驸马长江大桥项目经理:替茅于轼辩护——也看清楚薛涌这个人

替茅于轼辩护——也看清楚薛涌这个人

2011-09-29 吴三兴

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上，北大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教授说：“我们科技教育界，主要迎合不良作风、发挥体制毛病的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留学回国的人，这些人把中国的不良习气发挥到了极致，可以说在我工作的生物医药界做的方面最差的这些人，几乎各个都是留学回来的。”

我认为，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除了马列主义灌输的那一套之外，更为根本的意识形态乃“我是中国人”。【国人最丑陋的一面】是“要做中国人，而不要做人”的“意蒂牢结”（意识形态）。越到国外，“要做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就越得到反向加强。众所周知，大陆人在海外的名声一直很糟。

薛涌很可能就是此类人之一员，今天在微波上，他骂茅于轼“茅主席”，“只有在中国，这种垃圾才能风行。” 这比五毛还低一个层次。所以说，薛涌的心其实一直是在中国鬼混的。他的言行在有的方面已经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

多年前，我读过茅于轼的两本书《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生活中的经济学》，内容已经忘记，感觉都靠谱。这些年茅老在网络上还是比较活跃的。他所说的东西，我一般都没有细看，因为我认为那些观点都是常识，无需辨别就清楚了。但薛涌一直对茅老穷追猛打，居然得到不少人的支持。所以，我在这里将我的微博汇总，发一条长微博，替茅于轼辩护一下。

（为了准确理解茅于轼的观点，这次特意通过网络搜索，知道了他的相关言论的原始出处。看了之后，我只有百分之百的赞赏与认同！）

一、“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我认为，在一个非公正的社会中，大部分富人的钱都是不干净的。但不干净，不等于就能够将他们清除。即使清除他们，也得依靠新的法律。例如，中国人都有奴性，这是事实，然而，你能将中国人都干掉吗？仇富固然在感情上可以理解，但真正该仇、该革的是恶法对应的社会制度。

【有网友质疑：“制度是怎么来的？制度是人定的吗？什么人要定这样的制度？”其意在于：富人（或曰强势集体）规定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以，不应该“为富人说话”。我的答复是：“制度应该由大家一起定！既不该富人说了算，也不该穷人说了算！社会是大家的，要改变现状，每个人都跑不了。不想跑的，也要被迫跑，被迫同意新的社会选择。这就是革命！”】

（茅于轼的原话，更体现出了他的良心和大智慧：“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所以大多数人愿意为富人做事。而为穷人做事很难有酬劳，所以为穷人做事的人比较少。结果，许多人为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很少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这样一个社会是很不正常的，是容易出问题的。所以我要反其道而行之，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次大的经济发展，都与企业家群体的成长有关。

二、茅于轼在思想上的前瞻性，导致他总被庸众误解。如“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能变富”。很显然，所有人都应得到法律保护！这就是公平！当然，你会说中国现在还没有公平，但你要打倒谁呢？一个都不应该打倒！要倒，就必须大家一起倒！让这个恶劣的制度先玩完！你想收拾富人可以，但得依靠公平合法的新制度。

（茅于轼的原话：“（民营）企业家是中国改革的功臣，他们不但没有原罪，而且在逐步的改革中建立了伟大的功勋。”“仅仅因为出现了周正毅事件，就去怀疑全国的企业家，这种一棍子打死一片的做法，显然是没有道理的。相反，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像维护工人农民权益那样地维护企业家的权益。当然，它有前提条件，那就是遵纪守法的企业家。”）

三、老人家总是要言不烦，懒得哆嗦。不像愣头青千言万语都不着边际。茅老说“改革开放以来的财富全是企业家创造的，工人农民都不算数”。我想反问那些驳斥他的人，工人农民什么时候算数了？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利益牺牲者，这没错，但这是社会分配体制不公造成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企业家，以及创新，这算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了！

【经网上搜索，茅老似乎没有说过“改革开放以来的财富全是企业家创造的，工人农民都不算数”。差不多意思的话是茅于轼所说的：“我认为，不论在什么社会或采用什么制度，财富差别和权势差别永远会存在，所不同的是，应该把贫富差距限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内。百姓对有权有势的阶层能够制衡，有权有势的阶层不能为所欲为。这就算是一个相当好的社会了。”】­

四、他说廉租房不能盖私人厕所，有公厕就行。就这也被恶骂！我想问你们：住上廉租房没有？这么一个破国家，还想高福利！事实上对于贫民来说，廉租房个屁！哪有啊？老人家总往好的方面想，所以想前了一步。他真正想说的是：没厕所的房子，老百姓也该满足了。庸众居然将自己当作阔佬！

【茅于轼这样解释他的真实意思：“我赞成发展廉租房，但是廉租房应该是低标准的，有私人厨房，但不一定有私人厕所。这引起许多人的质问，为什么廉租房没有厕所。我认为廉租房是有厕所的，而且应该是水洗的，是室内的。但未必是私人的，而是公用的。”“有人说，廉租房没有私人厕所是对穷人的歧视。这话不错。市场经济就是对穷人不利。有钱人什么都能做，没钱什么也做不成。它是认钱不认人的。能不能改成一视同仁？我们试验过，就是吃大锅饭，结果不但富人完蛋，穷人更惨。”】

五、茅于轼说，抑制春运拥堵靠车票涨价。价格调节市场，天经地义！不是中国人笨，是他妈的制度不允许那样做。不允许价格杠杆的恶果，就是市场垄断与欺诈成风。为了五毛钱出卖人格，为了一分钱制造毒奶。此外，春运拥堵也是城乡二元社会等等制度作恶；再好的列车也是脏乱差，为什么？素质啊！

【茅于轼的原话：“春运期间火车票供不应求，如果不涨价事实上是扭曲了火车票的价值。同时，春运火车票不涨价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很多人排一晚上的队只为了购买一张火车票，而事实上，一个晚上如果工作还能挣一些钱。”】

六、­（在上一条微博）我说中国人素质低，马上有人反驳。素质固然跟社会制度关系最密切，但跟社会阶层、消费层次没有细分也是有很大关联的。中国人在列车等等公共空间上的表现，实在不敢恭维！素质高低决定社会整体环境的优劣。如果说中国人的素质很高，恐怕这个社会早就改天换地了！

七、薛涌一直标榜自己的“人民群众”立场。他写过很多文字，说明中国底层百姓素质并不低。这是偷换概念的结果。他将素质赋予了过多道德涵义，好让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别人。富人穷人的道德是没办法比较的，但素质肯定能够进行比较。素质就是接受文明的程度。故文明国家素质必然高！

【有网友质疑道：“抛开道德讲素质意义不大。看纳粹就知道了。”我的答复是：“一个很不道德的人，只要遵纪守法，就是无可指责的。所以，一个国家的整体道德水平终究是社会文明的结果。”】

八、中国人普遍素质低，能真正理解茅老的人并不多。所以，他左右不是人。据我观察，薛涌揪住茅老不放口诛笔伐已好几年，而且浪声叫板大陆经济学家。也的确无人敢来应战。其实，茅老也根本没有将他的隔空喊话当回事。茅老所说的都是常识。尤其是“将领袖还原成人”更应该是常识的常识！

九、常识是最革命的力量！中国最缺的就是社会共识及社会正义的底线。在同辈经济学者中，也只有茅于轼说的常识最多，差不多也最准确，而且他还身体力行地帮助社会底层。实际上他一直是在替底层说话，希望社会走向公平。所以，我认为他有苏格拉底式的求真、实践品格。他算得上中国的良心！

十、薛涌曾写过一些小书，主张全盘西化、中国不能成为世界工厂，我赞同这些。但在网络上红起来之后，他就开始扯淡。自其《论语研究》之后，我就不再关注。因为他和秋风一样认为儒家可以开出宪政。近几年他开始兜售有毒的成功学：培养天才，如何一岁就进常青藤，与其鼓吹的东西完全相悖。

综上，我认为茅于轼是一位温和而理性的智者。人们骂他，是人们的素质低所导致的。他的声音应该进一步放大，而不应该被那些无理的噪音所湮没！让我们回归常识，然后建立社会共识，这样中国才能积聚足够强大的变革力量！中国人的劣根性说到底是愚昧无知造成的。惟有建立民主、公正的社会制度，才能提高社会个体的文明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