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谱图解大全:辛亥百年系列九：皇族内阁恋权，满清无力回天

八旗不堪，清廷被迫用汉却始终防范

清朝满汉隔离政策 行政制度：满人和汉人被区分为不同类别，满人被登记为“旗人”、而其他人（基本上都是汉人）被登记为“民”，这种区分是世袭永久的

职业身份：旗人在需要时作为士兵出征，不当兵就只能担任朝廷官员或务农，禁止经商或从事其他职业

居住地：有一半旗人作为世袭的驻京八旗居住于北京，其余大部分作为91个驻防八旗分布全国各地，自由迁徙将被视为叛逃者

社会生活等：满人不能与汉人通婚 太平天国之变，旗人军队不堪重用，反要依仗汉人组织乡勇抗击。1855年重入军机处的晚清重臣文庆就曾说，“欲办天下大事，当重用汉人”，此时双方战事处于焦灼状态，湘军与太平军在长江一带拉锯对抗，文庆不仅力保战事连连失利的曾国藩，还秘密推荐胡林翼等湘军将领。文庆这类“重汉轻满”的言行背后，其实反映了晚清政治的一个重要现实，即放眼旗人，少有能干之士足以承担国事。在肃顺当权期间，对汉人大员郭嵩焘、曾国藩、左宗棠多有重用，当鸦片战争爆发，满人官员几乎步步失措，不得不将权力拱手相让于汉人大吏。咸同年间的满人大员们敢于大胆任用汉人，一来由于时势如此，不得不为，二来则是由于满汉官员间虽互有罅隙，但仍拥有共同的政治目标——富国强兵、抵御列强。[详细]

但是，这类暂时依赖依然掩盖不了满汉之间深层次的芥蒂以及满清统治者维护统治利益的考虑。在重用汉人的同时仍相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夷夏观。太平天国后，清廷开始运用各种策略来抑制、打击、分化和瓦解地方实力派集团，扶持清流派从舆论上抑制地方权力的膨胀。庚子后，为了消除汉人地方大员崛起的影响，皇室亲王开始打破不许“亲王干政”的惯例，陆续进入军机处。1884年，礼亲王世铎进入军机处，载漪也曾短时间入职军机。1901年，奕劻更是被任命为外务部大臣，成为第一位掌管特定中央机构的亲王，皇室宗亲开始广泛渗透中央一级的权力中枢。“满汉”关系一步步地演变为皇族与汉族大员及立宪派与革命党人之间的博弈，皇族对于权力的冲动也终于在内外交迫下被一点点地激化出来。[详细]

帝幼臣强，溥仪时代满清宗室拢权诉求与立宪放权矛盾

旗人的政策优待 在1862—1894年间，三年一次的会试工选拔出4457名进士，其中旗人为242人，约占5.4%；这个数字大大高于旗人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

满汉共治不适用九品官阶系列中的中低级官员队伍，这一部分官员中，满人在数量上和比例上都远远超过了汉人。在内阁中，24个中级只为有20个（约83%）都是满人担任；六部的户部，三个中层品级的141个编制内职位中，有97（约69%）职位由满人担任。

在对清朝14个中央重要部门中2277个职位的详尽分析，有1559个职位（约68.4%）只任命满人（1255个皇族和满洲旗人），416个职位只任命暗含，另外仅有302个职位没有明渠区分满汉。 1908年8月27日，由于各地要求立宪的请愿诉求越来激烈，慈禧太后同意制定立宪期限表，三个月之后，慈禧太后去世，宣告晚清最后一个“强人”时代的结束。25岁的载沣因“子贵父荣”（其子溥仪继位）而一跃为最高权力执行者——摄政王，他在摄政初期虽试图处理满汉关系与立宪问题，但在沿袭慈禧太后在庚子后的集权策略方面显然更为热心：1909年初，载沣以袁世凯染患“足疾”为借口，下谕解除其军机处与总理衙门的一切职务，随后，袁世凯的亲信们也陆续遭到清洗——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被调任邮传部，解除协办北京警务的赵秉钧内务部侍郎职务等，虽然当时袁世凯的解职主要是因为朝中大员试图平反戊戌变法，而牵连到袁氏，但这与慈禧在庚子之后收拢汉人权力的趋势却也一脉相承。载沣还不断强化作为摄政王所拥有的军事统率权。1909年7月15日，载沣以摄政王身份摄行海陆军大元帅，并以其弟载洵为筹办海军大臣，次日，又以其另一弟弟载涛管理军咨处，形成摄政王三兄弟把持军政的局面。1910年8月17日，贝勒毓朗补授军机大臣；1910年11月5日，载泽、溥伦奉派为纂拟宪法大臣。这种情形发展到1911年，便是皇族内阁的出台。[详细]

而对于立宪派而言，资政院的设立一方面让他们看到了立宪的希望，但他们一方面又无法接受九年的预备期，而且此时各地督抚也开始附议立宪派的呼声，要求成立内阁国会，缓解中央集权对地方的压力。因此在1909年和1910年，全国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活动，甚至部分满汉督抚也开始联名电奏，要求速开国会，组建“责任内阁”。而载沣却表现得优柔寡断，他先是答应提前召开国会，并在这之前组织内阁，但一方面他根本无法妥善处理军机处与资政院之间的矛盾，因为资政院的议员们一反往日的温顺与服从，反而公开挑战军机大臣的权威，李提摩太对此也感到十分惊讶，“盖今日之有资政院，一若满人权利递交人民，仿佛二十国同时革命而不流一滴血云云”，足以说明当时立宪派之声势，已远非载沣所能应对，只能步步退缩。甚至报纸上公开讨论剪辫此类关于“满汉关系”的敏感问题，全国一度还兴起了大规模剪辫运动，清廷权威正在不断流失。[详细]

责任内阁变皇室内阁，安插宗室引起立宪派不满

庆亲王内阁构成 职位 姓名 所属 内阁总理大臣 庆亲王奕劻 满·宗室 内阁协理大臣 那桐 满 内阁协理大臣 徐世昌 汉 外务大臣 梁敦彦 汉 民政大臣 肃亲王善耆 满·宗室 民政大臣 桂春 满 民政大臣 赵秉钧 汉 度支大臣 镇国公载泽 满·宗室 学务大臣 唐景崇 汉 陆军大臣 荫昌 满 海军大臣 贝勒载洵 满·宗室 司法大臣 绍昌 满·觉罗 农工商大臣 贝子加贝勒衔溥伦 满·宗室 邮传大臣 盛宣怀 汉 邮传大臣 唐绍仪 汉 理藩大臣 寿耆 满·宗室 理藩大臣 肃亲王善耆 满·宗室 1911年5月，摄政王载沣宣布推出新的责任内阁，基本维持了旧体制的人选，13个大臣之中，汉人仅有4个，蒙古旗人1个，满人得了8个，而8个满人中，皇族又占了5个，因此当时都称它为“皇族内阁”。立宪派马上意识到这样的内阁成员名单实际上意味着原本可以缓冲皇室与立宪派之间矛盾的责任内阁，反而成为君权的延伸。咨议局联合会很快向都察院提交了一份抗议书，明白表示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有不能相容的性质，要求朝廷迅速改正，尽快于皇族之外选派大臣重组责任内阁。这份名单甚至在皇族内部也有争议，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率协理大臣徐世昌、那桐两次请辞，或许是他们意识到了什么，但他们并没有从制度建构层面进行反省。[详细]

1911年5月14日，山东巡抚孙宝琦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折，强调宗支不宜参与内阁。到了6月下旬和7月初，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等近二十省咨议局议长及议员四十多人一再联名或单独向朝廷请愿，重申“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惟一原则，请求朝廷尽快取消这个皇族内阁，于皇族外选派大臣另行组建责任内阁。对于各界要求，朝廷这一次似乎不准备让步了，先是严肃训斥孙宝琦的建议太过荒唐，紧接着发布上谕，对《钦定宪法大纲》给予重新解释，以为即便实行了君主立宪，黜陟百司的权力仍然归属于君主，议员不得干预，以为这才是君主立宪的本旨。

就阁员个人素质而言，皇族成员多为骄奢淫逸不知世务者。时人论道：“察其器识，无一足当军国之重者”。内阁总理大臣奕助“贪污不堪，与其子载振日以招权纳贿为事，时人比之为严嵩父子”。他“无钱不要，为人所共知”。其任内阁总理后，英国媒体认为他“乃一昏庸老耄，诡谲而贪婪，其为官之历史，终难免祸患之将及”。载洵、载涛是摄政王载沣的亲兄弟，“均不过二十多岁，政治学识，两不称职”。但载沣却“以载洵管海军，载涛总参（军咨府）及禁卫军”，让他们掌握军事大权，这种做法“不仅为当时汉宫所反对，即属满人，亦多侧目”。载泽“从未经管过财政，今忽作了度支部尚书”。肃亲王善耆是清末政治舞台上一个比较活跃的皇亲贵族，在“摄政王当权时代，他既与毓朗、载泽、载淘、载涛等主持建军事务，又身为民政部尚书，参与军民两政”，表面看来，似是摄政王派，实际想取而代之。善耆对待立宪的态度，刚好和载沣相反，他“认为立宪愈快愈好”，因为如果立宪能实行的话，按规定“内阁对国会负责，皇帝无权，摄政王自然也无权了”，他就可以“在立宪以后，出任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从而掌握国家大权”，为此，他和“各省立宪派，或多或少都有些不同程度的联系”，以求到达个人的目的。[详细]

辛亥枪响，旗人遭灾，清帝逊位，皇族边缘

反满暴力 革命最大的牺牲品就是八旗驻防城市中的旗人。革命中的反满暴力最先开始于武昌，后来席卷西安、太原、镇江、福州和南京的驻防八旗。

10月11日宣告成立的湖北军政府公开宣称其目标在于“兴汉灭满”，导致武昌四大满姓家族（扎、包、铁、布）都被杀害，其财产也被没收。武昌旗人聚会和住宿的八旗会馆都被完全摧毁。然而，留给清廷已经时日不多。辛亥年，武昌起义爆发，全国震动，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甚至公开宣扬“兴汉灭满”，杀戮大量旗人，包括妇女与儿童，据当时统计，约有八百人被杀，而且到处都是满人尸体，与大屠杀无异。在当时，遭受到类似满人大屠杀的还有西安、镇江、南京、荆州等地，各地的满城北焚毁，满人被枪杀，这无疑是辛亥革命过程中满汉关系的一幕不为人知的悲剧。当时在东洋留学的满人听闻武昌起义，也莫不惊恐，甚至主张向日本借兵镇压。而一直倡导“反满革命”的章太炎，此时话锋大变：“所谓民族革命者，本欲复我主权，勿令他人攘夺耳；非欲屠夷满族，使无孑遗，效昔日扬州十日之为也。”章太炎认为满清既然大势已去，则不必用极端的“种族灭绝”方式去对待满人，“汉人天性和平，主持人道，既无屠杀人种族之心，又无横分阶级之制”，而是要让满人重新纳入“中国”与“共和政体”当中。当次年孙中山发布《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宣布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排满革命浪潮随之平息，满人的命运也从此湮没在历史的进程当中，让人难觅踪迹。 [详细]辛亥之后，尽管清帝逊位之后仍保留着相当优厚的皇室待遇，一般旗人的命运却如汪洋中的孤舟，无法把握命运。据统计，辛亥革命之后，北京的旗人数量就减少一半之多，要么是因为无力谋生而冻死、饿死，要么就是在革命中充当炮灰，如民国政府就曾指派旗人军队去外蒙镇压独立，上却不管其死活，最终大部分旗人死伤惨重，无家可归。而在城市里的大部分满人生活因为失去八旗制度的保障，从而陷入窘况境地，衣食无着，甚至卖儿卖女，稍好者也只是从事低阶社会工作，如警察、教员等职业，在20世纪30年代，北京城近三分之二的警察都是旗人，而相当部分的落魄旗人甚至开始选择车夫职业与妓女的职业，汉人对这些旗人也极尽歧视，如当时流行的各种满人外号——“满洲佬”、“臭糜子”等等，都是满汉地位倒置之后的新社会现象，以至于许多满族人改姓更籍，掩饰满人身份。从此，曾经控制中国267年的满人，在历经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逐渐边缘化，直至今日。（作者：历史学者成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