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蜜湖烧烤有哪些店:辛亥百年系列五：官商不分，工业不力

晚清企业，官商结合曾是一种制度创新

晚清的近代工业企业 名称 年份 地点 创办人 主要产品 江南制造总局 1865 上海 李鸿章、曾国藩 兵轮、火药枪炮、子弹、机器，设有炼钢厂 金陵制造局 1865 南京 李鸿章 枪、炮、子弹、火药，修造轮船 天津机器局 1867 天津 崇厚 枪、炮、子弹、火药，设有炼钢厂 福建机器局 1870 福州 英桂 子弹、火药 神机营机器局 1883 北京 奕? 不详 广州机器局 1874 广州 瑞麟 子弹、火药，修造小轮船 湖北枪炮厂 1890 汉阳 张之洞 枪、炮、子弹、火药 台湾机器局 1885 台北 刘铭传 子弹、火药 晚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无论是官僚，还是企业家，都赞同构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秩序，这有点类似于日后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国家积弱多年，对外战争均告失败，朝野上下似乎认识了一个道理，只有致力于工业的发展，才可能救帝国于险境。但是问题在于，在一个政府过大的国家秩序里，如果实现工业的发展，却存在着巨大的路径错误。朝廷长期以来都一直遵循着直接干预国民经济的传统，似乎市场是可以被官员分析并操控的，而绝大多数有志于现代企业的商人和企业家，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有朝廷大力支持并控制企业的发展，企业和企业家才有希望。沿着这样的思路，大量的地方官员理所当然地把创办和监督 现代企业的职责、任务和角色，分派给了自己。中国现代企业的开端，就是以官商结合为起点。[详细]

官商结合被当时的人们誉为一种制度性的创新。国家之大，却没有一个人认识到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也没有人强调官僚和企业家的分工。李鸿章算是那个时代有眼光的官僚，他亲眼看见过欧美工业化的浪潮，也了解国际贸易的秩序，当然他更知道帝国的困窘，朝廷的无力。因此他选择了官督商办这样的方法，其意图一方面是为新兴的企业获得正统的名分，另一方面则是弥补朝廷财政匮乏的格局，动员民间商业资本。短期来看，李的措施似乎是有效的，不需要朝廷给予足够资本，企业就可以展开，而诸多私人资本则认为这是一个和朝廷平等交换的机会，因为在商人们看来，只要李鸿章的官僚控制落到实处，就能够免除过度的政府压榨。[详细]

如此，诸如轮船招商局这样的大型现代企业就这样轰轰烈烈的办起来了。不过麻烦在于，李鸿章一直没有提出任何针对官方监督者的限制措施，而对一批携带资本而来的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却反复挑剔，轮番换人。矛盾逐渐变得尖锐起来，官僚督办的胃口越来越大，企业家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阶层，而企业家因为资本参与的原因，当然对自己的资本安全忧心忡忡，想尽一切办法保全自己的利益。很快，公司开始变成一个空架子，官僚想办法捞取利益，企业家则不再愿意提供现金流。官僚开始全面取代企业家的位置，他们把自己转变为官员经理，把国家的监督转变为官僚的控制，昔日的官督商办开始演变为全面的官办，由此，中国的现代化企业开始 正式转型为标准的国有企业。[详细]

企业转轨，官商却从未分离

重要官办/官督商办民用工业 名称 年份 创办人 经营形式 经费（银元） 直隶开平煤矿 1878 李鸿章、唐廷枢 官督商办 2055944 汉阳铁厂 1890 张之洞 官办 5560000 上海机器织布局 1879 李鸿章 官督商办 1418203 华盛纺织总厂 1894 李鸿章、盛宣怀 官商合办 1118900 轮船招商局 1872 李鸿章 官督商办 2780000 上海电报总局 1880 李鸿章 官督商办 2247352 中国铁路公司 1885 李鸿章 官督商办 417000 北洋官铁路局 1890 李鸿章 官办 2446400 台湾铁路 1891 刘铭传 官办 1800050 一直以来，晚清时代的企业家都处在社会价值谱系的底层，饱受政府和民间的双重贬抑，不过虽然情形如此，但社会却又不能没有企业家。因为即便是最传统的农业经济，也需要企业家参与到最基本的生产和交换之中。这就使得中国一直没有发展出一个独立的企业家阶层，整个社会结构中，一直被肯定、被尊重，同时认为极有价值的，是那些儒家的官僚绅士。这的确是个病态的现象。广大的农业生产者并没有能力在更大的市场范围进行产品交换，这样的工作只能由企业家来完成，因此，虽然企业家商人的社会地位偏低，但他们似乎很稀缺，因而更 容易获得巨大的收益。商人趁市场价格的地区差异，在价格便宜的地方收购粮食、茶叶、生丝之类的农产品，然后去缺少这些产品的地区高价出售。这使得太多的农民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所需，大量的市场差价被商人赚走。

在很长一段时间，企业家和商人在中国只具有生意属性，整个社会似乎弥漫着一种对利益和生意的不屑，这是一种道德情绪，不过每个人却又需要钱财，这使得企业家商人看上去很粗俗，而其他人诸如官员、知识分子，甚至包括农民，在利益面前却很虚伪。利益导向和市场交换因此只能在一种隐性的秩序下进行。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正是这种隐蔽的秩序，极大地增加了整个市场的交易成本。企业家的市场化行为是无所不在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利益的社会结构里，如此，企业家和官僚的关系，表面看起来，一定是企业家对官员的深度依赖，是政企不分，但在利益的深层次，却是企业家和官僚机构的一种格斗。企业家需要利益，官僚机 构同样需要利益，一场利益的战争，从一开始就处在一个不公平的语境里，官僚阶层以公权力为筹码，将企业家阶层统辖起来，本来是一种市场层面的分工，如今演变为一种政治权力和企业家利益的不合理竞争。企业家因此完全变成寄生在传统官僚权力结构上的一个依附性阶层，或者说，中国的一部企业家史，可能就是一种一部企业家和官僚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与其说二者之间是分开的，不如说紧密联系在一起。 [详细] 民企 相比官办企业，民企规模要小得多，主要有上海发昌机器厂、继昌隆丝厂、天津自来火公司等等。晚清民营企业主要有两个特点：

1.投资少、规模小、机器化程度小。其中规模最大的纺织业，平均资本也只有24万两。
2.在外资和官办企业的夹缝中艰难生存。上海发昌机器厂在甲午战争以后每况愈下，1899年被法国耶松船厂收购。继昌隆缫丝厂被当地知府以“夺人生业”等借口查封。 不仅仅是传统的商人，就连通商口岸催生出来的新兴企业家阶层——买办，事实上也渐渐被官僚阶层吸附在一起。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的一批新兴商人企业家从通商口岸的外贸交易中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资金，他们先是西方商行的雇员，并且完全按照市场的原则自负盈亏。这让他们同时又积累了市场经营的经验，因此对于新兴的晚清近代工业化而言，这些人具有不可多得的价值。包括郑观应、唐廷枢、徐润这样的人在内，似乎理所当然地被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吸纳到了官商结合的经 济体制之中。这种情况，在晚清最后20多年中，最为明显。一批卓有成效的买办阶层迅速被传统的官僚体制同化，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市场化意义，开始动用一切资源，为自己打造管家身份，用资本或者人际关系去购买具体的官阶。他们通常都有候补道台的官家头衔。汉学家费维凯在考察这些历史现象之后，曾经感叹，在中国，既没有一个主动地关心促进社会经济近代化的政府和官僚阶层，也没有具有彻底改革生产和销售习惯，真正尊重市场精神的企业家阶层。两个阶层的人都只是为了一点不可持续发展的短期利益勾心斗角，貌合神离，国家经济的发生和发展因此陈旧又缓慢，甚至出现倒退的趋势。 [详细]

亦官亦商阻碍企业发展，最终丧失发展动力

民营资本的短暂复苏 1872-1894年，有资本额可查的近代厂矿企业共计72家。其中商办53家，总资本额为银元470.4万元；官办、官督商办19家，资本额却达1620.8万元，占总资本额的77.6%。甲午战后由于政府需要支付巨额赔款，财政拮据，民营企业才得以抬头，至1900年，民营资本比例一跃达到76.9% 1870年之后，李鸿章是公开请企业家参与现代企业的第一个高级官员。他的动机应该说是好的，因为他意识到国家的财政收入总是入不敷出，这妨碍了他为国家设计的一系列发展构想。没有必要的资本，一切的构想都是空洞的，他必须吸引商人企业家阶层参与了近代化企业的管理中，以此代替全权的官僚思维。为此，他提出了商人的管理，丰厚的利润，股权的多样性等看上去不错的条件。有意思的是，传统的商人对李鸿章的这种构想几乎没有兴趣，比如胡雪岩，1873年他拒绝了李鸿章要 他参加轮船招商局的筹资和管理工作的邀请，这个时候他似乎只关心他的生丝和银号业务。倒是新兴的买办阶层对李鸿章的计划趋之若鹜，事情就沿着这样的逻辑开始进行，买办提供资金和专门的知识，李鸿章提供倾斜性的政策支持，到1880年代初期，中国涌现了一批看上去不错的现代企业。与此同时，官方的监督人也开始大面积干涉公司的业务进展，双方的利益博弈很快白热化，其结果是，一方面李鸿章等官僚集团不断地更换公司管理人员，一方面，这些主要由买办组成的职业经理人则停止新的投资，公司的发展速度随之减缓，所谓的官方监督人越来越像真正的官僚，以及主要由他们主导的公司，只能依赖有限的垄断专营和国家财政拨款来维持运营。[详细]

一种新型的近代化公司迅速转型为附属的政府机构，这是一个值得悲伤的局面。张之洞曾经创办了几家公司，因为官僚气息越来越严重，他不仅完全不信任那些招募过来的买办企业家，甚至连他自己派下去的官方督办也不信任。公司似乎只有一个脑袋，那就是他自己，这导致几家公司因为官僚的懒惰，贪腐和浪费，迅速堕入到低效益，资金短缺的困难境地。李鸿章和刘坤一的公司看上去似乎好一些，但那些在任的官僚督办却严重缺乏长远眼光，不尊重企业内在的发展规律。官僚督办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明争暗斗无所不用其极，督办们不断挤走有经验的买办，然后想方设法将自己的亲信和家人安插在公司里。聂缉槼是曾国藩的女婿，自认为出身于书香门第，官拜巡抚，但却大面积参与到华新纺织局的经营管理中，不仅自己直接充当这些企业的官方督办，成为真正的官僚企业家，而且还让自己的儿子加入到公司，当上了专职的管理人员。 官商分离的日本改革 日本明治时代，官僚集团似乎中国一样，直接参与到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中，政策倾斜，将部分税收变成对企业的投资，同样也是委派官吏督办公司。但至19世纪80年代，当中国官僚集团坚定地把买办企业家挤出公司组织，日本人却把新型的近代化公司廉价卖给了企业家，放弃了官僚的控制权。更有意义的历史事实是，明治时代，商人被规定只能保持商人的身份，并没有一个可以看得见的亦官亦商的通道。也就是说，当郑观应、唐廷枢、徐润这样的职业企业家淡出现代化公司，随之而来的，就只能是官僚实业家，是一种被后来的史学家命名的“绅商”，官商结合的发展逻辑在这些人身上取得了实质性的意义，并承担起了一个古老的国家经济现代化的责任和使命。然而中国的企业家一直是官僚集团的附庸。这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意义太重大了。在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看来，企业家的功能，尤其是企业家的冒险、果断和创新活动，才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毫无疑问，在中国，这样的动力，一直是稀缺的。无论是中国官僚企业家，还是后来的绅商阶层，都不足以独立发展出一种基于市场的冒险创新精神。这是中国近代经济史和企业家史的大不幸，并成为中国走进现代化的一个先发的企业传统，一直影响着后来的中国企业家的发生和发展。张謇是官僚实业家的典型。张謇本是状元出身，官方对他的保护，自不待言，似乎在大的体制上，可以避开官僚集团的约束，但在政府贷款、绅商小集团的个人资财方面，张謇却无法回避，因此，他虽有宏大企业志向，却也难以最终克服荒谬的政府控制，尤其是在资金方面，更是受到了政府和官僚的限制，其结果是，张謇最后的落败，其原因正在于此。[详细]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不同的经济模式下，官僚资本总是无所不用其极，迅速遮蔽掉真正的市场化企业家精神，企业和市场受到双重阻碍。而一个没有建立起一个独立的企业家阶层的经济体，无论在哪个时代，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想象的。（作者：经济学者苏小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