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13代篮球鞋图片:李先念的非常之路

    李先念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在六十六年的革命岁月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马背上的将军

    李先念1909年6月23日出生于一湖北黄安（今红安）李家大屋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全家靠租佃地主的几块山冲薄田为生。9岁读私塾。12岁起先后在家乡和汉口学木工，人称“小李木匠”。

    1926年10月参加农民运动，任乡农民协会执行委员。1927年11月参加黄（安）麻（城）起义，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任中共高桥区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黄）陂（黄）安南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率领300名青年加入红军，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一师三十三团政治委员。1932年7月，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一师政治委员。1933年7月，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治委员。1934年1月，李先念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8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长征期间，他坚决支持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团结部队，战胜困难，率领先遣军与红二方面军一道北上。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后，党中央和军委决定成立西路军，李先念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负责统一这事指挥。他率部翻祁连山，穿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到在甘肃、新疆交界处星星峡，在陈云、腾代远的接应下，转至迪化（今乌鲁木齐），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他在西路军建树的功绩，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评价：李先念是不下马的将军。抗日战争时期，为开辟抗日根据地，他率领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进入豫鄂地区，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开辟中原敌后抗日根据地。1939年1月，李先念任中共豫鄂边区军事委员会军事部长。1940年1月，豫鄂边、豫鄂皖、鄂中的抗日武装力量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1941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李先念为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依靠边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创造了一块地处要中、孤悬敌后的根据地，建立了拥有5万余人的正规军和30余万人的民兵武装力量，共歼灭日伪军4.3余人，解放了9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达1300多万，建立了8个专区攻11个中心县、66个党政军组织齐全的县级政权。

    1945年6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央委员。1945年10月中原军区成立，李先念任司令员，统帅和指挥中原军区6万部队，展开了艰苦的斗争。1946年1月，为争取国内和平，他先赴汉口，后在宣化店，协助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就中原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时坚决执行中共中央“针锋相对”的方针，从各方面做好应对全面内战的准备。在十个月的战略坚持中，他统帅中原部队牵制国民党军30余万人，有力配合了其他解放区的作战。6月，国民党军队友宣化店为目标，分四路围攻中原解放区，悍然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李先念对突围方向、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1947年8月，李先念又和刘伯承将军一起，率领部队大举反攻，在短短几个月中，又重新解放了中原的广大地区，将国民党军驱逐到长江以南去。

    湖北解放以后，他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兼湖北省主席、湖北军区司令员。

    将军下马管经济

    1954年5月，正值春光明媚、生机盎然的季节，担任湖北省党政军一把手和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李先念，奉命去中央工作。陈云、邓小平分别找他谈话，传达中央关于他担任财政部长和主管财委第二办公室（即财贸办公室）工作的决定，主要负责财政、银行、商行、外贸、物价等部门的领导工作。当时，陈云协助周恩来分管国家经济事务，邓小平是中共中央秘书长、政务院副总理。两位老领导、老战友推心置腹的谈话，使李先念意识到中央的决定是不能改变的，精神上感到有很大压力。

    毛泽东得知李先念已经到了北京，打电话叫他去中南海见面。一见面，李先念就向毛泽东提出，财政部长干不了。毛泽东说，你干不了，只好把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让他干好了。一句话说得李先念哑口无言，只能服从中央的决定。

    李先念上任后，他坚持每天黎明起床批阅文件和读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毛泽东经济思想，以及中央的有关文件、指示，坚定不移地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凡属于财贸工作的重要问题，他都及时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请示，以便得到指导的帮助，更好地把财贸工作和整个国民经济建设溶为一体。他特别注意向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学习。陈云的实事求是精神，管理财经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对他很大的影响。李先念说陈云是教会他管理财政上的老师。集中大家的智慧，慎重作出决策。李先念非常重视依靠财贸办公室集体领导的智慧和力量，博采人议，充分发挥个人所长。同他在一起工作的领导成员中，不少人学识渊博，业务精通，经验丰富，是财贸战线的行家。李先念真心实意地向他们学习，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积极采纳他们的正确主张。多年和李先念一起工作的段云曾回忆说：“他虚怀若谷，不耻下问，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很快地掌握了这一方面的知识。”王丙乾也说：“他位高不自居，经常找一些司长、处长和有业务专长的一般干部，了解情况，研究问题。他这种抓住问题求放，力求弄通弄透，广开言路的工作作风，激励和推动着大家研究财政经济情况，发现问题，研究对策，解决问题，开拓前进。”世上无难中，只怕有心人。李先念兢兢业业，锲而不舍，经过不断地学习和实践，很快由快行变成内行，成为一位卓越的财经工作领导者，被毛泽东誉为经济工作中的“四大名旦”之一。

    全力辅佐邓小平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运行下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并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2月1日，周恩来召开国务院各部委和有关负责人会议，明确副总理分工问题。周恩来说：“毛主席指定的第一名副总理是邓小平同志。说小平同志有能力，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此后，李先念和协助周恩来一样，协助邓小平处理国务院日常事务，全力支持他同江青集团斗争，推进全国整顿工作的开展。在“四人帮”企图阻止邓小平出度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和出访美国时，李先念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坚决主张邓小平出席的出访。在为召开四届人大准备工作中，李先念积极提供情况，参与和协助邓小平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一起在周恩来病榻前商定国务院各部委的人选。四届人大召开前夕，毛泽东要了解当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下一个年度的计划及长期发展的设想。李先念如实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作了“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指示。周恩来、邓小平及时让李先念在政治局会议主持上传达这一指示。随后中共中央作为1975年开展经济工作的强人动力。为了对整个经济工作进行调整，研究经济工作的路线和方针政策，6月16日到8月11日，李先念主持召开了计划工作务虚会。会议一致认为：当时经济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是乱和散，必须狠抓整顿，加强集中统一，并对调整计划体制、企业和物资管理体制、财政体制提出了设想，对发展钢铁工业、调整机械工业、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安排好轻工市场、发展科学技术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建议。

    李先念虽然不分管文化、教育科技工作，但他仍然关注这方面工作的调整和整顿。在“四人帮”发动对电影《海霞》批判时，他和朱德等一起调看此片，一致表示肯定[和赞赏，并建议放映这部电影招待国际友人，在政治局会议上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全国上映这部电影。在得知毛泽东讲“老九不能走”后，他立即到水电部去传达，严肃批评那些轻视、诬蔑知识分子的奇谈怪论和错误看法，重新阐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钱正英回忆说：“那次报告，水电部礼堂无虚座，听报告时屏气静息，听完报告反映强烈。”
        江青一伙，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进行全面整顿工作，恨之入骨，一次又一次地发难。他们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再一次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和重新出来工作的老同志。毛泽东觉察后，对江青等人进行了严肃批评，指出他们反对经验主义，搞宗派，有批林批孔中三箭齐发，以个人名义发文件等问题上的错误，特别告诫他们不要搞“四人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5月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批评。李先念同邓小平、叶剑英等一起，就江青等人“批林批孔”、“批周公”和反经验主义等问题进得了批评和质问。这是多年来批评“四人帮”最严厉最尖锐的一次会议。

    当全国各项工作在整顿中出现转机的时候，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又出了波折，一场错误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突然在中国大地刮起，刚刚出现的曙光，又被一层乌云遮住。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能过对各方面工作整顿，比较系统地纠正了“文体大革命”的错误政策。当然要遭到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的疯狂反对。于是1975年11月就爆发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得党心、民心、引发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强烈不满，激起了人们对“四人帮”极大的憎恶和愤怒，终于在1976年清明节前后爆发了全国性的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强大群众运动。李先念非常关注这场运动的发展。他不仅通过新闻报道和有关文件了解情况，还把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叫去，询问全国各地和北京天安门广场所发生的重要事件。李先念从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中，看到了人民反对“四人帮”的强大力量，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促使他下决心参与除掉“四人帮”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江青反党集团认为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时机到了，疯狂发难，密谋策划。华国锋警觉到江青集团的严重危险。在毛泽东治期间，华国锋紧急到李先念住处共商大计。华国锋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问一问叶帅的意见，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也请你考虑这一问题。李先念完全支持和赞成华国锋的看法和意见，并急速地去了西山叶帅处。叶帅将李先念让到屋里。两个人坐后，以防有人窃听谈话，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当李先念写了“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时，叶剑英写下了“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李先念写了“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叶帅写了陈锡联的名字，打了一个问号。李先念写：“完全可靠，请放心”，并简要介绍他与陈锡联两次谈话的情况。李先念从叶剑英处回来，当天就把同叶帅谈话的情况和叶帅的态度报告了华国锋。为了保密和联络方面，他搬回了南海，每天晚上用明白的语言在保密电话中通报情况。李先念在中南海还分别和一些领导人谈话，了解他们对“四人帮”的态度。筹划粉碎“四人帮”，既关系到党和国家和前途命运，又关系到参与者的生命安全，所以只能由华国锋和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几个人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分头进行。

    9月29日，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同“四人帮”就毛远新去留的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坚决支持华国锋提出毛远新回辽宁工作的意见，唇枪舌剑，寸步不让，狠狠打击了江青一伙的嚣张气焰。这次会议表明，解决“四人帮”的问题，采取通常的做法不行，必须采取特殊办法。

    1976年国庆节，因毛泽东刚逝世不久，未举办大型活动，只是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有40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会议一结束，华国锋、李先念、吴德到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看完后，3人就到武成殿会议室开会。华国锋通报情况说：反复考虑研究，对“四人帮”要实行隔离审查。李先念接着说：我们想到一块了，这正是我想说而未说的话，无论怎么样先抓起来再说，吴也表示赞成。于是在特殊情况下，李先念和叶帅、华国锋、汪东兴等领导同志一道采取特殊的方式逮捕了“四人帮”成员。

    10月6日晚，接照事先的安排，陈锡联、吴德、纪登奎、陈永贵、吴贵贤几位政治局委员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李先念按照约定来会议厅休息等汪东兴电话。会议刚开始，汪东兴来电话，李先念亲自接，随后纪登奎通知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政治紧急会议。于是，各自乘车去玉泉山5号楼。当华国锋宣布“四人帮”已被逮捕，准备进行隔离审查时，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出席会议的11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一致拥护对“四人帮”采取的果断措施。

    1976年，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李先念是主要决策人之一，为从危难中挽救党、挽救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