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朗豪坊在哪里:洛克：学潮中作为不同角色的鲁迅

  　　没人知道，这次他会怎么做。 　　鲁迅一生经历过几次学潮，每一次因为身份、角色的不同，表现也不相同。 　　一， 　　鲁迅经历的第一次学潮，是在弘文学院。 　　1902年春，鲁迅到日本，随即进入弘文学院，入校将近一年时，遇上了后来被称为退学事件的学潮。 　　根据杨天石教授的一篇文章1，和日本学者北冈正子的专论2，事情的原委，大致如下。 　　1903年3月，弘文学院出台一个十二条规定，其中有“不论临时告假归国，或暑假归国，每月必须交纳金六元半。”当学生代表对规定提出修改意见，教务干事三矢的回应是：“校长已有定见，诸君力争如是，诚不可解。无已，其退校之如何？我决不强留也！”三矢的这番话，直接点燃了事件的爆发。学生代表当即针锋相对指责三矢：“子无复言！学生之至退校事，非得已。子敢借题迫胁，余将姑尝试之！” 　　经过学生特别会商议，决定一致退校。3月29日，弘文学院总共63名学生中，有52名中国留学生同时出校。 　　学生出校后，校长加纳开始跟学生沟通、协商。结果，出校的学生全部返校。学校撤除了三矢的教务干事一职，课程也作了改良承诺，校长还亲自表达了善意、和解的意愿。持续20多天的退学风波，就此风平浪静。 　　弘文学院的退学风波，鲁迅无疑是参与其中的，否则，1910年12月21日，鲁迅给许寿裳信中说的“我辈之挤加纳于清风，责三矢于牛入，亦复如此。”就成了不实之词。据北冈正子考证，当时弘文学院53名住宿生中，只有5人没有参加出校行动（另有数人参加者，平时住在校外），周树人的名字，在出校者名单之列。 　　但对于鲁迅在这场退学事件中的表现，杨天石先生文章的最末一句，“可以看出，鲁迅是积极参预了这一斗争的。”我觉得值得斟酌一下。 　　杨天石先生对于弘文学院退学事件的资料参阅，应该是充分的，但在杨文中，并没有看到鲁迅有“积极参预斗争”的材料引述和佐证。如果有，何不举例证明？当然，无证可举，也许跟年代久远有关，也许跟文献记载有关（北冈正子的论述，比杨天石要细密、详尽得多，同样没有见到相关的材料证明）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同是退学事件的亲历者，鲁迅当时的同学兼好友，如许寿裳、厉绥之、沈瓞民等人，在他们的回忆文章中，对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思想言行、学习生活，有过细致入微的描述，却无一人提到，鲁迅在退学事件中的表现，更遑论“积极”。 　　鲁迅在弘文学院时，周作人在南京读书。周作人后来写的《鲁迅的青年时代》，提到过一句，“鲁迅在弘文学院的两年，平稳无事的过去了，只有一次闹退学，乃是全体的事情，不久也就解决。”话说得简单而明白。“乃是全体的事情”，透露出鲁迅并无特别表现的意味。虽然周作人说，他对鲁迅这一时期的情况，直接知道的很少，但这恐怕是指平常性的泛泛之事而说。鲁迅和周作人，自兄弟于南京分手，始终书信往来频密，周作人知道弘文退学一事，就是鲁迅在信中告诉他的，“弘文事已了，学生均返院矣。”（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假如说鲁迅有过“积极斗争”，周作人会一点也不知道？ 　　有人考证，弘文学院当时中国留学生的平均年龄，在25岁，年岁稍大者，30以上者也不乏其人，而鲁迅当时的实足年龄，是21岁。当然，年龄小，不代表就一定不积极。我这里只提供一种相关背景，不直接导致判断的形成。 　　周作人在南京，得知弘文退学事件后，一个纯属偶然的原因，也动了反抗式的退学念头。这时鲁迅的一封信，劝阻了他，打消了周作人的念头。（《周作人日记》癸卯年四月初十日，中有“胡君交来大哥初一日函，阻我退学”句）当然，鲁迅劝阻周作人不要退学，不能因此得出，他本人就一定不曾在退学行动中积极斗争。鲁迅自己剪辫，在绍兴时，却劝学生不要剪辫。鲁迅旧学淹博，却劝人少读中国书。这里，还是那句话，只提供一种相关背景，并不导致判断的直接发生。 　　也许杨天石先生说鲁迅“积极参预了退学这一斗争”，不过是种习惯说法，援用一句网络名言：斗争没有不积极的。但我在这里，还是想稍稍纠缠一下，原因在于，一则，退学，是种集体行动，梁山虽统称“一百零八好汉”，但细究起来，个体与个体之间，其实存在千差万别。其次，更重要的是，此处言积极与否，实有关于鲁迅早期性格、心理和思想的理解与判断。换言之，正是这种细微处，凸显、伫立着如何理解、判断鲁迅早期性格、心理和思想的分界石。 　　与此同时，必须申明，我对杨天石先生这句话的小小置疑，不代表我就认定，鲁迅在弘文学院退学事件中的表现，一定是不积极的。积极还是不积极，需要事实依据来证明。这里想强调的，依然是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的原则。事实上，鲁迅一生，尤其是其早年，对于群体性活动，始终持有一种特立独行的见解，和微妙难测的心理，这早已为众多材料所证明。在没有或缺乏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断言积极或不积极，都显得有些轻忽失据。 　　弘文学院的退学事件，不仅是鲁迅平生经历的第一次学潮，也是鲁迅以学生身份经历的唯一一次学潮，也是鲁迅在日本留学九年，经历的唯一一次学潮。3 　　鲁迅遭遇第二次学潮，是他回国后，在杭州发生的事。 　　二， 　　“弘文风波”的时候，鲁迅还是个学生；“木瓜之役”，鲁迅已是名教师。这是鲁迅平生第一份职业，也是鲁迅第一次当老师。 　　相比于“弘文风波”的模糊表现，“木瓜之役”的鲁迅形象，要明确多了，因为他获得了一个《水浒》上的绰号：拼命三郎。从这个绰号可以想见，一定是鲁迅在“战役”中有过突出表现，才有可能获此殊荣。 　　说起这场风潮之前，先得介绍一点时代背景。 　　张宗祥所写《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有这么几句话： 　　“我们在前清末年的教书匠，除了一班‘禄蠹’之外，没有一个不提起皇帝就头痛，提起政府就眼乌的。而且师道自尊的架子也很不小。历来新监督（当时名校长为监督）到任，先要拜见拜见各位教师，教师眼中看监督就有点等于一般官僚，倘然谈话不投机，或者有点外行，就有点爱理不理，尖刻一些的简直要挖苦几句了。” 　　但张宗祥、许寿裳和鲁迅他们，偏偏就碰上了一位让人既好笑又好气的校长。 　　风潮的起因，是一个叫夏震武的人。接替沈钧儒，到杭州两级师范学堂执掌校务。那时，许寿裳和鲁迅已先后从日本回国，在这里任教。夏震武是晚清同光年间的进士，时已年近花甲，面对一帮留洋归来的而立青年，圆通乖巧点的，自然相安无事，但夏进士大概是过于具备理学家的风范了，下车伊始，冲突即起，结果，新的战胜了老的。4 　　不过，虽然获得了一个“拼命三郎”的勇号，鲁迅在此役中的具体表现，还是呈现出模糊的面貌。在许寿裳、张宗祥、杨莘耜等人写的回忆文章中，——这些文章都以鲁迅为标题，或主题，尽管都说到了鲁迅在“木瓜之役”中的英勇表现，却不约而同的，全都缺乏细节的描写，反倒在几个次要人物身上，有细微、传神的刻画，落在鲁迅身上的笔墨，要么语焉不详，要么一语带过，总之，缺乏精彩性。许寿裳是鲁迅毕生老友（“木瓜之役”，许寿裳首当其冲，鲁迅的英勇表现，或与此有关），在其所写《亡友鲁迅印象记》里，对“木瓜之役”颇有情节铺叙，但一讲到鲁迅，则只有一句抽象的“鲁迅最富于正义感，义之所在，必尽力以赴，不畏强御而强御畏之。”——就没有下文了。跟在后面的，是鲁迅若干年前的一段往事，跟“木瓜之役”毫无瓜葛。张宗祥和杨莘耜的笔下，同样看不到鲁迅何以能获得“拼命三郎”称号的原因。这是为什么呢？是鲁迅当时的言行过于平淡，以至过后即忘？还是鲁迅当时的言行过于特别，以至不宜载入史册？ 　　鲁迅对于“木瓜之役”，也像退学风波一样，目前能看到的，同样只是给许寿裳信中的一句话：“木瓜之役，倏忽匝岁”，连名称在内，八字而已。此后，鲁迅的言谈笔墨间，再没有出现“木瓜之役”的字样。 　　跟风潮通常由学生引起和主导不同，“木瓜之役”的主角，是学校的老师。对立双方，是老师和他们的领导。“木瓜”一词，即是由闹事的老师们颁赠给他们最高领导人的荣誉称号，意为“傻瓜”。杨莘耜的文章，写到老师们集体搬出学校，住到黄醋园去时，后面跟了一句：“学生们都瞠目而视”。 　　三， 　　“木瓜之役”后，鲁迅离开了杭州，回到绍兴老家。直接的原因，是同乡杜海生执掌绍兴中学堂，请鲁迅去教博物课。鲁迅刚到绍兴中学堂，旋即卷入了另一场学潮中。 　　对于这场学潮，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书信》（一）的注释是这样： 　　一九一○年八月初，杜海生兼任绍兴府中学堂监督，同月下旬，他决定要全体学生重新考试编级，学生遂罢课抗议，并“索费出堂”(《绍兴公报》第六一七号)，杜被迫去职。九月，由陈子英继任，十一月中旬，学宪命令考试仍须进行，学生乃又罢考，表示反对。 　　鲁迅正是这年八月中旬，到绍兴中学堂的。三个月后，给许寿裳的书信中，鲁迅说到了这场学潮。 　　顾校中又复有事，不遑暇矣。今兹略闲，率写数语。 　　仆自子英任校长后，暂为监学，少所建树，而学生亦尚相安。五六日前，乃复因考大哄：盖学生咸谓此次试验，虽有学宪之命，实乃出于杜海生之运动，爰有斯举，心尚可原杜君太用手段，学生不服，亦非无故。今已下令全体解散，去其谋主，若胁从者，则许复归。计尚有百余人，十八日可以开校。此次荡涤，邪秽略尽，厥后倘有能者治理，可望复兴。学生于仆，尚无间言；顾身为屠伯，为受斥者设身处地思之，不能无恻然。颇拟决去府校，而尚无可之之地也。（1910年11月15日《致许寿裳》） 　　“校中又复有事”，显然就是指人文社注释中“十一月中旬，学宪命令考试仍须进行，学生乃又罢考，表示反对。”一事。这事对鲁迅的影响，从信首数语可以看出，——“不遑暇矣”，以至于要“今兹略闲”，方能“率写数语”。 　　现在看来，这场风潮的起因，简直有些微不足道，但那个年头的学潮就是这样，别说这还算有点由头，擦枪走火、误打误撞的事情，也是司空见惯，比比皆是。在逾半个世纪的晚清民国时期，基本是只要有学校，就有学潮；只要有中国学生的地方，就有学潮。这是那个年代的时代背景。 　　晚清著名的南洋公学风潮，直接起因，是老师的座位上，放了一只空墨水瓶（见万仕国编著《刘师培年谱》第16-17页）。 　　绍兴中学堂的这场风潮，是鲁迅经历过的所有风潮中，心情最痛苦的一次。 　　这场风潮，跟“退学风波”和“木瓜之役”明显不同。 　　首先，鲁迅的身份，不再是学生，也不是闹事的老师，而是学校当局者友情邀请来的教师。而风潮的矛盾双方，正是请鲁迅来的学校当局者与在校学生。于是，鲁迅的处境，多少表现出一种尴尬、进退维谷的性质。大体上说，杜海生和陈子英，都算是鲁迅的朋友。按一般常理，鲁迅首先应该站在校方立场来说话，但鲁迅对于学校，尤其是对杜海生（后来也包括陈子英）都颇有微词，所谓“杜君太用手段，学生不服，亦非无故。”与此同时，鲁迅对于闹事的学生，也并非一味袒护，信中用语，有“去其谋主，若胁从者，则许复归”，甚至说“此次荡涤，邪秽略尽”，不过，鲁迅思路一转，反躬自省，觉得“顾身为屠伯，为受斥者设身处地思之，不能无恻然”鲁迅说自己“身为屠伯”，不知是真的在这场风潮，做过什么“屠”事？还是仅此一说，夸张而已？不过鲁迅参与处理了这次风潮，从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或许能看出些许端倪。也许正是这种参与，使鲁迅心理的痛苦、矛盾、纠结，切实感到了强化。这种从未有过的心理经验，对于鲁迅今后的类似经历，产生了怎样的反应，恐怕是一个尚未被人注意的事实。 　　从这通书信看，一个痛苦、纠结的鲁迅心理形象，展露无遗。 　　一个多月后，鲁迅给许寿裳的另一封信里，再次说到了这次学潮： 　　府校迩来大致粗定，藐躬穷奇，所至颠沛，一遘于杭，两遇于越，夫岂天而既厌周德，将不令我索立于华夏邪？然据中以言，则此次风涛，别有由绪，学生之哄，不无可原。我辈之挤加纳于清风，责三矢于牛入，亦复如此。……顾此府校，乃不如彼师校之难，百余学生，亦尚从令，独有外界，时能射人，然可不顾，苟余情之洵芳，固无惧于憔悴也。（1910年12月21日）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鲁迅对于绍兴中学堂的风潮，再次表现出自我伤怀的感慨，——这是鲁迅因这次风潮产生的主要心理反应。只是这里表现得强烈多了，简直到了向天发问的程度！同时，鲁迅又再次表现出对于闹事学生的同情，而且，表现得更加直接和明确：“然据中以言，则此次风涛，别有由绪，学生之哄，不无可原。我辈之挤加纳于清风，责三矢于牛入，亦复如此。”接着，鲁迅的心理，由伤感到痛苦，到理解、同情，最后转到了希望的重建，理想的恢复，甚至希望许寿裳能回到绍兴，和他一起努力奋斗。纵使“独有外界，时能射人”，“然可不顾，苟余情之洵芳，固无惧于憔悴也。”——从这封书信，再次让人看到，鲁迅这一时期心理的痛苦、迷乱和跌宕起伏。 　　“归国之后到辛亥革命的大约两年间，是目前鲁迅传记中资料最少的时期之一。这样一来，这两年的空白就格外显得惹眼。鲁迅当时的思想与感情，总是残留着暧昧不清的地方。”（《鲁迅　革命　历史——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王俊文译）） 　　鲁迅精神和心理的这种状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绍兴中学堂的这场学潮，无疑加剧了鲁迅痛苦与迷乱的程度。鲁迅这一时期给许寿裳的书信中，始终在持续着一个相同的主题，那就是托好友帮忙找一处地方，只要能离开绍兴，离开杭州，离开浙江，“虽远无害”（但同时，他竟又盼望许寿裳回绍兴来跟他一起奋斗！） 　　十多天后，鲁迅又给许寿裳写信。 　　仆归里以来，经二大涛，幸不颠陨，顾防守攻战，心力颇瘁。今事已了，正可整治，而子英渐已孤行其意。至于明年，恐或莫可收拾。（1911年1月2日《致许寿裳》） 　　“二大涛”，指的是“木瓜之役”和绍兴中学堂的学潮事件。鲁迅对此的感受是，“幸不颠陨，顾防守攻战，心力颇瘁。”“防守攻战”，说的应该是两场学潮中的斗争，既包括“木瓜之役”跟夏震武的较量，也包括绍兴中学堂，如何“去其谋主”之类，无论哪一次，结果只是“幸不颠陨”，“心力颇瘁”。之前有过的希望、幻景，此时恐怕已早已破灭。这段话里的“今事已了”，也顺带表明，绍兴中学堂这场持续了四、五个月的学潮，在鲁迅的疲惫不堪中，总算是偃旗息鼓了。 　　四， 　　接下来的一场风潮，是十多年后的事。 　　这期间，一场中国历史上声名最响亮、影响最深远的学潮，——“五四运动”，发生了。那时鲁迅还住在北京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从这年2月起，鲁迅已在物色购买新居。经过近半年的勘访选择，7月23日终于定下，“午后拟买八道弯罗姓屋”。（《鲁迅日记》）。又经过数月修缮布置，11月21日，先和周作人夫妇一同迁入八道弯新居。一个月后，鲁迅专程回绍兴老家，把母亲、三弟等一大家人，全都迁进了八道弯。“五四运动”发生时，鲁迅还没有在北京大学、高师、女高师等学校兼课，只是教育部的一名职员。“五四”那天正好是星期日天，鲁迅在绍兴会馆的家中休息。《日记》里的记载，和平常一样简略；上午去同事家赴丧仪，“下午孙福源（即孙伏园）君来。” 　　孙伏园的到来，不仅跟“五四运动”直接有关，而且，是目前我所知道的，鲁迅跟“五四运动”最接近的一件事。 　　据孙伏园1949年后写的一篇文章，《五四运动中的鲁迅先生》介绍，当天作为北京大学二年级学生的孙伏园，在参加完天安门大会和示威游行后，“我便到南半截胡同找鲁迅先生去了，我并不知道后面还有‘火烧赵家楼’的一幕。”但接下来的叙述，再次陷入了简单而抽象的窠臼：“鲁迅先生详细问我天安门大会场的情形，还详细问我游行时大街上的情形。”——只有这两句，属于情景再现的客观叙述，文章的其余部分，便全是作者自己的评述了。 　　鲁迅在“五四运动”之前，在《新青年》上已有一年多的文学发表活动。按孙伏园的统计，计有“一共有三十一篇，其中论文一篇、诗六篇、小说三篇、随感二十一篇。”孙伏园说“每一篇都在青年思想上发生影响的”，想来不是虚夸语。所以，假如说鲁迅的思想、精神，跟“五四”之间有某种关系，这是无可置疑的。不过，从那天具体的游行示威活动来说（“五四运动”这个概念，当然不只是五月四号的那些具体活动），鲁迅却在相隔不算太远的地方，在星期天休息的家里，“隔街观火”，跟它擦肩而过了。 　　其后延续一个多月的“五四运动”期间，鲁迅始终没有具体介入过这场意义远超于一般学潮之上的运动。 　　五， 　　鲁迅离开绍兴中学堂后，再次跟学潮触碰，是北京大学的讲义风潮。 　　“五四运动”后的第二年，1920年8月6日，鲁迅接到了来自北京大学的聘书。 　　这是鲁迅离开绍兴后，时隔九年，重新走进学校大门。学校风潮，也就再度随之而来。 　　1922年10月发生的北京大学讲义风潮，说来是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 　　说大不大，是指这起风潮，基本是北大校内的一件事，虽然中间怀疑，是否有校外因素的介入。风潮的主题，就事件本身而言，纯粹是学生与校方的一场经济利益之争，——教师讲义，到底该收费，还是免费？除此以外，并没有其它社会或政治的背景、因素。为何又说说小不小呢？这个可以从蔡元培的角度来看。这场风潮，不仅导致蔡元培的再次辞职（蔡元培一生七辞北大校长，这是第五次），而且还引发了蔡元培的一句豪言壮语，面对群情汹涌的闹事学生，蔡元培扔出一句：我要和你们决斗！而从事情最终解决的角度看，这场风潮对于蔡元培和胡适两人的意义，让我想到了“三打祝家庄”对于晁盖和宋江的影响和意义。 　　鲁迅当时是北京大学的兼课讲师，他的本职，或者说正职，还是教育部的佥事。讲义风潮持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鲁迅始终未发一言。这跟胡适等人的忙碌，形成鲜明对比。这当然跟鲁迅与北京大学的身份关系有关。对于鲁迅与北京大学的关系，钱理群教授有过一个说法：客卿（这说法是从周作人那里挪来的）。但我认为，客卿，并不是鲁迅对讲义风潮不发一言的原因。道理很简单，因为鲁迅跟北大和女师大的关系是一样的，照理说，也是客卿，但两种表现，天差地别，判若两人。可见客卿并非沉默的原因。至于有人指责鲁迅在此事上“不称职”，则更近于幼稚的笑谈。我对鲁迅在讲义风潮中的角色定位是，一位沉默的观察家+一位简约的评论员。当讲义风潮烟消云散，一切已成往事时，鲁迅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短评《即小见大》，专门讲述了他对这场风潮的感受和看法： 　　北京大学的反对讲义收费风潮，芒硝火焰似的起来，又芒硝火焰似的消灭了，其间就是开除了一个学生冯省三。 　　这事很奇特，一回风潮的起灭，竟只关于一个人。倘使诚然如此，则一个人的魄力何其太大，而许多人的魄力又何其太无呢。 　　现在讲义费已经取消，学生是得胜了，然而并没有听得有谁为那做了这次的牺牲者祝福。 　　即小见大，我于是竟悟出一件长久不解的事来，就是：三贝子花园里面，有谋刺良弼和袁世凯而死的四烈士坟，其中有三块墓碑，何以直到民国十一年还没有人去刻一个字。 　　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热风　即小见大》） 　　很短，不到250字。 　　两年半后的1925年5月，已经开始和许广平通信的鲁迅，在其中一封信中，再次提起了这件事： 　　“提起牺牲，就使我记起前两三年被北大开除的冯省三。他是闹讲义风潮之一人，后来讲义费撤去了，却没有一个同学再提起他。我那时曾在《晨报副刊》上做过一则杂感，意思是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 　　两次议论的主旨是一致的，甚至连用词用语都近于“雷同”。这里有种打抱不平的东西，但又不只是简单的打抱不平。鲁迅把这件小事，放到了历史文化的隧道、背景中，赋予它一种经验的性质，凸显了它的意义。 　　要顺便说一句是，这两次议论，还反映出鲁迅对于个体与群体关系的一种思考角度和思想状态。这种角度和状态，在我看来，在鲁迅身上，是由来已久，甚至是持续终身的，它带有强烈的鲁迅特征和标志性。——尽管鲁迅的思想，并不只有这一面的角度和状态。——这一点，跟本文内容，并非毫无关联。 　　六， 　　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一节里，写下过这样的话： 　　“当学校风潮起来时，他（鲁迅）作为一个讲师，没有很多时间在校，开始采取慎重态度。” 　　“我还记得‘三一八’那天清早，……鲁迅问我：‘为什么这样匆促？’我说：‘要去请愿！’鲁迅听了以后就说：‘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些东西等着要钞呢。’” 　　假如说鲁迅对于北大讲义风潮的议论，带有某种打抱不平的性质，那跟隔年的女师大风潮相比，这种打抱不平的精神，突然以放大十万倍的能量，喷涌而出。 　　1923年10月13日，鲁迅收到了来自女高师的聘书。这一次，他卷入的是一场对他来说空前绝后、无与伦比的学潮。 　　鲁迅曾对友人说，我这一生，两头尖中间大，是个橄榄型。何谓两头和中间？——女师大风潮及延续而来的“三一八惨案”，就是鲁迅说的“中间”，——至少是其主干和精华所在。 　　可以说，没有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就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鲁迅。 　　一个人一辈子，能遭遇的事情，说起来真正称得上的，不过一两件，但往往就是这一两件事，铸定了一个人一生的底色和质地。 　　我把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看作鲁迅诞生的另一个时间，一个比《狂人日记》更具意义的时间。 　　假如说，女师大风潮只显现出部分知识人的价值取向，“三一八惨案”则激发了整个阵营的一致怒吼。只是当风潮掠过，大多数人归于本业、本位时，鲁迅却选择一条逸出既有轨道的道路。 　　这就成了鲁迅生命的一道分水岭。 　　鲁迅由此获得了新生，或者说，从此踏上了一条险途。 　　钱稻孙的一句话，颇堪玩味。 　　钱稻孙是钱玄同同年的侄子，是鲁迅在教育部的同事，也是鲁迅住绍兴会馆期间的“饭友”，或者说“酒友”。钱稻孙晚年接受采访，回忆鲁迅，其中有这么一句话： 　　“鲁迅身体并不很健康，常生病，瘦瘦的，我看他顶起劲是在女师大风潮中。当时他精神很兴奋。我吃一惊，觉得他精神上有些异常。”（《访问钱稻孙记录》《鲁迅研究资料》第四辑） 　　曾经朝夕相处、彼此熟稔的友人，对于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表现的观感，竟然是“觉得他精神上有些异常”。 　　钱稻孙并非无名之辈，他曾经跟鲁迅和许寿裳一起，完成了中华民国国徽的设计，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七， 　　鲁迅最后一次遭遇学潮，也是擦肩而过。 　　但这次的擦肩而过，跟“五四运动”或者说北大讲义风潮，有所不同。这次风潮的起因，跟鲁迅有关。 　　1926年9月4日，鲁迅抵达厦门大学；同年12月31日辞职；1927年1月16日离开厦门。 　　就在鲁迅辞职到离开厦门的两个星期里，一场学潮，不期而至。 　　说不期而至，是鲁迅一开始，有点判断失误了。 　　学生对于学校并不满足，但风潮是不会有的，因为四年前曾经失败过一次。（1927年1月2日《两地书》） 　　没过几天，鲁迅觉得情形有些不对： 　　这几天，“名人”做得太苦了，赴了几处送别会，都要演说，照相。我原以为这里是死海，不料经这一搅居然也有了些波动，许多学生因此而愤慨，有些人颇恼怒，有些人则借此来攻击学校或人们，而被攻击者是竭力要将我之为人说得坏些，以减轻自己的伤害。所以近来谣言颇多，我但袖手旁观，煞是有趣。然而这些事故，于学校是仍无益处的，这学校除全盘改造之外，没有第二法。（1927年1月5日《两地书》） 　　这是公开出版的《两地书》里的话。跟原信比，除次序和个别用词有明显调整、改动外，跟学潮有关的，一是把原来的“小乱子”，改为了“波动”；两相比较，原词更能体现鲁迅当时具体而微的心态。另外，是删掉了紧接在“小乱子”后面的一句，“总算还不愧为‘挑剔风潮’的学匪”。这话既带有显明的自嘲和顺带的暗讽，也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自炫”式得意。 　　果然，风潮接踵而至： 　　校内大约要有风潮，现正在酝酿，两三日内怕要爆发。这已由挽留运动转为改革学校运动，本与我不相干，不过我早走，则学生少一刺戟，或者不再举动，但拖下去可不行了。那时一定又有人归罪于我，指为“放火者”，然而也只得“听其自然”，放火者就放火者罢。（1927年1月6日《两地书》） 　　这是鲁迅当时观察到的最新结论。从这可以看出，鲁迅明白这场风潮，本质上是与自己无关的，但已经难脱干系。不过虽然如此，此时鲁迅的心里，反倒激起了一股“鲁迅式的逆反情绪”——“听其自然”，“放火者就放火者吧”，——显示出鲁迅不以“借名”或“构陷”为忤，反而有种趁机快意其事的劲头。 　　而所谓“改革学校运动”，人文社的注释是这样的： 　　厦门大学学生自治会得知鲁迅辞职的消息后，于1927年1月2日派代表前往挽留。当他们知道鲁迅去志已定时，就组织罢课风潮委员会，于1月7日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发动停课罢考，张贴打倒校长亲信刘树杞的标语和传单。据《福建青年》第四期（1927年2月15日）《集美停办与厦大风潮之再起》一文说：“这次风潮的目的就是：一、求整个的——学生、教员、学校——的生机。二、拯救闽南衰落的文化。三、培植福建的革命气息。” 　　五天后，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这样评论正在发生的厦大学潮： 　　这里的风潮似乎还在蔓延，但结果是决不会好的。有几个人已在想利用这机会高升，或则向学生方面讨好，真令人看得可叹。（1927年1月11日《两地书》） 　　风潮发生后，鲁迅在厦门大学，滞留了10天左右。1月16日上船后，给李小峰的信中，鲁迅再次叙述了风潮的发生和自己的关系： 　　我辞职时，是说自己生病，因为我觉得无论怎样的暴主，还不至于禁止生病；倘使所生的并非气厥病，也不至于牵连了别人。不料一部分的青年不相信，给我开了几次送别会，演说，照相，大抵是逾量的优礼，我知道有些不妥了，连连说明我是戴着“纸糊的假冠”的，请他们不要惜别，请他们不要忆念。但是，不知道怎地终于发生了改良学校运动，首先提出的是要求校长罢免大学秘书刘树杞博士。（《华盖集续编的续编　海上通信》1月16日） 　　纵观厦门大学这次风潮，鲁迅的反应，完全是私人性质的，只在书信里，提及了有关事情。虽然这些书信，照例后来都公开发表了，但书信毕竟是书信，跟正式的报刊评论，还是不同。而信中说及风潮的言词重点，和绍兴中学堂风潮时一样，更多落在自身的遭际和感受上，以至于像北大讲义风潮那样的事后公开短评，也没有。 　　借用一下鲁迅的自喻，鲁迅与厦门大学这场学潮的关系，就像一只“引火乌鸦”，火势起来后，“乌鸦”却振翅远走高飞了。 　　鲁迅跟这场风潮之间，假如说有什么切实关联的话，是几位学生跟随鲁迅离开厦大，转学到了中山大学。 　　厦门大学的这场风潮，最后在国民党厦门市党部和海军司令部的调停下，校长林文庆作出让步，学潮方告结束。 　　据新加坡籍学者李庆年先生在其《厦门大学两次风潮，——兼论陈嘉庚、林文庆与风潮的关系》一文中所说，国民党厦门市党部和海军司令部的调停条件是： 　　（一）教育党化；（二）刘树杞不得回校；（三）收回开除学生；（四）恢复国学研究院。 　　校方全都接受答应了。 　　鲁迅离开厦门大学后，到了中山大学，在那里他遇到了“清党”。之后鲁迅前往上海。起初劳动大学校长易培基还约请他每周开讲座一次，后来，连这每周一次的讲座也“辞退”了。这样鲁迅跟大学讲堂就彻底说了拜拜，鲁迅与学潮的关系，自然也就渐行渐远了。 　　2011年9月26日 　　注释： 　　1，杨天石的文章，题为《释“挤加纳于清风，责三矢于牛入”》，刊登于《鲁迅研究资料》（2）。 　　2，北冈正子的专论，是作者一本关于鲁迅研究专著的其中一章，题为《鲁迅与弘文学院“退学”事件》（靳丛林译）。 　　3，1905年，在日本发生了中国留学生因日本政府宣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而引起的“归国潮”。运动发生时，鲁迅还在仙台学医。但有件颇具传奇性的传说，把鲁迅也卷入到了“归国潮”的背景中，说是秋瑾曾经飞刀“震慑”鲁迅。有关鲁迅与此次“归国潮”的关系，至今缺乏具体、详实、确切的资料，所以，我没有把它看作是鲁迅经历过的学潮之一。 　　4，据说夏震武驾临学校时，说过这么一番话：“立宪哄于廷，革命哗于野，邪说滔于天，正学扫地，髡首异服，将有普天为夷之惧”（见周建人口述，周晔编写的《鲁迅故家的败落》第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