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乐招聘网:中国社会结构心态需求变化 社会管理创新亟待推进

　　近年来重大社会新变化

　　◆　阶层结构变化

　　◆　城乡结构变化

　　◆　收入分配结构变化

　　◆　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变化

　　◆　社会组织方式变化

　　◆　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变化

　　一些新型矛盾的出现表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不协调，社会管理滞后。还有少数领导干部没有真正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一些地方对民生建设投入不够，财富、资源、机会分配不够公平合理，行政执法不够公平，一些消极腐败现象仍在滋生蔓延。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不够健全有效，社会管理方式不够灵活多样

　　当前社会问题的多发凸显，受诸多因素影响，从管理体制来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有的社会管理体制在一些方面不能完全适应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迫切要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编者按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已经成为我国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越来越重要的问题。今年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

　　9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周永康主持召开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决策部署，切实履行各项职责，协调各方面力量，推动解决社会管理面临的突出问题，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作出新贡献。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日益紧迫。此项工作应从哪些方面推进？如何推进？《法制日报》从今日起开设“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解读”专栏，对社会管理相关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一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大潮正在中国各地全面铺开：从“社会管理委员会”到“和谐企业工作室”，从“民心网”到“以民生促民生”……这是一场理念制度创新的盛事，更是一次历史社会发展的必然。

　　《法制日报》记者所采访的有关专家认为，随着近年来我国社会各方面的一系列深刻变化，传统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手段亟待创新，当前大力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顺应了历史潮流。“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是中国继经济体制改革之后的又一项重大战略变革”。

　　社会新阶层产生新需求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结构和阶层正在发生着剧烈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教授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迁。这种社会变迁的规模之大、速度之快、波及之广、影响之深、势头之猛，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新的形势下，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在许多方面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挑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单位人’越来越少，‘社会人’越来越多，就业和收入分配体制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单位制’社会管理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行政学院文化教研部主任龚维斌教授说。

　　龚维斌认为，社会变化发展的一大体现就是，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比如，“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开始出现”。

　　除了上述新的社会阶层之外，在城乡人口流动大潮中，我国已经拥有两亿多农民工，但他们并没有真正融入所在城市，在他们流动就业和生活过程中，形成了“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甚至“流浪儿童”人群。

　　此外，人们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需求。龚维斌认为，这些新需求包括：基本生存需求逐渐得到满足，发展需求越来越高；基本需求标准逐步提高，权利需求越来越强烈；社会安全需求越来越迫切；阶层之间和代际之间需求差异较大；社会需求结构变化表现为社会需求结构的多样化、差别化和高级化。

　　社会心态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方面。龚维斌分析说，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国民财富蛋糕的做大，随着开放的扩大和互联网等信息传播手段的大众化、便捷化和互动化，在贫富差距逐步拉大、利益群体逐步形成的过程中，人们对待改革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一部分人特别是那些在改革中失利的人开始出现不满情绪。

　　在这样一种剧烈变化下，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也在不断涌现，对现有的社会管理体制提出了严峻挑战。

　　“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例如，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劳资冲突、医患纠纷、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矛盾、城乡之间的矛盾、贫富差距矛盾、黄赌毒、互联网风险、事业单位改革等问题。”龚维斌认为，在这些矛盾中，最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在一些领域和地区，干群矛盾还比较突出。

　　李培林则将我国当前社会管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社会流动加快，管理好巨大流动人口的任务繁重；城镇化成为经济发展新动力，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引发的矛盾冲突增多；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非公有制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关系紧张、问题突出；农村基层财政力量薄弱，一些地方的基层干群关系需要理顺；基层管理体制发生变化，解决社会问题的机制弱化；收入差距扩大、分配不公问题成为引发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各种新型社会风险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社会转型加速，社会治安面临的问题日趋复杂。

　　“一些新型矛盾的出现表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不协调，社会管理滞后。在社会转型发展方面，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以及部分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部分群众生产生活仍然比较困难，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许多民生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还有少数领导干部没有真正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一些地方对民生建设投入不够，财富、资源、机会分配不够公平合理，行政执法不够公平，一些消极腐败现象仍在滋生蔓延。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不够健全有效，社会管理方式不够灵活多样。”龚维斌说。

　　“从国内形势看，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经济社会形势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政治保持总体稳定，社会问题多发凸显。当前社会问题的多发凸显，受诸多因素影响，从管理体制来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有的社会管理体制在一些方面不能完全适应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迫切要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李培林说。

　　创新社会管理需立足国情

　　如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我国不能走政府包管一切社会事务的老路，也不可能走一些西方国家倡导的完全依赖民间组织发育社会的道路。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管理体制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加快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引导和强调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发展壮大承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社会组织，通过加强社区建设把社区改造成新的社会管理基础。要特别注重发挥工、青、妇等人民团体和行业协会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些机构有自下而上的完备组织系统，有一支具有群众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工作经验的人才队伍，他们不仅是党和国家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而且能够在反映群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提供公共服务、参与社会管理等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李培林说。

　　龚维斌认为，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应该是：坚持以人为本，着眼促进公平正义，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权益，更加重视和关心困难人群的社会权利保护；畅通社会利益诉求表达渠道，注意倾听和反映人民群众的社会需求，准确把握社会心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以有效的形式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恰当的公平理念和合理的利益诉求；兼顾各方面的社会利益，建立合理的利益调节机制，建立合理的改革成本分摊和补偿机制；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为抓手，以政府放权和社会组织自治为重点，以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发展社会组织，推进和谐社区建设；加大公共财政对于社会建设的投入力度，整合各方面社会管理资源，理顺社会管理主体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公众参与、社会协同”的社会管理新格局，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切实发挥政法机关作用

　　来自各地的社会管理创新经验中，有三大亮点尤为引人注目：一是以民生为切入点，推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二是以关键领域的社会管理创新作重点突破；三是创新社会管理的基层基础工作。

　　有关专家认为，上述亮点为未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厚资源。

　　对此，龚维斌认为，围绕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十二五”时期需要重点推进以下10个方面的改革和发展：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加快事业单位改革；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和谐社区建设和管理；畅通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应急管理工作；培养和使用好社会工作人才；严格依法实施社会管理。

　　李培林认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成为我国发展新阶段的一个核心议题和突出任务。这个核心议题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其深刻含义：一是从发展的中心任务上去理解。发展的竞争，说到底是生活水平的竞争。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就是要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进一步解决好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公共交通等民生问题，而这些问题多数属于不同于一般商品供给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问题，这是更高层次的发展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依然是硬道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莫纪宏还认为，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政法机关的职能作用，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供法治保障。“发挥政法机关的职能作用，首先要健全和完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公正司法机制。无论是审判机关依法判决、裁定，还是检察机关依法抗诉监督，对社会管理创新机制的形成和完善，都有重要的规范、促进和监督制约作用。”莫纪宏说，“其次，要着力解决直接关系到社会管理创新的源头性、根本性和基础性问题，重点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着力解决流动人口就业、居住、就医、子女就学等困难，探索‘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的服务管理新模式；发动各种社会力量，加强对刑释解教人员、社会闲散青少年、吸毒人员等人群的帮教管理；以城中村、城乡接合部为重点，整治先行、服务到位、管理落实，努力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环境改善、安全和谐的地方。”　（记者杜晓 实习生李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