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世界通缉伯格佐格: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二十年(4)

  三十四  　　胡乔木在会议上发言指出：1957年以后，搞一次运动，生产就被破坏一次。为什么？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没有变化，却要不断改变生产关系。

　　胡乔木的发言，带着特定的时代色彩。但是这样的思索在当时也是属于超前的。会后，简报组很快将他的发言整理稿送来，请他过目。会议简报全文刊登了胡的发言，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在与会者的强烈要求下，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出了几项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决定。14日，北京市委作出决定，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当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了北京市委的决定。

　　11月25日，召开全体会议，华国锋代表政治局宣布了9条决定：

　　一、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并予以公开平反；二、“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涉此有关文件全部销毁，责任由中央承担；三、因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受冤屈的所有人，一律恢复名誉，受过牵连和处分的，一律平反；四、为薄一波等61人问题的重要案件予以平反；五、过去怀疑彭德怀里通外国是没有根据的，应予否定，其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六、陶铸定为叛徒案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七、杨尚昆被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八、康生、谢富治民愤很大，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是合理的；九、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中央决定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予以处理。

　　华国锋显然没有意识大多数与会者的进一步要求，即拨乱反正、端正指导思想。他要求大家按照会议的议程，从11月26日开始，转入讨论经济工作。但是，会议已不可能按照预定议程和华国锋要求进行了。

　　在接下来发言中，有人开始对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来出现的活跃局面表示担心，说这本来是党内存在的思想分歧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现在报刊上提“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势必会导致否定毛泽东、怀疑毛泽东思想。这实际上还是围绕“两个凡是”争论的继续。

　　胡乔木针对会议上某些看法，说道，这个问题本来是一个理论问题，但在两个意义上也是政治问题。第一，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解放思想，搞好当前工作，加速四化建设，正确处理遗留下来的各种案件等，都具有指导意义。第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绝大多数省、市和大军区负责人都表了态，这也就不是一般的理论问题了。

　　胡乔木此番言语，可谓切中要害。

　　会议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越来越趋于一致，多数人明确提出，不解决这个问题，不解放思想，就无法拨乱反正，并纷纷要求中央主要领导予以表态。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坚持“两个凡是”的华国锋和汪东兴，不表态显然是不行了。

　　华国锋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两个凡是”是过于绝对了，是不妥的。这“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华表示责任应由他承担。

　　华的表态无异于宣布，中央已坚决抛弃和否定了“两个凡是”的主张。

　　会议终于转入华国锋等企盼的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的讨论。但是，同样出人意料，大多数与会者认为，这两个文件，即《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既没有实事求是地总结建国以来农业战线的经验教训，也没有实事求是地指出当前存在的问题。

　　胡乔木在发言中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对农业缺少认真的研究，这次会前也缺少足够的准备。因此，对农业上不去的根本原因，怎么才能上去，谁也谈不出系统意见。他建议，这次会上只搞两个关于农业具体问题的决议，即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增加农产品进出口，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待会后经过认真研究再搞。他还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1957年以前，我们搞一次运动，生产就上升一次，而那以后，搞一次运动，生产就被破坏一次。为什么？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没有变化，却要不断改变生产关系。

　　李先念十分赞同胡乔木的意见。但是，他认为关于农业的决定还是要搞出来，而且就由胡乔木主持搞。中央正式确定，由胡乔木主持关于农业问题决定稿的修改。

　　会议后半期，胡乔木主要任务就是主持修改《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他临时召集了个班子，分头起草，然后加以比较，选择其中较好的一个。他一边参加会议，一边修改稿子。会议结束时，稿子也拿出来了，并印发给大家讨论。由于时间仓促，胡乔木建议，这次只是原则通过，待会后进一步修改后，再正式下发。会议接受了这个建议，将这个决定连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发到各地，经过9个月试行和讨论，于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

　　这个决定分析了农业现状，总结了建国以来农业战线的经验教训，作出了农业现代化战略部署。决定提出，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产计酬；粮食统购价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粮食征购指标在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稳定在1975年的基础上，并减少50亿斤。国家实行低税或免税政策，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发展小城镇建设等等。虽然形势的发展很快突破了这些规定，但是作为中央文件，这个决定对于冲破禁区、解放思想、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起到了它应该起到的历史作用。

　　这次工作会议原先计划开半个月，但实际上却开了36天。会议快要结束了，大家希望邓小平能讲一讲。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了永载史册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

　　会议开始后不久，邓小平就打算讲一次。他找来胡乔木，要他起草一个讲话稿。胡乔木按照邓小平的意思，很快完成了任务。但是，会议期间形势发展很快，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这样，原先准备的讲话稿就没有用处了。  三十五  　　在会议最后两天的讨论中，鉴于代表要求扩大党内民主，华国锋主动提出，以后不再用“华主席党中央”这个说法。胡乔木就此谈了有关摆正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的看法。

　　会议快要结束时，邓小平要胡乔木重新起草讲话稿。邓向胡乔木简要地交代了要求，说这次其他问题暂不讲了，要讲的主要有4个问题：第一，解放思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确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第二，发扬民主。当前最迫切的是要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民主选举的范围要逐步扩大。第三，向前看。对过去搞错的要纠正，也要给犯错误的人认识和纠正错误的时间，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要从国际国内的大局出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第四，研究和解决新问题。要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要用使10％—20％人先富起来的办法，扩大国内市场，促进生产发展。

　　邓小平交代的问题，正是胡乔木一段时间来一直考虑的。关于“两个凡是”问题的讨论自不必说；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的问题，胡乔木在前不久主持写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出过，文章发表在10初的《人民日报》上。

　　这篇题为《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文章提出，过去一个重要教训就是，“不承认经济规律的客观性，不承认经济规律，以为社会意志、政府意志、长官意志就是经济规律，以为经济规律可以按照政治需要而改变，以为这就是政治统帅经济。”

　　文章明确指出，“政治不能在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以外，自己创造出另外的什么规律来强加于经济。事实上，单就经济发展的规律来说，党的正确的政治领导的任务，正在于尽最大的努力来使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工作按照客观规律进行”。

　　文章还严肃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本身并不能自动地保证我们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因而并不能自动地保证我们的经济始终有计划地高速度地发展。”“如果我们正确地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就会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来加速经济发展；相反，如果我们不研究不遵循客观规律，靠长官意志想当然瞎指挥，那就会造成某些单位甚至整个国民经济停滞倒退，使千百万以至几亿人民遭受苦难。”

　　文章集中地谈到按经济规律办事，提出要遵守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要遵守价值规律，要保证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的统一。文章还谈到加强经济管理的办法，提出扩大经济组织和经济手段的作用，比如推广合同制、发展专业公司、加强银行的作用、发展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等。

　　无法要求文章在当时有更高的理论突破。但是，没有巨大的理论勇气、深入思索和超前意识，是无法提出上述这些鲜明和尖锐的观点的。文章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自不待言。

　　邓小平说得清楚，胡乔木有思想准备。收到有关人员起草的初稿后，胡乔木利用两个晚上，就改好了。对胡乔木的工作效率，邓小平十分满意。

　　众所周知，邓的这篇讲话实际上就是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报告作完后，引起强烈反响。它对于中共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动各条战线上的拨乱反正，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在会议最后两天的讨论中，鉴于会议代表要求扩大党内民主，华国锋主动提出，以后不再用“华主席党中央”这个说法。

　　胡乔木就此谈了有关摆正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的看法。胡乔木说，华国锋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党内生活中看来是件小事，但实际上却是一件大事，涉及到的不单是形式问题，而是党的生活准则和秩序问题。毛主席解放初期说过，如果要提个人，一定要把个人放在党组织之后，个人无论如何不能超过党。就是说，要讲党中央毛主席，不能把次序颠倒过来。“文革”前似乎一直是这样做的，后来变了。一段时间里，甚至不存在党中央，至少不存在中央政治局，只有毛主席了……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对个人和党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但他们有些方面的做法还是有分寸的。例如斯大林的学术文章，一般是在刊物上发表，如《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是在刊物上发表半个月后，《真理报》才应读者要求转载，而且从第二版开始，也不用大字大标题。而我们的只要是毛主席写的东西，不管什么文章，甚至诗词家信，还有各种手迹，非登第一版不可，有时还在第一版几乎用整版篇幅来登领袖照片，这些都是在世界上少见的。将个人这样毫无限制地极端突出出来，这不是我们党成熟的表现。

　　若干年后，有关同志谈及此事时，曾意味深长地说：

　　乔木同志的这些话，在今天读来似乎并无新奇之处，但在当时，在“文化大革命”的“大树特树”刚过不久，新的“大树特树”正热火朝天之时，还是颇带一些创见的。以后，全会的公报上专门有一段文字谈集体领导，谈少宣传个人。这也可以说是会议的一个很大的收获。

　　中央工作会议后，接下来要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考虑到当时的特殊情况，会议决定增补一批中央委员参加全会，留下来继续参加全会。

　　胡乔木被列入增补名单，参加了这次全会。

　　工作会议开得异常成功，大政方针已经议定，接下来的全会实际上就是履行程序的问题了。胡乔木除了继续修改农业问题的文件外，又接受了新的任务。这次是华国锋交代的。

　　全会要发公报，会前华国锋曾让人准备了一个稿子。但是，会议的结果出人意料，公报稿与眼下要的东西差距太远，只得重新起草。华国锋亲自出面，找到胡乔木，要他负责重新起草一份公报。

　　以胡乔木跟随毛泽东多年的经验，他知道，现在中央的意见并没有一致起来，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起草公报，事关重大。考虑到这些，接受任务后，胡乔木邀集有关领导开会，共同研究公报的框架，然后由写作班子分头写出初稿。

　　初稿拿出后，胡乔木便将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关就是一个下午。到晚上8点，他叫来了秘书，吩咐重新抄写一遍，随后送印刷厂印刷。

　　12月2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会议开始前，每个代表都拿到了公报的讨论稿。要讨论的问题，在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讨论了。这样，全会便开得异常顺利。  三十六  　　胡乔木当时关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论述，仍没有脱离特定的时代色彩。好在胡乔木的思想迅速升华，不久以后，对于这两个问题，他就有了更深刻、更符合实际的认识。

　　22日晚10时，会议结束。第二天，胡乔木根据会议简报组收集的意见，利用上午和午休时间，对公报稿进行了最后的修改；下午，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审定了公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全文广播了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公报。

　　经过十几年的沉寂，除了中央的老人外，已很少有人看得出这个公报出自胡乔木之手。但是，人们似乎都能感受到，十几年来，也很少听到过如此气势磅礴、高屋建瓴的会议公报了。公报写道：

　　全会决定，鉴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进展顺利，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须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全会认为，这次会议和会议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两个会议的整个过程中，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增强了团结。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全会结束后，12月25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设立中央政治局秘书长，胡耀邦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乔木任副秘书长兼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姚依林任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明确了胡乔木的职责，是负责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和对理论工作的指导。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乔木在自己主管的有关部门，不失时机地阐述全会的历史意义，为新的路线摇旗呐喊，从发言的内容可以看出，胡乔木的呐喊和阐发，发自内心，体现坚定的理论信念和时代责任感。

　　1979年元旦刚过，1月6日，胡乔木就来到自己担任院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了题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的报告。

　　在谈到工作重点转移时，胡乔木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现在提出在1979年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这并不是说在历史上我们没有提出这个转变，没有开始这个转变。在历史上已经提出过，而且已经开始。但是，在过去的20年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干扰、挫折和破坏，这个转移没有完成。我们革命的根本目的，不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一直到将来条件成熟时，转入共产主义社会嘛!几十年间，我们奋斗牺牲、前赴后继，不是为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革命、革命战争，这不是我们的目的，这不过是我们为了达到目的所必须采取的方法。

　　胡乔木尖锐地指出，片面强调阶级斗争，最终使人们忘记了革命的根本目的，走入了理论和实践的误区。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阶级斗争，但是林彪、“四人帮”在这个地方进行了极大的伪造，在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的、阶级斗争的前面加上了“始终”两个字。这样，就把原来在一定历史时期正确的命题篡改成为一个错误的命题，篡改成为荒谬的、自相矛盾的命题!显然，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可又说社会主义始终存在阶级，把这两个命题放在一起，它的结论不就成了社会主义始终不是社会主义吗？

　　在谈到阶级斗争时，胡乔木指出，要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就要防止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以免造成阶级斗争本身的混乱，造成阶级和阶级关系的混乱，阶级内部的混乱。不能随心所欲地，不是按照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进行这样那样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不是为了排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必然适得其反，因为这违反了历史的需要。这样的阶级斗争当然要造成社会政治的极大的不安定。这10多年的历史，同1956年前7年的历史比较，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什么样的阶级斗争是正确的，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什么样的阶级斗争或所谓的阶级斗争是违反历史前进方向的，是违反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的，不是排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它本身就是障碍。

　　在谈到人们熟悉的所谓“路线斗争”时，胡乔木指出，不能把党内是非斗争轻易说成是路线斗争。在一定时期，我们用了“路线斗争”这个概念，正确表达了那个事物的实质。可是当这个名词被滥用的时候，这个名词的含义就变得不清楚了。不作分析，不加区别，对什么问题一律搞所谓路线斗争，这使党内生活长期处于不稳定、不正常的状态。

　　胡乔木这里关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论述，仍没有脱离特定的时代色彩。但是，好在胡乔木的思想在迅速升华，不久以后，对于这两个问题，他就有了更深刻、更切合历史实际的认识，构成胡乔木政治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乔木还就全会有关变革所有制问题进行了阐释。在谈到所谓堵住资本主义的路时，胡乔木说道：什么叫资本主义？副业经营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还不是补充部分。小量自留地、家庭副业，是国家宪法上规定的，党的正式文件所肯定的，也叫资本主义？所谓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有的，但不能描写成为到处都是，以致为了堵所谓资本主义的路，把所有的门路都堵起来，只留一个门。如果不把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界限分清楚，那么，农业经济就很难发展。

　　当然，此后的认识发展很快，但是，在1979年的早春，这样的论述对于人们来说，怎么说也是十分新鲜的。  三十七  　　总结，是一种反思。作为党内的理论家胡乔木参加前后两次全党历史总结活动，并且担负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在中共理论界是绝无仅有的。

　　1月7日，胡乔木在中宣部的一次碰头会上作了另一个重要发言：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

　　胡乔木明确地指出，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有些旧的说法需要继续清理。我们应该有足够的理论上的勇气，敢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要有远见，能够看到我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将向着什么方向发展，使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适合于历史发展的需要。

　　胡乔木首先分析了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理论涵义，但是他说，通常讲的政治革命，总是指推翻一个统治阶级，夺取政权。这个口号在“文革”高潮中提出来，它同当时的实践即“夺走资派的权”的实践是联系在一起的，与后来的“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的反动公式也有重要关系。他提出，按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阶级斗争(无论是否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完全可以正确处理的，这种正确处理是否要叫做“继续革命”？今后，这种涵义不清的口号，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可以成为不安定的因素。

　　在谈到阶级斗争问题时，胡乔木提出了很值得思考的一系列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在什么范围、什么条件下存在？它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或者能不能始终作为动力？它对社会前进究竟起什么作用？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不是也能推动社会前进？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如何？等等。显然，这些问题在当时来说还是很敏感的，提出来希望引起讨论，这确实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深刻的政治识见。

　　到写历史决议时，胡乔木对此问题认识更深入，更鞭辟入里。毛泽东当时曾对英国人蒙哥马利提出过这么一个口号，说“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对此，胡乔木写了一段情绪激越的话：

　　这是什么逻辑？中国有八亿人口，怎么就接下来不斗行吗？假如中国只有八百万人口，是否不斗还可以？因为有了八亿人口，一定要斗掉它一批才行，是不是这样？这种话完全是一种武断。用三段论式也不完全，大前提在什么地方？小前提在什么地方？

　　当然，胡乔木这时对于一度甚为流行的“左”的概念的剖析，还处于开始阶段。但是，这是一个可贵的开始。中共对于此前一段历史的全面总结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这再一次证明了理论先导的真理性。

　　以拨乱反正为基本内容的思想解放运动，其积极作用自不待言。但是，运动的连锁反应显然不都是正面的。人们担心，中国会不会出现50年代中期苏联的那种局面，赫鲁晓夫“揭盖子”的潘多拉效应实在让人记忆犹新。

　　事实上，负面的情况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足以威胁中共命运的两种思潮：一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毛泽东的言论，怀疑甚至否定新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严重地阻碍了拨乱反正；一种是将建国以后乃至中共党的历史说得一团漆黑，产生怀疑毛泽东思想并进而怀疑中共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情绪。随着时间推移，后一种情绪急剧膨胀，并迅速外化为一系列过急行动。一时间，“社会改革”和“思想解放”这两面旗帜，被用来作为一部分人追逐某种政治目标的突破口。

　　如何消除思想极度混乱的状况，在继续清除“左”的干扰、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基础上，实事求是地总结中共历史尤其是建国以来经验教训，正确评价毛泽东，恢复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维护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成为当时化解错综复杂矛盾局面、继续开创正确道路的唯一选择。发动全党总结出的第二份历史决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就考虑在适当时候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进行总结，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

　　总结，是一种反思。反思就要既面对成就，也要面对错误和教训。这并不是每一个政党都能做出的姿态。中共不止一次地做到了。作为党内的理论家，胡乔木参加前后两次全党历史总结活动，并且担负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在中共理论界是绝无仅有的。

　　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有两点将是无法回避的。一个是对于建国30年来功过是非的评价，与此相联系是对毛泽东功过是非的评价。在当时，这样做，不仅需要巨大的勇气，同时还必须具备敏锐的智慧。一位西方学者后来曾称这是“一桩十分危险的政治事业”，他对此作了分析：

　　这不仅因为，已故的主席的形象在群众的心目中依然是神圣的，而且还因为，对后毛泽东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来说，不管他们对这位他们长期与之共事的前领导人怀有什么样的个人感情，他们所奉行的政治路线必然要回溯到历史上的毛泽东。毛泽东毕竟是中国革命的列宁和斯大林，尽管他在理论上、实践上和个性上都与这两位俄国领导人有很大的差别。像列宁一样，毛泽东被公认为是革命的领袖和新社会的创始人；像斯大林一样，他在四分之一多的世纪里是革命胜利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统治者。如果像1956年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那样简单地把毛泽东指控为暴君和篡夺者，不但会使人们对中国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合法性产生怀疑，而且也会使人们对产生这个国家的革命道义合法性产生疑问。赫鲁晓夫在1956年谴责斯大林时尚可以乞灵于列宁的权威，而对毛泽东的继续人来说，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则没有一个中国的列宁可以求助。

　　不难看出，这位学者的上述分析，形式意义要远大于其内容意义。事实上，邓小平既具有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勇气，也具备重新评价毛泽东的智慧，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危险的事业”。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就语重心长地指出，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   三十八   　　经过胡乔木精心修改的讲稿，从字面看，从头到尾没有一句是对毛泽东有什么批评，但是无论党内党外，看了都全知道，虽然没有直接批评，但是暗含着一种批评。胡乔木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

　　邓小平还说，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

　　在不久后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谈得更深入。他说，中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经历过无数次悲惨的失败，是毛泽东思想才使约占全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民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在1949年获得全国解放，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不但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是同反霸权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而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行霸权主义正是取得了政权的马列主义党背叛社会主义原则的最显著标志。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毛泽东同志同任何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

　　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这与马克思的情况一样。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时候说，现代无产阶级只是依赖马克思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的解放条件。这难道是说个人创造了历史吗？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这丝毫不排斥人民对于杰出的个人的尊敬；而尊敬，当然不是迷信，不是把他当做神。

　　邓小平一系列评论性的谈话，给总结历史、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定下了大的原则。

　　1979年的国庆在即。逢30周年大庆，给评价建国以来历史提供了适当时机，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决定由叶剑英委员长代表中央发表讲话。

　　早在7月，中央就成立了讲话的15人起草小组，由胡乔木具体负责。

　　邓小平提出，讲话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要讲出一个新的水平。

　　8月12日，第一稿写好。中央将其下发给各地、各部门讨论。然后由起草小组作一次大的修改，9月初写出第二稿，送给邓小平审阅。邓就讲话稿对毛泽东在建国20多年各个阶段的作用的提法问题，发表了原则性的意见。

　　在修改过程中，牵涉到两个大问题，一是对“文革”10年及此前17年的看法，二是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也是即将开始作历史决议的两个关键问题。讨论中分歧相当大，最后意见是，这次讲话以正面鼓动为主，对前一个问题暂作基本总结，不作过多评论。胡乔木解释说，这样做，主要是考虑“现在提出一些基本的看法，那样不致增加和扩大党内的意见分歧，相反会缩小这些分歧，帮助党内思想统一”。有些重要的问题，你不去讲，分歧还是存在。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作出具体的全面的总结，时机不成熟。胡乔木提出，“这是一个庆祝讲话，不是对过去三十年作全面的总结。那样的总结只能在另外的时间经过另外的会议，经过详细讨论，作出正式的专门的文件”。

　　关于毛泽东思想，胡乔木主张还是依照七大的提法，即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问题的复杂性不在于此，而在于对毛泽东本人的评价问题。关于这一点，邓小平的要求是，无论如何不能发表叫人看了以后认为中共已经否定了毛泽东的国庆讲话。这一要求让起草人员花费了很大的心血。

　　经过胡乔木精心修改的最后讲稿的面貌是，在整个讲话稿中，对毛主席的提法是采取了一个始终一贯的原则，从字面上来看，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话是对毛主席有什么批评，但是无论党内党外，看了都会知道，虽然没有直接的批评，但是暗含着一种批评。胡乔木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回答党内一些人认为中央对毛泽东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言论，胡乔木在起草过程中特别着重地强调，我们现在所执行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毛泽东确定的。对于毛提的口号、论断，有些现在没有提了，这是本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态度，按照真理的标准去决定哪些要继承、捍卫，哪些要修改。

　　讲话发表以后，在国内外引起热烈的反响。

　　思想和组织上拨乱反正的逐步完成，为全面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提供了必须条件。中央决定选择时机，对中共党史尤其是建国以来的历史，作一次全面总结。为此，1980年1月29日，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由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聂荣臻、邓颖超、胡耀邦组成。党史委下设党史编审委员会，胡乔木是委员之一。同时还成立中央党史研究室，胡乔木担任主任。

　　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前召开十二大，同时决定恢复设立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性工作机构，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万里、王任重、胡乔木等11人为书记处书记。会议决定给刘少奇平反，为中央重新审查建国以来历史扫清了一个大障碍。

　　1980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起草工作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胡乔木负责。从起草小组的领导结构不难看出，中共中央是在进行一项重大理论工程。  三十九  　　邓小平找来胡乔木，作了又一次重要谈话。他语重心长地说，关于毛泽东的功过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丢掉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对于既熟悉党史，又能准确地把握现实的胡乔木来说，担当此重任是适宜的。

　　胡乔木找来理论界、党史学界著名专家学者，组成20多人的写作班子，迅速开始了工作。

　　在3月15日的一次谈话中，胡乔木提出，起草工作要解决两个难题，一个是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一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是什么。胡乔木还就两个问题谈了自己的初步看法。

　　胡乔木认为，“文化大革命”及此前错误之所以发生，最根本原因“还是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和估计犯了错误。长期的阶级斗争在党内形成一种思想倾向，认为抓阶级斗争是党的最重要的工作。这种情况虽然有个人的因素，但不仅仅是个人的因素”。长期阶级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在转到建设轨道上时，没有转成功。与此相联系，把政治作用估计到不适当程度，说政治统帅一切。既然政治统帅一切，而阶级斗争又继续存在，继续发展，结果就变成阶级斗争统帅一切。还有一个因素，是国家民主化进程中断以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等。

　　至于毛泽东思想，胡乔木最初设想，是逐条叙述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一系列问题观点，包括哲学理论贡献、群众路线、三大改造、自力更生为主、两类矛盾、两条腿走路、中国工业化道路等。

　　邓小平的指示改变了胡乔木的想法。

　　3月19日，邓小平召集起草小组开会，谈了他对决议的有关想法。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三条原则：一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二是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评价；三是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

　　邓小平强调，“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他说，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以后，在一部分人中间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同志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注意我们怎么说。

　　邓小平谈到，总结过去是引导大家面向未来，总结历史应持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

　　邓小平要胡乔木尽快搞出稿子来。有了稿子，就有了讨论基础。

　　邓小平的讲话，使起草的思路顿时明确起来。这样，不到10天，胡乔木就将一份详细的写作提纲送到邓小平手中。

　　邓小平肯定了提纲，重申核心问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但是，心之所想未必能形诸于手。等到初稿出来的时候，邓小平很不满意。他说，稿子没有体现原先的设想，就是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另外，在具体写法上太沉闷，不像一个决议。

　　邓小平提出了进一步的思路，要求“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他说，“毛泽东同志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

　　稿子只得推倒重来。一时间，胡乔木的压力很大。

　　经过1个多月的努力，拿出另一个稿子。稿子出来后，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讨论一次。参加讨论的前后共4000多人，中央印发了讨论简报。讨论时意见纷纷，主要的建议，是该说的可以突出地说，可以不说的干脆去掉；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一段要补写上去；另外篇幅不宜太长，力求简明扼要。

　　在此期间，邓小平接见了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就国内国际十分关心的中共有关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发表了重要谈话。

　　邓小平说，尽管毛泽东过去有段时间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在谈到毛的错误时，邓小平明确地说，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毛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性质是不同的。我们要实事求是讲毛泽东的错误，同时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

　　邓小平的谈话在国际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同时也给决议起草工作指出更为明确的思路。起草小组很快拿出了又一稿。

　　10月25日，邓小平找来胡乔木，作了又一次重要谈话。他语重心长地说，关于毛泽东的功过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老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不能丢。丢掉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仅是对毛泽东个人的问题，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也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总之，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际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大错误。”

　　整整一个冬天，胡乔木率领起草小组，基本上没有休息。次年3月，拿出了比较满意的稿子。邓小平看了以后表示，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他同意胡乔木的意见，说“文革”要写得概括。   四十  　　起草决议，使胡乔木有机会重新系统地思考建国以来中共和中国社会所走过的路，重新思考建国以来一系列重大问题。胡乔木在这些问题上的卓越见解，构成了胡乔木政治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耀邦建议，初稿最好拿给一些直接参与重大历史事件和决策的老同志审阅。陈云向邓小平建议，决议稿可以专门加一篇，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60年。他说，60年一写，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

　　起草小组又经过1个多月的劳动，5月初，终于拿出最后的稿子，准备提交六中全会讨论通过。

　　6月底，中共六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六中全会高度评价胡乔木负责起草的这份决议，指出该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三十二年来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评价了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肯定了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全会认为，《决议》的通过和发表，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地为实现新历史任务而奋斗，必将产生伟大的深远的影响。”

　　在预备会议上，邓小平肯定了决议起草工作，肯定了胡乔木付出的艰苦努力。

　　胡乔木代表起草小组，在全会上对历史决议作了几点说明。他说，“这个决议稿是二十几位同志一年多的集体作品，中经多次修改，我只是参加了一部分的修改工作。稿中的重要观点很难分清是哪一位提出的，许多是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许多是四千人讨论时和三月三十一日向五十二位同志征求意见时提出的。五月十六日决议稿虽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讨论过，但如有不正确不适当不明了之处，以及其他缺点，都应由我负责。”

　　历史决议起草前后，是胡乔木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起草决议，使胡乔木有机会重新系统地思考建国以来中共和中国社会所走过的路，重新思考建国以来一系列重大的问题。胡乔木在这些问题上的卓越见解，构成了胡乔木政治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胡乔木的这份政治遗产，限于本书的篇幅，不能做到一一展开论述，但有两个问题不能不重点说明：一个是文化大革命；一个是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左”倾错误。

　　在中共历史和国际共运史上，“左”和右作为政治范畴，歧义纷纭，曾经困扰着许多理论家。1989年胡乔木访美期间，发表了《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左”倾错误》的著名演讲，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舆论界认为，晚年胡乔木的有关论述，构成了中共意识形态领域关于这个问题比较成熟系统的理论见解。

　　关于“左”和右，毛泽东有一个经典的界定。他说，事物在时间、空间里运动，如果我们走到正确位置的前面去了，这就叫做“左”倾，就脱离群众了；如果落在群众的后面，就是右倾。

　　在胡乔木看来，导致“左”倾产生的根源，是主观与客观不一致，客观世界跟自己的主观世界发生矛盾，致使主观上的各种想法成为一种臆想。表现在革命过程中，容易犯急于求成的错误，夸大主观的力量，夸大群众的觉悟，贬低敌人的力量，夸大敌人的困难，而低估革命取得胜利需要经历的困难。这些情况，既发生在马恩时代，也发生在列宁时代。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共也曾犯过这样的错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纠正了革命过程中的这种错误，取得了胜利。毛泽东的不朽贡献，更多是就此而言的。关于这一点，并没有多大的分歧。

　　问题在于，建国以后，这样一个曾经力挽革命于狂澜中的伟大人物，为什么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推行着一系列“左”的做法，重复着他自己曾经力主纠正的“左”倾错误，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胡乔木认为，这首先是由于理论上陷入了误区。毛泽东以群众觉悟作为标尺来界定“左”右，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即便在革命时期，这种定义也不能算是严谨的。胡乔木举例说，秋收暴动时，提倡杀人放火。毛说他亲自点过火。一放，周围的农民都跑了，群众根本不赞成。这就无所谓跑到群众的前面还是后面。因为好好的房子为什么要烧掉呢？再如解放战争期间老区土改以及“文革”期间的打、砸、抢，等等，这些跟群众的觉悟根本没有关系。但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左”的做法。

　　由此看来，“左”倾并不都是革命者的认识超前，孤军深入，群众跟不上。像上面那些事情本身就是不对的，群众越觉悟，就越反对这种做法。

　　在革命时期，往往将“左”倾错误发生的社会根源归结为小资产阶级思想方式。1945年的历史决议，就讲小资产阶级从狂热转为消沉，因此左右摇摆。还说，抱着小资产阶级思想参加到党内来的人，还是保持了小资产阶级思想，因此产生了这些错误。事实上，这种思维方式一直沿袭到建设时期，1959年彭德怀批评毛泽东，不就是用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令毛十分恼火的词汇吗？

　　胡乔木认为，这是一种简单化、庸俗化的解释，容易犯实用主义的错误。犯“左”的错误，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方面的根源，也有不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方面的根源。历史需要分析，需要“非常仔细地、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要研究小资产阶级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面，究竟有没有这种愿望。如果说有的，那么这种解释就是合理的；反之，这种解释就是不合理的。

　　用主客观世界矛盾的角度解释“左”倾错误的根源，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样存在着急于求成的错误，同样是夸大一个方面，贬低另一个方面，对客观世界作歪曲的、片面的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左”的错误一般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上，一是经济上。   四十一  　　上世纪80年代末，胡乔木试图从5个方面阐述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中国最高领导人和领导层所犯的“左”倾错误及其长久延续的原因。

　　政治上，其中也包括文化上的“左”倾错误，就是对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客观的、充分的、全面的认识，一遇风吹草动，就容易误认为又来了什么阶级斗争，使阶级斗争的影子始终笼罩在许多人的思想里。人们无法准确地理解和判断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其中包括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状况。在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社会主义社会应该一切都是和谐的，都是合乎理想的。但是，事实远非如此。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大类的矛盾，应该说是毛泽东的贡献。这是一个认识了的事物。但是，认识了的事物，并不一定能够永远正确地认识它。条件一变，又会发生错误的认识。经济上的“左”倾，也同革命时期急于求成的心理一样，希望建设能够很快地取得成功。谁不希望中国迅速成为一个富强的大国，这个希望完全是正确的。希望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也不是中国所特有的，哪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希望自己尽快地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要实现这个希望，是远比希望本身要复杂得多的问题。

　　以上两个方面，自然都不是能以阶级根源来解释的。关于这一点，胡乔木有一番精辟的解释。他说，因为这不单是一个阶级根源问题，而更多的是一个认识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所发生的错误，用阶级根源来解释，路就找错了，不可能找到正确的答案。“因为人犯错误，并不都是因为有个什么阶级根源，不但在没有阶级的社会里，人会犯错误，就是在阶级社会里，人犯错误也不能都说是由于阶级根源，如科学家搞试验经常要犯错误，你说这是什么阶级根源？这是胡扯。”即便是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左”倾错误，也不能用阶级根源来解释。

　　上世纪80年代末，胡乔木提出了“二十年‘左’倾错误”的著名命题。

　　这个命题的基本内涵是由中国第二代领导层核心人物邓小平提出来的。但是，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并从历史角度加以系统阐释的，则是中共第一支笔、邓小平时代的第一大理论家胡乔木。

　　胡乔木试图从5个方面阐释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中国最高领导人和领导层所犯的“左”倾错误及其长久延续的原因。这无疑是胡乔木理论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个原因，胡乔木认为，是中国领导层主要是毛泽东，企图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增长速度更高的超速度来推进中国的经济，并认为这个速度是可能的。理由是：中国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几亿渴望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人民，而现在又已经有了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早的成功，特别是几亿农民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参加了合作社，使成功地领导中国革命20年以上的毛泽东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将是万能的武器。他认为，这样将使中国既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胜过西方国家，也能胜过不那么重视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政治觉悟来发展经济的苏联。毛泽东的想法，显然得到了党内富有群众运动经验的大量干部的响应，甚至一向比较务实的领导人也同意，至少无法反对，试试新的方法。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第二个原因，是相信经济建设不能离开阶级斗争。胡乔木认为，中国50年代前期，确实充满着阶级斗争。1956年，中共宣布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匈牙利事件、反右派斗争，成为阶级斗争还没有过去的证明；而苏中关系的恶化，使中共提出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这个口号很快就被用到党内，最后导致全国范围内的“文化大革命”。经济领域，先是以“政治统帅经济”，接着是“抓革命，促生产”。在这样的方针之下，经济工作的目标、方法，管理。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的选择，以至具体项目和指标的决定，都可以变成含有阶级斗争的意义。这种观念能够形成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多数人所接受，至少在表面上接受，这不能不说是由于阶级斗争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的影响。

　　第三个原因，是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目标。随着1958年的大跃进，中国产生了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狂热。这期间出现的把工农商学兵、政治经济社会结合在一种组织内的农村人民公社，企图把乡村乌托邦化。农村人民公社曾被认为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而城市竟被置之度外，这个事实表明共产主义理想多么天真。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都是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推进的。

　　姑且不论这种运动有多大程度的真正的群众性，它之不适宜于经济工作是显而易见的。直到“文革”结束，群众运动的工作方式才逐渐被中国承认为并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需品。

　　1958年以后中国经济工作所追求的另一个和最重要的主题是革命化或不断革命。1963年以后，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以反修、防修，批判资产阶级、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为中心，这种观念在“文革”中发展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已经由发展生产力，一变而为纯洁生产关系，再变而为纯洁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不幸的是，这里所说的“纯洁”的实际含义，是用空想的原则取代比较切合实际的原则。纯洁的程度愈高，就意味着经济愈停滞。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愿，但是在事实上，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的地位愈来愈低，遇到的人为障碍愈来愈多，“抓革命，促生产”也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关于空想社会主义这个因素，在撰写“历史决议”时，胡乔木坚决主张不写进。当他步入思维的晚年，他终于写了出来。关于这种以平均主义、自给自足、不断发动群众运动和不断革命为具体内容的空想社会主义目标的来源，胡乔木认为，比较切合实际的解释是，中国以农村为基础的长期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的原则和经验，被认为是推动新社会发展的神圣而万能的准则。既然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战争能团结人民战胜强大敌人和其他种种困难，为什么不用同样的方法和精神来建设社会主义呢?既然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所实行的供给制、官兵平等、自给自足、群众运动和革命信念原则在革命战争中无往而不胜，为什么革命胜利以后不永远坚持和普遍推广这些原则呢？
  四十二  　　胡乔木在最后的10年中，有相当一段时间在思考，“文革”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是如何发生并演变成那样一场撼天动地的全民族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说，胡乔木的思索，带动了中国理论界对于这场灾难的思索。

　　第四个原因，是50年代到70年代国际环境的恶化和对于国际环境的过火反应。“左”倾错误通常都是某种封闭状态的产物。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包围和军事威胁在长期内使中国处在备战状态，台湾反攻大陆的企图加深了中国的危机感，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的恶化、60年代后期苏联对中国采取的军事包围和威胁的战略，等等，都是国际环境恶化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党的主要领导层觉得全世界似乎都打算围困和扼杀剩下的仅有的革命圣地，战争的威胁也使中国把经济放在服从于战备的地位。正因为如此，作为世界最后的革命堡垒，中国国内必须高度革命化，并且承担各种国际主义的革命义务。这种献身精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什么能够忍受长期“左”倾政策带来的困难。

　　第五个原因，是中国的文化的落后和民主的缺乏。在胡乔木看来，中国经济政策中有许多明显的幼稚性和极端性，既是经济落后的表现，又是文化落后的表现。贫困产生某种贫困的文化，其典型的表现是把“一穷二白”当做中国的优点，这种贫困的文化显然加重了消除贫困的困难。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革”，以及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学说和社会主义原则的误解，都表明了这一点。在革命战争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国农民的直接贡献确实比知识分子大得多，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被认为是站在资产阶级和地主方面。加入共产党并在党内具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在1927年革命失败时有许多人对革命丧失信心，而在革命复兴的过程中，又有一批人成为极端“左”倾教条主义分子，使毛泽东和其他革命家的有成效的努力遭到严重损失。这种情况，使毛泽东和党的相当数量的干部形成对于知识分子以及教育、科学、文化和知识本身的长期的轻视和偏见。这就使文化和经济处在容易被摧残的境地。

　　上述原因的客观存在，并不意味着“左”倾错误尤其是极端形式的长时间的错误不可避免。因为中国社会远不是没有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远不是在发展经济和文化方面缺乏必要的指导人才和广泛的群众支持。1956年前中国经济政策的“左”倾错误不存在至少不明显，就是例证。通过这个时期的实践，中共党和毛泽东的政治威望都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1957年后，革命任务已经完成，社会主义的主题需要由革命斗争转向和平建设。这时，中共党内存在着两种趋势。一种是适应历史的变化，继续从实际出发，力求中国经济在新的制度下稳定发展，同时继续完善新的制度。这是党内和国内大多数人的愿望。另一种趋势却不能适应历史的变化，坚持要求沿着过去长期的革命轨道前进。毛泽东作为第二种趋势的代表显然更为突出，这样，他就不可避免地脱离群众，不可避免地要求借助于个人作用和个人威信，最后导致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第一种趋势没有能在1957年后牢牢地保持优势，第二种趋势由个人的悲剧演变成民族的悲剧，很明显，这是由于制度的缺陷，是由于缺乏国家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强有力制度。在胡乔木看来，建立这种制度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而这种制度一旦建立，个人专断和其他明显的严重错误就不会发生。

　　晚年的胡乔木写道：“尽管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在表现自己的意志的时候，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有过种种迷惘、困惑和失误，但是客观地审视人民共和国四十年的历史可以发现，他们所选择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跟‘左’倾错误相联系，而是跟经济进步、文化进步、社会进步、政治进步相联系的。代表这种根本趋势的是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六年的中国，特别是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九年的中国。”“尽管‘左’的倾向仍然需要警惕，但是总的说来，改革和开放不可逆转，就如同一个成熟的人不可能返到少年时期的荒唐一样。”

　　将析“左”与批“左”看作胡乔木政治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同意的，甚至不能为多数人所同意。因为在不熟悉中国政治运作的某些人看来，把析“左”、反“左”与胡乔木的政治思维联系起来，无论如何是不合适的。胡乔木对此是有感觉的。

　　胡乔木离开人间之后，他的故交从不同角度和层次上谈到过胡乔木的政治情怀。称他是诗人的有之，称他是历史学家的有之，称他是理论家和思想家的也有之。唯独没有人将与“左”挂起钩来。事实上，不了解中国政治的人，便很难了解胡乔木这样一个一生为政治服务、追求政治思维的人的理论品格，当然也不可能了解胡乔木。

　　邓力群说，“乔木确实是忧国忧民，忧得很深”，“几十年来，没有看到他放声大笑过”。

　　邓力群的这段话引出胡乔木一位旧知常念斯的一番感慨：

　　我想这不仅如力群所说，和他的性格有关系，而且是埋藏在他心底的、对革命事业感到的痛苦。他对毛泽东既忠诚又敬佩，又痛感他在最后二十年里的错误为全中国造成的巨大危害，这在心灵里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他逝世前几年认真思索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为什么会长期犯“左”倾错误？仅仅提出这个问题就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按说已经有了党的历史的两个决议，在一般人会觉得已经交待过去了，但对参与起草这两个决议的乔木来说，这个历史的巨大痛苦一直压在他心上。

　　我们不妨再看看胡乔木对于“文革”的论述。“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其影响所及，显然不止是一代人。随着时代的推移，它逐渐成为当代中国人心中永难释怀的情结之一。最初几年，受到过迫害和冲击的人们，很多不肯原谅造成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纡解这个情结，既是政治及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富有责任感的思想者们所应做的工作。

　　人总不能生活在梦魇中。

　　胡乔木在最后的10年中，有相当一段时间在思索，“文革”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是如何发生并演变成那样一场撼天动地的全民族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胡乔木的思索，带动了中国理论界对于这场灾难的思索。因此，这种思索，自然可以说是胡乔木政治遗产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十三  　　对“文革”进行理性总结，是在《历史决议》形成过程中。胡乔木关于“文革”的观点也逐渐形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开始酝酿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一个决议。胡乔木敏锐地感觉到，总结这段历史，将面临着两个相互联系、极难避开的难题。一个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一个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评价。没有“文革”，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实质就不成问题；但是，历史无法假设。在国庆30周年的讲话中，谈到“文革”时，胡乔木只作出了简单的评述：“问题是在当时国内外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对国内和党内的政治形势作了不符合实际的估计，并且采取了不正确的斗争方针和方法。”这只是对“文革”产生的原因，作出了一个政治与组织层面的描述。然而，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这种描述是深刻且适宜的。

　　对“文革”进行理性总结，是在《历史决议》形成过程中。随着讨论的深入，理论界对于“文革”的认识也逐渐深化，开始触及文革性质、历史根源等深层次问题。胡乔木关于“文革”的观点也逐渐形成。

　　关于“文革”的性质，胡乔木主张用决议稿的写法，即说它是一场内乱。在讨论过程中，意见并不是统一的。有人建议，对“文革”还是叫十年动乱好，这当然也是社会上一般的看法。胡乔木说，“这不行，动乱没有政治含意。这是我们国家的一场内乱”。他也不同意将“文革”看成是反革命运动，因为内乱不一定是反革命。内乱里面有反革命的因素，就是有叛乱的因素，但是这个叛乱没有成功。“这个十年，整个就是内乱，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局面”。胡乔木这一思想写到决议后变成了这样一段话：“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革”，整个运动的理论基础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核心内容是：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最好的形式。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按毛泽东的话说，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这一理论不仅写入了中共九大、十大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中，而且还写入了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中。它实际上是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论点的总概括。《决议》对此分析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

　　对于《决议》的分析，胡乔木有过重要而精辟的补充。他说，没有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就既谈不上经济上的革命，也谈不上政治上的革命，因此，按照科学意义上的革命，“文化大革命”不能在任何意义上称为一个革命；它不是用一种什么先进的生产关系代替一种落后的生产关系，也不是用一种先进的政治力量去代替一种反动的政治力量。“文革”实际是一场没有革命纲领、革命对象、革命动力和依靠力量的所谓的“革命”!

　　谈到这个问题时，多年来的思维定势决定了人们往往要找所谓的“阶级基础”。胡乔木断然否决了这种思路。他郑重指出，滥用所谓“阶级根源”去解释不能用阶级根源来解释的那些问题，其结果只能走向反面。解释“文革”发动的原因，这一准则是适合的。

　　胡乔木认为，“文化大革命”究竟符合哪个阶级的利益，谁能够答复这个问题？而且，“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究竟存在哪些阶级？“文化大革命”时当然还存在一些阶级，现在也存在一些阶级，像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等等，那么“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种行为，这个十年的历史，符合于哪一个阶级的利益？你说符合无产阶级利益，大家不承认，这不成问题了。你说符合资产阶级利益，哪一点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个讲不通。好多资本家被扫地出门，搞得家破人亡，这怎么说符合资产阶级利益呢？说符合小资产阶级利益，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究竟什么阶级是小资产阶级？我们不能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小资产阶级，天上掉不下来，地上原来存在着，还有它的残余势力，我们还可以讲。我们不是讲封建地主阶级的影响到现在还存在吗？不错。可是，历史上的小资产阶级，就说是农民吧，“文化大革命”符合农民的利益吗？是农民要求取消自由市场、自留地？这些办法，符合哪一省农民的利益？这是讲不通的。那么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符合知识分子利益吗？“文化大革命”恰巧是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打倒了，不但打倒，有许多人都打死了。所以，我们不能凭空捏造出来一个阶级根源，这并不说我们要避免给毛主席安上哪一个阶级的帽子，我们要对历史负责任。假如我们作这样的分析，不但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且会把问题搞得越来越糊涂，并且使得我们的子孙后代还要受我们这个决议的灾难，结果认为我们的党里还有什么阶级斗争，还有什么阶级，因此造成“文化大革命”。这十年的历史，恰恰证明了，社会上一个人犯错误，以至一个党犯错误，不能专门从阶级去找根源，如果这样找，我们也无法纠正错误，反而要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继续下去，还是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能用阶级斗争去解释的问题，硬要用阶级斗争去解释，那么，在我们党内就要没完没了地进行阶级斗争。   四十四  　　“文化大革命”已过去近30年。21世纪的人们忆起这场民族灾难的时候，会同时忆起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这个《决议》，同时也会忆起《决议》起草的主要负责人胡乔木关于这场民族灾难的深刻的分析。

　　关于“文革”发动的原因，《决议》列了两条。一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历史特点决定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作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悉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同时，由于复杂的国际原因，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竟成了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在党内，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也被当做所谓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这一系列“左”的观点，是“文革”之所以发动的深刻理论原因。二是中共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时，毛泽东的威望也达到高峰。毛泽东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使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出现了严重的不正常情况。这可以说是“文革”得以发生的直接原因。

　　胡乔木同意《决议》的分析，但是，他认为从某种程度上看，这样的分析也许是不够的。当然，有些原因存在，但是不一定要写下来；反过来说，没有写，并不是否认这些原因的存在。毛泽东那样热衷于发动“文革”，显然有个人性格方面的影响因素。不过，写出这一点，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往往会越说越说不清楚。此外，晚年毛泽东身上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愈来愈简单化的思想倾向，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胡乔木相当强调另一个因素，就是晚年毛泽东思想中的空想因素与“文革”的联系。这个问题在起草《决议》时不宜提，同时以当时的认识水平也是无法说清楚的。关于这一点，最初是1987年11月答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提问时提出来的。在这次谈话中，胡乔木将晚年毛泽东、邓小平与“四人帮”加以比较，提出的一个公式性的看法：毛泽东是革命加空想；邓小平是革命加科学或实际；“四人帮”则是假革命加破坏和阴谋。

　　这一公式究竟有多少真理性，这要由历史来检验。笔者所要说的是，能将包容敏感而深刻时代内容的历史人物作如此简洁的比照和剖析，同样需要敏感而深刻的理论思维能力。

　　赴美访问期间，胡乔木提出，中国犯二十年“左”倾错误的原因之一，就是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目标。从生产关系的演进看，按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反修防修等一系列社会运动的逻辑发展，“文革”的发动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1963年以后，以反修、防修，批判资产阶级、防止资产阶级复辟，成为各项工作的中心。这种观念在“文化大革命”中直接演变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按照这种思想，在国内，人们只要追求革命觉悟，而不应该追求物质享受和社会富裕，因为富则修。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已经由发展生产力，一变而为纯洁生产关系，再变而为纯洁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这就为“文革”的发动提供了理论基础。

　　最后一个问题是，究竟由谁来承担“文革”这场民族灾难？

　　《决议》明确指出，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

　　胡乔木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这样重大的问题不能不着重分析历史背景，而不应着重个人责任。在这一点上，胡乔木同意邓小平的观点，即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文化大革命”已过去近30年。21世纪的人们忆起这场民族灾难的时候，会同时忆起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这个《决议》，同时也会忆起《决议》起草的主要负责人胡乔木关于这场民族灾难的深刻的分析。

　　六中全会以后，胡乔木的主要精力放到修改党章和宪法上。这次党章的修改过程相当长。为了清除十一大党章中“左”的错误，继承和发展七大、八大党章的优点，系统地总结历史上党的建设的经验和反映现实生活的要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就决定对党章进行修改。早在1979年冬天，修改工作就开始了。整个修改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进行的。1980年1月，中央决定正式开始修改党章工作，邓小平要求尽快提出一个修改草案。为此，成立了党章修改小组，由胡乔木实际主持起草。不久，起草了初稿，于1980年2月提交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此后，由中央书记处印发给党政军各单位征求意见。7月，修改小组根据收集的意见，拿出了又一稿，提交七中全会讨论。七中全会通过了这个修改草案，决定将党章草案提交党的十二大审议通过。会后，胡乔木曾就党章的修改问题回答了新华社记者的提问，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胡乔木曾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时隔二十多年后，胡乔木又一次主持了宪法的修改工作。1980年9月1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决议》和《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委员会的决议》，会议还通过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名单，叶剑英任主任委员，宋庆龄、彭真为副主任委员。15日，宪法修改委员会成立，并成立了秘书处，胡乔木任秘书长。

　　经过近一年半时间的讨论，1982年2月，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在2月27日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胡乔木就修改草案讨论稿作了长篇说明。会议逐条讨论了修改草案，确定了修改意见。4月，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和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关于提请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交付全国各族人民讨论的建议》。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胡乔木走到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顶点。在这次被称为标志着邓小平时代全面开始的大会上，胡乔木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5年后，中共十三大召开，胡乔木被选入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会，从政治的前沿退居二线。这以后，胡乔木做了很多的事。就胡乔木与毛泽东这个主旨来说，书写到这里，早该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