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世界达尔坎: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二十年(1)

  一 　　20世纪40年代初期，胡乔木来到了中共的领袖、共和国缔造者身边，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胡乔木以“渊博的常识、深邃的思想和优美的言辞”获得了“才学超群的党内外享有盛名的学者和辞章家”的称誉，他身后留下了数以千万字的文章，这些构成了中共政治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胡乔木说，“毫无疑问，就我个人来说，没有喜剧的指导教诲，我就很难写出这些文章”……

　　关于作者：尚定，1964年1月出生于安徽庐江。先后就读于安徽师范大学、杭州大学、北京大学，1991年获博士学位。1986年以来，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另著有《走向盛唐》、《胡乔木与毛泽东二十年》、《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及译著《出使莫斯科》等多种。现在中央机关工作。

　　胡乔木目睹了毛泽东一刻不停的忙碌，感受着20世纪中国最伟大人物的处变不惊，镇定自若，同时也开始体味并分担着这位历经磨难的伟人在严峻岁月里的焦灼和思虑。

　　1941年2月初的一个清晨，刚刚开完政治局会议的王若飞，顶着西北风，从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走出来，匆匆赶到大砭沟中央宣传部驻地，来到胡乔木家中。王若飞还没来得及坐下，就将胡乔木拉到一边。他郑重地通知胡乔木，毛主席那里缺人手，点名要你去做秘书工作，同时兼任中央政治局秘书。

　　王若飞是中央秘书长，他的通知自然是中央的决定。这太突然了，胡乔木一愣。

　　“九一八”以后，胡乔木投身抗战的洪流。他走出水木清华园，放弃了对他来说顺理成章的书斋生涯，来到大后方，踏上了许多学者十分陌生的道路。在短短的几年间，他做过教员，办过报纸、刊物，当过编辑。

　　1932年，胡乔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学生运动的领导人；1936年，胡乔木在上海参加左翼文化运动，曾任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胡乔木还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临时委员会宣传部长，是中共在上海抗日救亡工作的领导者之一。

　　做秘书工作，对胡乔木来说，是一个新行当。而毛泽东要调他做秘书，更是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

　　胡乔木来到毛泽东的窑洞，第一次面对面地和他心仪已久的伟人谈话。谈话出人意料的短暂，原因很简单，毛泽东太忙了。

　　胡乔木很快地熟悉了毛泽东那里的工作。一天，当胡乔木准时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时，毛泽东正在看一份清样。

　　胡乔木做过编辑，校对是老本行，他想从帮毛泽东校对文章开始他的工作。

　　“主席，我来干这个事吧。”胡乔木走到毛泽东的身边，轻声地说。

　　“校对这件事可不容易，古人所谓校雠，就是要像对待仇人那样，把文章中的错误校对出来。你这才算找对任务了。”毛泽东向胡乔木招了招手，指了指剩下的那堆校样。此后，胡乔木日常工作是替毛泽东校对文章、掌管文书。

　　毛泽东鼓励胡乔木为《解放日报》写社论。而在报社看来，胡乔木的那支“笔杆子”，早已将他带入延安的“才子”行列。

　　6月8日，人们在《解放日报》读到了胡乔木撰写的社论：《救救大后方的青年》。

　　两天后，《解放日报》再次发表胡乔木撰写的社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七天后，又是胡乔木撰写的社论：《国民党缺少什么》。

　　延安机关的人们，开始认识新到中央的胡乔木。

　　陕北的春夏交替出奇地快，人们几乎没有感受到春天，时节已悄然进入盛夏。为了便于工作，胡乔木的办公地址由杨家沟迁到了枣园。他开始合着毛泽东特有的节奏，步入中国革命的交响曲殿堂：胡乔木目睹了毛泽东一刻不停的忙碌，感受着这位20世纪中国最伟大人物的处变不惊，镇定自若，同时也开始体味并分担着这位历经磨难的伟人在严峻岁月里的焦灼和思虑。

　　上半年，战火在欧、亚、非大陆燃烧。耐人寻味的是，战争打到这时，世界两支最重要的力量———美国和苏联却没有被卷入这场大战，拉开坐山观虎斗的架势。但是，随着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其时间是1941年6月22日)，这种局面被彻底改变。

　　在中共看来，苏、德战争的爆发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战争来得如此之快，却又是出人意料的。在此之前，毛泽东最担心的是英美与日本可能达成妥协，牺牲中国，反对苏联，使慕尼黑阴谋在东方重演。另外，由于德国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着国民党的抗战态度，皖南事变就有在英美与德意日两大军事集团关系发生微妙变化的情况下蒋介石有恃无恐的因素。因此，中共对德国动向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关注。

　　胡乔木回忆说，苏德战争爆发后毛泽东非常紧张，经常开会讨论这一事件后的国际形势。当时有个苏联人在延安，他的任务就是催促八路军打到东北去，急得不得了。苏联很难了解中国。对中国党的政策、方针，他们不理解，只说中共不支持他们。

　　毛泽东深知，中共必须对这场战争的进程作出预测，并将其宣传出去，以表明中共对于时局的看法，藉以最大限度地稳定人心，敦促局势向有利的方向转化。

　　28日下午，毛泽东叫来胡乔木，要他为《解放日报》写一篇社论，题目是《苏必胜、德必败》。毛要胡抓住四点来写：第一，德国师出无名，无法进行精神动员，苏联是为了保卫祖国而战，士气民气正旺盛；第二，德国资源短缺，生产能力已扩至极限，而且其战略战术长短优劣经过两年的战争已多大白于天下，容易引起被侵略者的注意与防御，苏联的情况则恰恰与此相反；第三，德国法西斯四面出击，形式上是外线作战，实际却是内线作战，处于被包围被攻击之中，随着战线拉长战区扩大，供给和联络就有可能被切断，这些困难都是苏联所没有的；第四，德国内不稳而外孤立，苏联内坚强而外多助。他还说，苏联的胜利并非唾手可得，重大的牺牲与一时一地的挫折也还不可避免；但全人类和全中国的战斗信念是：中必胜，日必败；苏必胜，德必败。

　　毛泽东要胡乔木立即把这篇文章写出来，他等着看。一个小时后，胡乔木将稿子送至毛泽东的手边，毛稍作了修改。

　　2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苏必胜、德必败》的社论。

　　时局的发展，没有出乎毛泽东的预料。

　　毛泽东惊人的洞察力和预见力以及对于时局鞭辟入里的分析，其意义显然不仅仅对于欧洲战场的判断，对于国内战局也具有持久的影响力。

　　胡乔木的笔，顺着毛泽东理清的思路，通过《解放日报》向全体抗战军民及时传达毛泽东和中央对时局的预测以及中共的战略和策略，坚定人民对抗战必将取得胜利的信念。

　　胡乔木的笔，还开始用来记述延安人的生活，记述这片红色特区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让每一个人知道我们多年来为民主自由而斗争的艰辛，也分享我们现在看到民主胜利的喜悦”!

　　胡乔木说，他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所写的绝大部分评论，都是经毛泽东修改过的。由于早期的社论手稿已无法查到，现在已很难看出毛作过哪些修改。但是，从这些社论善于敏锐地把握形势，透彻地分析形势，讲究遣词造句等特征上，不难瞥见，胡乔木开始自觉接受毛泽东的思维和文风的影响。

　　1941年，紧张而又难忘。在胡乔木的年谱上，最重要的行迹莫过于他来到毛泽东的身边。   二  　　胡乔木似乎重新感受到曾发生于中共党史上惊心动魄的历史斗争，并逐渐认识到毛泽东对于这些斗争性质判断的正确与政治敏锐。

　　胡乔木后来才知道，当他来到毛泽东身边不久后接下的那份《六大以来》文件校样时，就已经进入了这场思想交锋的前沿阵地。他校对的那份材料，很快成为这场思想交锋最直接的武器和具有不朽价值的思想文献。令他感到惊奇的是，这场交锋的激烈程度，决不亚于当时激烈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他自己也经受了有生以来最震撼心灵的考验。

　　这一切，曾引起晚年胡乔木无尽的回忆。

　　开展这场运动，是毛泽东思虑已久的。这场运动似乎应当开展得更早一些，但一直到了这一时期历史才提供了机遇。

　　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在江西苏区的后期，李立三、王明等几乎将中共事业推向失败边缘。毛泽东被整得厉害，他原来担任的党和红军的领导职务被撤销，很长一段时间成了名副其实的闲人。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回到了军事领导岗位。但是，会议对王明路线有一个妥协，就是认为王明的军事路线是错的，但是政治路线却是对的。这个看来似是而非的妥协，在当时条件下竟是唯一选择。一是因为当时主要是要解决军事问题，没有时间讨论政治问题；二是在党内解决这个问题，要有个过程，需要很长时间来讨论；三是各军团都在长征中，无法集合起来讨论。

　　1937年12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其身份是共产国际代表。毛泽东、王稼祥等在延安的中共主要领导人都到机场迎接。毛泽东说“喜从天降”，以示欢迎。

　　共产国际的背景，使王明不可一世。他一回来就大肆宣扬，抗战主要是靠国民党领导，共产党不要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他的名言是“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此后，王明又到国统区宣扬他的右倾观点，甚至连国民党也不理会他那一套。但是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

　　1938年9月，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意见时指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求以毛泽东为首解决一切问题，要王明不要另搞一套。随后，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否定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提法，指出要团结就得有斗争，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独立自主就没有统一战线，王明那一套行不通。

　　胡乔木当时在安吴青训班，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向他传达了六中全会精神。但是，他们不知道，斗争只是告一段落，远没有停止。

　　1940年3月，王明在延安重版了他的《为中共更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他在再版序言中称，本书所记载的事实是中共党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此后，王明又在不同场合散布自己的理论，同时诋毁毛泽东的著作，俨然以判断是非的共产国际代表自居。

　　毛泽东决定予以反击，首先是向全党揭露王明错误思想的历史渊源。

　　1941年春，毛泽东决定采取一些重要措施来解决理论如何联系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实际问题。

　　需要提出的还有一点，早在1940年的下半年，为原定于次年春天召开中共七大准备材料，中央决定收集和编辑《六大以来》这份文献材料，由陈云、王明、王稼祥、洛甫、邓发等领导同志分头进行。后又决定改由中央秘书处承担，毛泽东直接负责和监督。毛指示由中央秘书处处长王首道具体负责。胡乔木来到毛泽东身边后，便慢慢地移交给了他。

　　1941年3月，毛泽东决定将此作为清理王明错误路线的历史渊源的重要工作来进行，他要求加紧编辑《六大以来》，解决遵义会议以后的政治路线问题。

　　毛泽东要让大家看清楚，一段时期以来“左”倾教条主义干了些什么!

　　胡乔木此前对于党史接触并不是很多的。接手这项工作后，他很快就习惯浩如烟海的党史文献，这奠定了胡乔木将要从事的最重要的一项事业的基础。胡乔木似乎重新感受到曾发生于中共党史上惊心动魄的历史斗争，并逐渐认识到毛泽东对于这些斗争性质判断的正确与政治敏锐：这些文献再现了毛泽东一再强调的中共党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两条路线斗争。

　　《六大以来》汇集了从1928年6月中共六大到1941年11月期间中共历史文献凡519篇，包括会议纪要、决议、通告、声明、电报、指示以及党报社论、主要领导人文章、信件等，共约280万字。

　　毛泽东有意识地挑选一些篇章，共86篇，以散页形式发给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研究。这些文章基本上反映了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的产生、形成及其被纠正的历史过程，为全面整风打下了基础。

　　编纂党史文献，使胡乔木成为当时中央领导层中对中共历史有较为透彻了解的、为数不多的人物之一。毛泽东秘书这一特殊身份，使胡乔木得以全过程地参加了这场整风。也正是由于这种身份，使胡乔木在整风中的主要任务是：向全党宣传中央关于整风的方针政策，传达毛泽东的思想。

　　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中宣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提出党八股实际上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显然，整顿三风，反对教条主义是根本一条。为了及时地向全党传达这一信息，3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胡乔木撰写的社论：《教条和裤子》。

　　社论称，将科学变成教条，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把适用于一种条件的真理，硬邦邦地搬到另一种条件下面来”，这种教条主义没有把理论当作行动的指南，而是把它当作了行动的公式；另一种是“把适用于一般条件的真理，原封不动地放到特殊条件下面来”，这样的教条主义口头上拥护科学，实质上也是毁灭了它，其结果是使科学化成了虚无。

　　胡乔木指出，第一种教条主义造成的结果可能更危险些，但是因其危险性显著，在遵义会议以来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基本上被清除；而第二种教条主义因其披有“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而显得更具有“理论权威性”，其品质是“暧昧”，所以反对这种教条主义的斗争更长期、更复杂。

　　不久，胡乔木发表了另一篇重要的社论：《整顿三风中的两条路线斗争》。社论说，“整顿三风，就是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活生生的统一。”在具体做法上，就是将研究文件与检查工作结合起来。从这篇社论可以看出，胡乔木已初步形成了追求逻辑严密、说理清晰的独特文风。  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胡乔木不同意萧军的意见，就站起来反驳。他说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受到组织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

　　延安整风也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页。然而，这一页实在不能以普通的一页视之。经历过或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们，不会忘记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不会忘记毛泽东在那次座谈会发表的著名讲话。

　　晚年胡乔木曾满怀深情地说，50年后的今天重读《讲话》，它的深刻的思想性和说理性，仍使我们每一个相信真理的人感到折服。它的具有普遍真理性的基本内容，将使我们长久地受到教益。

　　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但形成了系统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而且也形成了系统的文艺思想。这种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现实革命斗争服务。作家应该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而这正是中共从当时实际出发提出的符合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准则，构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逻辑起点。

　　全党整风开始后不久，文艺界整风就被提上日程。

　　3月底的一天，毛泽东召集《解放日报》的人开会，谈《解放日报》的改版问题。会上，贺龙、王震对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提出批评。

　　贺龙说：丁玲，你是我的老乡呵，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

　　胡乔木感觉贺的话语过重，便转过头，向毛泽东提出：“关于文艺上的问题，是不是另外找机会讨论？”

　　毛泽东没有说什么。但第二天，毛泽东批评胡乔木：“你昨天的话很不对，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能看出问题，你就看不出来。”

　　毛泽东领导文艺整风的方式是独特的。整风开始之前，他给当时在延安的许多作家写信，找他们谈话，请他们收集文艺界对整风的反应。据知情人回忆，先后被毛泽东约去谈话的作家和诗人，就有丁玲、艾青、萧军、舒群、刘白羽、欧阳山、草明、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人。

　　座谈会开始前，毛泽东以他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何凯丰的名义，向参加会议的文艺界人士和一些部门领导发出请柬。请柬注明开会的目的是“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

　　座谈会采用分散和结合的方式进行，大会共举行3次。

　　5月2日下午，第一次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会议室举行。

　　毛泽东的开场白照例是特有地风趣的。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

　　毛泽东接着谈到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毛泽东的讲话作为“引言”，在文艺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与会者围绕着毛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甚至出现尖锐的争论。“红色的国土”上首次出现了这样的争论。

　　胡乔木认真做着记录，并不时参加发言。

　　毛泽东也认真地做着记录，很少发言，但是他的态度是明朗的，认为是对的就赞成，不对的就反对，并加以说服。

　　在一次会议上，萧军曾谈到，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

　　胡乔木不同意萧军的意见，就站起来反驳。他说，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受到组织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

　　毛泽东十分赞赏胡乔木的做法，开完会以后，他特地请胡乔木去他家吃饭，说是为了祝贺开展了斗争。

　　16日，召开第二次座谈会。

　　120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首先发言，他呼吁延安文艺干部到前线去，文艺工作者应该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甚至发两分光。这样做似乎付出很多，但实际上学到的东西更多。

　　柯仲平介绍了民众剧团的《小放牛》在农村演出受欢迎的情况，说不要瞧不起《小放牛》，群众很欢迎，老百姓慰劳品装满了衣袋、行囊和马褡。

　　毛泽东很赞同两位作家的意见，连连点头称是。

　　23日，座谈会召开了第三次会议。欧阳山、周扬、何其芳与萧军又争论了起来，胡乔木也加入了这场争论。

　　在谈到鲁迅所走的道路是“发展”还是“转变”时，胡认为是“转变”，而萧坚持认为只能是“发展”，不能说成是转变。他的理由是“‘转’者方向不同也。原来向北走，又转向南了或者转向东、向西了，越走越远了。‘变’者是质的不同。由反革命的变成革命的，或由革命的变成反革命的，是质的变化，鲁迅先生并不反动，所以只能说是‘发展’而不能说是‘转变’。”

　　双方争论得不可开交，谁也没有说服谁，倒是朱德一通朴实厚重的话，才使争论暂告一段落。他说，不要怕谈“转变”思想和立场，不但会有转变，而且会有“投降”。我自己就是看到共产党能救中国而由旧军人“投降共产党”的嘛!有人引用李白“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诗句，现在的“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工农兵。

　　朱德的讲话赢得了阵阵掌声。

　　在连续听取会议发言后，毛泽东决定作一次长篇发言。发言安排在23日晚上。由于参加会议的人太多，会址只得临时改在会议室外的一块空地上。

　　毛泽东穿着他那身灰白色衬衫，作了座谈会开始以来准备最充分的发言。他一手拿着简要的讲话提纲，做着手势，用他那浓重的湘音，侃侃而谈。毛泽东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将近一个月大家讨论的、甚至发生激烈争论的问题，归结为一个问题，就是文艺工作究竟是“为什么人”的问题。

　　毛泽东的讲话，将延安文艺家们的思想引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丁玲在座谈会期间曾受过严厉的批评，但在整风后却说过一段深情的话：“回溯着过去的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翻然而悟，憬然而惭的感觉。”

　　这种感觉决不是丁玲一个人所具有的。

　　毛泽东嘱咐胡乔木整理他的讲话。胡乔木根据记录作了整理，毛泽东看了以后很满意，又在整理稿上作了不少修改。讲话的发表，选在1943年10月19日，即鲁迅逝世7周年的纪念日。

　　毛泽东主持座谈会，胡乔木自始至终参加了座谈会，并作过不少发言；毛泽东发表讲话，胡乔木整理讲话。这一切，对此后中国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则是始料未及的。  四  　　胡乔木作为记录人员，参加了六届七中全会。同时，受毛泽东的委托，参加了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应当说，这是胡乔木来到毛泽东身边以后承担的最重要的工作。它为胡乔木的思想产生再一次的飞跃，奠定胡乔木在中共理论领域的地位，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

　　1943年，中共党内的形势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这是由中央领导机构的调整带来的。

　　1941年9月会议以后，张闻天深感已无法负总责，主动要求赴农村去作调查研究，从此不再参加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博古早已不负主要责任，1941年已由毛泽东派往管《解放日报》；王明一直称病，不干任何工作，不出席任何会议；周恩来在重庆，很难参与中央的全盘工作。

　　这种状况不能继续维持下去。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最后决定，一致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改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3人组成，也以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由毛主持，在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4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胡乔木是秘书。

　　实际上由王稼祥负责，具体工作由胡乔木承担。胡乔木还继续担任毛的秘书和总学委的秘书，更深地参与了整风运动。

　　8月，毛泽东开始主持编辑《两条路线》，作为进一步整风学习的更为系统的材料。毛将这一工作放在总学委，由于参加了《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的编辑，胡乔木自然是最重要的人选。

　　胡乔木接受任务后，主要负责与毛联系。文件目录由毛选定，胡负责送给参加选编的领导传阅。

　　《两条路线》以《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为主要资料来源，共收录文献131篇，挑选了最能反映党的各个历史时期两条路线斗争情况的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文章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工作进展得很快，毛泽东仅用了几天就选定了篇目。胡乔木送给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等传阅。

　　《两条路线》编辑工作很快就结束了，后装订成上、下两册，共印了2千套，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的主要材料，延安的高级干部和各根据地主要领导几乎人手一套。

　　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仿照1941年9月会议，召开了扩大会议，继续批判王明路线，统一干部思想。会议断断续续，一直开到年底。胡乔木自始至终列席了会议。

　　通过两年整风，思想界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次会议，主要是由犯错误的同志进行检查，对王明错误路线进行总结性批判。博古、周恩来、洛甫等都作了检查发言，分析和评价了中共历史上若干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很多是一针见血的。

　　12月1日，王明要妻子孟庆澍代笔，由他本人签名，给毛泽东及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他表示，“现在因病不能参加会议和学习，很觉难过”，“中央所讨论的关于我的主要的是哪些问题，我还不知道。等我得到中央的正式通知后，我将尽可能地加以检讨”，“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一切问题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

　　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为“七大”的召开做准备。其中起草历史决议是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会议共开了11个月，是中共党史上最长的一次会议。

　　胡乔木作为记录人员，参加了六届七中全会。同时，受毛泽东的委托，参加了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应当说，这是胡乔木来到毛泽东身边以后承担的最重要的工作，它为胡乔木的思想产生再一次的飞跃，奠定胡乔木在中共理论领域的地位，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晚年的胡乔木，曾不止一次地如数家珍地回忆这一重要的经历，谈起来是那样的细致，是那样的一往情深!

　　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立后，任弼时立即投入了工作，很快写出了第一个稿子，题为《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这个稿子是以毛泽东在1941年9月会议后写的《历史草案》为蓝本写的。

　　在任弼时稿子基础上，胡乔木重新起草了一个稿子。比较起来，胡的稿子篇幅已大大压缩，突出地强调了毛泽东的思想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这个稿子又经过任弼时的多次修改，但是，中央仍然不是很满意，责成张闻天在此基础上加以修改。

　　张闻天参与党内许多重大事件，熟悉党的历史，思维清晰而具深厚的理论功底。经他修改后，稿子的质量大大提高。

　　任、张、胡共同参与起草的稿子，被作为初稿提交中央。中央组织了在延安的几乎所有高级干部参加了讨论。

　　胡乔木作着详细的记录，并根据讨论意见，随时修改决议稿子。

　　第六次修改，胡乔木受毛的委托，汇总了毛和其他领导的意见。由于毛要得紧，修改只用了一天。胡乔木展开了毛泽东在第五次修改中加写的那段话，着重强调了毛泽东的思想和事业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代表，党在廿五年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一条同党内一切错误路线及错误思想相对立的正确路线及正确思想———毛泽东路线与思想。不难看出，“毛泽东思想”这一重要提法已呼之欲出了。

　　随后，根据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意见，胡乔木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进行了第七次修改。在这次修改中，毛泽东就党内的“左”右倾错误思想的产生，加写了一段名言：“一般地说，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分裂的时期，较易发生‘左’倾错误。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联合的时期较易发生右的错误。”

　　经过7次修改，决议草案基本定稿。

　　4月20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主要议题就是审议历史决议草案的第三次稿。

　　胡乔木仍然做记录，但作为决议稿的参加者，胡乔木自然记录得格外认真。

　　经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讨论，全体一致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文献，它是毛泽东直接参加起草并反复修改，全党高级干部直至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多次讨论的，是将延安整风运动的积极成果以决议形式肯定下来的文献。  五  　　作为毛泽东的随行人员，胡乔木与毛泽东在重庆共同度过了45个不平凡的日日夜夜，这就是国共两党历史上的重庆谈判。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间长达20多年，但他们合影照片却很少。胡乔木一直珍藏着一幅文献资料中不难找见的照片，即1945年8月他随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照片。

　　人们看到，照片上的7人都是肩负重要使命的人物，他们由左向右依次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以及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和警卫员陈龙。

　　人们发现，照片上人物表情从容、轻松，但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画面背后，隐藏着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作为毛泽东的随行人员，胡乔木与毛泽东在重庆共同度过了1945年8月28日到10月11日45个不平凡的日日夜夜，这就是国共两党历史上的重庆谈判。

　　1945年8月，中国国内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抗日战争，中共始终持有必胜信念，但战局进展得如此之快，选择1945年8月作为结束时间，这多少有点出乎毛泽东的意料。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中国人民沉浸在久经磨难、重获解放的喜悦气氛中。

　　时局的变化，带来国共两党关系的重大变化。

　　日本宣布投降的同一天，蒋介石向延安发出一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会谈，共商国是。两天后，毛泽东复电称，只有等到蒋介石答复朱德关于八路军参加受降问题的电报之后，才考虑同蒋会面。

　　8月20日，蒋介石来电，再次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两天后，毛泽东回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8月23日，蒋介石来电，第三次邀请毛泽东赴重庆。次日，毛泽东复电：“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

　　毛泽东敏锐地指出，蒋介石很可能在抗战结束后立即发动内战，我们必须“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8月23日，中央在枣园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与国民党谈判问题。会议实在是太重要了，几乎在延安的所有高级干部都参加了。

　　胡乔木和石磊做记录。

　　关于中共谈判的条件，毛泽东拿出周恩来起草的《目前的紧急要求》，要大家议一议。这些要求最初是12条，毛增加了2条，变成了14条；后经博古提议，合并为6条。主要内容是：一、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二、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区域；三、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五、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六、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制定民主宪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在接下来的发言中，大家一致同意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但对于毛是否应该去重庆，意见不同。

　　周恩来首先发言，他说，中央决定我出去谈判，我个人想是—个侦察战，最主要的是看蒋介石开的盘子。毛主席是否亲自出去，看我谈判的情况而定，因为总是要谈得拢才能出去。对蒋的阴谋必须有所考虑。

　　朱德和彭德怀总的意见是支持毛主席去重庆。

　　朱说，毛主席是否去现在是要解决的问题，出去是有利的。保险不保险？比过去总要好些。毛主席出去，对将来选举运动也是有利的。他还幽默地说，“让蒋介石当总统，我们当副总统吧。”

　　彭说，毛主席出去，我党是主动的，给全国人民很大振奋，对民主运动是个推动；不过，另一方面是增加了蒋介石的气焰。因此，我主张毛主席暂时不去，等老蒋和我打一下，把他的气焰打下一点来，毛主席过几个月再去时机成熟些。

　　政治局扩大会议将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事基本上定下来了。会议同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在毛主席去重庆期间，刘少奇代理其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以保证毛、周离开期间中央书记处保持五人开会。

　　8月25日，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继23日之后，再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

　　毛泽东当天即予回电：鄙人承蒙委员长三电相邀，赫尔利大使两表示愿望来延，此种诚意，极为心感。兹特奉达，欢迎赫尔大使来延面，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乘机离开延安，赴陪都重庆，与蒋介石举行谈判。随行人员有胡乔木、陈龙等。

　　飞机在延安上空绕了一圈，随后向南飞去。

　　飞机在中国的西部飞行，从西北飞向西南，飞过渭河、黄河。

　　胡乔木探过身去，问道：“主席，我们能不能回来？”毛泽东沉吟片刻，从容地说：“不管它，很可能是不了之局。”

　　胡乔木揣摩，这“不了之局”大概是：你想要我们交出军队和解放区，不可能；你想消灭我们，也不可能。你要谈判，我来了；你不要和平，那是你的事。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转身问随行人员：“去重庆，你们怕吗？”

　　“不害怕!”

　　“对!这次去重庆，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谈判成功，那咱们就从从容容地回来；另一种可能是被扣押，坐大牢，甚至杀头。但也用不着怕!要是坐牢的话，我们就在牢中看书学习。”

　　毛泽东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

　　胡乔木想起前天夜里枣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也是这种沉着和坚定的语气。毛泽东向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宣布了赴重庆谈判的决定。胡乔木仍然负责记录。  六  　　作为毛泽东的随行人员，胡乔木与毛泽东在重庆共同度过了45个不平凡的日日夜夜，这就是国共两党历史上的重庆谈判。

　　经过4个多小时的飞行，下午3时，飞机缓缓地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

　　几百名中外记者在机场上已等候许久，都希望一睹中国另一位政治领袖的风采。

　　但毛泽东让他们失望了，他没在机场停留，只是发表了一个书面谈话：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

　　毛泽东一下飞机，就被安排走向一辆牌号为“2819”的美国大使馆防弹车。

　　赫尔利和张治中同车。“我住什么地方？”毛泽东问张治中。“委员长专嘱，请毛先生下榻重庆最好的山洞林园——美国招待所。”

　　“我是中国人，不住美国招待所。”毛泽东说。

　　防弹车载着毛泽东先去了张公馆，后来被安排在山洞林园的政府招待所。

　　胡乔木住处紧挨着毛泽东。

　　接下来的43天，充分地展示了抗战胜利以后国内复杂尖锐的政治斗争。国共两党的最高领导人坐到了一起，这本身就兆示着深刻的政治变迁。谈判十分艰难，进展十分缓慢。这一点，国共双方均不感到意外。谈判基本上是在两个层次上进行的：一个是毛泽东与蒋介石直接交换意见，一个是两党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等之间的磋商。

　　10月10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桂园客厅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较量绝不仅仅是在谈判桌上，国共双方也都这样看。

　　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国民党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就密令各战区，印发蒋介石在1933年“围剿”红军时编订的《剿匪手本》。

　　毛泽东来重庆，也不仅仅是与国民党谈判。40多天里，比起在延安，并没有感到丝毫的轻松!

　　毛泽东的日程排得很满，他要广泛地接触各方面人士，用他自己的话说：“拜客，什么人那里我都去。”拜会的客人中，既有像宋庆龄、冯玉祥、张澜、沈钧儒等老朋友，也有柳亚子、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王芸生、左舜生等中间派人士，甚至包括陈诚、陈立夫、宋子文等国民党方面的重要人士。毛泽东还同在重庆的外国人士进行了接触。

　　对于蒋介石军事上的挑衅，毛泽东针锋相对。就是在重庆期间，七大前后考虑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决策，作为抗战胜利后中共的军事战略方针，最后被确定下来。

　　国共双方都清楚，谈判桌上的东西只能从战场得来。

　　国民党调动36个军、73个师，企图尽快控制华北和华东的战略要地，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并迅速抢占东北，逼迫中共在谈判上屈服。

　　毛泽东在离开延安前，要求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打几个大胜仗，支援谈判。刘伯承、邓小平心领神会，抓住机会，9月初发动了上党战役。

　　当时，一些人为在重庆的毛泽东安全担心，邓小平说，“我们上党战役打得越好，歼灭敌人越彻底，毛主席就越安全，毛主席在谈判桌上就越有力量。”

　　毛泽东在重庆听到上党大捷后，高兴地说：“打得好!打得越大越胜利，我回去的希望就越大。”

　　胡乔木是第三次来重庆。中共在这里的新闻、宣传和文艺机构中，胡乔木有许多老朋友，可由于太紧张，他几乎没有时间去看望他们。

　　10月的重庆，在有雾的时候，早上有时也还有几分凉意。11日清晨，蒋介石来到毛泽东的寓所，两人作了在重庆、也是此生的最后一次长谈。

　　历史记载了这两个大人物的最后一次谈话。

　　蒋说，我们二人能合作，世界就好办；国共两党，不可缺一，党都有缺点，都有专长。

　　我们都是五六十的人了，十年之内总要搞个名堂，否则对不起人民。

　　毛泽东谈起了土地问题，表示对农村土地分配严重不公而迟迟得不到解决的忧虑。

　　蒋说，很好，将来这些事情都交给你们来办，你们在这方面有经验。共产党最好不要搞军队，如你们专在政治上竞争，那你们就可以被接受。

　　毛泽东说，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军队应变为国防军，只为国防服务，不为党派服务，党则全力办政治。解放区的努力应该承认，应该帮助。

　　蒋悲观地说，这些问题这次没有解决好。

　　毛泽东却不以为然：我看很有收获，主要是方针，确定了和平建国的路线，我们拥护。

　　9时45分，毛泽东偕王若飞在张治中陪同下离开了重庆。胡乔木等随行人员，也同机离开重庆。

　　登机前，毛泽东向机场上的中外记者发表了简短的谈话。他说，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

　　下午一点半，飞机降落在延安机场。

　　党政军民2万多人，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有人清晨就来到这里。张治中先生在回忆录中，回忆了当时的难忘情景：

　　下飞机时，飞机场黑压压地站满队。干部、群众、学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党的领袖最大的欢悦与关切。那种情形，真叫人看了感动!以后，我还常常和朋友说起，认为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的气象，而国民党里还有人存着****的念头，真是其愚不可及了!毛泽东尽管十分疲惫，还是发表了讲话。讲话同样简短：这次谈判已经得到初步结果，虽然前面还有困难，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中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但谁都知道，中国无限光明的前途，是不可能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此后的一年中，中国的形势迅速地发生变化，胡乔木的笔下也充满时代的风云：迅速即时地传达着毛泽东对于中国形势的看法，传达着中共的声音和立场。

　　饱经苦难的人们，在连天瑞雪中迎来了1946年，人们企盼着1946年的安宁与祥和。

　　元旦，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照例发表了一年一度的演说。但是今年的演说，很难感觉出半点所谓“格外的欢愉，格外的欣奋”，更看不出“求安定，求复兴”的诚意。在“岁序更新”之际，他要明告于国民的是什么呢？他谈到了建国方略，核心的意思是“国家要统一”。他声称：

　　唯有国家的统一，才能顺利推行宪政，保障民主制度，发扬民意，集中民力，完成建国的大计。也唯有国家统一，才能全面地推行各种经济建设，提高我们一般勤劳辛苦同胞的生活水准。更唯有统一的国家，才能于战后的新世界中为人类和平福祉而有所贡献。而且就当前事实来说，我们唯有共同维护国家的统一，才能顺利地进行我们的复员工作；否则，如果军令政令不能统一，交通运输节节破坏，地方秩序到处骚乱，则国家的复员工作，必是处处受着破坏，而人民最基本的安居乐业的要求，根本就无从谈起。所以我们对于国家政事，无不可以虚心忍让，无不可以推诚相与，而军令政令的必须统一，军队必须一律归还国家统辖，任何割据地盘破坏交通阻碍复员的军事行动，必须绝对避免，则是解决目前纷争不安的唯一先决条件。这是事实，也是真理。凡有爱国良知的人士所不能不承认、不能不履行的。

　　所谓的“统一军令政令”，是重庆谈判早已解决的问题。中共领导层敏锐地感觉到，蒋介石老调重弹，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必须予以回击。毛泽东决定《解放日报》全文转载蒋氏的讲话，同时写一篇社论，驳斥这一讲话。写社论的任务，自然落到胡乔木的头上。在刊登蒋氏讲话的前一天，1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胡乔木撰写的长篇社论：《蒋介石元旦演说与政治协商会议》。

　　胡乔木指出，恰恰相反，今天国是的根本问题并不是所谓的军令政令的统一，而是结束一党专政、军事专政与个人专政的所谓“训政”。因此，接下去的政协会议就必须有权结束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

　　从重庆回来后的几个月中，胡乔木几乎没有写什么东西。这篇社论，花了他一个晚上。

　　此后的一年中，中国的形势迅速地发生变化，胡乔木的笔下也充满着时代的风云：迅速即时地传达着毛泽东对于中国形势的看法，传达着中共的声音和立场。

　　1946年，可以说是乔木的“社论年”。

　　1月10日，国共双方分别颁布了停战令，关内的战火一度基本上平息下来。

　　胡乔木撰写了《和平实现》的社论，对于这个停战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中国在民国以来的三十五年间，每年不是内战，就是外战，或者是内外战同时并作。人民长时期渴望国内和平，但是即使在日本投降以后，还经过了整整五个月的时间，才第一次看到国共停战命令所带来的和平。”“国共停战协定，不但结束了过去五个月的军事冲突，而且是开始了整个中国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和平改革与和平建设的新阶段。”不过，这与其说是对形势的展望，不如说是中共方面真诚的愿望。

　　1月，政治协商会议开幕。

　　19日，胡乔木奉命撰写了《评“扩大政府组织之意见”》的社论，明确地表达了中共对于国民党关于扩大政府组织一案的不满，尖锐地指出，国民党代表所提出的扩大政府之具体办法，完全是拒绝民主改革，坚持一党独裁的办法。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民主联合政府，让一切民主分子参加政府的工作与各级机构，并享有公平有效的代表权。

　　23日，胡乔木又写了《军队国家化的根本原则与根本方案》，重申了中共关于所谓军队国家化的具体涵义，即“是要把专制独裁制度的军队化为民主制度的军队，而不是要把民主制度的军队化为专制独裁制度的军队；是要把党阀制度和军阀制度的军队化为人民的军队，而不是要把人民的军队化为党阀制度和军阀制度的军队。”“军队国家化的两大根本原则是国家民主化与军队民主化”。

　　2月下旬，国民党特务分子在重庆组织了游行示威，散布苏联对东北提出经济要求等消息。

　　25日，胡乔木撰写了《重庆事件与东北问题》的社论，明确提出，这起事件与10日重庆较场口事件、20日北平执行部事件，都是国民党制造的企图推翻停战命令与政协决议的阴谋。

　　毛泽东对这篇社论进行了修改并加写了一段话，指出，这实际上是法西斯者的阴谋：

　　人们只要注意到这样一点，就可一眼看穿中国法西斯分子们的阴谋之所在：从中国法西斯分子的一切言论行动中看，他们总是小心保护着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和汉奸伪军，不愿丝毫触犯他们。至于对真正援助中国独立解放的盟邦苏联，却称之为“新帝国主义”，放在必须“打倒”之列。同样，他们对日寇汉奸略无仇恨，对于中共则恨之入骨髓，必欲消灭之而后快。总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法西斯分子和国外法西斯分子一样，将一切仇恨集中于苏联与共产党及一切真正民主人士，企图把人民的胜利加以推翻。

　　毛泽东的这段文字正是社论要说的中心意思，可谓画龙点睛之笔。

　　循着毛泽东的思路，胡乔木于28日写下了《中国法西斯派纲领》的社论，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内法西斯力量的鼓吹独裁专制、煽动战争、仇恨民主、****反苏的反动本质。

　　7日，胡乔木奉命发表社论《驳蒋介石》。

　　胡乔木指出：“中国人民不能不在此严重时机警告蒋介石与法西斯反动派：你们过去被迫接受停战协定、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和整军方案，以为主要的是由于国际的压力，只要这个压力暂时地减轻了，你们就又可以故态复萌。你们这种想法是错了，不但是因为你们没有真正认识国际的大势，而且因为你们没有足够估计人民的力量。”   八  　　人们从这些社论和评论中不难发现，经过近七年的磨炼，毛泽东、胡乔木两人从文字到文风上，已臻珠联璧合、水乳交融的境界。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

　　内战肯定会爆发，毛泽东有这个估计；但是如此快地来到，却是始料未及的。好在中共关于未来的内战的方针是早已定了的。形势发生变化，党的宣传方针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在纪念全面抗战爆发9周年之际，毛泽东要任弼时转告胡乔木，准备一篇宣言稿。宣言稿很快就写成了。照例是由毛泽东修改。宣言叙述了日本投降后中共发表宣言，主张和平建国；叙述了双十协定及内战的爆发；叙述了较场口事件以来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叙述了美蒋合作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企图。

　　毛泽东在修改中加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中外反动派的反动企图是可以被打败的。”

　　8月28日，毛泽东授意胡乔木写了《一年的教训》，并进行了修改。社论语调之轻松，使人忘记这是写自战火纷飞的形势之下。胡乔木写道，去年的8月28日，毛泽东一行应邀赴渝，与蒋介石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但是回顾这一年的事实，蒋介石这个中世纪的塾师“给四万万五千人民上了一课，给民主同盟和社会贤达上了一课，但是更热心的还是给两百多万共产党人上了一课。”

　　1946年的最后两个月，胡乔木连续为《解放日报》撰写了4篇社论：《争取全面抵抗的胜利》、《要求真正的停战令，恢复一月十三日位置》、《两个声明》、《立刻解散非法的“国大”》。这些社论，都经过毛泽东的修改。

　　此后一段时间里，一直活跃于宣传领域的胡乔木突然“失踪”，他奉毛泽东之命，去陇东参加土改。

　　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此时去基层，身份显然不是一般干部。不到半年，胡乔木几乎跑遍陇东地区。连年战火，北方农村经济极其凋敝。胡乔木第一次真正深入基层，他由衷地认识到土地之于农民的重要，认识到解决土地问题的迫切性。这次调查，使胡乔木在一年后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土地改革中各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打下了基础，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就在胡乔木去陇东期间，陕北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解放军从1946年的7月至1947年2月的8个多月时间里，歼灭了国民党军队71万余人，使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遭到破产。蒋介石被迫改为重点进攻，即将主要兵力用于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国民党34个旅的25万人，从3月初开始，从南、北、西三个方向对陕甘宁发动了进攻，目标是占领延安，摧毁中共领导机关。

　　毛泽东在陕北转战了一年多，用一个延安换取了全中国。当胡乔木接到中央的电报赶到延安时，中央正在做撤离延安的最后准备工作。毛泽东后来曾说过，中央留在陕北就是靠文武两条战线指挥全国斗争的。大概是为了充实文这条战线的力量，毛泽东召回了千里之外的胡乔木，让他继续作为毛泽东和中央代言人，及时传达毛泽东和中央的声音。

　　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新华社总社一分为二：主体转移到太行解放区，由社长廖承志、梅益领导；留在陕北的分社，由范长江领导，跟随毛泽东。分社电讯的电头由“延安”改为“陕北”，照常播发新闻，保证了毛泽东和中央声音不间断。中央给新华社的重要社论，基本上都出自胡乔木和陆定一之手，经周恩来、任弼时、毛泽东审阅、修改，传到远离陕北的太行总社，再向全国播发。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自然成为毛泽东转战陕北这段重要历史的见证人；同时，作为新华社主要撰稿人，胡乔木撰写的社论、评论，也成为记载这段历史不可多得的文献。

　　5月14日至16日，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在孟良崮消灭了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击毙师长张灵甫，取得了抵抗国民党进攻山东解放区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标志着解放区全面反攻的到来。

　　毛泽东致电表示祝贺，同时吩咐胡乔木撰写社论一篇。

　　19日，新华社播发了胡乔木撰写的社论《祝蒙阴大捷》。毛泽东对此作了精心的修改。毛泽东修改的底稿，在40多年后被设计为《胡乔木文集》的封面底版。

　　6月16日，蒋介石在军校发表训词，要求他的学生们拿出23年前黄埔军校创办时的革命精神，来挽救“国家之忧患”。

　　20日，胡乔木撰写社论《哀号无济于事》，指出，“黄埔的革命精神，它是随着国共合作而来，随着人民立场而来，在国共分裂以后，在背叛人民以后，这种精神必然从蒋介石的队伍中一去不返，好比刻舟不能求剑。蒋介石今天的哀号，当然也不能替黄埔招魂。”

　　接着这段话，毛泽东写道：“黄埔军人中现在正发展厌战情绪，其中有些人，正在酝酿批蒋反战，投奔人民解放军。这种情况，随着今后蒋军的失败，必定会有可观的发展。中国人民衷心欢迎这一发展。真正的黄埔革命精神，仅仅属于人民立场上的革命军方面，这就是事物的根本变化。”

　　7月4日，国民党政府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国家总动员案”，蒋随即下了所谓的“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

　　毛泽东要胡乔木写一篇社论稿，予以痛击。

　　两天后，胡乔木交卷：《总动员与总崩溃》。毛泽东照例作了修改，交由新华社发表。社论中心意思是：蒋介石的总动员救不了他的总崩溃。

　　此后一直到年底，胡乔木又一气写下了《人民解放军二十周年》、《蒋介石的秘密讲演录》、《人民解放军的全国性反攻开始》、《救国必须灭蒋》等社论和评论。这些文章从国际形势讲到中国军事斗争，从人民解放战争正面战场讲到各条战线反内战、反倒退民主浪潮，具有鲜明时代气息。这些文章都经过了毛泽东精心修改。

　　毛泽东领导了文、武两条战线转战陕北，其中“文”这条战线上，胡乔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从1946年中到1948年初一年半里，胡乔木撰写了几十万字的评论和社论，真正成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代言人。这些评论和社论，向整个世界及时地宣示了中共对于时局的立场，同时也展示了毛泽东关于推翻蒋家王朝这一巨大历史工程的宏伟设想和构思。

　　人们从这些评论和社论中不难发现，经过近7年的磨炼，毛泽东、胡乔木两人从文字到文风上，已臻珠联璧合、水乳交融的境界。  九  　　在这一历史时期，胡乔木撰写了一系列重头社论，篇篇掷地有声。它们与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的炮声一起，汇成了胡乔木一生最壮丽的乐章。

　　在胡乔木的记忆中，在解放战争后期，与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人物在西柏坡的岁月最为难忘。

　　在此后不到10个月里，毛泽东挥一支如椽大笔，为中国军事史描绘出一幅灿烂壮丽的画卷。胡乔木也度过了一段十分难忘的岁月。新华社总社一到西柏坡，胡乔木就被中央任命为新华社总编辑；不久，他又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这是他主管中共新闻宣传工作的起点。

　　为了加强对业务工作的领导，新华社总社成立了编委会，掌握报道方针，处理编辑业务，领导各总分社。胡乔木任编委会主任委员。编委会下设一、二两个编委会，第一编委会主管编辑部，由胡乔木负责；第二编委会主管广播，由廖承志负责。

　　胡乔木与刘少奇住前后院，从一个大门进出；这里离毛、周的住处也只有几百米。新华社文字广播、口语广播、英文广播的主要稿件都要经这里编发，重要战报和其他重要稿件也必须由总编辑修改，送刘或周审阅后，最重要的要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发往全国各地。

　　胡乔木还组建一个小编辑部，在这里工作的先后有范长江、陈克寒、石西民、梅益、吴冷西、朱穆之、曾彦修、温济泽、廖盖隆等。由于解放战争进展的速度出人意料，作为中共最大新闻机构，新华社处在前所未有的忙碌中。

　　胡乔木此时实际上已没有时间亲自来写大量的社论和评论了，但是整个新闻界离不开胡乔木。吴冷西曾著文回忆这段难忘的时光：

　　每天晚上九点左右，在大家完成了一天的编写任务、乔木同志也审完所有稿件之后，他照例召开编辑会议(当时戏称为记者招待会)，主要是由他谈对当天稿件的意见。这是一个生动活泼的会议。会上乔木同志传达毛主席和少奇同志、恩来同志的指示，评点稿件，大家各抒己见，议论风生。乔木同志对稿件的意见，大至方针政策，小至标点符号，都要求严格，评点入微，其苛刻有时到了尖酸刻薄的地步，令人哭笑不得。对一般编辑如此，对范、陈、梅、石也不例外。大家在会上可以解释、辩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乔木同志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大家不能不口服心服。有的稿件，被他从头到尾批得体无完肤，要求重新撰写。有的稿件，经过三次、四次返工才获通过。像范长江这样经验丰富、全国知名的老记者，他写的一篇战局评论也受到乔木严厉批评。事后他对我说，如果不是随毛主席转战陕北过程中经常看到陆定一同志和胡乔木同志起草的稿件被毛主席修改得等于重写，很受教育，他根本接受不了乔木的意见。要是在《大公报》，他早就撒手不干了。乔木同志折服众人之处，在于他不仅能指出别人的不足，而且还能自己动手，写出或改写出的确艺高一筹的佳作。

　　转眼到了1948年7月，解放战争已经打了整整两年。

　　奉毛泽东之命，半年多没有写社论的胡乔木，亲自动笔，为新华社撰写了一篇社论《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从题目上看，这显然不是一般的社论稿，而是对两年来革命战争的回顾与总结。毛泽东对这篇近万字的社论，进行了大段大段的修改。人们从社论中不难看出中国历史已处于重要的转折关头。

　　毛泽东估计，再用5年时间就可以打败国民党。他明确指出，要把战争打下去，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如果李宗仁等人出来组成政府，搞个曲折，那时有两种情形，或拒绝和谈，或进行和谈。如果群众觉悟，要打下去，认识到和谈就是让敌人喘息后再打，是费力的，则打之；如果没有这种觉悟，要和，那就和谈，一面谈，一面打，努力做到继续打下去，不上他们的当。

　　毛泽东预计的这种情况很快就出现了。只是，中共领导层和人民是觉悟的，没有再上蒋介石的当。

　　在这一历史时期，胡乔木撰写了一系列重头社论，篇篇掷地有声。它们与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的隆隆炮声一起，汇成了胡乔木一生最壮丽的乐章。《庆祝济南解放的伟大胜利》、《战争贩子布立特关于中国的狂妄报告》、《屠夫，奴才和白痴》、《假和平与真和平》、《北平解放》、《国民党怎样看待北平和平解放》、《孙科原形毕露》等胡乔木撰写、经毛泽东修改的新华社社论、评论、新闻稿，一泻千里，展示了人民大革命的不可逆转的气势；而语言之睿智和犀利，使其中的很多成为不可多得的名篇。

　　1949年初，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宣布了国共谈判的8项条件。

　　26日，新华社播发胡乔木撰写、毛泽东修改的《假和平与真和平》，第一次公布国民党主要战犯名单，他们是：蒋介石、宋子文、陈立夫、谷正纲、陈诚、何应钦、顾祝同、刘峙、汤恩伯、张群、王世杰、朱家骅、刘健群、吴国桢、潘公展、蒋经国、张君劢、左舜生、戴传贤、郑介民、叶秀峰以及李宗仁、孙科等。

　　3月5日，中共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中共五大书记毛、刘、周、朱、任出席了会议。身兼中宣部副部长、新华社总编辑和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自始至终地列席了会议。

　　革命走向胜利，宣传舆论必须要跟上。毛泽东要胡乔木在全会上作关于新闻工作的发言。胡乔木是“老新闻”，对他来说，这显然不是难事。半年前，1948年的8、9月间，在新华社组织的华北记者团培训班上，胡乔木还作了《记者的工作方针的谈话》，受到培训班学员的广泛欢迎。

　　3月23日，新华社发表了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新闻稿。新闻稿由胡乔木执笔，毛泽东作了细致的修改，所加的文字往往都带有极重的政策色彩。

　　毛泽东在新闻稿最后加写了一段话：“全会认为：中国的经济遗产虽然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加上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线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可以计日成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没有任何的根据。”

　　同一天，五大书记率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人员分乘汽车前往北平。  　　随着解放战争胜利走向全国，中共建国活动开始提上日程。

　　作为即将诞生的共和国主席的秘书，胡乔木自始至终参加了共和国筹建过程对于北平城，胡乔木当然是不陌生的，只是已阔别10年了。水木清华留下过青年学子胡乔木的足迹，天安门曾激发过包括胡乔木在内的无数爱国青年的心。他本应该故地重游，去清华探访故旧，共述同窗情谊；去天安门重温往日那一腔热血。

　　胡乔木已无法做到这一切，他实在是太忙了。

　　4月5日，新华社同时发表了胡乔木撰写的社论《要求南京政府向人民投降》和新闻稿《蒋介石死党准备卷土重来的一个铁证》；8日，胡乔木写了题为《北平人民要求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南京血案表明态度》的新闻稿；5月8日，胡乔木又写了《庆祝上海解放》的社论。

　　这些题目本身就昭示着革命战争已到了最后关头。

　　6月24日，中央任命胡乔木担任新华社社长。不过，胡乔木事实上早已担当此职了。

　　同一天，胡乔木接到毛泽东的一封信。

　　乔木：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论文(似不宜用新华社社论形式，而用你的名字为宜)，拟一单纪念七七的口号(纪念七七，庆祝胜利，宣传新政协及联合政府，要求早日订立对日和约，消灭反动派残余力量，镇压反动派的破坏和捣乱，发展生产和文教)———此两件请于6月最近两天拟好，以便于6月28日发出，6月29日各地见报。写篇七七纪念论文(带总结性)，此件须于7月2日写好，3、4两日修改好，5日广播，7日各地见报。起草一个各党派的纪念七七的联合声明———此件亦须7月2日写好，以便交换意见。以上工作很繁重，都堆在你的身上，请你好好排列时间，并注意偷空睡足觉。你起草后，我给你帮忙修改，你可节省若干精力。

　　毛泽东要胡乔木写的七一纪念文章，胡很快就完成了初稿。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稿子写出后，毛没有用，自己写了一篇，就是《论人民民主专政》。也许毛泽东认为今年纪念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拿一篇重头文章的时候了。知情的人说，在毛泽东的写作生涯中，很少有像《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写得那么酣畅淋漓，那么一泻千里。在这篇蕴含即将成立的人民共和国内外政策的名篇中，毛泽东宣布，“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这样的总结，真实地反映了中共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重要经验”，自然也是新生国家即将采取的“主要纲领”。然而，中共领导的革命胜利来得如此之快，美国援蒋内战政策破产得如此之快，是双方都没有预料到的。历史发展就是有出人意料之处。不过有一点却很清楚，中共领导的革命胜利，标志着二战以来美国称霸世界的“雄心壮志”在东方受到了重大打击。这不能不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剧烈的震荡。美国人要求统治阶层对它们的中国政策作出检讨和评估，以追究谁应承担“失去了中国”的责任。美国政府为此发表了一份1100多页的文件，试图为它过去在中国实行的政策进行解释和辩护，这个文件通常被称作关于中国的《白皮书》。

　　在人民革命胜利前夕，对这种东西必须加以严正批驳。从8月12日到9月16日一个多月里，胡乔木和毛泽东共同完成了这场批驳。

　　8月21日，新华社发表了《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的社论。社论由毛泽东授意，胡乔木执笔，最后毛泽东审阅、修改。

　　胡乔木写道：“从根本上说，美国白皮书确是一部颠倒黑白的杰作，这种颠倒黑白如果加以再颠倒，人们是可以从中获得种种有益的教训的。中国人民由美国白皮书进一步认识了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面貌，进一步认识了应该如何向美国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最后，还可以由此进一步认识这一斗争的前途。白皮书是美国帝国主义反动政策在中国惨败的史册，因此它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重大的贡献。”社论认为，美国政府对国民党的攻击是“不公平”的，毛泽东在此处画龙点睛地写道：因为“没有美国政府的‘援助与鼓励’，国民党是不敢惹出这桩滔天大祸的”。

　　胡乔木这篇文章，算是“一评白皮书”。毛泽东接着写下了“五评”，它们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史观的破产》。

　　胡、毛6篇评论发表以后，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它准确地传达了中共对于美国在中国内战中政策的评价，同时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此后中美关系的演进。

　　随着解放战争胜利走向全国，中共建国活动开始提上日程。作为即将诞生的共和国主席的秘书，胡乔木自始至终参加了共和国筹建过程。当然，最令他难忘的是参加起草和修改《共同纲领》。

　　9月，共同纲领起草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于这个重要的纲领，毛泽东十分重视，对之作了精心修改。据档案资料统计，修改达200余处。胡乔木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修改，这从毛、胡此间的数次通信可见一斑。

　　9月3日，毛泽东的便条：乔木：纲领共印三十份，全部交我，希望今晚十点左右交来。题应是《共同纲领》。你应注意睡眠。

　　9月5日晚，毛泽东的便条：乔木：今晚付印的纲领，请先送清样给我校对一次，然后付印。又，即刻付印，一小时内交我。

　　9月6日，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便条：照此改正，印成小册子一千本。9月11日下午四时半，毛泽东在修改稿上批示：

　　乔木：即刻印一百份，于下午六时左右送交勤政殿齐燕铭同志，但不要拆版，俟起草小组修正后，再印1000份。

　　1949年10月1日，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日子。

　　下午3时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在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月1日，胡乔木亲自为新华社撰写了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社论。正如社论所写道的：“前程无限光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诞生，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开始自己有权管理国家，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揭开了历史的新的巨册。”

　　胡乔木随着共和国的领袖进入了全新的历史时期。  十一  　　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和中宣部主要负责人之一，建国初期，胡乔木还经常直接传达和阐述毛泽东关于宣传工作的旨意建国后，胡乔木仍然担任毛泽东的秘书。

　　与40年代相比，这时的秘书色彩逐渐褪去，他开始独立担任重要领导职务。除担任中宣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兼总编辑之外，在1949年10月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第三次会议上，胡乔木被任命为新中国新闻总署第一任署长；不久，胡乔木被任命为中宣部常务副部长。

　　40年代，胡乔木撰写那么多社论、文章，但基本上是在幕后。50年代，胡乔木进入党和国家的新闻、宣传的最高领导层，成了名副其实的新闻首脑人物。

　　毛泽东领导他的战友，打败了蒋介石，击败了国内敌人后，开始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国际领域。在此后20多年，毛泽东对这一领域凝聚着浓厚兴趣。这在建国初已表现得十分明显。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和共和国的新闻首脑，胡乔木的笔也更多地用于国际事务。

　　人们注意到，1950年1月20日，新华社发表了中央人民政府新闻出版总署署长胡乔木“驳斥艾奇逊造谣”的谈话。胡乔木第一次公开显露了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身份。这一谈话，实际上是一篇精彩绝伦的文章，不妨引出其中一段。在引述艾奇逊有关中苏关系的谈话后，胡乔木说：

　　美国国务院对于中苏关系上的说话有它自己的历史。苏联帮助了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这是一九四五年以前美国国务院的老爷们常说的话，这是因为那时候在国务院老爷们看来，美国在中国的战争赌博似乎还有希望的原故。苏联企图控制中国———这是一九四九年国务院为中国问题而发表的白皮书中所说的话，这是因为这时候国务院老爷们已经感觉自己的赌博快要输光了的缘故。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这是一九五O年一月十二日的话，这是因为美国在中国大陆上的赌博已经彻底输光，剩下一个台湾，似乎还想在那里打点鬼主意的原故。谢谢上帝，美国帝国主义们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扫荡之下，除了造作这样的谣言之外，已经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所谓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走狗，苏联已经或正在或将要吞并中国这类低能的造谣诬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此外不会有别的结果。

　　然而，这番精妙绝伦的话语，并非出自胡乔木，而是出自远在万里之外的毛泽东之手！

　　1949年12月16日，应斯大林邀请，毛泽东出访苏联。在苏期间，毛泽东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关注国际国内的形势。

　　毛泽东没有让胡乔木随同，但他们之间的联系却并没有因此而中断过，毛泽东的许多文字性东西，通过主持国内工作的刘少奇转给胡乔木。1950年1月1日，毛泽东就起草中央致各野战军贺电给胡乔木的电报，就是通过刘少奇转交的。

　　少奇并乔木：广西全境，广东之南路及雷州半岛西南全境(除李弥、余程万三部及西昌胡宗南一部外)，西北全境，残敌均已肃清。请用中央名义起草一个致各野战军的贺电，电稿写好后告我看一下再发。

　　2日上午，毛泽东就译发其在苏答记者问电讯稿再次请刘少奇转胡乔木，要求新华社务必照塔斯社发表的稿子译发。

　　2月14日，毛泽东就修改新华社社论《中苏友好合作的新时代》致电刘、胡，“请乔木负责改好校正无讹，并请少奇同志精校一遍，使毫无遗憾，与中苏双方所发表的条约及协定完全一致。”

　　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和中宣部主要负责人之一，建国初期，胡乔木还经常直接传达和阐释毛泽东关于宣传工作的旨意。

　　1950年上半年，中共决定在全党范围进行一次整风运动，毛泽东亲自指定胡乔木为整风委员会主任。5月24日上午六时，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因为这封信对于叙述胡乔木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活动有重要价值，故不妨援引一下。

　　乔木同志：全党整风运动即将开始，这件事已成当前一切工作向前推进的中心环节。这一环节不解决，各项工作便不能顺利地向前推进了。中央已指定了一个三人委员会，你为主任，负责审查各地整风文电并起草复电；尔后则负责注意这个运动的发展，替中央起草指导文电，并注意报纸刊物的报道和指导(六月上旬应写社论一篇)。各地整风指示文件均须经中央，截至今日止，已到者有华东、西南、西北、内蒙、一野等处，请你即于两三日内总阅一遍，邀集安子文、肖华谈一下，逐一起草复电(请叫尚昆注意各地有关此类来电，抄送你和安、肖)，或者还须总复一电。其原则是大体可用者即予同意，须作部分修改者则予修改。关于学习文件，有关全国者须予统一。复电要快，本月内(只有七天了)，均须将起草，送书记处各同志看过，并用四A级电拍发等事办理完毕，以便全国整风能于六月上旬一律开始。

　　毛泽东五月廿四日上午六时作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胡乔木自始至终参加了延安整风。毛泽东却要胡乔木来具体领导建国之后第一次全党整风，这标志着胡乔木在中共政治生活中已上升到十分重要的位置。

　　胡乔木通过各方面、各种形式的调查，对当时党的队伍情况作了一个基本估计。他认为，关于党与群众关系，应当说党的威信还是很高的。但是一部分群众由于经济困难，负担重，加上党的政策以及党员干部工作作风中的缺点，引起群众相当的不满。在胡乔木看来，政策与作风上的缺点，是深刻的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就是说，“胜利来得太快太大，新党员新干部太多太杂，新任务太多太紧，某些政策方面的前进太快太远，来不及准备，来不及学习。”作风中最普遍的缺点是命令主义，如在征粮收税时方法简单粗暴。部分地区甚至发生乱打人、乱扣人、乱杀人，这已不仅是作风问题了。此外，在各个方面还相当广泛地存在着官僚主义，造成工矿企业浪费严重、个人贪污腐化，造成工作中乱下命令，犯了错误而压制批评。

　　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胡乔木谈到，中共有着大规模整党经验，同时也积累了不少教训，甚至犯过错误。这次整党是在全新历史条件下进行的，采取的方式方法也应当有所不同。他分别就新区和老区的整党谈了中央整党委员会的部署，将整党重点放在解决党群关系问题上，主题是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要求各地“在各项工作任务密切地相结合而不是相分离的条件下”进行深入有效的整风。

　　中央同意了胡乔木的建议。整风历经1950年的夏秋冬三季，到1951年初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