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学堂，它更像一朵昙花，乍开乍凋零，但绽放了最灿烂的光；与它相关的一系列人物，被认为“影响了半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堂，如今被证实曾是昏昧时代里所出现过的最高度理想。
长沙中山西路的一条小巷，名叫三贵街，公交站名先锋厅，街上人流熙熙攘攘。29号门是关着的，用媒体人任波的话说，“门后藏着一条近代史的大河”。
这里是时务学堂原址所在地。时务学堂创办于1897年，尽管存在仅一年，却是开启湖南民智的策源地。校长熊希龄后来成了民国总理，谭嗣同是该校创办人，蔡锷曾是这里的学生，著名辛亥革命志士、《新湖南》作者杨毓麟曾在此任教。1900年，著名的自立军起义由时务学堂老师唐才常和他的学生发起。1915年，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笔和蔡锷的枪毁了袁世凯的皇帝梦。
它“影响了半部中国近代史”。
湖南当时被视为中国的长州、萨摩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让中国的读书人如梦初醒。原来一个被他们认为是区区小国的日本，却战胜了大清帝国。消息传来，群情汹涌。康有为等在北京应试的举人“公车上书”，要求变法。
后来担任湖南按察使的黄遵宪写有一本日本史，介绍了明治维新的历史，日本原来一直效法中国，维新一词即取自《诗经》中“周邦虽旧，其命维新”，从1868年起他们效法西方，短短数十年间就变得强大起来，打败了中国，接着又打败了俄国。
中国的士大夫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像日本一样自强，就是因为从19世纪60年代发动的洋务运动，只注重器物层面的改变，而没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国体陈旧，吏治腐败，在西方强国的觊觎下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
中国的维新运动在地方上是从湖南开始的，也以湖南最为轰轰烈烈，湖南当时被视为中国的长州、萨摩（日本明治维新中的两个地方先锋）。
“铁门之城”集一时之萃
1895年，开明的改革派官员陈宝箴担任湖南巡抚，接着对西方政体有过系统考察的黄遵宪担任湖南按察使，此前京师同文馆毕业、曾参与创办强学会的江标已成为湖南学政，这些开明官员的上任为维新创造了契机。
陈宝箴和思想超前的郭嵩焘来往密切，郭晚年闲居长沙时，陈是郭家中的座上宾。陈宝箴的孙子、著名学者陈寅恪曾撰文称，陈宝箴的改革与郭嵩焘的思想一脉相承，受郭影响甚深。
首先是湖南省府大员进行的一系列改革。陈宝箴利用湖南矿产资源丰富的优势，进行开矿，开拓利源。江标对湖南的书院进行了改革，倡导在考试中革新八股文文风，提倡地理、算学，他还在1897年春天创办旬刊《湘学报》，宣传维新变法。
也是在同一年，著名维新人士、浏阳人谭嗣同给浏阳的老师欧阳中鹄写了一封万言长信，倡导设立算学馆（今在浏阳文庙内），后来在浏阳士绅的支持下，浏阳算学馆成立，开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先声。
1897年10月，应陈宝箴邀请，在南京担任候补知府的谭嗣同回湖南，襄助新政。谭和他的至交好友、浏阳人唐才常，都是先后创办的报纸《湘学报》、《湘报》的主要作者，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声音振聋发聩。
著名的湖南绅士、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也是当时的重要人物，他负责一些关键性实际业务的操作，被陈宝箴任命为时务学堂的校长，是该校的实际创办人。
熊的身份连接着省府官员和省城缙绅。像当时的著名绅士、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在当时开明风气的影响下，积极改革岳麓书院的课程，增加了算学、外语等西学课程，他还给学生订阅了《时务报》，倾心于维新思想。王等人还创办了湖南历史上第一家大型制造企业——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
《时务报》年轻的总编辑、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时年24岁，在这一年秋天，应黄遵宪、熊希龄之邀，从上海来到湖南，让外国人眼中的“铁门之城”堪称集一时之萃。
优秀的读书笔记、提问及作文“公诸天下”
梁启超是湖南维新的灵魂人物，尽管他在湖南的时间短暂，次年春就因病离开未归，但时务学堂乃至整个湖南维新运动的发展都与其息息相关。
由于中国长期的君主专制对民众思想的钳制，以及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因此近代很多改革开始时，首先都是着手开民智，而开明智的办法莫过于办学校。
时务学堂创办于1897年10月。梁启超来湖南后，在《湘学报》上撰文称湖南维新要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因此除了时务学堂，还创办了绅士议论于一堂的南学会和课吏馆。
梁启超被聘请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从上海请来的李维格担任英文总教习。康有为的另外三个学生叶觉迈、韩文举、欧榘甲担任中文分教习，唐才常和杨毓麟也担任中文教习。
时务学堂选址在城北一个叫侯家垅的地方，准备在这里建校舍。在学校建成前，暂时租用城内三贵街一个官员留下来的旧宅。
陈宝箴在时务学堂招生启示中，规定报考的学生年龄在12到16岁，按地区由全省各地的官绅推荐，经考核合格后入学。开学后先试学三个月，进行一次淘汰。
时务学堂课程分为两大类，一类称为溥通学（基础课），一类称为专门学（专业课）。基础课包括经学、诸子学、历史等中国传统的课程；专业课包括法律、数学、物理等课程，初入学的学生先学半年基础课，半年之后，兼学基础课和专业课。
读书是时务学堂教学的重要内容。老师给学生开列的书单分为精读和略读。学生每人有两本读书笔记，将读书的心得记在上面，不管是对书中内容的理解，还是对书中内容有不同看法，都可以写上去。
读书笔记5天交一次，这本交上去另一本发下来，由老师批阅、计分，计入成绩考核。学校规定，学生每天必须在读书笔记上记两条以上的疑问，提问多且比较有意义的，可以加分。
当时时务学堂的老师一心想着变法维新，因此不管是学生受此影响提出的问题，还是老师批阅的内容，很多都与改革清朝的政治制度相关。
如学生提问涉及议院，韩文举批阅说：“美国总统犯法，众议院起诉到参议院，参议院审讯后，能够罢免其职务。英国虽是君民共治的国家，但议院也曾废黜过国王。可见尧舜也是推举产生，并非私下接受。”再如学生问到君臣关系，梁启超批阅说：“不光是君主能选择臣子，臣子也能选择君主。”
时务学堂考试非常严格。每月一小考，每季度一大考。考试成绩还要张榜公布，同时登报。学生优秀的读书笔记、提问及作文，每季度整理刊刻一次，“公诸天下”。
15岁的蔡锷当时也在时务学堂上学，他的文集里还留有当时问答梁启超的内容。
老师批语成为谋反罪证
由于时务学堂教学内容颇为大胆，学生当年放寒假后回家，把读书笔记给亲友看，很快就流传到社会上，引起议论纷纷。
老师们提出的限制皇权，实行君主立宪的思想，在当时无疑是惊世骇俗，甚至可能引来杀身之祸。在当时，这些都是“欺君之罪”。
湖南绅士叶德辉在时务学堂老师的批语后加了一些按语，予以反驳。
比如一条老师批语说：“今日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变去跪拜之礼，上下仍习虚文，所以动为外国讪笑也。”叶德辉评论说：“此言竟欲易中国跪拜之礼为西人鞠躬，居然请天子降尊，悖妄已极。”另一条老师批语说：“春秋大同之学，无不言民权者，盍取六经中所言民权者编集成书，亦大观也。”叶评论道：“民有权，上无权矣，欲附会六经，六经安有此说？”
两派观点碰撞激烈可见一斑。
这些批语甚至成为戊戌政变的导火索之一。湖南的绅士紧张不安，通过北京的御史向慈禧太后告状，将此视为谋反的罪证。湖南绅士曾廉甚至要求处死康有为和梁启超。
同时，它们也成了北京的保守派攻击正在皇帝身边协助变法的康有为的口实，令改革和保守两派关系剑拔弩张。
下述两次事件最为典型；
1898年4月，长沙实学书局将流传到社会上的时务学堂讲义印刷出版。校长熊希龄知道后，立即予以制止，避免流传。但不久，长沙叔记新学书局又印刷了讲义出售。陈宝箴得知后非常紧张，要黄遵宪登报声明该讲义是假的，可见惧于保守势力之深。
但保守派的攻击并没有停止。曾订阅《时务报》给学生看的王先谦，在1898年6月，要学生给自己写了一封公开信，控诉自从黄遵宪、梁启超来湖南后，打破了原来的“安静世界”，使湘省民心“顿为一变”。
随后，王先谦、张祖同、叶德辉等绅士向陈宝箴告状，要求撤换康有为的弟子等时务学堂教师，斥为“康门谬种”。这时梁启超已于年初因病回上海，欧榘甲等3名教习则有意请辞。
当年8月上旬，前述绅士发动岳麓、城南、求忠三家书院学生集会，在宣言的草稿中甚至有“驱逐熊希龄、唐才常”等语，后因熊、唐二人声望好，怕引起公愤才删去。
最终，熊希龄被免职，康有为担任分教习的三个弟子去职，谭嗣同、唐才常等相继离开湖南。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后，谭嗣同喋血北京菜市口。
同年11月，时务学堂被迫撤销，改名求实书院。还来不及搬进新校舍，存在了仅一年的时务学堂就宣告终结。
——转载自《潇湘晨报》2011年9月20日
附：时务学堂部分师生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自幼通博，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却拜老秀才康有为为师，为康门得意弟子之一。1895年，入京会试，参与公车上书。又协办强学会，主办《中外纪闻》，转赴上海主笔《时务报》，宣传变法，发表《变法通议》，名声大噪。1898年初，赴长沙为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参与筹办南学会与《湘报》，与叶德辉、王先谦等人发生论战。不久入京参与百日维新，失败后，得日使馆之助流亡日本。在日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思想日益转向革命排满，其文章被誉为带有“魔力”。后与唐才常组织自立军起义，拟武装勤王，失败后游历美洲，深感国人素质之低，思想又趋保守，并与革命派展开激烈论战。其组织的多次立宪请愿运动，与革命运动爱恨交织，客观上则互相配合，因此辛亥革命后也取得了相当的政治资本。1912年回国，受到国人狂热欢迎，旋组织进步党，致力于政党政治，以国民党为第一敌手。1913年短期出任司法总长。袁氏称帝，他公开反对帝制，并与学生蔡锷等人发动了护国运动，使袁名裂身死。张勋复辟，他又襄从段祺瑞讨逆成功，出任财政总长。四川内战，他最后的政治资本戴戡战死后，他决心退出政坛。1918年游欧，深感西方文明已经破产，决心振兴固有之中华文明，以援济世界。巴黎和会期间，他将和会最新消息不断发往国内，直接推动了五四运动。回国后息影于政坛，从事教育与学术，为清华四大导师之一。其学博大而未必精深，然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是中国当之无愧的思想启蒙者，影响深巨。1919年因医疗失误逝世，享年才57岁，被公认为学术界的一大憾事。
江标(1860－1899)，字建霞，号师邧，署誃笘。江苏元和(今吴县)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翌年授翰林院编修。后曾任湖南学政，以改革风气、开辟新治为已任，以舆地、掌故、算学、方言诸科选拔人才，湘中学风，因是大变。戊戌变法期间，力助湖南巡抚陈宝箴规划新政，赞设矿务、学堂、报馆、南学会、保卫局等，并与谭嗣同、黄遵宪、唐才常等创办时务学堂，成立校经学会，办《湘学新报》，以介绍西学。因此被王先谦等人极力攻讦。百日维新时，受命四品京堂、总署章京上行走。尚未就职，新政已败，即被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次年卒于家乡。
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号明志阁主人，晚年署双清居士。原籍江西丰城，生于湖南凤凰。光绪二十年（1894年）进士，同年投张之洞军中。已而陈宝箴在湖南推行新政，遂回湖南，曾参与创办时务学堂。又创办《湘报》，力倡新学，不久遭禁。百日维新失败，被指为康、梁同党。后受湖南巡抚赵尔巽信任，操办实业甚力。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列为随员。后渐受重用，理财能力得到公认。入民国后，曾任财政总长、热河都统、国务总理，其内阁被称作“人才内阁”，惜昙花一现。洪宪帝制期间，借故辞职，回湘避祸。此后倾力于慈善、教育等事业，淡漠政治，但在团结御侮方面颇为积极。上海沦陷后迁居香港，不久病逝。
陈三立（1852－1937），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今修水）人。其父宝箴为湖南巡抚，创办新政，提倡新学，支持变法。三立在湖南辅佐其父创办时务学堂，多所筹划。通时务，有文名，深孚时流，与谭嗣同、丁惠康、吴保初并称“四公子”。擅诗，为“同光体”代表人物。清亡后，卜居宁、沪、杭、平及庐山牯岭各地。1937年在北平，值平津沦陷，忧愤成疾，拒不服药而卒。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其父谭继洵曾任湖北巡抚，嗣同是当时有名的“四公子”之一。他随父宦迁，曾师从毕莼斋、韩荪农、欧阳中鹄、涂大围、刘人熙等人，旧学闳深。又长于技击，好结交侠士，胸怀宽广。甲午战后，开始倾向新学，参加维新运动，撰有《仁学》一书。1898年，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回长沙兴办新政，创办时务学堂，主持南学会。不久应召进京，以四品章京职衔参与百日维新，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并称“军机四卿”。事急之际，力主策反袁世凯，并不惜只身游说袁氏，暗示袁杀后勤王。袁未从之，维新派政变计划遂全部失败。慈禧再度训政，幽禁光绪，将谭等六人正法，史称“戊戌六君子”。他本可通过日使馆出逃，却决心求死，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始，近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州（今梅州）人，出身官宦。少有诗才，且有独到诗论，尤反对仿古。1876年中举，旋赴日本为使馆参赞。驻日四年，多次就为日本并吞琉球及侵略朝鲜事，向朝廷陈述利害，惜不见用。其诗名震烁日本，又撰《日本国志》，推崇明治维新，认为中国亦应变法。后转任驻美、英、新加坡外交官，认为中国政体应学习英国。甲午战后，加入强学会，办《时务报》，光绪曾慕名召见。后署理湖南按察使，会同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创办时务学堂。百日维新期间，奉派为出使日本大臣，因病拖延多日，适政变发生，亦被扣留，得洋人干预得释。遂回嘉应州幽居，作诗遣怀，有诗歌改革之议。李鸿章督粤时曾来问政，亦不愿出山。晚年与梁启超通信颇多，对康有为倡保孔教之议颇为不满。1905年因肺病病逝。
唐才常（1867－1900），字黻丞，一字佛尘，自号洴澼子。湖南浏阳人。二十岁肄业于岳麓书院，曾师事欧阳中鹄，与谭嗣同属同门，订为生死之交，时称“浏阳双杰”。1894年考入武昌两湖书院，开始倾向西学。甲午战败后，更加主张变法。1897年，在湖南与谭嗣同等创办时务学堂，并创办《湘学新报》（后改名《湘学报》）、《湘报》，影响很大。本人亦发表三十余篇文章，鼓吹君主立宪与维新变法。变法失败后，赴南洋一带联络侨胞。又赴日本拜在康有为门下，但他又主张与孙文合作，康不加理睬，他便私下拜谒孙文。经与革命派之联合，他组织十余万会党和农民，策划自立军起义，与革命派的惠州起义遥相呼应。他在起义之前游说张之洞反清，张未置可否，起义于是爆发。然而起义组织极不严密，各处行动不一，匆促行事，且会党部分怀有异志，于是轻易被官兵击败。他与其他十九人被捕牺牲。
杨毓麟（1872～1911），字笃生，号叔壬，后易名守仁，湖南长沙人。早年曾入长沙城南、校经书院。甲午战后倾向维新，为《湘学报》撰稿，并担任时务学堂教习。1900年赴日本留学，同年回国参与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再度流亡日本。1902年与黄兴等创立“湖南编译社”，任《游学译编》主编。奋笔撰写了《新湖南》一书，是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最具鼓动力的著作之一。1903年参加拒俄义勇队，秋末回长沙参与创立华兴会。继于上海组织爱国协会，任会长。1905年充清政府出洋考察五大臣随员，旋辞。回上海成立了同盟会联络机关，次年与陈家鼎等创《洞庭波》和《汉帜》杂志，1907年与于右任创《神州日报》，1909年在英留学，谒见孙中山并商讨筹办通讯社事宜。后闻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致痛心不能自持，于1911年8月10日投利物浦大西洋海湾，以身殉国。
徐仁铸（1863－1900），字缦愔，号研甫, 江苏宜兴人，寄籍直隶宛平，维新名吏徐致靖之子。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甲午战后，日趋维新，与谭嗣同、陈三立、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后以翰林院编修视学湖南，参与创办湖南时务学堂。又作《輶轩今语》，力倡变法，遭致叶德辉、王先谦等人的攻讦。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等见重于皇帝，颇赖其父子援引之力。维新失败，徐致靖革职系狱，仁铸上书请代父受刑，未获准。不久病卒。
樊锥（1872－1908），字一鼐，一字春徐，亦作春渠，曾用时中、诚亮等名。邵阳人。自幼好学，意气不凡，里人目为狂生。曾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涉猎诸子，旁证西学。戊戌变法前，曾为南学会组织邵阳分会，并上书湖南巡抚陈宝箴，力倡维新。曾在时务学堂任教，尝为熊希龄主编之《湘报》撰稿。戊戌变法失败，清廷搜捕甚急，匿处山间得免。庚子年（1900年），参与唐才常自立军起事，事败流亡外省。曾参与办《苏报》于上海，《苏报》案发，乃东渡日本求学。在日创办湖南编译局，痛砭时弊，与黄兴、陈天华等过从甚密。后回国任教于南京军校，秘密宣传革命。后受弟子蔡锷之邀，赴广西测绘学堂任教。不久因病去世。
李维格（1867－1929），字一琴，亦作峄琴，江苏吴县人，生长于上海。少就读于格致书院，立志以西学救国。后留学英国，相继为驻外使节李经方、许景澄征用。回国后见用于洋务派，参与创办汉阳铁厂学堂。又力倡维新，曾为湖南时务学堂西学总教习、《湘报》西文翻译。维新失败，应盛宣怀之邀，任南洋公学提调。后专力经营汉阳铁厂与汉冶萍煤铁矿公司，为我国钢铁工业重要先驱。晚年养疴于上海，仍大力支持教育。病逝前，将其产业三分之一捐资东吴大学（苏州大学），设立科学奖学金。有《海外纪事后编》一书传世，今苏州大学仍存有“维格楼”。
韩文举（1864—1944），广东番禺人，师从康有为，曾协助康有为编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后任万木草堂学长，号长兴里十大弟子之一。后任湖南长沙时务学堂教习、澳门《知新报》撰述。戊戌政变时务学堂停办后流亡日本，协助梁启超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横滨大同学校，1900年参加自立军起义。民国初年，在广州办南强公学、觉是草堂。晚年留寓香港。1944年病殁于九龙。
叶觉迈（1871—1954），广东东莞人，师从康有为，参加维新运动，事发后逃往日本留学避难，辛亥革命成功后回国，曾在北京图书馆任馆员，并出任过任东莞县长，其后在家乡从事教育事业。
欧榘甲（1870—1911），广东惠阳人，康有为门生，戊戍政变后，在日本协助梁启超编《清议报》，撰《中国历代革命说略》，鼓吹革命，曾任《大同日报》总编辑，著有《环球日记》等。
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宝庆(今邵阳）人。自小颖悟，聪明过人。6岁读书，13岁即考中秀才，一方传为佳话。15岁考入时务学堂。戊戌政变发生后，时务学堂被停办，乃东渡日本求学。1900年回国参加唐才常在武汉组织的自立军反清起义，事泄失败，师友多人遇难。松坡幸免，但受到强烈刺激，乃改艮寅为锷，投笔从戎。次年再去日本，改学陆军，与蒋方震、张孝准并称“中国士官三杰”。回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担任军职，备受各方政要器重。辛亥革命后，蔡锷众望所归，被推举为云南都督。袁世凯称帝后，蔡锷、唐继尧等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武装讨袁，终结了袁世凯皇权复辟的美梦。护国战争胜利后，任四川督军兼省长。1916年8月经上海去日本治病，11月8日病逝，时年三十四岁。
范源濂(1874—1927)，字静生，湖南湘阴人，实业家范旭东之兄。曾为私塾教师，后就读于湖南时务学堂。维新失败后赴日本留学，毕业后任教于京师大学堂。民国初，为教育次长，后继任总长。终不满袁氏当国，辞职南下，为中华书局总编辑。后参与护国运动，坚定反袁。袁死后，曾两次就任教育总长，并一度兼代内务总长。其间曾赴美国考察教育，并邀请杜威等学者访华。后任北京师范大学首任校长，提倡人格教育，卒因经费问题辞职。后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董事长。1927年病逝于天津。
林圭（1875－1900），又名锡圭，字述唐，号悟庵，别署哀洲游子、西河圭介，湖南湘阴人。曾就读于湖南时务学堂，崇拜康有为。谭嗣同等死难，林圭不胜哀恸，誓承其志。后奉梁启超之召，赴日本求学。庚子年汉口自立军起事，林圭为主要领导人之一。起事失败，与唐才常等三十余人被捕牺牲。
李炳寰（1876－1900），字虎村，湖南慈利人。其父李树芳以文章重湖湘，与黄遵宪、熊希龄、黄忠浩等交善，思想进步。炳寰自小即学英语，较早接触西学。后入湖南时务学堂，参与湘省维新事业。维新失败后赴日游学，不久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与唐才常、林圭等同时被捕牺牲。其父兄均遭株连。
田邦璇（1879－1900），字伯玑，一字均一，湖南慈利人。其父田金楠与李炳寰之父李树芳并以文学名。邦璇与炳寰为湖南时务学堂同学，相交最善。维新失败后赴日游学，不久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与唐才常、林圭、李炳寰等同时被捕牺牲。其弟田邦玙亦坐同案被捕，幸被营救出狱。
蔡钟浩（1877－1900），字树珊，湖南武陵（今常德）人。湖南时务学堂学生，崇尚独立意志，曾组织自立党。维新运动失败后，赴日本游学，不久与林圭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起义失败，唐才常、林圭等被捕，钟浩避走外地，仍被捕回，受刑三昼夜，节少屈。然仍被处决。其弟钟沅亦因参加起义被捕，因年少幸免一死，后成为实业家和教育家。
唐才质（1880－1966），字华丞，一字法尘，湖南浏阳人，唐才常之弟。湖南时务学堂学生，维新运动失败后，赴日本游学。庚子年，参与其兄组织的自立军起义，事败返回日本，与戢翼翚、沈翔云、秦力山一起创办《国民月刊》，宣传反清革命。1902年，由梁启超介绍，赴澳洲任华侨报纸《东华新报》主笔。辛亥革命后，任驻印尼泗水领事，不久被撤。遂漫游印尼各地，考察侨民情况。1916年回国。1949年后，曾为湖南文史研究馆馆员。
周宏业（1878－？），字伯勋，湖南湘乡人。湖南时务学堂学生，维新运动失败后，赴日本游学。不久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事败返回日本。1902年在东京参与创办《国民报》和《游学译编》，同年与章太炎等十人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旋又参与组织“中国青年会”和“军国民教育会”。民国成立后曾代理财政次长。
戴哲文（1879－1907），字骏友，号石屏，湖南新化人。出身造纸业富商，其二姐夫袁吉六为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时的国文老师。湖南时务学堂学生，1902年东渡日本游学，结识黄兴。旋加入华兴会，并发动新化数万人入会。后受萍醴浏起义牵连，赴桂林投奔蔡锷，仍与谭人凤等人筹划邵阳起义。事不谐，又参加黄兴组织的龙州之役，终因积劳成瘁而死。
秦力山（1877—1906），原名鼎彝，字力山。1897年进长沙时务学堂，次年加入南学会。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任《清议报》主笔。1900年至武汉与唐才常组织自立军，任前军统领。事败再次亡命日本。1901年创办《国民报》，为留日学界第一份宣传革命的报纸。1902年与章太炎等发起支那亡国纪念会。同年又在上海创办作新社，旋创刊《大陆》月刊，竭力驳斥康梁保皇言论。1905年入云南从事反清活动，积劳成疾，次年病逝。
李复几（1881—1947），原名李福基，字泽民，江苏吴县人。时务学堂学生，时务学堂停办后入读南洋公学，获奖学金赴英留学，之后赴德国继续深造，从事光谱学研究，获高等物理学博士学位，是我国第一位出国学习物理学并最早获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生。李复几的博士论文完成于1907年1月，题目是“关于勒纳碱金属光谱理论的分光镜实验研究”，主要内容是通过拍摄钠的火焰光谱图来验证P.勒纳(Lenard)提出的火焰中心发射说，其理论直抵当时科学研究的最前沿。毕业回国后，他再没能进行物理学的学术研究工作，数十年里，李复几先后担任过江南船坞、汉阳铁厂、萍乡煤矿、京汉铁路等大型项目和企业的工程师，为中国工业的近代化贡献所学，并默默度过了余生。
杨树达（1885－1956），字遇夫，号积微，晚号耐林翁。湖南长沙人。幼从父读，最好《汉书》。13岁入读时务学堂，后从叶德辉受业，精于训诂之学。后选派日本留学，通日、英文。辛亥革命后回国，任教于长沙多家学校。1919年加入健学会，为“驱张（敬尧）”，与毛泽东等人进京请愿。范源濂任教育总长时，他亦入教育部。旋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著述不断。后移教湖南大学，从此定居长沙，惟抗战期间避难湘西，开“春秋大义”课激励学生。1949年，他拒绝赴台，更游说陈明仁和平起义。随后，先后在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任教，三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书信往来亦不鲜。1949年至其逝世，出版著作7种，此种待遇在当时旧学者中相当少见。
傅良佐(1873－1924)，字清节，生于湖南吉首市乾州镇，父傅子范为清朝官，与段祺瑞为莫逆之交。1894年考入长沙时务学堂，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时务学堂停办，转入长沙武备学堂。1902年赴日本留学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炮科，1905年回国任职于北洋新军。 1916年6月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时，傅任陆军部次长。1917年8月6日，被段任命为湖南督军。湖南宣布独立后逃离长沙。1919年段祺瑞任边防督办，任命傅为参谋长。1920年7月爆发直皖战争，傅任段祺瑞定国军总参议。皖系失败后，寓居京津家中，念经拜佛。1924年病故于天津，葬于北京，终年5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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