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香格里拉:辛亥百年特别策划：辛亥寻枪

文/历史作家，《辛亥残梦》作者金满楼
清朝军制，先有八旗，后有绿营，太平军起事期间又有湘淮勇营，之后由此改编而来的防军、练军属半改良的部队，其在武器与营制等方面“半土半洋”，而所有的这些旧军队在甲午战争及庚子之役中都无一例外的被打得落花流水，一无所用。至此，裁撤旧军、编练新军也就提上了日程。

清末合影的八旗子弟。清朝立国后，八旗兵在长达200多年马放南山的生活中战斗力快速退化，已难以成为军队的主要力量。
八旗绿营军队战斗力快速衰退
清军入关时，八旗兵力不过十余万，但也算骁勇善战，只是入关后生活条件改善太快，又享有不事生产的特权，由此很快丧失锐气，等到平定三藩与收复台湾之时，清军已只能仰仗汉人组成的绿营兵。为此，康熙不得不自我解嘲说：“自古汉人逆乱，也系汉兵剿平，岂有满兵助战之理？”
绿营由前明卫所制度承袭而来，各省自建自养，全国兵力六十万，但绿营兵也是世袭兵，近亲繁殖的结果导致其战斗力在之后的百余年间迅速下降，后来太平军的骤起便是其衰败的明证。
湘淮军本质仍只是旧式军队
万般无奈之下，清廷只好放开手脚，让汉人官僚各地督办团练，胡林翼、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湘淮诸军由此横空出世，在这国乱纷纷的十余年间，其组织的团练勇营虽然在朝廷兵制之外，却赫然成为剿灭太平军、捻军的中坚力量。
农民军被剿灭后，清廷对这些汉人武装也感到十分不安，湘淮等军随后被改编散驻于各地，名“防军”；与此同时，部分绿营被改编成“练军”，和驻防八旗等一起构成了同治、光绪年间的主要军事力量。同光时期的军队受到洋务运动的影响，中世纪遗传下来的的刀矛枪箭大半被淘汰而引进了一些西洋火器，但就整体水平而言，仍是一种半改良的旧军队。
最吊诡的是，八旗绿营虽然被兵部列为“国家军队”，实质上却是尸位素餐、苟延残喘，而能够剿灭农民军的湘淮旧勇们虽然不见于朝廷的兵籍之上，却是清廷可依靠的中坚力量。但是，这些兵力可以剿杀国内的农民叛乱，可谁又来抵抗外来侵略、真正的捍卫国家的安全呢？
无国防之念则无国家军队之实
旧军队之所以无能，主要在于其设立之初并无国防之概念而唯有平内叛之需，譬如耗费巨资的北洋舰队，也只有防卫海疆之责而无外洋作战之想。与各国近代海军最接近的北洋舰队尚且如此，更不用说那些只知道镇压农民军的疲弱之旅。这些军事力量，固然可以应付内部叛乱，但在环伺海外的近代陆军面前，必然是一战即溃、再战再败。[详细]

写有“兵”字的清朝士兵。清末尽管旧军装备趋于现代化，但兵营组织仍旧是老一套，而且几乎毫无军纪，完全不符合现代陆军的要求。
旧军思想严重落后且待遇低下
和后来待遇优厚的新军相比，旧军队就未免有点惨兮兮了。当时的绿营守兵的月饷只有一两银子，不能维持生活，只好搞些副业谋生，驻城里的做小买卖，摆个小摊或者担着担儿卖水果花生什么的，城外的则种庄稼。更离奇的是边外的“画兵守土”，原因是长官长期吃空饷，驻扎守兵的房屋成了残垣断壁，无人看守，上面干脆画几个拿着刀枪的兵，再写上“护送行旅，捉拿盗贼”几个大字，就算完事。
外国人曾这样形容清军士兵，说他们穿着一条布袋式的裤子，一件颜色鲜明但不合色的战袄，头戴一顶圆锥形的斗笠，有时候还会插一把雨伞或者折扇；他们的武器，也许是一杆两人扛的大抬枪，或者一杆火绳枪，或者干脆就是大刀、长矛或者弓箭，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他们才会获得一杆现代的后膛枪。他们的上衣前胸，往往有个斗大箭靶式圆心，上面贴着一个“兵”或者“勇”的大字，这恰好说明了他们的“炮灰”身份。有时候，装备已经现代化了，但兵营组织仍旧是老一套，完全不符合现代陆军的兵种、指挥、参谋、后勤等各方面的要求。
旧军毫无职业化表现军纪废弛
俄驻华使馆外交官马克戈万曾不无轻蔑地说，“中国军人列队行走极为有趣，他们都一脸严肃认真的表情。每个人都肩扛着一支长枪。由于没有统一姿势与标准，所以扛枪如同扛着把铁锹。除了随身的武器之外，他们还每人携带一把扇子。……携带扇子一是为了扇风，二是为了遮光，尤其是那赤热的太阳光。长长的竹管也是士兵行军打仗时喜欢携带的东西。有些士兵还故意用竹管代替枪来扛用。他们认为，竹管既轻便，又能用于吸鸦片。如果必须扛枪的话，那么竹管就会插到裤腰带子里。” 马克戈万的评价是，“若按欧洲人标准，中国军队中没有一位算是合格的士兵。因为军人是一种很严肃、很神圣的职业，但中国士兵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说，虽然军容松懈，但他们的前辈就能屡屡战胜敌人，保卫住自己的祖国。尽管如此，这种军队的确不配称作为天朝帝国军队。”
外人的讥诮未免带有一种“列强”式的轻蔑，但不无遗憾的说，这样的军队确系甲午前清军的写照，这也是他们在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役中一败涂地的根本原因。正因为如此，裁汰旧军、编练新军也就成为清末至为重要的首要任务。[详细]

事实上在甲午战争时期，清军军备要远超日军。单从火炮来看，清军拥有量实际超过1000门，且口径极为巨大，数质皆远超日军。
甲午战争清军并不缺乏先进装备
和一般认为的清军是因为武器不好，才在外战中屡战屡败不同的是到甲午战争前夕，清朝的绿营，湘军，淮军等老式军队已经在装备上大为改观，以军事为先发展几十年的洋务运动让旧军在装备上受益良多。但甲午中日战争为何能一把扯下了这些老式军队的假皮，不是因为清军装备不行，实则是自身体制疾病甚多，已积重难返。
甲午战争时清军并不缺乏好的武器装备，截止1894年光3万淮军精锐就有至少500多门后膛钢炮,1886年以后广东把100门后膛钢炮,江南制造局也把145门后膛钢炮运送北方,准备对日作战。而其他部队火炮，和海岸炮台的重炮还没计算在内。而日军全国也只有山野炮240门。彼时，清军在武器的数量和性能其实都占有很大优势，火炮方面的优势尤其明显。但就是这样一支军队，尽管在甲午战争中占尽人数，地形，装备，后勤补给优势，却在大多数与日军的作战中，竟难以坚持一日以上。尤其在旅顺之战中，清军踞守经营几十年号称“亚洲第一要塞”的旅顺，结果日军一个白天即将其攻克而且损失甚微。
一个当时的日本随军记者稻恒三郎在旅顺之战中对清军的描述让清军表现可见一斑。他说此战清军步兵200,500人一群,一群有大旗2面,火炮2门,携带武器全是毛瑟等精良枪械。清军使用大旗和大号指挥。但开火极为随意，没有章法，也没有预备队。在后面的不过是军官的护卫队，一但情况不利，这个护卫队就先保护着军官逃跑。随后清军开始无秩序的跑散，也许是不善于射击,也许是不善于测量距离，清军的子弹大多从头上飞过,达到很远的地方。他们也从不考虑利用地形,和使用跪射和卧射,一律是站射，这个应该是为了保持队形。
被肉搏战摧毁的晚清旧军
分析原因首先最重要的是由于军队长期钝化，晚清时旧军基本没有战斗意志，尤其是缺乏和敌人面对面“刺刀见红”的肉搏意志。如上面日本随军记者所描述的一样，这些旧军宁愿用蹩脚的技术操控火器和对方对射一上午也难打死对方几人，也不愿探出掩体去冒险。由于旧军完全不擅白刃战，所以甲午战争时每当日军亮出刺刀冲到跟前时，他们都把子弹上了膛的步枪丢掉，一哄而散，一溜烟的逃跑。这也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军队打垮清军最为有效的战法。
甲午战争即将开始前驻平壤的中国骑兵，旧式军队的痕迹仍十分明显。
旧军军制，训练和人员的诸多顽疾
除此之外清军军制和训练，人员素质也是大问题。 在训练方面，清军平时操演也无非是“操了矛杆又操刀，洋枪磨的明晃晃...早晚两次少不了，进退连环打得巧。这样演戏一般花哨的训练出来的部队，真正的战场表现也可想而知。
在编制方面，旧式清军的军队编制以步兵营，骑兵营为最高编制。这些部队几乎从来没有组织联合训练，缺乏联合作战的基础。一到开战，临时调来的几个，几十个营。就1个临时任命的邦办军务的提督站在中军大帐。到了外面，一看大家都是营长，都不知道该听谁的。你不服我，我不服你。你怕我跑，我怕你跑。等炮火一响，一旦一营受挫，就很容易全军奔溃了。
在人员方面，虽然各种西方新式武器不断的装备部队，但是清军高级将领都是读四书出来的旧时文人，军官是行伍出身的大老粗，士兵是无业游民和绿营里的混混居多。对西方武器的使用，保养，近代陆战战术的认知基本上都是不及格。[详细]

清末北京旗人住宅区域内街景，晚清时旗人生活质量大幅下降，而且也是朝廷的巨大负担。
八旗钝化成晚清巨大负担
八旗是努尔哈赤在牛录制基础上建立的“兵民合一”组织，最初只有满洲八旗，后与明朝的征战中，皇太极又建立了汉军八旗及蒙古八旗，全部兵力约20余万。清朝统一后，八旗兵分为京营与驻防两类，京师八旗兵力约10万；分驻各省要冲的驻防八旗兵力10余万，另有驻防边疆的八旗数万名，其与60万绿旗兵共同担负了军事戍守任务。
鸦片战争前夕，鸿胪寺卿黄爵滋曾这样描述京城八旗：“近见有三五成群，手提雀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问其名色，则皆为巡城披甲，而实未曾当班，不过雇人领替，点缀了事”。作为昔日的军功阶层与清王朝的支柱，这些八旗的后裔在入关两百多年后早已成为无用的鸡肋，“睹旌旗而色变，闻鼙鼓而心惊”，非但无任何军功可言，也实在无事可做。事实上，八旗绿营并没有作为主要作战力量出现，而是作为“军费”的大部分出现，太平之乱后，作为“立国之本”的他们实质上成了清廷的负担而不是其他。
八旗晚清时生活已难以为继
中国古代兵役制度有募兵、征兵、世兵等不同类别，通常来说，北方的游牧民族多为族兵制，如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及满人；明朝先是世兵制，即军户制，后改为募兵制；清朝后，八旗实际上是一种族兵制，绿营开始是募兵制，后来因长时间的驻扎某地，便演化成世兵制。与绿营一样，八旗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世袭的军户，这种拥有朝廷固定薪俸的职业，一般为特殊的人群所垄断，圈外人很难染指。
在封闭的农业社会里，八旗兵丁靠着朝廷的俸禄，生活还算过得去，但在鸦片战争后，随着货币的贬值而物价的高涨，钱粮配给标准却始终没有大的变化，以“数十万”人的兵食去养活“数百万”的家口，旗人的生活也就越来越难以维持。据杨绍权在《清代广州驻防汉军旗的历史》一文的补充中说，广州旗兵既是军队又兼警察，在下班休息时，多在附近茶居饮茶。由于经济条件所限，他们只能长时间的在茶居“叹茶”，点些价廉糕点如咸糕、油条、肠粉之类。由于旗人不能兼营商业，所以家庭妇女只能做些“女红”如刺绣来弥补家用，一直传统下来，成为她们的专长。有些旗兵实在过不下去，只好把领到的官盐禄米出卖后换些更廉价的替代品以维持生活。更有甚者，他们在城门卡堆守卫时，竟公然做起小买卖来。
清廷对“自己人”仍难以下手
1907年8月，清廷颁布《裁停旗饷》诏书，宣布在十年之内让所有旗人削籍为民，另筹生计，在此之前，清廷仍旧给予扶助。诏书发布后，旗人们一片惊慌，部分驻防地还为此发生骚乱，如四川旗人前往将军衙门抗议并将旗官打伤，浙江等地也发生了类似事件。由于阻力太大，清廷只好于次年谕慰旗人称“所有钱粮、兵饷仍均照常，毋使八旗人等妄生疑虑。”
为推行“裁停旗饷”计划，清廷设立了变通旗制处以具体规划实施，但一旦涉及到数百万“自己人”的棘手问题，变通旗制处的大臣们也是一筹莫展，万分为难。重重困难下，除1909 年新修订的《现行刑律》中规定满汉民刑事案件一律归地方审判厅审理、“旗民分治”的成规被废弃外，其他工作一无进展。事实上，直到清朝覆亡，也没有任何一省的驻防被取消（东三省除外），而旗饷仍旧照发，旗人也没有被编入民籍。[详细]

清末驻防湖北宜昌的巡防营，清末各省旧军被改编为巡防营，负责地方安全。统领们大多为旧式军官，士兵也大半来自之前的绿营、团练等，各方面素质都很差。
清末改革：旧军变身巡防营
在裁旧军、练新军的过程中，清廷处于两难境地，旧式军队如巡防营虽然在政治上可靠，但在抵御外侮上却一无用处；新军或许能够抵御外侮，但又部分被革命情绪所感染。事实上，在太平军被剿灭后，不可依靠而又靡费巨大的八旗绿营实无保留之必要，但这又牵涉到一个政治与社会问题，因为两百多年来的传统和既得利益集团难以在数年内根除，而这些旧将领如何安置、那些常年吃兵粮的人下岗之后又如何再就业，这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的难题。
军谘府的设立是清廷最后一次军制改革，也是清末军事改革最核心的一环。按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的规定，军谘府辅佐皇帝统筹全国陆海军事宜，实质上是担任参谋本部的职能，即军政、军令分开，军政属陆海军部，军令归军谘府。作为一个参谋与执行机构，军谘府的职能包括国家总体防务与军备、作战计划的拟定和军事指挥、陆海军将领与参谋长官的任命等。为了控制各省军事，军谘府派遣了大量军校毕业生充当各省督练公所（即编练新军处）和新军的参谋人员，其目的在于控制各省新军，以达成军队国家化的目标。
清末军制改革的思路，大体上是由新军扮演国防军的角色，而各省旧军改编为巡防营，负责地方安全。这一安排不能说不合理，军谘府逐步剥夺地方督抚对各省新军的掌控权也在情理当中，但行事过于操切，加上中央与地方的财赋划分未能清理，这在之后的风云突变之际，那些朝廷亲贵也就尝到了无尽的苦果。
按规定，地方上的巡防营平时置于各省总督巡抚管辖之下，战时则置于陆军部的指挥下。巡防营只有步兵和骑兵两个兵种，每省不得超过5路，每路不得超过10营，其中步兵一营定员在300人左右，骑兵一营则为200人左右。巡防营是过去无用的绿营、练军、防军和团练的一个替代，而且毫不客气的继承了前辈们的大部分弱点，比如统领们大多为旧式军官，士兵也大半来自之前的绿营、团练等，各方面素质都很差。这些队伍尽管练过洋操，也大部分配备了西式武器，但战斗力十分有限。当然，这也不能完全责怪他们，因为巡防营的装备大多过时，而且没有炮兵。
清末旧军改革速而不达
在年轻气盛的贝勒载涛主持下，军谘府独断专行，各省新军统制及参谋处上层军官的任命权全部抓到了自己手中。新上任的陆军部大臣荫昌与军谘府亲密合作，接着削夺了地方督抚对中级军官的任命调动权，在中央的强力压制下，原本掌握各省军事大权的地方大员们只剩下对低级军官的任免权。
军谘府、陆军部这样赤裸裸的争夺权力，地方督抚们是极其不满的，因为编练新军的费用均由各省支付，而维持地方上的安靖也确实需要有一定的军事权，不然的话，无权力即无责任，一旦有事，被剥夺了军事权的地方督抚们往往懒于负责——实际上也丧失了负责的能力。正如湖广总督瑞澂说的，“督抚若失军事实权，即将无从负疆圻任”，这无疑是辛亥革命后地方各省政权很快土崩瓦解的一个重要原因。[详细]

清朝的八旗绿营，湘军淮军都是基于中世纪农业社会组织起来的旧式军队。军制，体制，思想等各种问题贯穿其身和始终，这也决定了它只能算是封建王朝的附庸，而并非一支真正的国家军队。即便是被媒体经常报道各种“悲壮”的北洋舰队也是如此，悲剧性的结局从它一诞生就已经注定——哪怕它曾是最接近西洋海军的旧式军队。



第一期：被肉搏战打垮的晚清旧军
第二期：晚清新军，新而不强
第三期：清末军工：看上去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