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州房产:袁世凯戊戌政变中扮演的真实角色（三）

四、 对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扮演的角色的客观评价


上文通过比较辨析戊戌政变涉入者双方证词，结合国内最新研究发现，指出袁世凯提供的证词基本可信，而官方史学（甚至包括剑桥中国近代史）赖以评价袁世凯的事实基础基本是弥天大谎，这就引出了对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所起作用的再评价问题。

官方史书对在戊戌变法时期的袁世凯备极谴责，说他早期投机改革事业，伪装进步，看到皇帝重用维新党人便有心投靠攀附，但后来看出光绪有职无权，又反过去投靠慈禧，为个人名利出卖了维新党人，招致慈禧发动反动政变，血腥屠杀维新党人，中断了改革事业，乃是民族的千古罪人，云云。

愚以为，这完全是典型的文革式的冤狱，几乎每句话都是诬蔑不实之词，乃是国人最精通的阴谋论，亦即丝毫不尊重古人真实的内心世界，先扣上现代帽子，再牵强附会地去发掘种种不可告人的肮脏动机。

老袁主张维新，那是他的阅历和智力导致的必然结果，不是什么有意投机。那个时代的所谓先知先觉（如今的先知先觉仍然如此），无非是看到并承认“中国文明不如西洋文明，中国打不过洋人，唯一的出路是向人家学习”这么一个简单而难堪的事实而已。任何头脑正常的人，只要和鬼子打够交道，迟早都要得出这个结论。老袁从青年时代起就在朝鲜办外交和练兵，又经历了甲午战争，见识过鬼子的厉害，深知自家的痼疾，当然要变成自发的维新党人。他在小站练兵时首先以西法改革中国军制，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西式陆军，开办了第一个西式军事学校，成绩斐然，中外交口称赞，深获荣禄和慈禧等人器重，慈禧特赏他在西苑门内骑马和乘坐拖船，是当时炙手可热的实际改革家与实权派。早在康有为主张变法前他就作出这些成绩了，乃是不折不扣的改革先驱，谈何为了爬上去而赶维新时髦？是维新党人去拉他那名声赫赫的实权派，不是他去巴结圣眷正隆的红人们。客观来说，康梁是改革的宣传者，而他是改革的实干家。两者都是改革事业需要的人，不能因为谁的声音洪亮就把全部功劳归于他，把实干家们贬为“跟风派”。

至于“投靠攀附维新党人”就更是莫名其妙。他和谭嗣同素昧平生，老谭却找上门去，硬要他去发动兵变，杀了荣禄，攻占电报局和火车站后奔袭北京，兵围颐和园。这些都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唯一可以探讨的就是老谭是否真如他在日记中描写的那样“气焰凶狠，类似疯狂”，不但以死威逼他马上同意他的荒谬提议，甚至要求他以死威胁皇帝下发动兵变的朱谕。这些乖张举动不是正常人能做出来的，令人不免怀疑老袁是否无中生有，或起码是夸大其词。但我觉得他说的可能是实话。谭嗣同乃是个镇日生活在古书中的典型的唐吉诃德，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游民文化的牺牲品。

老袁笔下的谭嗣同的那些乖张离奇行事，虽然太过匪夷所思，却是直接从《战国策》或《史记》上抄下来的，当初鲁国的曹沬就曾用匕首劫持齐桓公，威逼后者同意退还齐国从鲁国夺取的土地；蔺相如也曾用性命保全了赵国的和氏璧；朱亥椎杀魏国大将晋鄙，使得信陵君得以窃符救赵，而出了这个主意的侯赢则慷慨自杀，以死相谢被枉杀的晋鄙……这些令人回肠荡气的故事难道不是谭嗣同的人生演出脚本？他模仿得惟妙惟肖，几乎可以乱真了。

很难设想老袁能凭空捏造出这种生动的古侠士作派来。更别说老梁在《谭嗣同传》中说他“少倜傥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年甫弱冠就“来往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察视风土，物色豪杰”，长达十年。他在变法开始后鼓吹流血，甚至在被捕前三日还在“与侠士谋救皇上”，完全是个脱离现实、生活在英雄幻想中的唐吉诃德。这种奇特心态的养成，大概与他“幼丧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的经历有一定关系。被虐待的经历养成了崇尚暴力的复仇心理，再加上《史记》《刺客列传》、《侠客列传》一类古代游民文化的熏陶，便使得他变成了 “冲决网罗”（这是他的所谓“仁学”的主张）的士林异类。这在他大概很自然，只是他认定素不相识的袁世凯也是这种“奇男子”就太过于想入非非了些。

即使老袁的描述不足信，业已确定的事实也就足够震得老袁的五脏六腑统统倒转了。无论是从道义上还是从功利考虑上，老袁都绝对无法接受谭的激烈主张。

须知那个时代的人被儒教忠君教义彻底洗脑，视“犯上作乱”为不可思议的滔天大罪，老谭却要他去杀了长官荣禄，甚至发兵杀害“圣母皇太后”！就算是皇帝亲自下了朱谕，又有哪个忠臣孝子会接受这种注定要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乱命？就算老谭是他老子，他也只能本着“忠孝不能两全”的君臣大义毅然拒绝。

更糟糕的是，他本来好好地做他的官，踏踏实实地干他的事业，老谭却从天外突兀飞来，毫无来由地将他这局外人强行推入帝后之争，要他在为儒家深恶痛绝的母子相残的“纲常惨变”中扮演关键角色，使得他莫名其妙地陷入道德困境，无论帮哪边都绝对只会落个不是：帮太后则是“累太后以不慈”，帮皇帝则成了“累天子以不孝”。对此老袁已经在《自书戊戌纪略后》中讲得明明白白了：

“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削大难，功在社稷，亦天下之君也。况今上为皇太后命立，亦有君臣之义，且有母子之分，天下岂有无母之国哉！我皇上孝治天下二十余年，璇宫侍养，备极崇睦，薄海臣民，同深钦仰。为臣子者自当矢志忠贞，随时维持，不敢议及天子，累皇太后以不慈，更何敢议及慈圣，累皇上以不孝。 乃谭嗣同等煽惑构乱，离间两宫，竟欲陷君于不义，讵为天理所能容？”

现代读者要体会他这种两难困境，只需假想一下自己去介入别家的夫妻争吵就够了。谭走后，老袁自称他“反复筹思，如痴如病”，绝非夸张之词。哪怕他再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随机应变信如神的英雄，被骤然抛入这种动辄得咎的困境也必然要如痴如病，不知计将安出。他后来引用《春秋》对“赵盾弑君”的谴责，反复对荣禄说决不可杀了皇帝，否则他们就要成千古罪人，我看的确是他由衷的心声，也是当时深受儒教熏陶的绝大多数读书人的心声。荣禄所说“处祖母父亲之间，为子孙者惟有出死力以调和，至伦常之变，非子孙所忍言，亦非子孙所敢闻”，就足证这是臣子能遇到的最大道德困境。而这几乎无从摆脱的道德困境乃是维新党人强加给他的，并不是他自己去揽来的。

因此，用当时的道德标准也就是儒教规定的一系列大义来衡量，老袁拒绝与“陷君于不义”的乱臣贼子合作，并举报了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完全是典型的忠臣孝子的模范行为，殊不便以现代自由观或外来的阶级斗争理论评判之。

以功利考虑而言，无论是从君国利益还是从个人利害得失来看，老袁都非得倒向后党不可，这理由他也在《自书戊戌纪略后》中解释过了：

“当其谋乱之时，国之危机有三；倘其凶谋果逞，内忧外患一时并起，中原疆域立见瓜分，其危一；设予稍露圭角，该党必将害我，以其党代之，内有悍徒，外有劲旅，何堪设想？其危二；或者发泄后荣相不即入枢廷善为调和，保全上位，各国必将借口交讧，匪党挟以有辞，将至不可收拾，其危三。赖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幸得佑免三危。然祸机之来间不容发，亦云险矣。 ”

这是说，当时有三大危险：第一个危险是如果康党奸谋得逞，杀了太后，则一定会天下大乱，内忧外患同时发作，中国马上就会被列强瓜分；第二个危险是如果他当时不与谭某虚以委蛇，欺骗麻痹之，则立刻会被康党杀害，再以他人取代袁的角色，内外夹攻，皇太后就要遭到杀害；第三个危险是在事泄之后，如果荣禄不马上进京调解帝后冲突，皇帝被太后杀了，各国必然以此为借口武装干涉，乱党也会籍此闹事，必致大局糜烂不可收拾。幸亏祖宗保佑避免了这三大灾难，但当时危机真是间不容发，堪称危险了。

这三大危险我认为只有第一个存在。如果康谭得手，杀了皇太后，去除了稳定当时危局的最重要因素（这就是专制制度的弊病，如同我党是今日中国的稳定保障一般），让那伙愤青挟九重天子之威，强制推行他们的激进改革，将“老谬昏庸大臣”悉数罢免，拟定宪法，召开国会，实行君民合治，满汉不分，建设新京，断发变服改元（这些都是维新党人拟定的上谕，只是光绪不敢颁发而已。但若弑后密谋成功，皇帝便从此断了退路，只能受康谭任意挟制，必定会颁发），必然引起守旧派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拼死反对。到时“弑后”之罪便必定成了诸侯“清君侧”的旗号，全国必将陷入大乱，极有可能引起列强武力干涉，如后来之拳乱然。即使免于被瓜分，本来就已摇摇欲坠的统一局面一旦被打破，乱局就难以结束了，只怕要像后来的辛亥革命一样，制造出个历半世纪才能结束的乱世来，那么后来也就不会有袁世凯主导下的新政带来的繁荣了，今日中国比现在还要落后得多。

但这危险出现的前提是老袁死心塌地投靠乱党。离了老袁的枪杆子，则毫无实力的康谭辈根本没有作乱的资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老袁毅然倒向后党似乎可以说是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即使是用现代标准来看我觉得也是如此。
老袁当然只会在日记中写大道理，他“反复筹思，如痴如病”时的烦恼绝对不光是君国利益，更是被老谭扔进去的个人生死祸福陷阱。他给没来由地夹在皇帝和太后这两扇阴阳磨里，随便哪边都惹不起。虽然太后权倾朝野，可皇帝春秋正富，享有年龄优势。站在太后这边当然可保眼下平安无事，但日后太后死了皇帝必然复辟，到时岂不是要化为肉酱？因此，他虽然最后作出了选择，但那毕竟是非常困难的选择，其实有大半是老谭的表现促成的。

以老袁目光之锐利，不难从老谭荒诞不经的战略谋划、乖张离奇的话语行事中一眼看破康、谭辈实在是一群误国乱国的小丑，竖子不足与谋。老谭跟他说什么：“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 此话为后人称道不止，反复传诵，他却立刻看出了“其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绝非可以合作之辈，就算双方势均力敌，跟着他们干也绝对只有失败的份儿。

不仅如此，他甚至还看出了老谭此来决不肯空手而归，腰间似有凶器，这绝非夸张之词。老谭既敢在半夜去策反一个素不相识的将领，将暗杀太后的密谋和盘托出，当然也就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如果老袁如传统忠臣方孝孺那样当场明确拒绝，只怕立刻就要被谭大侠灭了口。处此危急时刻，老袁的应对可圈可点，当得上智勇双全。

他先断然拒绝了老谭的死亡威胁，显示了自己的勇气：“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接着又指出了老谭暴动计划的致命弱点——军队远在天津，起事很可能反而断送皇帝性命，然后又推出了他那现实得多的替代方案，最后还煞有介事地表演了他对皇帝的赤胆忠心，终于折服了老谭，令其乖乖从命而去。有趣的是，这故事本身倒很像《战国策》、《史记》上那些贤相感化折服前来暗杀他们的刺客的故事。老谭那梦游病患者立意模仿古侠士，最后演出的闹剧的角色却完全反串了。

在这其中，他逐步摸清了老谭的底细，连密诏抄件都看了，初步断定老谭并不代表皇帝意图，多半是虚张声势。但老谭毕竟是正当红的天子近臣，密诏上的话是真是假还有待查清。于是他便在初五请训时对皇帝说，改革要慢慢来，不要招急，要使用老成谋国之士，同时跪在地下偷窥“天颜”，发现“上为动容，无答谕”——变了脸什么话都不说。这似乎说明皇帝本人确实倾向于激进改革并“尽去老谬昏庸之臣”的，那朱谕抄件并非老谭伪造。

我想，此时才是袁大头“如痴如病”的高潮时期，回天津的路上他大概一路都神不守舍。直到见了荣禄，他大概都还没最后下定举报决心，之所以对荣禄“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大概是因为荣禄一直在刺探朝廷情报，早就得知帝后失和，因老袁刚从北京来，不免要向他打听这方面的消息。老袁因为还未下定决心，再加上几天来“反复筹思，如痴如病”，状态不佳，便随口说了两句：这都是下面的小人结党营私，挑拨离间，意图谋害宗社，臣子必须保全皇帝以安天下，云云。因为是泛泛而论，所以没有引起荣禄的特别注意，过后荣禄才回过味来，从“谋危宗社”“保全皇帝”的话里意识到了形势的严重性，次日一早不待袁来拜便主动上门追问端的。他的到来才促成了袁最后下定决心，当即就孤注一掷，义无反顾地站到“慈圣”那边去了。他此时最怕的就是太后杀了皇帝，让他变成弑君凶手而遗臭万年，但他当然也不会希望皇帝在太后死后复辟，所以他盼望的最理想的解决，可能还是太后废黜皇帝，另立新君。

这些心理活动当然是我根据当时人的精神世界拟想的，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过硬证据，但我觉得这是可能性最大的猜测，起码要比官方史学那些不顾时代、不顾起码事实强加于人的阴谋理论实事求是得多。

不管老袁实际上怎么想，我觉得无论是从国家利益还是私人前途来看，他都做了正确的决策。如哪位不同意我这“满遗”、奴才加汉奸的理论，请您设身处地想想看，如果有陌生人突然来请你参加某种为当时道义绝对禁止而又明摆着只会失败的轻率冒险，您若断然拒绝就会遭到对方杀害，您会怎么应对？  ZT 袁世凯：《戊戌日记》


戊戌日记

袁世凯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九日。予奉召由天津乘第一次火车抵京，租寓法华寺。上驻跸颐和园，即托友人代办请安折膳，定于八月朔请安。次日早起，检点衣冠各件，先派人赴海淀觅租寓所，午后至裕盛轩，遂宿焉。初一日四鼓诣宫门伺候，黎明在毓兰堂召见，上垂询军事甚详，均据实对。候间，即奏曰：“九月有巡幸大典，督臣荣禄饬臣督率修理操场，并先期商演阵图，亟须回津料理，倘无垂询事件，即请训。”奉上谕候四日后请训，可无大耽搁等语。退下，回轩少食就寝。忽有苏拉来报已以侍郎候补，并有军机处交片，奉旨令初五请训。自知非分，汗流浃背，立意疏辞。旋有郭友琴诸友来贺，备告以无寸功，受重赏，决不为福，焉用贺。即商拟疏稿，将力辞，诸友均力阻，遂托友人代办谢恩折。午后谒礼邸不遇。谒刚相国，王裕两尚书均晤，备言无功受赏，万不克称，并商王尚书拟上疏辞。尚书谓出自特恩，辞亦无益，反着痕迹，其谓不可，然此心怦怦殊不自安。次早谢恩召见，复陈无尺寸之功，受破格之赏，惭疏万状。上笑谕：“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等语。退下，在宫门外候见庆邸，匆匆数语即回寓。会大雨，即午始回法华寺，惫甚酣睡，至晚食后睡。

次日初三晨，谒合肥相国，久谈兵事。饭后赴庆邸在园，阍人谓稍候，即在回事处候。将著，得营中电信，谓有英兵船多只游弋大沽海口。接荣相传令，饬各营整备听调，即回寓作复电。适有荣相专弃遣书亦谓英船游弋，已调聂十成带兵十营来津驻札陈家沟，盼即日回防。当以请训奉旨有期，未便擅行，因嘱幕友办折叙明原由，拟先一日诣宫递折，诸训后即回津。正在内室秉烛拟疏稿。忽闻外室有人声，阍人持名片来，称有谭军机大人有要公来见，不候传请，已下车至客堂。急索片视，乃谭嗣同也。

余知其为新贵近臣，突如夜访，或有应商事件，停笔出迎。渠便称贺，谓有称语，请入内室，屏去仆丁。心甚讶之，延入内室，叙寒暄，各伸久仰见晚周旋等语。谭以相法谓予有大将格局，继而忽言“公初五请训耶？”余以现有英船游弋海上，拟具折明日请训，即回津。谭云：“外侮不足忧，大可忧者，内患耳。”急询其故。乃云：“公受此破格特恩，必将有以图报，上方有大难，非公莫能救。”予闻失色谓“予世受国恩，本应力图报效，况己身又受不次之赏，敢不肝脑涂地，图报天恩，但不知难在何处？”谭云：“荣某日献策，将废立弑君，公知之否？”予答以在津时常与荣相晤谈，察其词意，颇有忠义，毫无此项意思，必系谣言，断不足信。谭云：“公磊落人物，不知此人极其狡诈，外面与公甚好，心内甚多猜忌。公辛苦多年，中外钦佩，去年仅升一阶，实荣某抑之也。康先生曾先在上前保公，上曰：‘闻诸慈圣，荣某常谓公跋扈不可用’等语。此言甚确，知之者亦甚多，我亦在上前迭次力保，均为荣某所格，上常谓袁世凯甚明白，但有人说他不可用耳。此次超升，甚费大力。公如真心救上，我有一策与公商之。”因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内开：“荣某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人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语。予闻之魂飞天外，因诘以：“围颐和园欲何为？”谭云：“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予谓：“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义为训戒，如令以作乱，必不可行。”谭云：“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顺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予谓：“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你今夜请旨，上亦未必允准也。”谭云：“我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初五日定有朱谕一道，面交公。”

予见其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伊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来历，如明拒变脸，恐激生他变，所损必多，只好设词推宕。因谓：“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总督，中外官民，必将大讧，国势即将瓜分。且北洋有宋、董、聂各军四五万人，淮泗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本军只七千人，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上已先危。”谭云：“公可给以迅雷不及掩耳，俟动兵时，即分给诸军朱谕，并照会各国，谁敢乱动？”予又谓：“本军粮械子弹，均在津营内，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谭云：“可请上先将朱谕交给存收，俟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予谓：“我万不敢惜死，恐或泄露，必将累及皇上，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朱谕。你先回，容我熟虑，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复告你如何办法。”谭云：“上意甚急，我有朱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及出示朱谕，乃墨笔所书，字甚工，亦彷佛上之口气，大概谓：“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等语。大概语意，一若四人请急变法，上设婉词以却之者。予因诘以：“此非朱谕，且无诛荣相围颐和园之说。”谭云：“朱谕存林旭手，此为杨锐抄给我看的，确有此朱谕，在三日前所发交者。林旭等极可恶，不立即交我，几误大事。谕内另议良法者，即有二事在其内。”予更知其挟制捏造，不足与辩，因答以：“青天在上，袁世凯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我无此胆量，决不敢造次为天下罪人。”谭再三催促，立即决议，以待入奏，几至声色俱历，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予知其必不空回，因告以：“九月即将巡幸天津，待至伊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谭云：“等不到九月即将废弑，势甚迫急。”予谓：“既有上巡幸之命，必不至遽有意外，必须至下月方可万全。”谭云：“如九月不出巡幸，将奈之何？”予谓：“现已预备妥当，计费数十万金，我可请荣相力求慈圣，必将出巡，保可不至中止，此事有我，你可放心。”谭云：“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予谓：“你以我为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谭似信，起为捐，称予为奇男子。予又说：“以我二人素不相识，你夤夜突来，我随带员弁必生疑心，设或漏泄于外人，将谓我们有密谋。因你为近臣，敌有兵权，最易招疑，你可从此称病多日，不可入内，亦不可再来。”谭甚以为然。

又诘以两官不和，究由何起？谭云：“因变法罢去礼部六卿，诸内臣环泣于慈圣之前，纷进谗言危词。怀塔布、立山、杨崇伊等，曾潜往天津，与荣相密谋，故意见更深。”予谓：“何不请上，将必须变法详陈于慈圣之前，并事事请示；又不妨将六卿开复，以释意见；且变法宜顾舆情，未可操切，缓办亦可，停办亦可，亦何必如此亟亟至激生他变？“谭云：“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

予因其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且已夜深，托为赶办奏折，请其去。反复筹思，如痴如病，遂亦未及递折请训。细想如任若辈所为，必至酿生大变，危及宗社，惟有在上前稍露词意，冀可补救。初五日请训，因奏曰：“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轻进，如操之太急，则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猛勇之士，但阁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等语。上为动容，无答谕，请安，退下。即赴车站，候远佑文观察同行。

抵津，日已落，即诣院谒荣相，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 语未竟，叶祖邽入坐，未几佑文亦来，久候至将二鼓，不得间，只好先退晚餐，约以明早再造详谈。

次早荣相枉顾，以详细情形备述。荣相失色，大呼冤曰：“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予谓：“此事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唯有仰药而死耳。”筹商良久，迄无善策，荣相回署，复约佑文熟商。

是晚荣相折简来招，杨华伯在座，出示训政之电，业已自内先发矣。荣相复抚茶杯笑曰：“此非毒药，你可饮之。”惟耿耿于心寝食难忘者，恐累及上位耳。荣相奉召入都，临行相约，誓以死保全皇上。予曰“赵盾弑其君，并非赵盾；中堂仁笃忠贞，现居要津，今皇上万一不安，天下后世，其谓中堂何？我亦世受国恩，倘上有不安，唯有以死报之。”荣相曰：“此事有我与庆邸，决不至累及上位，勿虑也。良以慈圣祖母也，皇上父亲也。处祖母父亲之间，为子孙者惟有出死力以调和，至伦常之变，非子孙所忍言，亦非子孙所敢闻。”

谨述大略，五衷如焚。时在八月十四日，记于天津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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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书戊戌纪略后》

袁世凯

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削大难，功在社稷，亦天下之君也。况今上为皇太后命立，亦有君臣之义，且有母子之分，天下岂有无母之国哉！我皇上孝治天下二十余年，璇宫侍养，备极崇睦，薄海臣民，同深钦仰。为臣子者自当矢志忠贞，随时维持，不敢议及天子，累皇太后以不慈，更何敢议及慈圣，累皇上以不孝。
乃谭嗣同等煽惑构乱，离间两宫，竟欲陷君于不义，讵为天理所能容？当其谋乱之时，国之危机有三；倘其凶谋果逞，内忧外患一时并起，中原疆域立见瓜分，其危一；设予稍露圭角，该党必将害我，以其党代之，内有悍徒，外有劲旅，何堪设想？其危二；或者发泄后荣相不即入枢廷善为调和，保全上位，各国必将借口交讧，匪党挟以有辞，将至不可收拾，其危三。赖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幸得佑免三危。然祸机之来间不容发，亦云险矣。
予世受国朝重恩，幼受庭训，自通籍十七年来，只知以道事君，不敢稍涉欺罔，无论人之知与不知，愿力任劳怨，百折不回，其不忠不孝之言，向不敢出诸口，不料逢此棿杌，几涉奇险。然区区此心，意在诛锄误君误国之徒。该党无礼于君，予为鹰鹯之逐，亦人臣之大义，皎皎此心，可质天日，且亦正所以保全皇上。倘该党等凶谋果逞，必将难保宗社，更何以保全皇上？此亦必然之势也。为臣子者，但求心安理得，此外非所计也。自书记后，并交诸子密藏之，以征事实而质诸词。时在八月廿五日书于小站营次。
    什么逻辑 ： 中国历来做官越大帮派就越是分明，尤其是出现重大分歧的时候。在朝廷里做事，非你既我，容不得半点含糊。帝D后D关于改革的问题已经出现了分歧，如果分歧不大，皇帝也不会私下找人弄事了。既然弄事就不是小事，否则弄那么秘密做什么？明摆的是背人的事情了。搞老臣就是拆慈溪的台，没了老臣慈溪还做什么实权的老佛爷。
大家都知道，有些话能说不能写，有些事能写不能说了。密诏虽然是替慈溪袒护，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什么意思了。不明白是拆慈溪台了，皇帝是晚辈，中国又是一个伦理之国，总不能让皇帝明说废弃长辈了吧。这不是三国演义汉献地杀曹操的衣带昭是明正言顺的君杀臣，而是幼杀老的逆伦之变。这是政变了，无论成功失败在中国都是一个不好听的事情，皇帝虽然是正统，但也要顾及言论，不能留下逆伦的把柄，所以总要说点好听的了。但核心的内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情了。
宫廷做事，哪里比的上平头百姓，管越大，说话就越有分寸了，不是想做什么就说什么了。这不是涉及一两个人的事情，是整个国家的事情了。皇帝虽然不说，有些事情必然是经过皇帝默许的。领密昭的人必深领神会，因此老潭，老康等所谈密昭之内容如此雷同而不奇怪了。后来老潭搞事那么急迫激进，即使不一定是皇帝的决策，但皇帝的态度必然已经让老潭能够决定有必要如此搞了。
   芦笛有的时候看资料太急切，资料还未消化就发表了，（也许如楼主所说时不我待了吧，不过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妄想一口吃天，可就有点搞笑了）所以很难再深入的对事件进行深入的推敲了。尤其是象杀慈溪的事情，这么大的事情，哪里是老潭，老康不经过皇帝默许哪里自己能决定了的，能轻易擅自做主的？芦笛说老潭轻率，意气，只是从行事的表象去分析，如果从历代的宫廷内争讲，这就肤浅，苍白了。（芦笛跟鬼子混的时间长了，连中国人怎么做事情都忘了，总是想用西方的方式来衡量中国的一切了，真实屡教不改了。）
    芦笛搞分析只能从密昭字面分析，不能从深层次分析，所以只能得出一个看似平和的密令了。如果真是平和的，干什么要秘密，干什么称呼为密昭呢，从你所找资料上看，都是称呼为密昭了。老袁知道皇帝真情后，还在回天津的路上，一路恍惚呢？恍惚什么呢？说白了不就是失魂落魄，就是害怕嘛，他一个下官，处在D后两党的夹缝中，两头受气啊。帮那头不帮那头都不合适的，宫廷之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从没有第2条路的。老袁做到那么大管，那么聪明，读了那么多历史，经历了那么多事，能不清楚吗？老袁的恍惚不是很说明密昭的凶险嘛，皇帝的默许嘛？你以为一个平和的密昭就能让老袁失魂落魄吗？其紧张程度甚至比老袁去北京见训的路上还紧张了。（他已经很清晰的窥探出皇帝的真实用意了）。
   如果老袁真是为了国家，就不会该去荣禄那告密。只需极力劝慰皇帝毋用庸臣，戒急用缓，徐图改革罢了，把其中的厉害关系摆明，将后党的实力讲清楚，自己虽然有兵权，但对于反叛这样的事情还是无能为力，其实他也不可能做到，（连准备工作都没有做一丝一毫，突然之间就想反叛，他想反叛手底下的将领可不一定跟着做了，就是他想做也是孤掌难鸣的。）大可将皇帝的秘密隐藏下来，对外人守口入瓶就行了。他不说谁知道呢？看你资料荣禄当时已经知道有人在四处活动，可荣禄都没当回事，为什么？不就是因为荣禄认为那些不过是无权无力无足轻重的人了，聚在一起发牢骚罢了。可老袁就不同了，老袁有兵权。楼主分析荣禄时候反过味来是对的，为什么反过味来了？前面一些人的告密，加上老袁也如此说，老袁又是有兵权的重臣，这就是大事了。
文中楼主写老袁对老潭说以后别来，你是近臣，我是重臣。这是很有分量的话，也是老袁的肺腑之言，楼主当作是老袁的挡箭牌了。（这哪里是什么挡箭牌，谋逆之罪你知情不报就是杀头之罪，无论以后老潭还来不来了）。历史朝廷为官的近臣和重臣的关系被人能够理解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老袁荣禄老潭都清楚。
   老袁已经知道了谋逆之事，掂量再三，最后还是告了密，出卖皇帝了。。到底人家后党势力大啊。

   现在我们经过分析很清楚的看出老袁所做的一切根本就不是什么为了国家之类的，只是为了自保罢了。楼主硬要抹红老袁要么是被“满遗”的思想鬼迷心窍了（尽管老袁最后也拆了满清的台），要么就是楼主思想欠缺搞不了什么深入的思想分析，只能急火火的堆积资料了。看过楼主很多文章，在下认为楼主是很不适合做思想分析，政治分析，科学分析的。楼主有一点小聪明，但没有大智慧。体会不了为政者的韬光养晦这里政治内涵，更不能从大局来宏观考察历史格局，再往深里说一些就是思想的，文化的分野搞的不清楚了。 楼主这样的人如果出现在历史之中最多做一个整理资料的小秘书，要是真的做了老袁那样的官恐怕10个脑袋都没了。
    看看楼主的资料，分析分析文中的是非，也算不矣乐忽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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