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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中的股灾
2011-10-04 01: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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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中的股灾
都说清末是新旧混杂的时代，这个“新旧混杂”不仅体现在政治上、文化上、军事上、学术上，也同样体现在金融上：股票和金融投机这个新生事物，就在辛亥前夕骤然进入中国大地，并让大清王朝这个庞大的奄奄病体，着实体会了一把“雪上加霜”的惨淡。
无证交所先有股市 高科技股火热一时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清朝直到亡国，也并没有哪怕一家证券交易所——中国第一座证交所的诞生，是民国五年、也就是公元1916年的事了。连证交所都没有就敢炒股，那自然只能炒外国股票了。
当时正是“日不落帝国”大英帝国如日中天的时代，伦敦乃是全球金融的中心，更是全球制造业的大本营，可以说，全球的“文明人”穿什么、用什么，要看英国制造业的脸色，而制造业的时尚浪潮，又会立即通过股市这个经济晴雨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如果说，英国在近代起家的老本是纺织业，发达的动力是钢铁业和机械制造业，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制造业的新热点，就是骤然升温的橡胶业了。
1886年，德国人卡尔.本茨发明了汽车，人类在此后短短几年里，就从离不开两根铁轨的铁路时代，不可阻挡地“脱轨”，进入了依靠四个车轮在公路上飞驰的汽车时代。
和庞然大物的火车不同，汽车重量轻，道路条件也差，传统的钢轮、木轮用于汽车，会令乘坐者感到颠簸不适，因此人们几乎在第一时间就为汽车配备了中空、充气的橡胶车轮，以减缓汽车的颠簸感，不仅令乘坐者感到舒适，也可延长汽车的寿命。随着汽车的普及，人们更发现，汽车轮子越宽大，着地面积越大，附着性也越好，汽车的驾驶品质、乘坐品质，也都会有质的提高。
这样一来，原本用途有限、只用来做胶皮鞋、雨衣之类物品的天然橡胶，一下成了炙手可热的潮流产品，橡胶制造业也成了当之无愧的高科技产业，在领风气之先的英伦兴盛一时，前面提到的、为汽车配上橡胶轮胎的人，正是英国人邓禄普，1888年他开创了橡胶轮胎产业，英国也因此成了“汽车轮子王国”，橡胶需求量大增。然而当时的橡胶来源是全天然，而橡胶树是热带作物，英国本土无法出产，只能从自己或别人的殖民地进口。据资料显示，1908年即辛亥革命前3年，英国的橡胶进口总值为84万英镑，1909年飙升到141万英镑。水涨船高的是橡胶价格，在伦敦，1908年每磅橡胶价格为2先令，次年涨至10先令，1910年春，更达到12先令不到两年时间，价格已是原先的6倍。
橡胶树的原产地，乃是当时业已独立的前西班牙殖民地巴西，对于不可一世的英国人而言，总让肥水流入外人田，终究不是件什么愉快的事，既然橡胶种植的最基本条件是气候炎热，水土适宜，那么在自家遍布全球的殖民地中找几个合适的地方种植也就是了。要知道英国人从来不喜欢让重要战略物资受制于人，当年在茶叶上被中国卡脖子，他们就宁可使出下三滥的招数，委托普鲁士籍传教士郭士立偷偷溜进武夷山区，偷出茶种，移栽到英属印度的大吉岭，打造出至今不衰的印度红茶产业。
这回他们的办法还是偷：早在橡胶轮子和汽车诞生前的1876年，英国人魏克汉就冒着生命危险，从南美偷盗了7万粒橡胶种子，在伦敦进行优选培育；19世纪末的某年，一个不知名的英国商人又从巴西“橡胶城”玛瑙斯一口气偷了几千株当时最优秀的橡胶树苗，和伦敦的优选种一起，送到东南亚当时的英属殖民地，如马来亚、新加坡、加里曼丹、斯里兰卡等地培植。由于英国人利用了大工业手段和现代农业科技，橡胶园投资大、规模足、管理手段现代，很快压倒了“橡胶故乡”巴西，“南洋”成了全球橡胶的重镇。
然而规模化经营的另一面，就是“规模化花钱”，橡胶园的开发是在热带雨林丛生、人烟罕至的未开发地区垦荒，投入之巨，可想而知，精明的英国人很快想到了金融融资，五花八门的橡胶股票就这样堂皇登上了伦敦证交所的柜台。
南洋本就是华人聚居地，华裔富商的财力给英国橡胶冒险家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不仅千方百计吸引南洋华商入股，还直接打起了“冒险家乐园”——上海的主意，那时候上海正是远东金融中心，不但有发达的本土银票业，许多大型跨国银行也在那里驻足。
于是橡胶冒险家和金融掮客手拉手走进了上海的十里洋场。他们先轻车熟路地找到上海的外资银行，说服他们为自己的股票担保，然后在报纸上大肆渲染“朝阳产业”、“未来最有前途的投资行当”——橡胶业，声称“买橡胶股票就是买明天”，报纸广告上也煞有介事地表示，橡胶股票可以在外国银行直接抵押，置换银两或外钞贷款，这简直是天上掉下的馅饼么。
上海当时民族工商业已较发达，拥有一批资金雄厚，却缺乏投资目标的民族商人；这里同时又是官僚、买办产业最集中的地方，“红顶商人”和买办官僚可以调动大量官银、公帑进行无本万利投机；这里还有为数众多发了财的外国人，他们手中同样握有大量闲钱。橡胶冒险家和金融掮客们可不耐烦去搞什么“异地上市”，他们仅仅是把在伦敦上市的公司股票改为用中国通行的银本位制“两”而已，当然，也有不少橡胶公司为操作方便，索性把总部设到上海，据统计，至1910年，在上海可以买到股票的橡胶公司多达122家，其中40家总部设在上海，最早开业的英资兰格志公司，早在1903年便开始挖他们的“第一桶金”了。
这已不是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第一次玩股票：早在洋务运动兴起之初，股票这东西就已经火过一把，如今今非昔比，橡胶是“朝阳产业”，股票是正经八百的英国“原装货”，还有正规银行担保承兑，可谓回报丰厚，风险全无，一下吸引了上海的各路中外富豪，他们纷纷拆借资金，争先恐后地购入橡胶股票。
要说这些股票也真给他们长脸：从宣统元年，也就是1909年底起，橡胶股票便如脱缰野马般疯涨，兰格志、地磅等老牌橡胶公司的股票在短短一两个月内便翻番，而一些后起的小公司则更疯狂，股价竟有涨到原先价格18倍者。巨大的财富效应，让上海滩的富人们趋之若鹜，几近疯癫，浑不顾这些“橡胶股”的风险——橡胶园在几千里外的南洋，而股票则是万里之遥的伦敦所发行，两样东西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官与商盘根错节 牵一发便动全身
如果仅仅是普通投资者拿闲钱炒股，还则罢了，可橡胶投机的滚滚红利，很快把“八大钱庄”拖下了水。
这“八大钱庄”是正元、兆康、谦余、森元、元丰、会大、协丰、晋大，他们大多长期从事传统钱庄业务，并涉足工商业，在他们的背后，则是更上一级的金融企业——号称“钱庄的钱庄”票号，当时上海滩有两大票号，即宁波买办商人严义彬所经营的源丰润票号，和合肥官僚商人李经楚经营的义善源票号。
这两家大票号已是近代银行的雏形，其中源丰润在全国有17间分行，遍布京津沪及东部各省，创始人严信厚（严义彬之父）曾是李鸿章幕宾，是宁波红顶商人的代表，不但经营着中国工商银行，还是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首任总理，和当时上海滩的主管行政官员——苏松太道蔡乃煌关系密切，而蔡又是奕劻和张之洞的红人，把持着当时中国最富的地方财政“钱柜”，而义善源的东主李经楚来头更大，不仅是李鸿章的亲侄子（父亲是李鸿章之弟李鹤章），本人也是朝廷三品命官，他和袁世凯的红人梁士诒，经营着当时中国最大的商业银行——官商合办的交通银行。
其实最初被拖下水的，只有正元、兆康、谦余三家，可八大钱庄盘根错节，互相有密切关系，如正元老板陈逸卿也参股兆康，而兆康大股东戴嘉宝是德商裕兴洋行买办，和元丰、协丰、晋大等都有业务关系。这三家通过发行“庄票”、也就是现金支票的雏形，用“空对空”的手段收购橡胶股票，并用这些在民间信誉很高、基本可以替代大宗现金交易的“庄票”，向外资银行抵押贷款，由于“头寸”不够，最初的三家钱庄很快把另五家拉下水，而随着投机额的扩大，他们又相继把两大票号牵扯进来，要知道两大票号不仅和不少钱庄有参股关系，还与官面、商界关系密切，本身又经营着现代银行，拆借资金自然要方便得多。
这样一来，不仅钱庄、票号，而且与之有关联的官僚买办资本、商业资本和民间资金也纷纷卷入，他们相互拆借资金，把钱送到遥远的伦敦换成花花绿绿的橡胶股票，一些贪得无厌者更用这些股票做抵押，去钱庄、票号和银行拆借更多的资金，以便买入更多股票——这正是今天“次贷”杠杆泡沫的雏形。
当时的跨国炒股可不像今天这样方便，股价涨跌、信息传递，全靠电报，公司基本面之类详细资料无从得知，上海投资者能看到的，不过是一个变化中的股价而已。好在他们要知道的也只是这个：橡胶是什么，怎么种、用在哪儿，都不重要，这东西能让自己赚大钱、发大财才是关键。
如此汹涌的资金，很快就让上海滩的橡胶股票供不应求，神通广大的上海投资者索性利用关系，直接去伦敦买，到了1910年上半年，仅在上海售出的橡胶股票，市值就高达白银2600-3000万两，投入英国本土的华商银本位资金也达1400万两，4000万两白银被套入橡胶交易，一下绷紧了上海金融市场的融资链条，除了橡胶投机，大上海已几乎无银可融、可贷了。
金融泡沫瞬息破 大清国运一线牵
正做着发财梦的上海投机者并不知道，橡胶投机的风险早已在火热行情中注定了。
橡胶种植其实是一种长线投资，从种植到割胶就需7年，第8年保本，第9年小有盈余，此后逐渐进入盛产期，收回全部投资则差不多需要20年光景，也就是说，即便最早在上海滩开盘的兰格志，到了1910年也不过刚开始保本，这还是无灾无病的前提下才能做到的。
1910年夏，伦敦股市突然崩盘，原本的大热门橡胶股一泻千里，最高冲到1675两/股的兰格志，不到1个月就跌到只剩105两，个中原因，是许多橡胶园的虚假经营被戳穿（一些所谓橡胶园公司根本就没有橡胶园，只是圈一笔钱走人），而汽车产业也遭遇瓶颈。这样一来，橡胶股票的重仓户——中国投资者自然成了最大的输家。
这下身为商会领袖、又和钱庄关联密切的源丰润老板严义彬坐不住了，他找到后台、苏松太道蔡乃煌，说服后者动用政府资金救市。
蔡乃煌是广东人，早有文名，精于洋务，又曾在政治投机中帮助张之洞、袁世凯陷害政敌瞿鸿禨、岑春煊，抢到了官阶虽小、却肥的流油的苏松太道实缺，此人虽有急才，却生性贪婪，见严义彬等人找上门来，便趁机提出，要两大票号和上海商界拿出抵押物，作为他牵头救市的担保。
严义彬等人无奈，只得凑了价值300万两的房契、证券交给蔡乃煌。其实蔡早已联络了两江总督张人骏、江苏巡抚程德全，通过他们取得了朝廷的救市首肯，此时不过待价而沽，见票号、商人们就范，便以苏松太道的名义出面，和汇丰、花旗、荷兰等九家外资银行签署《维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融资350万两，又从苏松太道库拨出300万两，存放在两大票号。当然，他并没有白干，而是从中捞了不少“辛苦费”。
和源丰润不同，义善源的李经楚并没有向蔡乃煌提交担保物，因为他背靠交通银行，有独立的融资渠道，且身为三品大员的他，官阶高于蔡乃煌，因此尽管并未拿出抵押，蔡的救市拨款同样也有他一份。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打住：一个更大的难关在不到两个月后便横亘在上海一干救市者面前：庚子赔款。
八国联军之役，清廷向列强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每年例由各地分担，并用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担保，富庶的苏松太道每年承担的支付额为190万两。这笔钱从年度经费中提取，存于义善源、源丰润两大票号生息，可今年情况不同，这笔钱都被蔡乃煌和两大票号拿去救市，而道库也同样空空如洗，这下蔡乃煌可傻眼了。
他立刻想到了朝廷，上书请求朝廷从大清银行调拨200万两，帮助苏松太道渡过难关。
然而他收取好处费的事此时已不胫而走。原本，他倚仗张之洞、袁世凯，排斥岑春煊，就已经得罪了一大票清流派言官，此时正是隆裕、载沣等少壮派满洲皇族、贵族反攻倒算的时候，本身就是袁世凯党羽的蔡乃煌原本就岌岌可危，如今又出了经济问题，正好被抓住把柄，度支部左侍郎陈邦瑞急忙给江苏巡抚程德全使眼色，和清流过从甚密的程德全对贪婪的蔡乃煌本就看不过眼，这会儿自然心领神会，上书弹劾，10月，载沣控制下的清廷下旨，训斥蔡“罔利营私”、“不顾大局”，不仅不允所请，而且革去职务，更限令他在两个月内收回官银。
蔡乃煌无奈，只得向两大票号催款，这时各大外国银行也得知消息，它们见出面借钱的道台丢了官，惟恐合约有变，于
得知源丰润倒闭，兔死狐悲的义善源急忙从交通银行借款287万两，维持票号周转。此举让动荡的上海金融圈稍感安慰，到了年底，局势稍见缓和。
然而更大的危机接踵而至，这次还是来自朝廷。
作为汉族洋务派操办的交通银行系主心骨，李经楚原本就与朝廷新贵——皇族和八旗少壮派贵族貌合神离，更要命的是，此时张之洞死了，袁世凯被载沣排挤出朝廷，他所任用的文武官员则被牵连清算。此时出任邮传部尚书的买办官员盛宣怀和袁世凯矛盾很深，尤其憎恶身为袁世凯死党的梁士诒，他新官上任，不顾“橡胶危机”已火烧眉毛，竟抓住交通银行借款的“大好战机”，向这家官商合办银行派出“查账组”。
李经楚和梁士诒都是官场人物，深知世态炎凉，一旦被抓住把柄，后果不堪设想，他们急忙收紧银根，把借款退还交通银行，这下义善源变得囊空如洗，据说总号金库里只剩下7000两，经不起半点风吹草动，李经楚被逼无奈，出面向苏松太道借钱，所借数目，不过区区10万两。
此时的苏松太道是刚刚上任的刘燕冀，惩于蔡乃煌的前车之鉴，他哪里还敢造次，当即一口回绝，被逼上绝路的李经楚只好在1911年3月让义善源倒闭，自己也和梁士诒一起引咎辞职。
志得意满的盛宣怀如愿以偿，从梁士诒手中夺得大清铁路局的控制权（梁兼任铁路局长），而因为两家票号的倒台，上海当时总共约80家钱庄，在半年内竟倒闭了48家，金融风暴还从上海挂到天津、青岛、宁波等沿海通商城市。
这次“橡胶股灾”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
由于清廷的颟顸、官员的贪婪和政治斗争的黑暗，原本可以控制的股灾，最终被放大成颠覆性财政危机，给刚刚兴起的上海和江浙工商业带来灭顶之灾，也让原本对清廷抱有希望的江浙工商界产生强烈不满情绪。7个月后，辛亥革命爆发，江苏工商界几乎一边倒地站到反清阵营，清廷状元张謇、江苏巡抚程德全等也成了识时务的俊杰。
不仅如此，盛宣怀出于私利搞垮“交通系”，夺取了铁路大权。李经楚曾是京汉铁路国有化的主持者，他主张国有化，但希望采用筹款赎买的温和手段，让官民都得益，继任的盛宣怀急于事功，又希望尽快填平交通银行和国库的亏空，便推倒李经楚、梁士诒成算，在川汉、粤汉等铁路强推与民争利的强制性铁路国有化，并试图用强行收回的路权，从外国政府和银行那里再进行抵押融资，这种做法直接激化了四川、湖北绅民古董和朝廷的矛盾，最终酿成“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哨和导火索。
不能说，清廷的颠覆，是“橡胶股灾”所造成，但清廷中枢、地方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愚昧表现却是一个缩影：既然在“橡胶股灾”面前，少不更事的满洲贵族、各怀心思的官吏，和争权夺利的买办都捉襟见肘，那么当更大的火燃起时，他们也只能“眼见着楼塌了”而束手无策，最终要么坐以待毙，要么匆匆作鸟兽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