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汉臣: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扮演的真实角色（一）

 


芦笛


一、 弥天大谎竟成“正史”

我们史书的最突出特点，是所有“正史”全不可信，基本上是弥天大谎，这一点似乎可以在正派人中获得共识，如同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样，乃是众所周知、毋庸置疑之事。

然而远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伪造历史乃是国民党首先开始的政治实践。在国民党武力夺权成功，成了中央政府后，当即将从苏联学来的那套引入中国，破除了民初的教育与新闻的独立性，以政府权力干预历史教科书写作，开始了伪造历史的系统工程，使得国府治下的清末民初历史教育基本成了毫无可信度的拙劣政治宣传。以后这拙劣宣传被沿袭下来并加以发扬光大，便完美实现了郭沫若同志提出的“人妖颠倒是非淆”的理想境界，以致老袁反倒成了窃国大盗。

说来滑稽，袁公世凯在国民党“奸史教育”宣传中蒙受的遭遇，恰似老蒋后来蒙受的遭遇，什么污水都给泼上去了。所以，说起来，老蒋被妖魔化，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正是天道好还，毫厘不爽，作法自毙，咎由自取。

最近天天读史，每日起码十四五小时而孜孜不倦，兴致盎然，这与我当初冒充科学家时看专业文献可完全是两回事，不由想到，如果我当初干对了专业，那早就脱颖而出了。越读便越觉得中国文科学者智力之低，远远超出了我当初最坏的估计。

就拿袁公世凯蒙受的诬蔑来说吧，如果不读史，你就不会发现那些指控简直荒唐到构成了对人类智力的放肆嘲弄。而我们的历史学家们就是有本事对此类弱智谎言信之不疑，哪怕在有人提出严重质疑后，还要顽固拒绝对那些“史实”加以再考虑。

袁公世凯蒙受的攻击数不胜数，几乎每项都是无稽之谈，随便举几项吧：

1、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从朝鲜逃跑。

实际上他根本不是战场指挥官而是外交官员，是奉政府之命，按国际公法下旗撤馆回来的。

2、 出卖谭嗣同等维新党人，致使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粉碎了戊戌变法。

这是本文要谈的话题。

3、 暗杀大王。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暗杀了策划起义的第六镇统制吴禄祯，以及满清宗社党领袖良弼，在民国成立后暗杀了“开国元勋”张振武，国民党实际领袖宋教仁。

这问题我已经在《是谁杀了宋教仁》中专门论述过，指出张振武乃是黎元洪密电让袁以军令明杀的，不是什么暗杀，而暗杀宋教仁的最大嫌疑犯乃是孙文和陈其美。但就连我都被蒙蔽了，在文中认定吴禄祯确实是袁下令暗杀的。最近读史才发现那指控其实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完全是文革式冤狱。

“良弼被袁世凯暗杀说”见于各种历史通俗读物，为某些人坚持至今。他们根本不知道那是北京同盟会暗杀部的杰作，杀手是彭家珍。孙中山曾在临时政府成立后以临时大总统身份追封彭为陆军大将军，令崇祀忠烈祠，并誉其暗杀行动为“我老彭收功弹丸”。就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主席毛泽东还给其家属颁发“永垂不朽”的烈士光荣证。

4、 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成后，孙文力主定都南京，要袁世凯南下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派蔡元培等人作为“迎袁专使”，进京敦促袁世凯南下。袁在接见专使时满口答应，却在1912年2月29日唆使北洋第三镇士兵发动兵变，抢劫北京人民。袁因此籍口北方局势不稳，无法离开北京而在北京宣誓就职，挫败了革命党人的计划。

此说也为热衷于宣讲劣等通俗读物的人们奉为金箴。其实连对孙极度同情、对袁极度痛恨的台湾学者丁中江都无法同意，在《北洋军阀史话》中指出兵变很容易失控，袁绝对不敢玩这类火，而且袁急于当总统，最怕的就是列强干涉，而兵变恰好为列强干涉提供了最佳借口（当然这是我的再表述，并非作者原话）。

的确，兵变发生后，列强以为又是一次拳乱，各国公使齐集英国使馆，开会商讨应变步骤，有谓“中国现况和庚子年相同，已没有能力维护秩序，各国必须自行设法”，议决各国紧急调兵入北京，组成国际兵团在北京巡逻，维护治安，保护侨民。 吓得老袁接连致函各国公使，又是道歉，又是劝阻洋兵来京，又是保证维护治安并答应对洋商损失作赔偿，又是保证新政府一定承认信守过去缔结的一切国际条约。稍知袁宫保处理拳乱的英明态度的读者都能立刻看出，他最怕的就是暴民乱兵引来列强干涉甚至瓜分中国，岂会为了区区南下问题去烧香引鬼？

5、 袁世凯卖国求荣，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这也是弥天大谎，鉴于当时中国毫无抵抗能力，老袁确实被迫接受了该条约的部分条款，但在这之前他已经使尽一切解数了，而且在签约后还不遗余力地颠覆条约规定。换任何人去都未必能做到他那地步。

1915年1月，日本大隈内阁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以最后通牒方式强迫中国接受。袁世凯在陆军总长汇报与日开战必输无疑之后，想尽办法挫败日本的野心。他一面故意将日本的要求泄露出去，以便国内外舆论抨击日本，引起列强干涉，并坚定表示：“即使日军打到新华门也不同意”，一面对日方要求逐条作了批示，或严词驳回：“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此项限制我国主权，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指示外长：“不理可也，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两句加朱笔密圈）”，或采取拖延战术：“这是将来之事，不必先行商议，可从缓议”，或稍作让步敷衍之：“（合办矿业）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与国人自办”，甚至派人到日本刺探情报，贿赂议员，发起弹劾大隈内阁。

在袁公的努力下，最后签订的文本只有“十二条”。第五项的七条根本没签订，第四项全部删除，第三项中的两条删除一条，第一、二项中的十一条最后签订的条文不是“留待日后磋商”，就是加进了限制条件。即使是已经签订的几条，后来也多被袁破坏。袁说：“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地都买不到手；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就遇到生命危险；至于警察顾问用日本人，我用虽用他，每月给他几个钱罢了，至于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之法。”这虽是流氓手段，但积弱之至的中国既不可能凭实力硬抗，又无望于列强主持公道，也只能出此下策了。

这些流氓手段还真奏效了，不但购地租地成了一纸空文，其他条款也悉数落空。日本人自己就说：“我们日本人在东北，被囚禁于附属地界内，一步不敢出附属地。”日本“顾问”们也承认：“我等名为顾问，其实绝无人顾，绝无人问。”就连继任首相寺内正毅也说：“大隈内阁向中国要求二十一条，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利益。”

即使如此，袁公仍引此事为奇耻大辱。签订条约后，他给全国官吏下了秘密文告，要全国军民牢记这一国耻，卧薪尝胆，富国强兵，在未来洗雪这一国耻。他甚至毫不隐瞒自己的失败，令人写了一本《中日交涉失败史》，印刷了五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中。他经常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以问世啦。”（以上据《五四运动述实》）

然而就是此类弱智谎言成了咱们历史课的授课内容，最令人吃惊的是，在有的学者靠自己的调查戳破了某些谎言后，还有学者抱残守缺，誓死捍卫那弱智谎言，国内关于戊戌政变的真相的争论就最有代表性。  关于戊戌政变的真相，过去教科书一直原封不动地转述梁启超在《戊戌六君子传》中撒的弥天大谎。梁的说法是：

事变前的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光绪皇帝召见六君子中的杨锐，密赐衣带诏，有“联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之语。谭嗣同和康有为捧着衣带诏痛哭。谭于是就向光绪密奏，说袁世凯是力主变法的将领，请皇帝施恩罗致之。皇帝于是于八月初一召见袁，特封侍郎（相当于如今的副部长），初二又召见了他。

到初三晚上，谭嗣同就去秘密见袁，先问他对皇帝的评价，袁称为“旷代之圣主。”后又问：“你知道天津阅兵的阴谋么？”袁答：“听说了一些。”谭便出示了衣带诏，说：“今日只有足下能救我圣主了！如你愿意救就去救，不愿救就请到颐和园去检举我，杀了我你就可以享富贵了。”袁乃正色厉声道：“你把我袁某当成什么人了？我和足下一样都受了皇上厚恩，不光是足下有救护的责任。你有什么见教就说出来吧。”

谭说：“荣禄的密谋全在于天津阅兵，荣禄属下有董福祥、聂士成和足下三只队伍，但董聂成不了大事，天下健者唯有足下。如果变乱起来了，你以一军敌聂董两军，保护圣主，恢复皇权，清君侧，就此成不世大业。”袁说：“如果皇上在阅兵时冲入我的营房，传下号令诛杀奸贼，则我一定跟随诸君子之后，效死补救大局。”

谭问：“荣禄对你从来很好，你准备怎么对付他？”袁笑而不答，某幕僚道：“荣贼并非真心对待大帅。胡景桂乃是荣的死党，前年奉荣命参劾大帅，荣故意查明真相，查办了胡并为大帅昭雪，籍此笼络大帅，但他立刻就将胡任为宁夏知府，接着又升了宁夏道台，这就是荣贼的阴险狡猾，大帅岂有不知的？”谭说：“荣禄乃王莽曹操一类人物，绝世枭雄，恐怕不易对付。”袁怒目而视，说：“只要皇上在我的兵营里，杀荣禄如杀一条狗一般！”

谭于是和袁商量具体的救主步骤。袁说：“现在兵营里的弹药都在荣贼手中，而且营官哨官（营连长）多是他的旧人。现在事情已经很紧急了，计划既已确定，那我得立即回去，更换将官，设法储备弹药才行。”谭叮嘱了一番才告辞回去。初五，袁再度被皇帝召见，到初六，慈禧太后便发动了政变。

这段神话我从青年时代便看得烂熟了，却从来没去想想它编造得有何等弱智，重大关节处非但语焉不详，而且荒唐到可笑的地步。据说，反动派荣禄策划了一个叛逆阴谋，那就是所谓“天津阅兵”，他准备在光绪与慈禧去天津阅兵时发动兵变，废了甚至杀害光绪，归政于慈禧。光绪为此效法汉献帝，给杨锐下了个衣带诏，于是便引出了上面那段故事。袁世凯慷慨壮烈地答应了老谭，转身过去便向荣禄告密，慈禧太后震怒，当即从颐和园回宫，宣布皇帝身体违和，恢复“训政”，再度执掌朝柄，并处死了“六君子”。

这里立刻就出来个问题：荣禄计划在两宫去天津阅兵时发动兵变杀了皇帝，到底是否获得了慈禧同意？如果没有，那就是谋逆大罪，康和谭只需去首告就是了，何必捧诏痛哭？如果慈禧同意了，那该怎么处理慈禧？莫非袁世凯的任务就是到时请光绪跑进他的兵营来，再奉诏讨贼诛杀荣禄，却不碰祸首慈禧一根毫毛？天下能有这种事么？老袁再是白痴，也该问明“拿慈禧怎么办，是保护还是杀了”这一关键问题吧？而这段“史实”记录里居然就无片言只语提到此事！

更可笑的是，慈禧权倾朝野，光绪不过是个傀儡，她老人家要废掉光绪，话一句耳，有何必要使用如此激烈、极端、后患无穷的暴力手段？毕竟，命令或默许直隶总督荣禄发动兵变，劫持甚至杀害皇上，彻底违反了传统社会的“纲纪”，更何况那皇帝还是她名义上的儿子！慈禧就再是白痴，也不至于蠢到看不出此举乃是唆使臣下犯上作乱，会彻底破坏她的“圣太后”的光辉形象吧？这一套若在日后成了风气，朝廷还怎么治国？

所以，任何一个智力正常者都能看出梁启超这段“史实记录”起码是不尽不实，在逻辑和常理上根本站不住脚。最近重读这历史文献，我简直不能相信史学家们能弱智到郑重转述这些屁话，而我自己当初也会堕落到毫不思索地接受它，以为那就是历史的真实！
 二、 袁世凯的说法


那密谋涉及到的另一方袁大头又是怎么说的呢？事变后，老袁写了份《戊戌日记》，其略云：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九日。袁奉召自天津抵京，在法华寺租房子住。八月初一黎明，皇帝在毓兰堂召见他，详细询问军事，他据实回奏了，接着说，九月份皇上要到天津巡幸，直隶总督荣禄令我督率修理操场，并提前商议要操演的阵法，我必须赶回天津去料理。所以若皇上没有其他事要垂询我的，那就请训吧（注：所谓“请训”是疆臣返回职守前皇帝面授机宜的规定过场）。皇上说四天后再来请训，不要太耽搁了。袁退下后回寓所吃了点东西就睡下了（四鼓就进宫门等候召见，当然要回来补睡，过去的皇帝和大臣也真苦）。  

这时忽有苏拉来报，说袁被封为候补侍郎（候补副部长），奉旨令他初五去“请训”。袁自知无功受禄，汗流浃背，决意上疏辞去，为友人劝止。午后他拜谒礼亲王未遇，又拜谒了刚相国，王、裕两位尚书在座。袁说明自己无功受赏，于心不安，要辞去。王尚书告诉他这是特恩，非但辞不了，还会露出皇上宠信的痕迹来，所以不可辞。次早袁去谢恩，对皇帝反复说明自己毫无寸功，受此破格之赏，惭愧万状，皇上笑着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

初三那天，他接到天津兵营来电，说发现多只英舰在大沽海口游弋，荣禄令各营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受调，接着又接到荣禄令专人送来的命令，说英舰游弋，已调聂士成的十营军队驻扎陈家沟待变，命他立即回防。袁因已定初五“请训”，不能擅自离开，因此让幕僚写奏折说明情况，准备提前一日进宫请训，完后立即回天津。正在内室点烛拟稿时，突闻外室有人声，门房持名片来报，谭军机大人有要公来见，不待传请，已经自己下车进了客厅。他赶快看名片，来者乃是谭嗣同。

他知道谭是圣眷正隆的新贵近臣，突然夜访，必有大事，于是便停笔出迎。谭先是祝贺他升官，接着便说有话要说，要到内室去讲，请他屏退左右。他心里很觉惊讶，但还是把谭请入内室，说了些客套话。谭说他会看相，看出袁有“大将格局”，接着突然说，“公是否初五请训？”袁告诉谭现发现英国军舰在海上游弋，所以准备明日就请训，完后立即回津。

谭说：“外侮不足忧，内患才是大可忧者。”袁惊问其详，谭问：“荣禄某日向太后献策，要废了杀了皇上（“废立弑君”），你知道此事么？”袁说他在天津经常和荣禄晤谈，从谈话中可以看出荣是忠臣，绝无此意，一定是谣言。

谭说：“你光明磊落，不知道此人极度狡诈。他表面对你很好，其实非常猜忌你。你辛苦多年，中外钦佩，但去年只升了一级，就是荣禄在压制你的结果。康有为先生曾在皇上面前保奏你，但皇上却说：‘听太后和荣禄常说袁世凯跋扈不可用。’这可是真的，知道的人很多。我也曾在皇上面前多次力保，但都被荣某压下来了。皇上常说袁世凯是个明白人，但有人说他不可用。此次破格提拔你，我们都花了很大力气。如你真心想救皇上，我有个方法和你商量。”

接着谭就拿出份草稿来，外表如同名片一般（说明，满清的名片尺寸颇大，不是今天流行的西式名片），里面写的是：

“荣某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皇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时，应请皇上下一道朱谕（注：所谓朱谕就是皇帝用朱砂写的亲笔圣旨，比一般由翰林院代写再加盖玉玺的圣旨效力更高），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到荣某后便请出朱谕宣读，将其立即正法。然后袁某代为直隶总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封禁电报局和铁路，迅速载袁部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卫皇宫，如此则人事可定。袁并应对皇上说，如皇上不听臣策，那臣今日就死在皇上面前！”

袁听了吓得魂飞天外，因问道：“围颐和园干什么？”谭答：“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由我料理，你不必管了。”

袁说：“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我常用忠义训戒部下，如令竟然带头作乱，必不可行。”

谭说：“我雇有好汉数十人，还打电报到湖南招集多人，不日可到。除此老朽是我的事，用不着你。但要你做到两件事：诛荣禄和兵围颐和园。如你不答应，那我今天就死在你面前！你的性命在我手，我的性命也在你手，今晚必须定议，我这就进宫去请旨办理。”

袁说：“此事关系太大，绝非能草率决定，你就是今晚杀了我也绝对无法决定。而且你今夜去请旨，皇上也未必会批准。”

谭答：“我有挟制皇上的办法，皇上一定会批准的。初五那天皇上一定会面交给你一道朱谕。”

袁见谭气焰凶狠，类似疯狂，但他是天子近臣，又不知有何来历，如明拒变脸，恐激生他变，所损必多，只好设词推宕，说：“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突然把直隶总督杀了（注：直隶总督衙门在天津），中外官民，必将大讧，国势即将瓜分。而且，北洋有宋、董、聂各军四五万人，淮泗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也不下数万；我军只七千人，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如何能办此事？只怕在外一动兵，北京立即设防，反倒先危及皇上。”

谭说：“你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突然袭击，起兵时，将朱谕分发诸军，并照会各国，谁敢乱动？”

袁答：“本军粮械子弹，均在津营内，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

谭说：“你可请皇上先将朱谕交给你存收，等布置妥当后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

袁说：“我本人万不敢惜死，但万一泄露，必将累及皇上，那我这臣子就死有余辜。一旦落下白纸黑字就有泄密危险，所以你切不可让皇上先把朱谕交给我。你先回去，容我熟虑，布置半月二十天，才能告诉你怎么办。”

谭说：“皇上的意思很急，我有朱谕在手，必须立刻定准一个办法，才能复命。”

接着谭就把朱谕拿了出来，乃是用墨笔而非朱砂写的，字很工整，也像是皇上的口气，大致意思是说：“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

袁看那大概语意，似乎是四人请急变法，皇上婉言拒绝，于是问道：“这并不是朱谕，而且没有诛荣禄与围颐和园之说啊？”

谭答：“朱谕存在林旭手上，这是杨锐抄给我看的，确实有此朱谕，是三日前发下来的。林旭等人太可恶了，不立即交我，几乎误了大事。谕内说的‘另议良法’，就有杀荣禄与围颐和园两件在内。”

袁至此更知那乃是谭挟制捏造，不足与辩，因答道：“青天在上，袁世凯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我无此胆量，决不敢造次为天下罪人。”

谭再三催促，要袁立即同意，他要赶回宫去上奏，几至声色俱历。袁见他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知道谭决不肯空手回去，便说：“皇上九月即将巡幸天津，到那时各军都聚集在一起，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

谭说：“等不到九月皇帝就要给废了杀了，形势万分危急！”

袁说：“既然已有皇上巡幸之命，必不至突然发生意外事件，必须等到下月才能万全。”

谭问：“如等到九月皇帝不出去巡幸，那又怎么办？”

袁说：“阅兵大典什么都预备妥当了，估计要花费数十万两银子。到时我可请荣禄力求慈圣（慈禧）一道出巡，我担保绝不至中止。此事有我，你可放心。”

谭说：“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你掌握，这全在于你；如要贪图富贵，告密封侯，害了天子，这也全在于你。你自己决定吧！”

袁说：“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

谭好像信了袁的话，起来向袁深深一揖，赞袁为奇男子。袁又说：“我二人素不相识，你夤夜突来，我随带员弁必生疑心。万一漏泄于外人，人家都要说我们有密谋。因为你为近臣，我有兵权，最易招疑。你可从此称病多日，不可入内，亦不可再来。”谭甚以为然。

袁又问谭两官不和，究由何起？谭说：“因变法罢去礼部六卿，诸内臣环泣于慈圣之前，纷进谗言危词。怀塔布、立山、杨崇伊等，曾潜往天津，与荣相密谋，故慈禧对皇上意见更深。”

袁说：“何不请皇上对慈圣详细讲述必须变法的理由，从此事事请示她老人家？也不妨先恢复六卿官职，以消除意见。而且，变法必须照顾到舆情，不可操之过急，缓办亦可，停办亦可，何必如此急不可耐，激生他变？”

谭云：“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

袁觉得谭之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而且已是夜深，便托辞说要赶办奏折，请谭离去。谭走后袁反复筹思，如痴如病，也顾不上递折请训的事了。袁细想如任谭辈乱搞一气，必至酿生大变，危及宗社，惟有在皇上前稍露词意，或可补救。

于是在初五日请训那天，袁便奏曰：“古今各国变法都不是容易的事，不是有内忧，就是有外患。请皇上忍耐待时，步步轻进。如操之过急，则生流弊。而且变法最重要的是用人得当，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才能仰答圣意。新进诸臣中固然不乏明达猛勇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如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所以总求皇上十分留意，则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

皇上闻奏动容，没有回话。袁于是请安后退下，当即去车站回天津。候远和佑文观察（观察是清代官职名称）同行。抵津，日已落，袁当即到总督衙门谒荣禄，稍微讲了点内情，说皇上圣孝，其实没有什么恶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大罪其实在下面，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

话还没说完，叶祖邽就来了。未几，佑文也来了。袁一直等到夜里二鼓时分，都没有密谈机会，只好先告退，回去吃晚餐（夜里二鼓才吃晚餐，当时的官也不是那么好当），与荣禄约定次早再去拜访详谈。

次日早上荣禄来访（既然袁讲了如此重要情报，荣何以不闭门谢客，专留袁一人密谈，而要惦记一夜，次早才上门去追问？奇怪），袁于是汇报了详细情形。荣禄大惊失色，大呼冤枉，说：“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没有今天你谈的详细。”

袁说：“此事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皇上，我唯有仰药而死耳！”

两人筹商良久，迄无善策。荣禄回到督署后，约见佑文仔细商量。当晚荣禄写信把袁招去，杨华伯也在座。荣禄把慈禧宣布“训政”的电报拿出来给袁看，袁才知道慈禧已经先下手了。荣禄抚了一下茶杯，笑着对袁说：“此非毒药，你可饮之。”但袁耿耿于心，生怕他的告密连累了皇上。

荣禄随即奉召入京，临行与袁相约，誓死保全皇上。袁说：“虽然赵盾并未弑君，《春秋》仍然说‘赵盾弑其君’，这是因为赵盾没有尽到责任。现在的情况也这样，中堂仁笃忠贞，现居要津，万一皇上出了事，后世的天下人会怎么说中堂？我本人也世受国恩，倘若皇上不能保全，那我唯有以死报之。”

荣禄说：“此事有我与庆亲王斡旋，决不至累及皇上，你不要担心。慈圣是祖母，皇上是父亲。做子孙的处于祖母父亲之间，惟有出死力以调和。至于伦常之变则不是子孙所忍言，也不是子孙所敢闻的。”

这就是袁世凯一方的说辞。请诸位将之与梁启超的说辞比较一下，自行判断孰更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