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饮微信营销方案:难忘的岁月：从国防部五院到七机部

王秉璋，河南省安阳县人。１９１４年生。１９３１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１９３２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３５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五军团通信队队长，红一军团第一师司令部参谋、补充团团长、教导营副营长，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代科长，第二师司令部参谋，陕甘支队第五大队参谋，红一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参谋处处长，三四三旅副旅长、代旅长，鲁西军区司令员，湖西军分区司令员，冀鲁豫军区第六、第十一军分区司令员，冀鲁豫军区豫东指挥部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一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十七军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参谋长、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副院长、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
　　
　　周恩来对王秉璋说，还是你去搞吧！导弹是带翅膀的，飞机也是带翅膀的。你是空军的，你们总还算是带翅膀的嘛！相近嘛！
　　
　　１９５６年，中央军委批准钱学森的提议，决定建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以下简称“五院”），进行各类导弹的研制工作。开始，钱学森任院长，谷景生、刘有光先后任政治委员，王诤、刘秉彦任副院长。
　　１９５９年１２月下旬，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两次召开了研究“两弹”工作的小型会议：一次是研究搞原子弹的会议，刘亚楼、宋任穷、王秉璋等参加。一次是研究搞导弹的会议，钱学森等人参加，但是也通知了王秉璋。王秉璋想自己是在空军工作的，这与自己没关系，为什么要自己参加这两次会议，他不明白。回到北京后，刘亚楼对王秉璋讲：中央决定，要他（刘亚楼）和王秉璋去五院兼搞导弹。刘任院长，王任副院长，钱学森任技术副院长。那时，空军的工作很繁重，刘亚楼的主要精力仍放在空军，王秉璋的主要精力则放在五院。
　　王秉璋对此不理解，就去找周恩来，周恩来在怀仁堂北门西边的小屋里接见了他。王秉璋向周恩来报告说，我没有技术，搞导弹，搞不了。周恩来停了一会儿说，你说你搞不了导弹，那么谁能搞？请你在我们这些老同志中找一找，在这些将领中找一找，看看谁能搞！王秉璋提不出来。周恩来说，还是你去搞吧！导弹是带翅膀的，飞机也是带翅膀的。你是空军的，你们总还算是带翅膀的嘛！相近嘛！
　　１９６０年１月６日，王秉璋到五院工作。３月１８日，中央下了命令，正式任命“刘亚楼兼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王秉璋兼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４月１４日，刘亚楼同五院的一些领导同志说：“领导的分工，经过军委广州会议前后酝酿，已经定下来，聂总也于本月４日找我们党委的一些同志作了指示。我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空军，王秉璋同志的主要精力放在五院，我不在时由他拿总。”４月２７日，五院向总政治部并国防科委呈报正式备案：“五院党委一致同意：刘亚楼同志为第一书记，王秉璋、刘有光、王诤三同志为书记，刘亚楼同志不在五院时，由王秉璋同志执行第一书记职责，掌管全盘工作。”
　　由于王秉璋不懂导弹，刚到五院时，就到下面的研究室、工程组了解情况。这期间，他以了解情况、向同志们学习为主，同时按照原计划进行五院的全盘工作。
　　那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准备撤走其专家，原来答应售给中国的材料、元件、设备、仪器、样品等订货合同，都拖延了交货时间，不打算给了；美国等西方国家，仍然拒绝承认新中国，对我们实行敌视政策；国内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济很困难。在这种大背景下，产生了中国的导弹航天事业是上马还是下马的问题。主张下马的人认为：造导弹，一、是否造得起？二、是否造得成？所谓“造不起”，就是说造导弹需要花很多钱，而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没有那么多钱。所谓“造不成”，就是说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低，恐怕造不出来，造不出或造出来不能用，岂不白花了钱。中央和军委的一些领导同志正处在考虑之中。
　　１９６２年的一天，主持了研究导弹工作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贺龙、李富春、薄一波、孙志远、还有林彪、聂荣臻、刘亚楼、王尚荣等。会上，贺龙（时兼任国防工委主任）对五院的工作进行了严厉批评：一是五院搞垄断，一是五院搞乱了全国有些单位的工作。其他领导同志也在会外发表了一些意见：有的说，中国经济基础差，技术水平低，搞导弹有困难；有的说，搞导弹能建起一些搞尖端的研究机构、工厂，可以带动经济基础的发展……最后，主持会议的宣布，明天的会议由五院汇报研制导弹的工作情况。第二天，会议开始后，由王秉璋进行汇报。王秉璋在汇报中只讲事实，不作评述。有些不符合事实的意见也没有一件一件地说明解释。因为是首长的批评，避免针锋相对，只讲了五院在与全国各地的协作中哪些部件在哪个单位协作试制，哪些部件在哪些工厂制作。使用各单位各工厂的人力和设备只占这些单位人力、设备总数的１～１．５％。以上事实说明，五院既没有搞所谓垄断，也没有把全国有些单位搞乱。
　　当晚，刘亚楼对王秉璋说：“你讲得很好，４０分钟把不清楚的问题都讲清楚了，军委原来的一些顾虑没有了，过去没有完全定的问题都定下来了……”
　　过了２０多天，贺龙通知王秉璋，要他到钓鱼台迎宾馆去。王秉璋是和副院长刘秉彦一起去的，在座的还有国防工委的两位委员。贺龙说：“上次我不大了解情况，批评你了，现在我了解情况了，我同意你们的意见，取消工委原来的意见。”“我们工委五个委员，现在有三个在这里，你们（指两位工委委员）是否同意我的意见？（两位委员表示同意）如果同意，已经是多数，我看就不必再开讨论会了吧！”那两位委员都说：“同意。”贺龙说：“好，就这样定了。”谈完工作，贺龙说，请你们在我这里吃饭。这件事使王秉璋深受感动。
　　１９６０年２月２７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国防建设工作纲要》中提出：“国防工业建设的方针，在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的目标下，应以原子弹、导弹为主，而以导弹为第一，同时注意发展电子技术，应以最大努力，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来着手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按照这一精神，王秉璋立即在五院进行传达、学习。提出：上边有这么大的决心，我们必须有志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完成仿制任务和“东风”型号的研制任务。４月下旬，王秉璋同一分院副院长林爽、五院器材部部长亓子宜与国家有关部委负责人，到东北８个市的８４个工厂了解材料、订货、试制和仿制生产的情况，为期三个多月。回来之后，立即召开党委会进行研究讨论。
　　６月２８日，王秉璋向聂荣臻（时兼任国防科委主任）和军委报告，提出了五院的任务和工作安排，主要是争取“十一”前后完成第一批“１０５９”型号（系仿制苏联的“Ｐ－２”近程地地导弹，后改称“东风一号”）的仿制并试射；１９６２年前自行设计出中近程地地导弹；建立健全科研生产、器材设备的全国协作网等。这个报告得到和军委的批准。
　　为尽快落实报告中所确定的任务，７月１０日，五院党委举行了第五次扩大会议。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和任务，王秉璋提出：“全面安排，抓紧重点。抓紧重点并非单打一，如研制工作，就应该设计一个，想一个，试制一个，不能集中全部力量只搞一个型号。”“‘东风一号’是从仿制到自行设计转变的关键”，“要破迷信，解放思想，大胆独创，要向适应转变方面多想、多摸，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指导工作，总结经验。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作风上都要适应转变”。为落实会议精神，要求“领导同志要深入第一线，分片包干，层层负责”。同时，“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也要深入到科研工作的第一线，发动科技工作人员，找出规律，做出成绩来”。总之，要做到“高质、高量、高效率地完成各项任务”。
　　


　　８月１２日，在五院的苏联专家全部撤离，苏联单方面撕毁了援助我国研制、发展导弹的合同。原先拟供应我国的实验设备（５个火箭试车台、５个冲压式发动机试验设备、４个大的试验台、８个风洞）的设计资料、专用设备和６种导弹的制造资料，除已到的部分外，未到的一些关键性的设备和资料，再给的可能性不大了。这对中国刚起步的导弹事业是个严重的打击。针对这一情况，王秉璋立即召开五院党委常委会议，讨论研究用中国自己的力量研制导弹的计划和措施，并拿出了初步意见。８月１４日至１６日，王秉璋和王诤去北戴河，向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和罗荣桓作了报告。聂荣臻对五院的任务和工作安排给予了指示。五院党委把聂荣臻的指示向军委办公室作了汇报；接着，又和三机部的领导交换了意见。８月２９日，五院党委召开第六次扩大会议，传达了上级的指示，讨论了贯彻执行的措施；然后向林（彪）、贺（龙）、聂（荣臻）副主席，罗（瑞卿）总长，并军委写了报告。主要内容是：五院坚决贯彻中央和主席的指示，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埋头苦干，把中国自己的导弹和试验设备设计出来，用中国材料制造出中国式的导弹。“聂副主席指示：导弹的研究和设计，五院为主，工业部门协助；仿制和成批生产，工业部门为主，五院协调组织。五院和三机部有关工厂完成苏６００公里地地导弹的仿制后，成批生产任务，移交工业部门接收。五院则集中力量，尽速搞成１２００公里和２０００公里的中程地地导弹和２０００公里的中程地空导弹。五院研究部门的近期任务，应以保证自己设计的三种导弹为重点，并以适当力量研究发展固体燃料、导弹发动机并为自己设计的三种导弹进一步发展做准备。”
　　
　　贺龙说，今年如果国家给军队系统３６００名大学生，那么要分给五院２５００至２８００人。说，五院不仅不要减人，还要投资
　　
　　１９６０年是五院大发展的一年，五院的在编人数由１７０００人增加到３００００人，技术干部由３５００人增加到１００００人，工人由９０００人增加到１１０００人，导弹研制开始了从仿制到自行设计的转变。在苏联专家撤走后，五院解决了一批带有关键性的技术问题；完成了“Ｐ－２”型６００公里射程的地地导弹的仿制；开展了三种型号，即“东风一号”、“东风二号”（近中程地地导弹）和“红旗一号”（近程地空导弹）的设计；建成了一批试验设备；加强了内外协作。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５日，“１０５９”（仿制）型号首次发射，一举成功。
　　为了稳定协作、加速导弹的研制和生产，王秉璋于１９６１年４月２７日向贺龙作了工作汇报，贺龙作了五点指示：一、为了迅速发展火箭导弹技术，完全同意五院与三机部的２２个工厂固定长期的协作关系——２２个工厂恐怕不够，要多搞一些，今后凡与五院协作的工厂都要固定下来。不仅三机部的工厂要如此，就是一机、冶金、化工等部门与五院协作的工厂也要如此。你们即可到各地与有关工厂谈好。把任务固定下来，不必等回来上报批准后再办。二、你们提出，争取在“十一”前把“东风二号”运往靶场试射，这很好，要努力实现。这一点证明“１０５９”型号的道路走对了。“５４３”型号（原系苏联的地空导弹“Ｃ－７５”，经我国改进，编号“５４３”，后改称“红旗一号”）也应如此。如果三机部需要五院支援技术力量，你们可以考虑。总之，“东风一号”要积极干，“红旗一号”不能放松，“５４３”型号的仿制和改造可做预先研究工作。三、五院第一个五年要搞５万人，第二个五年搞１０万人，第三个五年要搞１５万至２０万人。（这时，贺龙问五院副院长刘秉彦，美国目前搞火箭导弹的有多少人？刘答，３７万人。接着，贺龙又说，我们不搞４０万、５０万能行吗？今年如果国家给军队系统３６００名大学生，那么要分给五院２５００至２８００人。）四、要好好照顾科技人员的生活，特别是老知识分子，不仅让他们本人住好、吃好，就连他们的家属、小孩也要照顾好。他们总共只有几十个人，即使我们不吃，也得让他们吃好。你们可找刘仁同志，请他搞定点供应。如不行，可来找我。如工作上做出成绩，也要挂他们的名，让他们出名。五、２１１厂浪费严重，你们要向北京市委报告，取得他们的协助与支持，共同将２１１厂这次整风搞好。
　　４月２８日，王秉璋、王诤、刘秉彦等１１人又飞往杭州，向聂荣臻汇报工作。聂荣臻作了四点指示：“一、关于今年大学生分配问题，去年国家给了五院４０００人，必须巩固提高，但今年也要照顾一下工业部门，因此只能给２０００至２５００人，不能再多。二、关于新型号，听说‘东风二号’预定‘十一’试射，很高兴，‘１０５９’的路子走对了，已看出效果来了。‘５４３’也要走这条路，‘红旗一号’不能放弃，要坚持下去，同时必须加速‘５４３’的仿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三、同意选定点长期协作。”
　　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建设第二基地的战略决策和“靠山、隐蔽、分散”的原则，１９６１年５月２３日至６月１４日，由五院同三机部联合组成的勘察小组进行了第二基地的勘察工作，共勘察了×西、×南、×北及××地区。根据情况，勘察小组提出了两个布局方案。第一方案，把地空导弹的研究单位和七个主要部件厂，全部放在×北。这一方案的优点是：隐蔽、交通方便，且靠近××工业区。缺点是：七个厂放在一起密度大，天然洞穴利用不多。施工所用的人力、物力较难解决。第二方案，研究单位以及总装、发动机、自动驾驶仪等三个厂放在×北，无线电、地面雷达、指挥仪放在×西。发射装置、拖带设备放在×南。这一方案的优点是：目标分散，可利用天然洞穴多。缺点是：×西地区要修１２０公里的铁路专用线，地区偏南，战略上不利。二者比较，第一方案较为优越。
　　对××地区的布局设想是：把固体总装厂和无线电厂设在×地，陀螺仪与自动驾驶仪等研究机构和工厂设在××地，固体火箭的研究机构设在×××地。从１９６４年９月开始，为贯彻“三线建设要抓紧”的指示和国防工办的部署，五院的一、二、三、四分院分别进行选址。这时，王秉璋提出了“型号为纲、地区成套、小而分、专业化”的选址原则，使大家有所依据。１９６５年，王秉璋又根据中央专委第十二次会议精神和国防工办３月２７日通知，先后于４月、１１月、１２月同勘察小组到现场研究布局定点、建设规模、产品方案、原则标准和组织体制等问题，并先后向、李富春、薄一波、李井泉和西南局作了汇报。等人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和具体指示。１９６６年３月邢台地震后，周恩来打电话对王秉璋说：“天水地区属地震多发区，一分院放在那里是否合适？你速到西安向汇报，由邓决定……”王秉璋按照要求，向等人作了汇报。以后决定将一分院放在××地。
　　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央军委对五院的导弹研制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１９６２年７月１１日至１３日，王秉璋和王诤参加了中央书记处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周恩来、林彪、、彭真、贺龙、聂荣臻、李富春、罗瑞卿和计委、经委、冶金、化工、石油，一机部、三机部的负责同志。１３日，王秉璋向中央书记处会议汇报了五院的情况。在汇报过程中，周恩来说，生产以常规为主，科研重点是突破尖端——导弹、原子弹。五院要和各方面密切协作，研制出以打破美帝等八国的新半月包围圈为目标的导弹。说，五院不仅不要减人，还要投资。林彪说，军队要向导弹化方向走，常规武器和尖端导弹的研制不能兼顾时，宁可多把重点指向尖端。洲际导弹暂时不管，五院在中程导弹和稍加改进的“５４３”方面要打歼灭战。
由于国防科学研究工作和新武器生产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事业，使用单位、生产单位、研究设计单位都没有成熟的经验，所以大家在工作中产生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研究机构与生产脱节，要把研究设计机构合并到生产部门中去，从生产中发展新产品，产生新武器。一种意见认为，研究设计单位应该分散管理，分成设计、生产、使用三个单位，在三个单位中搞研究设计，这样就会促进导弹的研制和发展。
　　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６日，在国防工办会议上，王秉璋谈了关于健全科研机构的意见：建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既定方针，必须坚决地认真地贯彻执行。实现这一方针，要做许多工作，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就是研究设计机构的建设。建立起比较健全的研究设计机构和生产机构，才有可能自己搞出新武器，才能逐步解决设计、试制、试验和成批生产中的各项科学技术问题。
　　关于要不要把研究设计与生产部门合并的问题，在１１月２３日的国防工办会议上，大家又作了研究讨论。王秉璋进一步表明了五院的态度：
　　第一，研究设计和生产是导弹工业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必须紧密结合，这是肯定的。研究设计机构合并到工业部门之内，在密切研究设计与生产的联系方面可能带来一些方便，与经委、计委、军兵种以及上下左右的联系协作等方面，减少了户头，减少了层次，有许多方便。但是还应看到各研究设计机构间的联系和协作这一方面。而且这一方面的协作较之前者更广泛得多，复杂得多……
　　第二，当前生产部门和研究设计单位，都有大量急需解决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或者还没有解决好……在这种情况下，把两个具有不同特征的单位合并成一个单位，工作内容成倍增加，可能产生照顾不周的情况，放松了研究设计或放松了成批生产的领导和工作。都会对国防工业带来相当大的损失……”
　　王秉璋不主张合并，认为最低限度看两三年再说，暂不合并。
　　聂荣臻说，“东风二号”三发实验都比较顺利，不容易！看来１９６２年那次试射摔下来，有好处……“如果我们有了２５００公里的，那就像个样子了”
　　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导弹的研制生产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１９６２年３月２１日，五院自行设计研制的“东风二号”发射升空不久就掉了下来。面对这次失败，五院领导没有简单地追查责任、草率处理，而是带领全院干部职工认真查找原因。这以后，全院的工作更加深入扎实了。大家头脑冷静，不急于求成，扎扎实实地解决每一个暴露出来的问题，抓住技术关键，认真研究解决。
　　１９６３年９月９日，聂荣臻对五院的工作作了指示，明确规定了五院１９７０年以前的型号研制任务、发展研究工作的方针和科技队伍的建设。９月１４日，五院召开了院党委常委会议，传达了聂荣臻指示。９月２０日，又召集各分院和院直各部门负责同志作了传达讨论，提出了中国导弹研制发展的十二年规划。
　　为便于安排近期和远期的导弹研制工作，１２月２１日，王秉璋、刘有光和钱学森联合署名，向罗瑞卿（时任兼国防工办主任）并国防科委提出了地地、地空、海防导弹发展的技术途径报告。
　　国防部、国防科委于１９６４年５月１６日作出批示：“同意三类导弹技术发展途径的意见。五院地地、地空、海防三类导弹技术发展途径的意见，经军委首长批示，原则上同意，可作为安排近期和远期规划的依据。望遵照执行并在实践中注意逐步充实和修正。”
　　６月２９日，王秉璋和钱学森去靶场再次组织“东风二号”发射实验，连射三发，发发成功。
　　７月１６日，王秉璋、刘有光、钱学森、刘秉彦等，去北戴河向聂荣臻汇报工作。一见面，聂荣臻就亲切地说，“东风二号”这次实验较原计划推迟了几天，你们这样做好，不是慢而是快。“东风二号”三发实验都比较顺利，不容易！看来１９６２年那次试射摔下来，有好处……王秉璋等人说：“摔下来，跌了跤，逼着我们找出问题，解决问题。”聂荣臻继续说：“认识冷静了、深刻了，许多问题考虑了，这实际上是快。二机部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当汇报到“东风三号”（中程地地导弹）的初步设想时，聂荣臻说：“如果我们有了２５００公里的，那就像个样子了。‘东风三号’和将来的‘东风四号’（中远程地地导弹）试验时，如果发射点搞在×××，当然好，但一套测试设备如何办，是否另建一套？”钱学森回答，不需要搞很多的测试设备。
　　对于“红旗一号”的实验情况，聂荣臻指示说：“实验程序很重要，一定要搞遥测弹。”这次汇报还谈到了“红旗二号”（中程地空导弹）的问题以及其他型号导弹的仿制和改进问题。王秉璋说：“我们认为搞型号改进，应以五院为主，工厂应和五院一起搞，不然各厂按各厂的意见各改各的，不容易‘斗拢’（统一起来的意思）。”聂荣臻说：“应该这样做，应该有个‘总脑袋’嘛，不要把改进看得太容易了。这次未搞遥测弹，走了弯路，是个教训。‘东风二号’上次掉下来，一点也不冤枉，不能看得太简单，摔下来就使我们认识深刻了，所以试车台等很快就搞起来了。‘红旗二号’应在１９６８年搞出来，引导系统的工作应要×院协作。”汇报中还谈到了试加工能力薄弱、三线建设布局等问题，聂荣臻都给予了指示。最后，聂荣臻说：“‘东风三号’要多打遥测弹，以便将参数和性能都摸透，便于‘东风三号’的设计，少走弯路……‘东风三号’１９７０年搞出来，到那时氢弹可能搞出来……总之，要很快地出成果。”“关于‘红旗二号’，同意你们的第一方案，并积极地搞高方案的预先研究……”
　　１９６４年４月２３日和７月８日、９日，王秉璋先后去二分院听取“红旗二号”研制方案的汇报，并同大家就指导思想问题进行了商讨，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精神。
　　经过广大科技人员和工人一年多的努力，“红旗二号”遥测弹、战斗弹，中低空模型弹，相继试射成功。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我们组织了一次“展览”，刘少奇、朱德、董必武、贺龙、、徐向前、叶剑英等都来参观。看到中国有了自己的导弹，他们都很高兴，说“有了核弹头，再搞出这个弹就解决问题了”。
　　
　　王秉璋将苏联的“十个块”模式转变为按型号系统穿成的“三个串”
　　
　　１９６０年，王秉璋到五院工作时，五院已建立了１０个研究室、２个分院，１万多人，但技术人员只占初步设计人数的１／４；各种大型实验设备，如试车台、震动塔，还没有开工建设；研究成果和所有研制出来的零配件、组合件，都无法进行测试和实验。科技工作的组织基本上是按苏联的模式，分设总设计师室、空气动力研究室、结构强度研究室、发动机研究室、推进剂研究室、控制系统研究室、控制元件研究室、无线电研究室、计算技术研究室、技术物理研究室等十个研究室。而导弹研制是一种系统庞大、科技门类复杂的事业，需要把多种知识科学地结合起来，成为一种综合系统。那时，五院虽已进行了初步的仿制工作，也提出不少方案，但却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设计方案。这种“十个块”模式，不太适合中国的国情。
　　１９６０年，五院开始调整科技工作体制。苏联专家撤走后，中央军委要求：“缩短战线，保证重点。”期望尽早尽快地研制出中国自己的导弹。但是五院原来的有些东西，显得不适应这个要求。首先，在组织体制方面，一个型号的导弹，是按学科系统门类（如弹体结构、发动机、环境、实验、材料、工艺、控制系统、控制元件与设备、陀螺仪、自动驾驶仪、计算机、雷达等）分散在十个研究室，而一个研究室同时要负责七八个型号的研制，从而造成研究室领导精力分散，顾此失彼。其次，研究室分属两三个行政单位，各自组成领导体系。而研制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探索过程，未知数很多，研究过程中修改变化是经常的，一个部分修改了，其他部分也都要相应地进行修改变动。这就需要负责研制各个部分的人员要经常及时地相互联系。但必要的联系却要逐级上报行政领导，待同意批准后，再由行政领导逐级下达，这样就需要通过数道关口，费时费力，降低了工作效率。加之不适当的“保密”，各研究室之间的保密、各系统之间的保密，不能互相联系，见物不见人，造成人为障碍，延长了研制时间，对尽早尽快地拿出导弹是不利的。对于这些问题，五院领导研究之后，向聂荣臻作了汇报，聂荣臻同意进行设计工作领导体制的调整。
　　


　　经过讨论，大多数同志同意改，改的办法就是：在不变动五院的组织体系的前提下，将不直接管设计研制工作的总设计师改为“型号委员会”。“型号委员会”分设在各分院，由各分院技术副院长任主任委员和总设计师，吸收各设计部主管该型号的技术骨干参加。
　　“型号委员会”主要对五院党委负责，当分院首长担任委员会主任时，同时受该分院党委领导。
　　“型号委员会”的任务是：提出型号总体设计方案，待批准后，进行初步设计，制定设计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解决设计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对试制实验工作的进度计划、技术保障、措施计划进行监督和指导。
　　“型号委员会”的工作职责，五院党委常委会建议由钱学森、刘佩荣、林爽、钱文极、耿青等五人组成起草小组，草拟后交常委会讨论，作出决定，颁发试行……
　　“型号委员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组织形式，试行了一段时期后发现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技术责任还不够明确，技术上抓总协调单位也不够明确等。到１９６２年上半年，在对单一型号负全责的思想指导下，建立了设计师制度，经五院党委常委会讨论决定，建立了地地、地空型号总设计室，随即任命总设计师。为加强技术工作的组织与协调，决定改以两个总设计师负责多个型号的做法，实行单一型号设计师制度。每个型号均设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主管设计师、主任设计师、设计师，分别负责每个型号的总体、分系统、部件、零件的设计，形成一条技术指挥线。
　　１９６４年，对设计体制又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建立了以型号工程类型为主的“型号研究设计院”。即：地地导弹研究设计院、地空导弹研究设计院、海防导弹研究设计院。按照型号要求，把总体设计、动力装置、控制系统、元件材料等机构串在了一起，穿成了“三个串”。这样一来，领导关系协调统一，指挥调度机动灵活，技术渠道畅通，从根本上解决了过去那种办一件事要通过四五个关口的局面，在一个研究院内将党委、行政、技术、经济结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从而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使各类型号的研制工作蓬勃地开展起来。地地、地空、海防导弹的各类型号都按照“预先研究、型号研制、批量生产”的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研制成果不断涌现。１９６４年６月，“东风二号”发射成功，“东风二号甲”、“东风三号”、“东风四号”进入研制，“东风五号”开始进行预先研究，“红旗”系列进入研制和方案论证，“海鹰一号”、“海鹰二号”的研制也都紧张地开展起来。
　　贺龙说：“我主张以五院为基础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机械工业部，把科研和生产扭在一起，就是想把中国的导弹事业加快。”
　　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２３日，中央通知，以五院为基础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王秉璋被任命为部长。在中央指示下，各大单位积极支持，加强了七机部。三机部调给４个工厂（１１１厂、１１９厂、１３９厂、１６５厂），四机部调给３个工厂（７１９厂、７８６厂、２８９厂），五机部调给５个工厂（３０７厂、５４７厂、３４９厂、５１９厂、５５８厂）共１２个工厂，又新建了４个工厂。人员增加到９．６万多人。人力、物力都大大加强了。
　　１９６５年２月初，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第十次会议，确定地地导弹的研制工作分为两个阶段：１９６４年至１９６８年为第一阶段，研制出两种射程的中程核导弹；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２年为第二阶段，研制出远程导弹并争取在１９７５年以前研制出和试制成洲际导弹。《八年四弹规划》在１９６５年３月中央专委第十一次会议上获得原则批准。之后，在中央专委的第十二、十三、十四次会议上，王秉璋汇报了各类导弹的研制情况、任务安排和导弹工业发展规划。３月２６日，王秉璋又向中央军委汇报导弹工业七年规划，提出了：导弹研制采取“小步、快走”的办法，主要目标是在七八年内搞成八到九种导弹和二到三种探空火箭，同时还要进行大量的预先研究工作。这些都得到了认可。
　　６月，王秉璋参加了国防工办的党委扩大会议，汇报了导弹的研制情况，周恩来、贺龙、聂荣臻等中央首长给了很多指示。周恩来对王秉璋说：“还要准备好，一声令下，就可以搬走，而且后边要准备好地方，要有一位副部长专门管这事，你还是要抓当前的型号研制。要贯彻‘三从’（从实、从难、从严）的思想。”贺龙说：“我主张以五院为基础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机械工业部，把科研和生产扭在一起，就是想把中国的导弹事业加快。你当部长，也是我们提议的，我主张七机部的干部要配强些。”“一定要搞好协作”，“要充分发动群众，搞好‘三结合’”。聂荣臻说，“质量问题须特别注意”，“‘东风三号’是重点，‘东风四号’是做准备，‘东风五号’（远程洲际导弹）是探索，‘红旗’型号也是如此，不能一起上”。１１月，“东风二号甲”首次飞行实验获得成功。
　　１９６５年共生产、试制出各类型导弹４８发，其中“东风二号”２０发、“红旗一号”１７发、“东风三号”１发、“红旗三号”４发、Ｔ７Ａ气象火箭６发。进行了１９次导弹飞行实验、７次全弹试车、２０３次发动机试车，这些实验，都达到了预定的实验目的。另外，１７９项预先研究任务均已完成。到１９６６年初，远程导弹的攻关项目及所需材料和实验、测试设备均已过关，可以说形成了各种型号齐头并进、万马奔腾的局面。
　　１９６６年５月，王秉璋和钱学森会同国防科委负责人罗舜初，中国科学院负责人张劲夫、裴丽生等，研究确定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及运载火箭的命名。人造地球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运载火箭命名为“长征一号”，并报中央批准。这个“长征一号”就是以“东风四号”为基础的三级火箭。１９７０年４月，我国用“长征一号”将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送上了太空。
　　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７年间，七机部虽然受“文化大革命”运动冲击很大，但因为在前几年打好了基础，仍然连续有多种型号的导弹发射成功。其中有“海鹰一号”（“海鹰”系列为舰舰导弹）发射成功，“海鹰二号”飞行实验成功，“红旗三号”（专门用于打高空敌机的一种导弹）发射成功，“红旗二号”定型，“东风二号”定型，“东风三号”研制定型，还有导弹核武器飞行实验成功。此外，一些预先研制的项目，如固体导弹、固体助推器、反导弹武器、侦察卫星等也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遵照周恩来指示，中央把王秉璋调到国防科委工作，正式任命是在１９６８年１２月，任命王秉璋为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和党委书记。１９６９年冬至１９７０年春，根据七机部第一研究院提出的组织“东风五号”大会战的要求，王秉璋多方联系，组织了在国防科委、七机部和北京市委统一领导下有１７８个单位参加的“七○五”会战。北京市的１１个局、５个区、６个院校和中央１２个部委下属的在京有关单位，经过一年多的奋战，终于完成了“东风五号”第一发实验弹的试制以及总装测工作。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０日，在第二十实验基地进行了首次低弹道飞行实验，获得初步成功。这是个远射程的洲际导弹，它的研制成功，也为“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连串的地地、地空、海防以及近、中、远程导弹的成功发射，以及卫星的上天，原子弹、氢弹的成功爆炸，大振了国威、军威，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