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甸邮币卡市场官网:辛亥这条路之昙花一“宪”

    1910年1月1日，国会请愿代表团在路上。
　　
　　前天晚上，十六省谘议局的55名代表在上海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会后，代表们启程北上京城请愿，要求清政府在一年内速开国会。送行的人群中，没有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12月28号，他就乘船从上海返回通州。
　　
　　并非张謇对请愿不热心，相反，他正是这次运动的发起人。组织联络，起草文件，过去的几个月中，已经五十六岁的他经常忙至深夜。虽然劳累不堪，张謇却满怀希望，因为立宪救国，此时不仅仅是空谈，波及全国的运动已经起来了。为此，这个鼎鼎大名的状元实业家已经努力了六年。
　　
　　从实业到立宪
　　
　　虽然素有才名，却屡次科考不中，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四十一岁的张謇才鸿运当头，不仅高中状元，而且深受帝党领袖翁同龢的器重，成为“翁门六弟子”之一，一跃跻身帝党的中心决策层。但正所谓“一入侯门深似海”，此时的清政府像红楼梦中那个败落的大家族，内部的动荡更胜平时，入仕之初，他便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帝党与后党的争斗。
　　
　　维新夭折，后党反扑，目睹了诸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伎俩，目睹了皇权的可怖和易变，1898年，时任翰林院修撰的张謇请求告假还乡。六月二日，他离开北京，此后十余年未曾返京。
　　
　　甲午战败，“强兵”梦破，“求富”的呼声日益高涨。为支付巨额赔款，清政府放松了对工商业发展的限制，实业救国成为潮流。回通州之后，张謇主持大生纱厂，经过数年努力，不仅垄断了通海地区，而且开始向上海扩展。1901年，通州垦牧公司开建。赴日前不久，他还在酝酿成立渔业公司。实业救国。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月二十七日凌晨，张謇登山日本邮船会社的“博爱丸”轮东行，去参观日本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
　　
　　离开中国大陆愈来愈远，海水开始略带黄色，东行愈远愈转绿色，到深海处，水显黑色，浪亦渐大。张謇站立船头，望苍茫水色，回想过去十年，自己从高中状元，参与党争到厌倦政治，兴办实业。人生之途，可谓难测！他当时或没料到，这次东行，又一次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
　　
　　两天后，张謇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他此行并非是去考察政治，而是教育和实业。他自己确定的参观程序是：“先幼稚园，次寻常、高等小学，次中学，次高等，徐及工厂。”但正像他后来总结的那样，无论是实业还是教育，都应包括政、学、业三个方面，而“政者君相之事”——首先就是政府的政策。（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
　　
　　七十天内，张謇一共参观了三十五处教育机构和三十个农、工、商单位，而且是每看必问，每问必记，每记必思。平时写日记，一两句即可。但在日本期间，他的日记动辄数百言。
　　
　　日本所见，对张謇刺激颇大。这个一衣带水的莞尔小国，短短数年便发生巨变，发展之快，气象之新，令人咂舌。在参观札幌时，他惊羡于北海道开垦二十年业绩，有感于中日现状之对比，赋诗一首：“一人有一心，一家有一主。东家暴富贵，西家旧门户。东家负债广田园，西家倾家永歌舞。一家嘀嘀一嘻嘻，一龙而鱼一鼠虎。空中但见白日俄，海水掀天作风雨。”（《张謇日记》）
　　
　　日本的发展，张謇归因于君主立宪制度。而那个老大帝国的病根，他认为就在于政体落后，导致政府贪婪而腐败。对此，他开出两剂良药：一是健全立法，二是政党政治。
　　
　　不仅仅是张謇这样想。就在他回国后不久，《浙江潮》杂志上首次出现了“立宪派”一词，立宪思潮开始勃兴。经历了戊戌变法特别是八国联军之役后，人们期待着更深刻的政治变革。在梁启超和一批留日青年的鼓动下，立宪逐渐取代维新，成为救国新思潮。
　　
　　作为地方绅士领袖，立宪派中的实力人物，张謇开始组织政治团体，鼓吹立宪运动，切切实实的开始了立宪救国之路。
　　
　　不仅仅是张謇
　　
　　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謇的活动特别频繁。他在这年除夕的日记上算了一笔账：“计本年元月至除夕，在家凡三十九日，东西南北，未有若是之役役也。最(撮)其事由，大半为路事。”
　　
　　所谓“路事”即争沪宁铁路的修筑权利，但这决非他活动的全部。从九月以后的日记可以判断，除“路事”外，他还频繁地参加江苏省教育会及图书公司等各种会议，简直是在会议和公私酒宴中过生活。而这些，都是在为立宪作谁备，其直接后果就是预备立宪公会的召开。
　　
　　这一年，和张謇一样为立宪而忙碌的还有他的好友汤化龙。汤出生于湖北浠水一个地主兼商人家，1906年，32岁的他有感于“政治不革新，国亡不可救，而欲救国，.必更博求新知，止旧学不周于用”，辞去京官之职，自请留学日本，入法政大学学习法律。他学习刻苦，“辛苦三年立雪图”，以学习日本立宪之精髓。与友人联合发起成立法政学交通社，以研究法政学理为宗旨，撰成《大清违警律释义》一书。此外，他还翻译、评介西方教育及法政理论，著《议会论》，探讨议会的性质和作用。
　　
　　这一年，同在日本的蒲殿俊也认定争民权、行宪政是必走之路。他约集川籍留日学生胡骏、肖湘等三百余人，在日本成立了川汉铁路改进会。蒲本人被推举为会长。该会主要成员联名上书锡良，要求川路公司实行商办，并每月出版《川汉铁路改进会报告书》一册。由蒲殿俊等四十四名留日学生署名，刊登在《川汉铁路改进会报告书》上的《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的长文，以法律来说理，义正言辞，影响巨大。
　　
　　这一年，比汤化龙小两岁的孙洪伊，断然卖掉全部祖遗田产4000亩，得款4.2万元，用来创立明新中学。这个清末天津“八大家”之一、北仓大盐商孙家的子孙，在过去的几年中，几乎已经倾其家产来创建新式学校。他认为国家之希望，在立宪；立宪之根本，在教育。
　　
　　这些人后来与张謇一样，成了立宪运动的中坚。他们大多受过传统教育，以儒家思想为正宗，但是后来，或像汤化龙、浦殿臣等留学日本，或者进过新式学堂，新知扩大了他们的权力观念，进而积极争取；他们的家族大多殷富，是当地的中坚势力；他们的年龄，平均在四十岁上下，正是有为之时。
　　
　　在这个群体中，以张謇为领袖的东南士绅最具财力的。开埠以来，东南地区民族工业发展最快，早在1903年，张謇就曾信心满满地说：“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这些经营者办实业、兴教育、争权利、提倡立宪，在全国影响巨大。早期的如胡光镛家族、叶澄衷家族，稍后则有严信厚、沈元沛、许鼎霖、庞元济、周廷弼、曾铸、祝大椿、朱志尧等，而其中声名最为显赫的则为张謇。
　　
　　立宪派的春天
　　
　　1909年10月14日，除新疆暂缓之外，全国21个行省的谘议局均如期成立，一律开议。
　　
　　这一天，各界“为我国人民获得参争权之第一日”欢呼祈祷不已。《申报》以红色印刷版面，敬祝谘议局成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辞。《大公报》把谘议局看做“否极泰来，上下交通之气象”加以讴歌。开封、长沙各校甚至放假一天，进行庆祝。
　　
　　江苏省谘议局也在一片欢庆气氛中召开第一次会议。张謇以五十一票（到会者九十五人）当选为议长。同一天，汤化龙当选为湖北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当选为四川谘议局议长，谭延闿当选为湖南谘议局议长，梁善济当选为山东谘议局局长，丘逢甲当选为广东谘议局副议长……一时间，“英才荟萃，海内震动”。
　　
　　这些地方绅派领袖们正式走上政治舞台，他们既向地方官吏争利权，也向朝廷争利权，有以各种幌子谋利的一面，但更有制衡官家权力积极一面，促成了上流社会的紧张和分裂。
　　
　　此时，立宪已如燎原之火，颇有涤荡寰宇，改天换地的气势。而清政府所谓的九年立宪期，显得又是多么漫长！九月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关于关岛问题的新约。人们惊相走告，“愤叹之声，雷动闿合”。如张謇振臂所言：“欲求一非枪非炮非舰非雷而可使列强稍稍有所顾忌者，实无其策，于是拟请速开国会及组织责任内阁之议，各行省乃不谋而同。”
　　
　　为此，张謇提议各省谘议局联合起来，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提议很快得到响应。
　　
　　12月8日，长沙修业学校教员徐特立，得知长沙代表将于当日启程赴沪参加会议时，兴奋异常。当日，他在学校谈及时局危机，“乃觅刀自断左手小指，濡血写‘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字’”，并托人将此血书转交代表。（《申报》，1909年12月11、12日）
　　
　　十天后，在上海召开的请愿国会代表团谈话会第一次会议上，湖南代表罗杰、刘善渥展示了徐特立的血书，殷赤淋漓，字迹斑烂，与会代表无不感奋。
　　
　　又一月，也就是1910年1月16日，请愿国会代表团到达北京，由直隶代表孙洪伊领衔，列队向都察院呈递联名请愿书，要求“期以一年之内召集国会”。并向一些王公大臣分别呈交请愿书副本，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赞助。四天后，请愿书总算经由都察院呈递到朝廷。十天后，代表决定成立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宣统元年各省签名请愿者皆为会员，规定非国会成立之日，不得解散。同志会还号召会员鼓吹舆论，游说各种社会，分头请愿。（《时报》，1910年1月31日）
　　
　　清廷内多数人对此颇为反感，但表面上却以礼待之；少数有识之士虽赞成立宪，却又不敢出而力争，给予的回答是不痛不痒，所以结果是不了了之。第一次国会请愿运动就这样流产。
　　
　　1910年2月间，徐特立的血书被印成红色传单，分送各省流传。直隶立宪派人士，还把徐特立断指血书的故事编成热潮新戏演出。徐特立由此声名鹊起，成为全国敬仰的志士。江苏丹徒县的郭毅效法徐特立，自刺手臂，用血书写了“以购国会，国会乎，政党乎！血乎！”连同一信，邮寄请愿代表。(《浙江时报》，1910年2月25日；《申报》，1910年2月14日)
　　
　　江苏谘议局作为国会请愿运动的发起单位，在张謇主持下开会，再次作出速开国会的决议。4月，代表们来到北京，发起第二次国会情愿运动。十个团体同时向都察院呈递请愿书，内容各有侧重。东三省绅民请愿书尤让人感动：东三省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今年疆界日蹙，权利日亡，财力日竭，人心日变的迫切情形，之处九年立宪之期，万难以从容以待。（《国会请愿代表第二次呈都察院代奏书汇录》）
　　
　　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号称三十余万人。但此次上书请愿的声势和上书语气的急切，反而使清廷疑虑，再次碰壁。
　　
　　6月29日、30日，代表团连续开了两天会，决定发动第三次请愿运动。10月7日，孙洪伊等23名代表正整队待发。忽然，赵振清、牛广生等17个学生前来为代表饯行：“第三次请愿势不能再如前之和平，学生等与其亡国后死于异族之手，不如今日以死饯代表诸君之行。”
　　
　　《申报》报道，这两个人说完后，立即从袖中拔出利刃，欲自杀以明心迹。代表惊骇万分，赶紧阻拦。二人在代表防备疏忽之际，忽然各自割下左腿、右臂各一块肉，在致代表书上涂擦数遍，惨不忍睹。各代表潸然泪下，答谢学生，誓死请愿到底。学生等遂高呼“中国万岁！”“代表诸君万岁！”拭泪踉跄而去。（《申报》1910年10月14日）
　　
　　具有突破意义的是，这次请愿已经打破了少数代表请愿、多数群众签名的方式，许多省举行了浩浩荡荡的游行，请愿运动成为名副其实的群众性运动。11月16日，河南国会开会，3000多人到会，抚署门前喧天震地。10月23日，山西太原1000多人参加集会，要求请愿。同日，陕西召开1万余人的大会，会后即整队游行到抚署请愿，5000余人签名。30日，福建5000余人前往抚署请愿。同日，四川6000余人参加大会，要求明年即开国会。（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
　　
　　在立宪风潮席卷全国之际，一向温和谨慎，不与权力中心发生纠葛的张謇倍感振奋，打算在十多年后重返京城，亲自到北京参加请愿活动。但是，12月16日，张謇突然决定放弃此行。因为就在两天前，清廷在各方面压力下，不得不宣布提前于宣统五年(1913)召开国会，并且答应预行组织内阁。
　　
　　这一天，当张謇兴高采烈地来到江苏省谘议局，欲把这则消失告知同仁时，发现议员们正在门口燃放鞭炮，庆祝请愿有成。
　　
　　从立宪到革命
　　
　　而此时，孙洪伊、汤化龙、浦殿俊等在北京秘密会议，他们在随后的告各省同志书中说：“千气万力，得国会期限缩短三年。心长力短，言之痛心。”（《东方杂志》，第7年第12期）
　　
　　三次请愿，换来一纸缩短预备立宪年限的谕旨，是成功还是失败？
　　
　　对孙洪伊而言，这是个失败，在今年六月，他尝云：“我等受父老重托，为天下所仰望，苟不得到开国会之目的，我孙某抵死不出京城一步也。”（《申报》，宣统二年六月十一日）
　　
　　对张謇而言，这是个成功，在第一次请愿运动之初，他就曾说：“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己，未见朝廷之必忍我负人民也。”（《送十六省议员诣网上书序》载.张孝若编：《张季子九录》文录卷10）
　　
　　事与愿违，清廷“负人民”时，绝无不忍之心。十一月份，清政府下令各督抚严禁请愿运动，随时弹压惩处。11月28日，东三省学生请愿会代表温世霖被逮捕，随即发配新疆。到了宣统三年(1911)上半年，皇族内阁的建立与铁路国有政策的实施，立宪之路完全终结。
　　
　　革命的情绪在急剧发酵。山西代表渠本澄返省后当中宣言：“三次请愿国会不成，当急取葡萄牙革命主义，志士多韪之。”江苏代表沈缦云返沪后即加入革命党人的报纸《民立报》，次年加入同盟会。山东立宪派丁世峄、周书标成为“秘密组织革命活动”的中坚分子。广东谘议局副局长丘逢甲闻革命思想腾播国内，大喜，说“是吾志也。”（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
　　
　　在请愿运动时期，梁启超一直以那如椽巨笔，为立宪擂动战鼓。而到了1911年，梁启超《国风报》上《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一中说：“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迎刃而解，有不劳吾民之枝枝节节以用其力者矣”。他的转向颇具象征意义。（《国风报》，第2年第5号）
　　
　　在立宪派人当中，只有张謇未尝稍改他的一贯主张。据孙洪伊透露，大部分立宪派人士，在请愿之后与张謇“中道异趋”。
　　
　　对于“党人隐忿之深”，张謇是完全承认的。他不改初衷，可能因为没有参加第三次请愿，心情感受与代表们不同。更重要的是，他的大生企业系统，庞大的实业计划，赴美报聘的雄图大略，都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市场与社会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仍想竭尽全力遏止革命的发展。同时，尽管他已经是一个具有若干民权思想的企业家，但士人伦理依然束缚着他，大厦将倾之时，拯救危局才是最好的选择。
　　
　　1911年5月，各省谘议局代表组成的宪友会成立，以北京为总部，各省为支部。总部设常务干事三人，分别为雷奋、徐佛苏，孙洪伊。后来有学者认为，在中国政党发展史上，宪友会是国内早期最具有渊源和规模的政党。
　　
　　其实，围绕着立宪还是革命问题，宪友会内部亦有分歧。雷奋、徐佛苏、孙洪伊显然代表三种精神、三个地域。雷出身与江浙人士组成的立宪预备公会，该会以张謇为首，自始自终是温和派。徐佛苏是梁启超的代言人，对立宪有热忱，对清廷不存过分期望。孙洪伊则代表请愿运动中的激进派，与汤化龙、浦殿俊、谭延闿等人的想法接近。
　　
　　正当代表们在北京奔走上书的时候，古老的北京城，其止水般的静谧，因为请愿者的投入，的确掀起了波澜。有人欲以身殉请愿，有人割臂断指写血书。支持请愿运动的舆论，不仅破灭了清朝争权的威信，且间接有助于革命运动。请愿之初，《时报》就指出，请愿不遂，“革命党日得利用时机，相互鼓煽，谓民权之路不得立宪之终……不如及早自图，颠覆政府，别立新政府之为愈。”（《时报》，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这些，张謇恐怕是没有预料到的。他更没有预料到，1910年，这个立宪派的春天消失的如此之快，革命的夏雷来得又是如此迅疾。非要革命不可吗？几年后，张謇绝望地题下一首诗：“绝弦不能调，死灰不能熬，聋虫不能聪，狂夫不能智。昔在光、宜间，政堕乖所寄，天大军国事，飘瓦供儿戏。酸声仰天叫，夭也奈何醉？临危膜眩药，狼藉与覆地。烬烛累千言，滴滴铜人泪！”（《张季子九录·诗录》）
　　
　　1910年1月1日，一向勤于记日记的张謇在本子上留下了空白。虽无记载，但可以想见，在路上的国会请愿代表，是张謇的牵挂之一。直到晚年，他仍然无法忘记那个立宪派的春天：“一生之忧患、学问、出处，亦尝记其大者，而莫大于立宪之成毁。”

    ——本文原载《国家历史》杂志2010年1月刊，原题《立宪派的春天》，作者：杜兴

附：立宪派主要人物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汉族，祖籍江苏常熟，生于江苏海门市长乐镇，。1869年考中秀才，1876年（光绪二年）夏，前往浦口入吴长庆庆军幕任文书，后袁世凯也投奔而来，两人构成吴长庆的文武两大幕僚。1885年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1894年（光绪20年）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1904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衔。1909年被推为江苏咨议局议长。1910年，作为立宪运动的领袖，主持发动了三次国会请愿运动。1911年任中央教育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会长，江苏两淮盐总理。1912年起草退位诏书，在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实业总长，1912年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1914年兼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后因目睹列强入侵，国事日非，毅然弃官，走上实业教育救国之路。1898年在南通创办了大生纱厂，以家乡为基地，努力进行发展近代纺织工业的实践。在开办实业的同时，不忘开展教育。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为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被称为“状元实业家”。1926年7月17日病逝，享年73岁。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自幼通博，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拜康有为为师，为康门得意弟子之一。1895年，入京会试，参与公车上书。又协办强学会，主办《中外纪闻》，转赴上海主笔《时务报》，宣传变法，发表《变法通议》，名声大噪。1898年初，赴长沙为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参与筹办南学会与《湘报》，与叶德辉、王先谦等人发生论战。不久入京参与百日维新，失败后，得日使馆之助流亡日本。在日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思想日益转向革命排满，其文章被誉为带有“魔力”。后与唐才常组织自立军起义，拟武装勤王，失败后游历美洲，深感国人素质之低，思想又趋保守，与革命派展开激烈论战，并组织多次立宪请愿运动。1912年回国后脑组织进步党，致力于政党政治，以国民党为第一敌手。1913年短期出任司法总长。袁氏称帝，他公开反对帝制，并与学生蔡锷等人发动了护国运动，使袁名裂身死。张勋复辟，他又襄从段祺瑞讨逆成功，出任财政总长。1918年游欧，深感西方文明已经破产，决心振兴固有之中华文明，以援济世界。巴黎和会期间，他将和会最新消息不断发往国内，直接推动了五四运动。回国后息别政坛，从事教育与学术，为清华四大导师之一。其学博大而未必精深，然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是中国当之无愧的思想启蒙者，影响深巨。1919年因医疗失误逝世，享年才57岁。

    汤化龙（1874—1918）字济武。汉族，湖北蕲水（今浠水）人。汤化龙是著名立宪派人士。清朝光绪进士，授法部主事。后任山西大学堂国文教习。1906年自请资送留学日本，入日本法政大学专门部学习法律，曾与同学组织留日教育学会，出版《教育杂志》。1908年秋毕业回国：任湖北谘议局筹办处参事。次年当选为谘议局副议长，复被举为议长，积极参与发动请愿速开国会运动。1910年赴北京参加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一次会议，被推为会议主席，参加各界代表第三次请愿。后与谭延闿、蒲殿俊等谋作第四次请愿，未果。翌年6月再次晋京参加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猛烈抨击“皇族内阁”，参与发起组织“宪友会”。10月武昌起义后，即时应变，参与组织湖北军政府，并通电敦促各省谘议局响应革命（一说通电系革命党人借其名所发）。继与胡瑞霖等拟定《都督府组织条例》，又获任政事部长，争权夺势，引起革命党人不满，旋改其为编制部长。汉阳失陷，随黄兴往上海。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委以法制局副总裁。辞不就，与立宪派诸要人在上海发起“共和建设讨论会”。4月当选为临时参议院副议长。5月加入共和党。10月组织民主党任干事长。1913年当选众议院议长，支持袁世凯独裁。又与梁启超合组进步党，对抗国民党。“二次革命”爆发后，联合议员孟森等通电反对。1914年任教育总长兼学术委员长，翌年辞职赴沪，参加护国运动。袁死，转附段祺瑞，曾任段内阁内务总长，不久失意。1918年出国考察，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市被国民党人王昌刺杀身亡。

    蒲殿俊(1875—1934)，字伯英，资产阶级立宪派领导人。四川广安(位于川东大竹县南)人。1904年，中进士，任法部主事。1905年留学日本。1909年(宣统元年)四川谘议局成立，任议长。次年创办《蜀报》，宣传立宪，并到北京请愿。1911年，“保路风潮” 发生，任四川“保路同志会”会长。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在成都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自任都督，1911年12月8日，因军饷迟发，军士变乱，民军入城，另组军政府，被迫去职。1912年8月，加入民主党，次年，当选众议员。1913年55月，民主党与统一党、共和党组成进步党，当选理事。1916年，袁世凯下台，议会重组，当选众议院议员。1917年7月，任内务部次长兼任北京政务督办，因受排挤，12月被迫辞职。1918年，就任《晨报》社长。1921年4月，创立上海民众戏剧社，发行杂志《戏剧》。1922年，再次竞选众议员失败。1934年，逝世于北平，终年60岁。

    孙洪伊（1870—1936），直隶天津（今天津市）人，字伯兰。曾入袁世凯幕。清宣统三年（1911）任直隶谘议局议员。辛亥革命后与汤化龙等在上海组织民主党，旋参加进步党，为首领之一。1913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宪法起草候补委员。次年发表言论，反对袁世凯图谋帝制。1916年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旋改任内务总长，不久辞职。同年在上海组织“宪法商榷会”。1917年参加护法运动，任军政府内务部部长，次年去职。1920年任广东政府顾问。直皖战争后，旧国会恢复，被称为“小孙系”首领。历任教育总长、内务总长等职。参加了护法运动，反对段祺瑞。1920年在广州任军政府顾问。1936年3月28日病逝于上海。

    汤寿潜(1856—1917)，原名震，字蛰先，又作蛰仙，清浙江山阴人。青年时曾出任浙江金华书院山长，主张教学以实用为务。1890年（光绪十六年）作《危言》一书，共4卷，提出精减冗员，改革科举，推广学校，开发矿藏，修筑铁路，兴修水利，加强海军防务等，并阐述其改良主张。1892年（光绪十八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后受聘当幕僚，游历各省。1905年，发动旅沪浙江同乡抵制英美侵夺苏杭甬铁路修筑权，倡议集股自办全浙铁路。1906年，与张謇、郑孝胥等人联合江、浙、闽绅商200余人，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任副会长，以“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为宗旨，敦促清廷早日立宪。 1909年（宣统元年），任浙江咨议局议长，与张謇、汤化龙、谭延闿等发起和组织联合会请愿，要求清政府实行宪政。1910年8月，清廷革除汤寿潜全浙铁路公司总理职，不准干预路政。辛亥革命爆发后，被推举为浙江军政府都督。在任期间，他又联合陈其美、程德全等通电起义各省，商议成立联合政府。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命汤寿潜为交通部长，未到任。改任赴南洋劝募公债总理，向在南洋各地华侨募款。袁世凯篡权后，汤曾与章太炎等组织“统一党”以挽残局，未果。1915年曾致电反对袁世凯称帝。晚年，汤寿潜回归故里，为家乡水利枢纽建设竭尽所能。

    郑孝胥（1860-1938），男，字苏戡，一字太夷，号海藏。福建福州人。清光绪八年(1882年)中举，中福建省乡试解元。1885年开始任李鸿章幕僚，由内阁中书改官同知。1898年起历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郑孝胥曾参与戊戌变法，与唐才常有过交往；立宪运动时期，郑孝胥也曾经参加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储蓄银行的创建以及新式教育的推动等。1906年，被推选为预备立宪公会会长，参加立宪运动，要求清廷尽速召开国会。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郑孝胥以遗老自居，寓居上海。1923年奉溥仪之命入北京，次年受任总理内务府大臣。1924年北京政变后，协助溥仪出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负责起草满洲国国歌与建国宣言，唆使溥仪投靠日本。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任国务总理兼陆军大臣和文教部总长。1934年溥仪称帝后，任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后来因为反对日本方面对满洲国的压制，而于1935年5月21日失势；1936年后继续为日本侵略者效力。1938年于长春过世，传言是被毒杀。

    谭延闿（1880—1930），字祖安、祖庵，号无畏、切斋，湖南茶陵人，生于浙江杭州。其父谭钟麟为进士，曾任陕西巡抚和陕甘、闽浙、两广总督等职。1904年，谭延闿参加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试，中试第一名贡士，即会元，4月参加殿试，赐进士出身，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当时“湖湘三公子”，授翰林编修。1907年组织“湖南宪政公会”，积极推行立宪，成为立宪派首领。1909年10月任湖南咨议局议长。1911年武昌起义后，任湖南军政府参议院议长、民政部长。1912年7月被北京政府正式任命为湖南都督，9月兼湖南省民政长，加入国民党，任湖南支部支部长。1916年8月后任湖南省长兼督军、湖南参议院院长。二次革命中保持中立，被袁世凯免职。袁死后，任湖南省长兼督军，1920年11月被赵恒惕驱逐而赴上海。1922年投奔孙中山，再次加入中国国民党，历任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内政部长，建设部长、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1926年3月代理广州国民政府主席。1928年2月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至10月转任行政院院长。1930年9月22日病逝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