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骛的意思:党史资料：1975年邓小平同胡乔木以及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进行的二十四次谈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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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研室负责人进行的二十四次谈话（2）
下午，邓小平同政研室七位负责人一起第五次读《毛泽东选集》的选篇（《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当读到文中说“有‘小广播’，是因为‘大广播’不发达”时，邓小平说：现在就是这样。
谈到教育工作，邓小平说：教育方面存在不少问题，现在老师积极性不高，学生也不用心学，教学质量低，这样下去怎么能实现四个现代化。
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对科学院《汇报提纲》的意义和作用作了充分的估计。工业《二十条》和《汇报提纲》是邓小平通盘研究解决各条战线整顿的产物，体现了他的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与策略。他抓住两个重点：一是经济领域，以《工业二十条》带动经济各部门的整顿；一是上层建筑领域，以《汇报提纲》来指导和推动科技、教育、文化各部门的整顿。上海《学习与批判》后来在一篇“批判”文章中说，这两个文件就象围棋上的两只眼，抓住了这两点，全局就都活起来了。除了指其目的为“复辟”纯属诽谤之外，对邓小平的战略策略，两个文件的意义作用，倒是说对了的。
教育工作，也是这次谈话的一个重要话题。邓小平把教育工作中的问题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联系起来，焦虑之情溢于言表。在这次会上，胡乔木也反映了教育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他说，现在对“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各有各的解释，有人错误地把学工、学农、学军也算作“以学为主”。有的大学把专业砍多了，基础课压缩多了。后来邓小平对教育工作又提出：“二十五年发展远景，关键是我们教育部门要培养人。”他指明科研和教育的关系：科学研究工作“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他强调“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他说，“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邓小平文选》第２卷，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第２版，第３３、３４页。)按照邓小平整顿教育的意见，周荣鑫(教育部长)在９月下旬至１１月上旬主持起草教育部向国务院的汇报提纲。于１１月８日写成第三稿。后因“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周荣鑫遭迟群一伙迫害致死而未能定稿。
第十二次 １９７５年９月１０日[15]
下午，邓小平同政研室七位负责人一起第六次读《毛泽东选集》的选篇。
邓小平说：要全面宣传毛泽东思想。现在的宣传有很大的片面性。现在对毛主席的思想各取所需，把毛泽东思想割裂了。只有基本路线还不够，还要有各项具体路线和政策，不然，基本路线是空的。
主席讲我们不要吹什么中国第一，就是不要吹，社会主义不是靠吹能吹得出来的。
现在只讲斗争，不讲团结。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丢掉了。毛主席在“七大”报告中讲的三大作风，延安整风报告讲的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都仍然有重大现实意义。要重新宣传毛主席这些思想，用来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派性，反对新八股。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有重要现实意义，要大讲增加党的团结，加强党的统一领导。
邓小平要求政研室：要抓紧写文章，要摆事实，讲道理。
邓小平还谈了要正确宣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他谈到了上党战役，说:这项战役是按照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指挥打的，有人写了一个关于这次战役的电影剧本，受了批判。邓小平说他看了这个电影剧本，写得不错，可以拍成影片。
胡乔木向邓小平报告了写关于评论《水浒》文章的打算。邓小平听后说：好嘛!政治研究室不写评论《水浒》的文章还行?就是不要光讲现话，要讲几句新话。光讲现话没有人愿意看。乔木说：还有点新意。小平说：只要有新意就好。
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提出和发挥了一些十分重要的思想:
第一，针对“四人帮”阉割、歪曲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指示，提出“要全面宣传毛泽东思想”，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割裂了”。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对于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邓小平和罗荣桓一起进行过斗争。针对“四人帮”对毛泽东思想“各取所需”、片面宣传的做法，邓小平多次提出要全面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反对“割裂”毛泽东思想。１９７５年５月２９日，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讲话，首次提出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指出：“这三条重要的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７月４日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讲话中又说：“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９月１０日这次同政研室负责人谈话中则不仅就三项指示，而且就整个毛泽东思想，尖锐地指出了“现在”(即指“四人帮”)“各取所需”、“片面性”、“割裂”的问题，明确提出“要全面宣传毛泽东思想”。到１０月４日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把“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很大的问题”提出来，鲜明地指出：“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并运用政研室提供的“四人帮”砍掉文艺方针中“百花齐放”的材料，指出“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还说，“现在相当多的学校学生不读书”，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项基本实践“现在却把科学实验割裂出来了”，从文艺、教育、科技等方面说明“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是对“四人帮”的尖锐而严正的揭露与批判。１９７７年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正是这一思想在新的条件下的发展。他在１９７７年４月１０日给党中央的信中，针对１９７７年３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支持“两个凡是”的方针，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此后，他对汪东兴、李鑫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１９７６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在５月２４日同王震、邓力群谈话中，邓小平又提出了“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的重要观点，指出：“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邓小平文选》第２卷，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第２版，第３８－３９页)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为发端的思想解放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邓小平关于怎样看待毛泽东思想的这一充满辩证法的理论思维过程来看，１９７５年９月１０日这次谈话是发展过程中的一环，有它的重要意义。
第二，针对“四人帮”的空头政治和盲目自大，强调落实，反对空谈；强调实干，反对自吹；强调不仅要有基本路线，还要有各项具体路线和政策。
这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各项工作中，特别是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体现，是邓小平的一贯主张，也是他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运用。毛泽东在１９６２年１月的七千人大会上说过，“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几天后，９月１５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讲话，又一次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说：不仅要路线正确，而且要政策正确，方法正确。他又说：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无论在工业、农业方面，已经有了一个进入世界前列、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这么一个基础。但是，我们在这一方面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毛主席多年来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过去斯大林的时候，后来赫鲁晓夫的时候，吹得很凶。本来不是第一，本来落后，要吹第一。我们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都不能吹，因为我们现在尽管有了这个基础，但还很穷、很落后，不管是工业、农业，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要几十年时间。邓小平反复阐发的这个思想，是针对“四人帮”空头政治、自吹自擂等恶劣作风而发的，指出了怎样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关键问题。
第三，针对“四人帮”败坏和搞乱的作风，强调发扬党的三大作风。
这个问题邓小平在７月４日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讲话(见《邓小平文选》第２卷，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第２版，第１２－１４页)中着重谈过。这次谈话除重申了７月４日讲话的内容以外，又着重讲了两点：一是强调安定团结，反对派性。指出“四人帮”掌握的报刊宣传“只讲斗争不讲团结”，这是不利于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不利于增强党性、消除派性的。一是文风问题。结合思想理论战线的情况，指出在文风上要“反对新八股”，这是以前所没有涉及的。邓小平谈了他对文章的要求：要有“新意”，“不要光讲现话，要讲新话”；要“摆事实，讲道理”。
９月１０日向邓小平汇报得到赞同以后，胡乔木即亲自抓这篇文章的写作。９月１６日讨论评《水浒》文章提纲时，胡乔木指出，说宋江搞修正主义，只是借用。农民战争同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一回事。农民起义中有革命和投降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国农民战争史很长，从长期的农民战争经验中吸取教训，是很需要的。他又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夺取政权后本身变质，不是投降。他强调，对斯大林关于皇权主义的话，要作正面的批评。指出，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中，并不是一定拥护原来的好皇帝。有很多农民战争是拥护好皇帝的，但也有很多是不拥护的。有的自己要作好皇帝。他还指出，历史上农民战争有各种各样的领袖。不能把投降派用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来概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不是农民的局限性。很多农民起义是反皇帝的。这个方面，要多少提一下，批一下。否则，文章就不够分量。
对于江青鼓吹“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胡乔木在１０月６日的两次谈话中愤激地说：“把毛主席比做晁盖，简直是荒谬!毛主席是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晁盖无论怎样勇敢，只是一个农民英雄，这两个人怎能比较呢?还有把毛主席身边的人比做宋江，那不是说毛主席用了宋江吗?”他还有针对性地指出，无产阶级同农民阶级不同，“第一，无产阶级不是法家，第二，无产阶级不是晁盖。”胡乔木针对报刊上已经发表的评《水浒》文章说：“文章要正面立论，不要放暗箭。现在报刊上的文章都很长，但就是只有那么一两句话是有所指的，是放暗箭的话。我们不放暗箭。”
１０月１４日讨论文章初稿时，胡乔木发表系统谈话。他指出，农民革命有长期失败、分化、投降的教训。无产阶级革命同农民革命首先是有区别的。即使是革命的农民运动也有它的局限性。农民同地主在斗争过程中，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互相渗透，不仅通过宋江这样的投降派带进来，即使是革命派也要带进来。因为农民不能同封建主义彻底决裂。历史上农民运动总是得不到出路的。他又一次强调，农民是不是皇权主义者?投降是不是农民的局限性?农民有没有局限性?文章对这些问题要有明确的正面的回答。他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前途是明确的，但是还要解决一个问题，资产阶级影响还是强大的，还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向无产阶级渗透。过去无产阶级革命中对这一点估计不够。胡乔木着重讲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从过去农民战争的失败可以从哪些方面得到教训的问题。他指出，首先是认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认识统治阶级有长期的优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不能低估资产阶级的影响。应当从多方面吸取梁山的教训，来对付内部、外部的敌人。同时又指出，农民战争也有不同的情况。有拥护好皇帝的，有自己要作皇帝的；有提出土地纲领的，有不提出的；有推翻地主统治重新建立一个地主统治的，有投降的。不要把历史看成一个平面，不要把无产阶级革命同农民革命的问题放在一个水平去观察。李逵不能解决的，无产阶级完全可以解决。总的归结到努力提高阶级觉悟，提高识别能力。这就是我们学习毛主席关于《水浒》评论的根本意义所在。可以比较，不是类比。文章的题目确定为《宋江的投降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
１０月中旬，在修改第二稿中间，胡乔木把他要编译局搞的《斯大林提到“皇帝”和“皇权主义”一段话的有关资料》交给执笔的同志参考。过后又打电话给这位同志，再次强调要把农民战争的问题展开一点，要多引一些马恩关于农民战争的语录。
１０月下旬第二稿改出后，胡乔木要胡绳把毛主席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讲话拿给执笔的同志看，提出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把整个文章贯串起来，并指名批评斯大林关于皇权主义的观点在理论上的错误。胡乔木还理直气壮地批驳所谓“宋江架空晁盖”这个意在说明党内有宋江、有现代投降派的提法。他不止一次地说，关于“宋江架空晁盖”这样的提法，用不着更多的篇幅去批，只要用“不能作肤浅的历史对比”一句话，就可以驳倒了。经过胡绳主持修改的第三稿第一部分结尾加上了这样的话：“不应当把历史和现实作一种为马克思所指责的‘肤浅的历史对比’”，“不应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家同最革命的农民起义领袖看成同一水平”。
９月１２日江青在大寨讲话，说评《水浒》对当代有现实意义，宋江上山后把晁盖架空了。吴冷西看到新华社记者发回的江青讲话后，即同胡乔木一起去见邓小平。同时带去关于“宋江架空晁盖”的两篇剪报。胡乔木说，江青在大寨讲话，报刊上评论《水浒》的文章，影射攻击你是宋江，讲宋江架空晁盖是影射你架空主席。邓小平说，不会吧。胡乔木说，这决没有错。这可不是一个小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邓小平看了材料后说，真的指我，那要送主席看。不过不能由我送，要通过别的途径。又说，不要紧，让他说。现在叫喊反复辟的人，自己就是搞复辟的。
邓小平又谈到，现在教育方面的问题积了一大堆。国务院将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胡乔木谈到学部办刊物的问题，邓小平说：要抓紧筹备，把刊物办起来。别人写文章，你们也可以写，但不要影射，要讲道理。还说：《思想战线》的重要文章要交政研室审定，有些文章还要送中央和国务院审定。
吴冷西向邓小平汇报了调干部的一些考虑。胡乔木也谈了纪登奎对政研室调干部要老、中、青结合的意见。邓小平听后说：老中青三结合，主要是要调中年干部，调来了马上用，还要身体较好，可以出去搞调查的。要从地方上调，也可以从军队方面搞。
１９７５年９月１２日，江青在大寨就《水浒》评论发表讲话，鼓吹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影射攻击邓小平。新华社记者把江青讲话的记录发到北京。穆青的意见要反映给毛主席。新华社其他几位领导不积极，他就反映到吴冷西那里，问怎么处理。吴说我立即来。穆即在新华社后门等吴。吴怕后面有人跟踪，从中南海北门出来，往东单那边绕了一大圈，才到新华社。吴取了材料，回到中南海武成殿，和胡乔木一起看后，大吃一惊。其时，他们已经看到９月５日《人民日报》和９月１１日《文汇报》上以评《水浒》来影射攻击邓小平的文章。两人认为问题十分严重，立即去见邓小平。邓小平听了汇报，又看了材料，认为此事重大，要立即报告主席，但不宜通过他报告。胡乔木同吴冷西商量，请新华社记者李琴(杨立三爱人)经过唐闻生、王海容转交给主席。吴又转了一大圈，到新华社，把材料给穆青，让他去办。这份材料后来由唐闻生及时送给了毛泽东。
９月２４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在会见以后，邓小平即提出要向主席汇报一些问题。邓小平把江青９月中旬在大寨所作的关于《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等讲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事先已经读到江青讲话材料，听了邓小平当面汇报后，立即气愤地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评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上边(指政治局)。江青要求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华国锋请示毛泽东，毛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在这次交谈中，邓小平提出一个重要论断：“现在叫喊反复辟的人自己就是搞复辟的。”这是对“四人帮”的阴谋手段与罪恶目的的有力揭露。政研室负责人即把邓小平的这一论断写到正在起草的《论总纲》中，揭露“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他们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后来，政研室批判“四人帮”对《论总纲》的“批判”的文章，题目就是《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发表于１９７７年７月７日《人民日报》，署名向群)。
胡乔木、吴冷西见邓小平谈的另一件事是汇报和请示关于刊物的问题。
针对“四人帮”利用评《水浒》大搞影射，攻击、陷害老革命家，邓小平要求政研室也要写文章，但不要影射，要讲道理。同时，提高了刊物的重要性和地位。按照邓小平所说“重要文章要交政研室审定，有些文章还要送中央和国务院审查”的精神，胡乔木曾说《思想战线》实际上不单单是学部的刊物，也不只是政研室的刊物，而且是国务院要办的刊物。
这次请示之后，胡乔木抓紧了刊物的筹办工作。
这次胡乔木同吴冷西一起见邓小平还有一项任务是谈政研室选调干部问题。邓小平又一次强调了“中年”、“顶用”的意见。
从抓紧办刊物，抓紧调干部，以及要把影射攻击的文章“送毛主席看”这些情况来看，这时邓小平对自己主持中央工作、开展全面整顿还是很有信心的，他也没有感到毛泽东对他的信任与支持有什么动摇。这是合乎逻辑的。
第十四次
下午，胡乔木找邓小平汇报准备写一篇关于全面宣传三项指示的文章。在这之前，胡乔木已经布置邓力群负责写这篇文章，并商谈了文章的主题和布局。要求一个星期写出来。乔木认为，报纸上宣传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文章太少，很需要写一篇全面宣传三项指示的文章，并提出了文章的布局：开头总的讲，由于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三项指示，我们的工作有了进步。但是由于没有全面执行，有的只执行了一项，有的只执行了两项，所以各地方的工作发展不平衡。接着分三段分别讲每项指示的意义和三项指示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落实到全面贯彻三项指示，落实到整顿。邓小平听了很赞成，认为很重要，要抓紧写出来。还说，写好以后，可以约几位副总理一起讨论审查一下，然后再送主席，主席同意了，就交政治局议，政治局批准了，就可以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
邓小平提出，政研室再写两篇文章，一是关于整顿党的作风，一是关于“双百”方针。邓小平还要求，以后每月写一篇，使政研室工作逐渐走上正轨。
他说：今冬明春要整党。军队要整顿，地方也要整顿，工业、农业、文教、文艺等都要整顿。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从《化石》杂志谈到学部办刊物问题。他说：《化石》这样的刊物主席还这样关心，学部办的综合性理论刊物主席还会不关心?
还谈到毛泽东对张锋关于科学院问题的信的批示，邓小平说，这表示主席对基础理论科学的重视。
向邓小平汇报准备写关于三项指示的文章，是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
写关于全面宣传三项指示的文章，这个题目是胡乔木出的。引起胡乔木要写此文的动机，是邓小平关于三项指示不可分割的思想。前面已经说过，关于三项指示不可分割的观点，邓小平在５月２９日钢铁会议上讲过，７月４日在中央读书班又讲过。胡乔木看到７月讲话记录后，很拥护邓小平的这个提法，对于报刊没有宣传三项指示不可分割很不满。９月１０日邓小平同胡乔木等政研室七位负责人谈话中，进一步提出全面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批评了“四人帮”割裂毛泽东思想，只讲斗争不讲团结的问题，布置政研室“要抓紧写文章”。于是胡乔木想到，与正在写的评《水浒》的文章比较起来，全面宣传三项指示的文章更具有现实性，一定要把它写好。９月１８日，胡乔木即把写这篇文章的任务布置给邓力群。他讲了文章的题旨与布局，又嘱咐邓力群把小平同志关于这方面的讲话收集研究一下，把他讲的意思组织到文章里去。邓力群对当时报刊宣传的片面性，对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宣传得太少，也很不满。他和胡乔木都想改变报刊宣传三项指示的状况，胡乔木要他写这篇文章，他很乐意。
第二天，即９月１９日，胡乔木就向邓小平汇报。９月２０日，胡乔木把邓小平赞成写这篇文章的意见告诉邓力群和政研室其他负责人。邓力群当然很高兴，立即找胡绩伟、余宗彦、苏沛、滕文生四人，研究材料，讨论提纲，还请有关单位的同志就全国贯彻执行三项指示情况和文章应怎样写法，开了两次座谈会，然后即写初稿。
邓力群同四人一起商定了文章的结构，然后分两组起草。胡绩伟最早拿出初稿，邓力群看了不满意。后即由邓力群口授，苏沛、滕文生笔录整理，然后由邓力群主持，五人一起讨论修改，邓力群改定。文章初稿于１０月７日写成，题目也由邓力群确定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个初稿的主要论点，是根据邓小平在几次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７５年中央一系列正式文件，中央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的讲话中的观点形成的，其中一些段落是摘抄原文。这些讲话和文件是：邓小平在铁路会议(３月５日——指讲话日期，下同)，钢铁会议(５月２９日)、接见中央读书班(７月４日)、军委扩大会议(７月１４日)、国防工业会议(８月３日)、讨论《工业二十条》会议(８月１８日)、农业学大寨会议(９月１５日)等七次会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７５年中共中央文件４号(２月１０日，批转１９７５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５号(２月１８日，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通知)、９号(３月５日，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１２号(６月２日，批转江苏省委关于解决徐海地区问题情况的报告)、１３号(６月４日，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１４号(６月３０日，批转国防科委关于解决七机部问题的报告)、１６号(７月１７日，批转浙江省委关于解决“双突”问题的请示报告)、１７号(７月１７日，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１８号(７月１９日，批转中央军委关于精简整编的报告和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文件；国防工业会议上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纪登奎关于处理浙江问题的讲话，以及浙江处理“双突”问题的材料；《工业二十条》８月２２日和９月２日的稿子，以及北京、上海二十个企业党委书记讨论《工业二十条》（８月２２日稿）的会议简报。所以，《论总纲》这篇文章确实比较集中地传达了１９７５年中央一系列文件的精神和要点，集中地传达了邓小平１９７５年全面整顿的思想。这篇文章还相当尖锐地批判了“四人帮”，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战斗力量。
对于作为文章初稿的《论总纲》，胡乔木读后不满意，１０月９日就说此稿不能用。他认为这篇文章用批判和论争的语调写不好，应该正面讲道理。邓力群等又进行修改。胡乔木说，如果第二稿写得好，可以作为《思想战线》的带头文章。第二稿于１０月２０日左右写出，改题为《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胡乔木看了仍不满意，并另外找吴冷西起草。邓力群又改出一个第三稿，拟在１９７６年元旦《思想战线》创刊号上发表，题为《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未送胡乔木看。吴冷西１１月初写了一稿，题为《坚决执行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送给胡乔木，胡乔木没有看。所有这些稿子，都没有拿出来。
可是，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四人帮”抓住《论总纲》的１０月７日初稿，扣上种种帽子，妄图打倒他们所仇视的邓小平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１９７６年２月，姚文元对《论总纲》下了４７处批语，把《论总纲》定为“一篇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说它“同５７１工程纪要何其相似!”对文章以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头和结尾，姚文元也诬蔑与咒骂。开头批曰：“前提。经济领域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为纲被排除”；结尾写道：“一定能复辟吗?痴心妄想。”他们仇恨、害怕和诬蔑“四个现代化”真是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从１９７６年４月起，“四人帮”通过他们的舆论工具，在报刊上公开批判，给《论总纲》定性，说《论总纲》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５７１工程纪要的翻版”、“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式的大毒草”。还说什么《论总纲》是文“拳头”，天安门事件是武“拳头”。８月发行三本小册子，在全国发动批判。他们把《论总纲》说成是“三株大毒草”的“主体”，而《汇报提纲》、《工业二十条》是“两翼”。总之，凡是能够想得到的最严重的反革命帽子，都给《论总纲》扣上了。
在“四人帮”的政治高压面前，邓力群在政研室的批判会上，一再表示，由他负责写的这篇文章，“从研究材料到写成初稿的过程中，乔木同志再没有就文章的内容向我谈过意见，我也没有向他汇报。所以三次稿子中的每个观点、每个提法和每句话，都由我一个人负全部责任，参加写这篇文章的同志对此不负任何政治责任。”(１９７６年２月１６日和３月５日在国务院政研室批判大会上的发言，见《运动情况简报》第三期和第十期)在批判的高潮中，他当着整人的人的面，毫不迟疑地在《论总纲》的标题下签上“邓力群”三个字。在１９７６年２月２９日给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的报告中也写道：“从开始研究材料到写成初稿，胡乔木同志没有向我提任何意见，我也没有向他汇报文章的内容。所以，这个初稿的每个论点、每个提法、每句话，都由我负全部责任。”胡乔木也说明，此文并非邓小平所布置而完全出于他的主动，是他布置写这篇文章；在布置写作此文之前，他并未向邓小平谈过，只是布置后向他作了汇报；文章正在写作过程之中，当然也没有送给邓小平看过。他在１９７６年３月２日给毛泽东的揭发材料中写道：“无论我对一稿二稿的内容曾提出什么意见，总之，写这篇文章的政治责任必须首先由我负。”至于“四人帮”对《论总纲》以及《汇报提纲》、《工业二十条》疯狂攻击的效果，反而是邓小平全面整顿思想、理论与策略的深入人心!这是批判者始料不及的。
《论总纲》、《工业二十条》、《汇报提纲》确实可以说是邓小平全面整顿的三个纲领性文件，它们分别第一次系统论述了邓小平拨乱反正、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
历史学家已经指出，在“文革”前十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不同的发展趋向(它们同时又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的发展与积累，为后来纠正“文革”的错误，实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做了一定的准备。在这里，我们应该指出，邓小平主持的１９７５年整顿，正是在“文革”发展到那一时刻的特殊条件下，对前十七年发展与积累起来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的运用和发展，《论总纲》、《工业二十条》、《汇报提纲》则既是对已经进行的初步整顿实践的理论概括，又是对即将开展的整顿总体战的全面指导，它为后来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更为直接地作了一定的准备，而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大刀阔斧地进行拨乱反正，正是１９７５年整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完成和更进一步发展。
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又一次提出“今冬明春要整党”，同时又一次强调了各个方面都要整顿的思想。他很赞成写宣传三项指示不可分割的文章，是因为胡乔木的考虑是同他对全面整顿的部署一致的。他提出要写关于党的作风和关于“双百”方针的文章，也是为今冬明春的整党和文艺、科技、教育等方面整顿的深入作准备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领导１９７５年整顿是由点到面，由经济部门、科技部门到意识形态部门，由各个方面的具体工作到执政党的党风，这样逐步铺开、逐步深入的。
关于党的整顿问题，邓小平在１９７５年７月４日对中央读书班学员讲话中实际上已经提出来了。他说：“毛泽东同志讲军队要整顿，整个党也有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党的领导和党的作风方面。”(《邓小平文选》第２卷，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第２版，第１２页)到８月１８日邓小平在讨论《工业二十条》的会议上讲话时，党要整顿的思想与部署已经十分明确。邓小平说，不但各行各业要整顿，党也要整顿。还说，浙江的“双突”，不只是浙江一个省的现象，全国各省、市的一些地区和单位都不同程度地有这个问题。不整顿不行。不整顿，我们这个党就成问题。他说，今冬明春，在整党的同时，七五年十一、十二月，要腾出时间来搞好企业管理、生产秩序、设备维修等。(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十六期，第５－６页。)在９月１９日这次谈话之前，邓小平在９月１５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就已经提出了全面整顿的任务。在这次谈话后，９月２７日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他又进一步指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邓小平文选》第２卷，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第２版，第３５页)至此，邓小平完整的全面整顿的思想形成。
按照邓小平的上述论述，《论总纲》对整顿写了这样一段话：“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割裂的统一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项，也不能孤立地只抓其中任何一项。我们必须以这三项重要指示为纲，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丰富经验，制定各项工作的具体政策，用这个工作总纲和各项政策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整顿各方面的工作。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财政贸易要整顿，科学技术要整顿，文化教育卫生要整顿，文学艺术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党也要整顿。这次整顿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是为了迎接明年开始的第五个五年计划。”并指出：“在各个方面的整顿中，党的整顿、党的工作的整顿是重点。”“四人帮”对邓小平领导的整顿恨之入骨。１９７６年２月，姚文元对上引这一段话加了三条批语，说“九大‘整顿’。可谓天罗地网。”“杀气腾腾，一副地主资产阶级‘还乡团’的腔调。”对“为了巩固和发展……”批道：“换几个字，为了扼杀和取消就对了。”在这几句批语中，他们这一伙不要安定团结，反对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极左面貌真是暴露无遗。
９月１９日谈话涉及的另一件事，是督促胡乔木抓紧筹办综合性刊物《思想战线》。
谈话中提到的《化石》杂志，是１９７３年复刊的科普刊物(半年刊)。１９７５年８月，毛泽东左眼做手术后视力有所恢复，看了《化石》创刊以来的各期，写了批语，要求印大字本送他。９月６日，该刊编辑部张锋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办刊困难和科学院的一些情况。毛泽东于９月１６日作了批复。他给来信加了标题：“一封诉苦的信”，并批示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
关于办刊物，邓小平６月２９日同胡乔木谈话时就提出“学部要办个刊物”。七、八月间邓小平又催过几次。胡乔木曾催问胡绳有关《思想战线》筹备的情况，很着急，认为事情办得拖拉，说小平同志对这个刊物很重视，催了好几次了，要赶快办起来。
９月５日学部临时领导小组已起草了关于创办综合性刊物《思想战线》杂志的请示报告初稿。９月１９日谈话后，２２日请示报告送给胡乔木审阅修改。
胡乔木于９月２９日改写后，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４日以哲学社会科学部临时领导小组名义上报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报告说：“遵照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哲学社会科学部已经逐步恢复业务工作。学部所属各研究所过去出版过的各个杂志，只有《历史研究》、《考古》、《考古学报》仍在出版，其余都已停刊多年。现在除准备按照需要和可能逐步出版各种分科的杂志外，打算先出版一个综合性的杂志。”关于“刊名和性质”，报告说：“刊名定为《思想战线》。它是一个理论性、批判性、讨论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月刊。”对刊物的方针，报告提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厚今薄古’的原则”、“要面向全国，面向广大群众，注意同工农兵结合，实行开门办刊物”、“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提倡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观点和材料的统一上说明问题。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努力避免片面性和绝对化”、“提倡革命文风”等五条。
１０月５日邓小平批：“拟同意，请主席批示。”经毛泽东圈阅，１０月６日邓小平又批：“请政治局同志传阅后退胡乔木。”
１０月６日当天上午，政研室召开会议，讨论《思想战线》工作，胡乔木讲了话。他指出，《思想战线》不单单是学部纯学术的机关刊物，它是面向全面、面向广大群众的刊物。应当办成政治性、战斗性、现实性、理论性的，能代表党的路线的刊物。学部领导要把办好这个刊物当作头等重要任务来抓。文章的选题与质量，都应与党目前在各条战线上的方针任务和要求相适应。编辑部要与党、与各个实际工作部门保持密切的联系，把他们工作中的问题，转换为我们的选题、文章。胡乔木指出，学部的领导、刊物编辑部要能了解和熟悉党在各条战线上有哪些任务，对现在各条战线上的干部和群众中的许多思想理论问题，刊物要有所反映，要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给予说明和解决，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各种不正确的观点。结合当前报刊的情况，胡乔木指出，毛泽东关于“要安定团结”的指示已两年多了，还没有一篇系统地研究的文章；批评报刊的宣传不去解决经济工作中关于革命与生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中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生产组织管理制度等非常迫切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国民经济是搞不上去的。他还说，“群众并不要求那些一窝蜂的文章，这样的文章与其写，不如不写，与其出，不如不出。”这些意见，尖锐地批评了“四人帮”控制的报刊宣传，也从反面说明了对《思想战线》的要求。胡乔木还谈了作者队伍与编辑部的建设问题。他指出：我们刊物的作者应当是全国范围的，要搞五湖四海，打破那种小圈子习气。作者要广泛，要老、中、青三结合，提倡理论队伍与群众相结合。他还指出：刊物的方针、内容和文章的要求，写在报告上容易，真正做到却是很不容易的。这需要一个很强的编辑部的班子，人员要严格选择。他认为编辑部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有观点、有思想，活动能力强，能出好题目；另一部分能够对文章的质量负完全责任。
１０月６日下午，胡乔木又在会上具体谈了《思想战线》的选题。针对“四人帮”的左倾理论及其造成的混乱，提出不少重要论题。如：在教育工作方面，要从理论上阐明列宁反对崇拜自发性的观点，阐明毛泽东的实践论观点，无政府、搞破坏决不是反潮流、反师道尊严。封建主义的师道尊严要破坏，社会主义的师生关系要建立。要讲清楚什么是以学为主，重新阐述“五七”指示；关于科学工作，可以按照《科学院汇报提纲》的精神拟出“科学是生产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关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等选题；经济工作，要区别关于唯生产力论、利润挂帅、技术至上的正确了解和歪曲了解，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来解释怎样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生产搞上去；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讨论，最好不纠缠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不如从事实、从分析中去讲明主席指示的精神，讲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根据和与它作斗争的途径；评论《水浒》，可以就这个题目讨论中国农民战争的问题，分析农民战争的几种类型，不同时期、不同的战争、不同的路线、人物、结果，批判一些错误观点。说明宋江投降不是什么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但晁盖、吴用、李逵，有他的局限性。肯定他们的革命性，也指出他们的局限性。无产阶级则不同，第一，无产阶级不是法家，第二，无产阶级不是晁盖。
此后，在政研室指导下，《思想战线》拟定了１９７６年第一季度选题，编就了刊物的第一期。但因“反击右倾翻案风”起而未能面世。
第十五次 １９７５年９月２５日[18]
早上，邓小平把胡乔木找去，说：一定要搞一个毛主席和马恩列关于哲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语录，作为(科学院《汇报提纲》的)附件，明天早上就要编好印发，因为有同志有意见。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交国务院讨论稿)中提出“对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必须努力进行系统的、准确的宣传，并且注意防止和克服对这一路线的任何偏离、割裂或曲解。”并列举了五个方面，说明应该怎样全面认识与把握，防止两种错误倾向。其中说到，“一定要强调马列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提倡科研人员学习自然辩证法，认为哲学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没有指导意义，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以为哲学可以代替自然科学，以为不依靠科学本身的大量的辛勤劳动和精确论证，就可以简单依靠哲学的一般原理去推演出具体科学问题的具体结论，也是不对的”。
邓小平得知有的中央负责同志对于上述论断有些意见，立即找胡乔木编印材料，说明《汇报提纲》理论上有根据，站得住。
胡乔木当即要于光远组织政研室同志摘编。国内组孙小礼连夜编好一份题为《哲学只能概括、引导而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材料，引用毛主席的论述５条，恩格斯、列宁的论述１２条。这份材料在９月２６日印出，下午开会时发到每个与会者手里。邓小平在２６日会上谈到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还特别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写清楚。
会后，胡乔木等又对《汇报提纲》中的这一段话作了修改，成为：“一定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不积极组织科技人员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学习自然辩证法，不鼓励和帮助他们在工作中自觉地运用辩证法，不认真开展对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批判，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不注意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以为哲学可以代替自然科学，以为有了哲学就可以不要各门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以为不需要依靠辛勤的科学实验和精确的科学论证，只依靠哲学的一般原理就能推演出具体的科学问题的科学结论，也是不对的。” 所附的材料，后来又补充了不少条，重新编辑，分两部分：(一)自然科学的研究必须以哲学为向导。(二)哲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两部分都引用了“毛主席的论述”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论述”。题目改为《必须用哲学指导自然科学的研究，但不是用哲学代替自然科学》。
第十六次 １９７５年９月２６日[19]
早上，邓小平又找胡乔木去，要他先去找那位对《汇报提纲》中关于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问题的表述有意见的中央负责同志面谈一下，并要胡乔木一定参加下午讨论《汇报提纲》的会。
说 明
胡乔木即按邓小平的嘱咐找这位负责同志(纪登奎)面谈。纪主张用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关于“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的提法。胡乔木即引毛泽东的话作根据，说明《汇报提纲》中用《实践论》、《改造我们的学习》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路线的道理。其实，在９月２６日国务院会议上分发的关于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的语录，第一条就是“哲学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电子论”那一段，第二条就是《整顿党的作风》中“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那一段。
９月２６日下午，国务院召开科学院《汇报提纲》汇报会，除科学院胡耀邦、李昌、王光伟外，还有计委、建委、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和教育部负责同志参加。胡乔木和吴冷西、于光远以及学部林修德也参加了这次会议。邓小平说到自动化提高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时，胡乔木插话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马克思说生产力首先是科学。”根据会上邓小平的谈话，以及会下邓小平的交代，胡乔木又对《汇报提纲》作了若干修改，如：队伍，注明全国各专业科研机构五个系统共约２５万人；明确要选拔科研人员担任正副所长等职；科技大学要从应届优秀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整顿的内容还增加了“整顿科技出版工作”一项。９月３０日晨，稿子修改好付印，午后送邓小平报送毛泽东。
第十七次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３日[20]
下午，邓小平同政研室七位负责人一起第七次读《毛泽东选集》的选篇（《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等），又一次提出要宣传七届四中全会精神。
因前一天(１０月２日)晚上看了电影《春苗》，在吃饭时邓小平问大家对《春苗》有什么看法。有的同志表示，反映“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情况比较真实，邓小平说：你倒比较宽大。
９月底看了话剧《万水千山》。这次邓小平说，《万水千山》受到虐待，找不到好的戏院演出。
以赤脚医生为题材的《春苗》，是“四人帮”控制制作的宣扬与走资派斗争的第一部故事片。于１９７５年国庆节公开放映。邓小平同政研室负责人吃饭时谈到这部影片，虽是随便聊天，但爱憎分明。他对这种影片的不满，也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斗走资派的不满，从对那位认识模糊的同志的揶揄中自然地流露了出来。
《万水千山》是陈其通编导、１９５５年由总政话剧团首演的十幕话剧。周总理多次观看演出，并同作者一起研究这个戏的主题和构思。剧名《万水千山》就是周总理定下来的。
这个戏，通过描写中央红军的一个营——泰山营在长征中的战斗经历，艺术地再现了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特别是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四渡赤水，扭转了战局，然后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族区，抢渡天险大渡河，翻雪山，过草地，突破腊子口，直插六盘山，胜利到达陕北的情景，歌颂了毛主席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力挽狂澜，挽救了革命、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的伟大业绩；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战胜王明、张国焘“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歌颂了红军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较成功地塑造了红军指战员的英雄形象。许多老战士看了演出，重温当年长征的战斗生活，深受鼓舞。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称赞它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革命教育的好教材。
毛主席于１９６４年观看了演出，肯定过当时演出本的一些情节和人物，并对如何表现好红军各方面军团结战斗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21]此后，作者对这个戏反复进行了加工修改。１９７４年以来，在内部试验演出了一百七十多场，观众十万多人次。１９７５年７月，毛主席指示调整文艺政策，扩大文艺节目，重新上演《万水千山》提上了日程。
邓小平热情支持《万水千山》重新上演。他希望把《万水千山》的剧本改得更好。１９７５年９月１日，他对剧本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指出：“主要是二方面军写得不够；要把长征中的路线斗争写明确；要写陕北是落脚点和出发点；三个方面军会师的地点较难处理，对会师的政治意义突出不够，要把毛主席总结长征时说的‘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的意义表现出来；毛主席军事思想最光辉的一页，就是长征中的四渡赤水。全剧的中心是要突出毛主席的思想。讲清楚长征后红军缩小了，但更强了；讲清楚长征的伟大意义；讲清楚树立了我党领导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地位，迎接革命新高潮。这样才能反映出在艰苦奋斗中的革命乐观主义是从哪里来的。”[22]
“四人帮”却设置障碍，妄图不让演出。江青授意她的亲信，写了一个洋洋三千言的《对话剧〈万水千山〉的初步意见》，百般挑剔，借谈意见为名，行否定之实。还以“不改好不看”相威胁。“四人帮”说什么剧中几次提到毛主席，“反而搞得很平淡，不突出”。他们甚至下令要把台词中提到“周副主席”、“朱德同志”的名字去掉。还攻击剧中人物罗副营长，说他的觉悟直到会师陕北“仍然停留在‘谁反对革命，我就揍他’的水平上，使人感到不够真实”。
“四人帮”已经无法阻止《万水千山》重新登上首都舞台，但还是在剧场的安排上进行限制。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日，经修改后的《万水千山》正式公演。这时，“四人帮”更是恼羞成怒。江青指责“这个戏有问题”。张春桥咒骂：“《万水千山》那些东西，都是为那些老家伙评功摆好的!”“四人帮”还利用手中的权力，扣压《人民日报》已经编排好的《万水千山》彩色剧照，不让见报。还指使人炮制文章，影射攻击《万水千山》“政治背景不明”，“同样板戏唱对台戏”。但是，他们的这些倒行逆施只是螳臂挡车而已。他们终于无法阻挡《万水千山》的连续公演。在当时，冲破样板戏独霸舞台的局面，就是贯彻“百花齐放”方针的一个胜利。
下午，胡乔木到邓小平处，谈华国锋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稿的修改问题，同时谈了毛选五卷编辑问题、教育问题等。
说 明
１０月９日下午，胡乔木到国务院参加华国锋召集的会议，讨论华国锋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的修改问题。１０月１０日上午，胡乔木又到国务院研究修改办法。当天下午，胡乔木到邓小平处，听取修改意见，共同商议。当天晚上，华国锋到胡乔木处商谈农业学大寨会议报告稿，谈到十一点半。第二天（１１日），胡乔木从早晨开始修改，一直改到夜里三点钟才完稿。１０月１２日晚，国务院再次对报告稿进行讨论。１０月１５日，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作了题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总结报告。１０月１７日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胡乔木对这篇报告又修改润色了一遍。１０月１９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华国锋的这个报告。
第十九次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４日[24]
早上，胡乔木去邓小平处。邓小平告诉胡乔木，主席讲他没有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对科学院《汇报提纲》有一些不赞成的意见；邓对主席说，请主席把稿子退给我们修改吧，但还没有退回来。
说 明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可是在１９７５年却成了争议的一个焦点，后来还被“四人帮”用来制造谎言，大肆攻击。
在胡耀邦主持起草的《汇报提纲》前三稿中，从１９６９年由有关部门编印的《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的小红本中，引用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科学院为起草《汇报提纲》而编辑的《十六条语录》对这一条注的出处是：“毛泽东：《在听取科学技术规划汇报时的谈话》，１９６３年１２月。”邓小平赞成这个论点，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胡乔木接手修改《汇报提纲》后，曾经查对过这句话的出处，一时没有查对得很清楚。他决定暂时保留，送请毛泽东审定。于是，胡乔木把包括这一条语录出处在内的《汇报提纲第二部分中所引用的毛主席关于科技工作指示的出处》(共二十六处)印出，作为９月２６日国务院讨论稿的附件之一，其中引了两句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并引马克思关于这一论点的论述(引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三分册第３６９页)，作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的注释。注文为：“关于这一论点，马克思在讲到近代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时，有过这样的论述：‘所谓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其次是在生产过程内部联合起来的社会力量，最后是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转移到死的生产力上面去的技巧’。” 同时要求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同志进一步搜集和整理马、恩、列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材料。
毛泽东在审阅《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表示，他不记得说过这句话。邓小平１０月１４日谈话后，胡乔木进一步作了查对工作。查出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１６日毛泽东听取聂荣臻同志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列席的韩光、范长江、于光远都作了笔记。关于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等话，在他们的笔记本上都有。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都失记。鉴于《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中所引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那句话一时查不清出处，于是，在１０月２４日《汇报提纲》退回后的改稿中删去了这句话，同时，在所附《出处》中也相应删去它的出处和引马克思的话所作的注释。 “四人帮”则别有用心地抓住这件事大作文章，说什么这句话是胡乔木“丧心病狂”地制造的“政治谣言”。在１９７６年４月初上海《学习与批判》发表的文章中，还在马克思那段译文上找茬儿，认为是用了错误的译文。但不论他们怎样“校正”，终究不能抹煞科学的力量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向现实生产力迅速转化，愈益成为现代生产力中最主要的推动力量。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８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讲话，第一个问题就是系统论述“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认识问题”。他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邓小平强调：“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化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25]１９８８年９月５日，邓小平在与外宾谈话中更进而作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同年９月１２日邓小平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又重申了这个论断，并说：“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26]１９９２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进一步强调了这个观点，他说：“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可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27]”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科技性质和作用的学说和生产力理论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在这个理论观点的指导下，１９９５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
第二十次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２４日[28]
上午，邓小平找胡乔木去，说毛泽东退回了科学院的汇报提纲，要他照主席的意见再修改一次。
说 明
胡乔木遵嘱于当天下午约胡耀邦等研究《汇报提纲》的修改问题。后又改了一遍。１０月２７日又对提纲修改稿研究修改后送给邓小平。因为当时邓小平已经受到错误的“批判”，他就没有再把这份《汇报提纲》送给毛泽东。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制订，虽然与邓小平主持的１９７５年整顿一起中辍，但这个文件所概括、所论述的邓小平关于整顿与发展我国科技事业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反而因为受到无情的批判而格外显露出它的光芒。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于１９７７年夏刚开始恢复工作，又立即紧紧抓住科学和教育这两个环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旗帜鲜明地继续１９７５年冬天中断的事业。１９７７年５月２４日，他在同王震、邓力群的谈话中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文选》第２卷，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第２版，第４０、４１页)８月８日，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说“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指出我国赶上世界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系统地阐述了调整科研、教育体制与机构等问题。(同上，第４８页)在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８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在讲话中又深刻地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的观点，提出了建设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技队伍的任务。(同上第８８、８９、９１页)４月２２日，他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鲜明地提出“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任务。(同上，第１０３页)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新时期科技与教育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１９７５年整顿中的《汇报提纲》正是后来科教部门拨乱反正的一个前导。
第二十一次
下午，邓小平找胡乔木去，谈《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谈完以后说，你们以后就是抓紧这两件事：一件是把编辑《毛选》的工作做好，一件是帮助学部把刊物办好。还说，要把办好《思想战线》这个刊物，作为政研室的主要任务。
这次谈话，是邓小平开始遭到错误的批评后进行的。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中、下旬，毛泽东就１０月１３日刘冰等人给他的信对邓小平作了严厉批评。毛泽东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１０月下旬和１１月１日晚，毛泽东找邓小平谈了两次。
１１月２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担任联络员的毛远新对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的形势进行攻击和诬蔑，否定工农业、财贸、教育、文艺等方面经过初步整顿所取得的成绩。邓小平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说：我是从今年3月九号文件开始抓工作，主持中央工作是７月，９号文件以后是什么路线，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可以考虑嘛!从９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邓小平列举了３月以来作了那些工作，讲了那些话，并说，昨天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怎样，主席说对。然而毛泽东这时的重心显然已经向另一面倾斜。１１月３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吴德前往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刘冰来信的谈话，由此展开了一场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所以，邓小平及时指示胡乔木，政研室以后就是抓紧做好两件事，一是西四院的工作，即编《毛选》第五卷，一是办好刊物。既紧缩了工作范围，又坚守住基本阵地。
胡乔木认真贯彻了邓小平的意图。他立即让吴冷西主持政研室各组组长会议，讨论如何给《思想战线》出题目，写文章，看稿子。并指定于光远、邓力群帮助胡绳抓《思想战线》的工作。虽然政研室的同志作出了很大努力，准备在１９７６年元旦创刊的《思想战线》的文章大多已排出清样，无奈这股“反击”的风愈刮愈烈，这个刊物终未面世。
第二十二次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１０日[30]
上午，邓小平约胡乔木去，告诉他说：我现受批判，起因是转刘冰的信。并说：主席作了很严厉的批评，我作了自我批评。邓小平表示：信既要我转，总是说明写信的人认为我是同情他们的。邓小平还对胡乔木说，中央讲了，三项指示为纲这个提法不对，只有阶级斗争才是纲。
胡乔木提到，政研室今后要吸收“革命造反派”参加领导，邓小平听了马上摇头，说：不要!只要吸收年青一点的就行了。
胡乔木报告了政研室正在写的关于《水浒》的文章的题目和构思，邓小平说，写起来你直接送主席，不要经我转。
说 明
按照邓小平全面整顿的部署，在搞好《工业二十条》和《汇报提纲》之后，下一个重点是“文革”的重灾区教育的整顿了。邓小平在９月２６日听取胡耀邦汇报科学工作时指出，“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并说，“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
这次汇报会后，周荣鑫积极行动起来，主持起草教育部向国务院的汇报提纲，着手整顿教育。正在这时，刘冰等人１０月７日写了致“邓副主席并呈毛主席”的信。刘冰等人8月份的第一封信是邓小平转的。邓小平希望毛泽东了解迟群的劣迹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从而推动教育的整顿，刘冰等人的第二封信当然立即照转。可是，没有想到转信成了爆发点，使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同“四人帮”的斗争形势发生了逆转。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邓小平光明磊落，立即找胡乔木说明自己现在受批评、作检讨的情况。胡乔木这时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批评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当然也是１０月下旬以来邓小平在思考的问题。他从毛泽东关于刘冰的信的谈话中，从１０月下旬、１１月１日晚同毛泽东的两次谈话中，从１１月２日晚同毛远新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辩论中，已经看到了分歧的焦点。他告诉胡乔木，“中央讲了，三项指示为纲这个提法不对，只有阶级斗争才是纲”。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评中间，这一句话是关键。由此可以看出分歧的焦点是三项指示为纲还是阶级斗争为纲。对“文化大革命”肯定还是否定，１９７５年的整顿对还是错，全由这个“纲”支配和决定。
胡乔木在斗争这样尖锐的关头，又一次提出政研室吸收“革命造反派”参加领导的问题。邓小平马上摇头，斩截地说：“不要!”表现了在原则问题上不妥协的精神。这种坚定性是邓小平的一个突出特点。这次谈话后十天，１１月２０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希望初步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此议被邓小平婉拒。他接过毛主席１１月１３日指示要给一些老同志打招呼时说过的他们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话头，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胡乔木这一个月来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评《水浒》的文章上。他对先后出来的几个稿子都不满意，认为关于农民战争问题讲得太少。从１０月中下旬起，他就埋头看《水浒》，打算亲自动手改写评《水浒》的文章。１０月２４日评《水浒》文章二稿付印，他和有关同志交换意见。１１月８日还找胡绳谈了他的设想。第一部分主要讲农民战争的历史、农民局限性和皇权主义问题；第二部分从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展开，讲社会主义下的继续革命。胡乔木说他对第一部分已考虑得比较成熟，要胡绳帮助他考虑一下第二部分。这次谈话时形势虽然已经非常紧张，但胡乔木还是向邓小平报告了关于写这篇文章的打算。当然，邓小平这时已经无心也不适宜再管这类事了。
第二十三次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１５日[31]
胡乔木找邓小平，说明自己要对党、对中央讲清楚为刘冰转信的经过。
说 明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１４日，根据毛泽东前一天“向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个人也要打招呼”的指示，邓小平和几位常务副总理在国务院召集胡乔木、周荣鑫、胡耀邦、李昌开会，通知他们政治局日内将开会谈他们几个人的问题。这次会上谈了周荣鑫、胡耀邦、李昌三人的“错误”，没有谈胡乔木的问题。胡乔木想到，为刘冰等人转信，当是自己的问题之一。在１１月１０日邓小平同胡乔木谈话时，胡就告诉邓，信是由李琦交我，我交给你的秘书的。邓完全不知道信是怎么来的，表示信既要邓转，总是说明写信人认为他是同情他们的。要胡不必提转信的事，以免事情复杂化。１１月１４日会后，胡觉得转信是一问题，不讲请楚内心不安，故１１月１５日找邓说明。
第二十四次 １９７６年１月１７日[32]
胡乔木带着同政研室几位负责人商量后拟出的一个信稿，请求国务院解除委托政研室代管学部业务的责任，并建议暂缓出版《思想战线》，找邓小平征求意见。邓看信后表示同意，并说，政治研究室今后的问题要听候中央处理。
说 明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２４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提出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１１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向省、军级单位通报了打招呼会议情况，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１２月１４日又转发《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在这样的形势下，政研室只能停止工作，听候处理了。１９７６年１月１７日交邓小平看过的这封信于１月１９日向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发出。
在１９７６年的运动中，“四人帮”把政研室作为重点打击的对象之一。他们一面亲自出马，罗织罪名，诬蔑攻击，并指挥亲信爪牙和舆论工具，从外部围剿，对政研室极尽诋毁陷害之能事；一面扶植自愿充当“钉子”的人从内部发难，插手政研室的运动，一连制造了七次大的所谓揭批高潮，企图整垮政研室的负责同志，并由此打开一个搜集攻击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黑材料的缺口，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服务。政研室的负责同志除个别人外，都挨了整。胡乔木首当其冲，成为追逼交代与打击的重点。邓力群、于光远也是着重攻击的对象。他们当时同上级领导失去联系，在室内也难以相互接触和同群众接触，又面临如此强横的里应外合、内外夹攻的政治高压，但是他们经受住了考验，没有被“四人帮”压垮，没有让“四人帮”的阴谋得逞。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后，政研室原来的七位负责人中有四人全力从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留下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三人继续负责。奇怪的是，在“四人帮”时挨整的政研室，在粉碎“四人帮”后却还是受压。胡乔木被诬指“篡改”毛泽东著作。政研室写的揭发批判“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文章《一个大阴谋的真相》(脱稿于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９日，早于１２月１７日见报的《灭亡前的猖狂一跳》一个月)，被压不让发表；《“四人帮”为什么要砍掉“百花齐放”的口号》一文也被下令打入冷宫。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主张解散国务院政治研究室。１９７７年３月４日，吴庆彤、贾鲁峰、郭玉峰一起向邓力群、于光远还有胡绳宣布撤销的决定，郭玉峰还催促赶快解散。邓力群和于光远表示，执行中央决定，但“四人帮”说政研室是“谣言公司”、“黑风口”，对这些不实之词，我们要说明真相，予以推翻；一年多的工作要总结一下，向中央作个交代；报刊约写的文章也想写完。吴庆彤即要他们写为《论总纲》翻案的文章。事后，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等正式打了一个报告。３月２８日，李先念、纪登奎等几位副总理接见邓力群。李先念赞扬１９７５年政研室同“四人帮”是作了斗争的，批示照报告办。这样，邓小平亲自组建的政研室才算维持、保存下来。１９７７年５月２４日，邓小平对邓力群表示，自己即将恢复工作，你们的事(指解散政研室的事)，以后再说，反正有用的人总还是要用。１９７７年７月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原来的职务。不久，他即明确提出政研室不解散。这样，政研室存留的问题就不复存在了。只是为了照顾华国锋的面子，回应３月４日已经宣布解散的决定，在名称上去掉了“政治”二字，成为“国务院研究室”。１９７７年１１月，胡乔木、邓力群和于光远，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任领导工作，但对政研室的工作还是继续兼顾。
粉碎“四人帮”后，尽管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政研室继续受压，但胡乔木、邓力群和于光远领导政研室做了大量工作。
他们写了一批有分量的揭批“四人帮”的文章，如：《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敌我关系的根本颠倒》等，以“向群”的笔名发表，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１９７７年２月７日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出来后，他们立即感应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提出“两个凡是”存在的问题。２月８日，政研室党支部书记朱佳木就向邓力群反映，指出这篇社论提出的“两个凡是”值得注意，按照“两个凡是”，小平同志就不能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就不能平反。邓力群同意朱佳木的看法，即向王震报告。邓力群向王震说明，按“两个凡是”去做，问题就大了。邓力群还带去摘录的《联共（布）党史》结束语中那段学习马列主义不能只学词句、要学精神的话，跟王震说，“两个凡是”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建议他看看《联共（布）党史》结束语中的那段话。没过几天，王震就在国防工办的一个会议上第一个公开批“两个凡是”的社论，还点了主持和定稿的一个理论家李鑫的名。会后，王震即向邓小平反映。随后，邓小平给中央写信，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当面对汪东兴、李鑫说“两个凡是”不行，又在同王震和邓力群谈话中系统地批判了“两个凡是”，提出“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的观点，指出“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他们还同“凡是派”进行了理论上的争论。他们以“向群”的笔名和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对理论上的“左”倾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从经济战线首先开启了思想解放运动，以后又撰写或推荐了强调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主张发展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的文章，撰写了论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和赞扬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的文章，推动了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
他们还为党中央和国务院起草了不少文件和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文章，很好地发挥了参谋和助手作用。
他们在政治上理论上的贡献,得到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的肯定和赞扬。所有这些,已经不是这份着重记录邓小平领导１９７５年整顿的历史资料的范围,留待另一份资料详细记述吧。
注释：
[14]所据材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十三期( 1976年3月13日)，第十四期(1976年3月15)，第十八期(1976年3月27日)；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９月３日；胡乔木手记，１９７５年９月３日。
[15]所据材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十期(1976年3月10日)，第十八期(1976年3月27日)，第二十二期(1976年4月11日)，第三十期(1976年7月3日)，第三十二期(1976年7月24日)；胡乔木1976年3月2日给毛泽东主席送的揭发材料(文件［1976］第237号)；胡乔木1976年4月2日的揭发、交代材料；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９月１０日；胡乔木手记，１９７５年９月１０日。
[16]所据材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十八期(1976年3月27日)，第二十期(1976年4月5日)，第二十二期(1976年4月11日)，第二十八期(1976年6月28日)，第三十二期(1976年7月24日)；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９月１３日。
[17]所据材料：胡乔木1976年3月2日给毛泽东送的揭发材料(文件［1976］第237号)；胡乔木1976年4月2日的揭发、交代；国务院政研室《运动情况简报》第三期(1976年2月7日)，第十八期(1976年3月27日)，第二十期(1976年4月5日)，第二十二期(1976年4月11日)；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９月１９日；胡乔木手记，１９７５年９月１９日。
[18]所据材料：胡乔木1976年2月23日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检查；胡乔木1976年3月2日给毛泽东主席送的揭发材料(文件［1976］237号)；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十四期(1976年3月15日)；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９月２５日；胡乔木手记，１９７５年９月２５日。
[19]所据材料：胡乔木1976年3月2日给毛泽东主席送的揭发材料(文件［1976］第237号)；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十四期(1976年3月15日)；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９月２６日，９月３０日；胡乔木手记，１９７５年９月２６日，９月２８－３０日。
[20]所据材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十八期（１９７６年３月２７日），第十九期（１９７６年３月２９日）；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３日；胡乔木手记，１９７５年９月底、１０月２日、３日。
[21]据郑翼《“四人帮”如何仇视〈万水千山〉》，《人民日报》１９７７年２月１０日。
[22]《邓小平思想年谱》，第１６－１７页。
[23]所据材料：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０日；胡乔木手记，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０日。
[24]所据材料：胡乔木1976年3月2日给毛泽东主席送的揭发材料(文件［1976］第237号)；胡乔木1976年4月2日的揭发、交代材料；胡乔木日记，1975年10月14日；胡乔木手记，1975年10月14日，10月24日,10月27日。
[25]《邓小平文选》第２卷，1994年版，第86、87页。
[26]《邓小平文选》第３卷，1993年版，第274、275页。
[27]《邓小平文选》第３卷，1993年版，第377、378页。
[28]所据材料：胡乔木1976年3月2日给毛泽东主席送的揭发材料(文件［1976］第237号)；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２４日，１０月２７日；胡乔木手记，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２４日，１０月２７日。
[29]所据材料：胡乔木1976年4月2日的揭发、交代材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十六期(1976年3月23日)，第十八期(1976年3月27日)；胡乔木日记，1975年11月4日；胡乔木手记，1975年11月4日。
[30]所据材料：胡乔木1976年2月23日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检查(第20页)；胡乔木1976年3月2日给毛泽东主席送的揭发材料(文件［1976］第237号)；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二十期(1976年4月5日)，第三十二期(1976年7月24日)；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１０日；胡乔木手记，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１０日。
[31]所据材料：胡乔木１９７６年３月２日给毛泽东主席送的揭发材料（文件［１９７６］第２３７号）；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１５日。
[32]所据材料：胡乔木1976年2月23日在国务院政研室的检查；胡乔木1976年4月2日揭发、交代材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十八期(1976年3月27日)；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６年１月１７日、１月１９日；胡乔木手记，１９７６年１月１７日、１月１９日。
[33]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外国文书局印行，１９４６年版，第３４３－３４４页。“结束语”中总结的历史经验之二摘录如下：
马列主义理论强有力的地方，就在于它使党能判明局势，能了解周围事变底内在联系，能预察事变底进程，不仅能察知事变在目前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而且能察知事变在将来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
参阅：
党史资料：1975年邓小平同胡乔木以及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进行的二十四次谈话（1）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x70v.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