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谁背叛了郭德纲:《十大元帅之谜》（4） 徐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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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元帅之谜
徐帅崛起之谜
1937年，美国进步记者海伦·福斯特访问徐向前时说：“在共产党的高级将领之中，只有他一个人是山西人”。1955年毛泽东亲自授衔授勋的十大元帅中，徐向前是唯一的北方人。一个生长在山西偏僻而落后地区的小学教员，何以在南方起家，成为威振四方的大元帅？
1．1 神秘的徐向前
1937年，美国进步记者海伦·福斯特继其丈夫埃德加·斯诺之后，访问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延安，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
在延安，她几乎逢人就打听徐向前的故事，但根本没有人知道徐向前的个人经历，人们只告诉她徐向前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此外她一无所获。
海伦感到非常困惑。因为早在她来延安之前，就听说：徐向前任总指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红军三大主力之一。仅仅“徐向前”这个名字，在四川省那些腐败的军阀和地主眼中，就是一个咄咄逼人的“红色恐怖”的标志。而在川北通南巴地区（通江、南充和巴州）却流传着这样一首民歌：
红军同志来这方，
半夜三更出太阳。
一打虎，二打狼，
穷人掌印坐天堂。
昂首阔步挺腰杆，
压迫剥削一扫光。
财主见了把头低，
老爷见了躲一旁。
乾坤扭转来，
世道变了样。
夺回了地夺回了田，
夺回了房产夺回了权。
穷人从此伸腰杆，
有吃有穿比蜜甜。
锄头下面开金花，
锄头下同长粮棉。
大爹干活哼小调，
婆婆走路像风旋。
这场喜事是谁办？
巴山来了徐向前。
当时，全中国一共有五个主要的苏区，即江西的中央苏区、武汉和长江附近的鄂豫皖苏区、湘鄂黔苏区、川陕苏区及陕甘宁苏区。徐向前担任过其中两个苏区的领导人，还担任过失败了的1927年广州公社及海陆丰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人。从1924年国民革命开始到1937年，徐向前几乎打遍了全中国的每一个省分。在海伦看来，作为几个不同苏区的领导人，徐向前一定具有最丰富的经历。了解这位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指挥员个人固然重要，通过他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工农红军也是同样重要的。
海伦还知道，做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徐向前与蒋介石最得意的将领如胡宗南等人，同上一个年级，他的军事才能足可以与他们相匹敌。黄埔军校的毕业生都很尊敬徐向前。他们在报上写文章提到红军指挥员时，常常将徐向前与朱德并提。据说有一次在松潘作战时，胡宗南曾派一名信使到徐向前那里致同学的敬礼。这样一位著名的红军首领，为什么在延安却不被人知呢？难道是：墙里开花墙外红”吗？
其实说来也很简单。由于交通阻隔和通讯不便，徐向前领导下的几个根据地一直和中央苏区隔绝着，连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和会议精神都不能及时传达到。虽然1935年和1936年徐向前曾两次率领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和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都因张国焘搞分裂，两军很快又各奔南北。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党的领导人也很难见到徐向前，了解他的人自然就更少。另外，那时徐向前率领西路军出师甘肃不利的消息已经传到延安，延安又正在清算“国焘路线”，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被弄得灰溜溜的，有些甚至被抓。在这种情况下，少数了解徐向前的人，海伦见不到，见到的也只有闭口不言，讳莫如深。这一切更使海伦感到徐向前神秘莫测。
正当海伦以为自己无缘与这位名震遐迩的红军指挥员会晤的时候，徐向前突然从甘肃来到了延安。望着眼前这位“身体清瘦、皮肤苍白、嗓声微颤，似乎容易激动”的知识分子类型的人，海伦无论如何不能把他同自己想象中“气宇轩昂的纠纠武夫”联系到一起，因为人们都说徐向前身先士卒、作战勇敢，也因此名声大振。站在海伦面前的徐向前才三十五岁就负过三次伤了，身体极差，医生命令他休息，只允许他和海伦每天交谈一个小时。
怀着崇敬之心的海伦对徐向前的个人生活充满了疑问：
在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中，只有徐向前一个人是山西人。一个生长在山西偏僻而落后地区的小学教员，何以在南方起家，成为威振四方的红军指挥员？海伦对于弄清徐向在各种不同的革命环境中所获得的印象和所作出的反应怀有极大的兴趣。但她失望了，因为徐向前似乎一点也不关心自己，“十分谨慎，讲求实际，并不多言”。她凭着作家特有的敏感意识到徐向前和其他红军指挥员一样“摆脱不了在革命生涯中产生的疲倦的心理。”（《红色中国内幕》）这无损于海伦心目中的英雄形象，但做为局外人的海伦无法更深入的了解徐向前，也不可能理解这其中的缘由。
当时的徐向前不仅忍受着肉体的也忍受着精神的巨大折磨。一方面延安清算“国焘路线”的高潮刚刚过去，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长期受张国焘辖制，他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是深有体会的，对这次清算也是赞成的。但显然这一清算波及的面太宽，使一批四方面军的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最典型的就是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等正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四方面军的学员的遭遇。他们为这一运动的扩大化感到心情不舒畅，私下发牢骚说：在延安呆不下去，就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这事不知被什么人告发了，添油加醋，说他们“要造反”，要“谋害毛主席”，被说成“反革命事件”，把他们关了起来。徐向前到延安之前，已召开公审大会，以“组织反革命集团”、“拖枪逃跑”、“叛变革命”的罪名，将他们判了徒刑，打入监牢。其实，这完全是个冤案。毛泽东大概已经察觉到这个案子有出入，准备平反，正好徐向前回来了，就叫他去看他们，做些工作。徐向前到了监狱，许世友等惊喜万分，争相问西路军的情形，谈他们所受的冤屈。徐向前规劝大家要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要相信组织，但内心也很不是滋味。另一方面他率领的西路军在甘肃受到重创，几乎全军覆没。来到延安，他先后看望了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刘少奇、李富春等人，也去看过张国焘。毛主席听取了徐向前关于西路军的情况汇报后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还说，“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伤员没有医药。他们没有子弹，靠大刀、矛子就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这话使徐向前很受感动。而张闻天则责备了徐向前一番。想到成千上万的西路军将士被杀受辱，徐向前默默自责，无言以对。他不善于，也不会推御责任。
徐向前在延安的处境是尴尬的，这使他同海伦的会谈隔了一层看不见的墙。他心内的波澜起伏无法同一个外国人诉说，而海伦也未必能真正理解。严酷的政治斗争迫使他不得不对许多海伦感兴趣的敏感问题保持沉默，比如关于他的第二位妻子程训宣的情况他就避而不谈。做为一个成熟的军事指挥员，生活在一个有着“因言废人”民族传统的国度里，他也习惯于出言谨慎。更何况自己虽曾有过辉煌的历史，眼前却是“败军之将”，实在是“不堪回首话当年”。徐向前很客观地向海伦叙述了自己的个人经历，但谈话到1936年10月初，红四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便嘎然而止。
关于此后西路军与马步芳部队作战时浴血奋斗的情形和惨败的原因，徐向前无法对海伦细述。但那段经历却时时莹绕在他的脑际，挥之不去：
1936年10下旬，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九军、五军共2．18万名指战员，在陈昌浩、徐向前等率领下组成西路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在甘肃省靖远县河包口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任务。那时谁也料不到中央下令四方面军渡河西征将会大败。尽管他们刚刚给震惊世界的万里长征划了一个句号，还未休整；尽管棉衣、弹药奇缺，尚未补充；仍毫无怨言坚定不移地踏上了征途。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英勇奋战四个多月，终因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造成失败。
徐向前、陈昌浩离队东返；残部分成3个支队就地游击；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徐向前不同意离开部队，他说：“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陈昌浩事先同别的军政委员会委员酝酿过，他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你如果留下，目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散会后，徐向前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他拉着陈昌浩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他指的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
陈昌浩和徐向前离开部队之后，本来就士气低落的部队更加人心涣散。留下的三个支队，王树声、张荣所率两个支队溃散，只有李先念支队沿祁连山西进。他们是边打边撤上山的，红军的尸体留了一路。
马家军杀疯了。抓到红军，几乎全部枪杀、刀砍、活埋、揭头皮，“点油灯”、剖腹挖心，残酷至极。五军军长董振堂及杨克明、许克基等领导惨遭杀害，头颅还被砍下，摆放在高台县城头示众。红军女战士的遭遇更恶，几乎全部被轮奸，有的被赤身裸体地绑在地下，下身被刀子捅烂。有的遭敌侮辱后，又被活活钉死在树上。
“有位领导把我的马偷走，逃啦。”撤到山顶的李先念对88师师长熊厚发说。
“不象话。”熊厚发大怒，左臂用力一拍，胳膊竟折断了，“我决不投降，打是死，投也是死，我宁可战死”。后来他被俘，解到西宁，被敌人用炮活活轰死，临刑前他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西路军万岁。”那年，他才22岁。
西路军残部在李先念带领下突围，40多天后抵达新疆，受到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迎接和慰问。西路军二万多人，仅存此四五百人。
这些情况都是徐向前后来才知道的。几十年后，徐向前回忆这件事时说：“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撼的错误，疚愧良深。如果我留下来的话，军心会稳定些，最低限度可以多带些干部到新疆去。”
1937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次讲话是对西路军失败责任的定性。
没有人追究徐向前的责任，然而他显然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之一。没有人处罚徐向前，然而他的部下却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
有人和率残部来到新疆的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你打算去苏联，还是延安？”“去延安”。李先念不加思索地回答。
由乌鲁木齐去苏联要比延安近得多，也安全得多。但李先念还是决定去延安。黄河西渡，西路军将士所剩无几，他要速返延安，再与敌人搏杀，为战友讨债，为西路军雪耻。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那次回话竟是一次生与死的选择。有几个想去苏联的西路军的将领，都被秘密处决了。
来到延安的李先念，被连降六级，由军政委一撸到营教导员。后来，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接见了他，第一句话便说：“这样处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李先念鼻子一酸，眼中涌出两滴热泪。这句话不仅是对李先念个人的评价，也是对二万多西路军将士们的安慰。
毛泽东1937年12月的讲话从左倾思潮压制下解放出很多西路军将领，但同时也否定了西路军出征的意义。西路军败北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徐向前和李先念等西路军将士的心头。几十年来，徐向前顾全大局，委屈求全，默默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特别是邓小平、陈云的关怀下，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作出了这支部队西渡黄河与转战河西走廊，是执行中央军委命令的结论。徐向前认为，这一实事求是的历史结论，是对喋血奋斗的西路军和众多牺牲的英雄儿女的莫大告慰。西路军两万多将士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前仆后继，歼敌数万名，虽因寡不敌众，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他们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活动，为中国革命史写下了悲壮的一页。他们的功绩是永不可磨灭的。
这些都是后话。当徐向前和海伦会谈时，西路军残部的结局还不清楚。海伦虽然满意地从徐向前那里听到了鄂豫皖苏区和四川苏区的完整故事，听到了海陆丰的故事，但关于徐向前的个人生活，擅长于由此打开红军将领内心世界并了解他们精神活动的海伦，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徐向前面前无能为力”。海伦没能掀开徐向前这个神秘人物的“面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待解的“徐向前之谜”。
1．2 阎锡山的“逆徒”
考察徐向前的个人经历，总和“阎锡山”这个名字分不开。特别是徐向前的前半生，似乎和阎锡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以徐姓家族为主的永安村位于五台县西南，滹沱河的北岸，借河水之利，农业收成一般是有保证的。早在魏晋时期，官府就在永安村建立过储备粮食的仓库，所以古有“仓城”之称。拥有永安村唯一楼房的“楼院徐家”祖辈虽称得上是书香门第、武林世家，到徐向前出生之时显然已衰落，院内的小路已经破坏，只有院门门楣上表明这个家庭身份的“礼门也”三个字依稀可见。五间对称的东西厢房，由于住人的缘故，年年整修，状况稍好一些，可以想见它当年的气派。1984年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记述说：“我记事时，家境已经破落，仅有薄地十几亩。因无劳动力，土地与人伙种，一年忙到头，糠菜掺半，勉强维持温饱。没有富余，也不欠人家的。”在这个中等生活的家庭里，徐向前没有娇生惯养的条件，也没有饥寒交迫的遭遇，但是他必须通过劳动自食其力。
而此时的阎氏家族，却由于后来任山西省省政府主席的阎锡山而正春风得意。当时五台县流传有“县不如镇，镇不如村”的说法。镇，指东治镇，土地好，产量高，大户人家不少，比五台县要富裕些；村，就是指阎锡山的老家河边村。
阎家高墙大院，豪门深宅，比县衙府第要气派得多。
1911年，徐向前10岁，开始读书。这时，以武昌起义标志开端的辛亥革命迅速波及全国。在山西，驻太原新军第八十五标（相当于团）中，受同盟会革命思想影响的第二营，于10月28日夜发动起义，一夜之间起义成功。但政权却落到了第八十六标标统阎锡山手中。阎锡山出生在一个地主兼商业高利贷者家庭里。6岁丧母，由外祖抚养长大。他先在父亲的钱铺里学商，后来又到太原柳巷裕盛店里当小伙计。1902年以《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论》的文章，考入山西武备学堂。在1904年，考入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在东家结识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回国后担任过山西陆军小学堂教官、八十六标教练官，1910年任统标。太原起义时，他把兵力部署在保护抚署（清朝太原官府）的位置上，然后派出两个排去袭击守卫抚署的清军巡防队。他自己躲到一片小树林里，窥测局势发展。如八十五标胜了，他有支援起义军的理由，如果清政府把起义军镇压下去了，他也有保护抚署的借口。就靠这狡滑奸诈的手腕，他攫取了山西都督的宝座。
阎锡山一向善于利用同乡关系发展个人势力。山西有句民谣：“会说五台话，就有洋刀挎”。在晋军中，阎锡山多以五台及附近各县如崞县、定襄、忻州等军官为亲信，作军中骨干。如徐向前的中学同学和手下败将赵承缓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几十年后，徐向前、彭德怀率军解放了太原之后，在山西流传出一种论调：“打跑阎锡山，回来徐向前，五台人还是沾光”。许多亲友熟人找上门来，有求情办事的，有送礼的。
刚刚解放的太原，人们还是抱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一套不放，似乎凡是和徐向前这个共产党“大官”沾亲带故的，就该得到好处。徐向前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切应酬馈赠全部谢绝，要求解决具体问题的，帮助介绍到人民政府去处理。”两个打着“徐司令老乡”旗号的五台县商人，公然找上门来，要“借”汽车拉货做生意。有的人也找上门来，向徐向前要钱，要东西。徐向前严厉地说：“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找上门的一律送走！汽车是国家的，汽油是人民血汗换来的，不能随便动用！”两个姐姐跑到太原探望他，他对姐姐说：
“你们来只能住几天，我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我也没有什么可以送给你们，东西都是公家的。”这种种事情传开，人们中间又出现了徐向前“不近人情”的议论。然而正是由于有很多徐向前这样的共产党人，不谋私利，高风亮节，胸怀坦荡，才使得中国共产党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并得以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
客观地讲，阎锡山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他深深懂得“教育普及首在广造师资”。为了同其他军阀抗衡，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创办了一所当时山西第一流的学校——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他计划这所学校每年招生20个班，两年结业就可得毕业生1200人，20年下来，山西105个县的小学教师就不至于缺乏，普及教育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了。这样，在山西推行他的“军国主义”和“用民政治”就有了基础。阎锡山在日本留学时，醉心于军国主义。他羡慕日本人说的“武装和平”，称赞德国人主张的“铁血主义”，他的政治野心，就是要在中国实现军国主义，为此，专门编写了《军国主义谭》一书。这是他创办师范学校的一个宗旨。这所师学校不仅设有军事课，而且学生生活半军事化。阎锡山非常重视这所学校，经常到学校听课、训话，还选派自己部队中的营级以上优秀军官担任学校军事课的教员。
不论阎锡山办学初衷如何，他创办这样一所官费学校，却给因家境贫困而被迫缀学做书店学徒的徐向前创造了一个摆脱命运束缚的契机。
1918年底徐向前考入山西省省立国民师范学校速成班，成为第一期学员。一入校，学校就发了军衣、皮鞋、绑腿等一些军用品，徐向前和其他学生一样完全是军人装束，还学习军事基本知识，进行军事训练。
两年的正规教育，使徐向前拓展了知识，终生受益。特别是入校不久爆发的“五·四”运动，对他的政治生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鲜明旗帜和席卷全国的巨大声势，激动着每个爱国青年的心。由阎锡山控制的这所准军事学校，也沸腾起来，并自然成了学生运动中心。许多学生走出校门，上街去游行示威、宣传演讲。徐向前不爱说不爱道，就跟着别人走街串巷，贴贴标语，听听演讲。“五四”运动的发生对徐向前思想的冲击是巨大的，逼着他想一些问题：“民众何以贫穷”，？“国家何以危亡”？“中国的出路何在”？闲暇时间，他不再象从前那样，热衷于读小说了，而是注意一些与政治有关的书刊。他在国师第一次知道了苏联的“十月革命”，在报纸上看到了“里宁（列宁）”和“劳农政府”的概念，对社会主义开始有了一个朦胧的认识。
阎锡山创办这所学校煞费苦心，想培养武文兼备的人才，以加强自己的力量。但是事与愿违，许多学生毕业后成了共产党的骨干。除徐向前外，薄一波、程子华、王世英、张友渔、郭洪涛、郑季翘、李逸三等都曾在国师学习，从事革命活动。阎锡山这时怎么也不曾料到，在他创办的这所学校里，有一个不太起眼又安分守己的学生，几年之后，跃然变成了威震中国的著名军事将领，成了共产党三大主力红军之一——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他统帅下的红军，在大别山、川陕地区，把国民党军队几万几万地消灭，后来，成了新中国战功赫赫的元帅。然而正是阎锡山培养武文兼备人才的办学宗旨，开掘了徐向前潜在的军事才能，为徐向前后来走向黄埔，成为优秀的革命家、军事家做了必要的思想、知识和体力储备。比如当时学校开设武术课，教些各路拳术，太极拳是其中一种，后来成了徐向前一直延用的健身方法。从那时开始，他一直坚持了六十多年，成为他长寿的秘决之一。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他带病坚持到太行前线，亲自将一支地方武装训练成为主力兵团，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创造了以少胜多，屡克顽城的奇迹，降伏“卧牛”、横扫晋中、攻克太原，将阎锡山赶出了老家，解放了山西，成为阎锡山的掘墓人。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时期，徐向前接受了毛泽东的委派，和周恩来去太原，利用同乡的关系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阎锡山很赞赏徐向前的军事指挥才能，对他的部下说：徐向前缺粮少弹，蒋介石剿了他几年，都没剿垮，你们要多加留意。
阎锡山很想借国共和作之机，把徐向前拉过去，甚至说出了“政治上依靠薄一波，军事上依靠徐向前”的话。
其实，如果不是阎锡山在山西反动、腐败的统治，逼得徐向前无法安身立命，他也许会过另一种安贫乐道的平淡生活，他在学校所受的军事思想启蒙教育将会消失在萌芽状态，历史也将会是另一种写法。因为当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学校毕业之时，从没有想过要去做一名军人，而是满怀“教育救国”的热情投入到小学教育当中。可在短短的三年教学生涯中，他却两次被辞退。这对于一个热爱教育，并准备献身于教育事业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心情：“从谋生的角度来说，一个学徒工，考入师范，又做了教师，是不容易的；还有一个角度，那就是理想和报负。‘五四’运动以后，在先进思想影响下，我心里也逐渐萌发起改造黑暗社会的念头。当上教师我就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学生从小就理解这一点，长成有用的人才，担负救国救民的重任。我不能走我父亲以教书谋生的老路，要与他同行不同路。没想到，学校断了我的路。”
当他因向学生讲述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京、辛亥革命、巴黎和会等事件，遭到校长的干涉，并被阎锡山创办的河边村川至中学小学部辞退后，父母为他的前途焦急，要他托托人情，再找个教书的地方。求亲告友挣个教书匠，徐向前不做了，愤而离家，跑到太原想另谋生路。
正当他踯躅街头，谋生无路，报国无门之时，得到了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张榜招收学生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他串连了几个同乡，凑了一点路费，由阎锡山部队中一位姓郭的军官介绍，乘火车南下到上海参加初试，并最终考取黄埔军校。徐向前第一次踏出山西省界，把他的眼光转向全中国。他无法预见自己的前途。既然教育救国的想法碰了壁，此路不通，只好投笔从戎，走用枪杆子救国的路，在黑暗中探出一条光明的路来。
山西省偏僻而落后的生活，从反面刺激了徐向前的求知欲望。被阎锡山黑暗统治逼向黄埔军校的徐向前，迈出了踏向革命征程的第一步。此后，他从黄博军校出发，一步步走向元帅之路。
1．3 “跨党分子”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很多共产党人加入了国民党，被称之为“跨党人士”。这时，有人劝徐向前跨党，加入CP（共产党），徐向前却斩钉截铁地说：“我决不做跨党分子”。他的这一言行令很多进步同学感到困惑不解。是徐向前对共产党的策略抱有偏见，还是他不愿随波逐流，抑或有什么别的原因？
1924年，徐向前来到黄埔军校后，上的第一节课是填表，集体加入国民党。徐向前毫无思想准备，想不到加入国民党的手续这么简单，一堂课下来，他和同学们都成了青一色的党员了。后来他和一些人说起来，都当是笑话。尽管当时徐向前加入国民党不是自觉自愿的，但因为在考入黄埔军校前后，他曾多次聆听过孙中山的讲演，被“孙中山”这个响亮的名字所吸引，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逐渐有所了解，并对孙中山产生了钦佩之情，也就欣然接受了这个组织。徐向前是不愿盲目崇拜一个人，更不肯盲目去做一件事的，总要搞清是什么、为什么，再决定做什么。他一旦接受了三民主义，就要全心全意地去实行。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见他积极拥护共产党人的主张，积极参加共产党人组织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就劝他参加共产党。实际上，一方面他接受共产主义教育是无意识的，主要还是出于对孙中山“联俄联共”主张的拥护和支持，本身对共产主义缺乏深刻的认识：
另一方面他单纯地认为一个人只能有一种信仰，不能“脚踏两只船”，而不知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国共合作的需要，并非放弃自己的信仰。所以他严辞拒绝了同学的建议。
后来陈炯明叛变革命，徐向前做为学生兵参加东征，进行讨伐，并在东征的路上升为排长。在东征回师广州的路上，徐向前和同学们得到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的恶耗，难过地流下了眼泪。徐向前心中默念着开学典礼时孙中山的一句话，“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并用这句话勉励自己，告诫同事。这时，徐向前真心实意拥护三民主义，原为实现三民主义奋斗。他没有想到，从此之后，三民主义逐渐成了国民党反动派骗人的一个口号。
徐向前在黄埔军校一年，从一个普通的入伍生，成为一名军官。黄埔军校的教育，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对他是宝贵的，使他开始懂得了许多救国救民的道理，学得了一些军事知识。在校期间，跟随孙中山镇压广州商团武装叛乱和讨伐陈炯明，培养了他的实战精神，锻炼了他的革命意志。海伦在她的访问记中说：“黄埔军校的传统在红军中就表现在徐向前身上。对此他自己也是有所认识的。在我们的会谈行将结束的时候，他总结红军之所以战无不胜的原因，说：‘红军真正发扬了中国革命的传统精神，保持了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红色中国内幕》）黄埔军校的生活给徐向前留下了永生难忘的美好记忆。
1990年徐向前去世后得到了高度评价，被称誉为是杰出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这一评价是中肯的，也是举世公认的。那么，不肯做“跨党分子”的徐向前，是如何从一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转变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呢？
1926年，徐向前辗转来到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准备参加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他先到武汉军校（全称“中央军校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南湖学兵团当指导员，后到分校一队任少校队长。武汉分校号称“第二黄埔”，校址在两湖书院。它是黄埔军校四个分校中，最享有盛名的一所培训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许多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在这里担负领导工作或任教。武汉生气勃勃的革命形势和两湖书院的政治气氛，使徐向前又有了读书和思考的机会。这时，又有人劝他加入共产党。这时的徐向前，经过一年多的颠沛流离，耳闻目睹军阀混战、国民党腐政、人民遭殃等现象，变得更加深沉。在形势逼迫下，他不得不思考究竟是三民主义好还是共产主义好。他还抽空阅读了列宁的《二月革命》、《远方来信》、《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李季的《通俗资本论》等共产主义书籍。
读书是进步的阶梯，思考是前进的动力。要真正迈开步子走，还要有人引导。徐向前任队长后，薪水较高，又孑然一身，经济上算是“大户”了。一些黄埔同学或山西老乡常常“敲”他的竹杠，让他请客聚餐。几乎每星期一次，大家戏称为“星期日聚餐”。说是聚餐，其实并非吃喝玩乐，而是借此研讨革命，谈论主义。聚到一起就开展辩论，从辛亥革命谈到三民主义，从《共产党宣言》，谈到《资本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不亦乐乎。徐向前在交谈和争论中，思想认识不断变化，原来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一些模糊认识，逐步得到了澄清，思想认识产生了飞跃。他终于认识到“三民主义不如共产主义，国民党不如共产党”。（《历史的回顾》）
1927年3月，在国共合作面临分裂的严重时刻，徐向前选定了自己的奋斗方向，由樊柄星、杨得魁两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4 南方升起一颗北方帅星
1955年在毛泽东亲自授衔授勋的十大元帅中，徐向前是唯一的北方人。然而这位令北方人感到骄傲的元帅，同样是在南方成熟成长起来的。
徐向前从小生长在山西，在他23岁投考黄埔军校以前从未离开过这里。他熟悉家乡的一草一木，也熟悉北方的风土人情。在黄埔军校毕业留校后，他因为过不惯南方的生活，也思念家乡的亲人，很想回北方图谋发展。适值1924年10月直奉战争爆发后，直系将领冯玉祥倒戈，回师发动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的北京政府，并与段祺瑞、张作霖组成由段祺瑞执政的“临时政府”，电邀孙中山大总统北上，共商统一大计。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发表《入京宣言》，然后北上。一时之间，“统一”在望，形势喜人。于是，徐向前和几个山西老乡商量，想回北方去冯玉祥部工作。恰好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正想插手国民二军，“改造”冯玉祥部，就批准了他们的要求，还亲自召见了他们。
冯玉祥是国民党将领中的一位有识之士。徐向前到国民二军后被分配在河南安阳的第六混成旅，先任教导营教官，后任参谋、第二团团副等职。这对初出茅庐，又没有什么靠山的徐向前来说，可算仕途风顺、出人头地了。加之军阀混战，他又很有军事才干，应能成就大业。但是这位未来的帅星，为什么没能在北方升起，却又很快回到了南方呢？
原来，自从孙中山逝世后，各派军阀势力重新组合、角逐，所谓“统一”，早已化为泡影。在北方，以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主，联合被推翻的吴佩孚，于1925年下半年开始向冯玉祥的国民军进攻。冯军寡不敌众，节节败退。被派去进攻山西的国民二军也被阎军击败，军长岳维峻被俘，部队士无斗志，无人指挥，四散溃逃。
满怀“救国救民”理想的徐向前，想在北方安身立命、图谋大业的美梦破碎了。这时早已不满于第六混成旅二团团副这个有职无权，不参不谋，无所事事的官差的徐向前，趁机脱离军阀部队，和几个同乡回了趟家。但这时的徐向前再也在家呆不住了。几星期后，一同回家的几个同事都不愿再出来，他独自来到北京。
当时全国形势很乱，北方是军阀之间时而混战时而联合的场面，南方是国共两党又合作又斗争的场面，报纸上的消息一天一个样，甚至相互矛盾。这时有人劝徐向前在北方的军阀部队里干，他婉言谢绝了。在国民二军的一年，他对于军阀部队的骄奢腐政、横暴无道，以及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有了实际感受。他厌恶军阀部队，痛恨军阀混战，不愿为军阀个人争夺势力而卖命。
他眷念起黄埔时期的革命战友和战斗生活。想起在东征的路上，军校学生一路高唱着：“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的校歌，日夜奋战在东江地区。他们每到一地，动员群众，宣传群众。队伍中响亮地提出“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的口号。东征军严明的纪律，英勇的举动，深得群众的欢迎和拥护。部队所到之处，战必胜，攻必克。经过两个月的作战，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占领了东江的大部分县城。征战的路上，士兵们热爱他这个排长。老乡们虽然言语不通，却看到了这位年轻的军官和和气气，他领导下的兵不拉，不打骂人，晚上睡在露天下。老人翘起姆指称赞，妇女们称是“文明军”，儿童跟着他们学唱“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军歌。往事历历在目，令人怀恋。
徐向前决心仍然回南方去。经天津到上海后，传来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攻占了武汉的喜讯，更加坚定了他去找革命队伍的决心。1926年11月底他来到武汉军校，并在那里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
海伦说：徐向前是红军指挥员中不多的几位理想主义革命家之一。正因为有明确的革命理想，所以徐向前能在复杂的环境中辨别航向，预见革命进程。决定行动方向。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严重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徐向前毫不灰心丧气，孑然一身，从武汉去上海寻找党组织。嗣后，高举党的武装斗争旗帜，参加广州起义，坚持东江游击战争，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人之一。鄂豫皖时期，他先是抵制了“立三路线”令红军包围和攻打武汉的“左”倾错误，继而又与曾中生一道反对张国焘“攻打安庆、威胁南京”的冒险计划，确保了红军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红四方面军西征期间，在漫川关附近的深山峡谷中遭敌重兵包围，情势险恶万分。张国焘主张分散游击，徐向前坚决反对，主张集中兵力突围。结果突围成功，保存了主力，开辟了川陕根据地。
从广州起义崭露头角，到挺进大别山、威震中原，直至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徐向前每走一步都很艰难。他不仅要与凶顽的敌人斗，而且要与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外行指挥斗。
他凭着顽强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在战火硝烟的洗礼中，逐渐成熟成长起来。在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进程中，徐向前的威名，在红军内部，在敌人当中，广泛传开来。一颗北方帅星从南方冉冉升起。
徐向前不是一个天生的革命家和军事家。徐帅的崛起，一方面，是北方军阀的反动和落后排斥了他，逼迫了他，使他无法在北方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而南方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吸引了他，南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启迪了他，南方黄埔军校的正规化军事教育培养了他，南方早期的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思想指引了他，使他能够凭着自己不畏艰险，勇于并善于克服困难的坚强韧性和革命斗争意志，在南方这块革命的土壤上发芽、结果。
另一方面，他少年时代在父亲严格教育下所学到的写作知识，青年时代在师范学校和黄埔军校所学到的文化知识和军事理论知识，使他不仅善于指挥战斗，而且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写出了一系列优秀军事论文。这使他有别于一般的武将，更具备优秀军事指挥员的素质，成为一位难得的帅才。
三次婚姻之谜
徐向前一生有过三次婚姻，其间的酸甜苦辣，他极少与人谈论，但内心满怀隐痛。“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由此我们可以洞见徐帅鲜为人知的情感世界。
2．1 夫唱妇随——第一次婚姻
1922年一个良辰吉日，“楼院徐家”张灯结彩，为徐向前和朱香蝉举行婚礼。
这是一件父母包办的婚姻。1920年，徐向前在国民师范上学的第二年，父母考虑，他已经19岁了，再不定亲，别人要笑话的。于是，就在几起保媒说亲的当中，选中了东冶镇朱门长女香蝉。徐家“纳彩”，朱家收下了，接着就行“问聘”之礼，徐朱两家交了“命单”，愿结通婚之好，婚事就算说定了。朱家这时的生活境况要比徐家略好些，但是个缺少文化气氛的人家。香蝉的父亲不识字，是一个本分的庄稼人，还是当地有名的菜园把式。但两家在完婚时间上发生争论。徐父想推迟几年再办，主要考虑家里支付不起取媳妇的一大笔开支。那时，嫁娶礼仪繁多，要操办3天，先“安鼓”，远亲近邻都来，晚上要有八音会吹奏。第二天娶亲，新郎带上红绿攀带和新娘用的首饰妆具，坐轿子去迎女入家，举行仪式，款宴宾朋。三天过后，还要行拜谢的礼节。这笔耗费，对徐家来说是很难支付的。可是朱家不同意往后推迟，理由是闺女大了，再等几年20多岁，在当地，姑娘20不嫁有伤体面。
没办法，徐家只好依了朱家，在徐向前工作安定之后替他们完婚。
向前和香蝉都顺从了父母的安排。徐向前虽然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但思想解放的程度，还不能使他有摆脱父母包办而去自由恋爱的勇气。一字不识的朱香蝉，根本不知道“五四”运动是啥，更不会有什么新思想了，她只相信命运会给她安排一切。好在“性格很温和”的香蝉令徐向前和全家人都感到满意。一向比较随和的徐向前，限于家境的窘况，对生活没有更多的奢想。何况徐向前此时正踌躇满志，准备献身于乡村小学教育，香蝉这样一位勤快、温雅、会体贴人的姑娘，对他来讲算是比较理想的了。
婚后的香蝉，上对公婆兄嫂，下对小姑，有尊有让，有礼有貌，得到了一家人的喜爱。那时徐向前在河边村任教，每周回家一次，徐母很疼爱媳妇，徐向前不在家，她就让媳妇回娘家去住，并嘱咐向前：“回来时，别忘了去东冶把她接回来。”
徐向前怎么会忘呢，他比母亲更盼望这个时刻。
徐向前任教的川至中学建于1917年，是阎锡山将五台、定襄两县的县立中学撤销，集中了两校的经费、设备办起来的，人们说这是“阎氏私立学校”，这所学校分中学、小学二部。小学又分高小、初小两部分，有4个班，5名教师任教。
这里的条件较好，校舍二三百间，教室、宿舍、图书馆、仪器室、礼堂，应有尽有，教师力量也强（有的后来成了大学教授）。学校制度很严，每周一次“自省会”，对学生进行劝导训话，学生若有不轨，即被斥责或记过，给予惩罚。徐向前在这里教小学六年级，月薪20块白洋，生活较为稳定。乐天安命的徐向前对自己此时的处境是较为满意的。辛辛苦苦工作一周之后，他便急切地奔向东冶镇，“夫妻双双把家还”。
第二年，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取名松枝。
徐向家和朱香蝉虽然不是自由恋爱成家，但他们也象千千万万对中国老式夫妻那样，随遇而安，过着夫唱妇随、和睦温馨的家庭生活，并逐渐产生了感情。对徐向前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婚姻体验。但是第二次失业的打击很快降临了，这种平静的小日子变成了遥远的记忆。
1924年，失业后的徐向前，背着父母和妻子，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他走后，香蝉忧急交加，得了一种谁也说不清楚的病。徐懋淮夫妇得知徐向前正在黄埔军校学习后，很快给他写了信，告诉他香蝉得了不治之症，日夜思念他。徐向前接信后，忧心如焚，恨不能立刻飞回香蝉的身边。但做为一名军校学员，纪律严格，身不由已。他只好写信安慰妻子不要着急，安心养病，等有机会一定回去看她。可是香蝉每天除了吃一点西葫芦粥之外，别的什么也吃不下，身体急骤消瘦，脸色蜡黄，等不到他回来了。善良而柔弱的香蝉，怀着一腔幽思，命丧黄泉。临终前还哀求公婆写信叫徐向前回家。
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徐向前和朱香蝉也算得上是一对恩爱夫妻。徐向前没能满足香蝉可怜的心愿，也没能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每当念及痴心的香蝉，总是怀有一丝愧疚。
2．2 患难夫妻——第二次婚姻
徐向前的头两次婚姻，时间都不长。如果说第一次婚姻给他留下过美好的回忆，那么他的第二次婚姻却使他终生满怀隐痛，不堪回首。
徐向前和程训宣是1929年底结婚的。这不是一次浪漫的结合。
1929年6月，徐向前根据党中央的安排，从上海来到鄂东北根据地任红三十一师副师长。红三十一师辖4个大队，三百来人，干部战士绝大多数是青年农民，他们纯朴、勇敢，能吃苦耐劳，但也存在着狭隘、散漫等弱点。徐向前新来乍到，人地两生，语言不通（因部队都是南方人），要取得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信任不那么容易。另外，红三十一师师长吴光浩在徐向前来之前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吴光浩在鄂豫边军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为怕影响部队和群众的情绪，鄂豫边特委对他不幸牺牲的消息暂时保密。徐向前名义上是副职，实际上要担负起全师的军事领导工作。这更增添了他开展工作的难度。
徐向前不愧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很注意发挥当地土生土长的“大老粗”的长处，从行军打仗、日常生活到军民关系，处处以身作则，平易近人，和群众打成一片。打起仗来身先士卒，哪里最危险、最吃紧，他就出现在哪里。打了胜仗，从不居功自恃，战斗中有缺点和失误，主动承担责任，从不诿过于人。这样，徐向前很快站住了脚，赢得了指战员的爱戴和信任。
“新官上任三指火”。徐向前到达鄂豫边不久，就碰上了敌人烧向红军的“三把火”：“罗李会剿”、“鄂豫会剿”、“徐夏会剿”。他总结了东江游击战争的经验，率领队伍同敌人周旋，避强击弱，避实击虚，多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让部队在实践中逐步得到锻炼，一步一步地发展自己。从六月到十一月，三次围剿相继被粉碎，敌人尝到了红军的厉害。但是徐向前在一次战斗中，跳崖时将腿摔伤。
在这种情况下，三十一师参谋长曹学楷和三队队长倪志高知道徐向前丧偶多年，眼前身体又不好，需要人照顾，就主动替他和程训宣牵线“做媒”。
程训宣1911年出生在黄安县七里坪程伍德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她家祖祖辈辈都是贫苦的农民。父亲为人忠厚，母亲虽然不认识字，但性格开朗，爱管“闲事”，是个热心肠的人。程训宣受母亲影响很大。她家姐弟5个，除姐姐幼年夭折外，都参加了革命。大哥程启光，共产党员，红三十一师特务队长；二哥当教员，也是共产党员；三哥任过基层的苏维埃主席，被敌人杀害；弟弟程启波，当时在司令部当勤务兵，后在“肃后”时被杀。1928年，吴光浩率红三十一师回黄麻老区活动，程训宣冲破封建旧礼教的束缚，投入革命队伍，从事妇女工作。她为人正派、工作积极，对党忠诚，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程训宣早就听说过徐向前这位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挥员，爱慕他的儒雅风度。而徐向前也喜欢这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姑娘给自己沉重的生活带来一份轻松，更希望这位熟悉本地风土民情的妇女干部能成为他的贤内助。但他们没有时间花前月下，谈情说爱。为了照顾徐向前的身体和生活，他们相识不久就闪电般地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这一年徐向前28岁，程训宣18岁。
婚后，徐向前的腿伤很快痊愈，又回到前线指挥战斗。程训宣继续在后方从事地方妇女工作。他们难得有见面团聚的机会，相互之间也很少能得到对方的消息。
1932年反四次“围剿”时，升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在七里坪一带指挥作战，战局很紧张。徐向前惦念年轻的妻子，又无法回家探望，就让警卫员把袜子送去，让她抽空给补一补，借此互报平安。没想到，警卫员气喘吁吁地回来了，悄悄地告诉他：“程训宣被抓走了，抓她的人说她是改组派。”
徐向前得知这个消息后，如五雷轰顶。当时正是张国焘白雀园“大肃反”最残酷的时期。在将近三个月的“肃反”中，搞掉了两千五百名连以上的红军指挥员，百分之六七十的团以上干部遭逮捕，杀害，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徐向前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部队行至商城以西余家集时，他正在路旁山坡上看着部队经过，见队伍里抬着两付担架，上面蒙着白布，就问身边的红四军政治委员陈昌浩：“谁负伤了，抬的什么人？”陈昌浩看了徐向前一眼说：“没有谁负伤，那是许继慎、周维炯，反革命，逮捕了！”徐向前大吃一惊，说：“怎么搞的，把师长抓起来，也不和我说一声！”徐向前熟悉许继慎，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北伐战争中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团参谋长。来到鄂豫皖红军后，在红一军、红四军又一起工作。他作战勇敢，指挥灵活，为人正派，这样的同志，怎么也成了“反革命”？至于周维炯，更是一员战将，是大家都了解的好同志，怎么也被捕了呢？陈昌浩知道徐向前不满意，但没再说什么。
按照那时的规矩，“肃反”是单线领导，决定权在政治委员，陈昌浩有权捕人，徐向前是无权过问的。徐向前后来听说：许继慎和周维炯被杀之前，在严刑拷打之下，没有什么口供。周维炯被杀之前高喊：“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老子二十年后还是要革命！”1942年陈毅到延安的时候告诉徐向前，他在新四军与国民党谈判时，特务冷欣亲口对他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真是令亲者痛、仇者快。
程训宣被抓走后命运如何，作为当时身居总指挥高职的徐向前无权过问。亲人为什么被抓，他也不便过问。何况张国焘对他“用而不信”，他自己的命运也朝不保夕。大敌当前，他只好和广大指战员一样，以大局为重，强抑心中的悲痛，听候组织的“审查”，把全身心投入反对敌人“围剿”的斗争。
后来部队撤离了鄂豫皖根据地，徐向前一直很惦记妻子，到处托人打听她的消息，总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徐向前。1937年到了延安，他才听说妻子被抓走后，保卫局用了种种刑法，严刑拷打，逼她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并要她揭发“同伙”。她始终不承认是反革命，最后被杀害了。徐向前问鄂豫皖苏区的保卫局长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究竟有什么罪？”周纯全此时只好说老实话了：“她没有什么罪。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徐向前悲愤地说不出话来。他为自己做为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却无力保护自己的爱妻，眼睁睁地看着她受冤被害，感到痛心疾首。
做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徐向前何偿不愿向其他的男人那样，给妻子一个稳定而安全的家，儿孙绕膝，尽享天年。然而在这兵慌马乱的年月里，在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做为一军之长的他，既是那样强大，又是那样弱小，他不能解救自己的战友和妻子，也不能耽于儿女柔情。
程训宣的死，对徐向前打击很大。一个活泼可爱的姑娘为了他而惨遭杀害，他却连替她说话的权利都没有。此后十多年，他一直不愿再娶，既是因为他怀念程训宣，心中的隐痛难以消除；也是因为他提着脑袋干革命，不愿再拖累其他人。直到抗战胜利之初，他遇到他现在的老伴黄杰。
关于与程训宣的婚姻，徐向前极少与人提及。但1984年他在写《历史的回顾》时，特意叙述了程训宣在“肃反”中的遭遇，称之为“我爱人程训宣”，以示悼念。表现了一个老革命家含蓄而深沉的缱绻之情。
2．3 相濡以沫——第三次婚姻
从1927年参加革命，到坚持八年抗战，由于长期战斗在第一线，多次负伤，徐向前身体损害很大。1945年4月，徐向前再次积劳成疾，因患肋膜炎，住进延安柳树店和平医院治疗，高烧不止，病情持续了两个多月，他躺在病床上，渡过了一个又一个危险关头，病情一天天向好的方面转化，直到当年冬天才出院，身体仍然很衰弱。
这时，他遇见了他在武汉军校任教时女生队的学员黄杰。
黄杰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革命老战士，湖北江陵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松滋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组织领导过九岭岗暴动，后长期在上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工作。
1946年5月，任延安第二保育院院长。
当时徐向前和黄杰都已入不惑之年。黄杰看到当年英姿勃勃的教官如今一副大病初愈的样子，一股怜惜之情涌上心头。而徐向前望着眼前细眉细眼、干净利落、风韵犹存的黄杰，也不由想起自己的当年，心中产生了“想要有个家”的强烈归属感。
1946年“五四”青年节。是徐向前和黄杰结婚的日子。关于“婚礼”的情况，当时给徐向前担任警卫的张双优有如下的叙述：
“那天是个假日，我陪首长走到苏部长家，有位女同志已先在那里，正和苏部长的爱人说话。后来，他们四人打扑克。
苏部长的警卫员小王忽然问我知不知道首长今天来这里有什么事？我说不就是休息来玩玩呗！他唉呀一声：‘你们首长今天是来结婚的呀！那位女同志是保育院的黄院长。’我赶紧给家里的同志打电话，让他们快做准备。内心里直埋怨首长，这么大的事也不言一声。当我跟随首长他们两人步行回到家里，见到大伙正在打扫屋子，首长笑着说了一声“‘嗨！小鬼’。”
“婚礼”就这么简单，这么平平常常，都已不是初婚的徐向前和黄杰不愿声张。而真正两心相许的美满婚姻是不在乎婚礼的形式的。
他们结婚的时候，正是抗日战争已经结束，解放战争还未开始的时期，革命形势朝着有利于我党的方向发展。徐向前以为他现在有能力、有可能给妻子一个安定的家了，他们婚后很快有了一个孩子，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程训宣被害35年之后，相似的命运险些落在他的老伴黄杰的身上。
1968年10月，徐向前已被斥为“二月逆流”打入另册。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九天，突然发来会议“简报”。在第一期“简报”上，竟编造谎言，说黄杰是“叛徒”。
历史悲剧的重演真叫这位领兵的老帅哭笑不得。他了解黄杰，信任黄杰。她1928年入党，是一位久经艰苦斗争考验的老共产党员。50多年来，她忠心耿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历史清白无污，现在居然得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难道这就是所谓“要革革过命的人的命”吗？
徐向前和黄杰面对这一突然打击，冷静而又伤感。两位革命家，找谁去说，向什么人去讲呢？他和她只好闭门长叹。
徐向前激怒而又不平地对黄杰说：“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彼此都了解，他们说你是‘叛徒’，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黄杰心中明白，在这个时候遭到诬陷，与有人要打倒徐向前有关。她不加思索，坚定而又心酸地说：“我绝不是叛徒，免得你连我，我连你，说不清楚！”
男儿有泪不轻弹。徐向前听了黄杰的这句话，想到几十年的老夫老妻居然被逼迫得说出了“离婚”两个字，不由老泪纵横。他想到俩人结婚不久，解放战争爆发。他渴望战斗，身体稍好一点就要求上前线，全然忘记了自己做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撇下刚生下孩子不久的黄杰，到晋冀鲁豫军区赴职。如果不是黄杰理解他，恪尽妻责，尽心竭力地照顾他的身体，千方百计地支持他的工作，他是很难完成解放山西的光荣任务的。解放以后，黄杰在纺织部工作，从不以老革命自居，一直乘公共汽车上下班，保持着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
这么好的妻子，徐向前怎么会舍得同她分离呢！
徐向前一生讲求实际，他现在依然坚信：真理不能说成谬误，红的不能变成黑的。他默默不语，观望着事态的发展。
在公开发表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上，还严厉指责了“二月逆流”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黄永胜在总参谋部亲自部署批判几位老帅，并发动老帅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组织揭发批判，要求和老帅划清界限。徐向前办公室的党支部写了报告，请示批判徐向前和黄杰。周总理看到报告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当即转呈毛主席。
1969年10月，徐向前被“疏散”到河南开封，过着半囚禁式的生活，整天呆在房子里，哪里也不能去，基本上失去了自由。他身边除了工作人员外，没有一个亲人。他的老伴黄杰在纺织工业部接受“审查”。直到
徐向前和黄杰相濡以沫几十年，携手并进，患难与共，共同度过了一个个艰难时刻，成为令人羡慕的终生伴侣。
做为一名普通的男性，徐向前不算一个尽职尽责的好丈夫，尽管他也许想做到这一点。只有当他成为元帅的时候，他才使三位为他做出过巨大牺牲的普通女性随他的英名一起永驻人间。可以说，他对他的三位妻子都是忠诚的，他付出过，他也得到了。
2．4 儿女情长——元帅与他的孩子
无论是做为儿子还是做为父亲，徐向前都是令人骄傲的。
但是做为元帅他又很难象普通人那样对父母和儿女尽奉养之责并共享亲情。
徐向前象世界上所有的父亲一样，爱他的家庭，爱他的子女们。当他初为人父之时，曾为那个爱情的结晶——女儿而欣若狂。之后，每当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他都尽可能地倾其所有的父爱。徐向前是慈父，可作为元帅的他又很难象一般人那样尽父亲之责，特别是对他的长女松枝。徐向前永远忘不了1937年抗战初期，他随同周恩来进山西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顺便于
他早晨六点出发，中午过后到了东冶镇，从这里到永安村还有几里小路，不能走汽车，只好弃车步行。要到家了，徐向前很兴奋，走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和警卫员说着童年的生活、风土人情。什么东冶白菜、建安大米、台山蘑菇等都在话题之内。说着，忽然看到前边有一位老人，背着口袋吃力地行走。徐向前一眼就认出是父亲的背影，但又不相信这么巧，走近一看，果然是。他轻轻叫了一声，老人愣住了，用惊疑的眼光看着这两个军人。徐向前站在他面前，恭恭敬敬地说：“大大（爸爸），我是象谦（徐向前的学名）。”老人听到“象谦”两个字，眼泪就流下来了，警卫员接过老人肩上的口袋，徐向前搀扶着父亲，问：“娘好吗？”老人家用衣袖擦了擦眼泪，说：“她头年就过世啦。”一听这话，徐向前的脑袋轰的一下，一路的喜悦象是被一阵狂风吹得无影无踪了。
回到家里，姐姐、嫂嫂、妹妹、女儿，都很意外，恍如梦中相见，悲喜交集。消息很快传开了，村里热闹起来，亲戚、朋友、同学、邻里，都往“楼院徐家”去，要看一看这个出在本村的能与阎锡山比高低的大人物。住在外村的两个姑姑也很快赶来了。院子里，人来人往，上房和东西厢房都挤满了人。徐向前热情招呼着来来往往的父老乡亲，一一回答他们的问话。
记事以后还没有见过爸爸的松枝，又眼生，又不愿离开左右，当爸爸问她话时，却又害羞地躲开了。看到这亲切而又陌生的女儿，眨眼之间已长成14岁的少女，徐向前感慨万千。
松枝的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多少有点讲究：世道越来越黑暗，家境越来越贫寒，她又是又女孩子，希望能像苍松的幼枝一样耐寒霜。松枝确实是个苦命的孩子。生下来，母亲奶水很少，不够她吃。一岁多时．父亲又离家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没多久，母亲又得了不治之症，命丧黄泉。松枝虽在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抚养下长大的。1925年他脱离国民二军回家探亲时，松枝正在牙牙学语，口里喊着“大大”，伸着小手要他抱。而如今却生疏、羞怯得不敢到跟前来。倒是两个外甥围前围后地要求他把他们带到部队去，上前线打日本。徐向前尊敬两个姐姐，从小听她们的话。在他看来，姐姐们的话同母亲的话具有同样的效力。在姐姐没说话之前，一直没答应。当姐姐说：“行”时，他才答应下来。后来这两个孩子在抗日战争中都牺牲了。大姐的儿子郭富安同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一起殉难；二姐的儿子赵希圣阵亡于“百团大战”期间。
这次探家之后，直到1941年，松枝已是18岁婷婷玉立的大姑娘，长得方面桃腮，酷似她的母亲。聂荣臻派人把她接到八路军，后来又到延安，父女俩才有机会再见面。但此时的松枝已不可能象幼时那样亲近父亲，此后也一直保持着同志式的客气，把对父亲的深情和敬爱埋藏在心底。徐向前常常为此暗自神伤。但看到聪明好学的女儿，很快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军医，他又感到无限欣慰。
好在徐向前满腔的父爱很快有了新的寄托。1947年2月，黄杰在山西长治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徐鲁溪。后来他们又有了一儿一女：徐小岩和徐小涛。
步入中年的徐向前，再也舍不得轻易放弃做父亲的责任。
除了去前线打仗，他尽一切可能和妻儿在一起，就是去后方养病，他也要他们一同前往。徐向前在养病期间，为了调节身心，增进体力，常以自己喜好的粤曲拉拉胡琴，或是敲敲扬琴。不过他的琴技实在不高明。有一次5岁的女儿鲁溪，听到琴声天真地说：“爸爸又在杀鸡哩！”徐向前听了，大笑着放下手中的琴，把女儿揽在怀里亲了又亲。年过半百才真正享受到天伦之乐，这份儿女之情对他是何等珍贵啊。不过他毕竟是位军人，强烈的责任感总能使他在关键时刻理智战胜感情。所以他能多次离开幼子，奔赴前线。临终前还不忘嘱吒儿女们“永远跟着党走”。
令他痛心的是文革期间反动的“血统论”甚嚣尘上，凡高干子女都被揪。在他被“疏散”到河南开封后，孩子们受他的牵连，也遭厄运：女儿徐鲁溪在大学里被打成“五·一六”分子，送往五七干校；小女儿徐小涛才18岁，想当兵没单位接收，去建设兵团也不要，后来走了“后门”，才当上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军垦战士；儿子徐小岩算是最好的，在远方部队服役。年迈而孤独的徐向前，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生活也没有一丝乐趣。他心中牵挂妻子和儿女，却无能为力。他是被“疏散”的人中最后一个回北京的。这一切，直到他重新复出，才冰消雪融。
徐向前像所有的父亲一样，需要温情，需要儿女的感情爱抚，更需要向儿女们输出父爱。他很幸运，他得到了。
奇特的性格之谜
文雅、谦和、细致、坚韧，几乎所有见到徐向前的人都会得到一种与预想截然相反的印象，他们说：“徐帅像个教书先生。”好奇的人们细细地思索其性格历程，不由得生发出诸多感慨来……
3．1 书生与武将
人们都知道徐向前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军人。可所有见过他的人，又一致认定他是一个知识分子类型的人，常常用“教书先生”或“小学校长”这样的词来形容他。的确，徐向前的外在形象和性格特征，很难使人与他所建立的丰功伟业联想到一起。然而，这种性格与职业的反差，正是徐向前作为元帅所独具的个性魅力之所在。那么他是如何将“书生”与“武将”这两种不同类型人物的性格特征统一于一身的呢？
每个人性格的形成，都同自己的成长历程与双亲性格的濡染分不开。徐向前也不例外。
徐向前小时候，父亲多在外谋生，他整天跟着母亲屋里屋外转。
他的母亲姓赵，名金銮，生于1862年，长在离徐家不远的槐阴村，家境与徐门相当。她中等个，眼近视，裹小脚，话不多，明事理，性格温和，办事稳重。她不是徐向前父亲的原配。在她之前，徐父曾娶一妻，两三年后病故，没有留下子女。赵氏并没有因为是填房而降低她在徐家的地位，相反，由于她的善良和纯正，博得了长辈的喜爱。婆婆信任她，放手让她操持家务，她成了家庭生活的实际组织者。她信奉佛教，家里的阁楼上，供着一尊木雕观音，天天吃斋念佛。她怜贫惜老，施舍僧侣。冬天，街上来了乞讨的人。她总是把他让到屋里，给吃、给喝、给施舍，净手素斋，不吝布施。母亲这种行为，影响了徐向前。他幼小的心灵还理解不了那些难以捉摸的盲目崇信的意义。他是从人与人的关系中认识母亲的。他朦胧地意识到，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爱护，平等相处。母亲在他的心田种下了博爱的种子。
母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徐向前在母亲身边长大，伴随着母亲劳动，潜移默化地养成了他的劳动观念。七八岁以后母亲便开始安排他和哥哥劳动，规定他俩早起必须拾一箩头粪回来。北方冬天的五更时分，人称“鬼龇牙的时辰”，冷得透骨彻心。好强的银存（徐向前的乳名），要完成母亲定的数额就得早起床，要得到母亲的赞扬还得走在哥哥的前面。有时手脚都冻麻木了，要是拾不满一箩头，就不敢早回家。等回到家里时，母亲见他冻得缩成一团，很心疼。又给脱鞋，又给暖手，可就是不说降低定额的话。徐向前到成年后才体会到，母亲这样做，也是一种对孩子的爱，而且是真正的爱。这对他吃苦而劳的坚强性格的形成，是一个直接的因素。
到了夏天，母亲安排他去割草，挖野菜，采榆、杏、桑、槐、杨、柳叶。受生活的逼迫，他小时候吃过许多种野菜和树叶。这对他后来从事千难万苦的革命事业倒很有好处。战争年代，长征途中，他这些生活经验帮他度过了许多难关。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时，粮食极度缺乏，他带头采野菜充饥。
母亲的教育，使徐向前学会了许多适应社会的实际生存能力。他会做各种家务事，会做力所能及的农活，还学会了各种编织手艺。在他当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时候，家里还用着他编的笊篱。
毛泽东曾给他的挚友、同学邹蕴真写信说：世界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他母亲属于第三种人。徐向前的母亲也属于第三种人。
在母亲的影响下，徐向前不仅勤劳、善良、能吃苦、讲求实际，而且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一性格特征的形成，使他成年以后能忍人所不能忍，承受住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母亲是慈爱而又严厉的。父亲同样严格而慈祥。在徐向前带兵打仗以后，他也继承了父母的这种教育方式。
徐向前的父亲徐懋淮，生于1857年。因家境艰难，从小在外祖母家就学。13岁丧父。近20岁时通过了清朝科举制度的最低一级，获得了能在县学、府学读书的生员学位。一般称秀才。生员有应乡试的资格，乡试合格称举人。可是由于家境不济，他一直没有通过乡试，到老还是个“穷秀才”。
“我父亲是个晚清秀才，教了一辈子书。”“为人耿直，不阿不欺，办事公道。”这是徐向前心目中父亲的形象。
徐向前的父亲学字“次江”，号“遇丰年”。次江这个学名很少有人称呼，“遇丰年”倒是村里人经常叫的。村里有大小事情，如打架斗殴难解、家庭纠纷不平时，都愿意找遇丰年评说；有分门立户、割地买房的事，也要找他作中证。
村人信任他，不完全是因为他有一点学问，主要是他热心于村里的公共事业。村里设立学堂，他到处奔走去请先生，学堂的房子坏了，他也率先出力维修。
父亲的行为，是家风的体现，给徐向前以很大影响。他模仿着父亲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人，不阿强凌弱，不媚富欺贫。但是，徐向前也不是对父亲所有的行为都效法的。父亲在外对人很友善，在家尽管与母亲感情很好，但放不下男人对女人的威严。徐向前总是站在母亲一边。维护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徐家的日常生活，虽然由母亲安排，但家庭经济的掌握和支配权是在父亲手里，母亲手中很少存过一文钱，徐向前对此颇不平。他当了小学教师之后，每月有20块白洋的薪水，父亲要求他如数交给自己，不能给母亲。可他看到母亲手里年年不进一文，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回，他领到薪水，偷偷地交给了母亲3块钱。父亲问他怎么只有17块，他只好撒谎说，一个同事成亲，那3块送礼了。这大概是徐向前从小到大唯一对父权的一次“反叛”。
徐向前是幸运的。他没有生活在一个封建专制的家庭里，这使他很少产生逆反心理，性格中缺少反抗精神。就是他后来参加革命，也不是为了反剥削反压迫，而是为了“救国救民”的革命理想。他这种本份、听话、顺从的“好孩子”性格，使他上黄埔军校后很容易便接受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格言，并恪守终生。
父亲看儿子，总是把眼光放在年龄的前面，给设计一条路，让他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徐懋淮虽然没有给儿子的未来“定向”，但他心里清楚：儿子有了学问才会有前途。
徐向前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他读《百家姓》、《千字文》、《庄农杂志》之类的书，并让他描红摹字，临帖抄仿。这不仅是对徐向前，对徐向前的哥哥、妹妹以及后来对徐向前的大女儿松枝，都是这样的。由于父亲的严格教导，给徐向前打了一个基础。入村塾读书时，学习成绩不错，先生经常称赞他。徐向前说：“我小时候并不聪明，学习不落后，主要是父亲给了我启蒙教育。”
徐向前在村里读了三年私塾后，被送到东冶镇沱阳高等小学校去读书。小学里设有语文、算数、英语、历史、地理、理化和修身等课程，比较正规。每日有体操，每周末有一次“学生军”大操典。从学习内容到学校活动反映了辛亥革命后的新气象。徐向前在这里住读，知道了许多自己以前不知道的东西，开阔了眼界，不断获得新的知识。
沱阳高小以师资质量高、学风好、成绩优而著称，培养了数代英才。他们培养的“学生军”在亥革命中发挥过作用。
抗战爆发后，这里又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徐向前很爱这个学校。那些新的课程吸引着他，每门课都向他展示了一个新的领域，有的还向他打开了认识另一部分世界的窗口。这些新的东西刺激着他的求知欲。
但徐向前在沱阳学校只读了两年就转学了。因为他父亲认为他会写白话文，写不好八股文，怕他作文退步，又要他回村读私塾。这对他打击很大，第一次感到父亲的思想太旧，不合潮流。面对乏味的四书五经，想到沱阳小学热火朝天的生活和朝气蓬勃的同学，他也第一次为自己生活的倒退产生了自卑感。更不幸的是，由于家庭经济状况继续恶化，父亲决定只供哥哥一个人上学，要他在家干活。这一年他才15岁。
生活从高潮坠入低谷，心情的压抑是可想而知的。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自卑感和压抑感差不多整整拌随了他一生。
父母看他失学后心情忧闷，决心给他找门手艺活，一来学点技术，二是挣点钱。母亲觉得木匠在农村很吃香，提议要他学木匠。父亲不同意，几经周折，在河北阜平县一家远亲的书店找到了活，让他当学徒，直到他考入省立师范学校。
后来，徐向前回忆这段学徒生活时说：“两年多，我亲身感受了店员徒工生活的苦难，应该说，这也是上学，我在这个‘学校’里受的教育，比正规学校要深刻、实际得多。”生活的磨练使他变得沉默寡言而早熟。他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就不肯多语，常常一个人静坐，读书、思考。因此，在军校中，他被看成是一个腼腆的学生。
少年时代又读书又劳动的生活，使徐向前兼具知识分子和劳动者的性格特征。成年后弃教从军的经历，使他身上劳动者的本色转化为一名军人必备的优良素质。先书生后武将的生命历程，构成了他性格的二重组合，使他有勇更有谋，最终成为一位具有浓郁知识分子性格特征的军事家。
曾经有一位记者这样描述他：“徐向前，山西五台人，性缓，善说话，象一位小学校长，他跟肖克一样注重实干。”
著名的东北籍爱国人士杜重远先生也有一段有趣的描写：“我到招待所把名片递入后，即有人请我进去。此时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肖克、徐向前诸先生都在内。周君一一介绍。我在未见他们之前，以为众家英雄必是方面大耳，竖眼立眉，牛头的鼻子、火盆的大嘴，或像剧院里的花脸张飞似的。不料相见之下，一个个都彬彬有礼，状似一群教书先生。”
显而易见，徐向前的家庭出身和教养，养成了他谦虚、诚恳、谨慎、严易近人的性格特点，所以他更象或者更容易使人联想到一位诲人不倦的教书先生。
3．2 性格中的方圆
有人说，毛泽东的性格带有湖南辣椒的味道，对任何事情从不持中立或消极态度。而徐向前则恰好相反。在不少重大问题上，由于他的妥协，使他晚年追悔莫及。那么，为这位战功赫赫、威震敌胆的元帅，为什么性格中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的一面呢？对此似乎从来没有人专门探讨过，人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个敏感问题，从而使之成为一悬案。
聂荣臻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过这样一件事情：那是在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之后。“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胡豆。
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吃完了晚饭还没天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他问我，你对遵议会议态度怎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我说，遵议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谈话时徐向前同志也在场，但他在一边，在地图上划标号，正在计划作战方面的事，他没有作声。就是陈昌浩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
……”（《聂荣臻回忆录》）显然张国焘等分裂红军的活动，并没有背着徐向前。那么徐向前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呢？
事隔不久，鉴于张国焘公然对抗中央的北进方针，劝说、命令均无效，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进。临行前，毛泽东来到徐向前的住处，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
想看看徐向前的态度。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听了他模棱两可的四答，毛泽东没再说什么，连夜率三军团不告而别，向俄界同一军团集中。
对于中央的北上方针，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徐向前完全拥护，陈昌浩也同意。他们原来就有过这种设想。徐向前满心希望中央不再发生分歧，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和开路先锋，他一直在考虑怎样为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打开通路。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红四方面军有八万之众，红一方面军只有二万人马。张国焘借此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等论调，想要取毛泽东等的领导地位而代之。这些，徐向前并非不知道。但他被两军会师的欢乐所激动，对于两军会合后出现的复杂局面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是个单纯的军事家，不愿为政治斗争分心。两军会合后，他的主要想法是要离开四方面军，到中央做点具体工作。他与张国焘、陈昌浩虽共事好几年，但在许多问题上合不来，心情一直不愉快，很压抑。但他没想到张国焘会公然对抗中央的北进方针，陈昌浩又紧随其后。让他带一部分人马离开张国焘，使他辛苦创立起来的红四方面军分裂，是他所不忍看到的。加之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些教条主义者指责四方面军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甚至写文章公开批评。这使身负重任的总指挥徐向前不能不心有余悸，不敢贸然追随中央红军。这就是徐向前犹豫不决的主要原因。
当徐向前还在幻想能有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时，传来了中央红军单独北进的消息。徐向前回忆说：“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的很。前面有人不明真象，打电话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
应该说，张、毛两方面的矛盾和斗争，徐向前是知道的。
而且他也知道张国焘这个人“有能力，但品质不好”，“借口肃反，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历史的回顾》）面对人多势众的张国焘，中央红军无疑处于“伴君如伴虎”的危险境地。可徐向前一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这就使他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面前显得格外天真，对于这“突然”的变故感到“毫无思想准备”，以致束手无策。
徐向前是个天才的革命家和军事家，但不是政治家，他缺乏政治家特有的敏锐、胆识和韬略。这从他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反应便可看出。
1931年9月中旬，张国焘开始在红四方面军中“肃反”。
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等二十余人相继被捕。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忙于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徐向前感到迷惑不解。陈昌浩告诉他：“八月初，我们在后方破获了一个反革命团体，叫AB团（“AB”二字，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一词的缩写），成员多是岳维峻的旧部。他们准备
徐向前在一些政治问题上反映迟钝，不仅是在战争年代，解放后还是如此。在十年动乱中，徐向前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历经风险和坎坷。从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被打倒。
这一系列事件，徐向前都感到茫然。急风暴雨，许多事他来不及细想，更想不到会愈演愈烈，搞得不可收拾，一闹就是10年。
“我们的陆、海、空军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周围还存在着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不容丝毫的松懈。”叶剑英最后讲话指出，“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毛著，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不要光注意背书，不会行动，那样就会变成教条了”。或许是因为陈毅、叶剑英的讲话较为直率、尖刻，针对性较强；而徐向前的讲话多少与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气候”相一致吧。会后不久，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怂恿、支持下，大街上公开刷出“陈、叶讲话必须批判”的大标语，而徐向前则被任命为“全军文革组长”。
不错，徐向前的确在一些政治问题上表现出“滞后”反应，但这种“滞后”反应说到底只是他求同存异，忍辱求全的一种策略，是他与人为善、避免矛盾的长者风度的一种表现，而且在一些关键时刻，他也决不是任人摆布的。
中央红军北上之后，张国焘召开另立中央的会议时，有人示意要徐向前发言，他坐在一个角落里，表情严肃，“吧嗒吧嗒”地猛抽烟，一言不发。纷繁复杂的党内斗争，使他心里乱如麻团。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浪中，他第一次碰上了最棘手的局面。他一时理不出头绪，只好用沉默来对待这一切。
会后，张国焘找他谈话，他明确表示不赞成张国焘的做法。他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
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有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徐向前仗义执言，张国焘无言以对。他不擅权术，对张国焘的许多行为感到难以理解。但他光明磊落、不发牢骚、注重实干，张国焘也不得不敬畏他三分，没敢对他下毒手。
对于“肃反”，他虽然感到“糊涂”，但还是据理力争，保护了陈锡联、陈海松、周希汉等同志。但对张国焘想要蓄意谋害的“异己”分子，他却无能为力。反三路围攻大肃反时，张国焘的主要予头是指向小河口会议期间批评过他的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等一批领导骨干。徐向前听说曾中生被捕的消息后，极为震惊，打电话问陈昌浩：逮捕曾中生有什么根据？我对曾中生是了解的，党中央也了解他，绝对不是反革命，不能这样对待他！”陈昌浩支吉搪塞说：“这是张主席决定的，不过是‘审查审查’罢了。”并于长征途中将曾中生秘密杀害了。
“肃反”开始，徐向前还能参加一些会议，还有某些发言权，随着运动的深入，保卫局抓人越来越多，徐向前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引起了张国焘的不满，后来就干脆只让他负责部队训练和作战指挥。徐向前意识到对自己不信任，只好每到一地找一个僻静的庙宇、祠堂，作为临时指挥所，把地图挂好，专心了解敌情，分析情况，部署作战行动。毕竟张国焘是中央派来的，又留过学，文化水平高。他不能也不敢或者说不愿彻底怀疑张国焘的所做所为，他只能自卑于自己的不能理解。“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信念支配了他，文人“外圆内方”的普遍心理特征使他自我压抑，他养成了充耳不闻的习惯。曾中生、旷继勋等曾作过他的上级的高级将领的无辜被害，使他寒心，他不愿做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革命需要他做的事还很多，他只好装聋作哑，埋头于具体工作。陈昌浩和聂荣臻谈话，他虽在场，却如“徐庶进曹营”，原因不言自明。这不是简单的“保存实力”，也不是明哲保身，实在是事出无奈。
张国焘不但不许他在政治上插手，而且在军事上也一意孤行，处处牵制他，以致置红军于被动的地位，使身为总指挥的徐向前几乎成了军委主席张国焘手中的一个棋子。有一次，为了一个战术问题，徐向前在电话里和张国焘讲了五、六个小时，硬是讲不通，最后，张国焘竟不耐烦地喝问：“你们听不听我的意见？听，就按我的意见人，不听就算了。”这样，徐向前和陈昌浩只好按张国焘的意见办，结果部队劳而无功。
不久，张国焘又故技重演。放下电话，徐向前直叹气，说：
“可惜呀，可惜！眼看到手的一块‘肥肉’吃不到了呀！”站在他身边的李先念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你叫我们往哪里打，就往那里打，我们听总指挥的！”徐向前说：
“好！我们来了机断专行，这回就是犯了错误也不听他的，错了我负责！”当即集合兵力，经过苦战，打了胜仗，取得反六路围攻的胜利。类似的“反抗”，在徐向前来说，并不多。这不是因为他天性“随和”，而是严酷的战争环境要求军人绝对服从。他不仅这样要求下级，也这样要求自己：理解的要服从，不理解的也要服从。他非常看重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一致。许继慎被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常讲张国焘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引起张国焘的厌恶。徐向前虽然也对张国焘有看法，但还是劝许继慎不要这样讲，讲了于事无补，反而影响团结。为了顾全大局，徐向前对张国焘的宽容和忍耐达到了极点。或许正因为他性格中有这种中立乃至消极的成分，所以得以见容于张国焘和江青这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野心家。
文革期间，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组长，虽是毛泽东的决定，却是江青提议的。在江青看来，徐向前年老体弱，因多年有病对干部情况不熟悉，一定不会多管闲事。而作为全军文革顾问的江青，就可以借重徐向前的名义，唯所欲为。她没有料到，徐向前既是一个随和的人，也是一个认真的人，对党交给的任务决不敷衍了事。他拿出了当年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的革命精神，上任伊始，决定狠抓军队的稳定。这显然和林彪、江青一伙的想法格格不入，从而埋下了日后被打倒的祸根。
在军事指挥上，徐向前以灵活多变而著称。但在政治上却缺乏政治家的韬略，不擅变通。出任全军文革小组长后，他除了开会，还要接见“造反派”。不论白天、晚上，一纠缠就是好几个小时，害得他的头疼病经常发作，疲劳不堪，火气也大，说话有时“出格”。常常为一个人的问题，或一句话不符合“造反派”的口味，被纠缠不休，周总理对他说：“你和他们打交道，要掌握8个字，就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
穷于应付的徐向前，最终还是被打倒。
因为沉默寡言而逃过了张国焘的魔掌的徐向前，为什么到晚年反而变“外圆内方”而为针锋相对了呢？请看下一节：
3．3 “闯宫”与拍案
海伦曾经这样描述徐向前“他看上去显得忧郁、沉静、态度谦逊、拘谨、言语不多，偶尔露出一种孩子式的微笑。”这是中年时代言行谨慎的徐向前留给人们的一般印象。人到老年的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组长后，“一度闯宫，两次拍案”，干了三件大事，捅了三次马蜂窝，令熟悉他性格的人大为吃惊。这一“突变”意味着什么，又说明了什么呢？
徐向前上任前后，各地的“造反派”无法无天，到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武器弹药……军队指挥失灵，无法担负战备任务。徐向前请示林彪、江青，不是说休息了就是刚吃了药，总是不予理睬。徐向前心急如焚。
后来七条送到毛主席那里审批，毛主席增加一条严格管教子女的内容，七条遂变成了八条。
这就是徐向前“闯宫”，促成军委“八条命令”下达的整个过程。在这前后，徐向前一反常态，和叶剑英等老帅一起两次拍案而起，后被诬蔑为“二月逆流”。
第一次是
“肖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他也边说边拍桌子，将手骨都拍伤了。这就是当时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事件。
第二次是二月中旬。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吸收有关负责人参加。会上，以一些老同志为一方，以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为另一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连续数日争得面红耳赤，每次都不欢而散。
两位老帅慷慨陈词，康生、陈伯达等人望而生畏。不久，谭震林、陈毅、李先念等人也发了火。江青得知后暴跳如雷。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之为“大闹怀仁堂”。
其实，一向以“沉稳、内向、含蓄”著称的徐向前，本身就是个血气方刚的人，只是他“少年老成”，惯于克制自己。
红四军反三路围攻期间，张国焘借口部队“不纯”，进行“大肃反”，名单由他和陈昌浩及保卫局掌握，说抓谁就抓谁。有许多英勇作战的指战员被诬为“反革命”，被抓被杀。有的部队一个山头守不住，指挥员就成了“反革命”，关押起来，严刑副供，株连一大片，杀头的杀头，罚苦工的罚苦工。红九军二十三团政治委员陈海松年仅20岁，作战勇敢，是个优秀干部，也被保卫局列入黑名单，要抓起来。徐向前得知后气愤地给陈昌浩打电话：“同志，你们想干什么？我们的部队从鄂豫皖打到四川，是拼命过来的，哪来那么多‘反革命’嘛！
现在弄得人心惶惶，仗还打不打呀！命还要不要呀？”由于他的力争，保护了陈海松等人。
但是，在那个非常时期，内忧外患的徐向前不得不从大局出发，克制自己的个性，尽力团结同志，特别是搞好领导阶层内部的团结，以求一致对外。1935年8月初，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了扩大会议。会后，徐向前从张国焘和陈昌浩的谈话中听出，会上又发生过不愉快的争执，张国焘对中央领导很不满意。徐向前说：“这些事情我管不了，现在的问题是部队在这里没有粮食吃，吃黄麻吃得嘴都肿了，我们不能呆在这里挨饿，得赶快走。等找到有粮吃的地方，你们再争吵去！”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员，政治上的纷争他插不上手，也不想插手。他更多的是关心战事和战士，关心如何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眼看许多革命战友闯过了敌人的枪林弹雨，却没有躲过自己人的明枪暗箭，他痛心而无奈。当时，就是朱德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帅，在被迫同张国焘南下之后，也几乎过着被张“软禁”的生活，险些被害。朱总司令后来回忆起这段历史的时候说：“那段时间张国焘造反。我们当时的处境很困难。但碰上困难有什么办法呢？坚持吧！”“他那几天想叫下边互相打架，下边有人要打架，我反对。我对他说：
我们现在是如何支持下去，下面再打架，就活不下去了。要不要命？我们都要命。我威胁他，打架被制止了。”“这时他又搞了个‘中央’，我说：要搞，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
一直和他斗，我们人少，但理直气壮。我们的办法是，他搞他的，我们做我们的工作，只要革命，总会到一块的。”
（《徐向前传》）徐向前和朱德一样，“求大同，存小异”，为避免“内讧”，忍屈含冤，坚持革命。
当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铺天盖地而来之时，徐向前和许多同志一样，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缺乏思想准备。
加上他长期卧床养病，本来就对政治变故不敏感的徐向前就更搞不懂了。但他搞了一辈子军事，懂得军队不能乱，涉及到国家安危。他被迫“闯宫”，只是出于作为一名“保家卫国”的军人，捍卫自己天职的良心。
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为躲避“造反派”的揪斗和人身污辱而东躲西藏，原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被无缘无故地打为“叛徒”，满怀赤诚之心的老帅先后被打倒……这一系列的反常事件使他震惊，也使他警醒。“肃反”时张国焘的丑恶表演浮现在他的眼前；因一再迁就陈昌浩的错误主张而导致悲壮西征的惨痛教训涌上他的心头。当年的顾忌已经不存在，多年的隐痛和愧疚使他不能再沉默下去，他拍案而起。
“突变”的不是徐向前的性格，环境和场景变了，时代不同了。徐向前还是徐向前，“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他的血管里奔涌着军人的血液，也有书生的血统。
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挑唆下，不明真相的毛泽东暴怒了。
几十年血雨腥风，他打破了张国焘代表中央“一贯正确”的神话，但没有打破由对毛泽东的崇信和热爱而自我编织的“神话”。
3．4 “我得了五个鸡蛋”
“疾风知劲草”。毛泽东在斗争中识别了林彪，也理解了包括徐向前在内的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他逐步起用一些老革命家，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并为“二月逆流”平了反。
特别是请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并在中南海接见了各位老帅。
毛主席握着徐帅的手，满怀深情地连声说：“好人！好人！”
徐向前一生饱经忧患，给人留下了严肃、庄重、寡言的深刻印象。其实他是一个很爱笑，也很会笑的人，他是一个很幽默的人。他在做报告的时候，常以风趣而又通俗易懂的语言逗得战士们哄堂大笑，并在笑声中轻松愉快地接受了他讲的道理。
粉碎“四人帮”之后，徐向前才正式出来工作。1978年3月，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在世界各国的国防部长中，他资格最老，被称为当代世界老一代军事家中仅有的国防部长。两年后，他激流勇退，主动向中共中央请求辞去一切职务。在1980年8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他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以后又辞去了国防部长。他的让位、让贤早已不是第一次，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决不逞强而延误工作。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以一个真正革命者的胸怀，实现了自己年轻时的革命理想：“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
徐向前是一个复杂的书生，也是一个单纯的军人。他做事严肃认真，以致严厉逼人，令人生畏，却又十分幽默风趣，含蓄，和蔼、平易近人。他有城府，精明、寡言，也很坦率、外露，让人觉得简单得一目了解。他的多元化的性格，充分展示了他人格的力量。
无敌仁者之谜
徐向前身为军人，杀伐决断，战功赫赫。可他又被称为“仁者”。充满血腥的战场上，何“仁”之有？但他偏偏因为“仁”而无敌，所向披靡。这其中奥妙何在？要解开这个谜，不能不从他的军事思想谈起。
4．1 仁者乎，忍者乎？
做为军事指挥员，徐向前集爱兵之深与用兵之狠为一身，显示了一个人，特别是军人的两面性。究竟“爱”是他的真心，还是“狠”是他的本性？颇为令人费解。
晋中战役时，八纵队因连续行军作战，生活补给又差，部队十分疲劳，加上烈日下在山地运动，速度很慢。纵队司令王新亭曾电话请求，让部队稍事休息，说大家实在走不动了。
徐向前知道王新亭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提出这种要求的，但仍然答复说：“不行！走不动，爬也要爬到指定的位置上！”
又一次战斗中，坚守战略要地董村的四十一团伤亡严重，有一个连只剩下九个人，仍英勇抗击。太岳军区司令员刘忠报告：部队已经坚持了好几天，十分疲劳，伤亡又大，请示能不能后撤稍作休整。徐向前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行！再疲劳也要打，把钉子钉在哪里，坚持最后五分钟，坚持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
多么严厉甚至残忍的命令！然而正因为徐向前的这股子“狠”劲，才培养和锻炼出一支又一支敢于和善于打硬仗、恶仗的队伍。他的脾气，部属都熟悉：他一锤定音，令行如山，绝不轻易改变。可有时他又似乎格外的宽容。临汾战役发起之初，二十三旅攻下尧庙宫后，徐向前曾令他们从城南攻击。
旅长黄定基当时派六十七团三营，首先以掩盖交通壕逼近。由于部队通宵作业，先头七连进入阵地后，连哨兵也疲乏得睡着了，被敌人偷袭，一度失去阵地。为此，黄定基心想，肯定要挨批评了。不料徐司令员把他叫到指挥所去，不但没有怨他，反而分析自己兵力部署不当。他的一番话，使黄定基大受启发，从中学到了用兵之“道”。
“教之严，爱之深”。1948年，运城战役之后，一个士兵因为不愿离开家乡，开了小差，以后又回到了部队。他的连长对他采取了不能容忍的污辱性惩罚。徐向前知道后，很生气，指示政治部抓住典型，对部队进行一次纪律教育、爱兵教育。那位连长受了处分。
徐向前深深懂得，只有爱兵，才能用兵，是所谓“士为知已者死”的道理。他更懂得不能盲目用兵，要会用兵，才能得到战士的衷心拥护。临汾战役时，一个连长瞎指挥，叫战士去爆破，却不组织火力掩护。徐向前批评了他不负责任的错误，痛心地说：一个人长大成兵，是很不容易的。叫战士拿命去同敌人拼，那决不是勇敢，而是愚蠢和罪恶！
徐向前清醒地认识到，炮弹可以加工制造，人是没法加工制造的，死一个少一个。要减少非正常性战斗减员，就要提高干部的指挥能力。战场上少死人，是爱兵的最实际表现，这样才能成为最受战士爱戴的指挥员。
为了提高干部的军事素养，他不仅手把手地教，而且想方设法举办各种速成干部训练班，如“晋冀豫军政学校”就是在他的建议和主持下成立的，为打击日寇培养了大批优秀游击队干部。解放后，徐向前依然爱兵爱将，惜才爱才。1981年，他提出“干部一定要经院校培养，不经过院校培养，不能提为干部。”当时这样提出问题，有些人感到似乎生硬了一些。刚开始实行的时候，部队基层干部出现了一些缺额，部队中不少人，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嗷嗷叫了一阵子。徐向前听到了这些反映，仍强调机关干部下基层，咬紧牙关顶住，硬是不松口。经过几年的努力，形成了制度，形成了习惯，再也没有人叫了。徐向前的“硬”和“狠”再一次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要想解释徐向前的“仁”与“忍”，恐怕还得听他自己说。
有一次，几个年轻的参谋和他聊天，问他对《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怎么看。他说：“刘备光讲仁爱，对部下、士兵似乎很体贴爱护，可是原则性不强，打东吴最后一仗，他感情用事，部署失当，结果被陆逊火烧连营，差点连自己也当了俘虏。这些历史故事，对我们也是有所启发的。我们作战，对敌人固然要狠，对自己的部队有时也要‘狠’，为的是不丢失战机。
我们的领导机关，宁可让下边埋怨，怪我们不关心体贴部队的困难，也不能因为部队疲劳叫苦就心软，动摇决心。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就看谁能坚持最后五分钟。这个道理，等打完仗，他们就会懂得了。”
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或许本身就无法用一般的“仁爱”与“残忍”去衡量所谓是与非。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就应该既会“爱兵”，也会“用兵”，才可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在这里，“仁”的意义扩大了，升华了。
4．2 名字的魅力
1948年7月，晋中战役胜利后，解放军开始收缴俘虏。在一间满是日本兵的大屋里，为首的日军官，拦住冲进去的战士问道：“你的太君的徐向前？”这位战士大声说：“是的！”日军官转头一声呼叫，满屋敌人立即乖乖投降。这些都是抗战胜利后，阎锡山“挽留”的原“日军山西派遣军”的官兵。若不是亲眼所见，缴获日军的战士简直不敢相信，一个人的名字会有这么大的威摄力。
无独有偶。1939年6月，徐向前奉命去山东，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他在山东只呆了一年，却引起了军界、政界、舆论界的重视。在以后的数年间，国民党统帅部一直把山东八路军称为“徐向前部”。
“徐向前”这个普通而又响亮的名字，魅力究竟何在？
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徐向前随红四师到广州花县。
这一带的地主豪绅，兴风作浪，驱使民团每天围攻红四师，呼叫着，放冷枪。派出部队去打，他们跑了，过一会又转回来。
象一群讨厌的苍蝇，日夜围着花县城，闹得人心惶惶，吃饭、睡觉都不安宁。任第十四团党代表的徐向前主动请战，带领一个连，出了县城。正巧，一群民团又围攻上来，徐向前对战士们说：“追！对付这群东西，要像打狗一样，一步不退，猛追！”说罢，带头冲向前去。民团惊慌而逃。徐向前率领战士紧紧追赶，一直追到城郊象山脚下，在这里，徐向前和他武汉军校时的同事程子华相遇了。程子华说：“民团太讨嫌了，像疯狗一样，比正规部队都难打。”徐向前说：“你就用打狗的办法打它！”战士们以为他说玩笑话，他去认真地解释说：
“你们在乡下，没见过讨饭的人打狗嘛！有的人，拿个棍子，边打边退，那狗总是追咬不放。也有的人，举着棍子，迎上去，追着狗打，狗就逃跑了。”一番通俗的比喻，把战士们说开了窍。傍晚，民团又来进攻，红军战士穷追猛打，终于把疯狗似的民团治服了。两天过去，当红军从花县出发去东江，沿途村庄的民团，不但不敢再扰乱，还在村边插上木牌，写着“欢迎来境，欢送过境”的大字。从此，在红四师中“徐象谦”的名字，连同“打狗战术”，在许多人中传颂着。徐向前这位不爱多语的党代表，以他的勇气、才能和智慧，崭露头角，赢得了广大干部和战士的信任。
强将手下无弱兵。哪里的战斗任务最艰巨，哪里的情况最危急，徐向前就出现在哪里。有时，敌人的子弹在他身边“嗖嗖”地叫，飞到他的脚边，掀起一股股尘土，他仍从容不迫地进行指挥。有一次他的右胳膊中弹流血，就用左手指着敌人对想要帮助他的战士喊：坚决把敌人压下去！在指挥员以身作则的带动下，他指挥的部队军纪极为严明。四川军阀最重保存实力，惯打滑头仗。溃败时，官兵往往把枪支。弹药、银元、衣物等沿途丢弃，让对方去拣，以便自己争取时间逃命。在反三路围攻的一次战役中，敌人又玩出这一花招。
但是，这一招对徐向前的队伍毫无用处。各追击部队根据徐总指挥的命令，一律不去打扫战场，猛追快进，消灭敌人。川军从未见到过如此凶猛的追击战术，大批大批当了俘虏。红军一鼓作气，沿途共俘敌6000余人。
徐向前智勇双全且颇有谋略，他率领的部队又勇猛善战，怎能不令敌人闻风丧胆？然而更使敌人望而生畏的还是他的“人山”战术。
徐向前无论走到哪里，都首先了解当地的敌情、民情、出产以及地形地貌，注意发动群众，使队伍能够立脚生根。他从不打无准备之仗，特别是指挥大型战役，不仅多方搜集情报，而且织组部队进行战前大练兵，努力做到“知己知彼”。
兵家打仗，向来注重“天时、地利、人和”，而“人”又是其中最重要的。徐向前深谙此道。
抗战初期，徐向前到山西做统战工作，汤恩伯问他和刘伯承：“贵部政治工作（注：指争取群众）出色，鄙部欲效法，不知从何做起？”刘伯承直言对答：“就是不要脱离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徐向前说：“把老百姓看作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还能去干坏事吗？”汤恩伯苦涩地说：“有理，有理！”
后来，在同阎锡山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会谈时，徐向前又针对晋军士气低落的状况说：“敌军锐气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部队没士气。部队还是得有政治工作，多讲一些‘大日本皇军’可以战胜的道理，把官兵的士气振奋起来。”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几乎每次重大军事行动前都要亲自做战前动员，战后又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徐向前从戎十余载，多在山区转战，莲花山、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太行山，差不多都踏遍了。他从小生长在五台山下，他熟悉山地人剽悍纯朴的性情，也热爱掩护过他、养育过他的大山。他对山地的作战指挥可说已纯熟自如。由于战争的需要，1938年4月底，徐向前率“路东纵队”向冀南挺进。这里，除了孤独的尧山之外，平沙无垠，林木稀落。面对强大的敌人，没有山地的依托和隐蔽，很难以游击的形式在这里进行持久抗战。
然而，正如李先念所说，徐向前“具有惊人的军事胆略，从不知恐惧为何物”。他找当地的干部、群众谈话，亲自调查冀南的民情、民俗，并和其他领导人一起研究如何开展平原游击战争问题。一位干部对他说：“我们总不能只靠山，山高林密，总不如群众好！”这位干部的话给了他很大的启发：要坚持抗战，要生存和发展，就要在平原上造“人山”。
“得人心者得天下”。徐向前以其宽厚的“仁者”之心赢得了民心和军心，也使“徐向前”这个名字拥有多层含义，散发出威慑敌胆的独特魅力。
4．3 穿皮鞋的红军指挥员
海伦在采访徐向前的时候，注意到他“穿着一双外国鞋”，并且说“据我所知，红军指挥员中只有他一个人穿皮鞋”。关于这双皮鞋的来历，没有人深究，或许是刚从甘肃回到延安的徐向前带回的“纪念品”吧。但这双皮鞋却使徐向前更显得与众不同，而且也引起人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似乎徐向前的部队总是较其他的部队更富有一些。
美国另一著名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描述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情景时说，张国焘象对待穷亲戚那样对待中央中央指挥员，因为四方面军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供给也较充足。另外，《彭德怀自述》一书中，也记叙了当时张国焘为了拉拢彭德怀，派人给他送去几斤牛肉干、几升大米和二、三百元银洋的事。（《见彭德怀自述》）
1938年，美国少校军长尔逊一行在河北南宫会见了徐向前。分手时，徐向前赠送他们路费50元，每人1双草鞋，一个水壶，还给他们做了衣服。这在当时算是比较“奢侈”的招待了。徐向前还对他们说：“延安太苦了，这里好一些，以后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
1941年元旦前夕，徐向前从山东回到延安，特意给中央带了50万元法币。因为他知道，到了延安，除了精神安慰之外，并没有多少物质的东西供人们享受。陕甘宁边区被日本人封锁着，也被国民党封锁着，经济是极端困难的，财政还要靠各根据地支援。
临汾决战前，鉴于坑道作业劳动强度很大，他指示要保证每人每天有两顿饭能吃上肉，会吸烟的人，每天发给50支装备烟半包。这真令其他部队指战员咋舌。
更令人称奇的是，率领西路军浴血奋战之后，虎口余生的徐向前从身上拿出10多个金戒指交给了彭德怀，说：“这是组织分给我作路费用的，那段路已走完了，派不上什么用场了，全部交公。”
在一个以“小米加步枪”闻名于世的革命队伍中，似乎徐向前的队伍总是格外幸运。难道是上帝被他的“仁爱”之心所感动，独独垂青于他所领导的部队？或者他有什么独特的经济头脑和经济能力？
其实，徐向前并没有搞生产和经济的经验。他虽然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但他没有成为一名职业农民。学生、店员、老师、军人，是他走过的生活道路。但他懂得经济保障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打仗，没有后勤工作寸步难行。他经常对人谈起斯大林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有时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是在做后勤工作。
基于这种认识，徐向前每在一处建立根据地，除了战略上的考虑，必定还要考察当地的经济状况。当年红四方面军忍痛放弃川陕根据地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地人民和红军都面临饥荒、疫病的严重威胁。而每次战斗，他也非常注意向敌人索取部队的给养。
徐向前牢牢记着他的家乡有这样一首民谣：“男人是扒扒，女子是匣匣，不怕扒扒没齿子，就怕匣匣没底子”。在革命队伍中，徐向前既做“扒扒”，也做“匣匣”。母亲那种“可以损己而利人”的高尚品质被他继承下来。在生活上，他体贴下属，关怀同志。长征途中，他很少骑马，而是让给年幼的警卫员和女同志，还把自己仅有的半袋大米送给生病的同志。一、四方面军会合前，他动员部队捻毛线，织毛衣毛袜，打草鞋，捐献粮食、药品、衣物，还嘱吒李先念一定要先帮助兄弟部队解决吃饭问题。而他们自己在翻越秦岭时还身着单衣，饥寒劳累，艰苦异常。
没有什么上帝，也没有什么“特异”，有的只是徐向前爱部队、爱战士的仁者之心和智者之心。
4．4 仁者无敌
爱自己的战士是容易的，难的是有时还要爱自己的敌人。
徐向前被称之为“仁者”，不仅因为他懂得并且擅于爱自己的同志，更因为他懂得并且擅于爱自己的敌人。那么他为什么要爱敌人，又是如何爱敌人的呢？
徐向前在就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时，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纵观整个战局，非常重视改造战俘，以补充自己的兵员。对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更是十分关心，甚至亲自做感化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在他的积极努力下，曾在阎锡山的碉堡建设局担任太原城防碉堡建设科科长的邢蔚，为解放太原做出了积极贡献，并于太原战役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阎锡山第六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兼晋南地方武装总指挥梁培璜，受到宽大政策的感召，帮助解放军做分化、瓦解阎军的工作；阎锡山的绥靖公署副主任兼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被俘后，徐向前以故友之情耐心而亲切地疏导他，使他进步很快，并在总攻太原时提供了重要资料。
徐向前是一个务实的人，他对敌人也以诚相待，从而化敌为友，或许因为他是一个具有博爱之心的人，或许因为他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无论如何，都显示了他做为一个军事家的雄才大略。抗战时期，冀南有一个反动的会门组织“六离会”，受汉奸操纵，专事破坏抗日活动，在南宫以东的李家庄杀害津浦支队政委王育民等30余人。徐向前决定以武力解决之。部队开始行动前，徐向前在干部会上说：“打六离会不能像打日本人那样铁匠打石匠——实打实的干。要知道，六离会的人大多是本地的老百姓，有被迫的，有受骗的，他们的亲戚朋友都是我们抗日团结的对象，打死一个得罪一家，就会削弱抗日力量。所以，我们的方针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用武力把他们镇住就行了，要多做反正的工作，多做瓦解的工作。”徐向前的政治攻势十分有效，绝大多数信徒洗手为民，主动交出武器，揭发为首者的罪行，六离会顷刻溃散。
徐向前高瞻远瞩，大仁大智，以“仁者”之心化干戈为玉帛，从而使他所领导的军队所向披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