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西呋作品番号:辛亥百年系列七：盛宣怀闯祸，保路运动点火

官商合办铁路，贪腐低效致筹资不畅

“首富”盛宣怀 主张“铁路国有”而引发形势失控的内阁邮传部大臣盛宣怀

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秋，逃亡日本的盛宣怀回到上海，在租界继续主持轮船招商局、汉冶萍公司、银行和纺织厂的经营。为了取回在革命中被没收的资产，据说他向民国国库缴纳了500万两的贡献。1916年，盛宣怀病逝于上海。在经过晚清和民国的两轮清算以后，他仍有2000万两白银的遗产留给其后人。 19世纪末，全世界都在大张旗鼓地兴修铁路，铁路至大，路权为尊，国之重柄，不轻与人，成为大清国许多官绅、乃至东部普通民众的共识。一些旅日川鄂籍留学生开始回乡散播舆论，称“国造民营可省费三成”，甚至在茶馆中宣扬，国人自造、民营铁路，可以避免风水破坏和“先人庐墓”被惊扰。这时候正是清廷开始改革图存，对于商办铁路，清廷自己也求之不得。1903年12月，《铁路简明章程》颁布，规定各省官商只要获得批准，便可修筑经营铁路，捐资50万两以上，还可以获得官衔，更让各地官绅商办铁路的积极性大增。 1903年7月，四川总督锡良在留学生们的怂恿下，向朝廷提出改官办为“官设公司、召集华股、自保权利”的官商合办，提出“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次年1月，清廷批准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岳府街成立，明文规定排斥外资，资金来源即“田亩加赋”，在田租的基础上将铁路建设费用作为附加税，摊派到每一亩田地，税率为3%。四川是个农业省份，这种做法无疑让几乎每个四川人都和这条铁路利益攸关。

1905年，待湖广总督、新政改革的旗手张之洞用675万美元将粤汉铁路修筑权赎回后，川汉、粤汉两地便分别搞起了“铁路国造”。但官办的模式很快就实施不下去：铁路公司形同衙门，冗员充斥，办事效率低下，各级官员又将经费当做“小金库”任意挪用，仅锡良一人就挪用了300万两，而铁路修建却动作迟缓，川汉线居然因为先从东修或先从西修扯皮几年，连最基本的勘线都没做，而早在1900年就动工的粤汉线，一开始即为官督商办，全长1095.6公里的铁路只动工了不到100公里的长沙-株洲线，进展十分缓慢。迫于四川绅民压力，川汉铁路公司于1905年改为官商合办，又于1907年改为商办，整个四川几千万人，大多数成了这条铁路的股东。 [详细]

然而商办改革从一开始就存在弊端：公司经营权操纵在官僚和买办手中，他们利用“主权”的幌子大开“利源”，如负责粤汉铁路征地的王先谦不仅借机圈占沿线土地，更挤占干股，坐收渔利。到了1909年，矛盾变得十分突出。川汉线计划筹资5000万两，到了1909年只筹集到700多万两，加上此前的拨款、抽捐不足千万（1910年为1200万两），其中还有200多万被各级官、绅管理者层层贪污。事实上当时全国的“铁路商办”都遇到困难，据1909年邮传部查勘各地自办铁路实况的报表，川汉、西潼、洛潼、江西、安徽合计估算资金应为7200万两，而实际到位仅1310万两，仅占应集资金的16.6％。这些铁路估算里程3420里，实际建成仅89里占2.6％。 [详细]

铁路收归国有，政治投机伤农民利益

川路绅商钱权争夺 清朝宣布的川路公司国有方案出台后，川路高层将重点放在了争款上。绅商的争款其实有两层诉求：

1.款项补偿的范围——要求中央政府认可、接受并完全补偿川路公司的所有开支，包括其在上海违规炒股的近300万两巨额亏空。

2.补偿款的管理权限——要求所有补偿款及川路公司节余的700万两现金仍归自己全权管理，另组团队开发四川的其他公共设施。也就是说，有权无钱、有钱无权都是他们不乐意看到的，钱权两空是他们绝对不能接受的。上述情况下，清朝中枢通过据称多达15次的调查认定，民间资本匮乏，商办铁路不合时宜，资金、技术均不符合要求，且“缺乏统筹”，效率低下。改变这种状况的办法，就是将路权国有化，由政府出面向外国银行团融资，并统一协调铁路建设。1909年6月6日，张之洞代表政府和美、英、德、法四国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总计借款为550万英镑，利息五厘，以建造湖广境内粤汉与川汉铁路。9月，张之洞去世，借款经办人变成了买办商人盛宣怀。由于盛宣怀亦官亦商，口碑不佳，股民们认定他接手铁路国有化，等于变相将铁路利权收归自己囊中，抵触情绪更加激烈。1909年，新派官僚施典章出任川汉铁路公司总收支，此人上任伊始便提出一条妙计以改善收支：从现存经费中拿出350万两进行证券投资，再用赢利建设铁路。怎奈1910年夏，股市“橡胶泡沫”开始破灭，川汉线的财政中不但橡胶股票投资泡汤，扔进钱庄的高利贷资本，也因钱庄倒闭而打了水漂。

这时候，主张激进国有化的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尚书，出于“橡胶股灾”后的财政压力、也出于进一步打击政敌、借机谋取买办私利的考虑，向摄政王载沣提出，铁路商办是清谈误国。当务之急是将铁路收归国有，再由政府出面与列强协商，争取好的借款、管理条件，避免主权过分流失，争取铁路早日投入使用。这个说辞非常合乎载沣的脾胃：贬斥汉族督抚，利权收归满人和皇族为主的中枢，又可“多快好省”地建设铁路，他即刻批示“不为无见”。1911年5月9日，清廷发布《铁路干路国有定策》，宣布“干路商办”、“枝路仍许商民量力酌行”，并规定责成邮传部和度支部制订国有化细则。11天后，盛宣怀与四国银行团签订条约，规定清廷借款1000万英镑，年息5厘，以四省厘金520万两为抵押，修建粤汉铁路，规定“铁路3年完成，贷款40年还清”。[详细]表面上看，这个协议条款较为优厚：建成铁路后的管理权仍归中方，人事权由中方牵头，施工、还款等方面的条款也似合理。但该协议有许多致命的、原则性的错误。首先，当时几条铁路的路权尚在商股手中，国有化并未启动，清廷实际上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拿出去出售；其次，《铁路干路国有定策》只谈原则，却把国有化细则交给盛宣怀操纵，后者出于政治倾轧和买办私欲，对两湖、广东和四川提出了不同的国有化方案。湖北、湖南由于张之洞管理得宜，资金损失不大，盛宣怀提出用“国家保利股票”1:1按原股面值置换；而四川因资金亏损中有300万系“橡胶股灾”亏空，盛宣怀认为不应“慷国家之慨”，决定不予承担。 [详细]

看起来盛宣怀义正词严，但实际上却大有文章：施典章是官方“空降”的朝廷命官，川汉铁路的股权一直把持在官方手中，却让民间全部承担亏损；盛宣怀就任半年功夫便强推国有化，且以近乎“强买强卖”的手段逼迫绅民无利、亏损让股，给人以国家与民争利、经办人假公济私的强烈印象（尤其盛宣怀本人还是个买办）；此时清廷正是皇族、满族少壮派得势，向汉族督抚发动清算的时期，盛宣怀依附载沣，露骨地对张之洞、袁世凯等汉族官僚的成算开刀，在铁路发展战略上处处反其道而行之，更给人以政治投机的感觉；具体操办中，盛宣怀徇私舞弊，将襄阳几百里铁路列入“支路”允许商办，却把邻近的夔府铁路列为“干路”收归国有，难以服众。不仅如此，只谈“国有化”，却不谈是否继续“田亩加赋”，以及已经收取的“田亩加赋”是否偿还，这等于是赤裸裸侵夺最基层农民的利益。

清廷政策不改，反复弹压铸武装暴乱

舆论阵地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和《西顾报》两份“机关报”成为保路运动中最为重要的舆论阵地。

《西顾报》创刊，至9月7日被查封，历时44天。这44天中，日出一大张，发行量日均8000余份，罢市罢课后增至14000余份，而8月5日召开“特别股东大会”时，次日的报纸印量超过15000份，仍供不应求。在同志会成立的首日，经费拮据的川路公司拨出了4万两作为这个“独立的群众社团”的活动经费，这在当时绝非一笔小数目。 最早发动保路运动的并不是四川，而是湖南。5月13日，长沙市面就出现保路揭帖，次日长沙发生万人游行请愿，18日，第一次衙门请愿爆发；在川汉线已动工的湖北，盛宣怀为强夺股权，下令停工，引发宜昌商人、民众聚集抗争，清廷调集军队弹压，双方发生冲突，死伤20多人，这是保路运动的第一次流血事件。6月16日，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在成都召集川汉股东临时大会，提出“文明保路”，聚集股东达2400名，次日，闻讯而来的各界学生、市民使与会人数达到4000以上。为壮大声势，蒲殿俊、罗纶和众股东组建“四川保路同志会”，不到10天，保路同志会的会员就从最初的2400膨胀到10万，遍布全川142个州县，“破约保路”的口号传遍全国。抗争者表现出极强的组织力、号召力让清廷恐惧，载沣认为，民气越嚣张，政府越不能示弱，否则“更难措手”。尽管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联名四川大小官吏上疏摄政王，要求顾及四川民情，暂停铁路国有化。但载沣等人囿于“不能示弱”和“成算不能改变”的僵化立场，于9月4日发电申饬赵尔丰，命他“迅速解散，切实弹压，勿任蔓延为患”。

从此时，人心已经起了变化。四川不仅是袍哥势力强盛的地方，更有许多革命党人潜伏活动，他们不约而同看到了此次运动的潜力，开始渗透入四川保路同志会，并迅速在成都以外的分会中扩大影响。8月4日，同盟会和袍哥的主要成员提出变保路同志会为“保路同志军”，以保路为名发动群众，准备武装颠覆清朝。从此“保清”运动开始向“反清”运动演变。恰在此时，赵尔丰又帮了清廷一个倒忙，他与盛宣怀和湖广总督端方密商，将正在四川藩署开会的蒲殿俊、罗纶等同志会领袖诱骗到总督府扣押，打算栽赃以“纵火焚烧督署”罪名“就地正法”，幸被匆匆赶到的成都将军玉昆拦阻。愤怒已极群众蜂拥而至督抚请愿，赵尔丰下令开枪，当场打死30余人，是为“成都血案”。 [详细] 赵尔丰镇压，局势失控 1911年4月，因前总督王人文局面控制不力，赵尔丰走马上任四川总督，面对日益紧张的局面，赵曾建议中央改变铁路国有政策，但未能成行。随后赵对情愿活动的强力镇压导致局面失控，酿成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辛亥革命后，赵尔丰被枭首示众。 赵尔丰的枪声让四川保路绅民对清廷深感寒心，“成都血案”发生仅两天，孙泽沛就从温江起事，直逼成都南门外的红牌楼。之后的起义烽火2天内遍及成都周边十几个州县。保路同志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与之对阵的新军下级军官中多有同盟会众，无意弹压，而巡防营又被袍哥渗透，大批哗变，成都迅速被围困。此时清廷大惊，严令端方率领精锐的湖北新军第八镇第十六协主力入川镇压。9月中旬，端方抽调了1/3湖北新军军力取道宜昌，进入四川，武昌登时空虚，革命党人趁机在10月10日发动武昌起义，并一举成功。消息传出，四川清方势力土崩瓦解。11月8日，保路同志会宣布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21、22日，广安、重庆先后成立大汉蜀北军政府和蜀军军政府，川东南57州县宣布响应武昌起义。11月27日，成都无血开城，“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旧八旗驻防城挂牌，同一天，远在资州的端方被起义的第八镇军官刘怡凤等，击杀于资中大东街禹王宫。[详细] 至于始作俑者盛宣怀，在用两条铁路激变四川、湖北，拉开清朝葬礼序幕后，又捧出袁世凯，为清廷的棺材钉上最后一根钉子。由于千夫所指，他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当年的12月31日，67岁的盛宣怀从大连乘坐轮船前往日本，踏上了流亡之路。1年后他返回上海，重新回归买办商人的本色，于1916年病逝，比他在无心中一手弄垮的清廷，好歹多活了4年。（作者：历史作家陶短房，著有《这个天国不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