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鲁迅，不能不提他的同窗陈天华，对今天中国大陆年轻人来说，陈天华似乎是遥远而生疏的名字，其实他离今天并不远，他的名字在海内外回荡百年，其影响不亚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1905年12月8日，陈天华在日本大森海湾投海自杀，他在临死前留下的绝命词震惊了当世。他的死，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极大触动，其中就有周树人（鲁迅）。 陈天华死时年仅31岁。而鲁迅当时只有25岁，他已在日本留学了三年，在中国的留日生群中，几乎没有鲁迅佩服的人，然而陈天华却令鲁迅汗颜。
他们是两种不同的文人。
陈天华虽被誉为“革命党之大文豪”，但陈天华不同于一般文人，他不是光说不练，而是大胆践行，实言实行。
在言论上，他锋芒毕露；在行动上，他比日本武士道还武士道——重义轻死，“遇可死之机会而死之”，只要能达到唤醒民族精神的目的，不惜以身相殉。
而鲁迅是个只发表言语的“纯文人”，他不主张行动。他在东京留学时期接触过一些革命者，倾向革命，同情革命者，有反满思想，但他并不赞成使用暴力手段，甚至不赞成激烈的言词。革命党要他参加组织，采取实际行动时，他表现了犹豫的态度，担心自己的家人。他在东京听了号召革命的反清演说，就表示了不满。后人塑造他的革命家形象时，说他参加了光复会，但却没有实在的证据。
在比较陈天华和鲁迅时，也有人认为陈天华是个徒撑“匹夫之勇”的“愤青”，而著作等身的鲁迅才是“理智的人”。然而翻阅陈天华的言论，并不比鲁迅肤浅多少。陈天华不是一个缺乏理智的人，他只是不想把理性当做胆怯的借口。
“吾无可亡之道，彼能亡我乎？”
——这是面对“日本亡华”的忧虑，陈天华给出的深刻见解。
“与其刻于语言，不如刻于行为。既然他们不相信语言。”
这句话不是陈天华讲的（三岛由纪夫名言），却成为陈天华的座右铭。
革命的时候，需要硬汉子，不需要空叹的文人。陈天华堪称同盟会的“才与魂”，他的精神与胆量影响感染了到当时很多青年人。在这一群体中，年轻人胸怀大志，指点江山，敢作敢为。成为一代风尚。
为什么不选择慢慢启蒙而选择冒死革命？且看陈天华所说：
“国势堕落十丈，比如一炉火，千个人添柴添炭，一个人慢慢运水，那火能打灭吗？兵临境上，你方才讲学问，讲教育，能开通风气，犹如得了急症，打发人往千万里之外买滋补的药。直等到病人的尸首都烂了，买药的人才回来，怎么能救急?为今之计，唯有不顾成败，节节打去，得寸是寸，得尺是尺。”
“只有现在舍死做几次，实在无可奈何了，那后辈或者体谅前辈的心事，接踵继起，断没有自己不肯死，能使人死的……人所不为的，我便当先做，这方算是真读书人。
虽然鲁迅在陈天华自杀之后也说，满人入关杀尽了汉人气节，从此，汉民族失去血性和胆气。陈天华的出现，实现了汉民族血性和胆气的回归或重建（大意）。但他还是坚持以文字救国、而不愿付诸行动。
于是，就在陈天华自杀的第二天，在留学生会馆中的锦辉馆召开陈天华追悼会上，出现了周树人(鲁迅)、许寿裳等人反对集体冒死回国的一幕。被留学生们公推为召集人的秋瑾义愤填膺，宣布判处反对集体回国的周树人和许寿裳等人“死刑”，还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大声喝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鲁迅与陈天华终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人。陈天华是文人，也是实际的战士。而鲁迅不是实际的战士，只是文人中的战斗者。他们的不同，不是战斗方式不同，而是对死亡的态度。
陈天华认为大家都畏惧死亡，这是无可非议的，人人都有畏惧死亡的天性。但是他主张撞着可死的机会，就一定不要害怕。因为他反对空谈救国，主张知行合一，他说：“夫空谈救国，人多厌闻。”他为自己规划了两条人生道路：“将来自处，惟有两途，其一，则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有可死之机会则死之。”
陈天华之举，令那些动口不动手的“纯文人”与“职业革命家”，躲不开强烈的羞耻感。文人向来在中国的历史中是个尴尬的角色，没他们不行，但有他们却也不是国家命运的主宰者。
自古文人不成事，一因为没有独立的组织，不能获取独立的经济地位，所以必须依附于豢养，无法独立成事。二是因为他们害怕暴力、没有以暴制暴的能力，而纵观中国封建王朝两千年之变迁，非暴力革命决难打破。对此，革命党人有清醒的认识，与陈天华一道的“刺客”汪精卫就曾说过：
中国革命的时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宪成功的事例来反对革命。但日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绝不是幕府微笑着把政权交出来的。
有着这般见识的革命党文人，却与以往历史中的文人大不同。却与以往历史中的文人大不同。他们敢说敢干，不仅造反成了，而且成就的还是经天纬地的大业。陈天华死后仅6年，倒行逆施的清政府终于被“非传统文人”的革命党人推翻，这不能不说，唯有如是文人才能改变国家命运、提振民族精神。
鲁迅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并不影响他成为伟大的文学家，只是彼时国家更需要的是革命家而不是文学家。辛亥革命前夕，鲁迅从经济到精神都很困顿，是辛亥革命改变了他的处境，使之成为无所顾忌的独立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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