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爆型防爆荧光灯安装:为“水货”贺卫方辩护 —— 陈希我博客

为《南方都市报》而作：为“水货”贺卫方辩护   

2011-08-22 12:54:1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一段时间来，方舟子指责北大教授贺卫方“水货”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所以“水”，指贺卫方没有“学术成果”。所谓“学术成果”，其实就是发表的论文。一说起论文，我就想起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那一年，我博士论文预答辩，在预答辩会上，一个专家问我的论文对所研究领域有什么“推进”意义？这问题让我一度心虚莫名。赶忙把那专家的文章找一些来看，似乎也并非都有所“推进”。甚至很多也只是把国外学术成果拿到国内来卖一下，道理说得很圆，有价值的，也就是联系了中国状况，应该算“转战”。而我研究的是文学中的“享虐”现象，据我知道，当时国内还没有专著，只是出了一些论文。李银河的《虐恋亚文化》属于专著，但不属于文学领域。按理，我这也该算“转战”吧？原来“转战”也是学术。
        印象中当今国内许多论文也多如此。我怀疑自己的记忆，就又翻了许多学术期刊，那些汗牛充栋的研究文字，除了少部分，大多架式很足，却无甚价值。若说“水”，那才真正是“水”。特别是文科论文，“天下文章一大抄”，用来说它，尤其合适。
        其实，自己当年本科毕业，第一次学写论文，就发觉了论文这东西的荒谬。当时有个学长，据说很有思想，他的毕业论文被收录在优秀毕业论文的头篇，题目是《文艺起源于劳动吗？》这题目吓死人，众所周知，“文艺起源于劳动”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断，他怎么敢质疑？看完论文，才知道，他的结论是：文艺起源于劳动之下的某某某某方面。所谓花拳绣腿是也。
        想想，撇开意识形态因素，要有所创见也是很难的。人文科学上的创见，其实不过是找个特别的立足点，把自己的道理说圆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几千年前杰出如孔子、亚里斯多德，他们的观点至今都还有人质疑呢！所以，有学生分配到我手上指导论文，我首先告诉他们，不要企图找没有被写过的东西，更不要希求有所发现。有那么多人——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讲师助教、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自考生，甚至还有专科生，都在研究着呢！就说博士生，按我所在的学校的要求，学习期间必须发表3篇论文，其中1篇要在核心期刊，我估计其他大学要求也差不多，如此，一年要生产出多少论文！真可谓“论文大跃进”，其“水”知多少！我提醒他们，特别是我们外国文学专业，国外还有研究大军，有的作家，你以为冷门，其实在国外也被研究烂了。我明确告诉他们：你们只是学写论文，不是真的搞研究，你们要做到的是掌握论文写作的基本规范，至于写什么，并不重要。方舟子似乎在大学里当过博士后，应该对此比较清楚。也许是因为呆的是国外大学？但我也不相信国外文科大学的所谓科研就很像样，或者，文科就可以拿理工科的规范来套。即使是他从文科角度看，他也应该打国内大学的荒谬的“学术规则”这个“假”。
        何况，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被指责的贺卫方教授也还是完成了北大法学院对科研成果的要求的，并非“20年没有发表论文”。甚至，他还发表过一些出色的论文，他还是90年代以来译介国外作品最勤最力学者之一。
        其实，所谓学术，也没有那么神秘。贺先生看得比较透：“只不过是针对真实的问题，运用人类已经积累的资源，结合自家独到的观察和体悟，提出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论证和解决而已。就此而言，那种把形式要件看得很神圣，把学术成果等同于卖白菜要论斤称两，无疑是很荒唐的。柏拉图的成果都是对话体；加缪的一篇随笔（‘关于断头台的思考’）成为刑罚思想史上的经典；胡适的演讲和日记本身就具有相当的学术贡献；论‘学术论文’的数量，钱锺书先生一辈子不过七篇（其中的一篇还是文学教授恳谈会上的讲稿，七篇文章都经过修订再发表，总字数不过十三万言）。这些却是真正的学术巨制。相形之下，篇幅云乎哉，文体云乎哉，核心期刊非核心期刊云乎哉！”
        如今中国国内的大学，普遍重科研成果，对文科来说，就是发表的论文量、论文所发表刊物的级别，所有的考核评级都以此为硬件。教师们绞尽脑汁，如何在核心期刊、国家重点期刊发表论文，给自己乃至学院、学校的考核评级添砖加瓦。哪怕是通过关系，甚至是用钱买版面。于是出现了卖版面的“学术期刊”，明码实价，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哪里是搞学术？简直是搞商业经营。这哪里是成果？是“水果”。
        即使是真的搞学术，搞学术就是大学教师的首要职责吗？大学不是研究所，即使是研究型的大学。大学教师，首先是教师，然后才是研究者。研究是为了提升他的教学含金量，为教学服务。可是我们现在的大学，往往本末倒置。教师，特别是文科教师不能讲自己的研究成果，只能按教科书人云亦云。当然很多也因为他们所谓的研究本来就是假的，所以也没有成果，也只能凭书讲书。我们的大学，普遍存在着“重科研轻教学”的问题。我常听学生抱怨，许多课上得没有意思，原来的期望值被大打折扣。一些名教授，学生听不到他的一节课。在鼓励机制上，也是搞科研得到的效益高得多，无论经费、奖励，还是评价；而搞教学的，收益少得可怜。当今大学教育不如人意，跟“重科研轻教学”极有关系。学校“水果”结满枝头，学生却饥肠辘辘。回到贺卫方身上，贺卫方是大学教授，他的课上得不错，在北大讲课第一学年，就获得法律学系惟一的一个教学一等奖。北大法学院设立由学生投票产生的“十佳教师奖”，共评四年，他四年蝉联。2000年，他还获得全校学生代表评选的北京大学“十佳教师奖”，并排名文科第一。
        当然，我并不就此认为，上课上得好，受学生欢迎，就是好教师。对好教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要求，就是必须在“道”上给学生以引导，以启迪，而不是死教书。所谓“传道受业解惑”，“传道”是放在第一位的。当年我上本科,有幸受教于孙绍振老师,孙老师对我的教益是终身的。实际上,我并没有继承他搞文艺理论,也没有搞诗歌,他给我的教益是传授给我"道"。贺卫方的“传道”，就是法治启蒙。在一个蒙昧的时代，再多的教授学者，也无非是摆设。贺卫方对中国法制化进程的影响不容忽视，如果要说“推进”，这才是“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