有时还提着热水瓶去打开水。　　自己洗澡，自己擦背；衣服纽扣掉了，自己戴着老花镜穿针引线钉上。　　50年代，徐帅家中有个小木箱，里头装着各种修理工具，被称为“百宝箱”，家中人说这是老帅的“传家宝”。　　小工具箱里钉子、锤子样样都有。　　有时家中桌椅家具有了小毛病，元帅在工作、读书之余会自己动手修理一番。　　到了七八十年代，他虽年事已高，但仍保持着这种喜欢自己动手的习惯。　　他常说：“人之贵，在于行；行之贵，在于果。　　大小事皆然。”　　他吃的饭菜以粗食品为主，杂粮、玉米、红薯都爱吃。　　每年春季，树绿花开，榆树结了榆钱，柳树发出绿芽，他就叫炊事员采点来做着吃。　　院内一块空地上，常年种着一种野菜——马齿菜。　　这种野菜，成了餐桌上的佳肴。　　不少人感到奇怪：元帅为什么喜欢吃树叶、野菜呢?一位记者曾经提问过，徐向前笑笑说：“唔，野菜、树叶有它特别的味道，又有益健康。　　今天物质生活提高了，待遇优厚了，吃点野菜，就自然会想到战争年代，想到党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徐向前的老部下称他“老班长”。　　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秘书，说他是“布衣元帅”。　　“班长”与战士，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布衣”是老百姓和普通人的风格。
80年代，人民的生活跃上新的台阶。　　80高龄的老元帅，仍然发扬着艰苦奋斗的精神。　　他虽参与国家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大事的决策，但对家庭生活中节约一盆水、一度电、一升汽油也关注。　　他常提醒秘书、警卫人员随手关灯节电。　　有时发现亮着不必要的灯没人管，便亲手去关上。　　听说有人洗澡时长开着水龙头，便说：“北京缺水，应从每家每户着手节水。”　　他的吃穿用，拿秘书的话来说，依然是“老传统，革命战争时期的水平”。　　平时的衣着，虽然不再是土布、粗布，但也多是涤卡布。　　1983年，他在北戴河视察海军舰艇部队，穿的是一件洗得褪了色的灰涤卡便衣。　　海军的干部战士见了，十分感慨地说：元帅是这样啊!　　其实，他平时在家办公和休息，总是一身旧衣服。　　他对警卫说：“一个人，最重要的是有学问，有本领，衣裳穿得再漂亮，肚里空空，还不是个衣裳架子。”　　他在解放战争年代亲手织的毛背心，解放后还穿了十几年。　　几十年的老房子，老设备，陈设简单朴素。　　如要修缮房屋，增添家具，必须经他批准。　　他的卧室、会客室的墙壁没有贴过壁纸，多年没有粉刷，已经变了颜色。　　房管部门提出贴上墙纸，或粉刷一下，他不同意。　　会客室里的沙发，还是60年代的“老古董”，有的沙发的横木已经断裂，修过多次了。　　服务部门打算更新，他也不准。　　直到1985年，实在不好修理了，才换上了新的。　　他的住房没有什么古董、字画之类陈设，只有一些简单实用的家具。　　寝室的窗户旁边，贴着他亲笔写的几句话：“少车多步、少肉多菜，少欲多施……”　　难忘的“七口人六个碗”新中国成立后，徐向前对养育过他的大山、支援过革命的老区人民，从来没有淡漠过。　　随着年事的增高，身体状况不允许他重登那些山头。　　可是，当到山区采访的记者，战史研究、老区调查工作组的人员回京时，徐向前总要会见他们，看他们拍摄的一幅幅照片，仔细地问、耐心地听他们介绍他熟悉的山村的变化，叙述山区群众的生活近景。　　在祁连山下，徐向前率领西路军将士奉命西征，苦战达半年之久。　　每谈起那悲壮的征程，他都感到心裂腹痛。　　1985年，伍修权、王定国两位老人到那里调查访问回来，向徐向前元帅汇报两个多小时。　　他们谈到：一位流落的红军女共产党员，被人遗忘在偏僻地区40多年。　　她默默地按月缴党费，把钞票存放在一个小木盒里。　　400多元纸币，早期存入的已变色发黄。　　徐向前听后说：“她的心比这些钱重要啊!”　　他同意伍修权、王定国向政府有关部门写的调查报告，及解决流落红军战士党籍与生活费用补助问题的建议。　　有一天，大别山区的几位地、县委领导人来到北京，再次拜见徐向前。　　那几天，正逢他身体不大好，秘书只安排他们和徐帅见见面。　　徐帅看客人只说了几分钟就要告辞，摆摆手说：“不要走嘛，多谈一会儿，我正想听听老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哩!”　　会见和谈话继续下去。　　地、县委的同志知道老帅挂心山区和山区人民，又担心增添徐帅的牵挂，便多讲好话，说山区人民如何安居乐业，如何向往北京，如何想念红军战士。　　徐向前听了，问道：“群众生活怎样啊，有没有吃不饱饭的?”　　这一问，顿时冷了场。　　沉默之后，一位随同地、县委领导的年轻小伙开口说：“徐帅，您还记得湖北的七里坪吧?”　　七里坪，他怎么能忘记呢?那是大别山下黄安县的一个区。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这里成立，当时，年仅30岁的总指挥徐向前，在七里坪河滩上，骑马检阅了部队。　　他还记得一首歌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　　锣鼓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他清楚地记得，他指挥的黄安战役，历时43天，消灭国民党军一万五千多人，活捉敌师长赵冠英。　　就在那次战役中，徐向前的左膀负了伤，至今还留着一块伤疤。　　那位年轻小伙接着说：他陪新华社记者，到七里坪做过访问调查。　　那里有些人家，每人只有一条裤子，想要洗洗，都没有换的。　　缺衣少用的人家很普遍。　　有的家里好几个人，共用一条被子。　　有一家姓王，七口人，只有六个碗。　　要是一起吃饭，有一个就……徐向前从躺椅里探起身来，认真倾听，笑容早已消失。　　他探着身，嘴里重复着那小伙的话：“七口人，只有六个碗……”　　他闭上眼睛，陷入了沉思。　　他思考问题时，常这样闭上眼，直到要讲话了，才睁开眼。　　可是，这天会见客人，他的话少得叫人吃惊。　　送走客人之后，他回到卧室，不说话；开饭时，坐到饭桌前，还是不说话。　　他的夫人黄杰看出他很不高兴，却不知为什么。　　直到拿筷吃饭时，徐向前又自言自语地说：“七口人六个碗呀!”　　黄杰这位1926年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这天也默默地坐在饭桌前，为老区人民生活穷困而思虑不安。　　一连好几天，徐向前闷闷不乐。　　和秘书谈工作时，感叹地说：“解放这么多年了，老区人民生活还是那样贫困，愧对老区人民啊!”　　他又经过进一步调查了解，向党中央写了《关于请关注老区建设的意见》，其中写道：革命老根据地的山区人民，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有过重大贡献。　　这些山区，洒满了烈士的鲜血，到处埋着烈士的尸骨。　　没有这些穷山沟人民，中国革命不能胜利!　　建国三十多年了，虽然党和人民政府采取过不少措施，对老区有过不少帮助，但许多地方还没有什么变化。　　建议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派人到井冈山、大别山、湘西、四川、陕北等经济落后的老区，进行系列调查，研究尽快改变面貌的措施。　　徐向前在报告中就改变老区面貌提出了四项建议。　　党中央、国务院对这个报告很重视，国务院办公厅给徐向前办公室回了电话，说徐帅的报告已经批送有关部门。　　给党中央的报告发出后不久，正逢徐向前82岁生日。　　他听秘书和家里人说要给他祝寿，恼火地说：“哎呀，做什么寿呀!　　不要忘了，有的人还穿不上裤子，有的一家七口人只有六只碗呀!”　　工作多年的秘书和他的子女听了这话，都默不做声。　　想起那只有六只碗的七口之家，大家也不再当面向老元帅提祝寿的话了。　　1986年，是徐向前85岁大寿年。　　因是逢“五”，家人想该为他祝祝寿了。　　谁知，离生日还有一个月，他就发话了：谢绝一切安排，家人也不得搞活动。　　结果，逢“五”这一年的生日，老元帅只和秘书、炊事员合影留念，算是祝寿了。　　这一天，正好笔者赶到徐帅家，没有看到任何的活动，便为两位老人拍摄了张合影，也算是祝福呢。　　柳荫街上的居民北京市西城区有一条以文明著称的柳荫街，徐向前元帅的家就住在这条街里。　　柳荫街说它是街，其实正路只有五百多米长，另有七条小胡同。　　走过徐帅府那条胡同的一个普通大门前，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户普通的居民。　　60年代以后，徐向前元帅从史家胡同移居到这条街上，好久街坊都不知道这家是什么人，只见出出进进的像普通人一样。
徐向前经常告诫家人和工作人员：把自家摆在士兵和人民群众之中。　　要做街道上的普通居民，不要当特殊户。　　一定注意和居民委员会和居民搞好关系，热情支持街道工作。　　他经常告诫部下、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永远不要忘记是人民的公仆。”　　他亲笔书写“人民公仆”四个大字挂在值班室墙壁上。　　80年代，军队提出与人民群众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柳荫街道委员会积极响应，要创建文明单位。　　徐向前说：“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是我军的光荣传统，是新时期加强军队建设的新形式。”　　他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积极参加街道的精神文明建设，并提出：要把建立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重点；要着眼改变人的精神面貌；要下功夫搞好失足青年的思想转变。　　在徐向前元帅的亲切关怀和街道军民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几年工作，柳荫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做精神文明的市民”、“建文明家庭”、“创文明大院”的活动，结出了丰满的硕果。　　这条街从“脏、乱、差”，变成了北京市的一条模范街。　　过去，街道两旁的树木稀少、无花无草，失足青年闹事多，邻里之间不和多。　　不过几年，街两边垂柳成荫、花香草绿。　　至1986年，柳荫街涌现出608个“精神文明标兵”，80%的居民大院评上“五好大院”，二十多个“浪子”回了头。　　一派新风尚，新道德。　　徐向前还挥毫题写了七个大字：“柳荫军民文明街”。　　街道居委会的人来访，徐向前和黄杰总是亲自接待，热情地询问他们工作情况，鼓励街道居民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并征询意见。　　来访的人离去时，两位老人总是送出门外。　　警卫战士袁满囤在什刹海为抢救落水群众而献身，徐向前称赞他是“雷锋式的好战士”。　　柳荫街的居民在街头树了一尊袁满囤的塑像，徐帅亲笔题词；袁满囤的妹妹为继承兄长的遗志参加人民解放军后，徐向前元帅亲切接见，勉励她要学习袁满囤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　　军民们热爱这条街，有的人家在别处分得单元楼房，还不舍得搬走。　　他们说：“咱愿意和徐老帅做邻居!”　　有位老人还写了一幅对子：元帅心海浩荡文明风，神笔点浓鱼水情；军喜民乐柳荫换新容，晨露夕照心相映。　　在徐帅的关怀下，柳荫街年年被评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标兵。　　居委会的人来访，徐向前接待时总是说：“我也是柳荫街的居民嘛!”　　三条遗言1990年6月，徐向前住进解放军总医院。　　90高龄的老元帅，心脏一直很好，从3月开始，却多次发生心绞痛。　　经过诊治，病情虽然有了缓解，但是心绞痛仍不时发生。　　从6月5日起又患感冒发低烧，经过20多天的抗感染治疗，均不见效。　　6月27日入院以后，病情急剧发展。　　6月29日李先念赶到了总医院南楼六病室。　　这时，病房外气氛已经不寻常。　　李先念正想要不要进去惊动，徐向前从护士话中得知李先念来了，便示意请他进来。　　从1929年起，徐向前和李先念在大别山相识，他们是生死与共的战友。　　李先念是黄麻起义的老战士，是一位从木匠成长起来的名将，有勇有谋，胸怀大略，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屡建奇功，徐向前对他特别尊重；李先念从在大别山起，就在徐向前领导下，他心目中的徐向前元帅是一位“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百折不挠、战斗不息的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位“大智大勇、缜思断行、擘画军事、驾驭战争的能手”，是位“坦荡无私、刚毅木讷、顾大全局、谦虚谨慎、廉洁公道的人民公朴”。
李先念在国家主席的位置上，也是把徐向前元帅看成自己的老总和知心战友。　　两位战友今日相会，谁都明白，这将是可贵的时光。　　徐向前略微睁大眼睛，向坐在床边的老友说：“我的遗言有三条：一是不搞遗体告别；二是不开追悼会；三是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　　李先念抑制住泪水，握着老帅的手说：“你会好起来的……”徐向前摇头，他好像感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两位老战友紧紧拉着手，谁都不松开。　　在场的医生、护士无不动情，个个把脸转向后方偷偷地擦拭着泪水。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徐向前十分欣赏这句话。　　他从不忘过去，不忘人民，不忘战友，更念念不忘国家的命运和党风好转。　　他对自己要求严，对亲属和子女“不开绿灯”。　　他常教育子女们：路是自己走出来的，不要以为爸爸是什么元帅，妈妈又是什么司长，就打着旗号去搞名堂，向单位提要求。　　不能靠父母铺路，还是自己走自己的路!　　他的四个子女，有的是军官，有的是军医，有的是工程师，都是埋头苦干，从不以为自己是帅门出身而特殊，他们的成就也都是靠自己奋斗。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必修课”的年代，徐向前最小的女儿中学毕业后，照规定去内蒙古建设兵团当农工，后来又去当兵成长为军医。　　侄孙女在黑龙江北大荒“插队”，侄儿是一位军事院校的教官，一年想走元帅叔叔的“后门”，让孩子去当个兵。　　老帅明确地向侄儿说：“我不能破这个例。　　孩子要当兵，就按正常手续办，不许走后门。”　　侄孙女最后靠自己奋斗，在北大荒边劳动，边自学，后来考取了大学。　　二女儿四十多岁时，在一个单位当工程师。　　在80年代初，一家人还住着8平方米的小屋。　　单位调整住房时，给她调换了20多平方米的小套房。　　徐向前听说此事，对女儿好一顿审问：“是正常调的房，还是搞了不正当活动?是不是托人说了话?要是搞不正之风，马上退出去……”　　审得女儿委屈得几乎要哭，说清了实情，才算罢休。　　病中的徐向前，痛苦、寂寞时，总是呼唤着秘书的名字。　　他要秘书给他说些国家大事，讲些军队的事，他戎马一生，生命和战争、军队不可分。　　病情一天天加重。　　8月5日，儿女们都来了，围在床前和身边。　　老帅看见儿子、女儿、儿媳和女婿都在，郑重地说：“我说不了多少话，我要说的是，我死后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河西走廊。　　这就是我留给你们的遗言。”　　“你们要永远跟着党走，贯彻党的路线，言行一致，说到做到。　　现在党风不正，有些人光说不做……”　　儿子徐小岩忍住泪说：“爸爸，你不要说了，你说的话，我们都记住了。”　　8月8日，江泽民总书记来到了徐向前的病榻前。　　他刚从西藏视察归来，讲了些外地的情况，徐向前听了很高兴。　　在他走出病房后，向徐帅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徐帅是老布尔什维克，他不愧是共产党人的楷模!”　　1990年9月21日凌晨4时21分，徐向前与世长辞。　　军旅中又陨落了一颗闪烁的帅星。　　按照徐向前的三条遗言，丧事一切从简。　　骨灰撒向了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太行山。　　这位五台山的骄子，从小看着大山长大，革命的生涯又和青山分不开。　　他的名字将和高山一样巍然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