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纪事”系列：国变·定策

    1

    自倒数两个王朝起以至现代，约700年间，大事基本发生在两座城市之间。

    朱元璋在南京立国，“靖难”后，朱棣将首都迁到北京。清祧明祚，亦定鼎北京。清室逊位后，中华民国的国都之选，与明初刚好反向而行：先北京，北伐后南迁南京。逮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首都又从南京返于北京。

    其间，南京曾四度告破。一破于朱棣“靖难”大军，二破于满清统帅多铎，三破于洪秀全，四破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四次城破，除洪秀全那次，北京都曾从中受益；似乎南京之衰即是北京之盛，里头的渊源着实堪奇。

    连帝制下最后两起大规模农民起义，亦于这两座城市取得最高成就。它们之间还有一个相映成趣的现象：洪秀全打下南京后，对以后的事情既似乎失去兴趣，势运亦到此为止，不能再越一步，虽象征性地派出北伐军去攻打北京，却仿佛是姑且表示一番而已。李自成刚好相反，在长城-黄河间纵横驰骋，乃至摧枯拉朽直捣北京；然而，逾此范围则屡吃败仗，洛阳执杀福王朱常洵是其平生大捷之中最南者，再南辄不利，最后死在鄂赣交界的九宫山，差不多也是他一生所到最南端。

    2

    古云：国不可一日无君。4月25日以来，崇祯死国、北都沦陷，是明朝所受两大重创。但换个角度也不妨说，明朝虽然头破血流，却筋骨未伤；北京统治机器虽然瓦解，南京这套备用系统却完好无损，并且能够立即启动、投入运行——刻下，它只是缺少一位国君而已。

    以最简明的情形论，崇祯皇位继承人属于他的男性后代。崇祯凡七子，其中四人早夭，最晚出生的二位皇子，连名字都没留下来。甲申之变时尚在人世的，是太子慈烺、皇三子定王慈炯和皇四子永王慈炤。毫无疑问，他们都是皇位的当然继承人，顺序依长幼而定。问题是，到目前为止，三人下落不明。

    既然失去简明，复杂就趁虚而入。作为王朝的当务之急，南京的重臣们为此紧锣密鼓、奔走忙碌，本来无可非议，甚至理所应当。然而，几乎每个人都在其中打着小算盘。

    “小算盘”主要有两种，一是一己之私，一是集团利益。前者是指，通过拥戴新君捞取“定策之功”，瞬间大幅提升个人政治地位，成为政坛耀眼的明星、获得巨大权力。后者则从政治派别利益出发，力图确定一个符合自己需要的新君人选，考虑的重点在于谋求一位更易于合作的君主，这一结果的达成显然同样关乎权力。

    打第一种小算盘的代表人物，是凤阳总督马士英。著名的东林党人打的是第二种小算盘。

    崇祯死讯南来之际，“定策之功”立刻成为许多人的第一嗅觉，个个骚然心动、跃跃欲试。此可藉路振飞一段话窥之：

    有劝某随去南京扶立者，此时某一动则淮、扬不守，天下事去矣。此功自让与南国元勋居之，必待南都议定。不然，我奉王入而彼不纳，必且互争，自不待闯贼至而自相残，败事矣。 

    “此功自让与南国元勋居之”，那个“让”字言之不虚，当时最能捷足先登者，便是路振飞，因为几位藩王均逗留于他的府治，北都之变的情报也是他最先获知，他若愿将“定策”奇功揽在怀中，确有近水楼台之便。所以，早就有人“劝”他“去南京扶立”。但路振飞一不贪功，二以守责为重，三顾全大局，没有接受那种劝告。可是他的姿态不能代表别人；上述一番话，足以显现当时觊觎“定策”者甚众，上窜下跳，争先恐后。

    活动最积极而又起到一种凝聚作用的，是马士英。此时他身居凤阳总督之职，不在南京政治核心内，没有资格直接参与定夺。但他制订了一个强有力的方案，分别争取了驻扎在江北的明军主力刘泽清、高杰、刘良佐的支持，以及南京所谓“勋臣”（开国元勋后代）例如诚意伯刘孔昭等的支持，加上某些非主流朝臣（例如吏科给事中李沾），形成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纽带是拓展话语权，马士英本人和武人集团均在政治核心以外，有表态权、不能参加集议，而“勋臣”虽然可以参与政治决策，在明代的文官政治结构中却长期边缘化。基于这样的诉求，以马士英为主角，几股力量聚成一团。严格说来，他们虽有共同的敌人，却无共同的利益，本质上乃乌合之众；他们之所以有力量，主要是因为兵权在握。

    真正有利益认同的，是东林党人。这是政敌们加予他们的称谓。在古代，“党”是负面的贬义词，从黑，本义为晦暗不明。《说文》曰：“党，不鲜也。”《论语》曰：“吾闻君子不党。”孔颖达注：“相助匿曰党。”不过，“党”字摆脱旧义而向现代含义转化，也正是自东林始，因此我们现在能够安然使用“东林党人”一语而不必理会当时那种泼脏水的居心。其次，由于并不存在相应的真正的组织，东林党人并非一种确切所指，某人之被归入其中，多半根据对方的人脉、行迹，或干脆依主观印象来断。宽泛地说，东林党实际就是明末政坛一些抱改革意向的人，他们希望朝政立脚点放到“天下为公”上面，反对“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 ，以及附着其上的各种人和现象——太监、奸贪、皇族直至皇帝本人。这样的政治立场，在天启年间激发了借权力追逐私利者的强烈反弹，构成惨祸。崇祯即位后，很快为东林党人平反昭雪，定魏忠贤奄党为逆案，从此，东林党人成为政界主流。基本上，崇祯皇帝本人就是改革派，虽然后来在内外交迫、焦头烂额处境下，他颇有反复和矛盾，但终崇祯一朝，东林党人的主流地位始终未变。眼下，南京政治核心即由他们构成。

    当然，也有像高弘图（南京户部尚书）以及路振飞那样的官员。他们资望深厚，努力保持个人独立性，无党无派。不过，在政见上，他们往往与东林党人一致，少有隙罅；以后，我们会在高弘图的表现中清楚看见这一点。

    3 

    崇祯诸子全无下落，可居大位者只能到近支藩王中找。而以当时实际，范围亦属有限，无非是在南撤淮安的几位藩王中挑一个。顾炎武说：“大臣多意在潞王。” 他所说的“大臣”，实即东林党人或与之气味相投者，他们在南京政坛占有绝对优势。此议之源出，李清《南渡录》说：“倡议者，钱谦益也。” 钱是东林魁首，人脉甚广，由他提出倡议，号召力自然不同。果然，“兵部侍郎吕大器主谦益议甚力，而右都御史张慎言、正詹事姜曰广皆然之。” 这几位均为南都大僚，重量级人物。与大人物表态同时，还有两个低级别官员卖力地到处游说，争取更多支持。一时间，潞王呼声甚高，看上去似乎非他莫属了。

    尤其是，史可法也倾向于潞王。这使得迎立潞王的可能性显得更大。钱谦益倡议提出时，史可法尚军次浦口，南京高层在高弘图召集下连日讨论，并将讨论的内容以信使告知史可法；同样，他也收到反对者的来信。对此，《国榷》这样记述：

    南京闻变，兵部尚书史可法前将三千骑勤王，出屯浦口。户部尚书高弘图、都察院右都御史张慎言等连日议。潞王伦稍疏，惠王道远难至，亲而且近莫如福王。史可法意难之。总督凤阳马士英移书以商于可法。可法以福王不忠不孝，难主天下，逡巡而未决。 

    简言之，南京大臣们建议迎立潞王，凤阳总督马士英或以他为代表的一批人，认为福王当立。明显地，史可法不喜欢福王，倾向于潞王，但却迟迟拿不定主意，沉吟犹豫。

    他犹豫什么呢？就在于“潞王伦稍疏，惠王道远难至，亲而且近莫如福王”这一句。

    里面提到三个人：潞王、惠王、福王。这三人，头两位各有“不足”——潞王是“伦稍疏”，惠王是“道远难至”——唯独福王“亲且近”。反推之，潞王的问题在于“近”而不“亲”，惠王倒是满足于“亲”，可惜又不“近”。

    这绕来绕去嚼舌头似的，究竟啰嗦些什么呢？

    先挑简单的说：“近”字易解，就是此时此刻人在哪儿。潞王和福王都到了淮安，近在咫尺；惠王却人在湖广荆州府，不但远，路途也不太平，故曰“难至”。

    至于那个“亲”字，我等却不免为之稍稍犯晕。它讲的是，封建礼法中的继承权顺序。基本原则是，一、先直系后旁支；二、旁支间由近而远；三、所有情形下先长后幼——唯有一个例外，叫“有嫡立嫡，无嫡立长” ，亦即嫡出为先，哪怕齿序居后。未知以上是否说清楚或有无遗漏，大致如此吧。再补充一点，这个顺序，不单为皇家决定继承人时所遵守，即便民间百姓，一旦继承、析分家产也得讲究。因为中国式家族实在太过庞大，不搞出点规矩势必一塌糊涂。以今人眼光，会嫌这套规矩过于繁琐，使人如入迷宫。然而问题并不出在它的身上，而出在中国式家族盘根错节、举世无双的结构上；能将这种结构如此梳理出一番条理，其实已属难得。

    当时明朝王室枝叶，我们也不追溯得太远，从崇祯的爷爷亦即以“万历皇帝”为人所知的明神宗说起。神宗传位于太子朱常洛，是为光宗；光宗死，长子朱由校即位，就是那位宠信魏忠贤的天启皇帝；朱由校死后，膝下无子，朱由检以“兄终弟及”登基，成为崇祯皇帝。眼下，按第一顺序，该崇祯诸子的某一位登上皇位——但我们已知，他们全都没有踪影。

    第二顺序，理论上是天启那一支，但这全无意义，否则当初也轮不着崇祯当皇帝。接着往上推，第三顺序，应为光宗所出其他皇子或其后代，但是，除了天启、崇祯两位，他没有别的儿子，这条线索也就此PASS。于是轮到第四顺序，即光宗的兄弟抑或神宗其他儿子及其后代。这时，人选浮现了：神宗诸子活下来的，一共五位，长子常洛（光宗）、三子常洵、五子常浩、六子常润、七子常瀛，这五兄弟于1601年（万历29年）被这样安排：

    冬十月己卯，立皇长子常洛为皇太子，封诸子常洵福王，常浩瑞王，常润惠王，常瀛桂王，诏赦天下。 

    我们从中看到了“福王”、“惠王”的字眼，没错，他们都是光宗之弟，目前皇室中血缘最近者。

    那么，潞王血缘如何？第一代潞王名叫朱翊镠，他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弟弟，眼下袭爵的则是他儿子朱常淓。换言之，这位潞王跟天启、崇祯两位皇帝以及现福王朱由崧，为叔侄关系，这从他名字中那个“常”字即可知。然而，辈分高并不能帮上他的忙，彼此比一比，福王是神宗直系后裔，潞王却算旁亲。这便是前面所谓“伦稍疏”的具体含义。

    其实，远不是“稍疏”；严格依礼法来论，朱常淓的资格简直不必考虑，排在他前头的即便不算崇祯诸子，也有四位之多。但话说回来，福王朱由崧也并非头号人选。这个位置属于瑞王朱常浩，亦即朱由崧的亲叔叔，此时还健在。

    朱常浩既在血缘上与朱由崧一般近，又年长一辈，横竖都应是首选。然而，南京大臣讨论时，居然连提都没提到“瑞王”二字，岂不怪哉？这自然事出有因。朱常浩封地在汉中，恰恰是“贼祸”发源地，早就呆不得，几年前避难南下，辗转来到重庆，不料张献忠又杀奔而至。朱常浩至此已进退两难，事实上，一个月后（7月24日，旧历六月二十一丁丑）他就被张献忠捉住杀掉。当时还出了点故事：“瑞王之就执也，雷方震，献忠曰：‘若再雷者释之。’已而竟不免。” 运气就差了那么一点点。试想，连荆州的惠王都被认为“道远难至”，身困重庆的瑞王岂不是提都不用提么？除瑞、惠二王外，朱由崧的另一位叔父桂王朱常瀛景状相仿，封国在衡阳，此时被张献忠撵得避难广西梧州，也遥远得很。

    将这些情况细细交待一番，我们便明白“亲而且近莫如福王”究竟什么意思了。换言之，从理论到现实，朱由崧都是不二之选。

    4

    我们原先以为东林党人不重伦序，是想择善而立，结果发现并非如此。那么，这岂不是很有些可鄙了吗？倒也不宜这样匆忙下结论。

    欲知东林党人执意排斥福王的真正原因，非得从40多年前说起。那时，皇长子朱常洛已经19岁了，万历皇帝却迟迟不肯将他册立为太子。有两个原因：一、朱常洛出身不够尊贵，生母是一位普通宫女，而且是万历某日到慈宁宫给太后请安，一时“性”起、偷偷摸摸播种的结果，不料一枪命中，搞得万历很没面子；二、万历在宫中有个最爱郑贵妃，她四年后也生下一位皇子，不是别人，正是朱由崧的父亲、后来被李自成煮了吃的老福王朱常洵。两个原因中，第二个起主要作用。倘若郑贵妃未曾生子，平安无事，一旦得子，从此变生肘腋，恩怨不绝，把明朝一直缠到死——有朱常洵后，万历动了“私心”，想把皇位留给爱妃之子，为此朱常洛册立太子的事一直拖着。

    由此引发“国本之争”。经大臣往复相争，万历终于在29年（1601）不得不立朱常洛为太子，同时将朱常洵等其余四子封为亲王。后来，瑞、惠、桂王均已就藩之国，唯独还把福王留在身边。这也不合祖制，照规定，亲王成年后须到封地居住，若无宣召不得来京，这既是礼法，也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又经一番理论，拖延十年之久的福王之国问题，总算解决，于42年（1614）三月离京就藩于洛阳。但事情远不能到此为止，反而愈演愈烈，“那时太子早晚将废的传说已经流传多年，成为人尽皆知的事了。” 之前就发生过鼓吹废太子以立福王的“妖书案”，而在福王之国翌年，又发生更具震撼性的“梃击案”——一个暴徒，悄悄潜近太子所居慈庆宫，先将守门太监一棍击倒，当冲到前殿檐下时被警卫制服，朱常洛幸免于难。此案搅得满朝大乱，揭盖子、捂盖子双方相持不下，最后以万历当众宣称对太子满意、无意以福王更换之，并强行处决暴徒及其“合谋”了事。这是万历43年（1615）的故事。过了五年，万历驾崩，风波再起，连续发生“红丸”、“移宫”两案，其间衅端一言难尽，要之根子上皆由万历之宠郑贵妃、福王而起。读者欲知究竟，可读温功义先生所著《三案始末》，相当经典的一本小册子，写得甚是翔实。

    三案的根本，是皇帝企图摆脱束缚、使权力偏私化，和对这一企图的顽强抵制。皇家一方，始终视为“系朕家事”，从万历到当了弘光皇帝的朱由崧，都如此理解；反对者可不这么看，在他们眼里，这是以私坏公，用今天话说，究竟人大于法，还是法大于人？他们并非要维护某一个人，比如太子朱常洛，而是认为皇帝所为也要合于法度，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简而言之，四十年来斗争的实质，是主张皇权独大、绝对自由或主张它应受限制。围绕这一分歧，形成两条阵线。一条由皇帝、皇族、太监以及部分朝臣组成，显然地，这些人或是皇权直接获益者，或是指望通过巩固、加强这种权力也从中得利者。另一条阵线则由以国是为重、秉公而行、在伦理和政治层面坚持独立性的士大夫正途人物组成。

    两股力量都百折不挠，其中，后者的顽强格外可以注意，所谓明末的知识分子政治的觉醒，于兹表现特别明显。皇权作为千百年来的习惯势力，它的强大和绝对优势不言而喻，它可以采取一切手段来保护自身，从万历至天启三朝，也确实是这么做的。然与历代不同，明末知识分子政治集团的抵抗特别惨烈，就算魏忠贤大兴冤狱，实施特务恐怖，编撰并经皇帝钦批、颁布类似于“万历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三朝要典》，亦未能压服。非但如此，杯葛意愿愈形旺盛，并从起初仅听从良知呼唤的个人行为，逐渐演变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精神认同。到光、熹之间，准组织化的东林党隐然有形。

    这段渊源，是福王不受欢迎的真正原因。李清分析：

    因江南数在籍臣恐福王立后或追怨“妖书”及“梃击”、“移宫”诸案，谓：“潞王立，则不惟释罪，且可邀功。” 

    在当时南京官场，李清置身门户之外，出言持平，他以上看法应较合于实际。至少钱谦益、吕大器二人确实表现出害怕灾祸加身的心理，以“不惟释罪，且可邀功”解释他们力主迎立潞王，是说得通的。后来，监生陆濬源疏攻东林：

    国家祸本之酷，不在流贼，而在百官；不在今日，而在40年前。借国本为题，沽名出色，踵发不休……夫三案者何，梃击、红丸、移宫也……乞皇上俯赐宸览，知逆案之罗织，即知计典之砌陷；知梃击之朋诬，即知红丸、移宫之颠噬。且此辈自神宗迄今且矫托王言，箝制人口，此又欺蔽朋比之大端也。 

    他用心很恶，要勾起朱由崧的报复欲，但这段话将福王一家与东林党人之间40年恩怨的根由，却交待得比较清楚。

    5

    东林党人陷入严重尴尬。他们高举“迎贤立贤”旗帜，假如朱常淓确系贤王，则对朱由崧的排斥，也好歹师出有名。不幸，二者间并无贤愚可言，不以伦序定迎立的做法，显得毫无根据。考虑到从“国本之争”以来的历史，毋宁说他们等于走到了自己的反面。他们当初批评万历不讲伦序，而今己之所为也是如出一辙。尽管他们可以辩解，万历出于私心，自己出于公心，但旁人却完全可以说，就事论事、从法不可废的角度看，他们选潞王、排斥福王与万历图谋改变太子地位，实质没有不同。

    这一决策失误，源自两点。

    其一，确有动机不纯的因素。总体上，东林党人是明末政治中的健康力量，甚至昭示了历史的变革和新生，但并不是说，每个人品质、格调彼此相当，中间亦有懦弱、卑微之人直至投机分子。史可法、刘宗周、黄道周、祁彪佳等，个人品性都铮铮佼佼、无可指摘；钱谦益、吕大器却不免质地不纯、杂厝斑驳。钱氏在弘光登极、马士英揽权后，竟腆颜投靠；吕大器则在排福迎潞方案破产后，赶紧献上马屁，以图自赎。而这二人，恰是当时迎立潞王的首倡者和最积极推动者，可见这一方案羼杂不纯动机实属必然。

    其二，书生气重，不懂务实。讲原则、守信念，本是知识分子的正派作风，韩愈说：“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饿死而不顾”，程颐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很多明代正直官员，都极重名节，鄙视滑头油脑。不过，书生气太重有时会变成硁执和狭隘，对小节斤斤计较，反而置大局于不察。关于“定策”这件事即如此。尽管有许多陈年旧账，尽管朱由崧浑身毛病，但当时情势下，这些均非大局。大局是什么？一言蔽之：按照伦序，福王当立。正如路振飞告诫的：“议贤则乱，议亲则一，现在惟有福王。” 这个大局不坚持、不把握，就授人以柄，反被对手抢去先机。只要这步棋走正，别事均可另图；反之，这步棋没走对，则满盘被动。在这一点上，史可法犹豫不决是很大的失误，他应该把福王的道德缺失抛诸脑后，当机立断，力排众议，立即迎福王于淮上。

    很多年后，黄宗羲反思此事，曾这样批评史可法：

    当是时，可法不妨明言，始之所以异议者，社稷为重，君为轻之义……奈何有讳言之心，授士英以引而不发之矢乎？臣尝与刘宗周言之，宗周以为然。语之可法，不能用也。 

    以上的道理本身，光明磊落、朝气蓬勃，很能体现明末改革派士大夫的新思维。可是，如此超前的主张若想付诸实践，并不现实，毕竟还是君主体制，只能在现存伦理话语内说事、处理问题。黄宗羲的建议，史可法非不想用，是根本不可用。他徘徊不定，就因为内心处在所愿与不能的夹缝中，既不甘心拥戴福王，又深知这样做的难度。不在其位，难谋其政。史可法作为当局者所想到、看到、体会到的东西，黄宗羲岂能尽知？可惜的是，尽管史可法可能都想到、都看到、都体会到了，却陷入哈姆莱特式迟疑，让那个马士英捷足先登。

    6

    历史常有奇怪的巧合。

    1644年6月7日，古历谓之庚寅日。就像彼此约好的，满清摄政王多尔衮在这天进入北京，而远隔千里，明朝福王朱由崧也于当日在南京宣布监国。

    事实上，当然没有什么约定或沟通，以当时情形，北京、南京两地起码须隔十几日方能了解对方那里发生了什么。然而，他们却不谋而合，共同选择6月7日这一天去完成各自最重要的事。何以如此，只有老天知道。也许，真的有什么神秘力量，冥冥中做出这样的巧安排。

    当北京上演明末版“鬼子进村”一幕时，福王朱由崧的监国仪式也在南京举行。较诸清兵狡诈的入城，南京的仪式来得冠冕堂皇、从容不迫。仪式第一个环节，行告天礼，并焚烧祝文。据说，祝文烧出的灰烬扶摇而上，“飘入云霄” ，这像是不错的兆头。然后，朱由崧升殿，以监国身份接受群臣的四拜之礼。开国名将徐达之后、魏国公徐弘基跪进监国宝印，群臣再行四拜礼。这样，明王朝正式结束了自4月25日以来47天无君的状况。

    朝廷正式发布崇祯皇帝的讣告，同时作为监国临政的举措，大赦天下，并决定免除因用兵而向民间征收的“练饷”、停收崇祯12年（1639）以来“一切杂派并各项钱粮”；上述税费，如有崇祯14年（1641）之前拖欠未缴者，现在也一笔勾销 ——当然，这只是顺水人情，其实收不上来。

    无论如何，从表面看，朱由崧监国就像以往每位新君即位一样，保持着帝国的一贯风范，有条不紊，程序规整。王朝经历了悲痛，但没有失去秩序，而且以举行监国仪式为标志，似乎正在恢复平静、重新开始。

    几天内，陆续做出重要任命：以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高弘图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马士英为东阁大学士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姜曰广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左侍郎、王铎为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张慎言为吏部尚书、周堪赓为户部尚书。

    6月19日，朱由崧正式即皇帝位。这纯粹是个手续问题。12天前，所以首先以监国名义临政而不直接即皇帝位，是因法定皇位继承人是崇祯太子，现在，在太子没有下落的情况下，朱由崧“因序而立”，但需要以监国的名义过渡一下。

    即位诏书宣布，明年改元，新年号是“弘光”。之前，阁臣们拟了两个年号，一为“弘光”，一为“定武”。写下，团作两丸。朱由崧“祝天探丸”，摸到了“弘光” ，他就此成为弘光皇帝——换言之，倘摸到另一纸团，历史上留下来的便是“定武皇帝”。据说，对这年号的凶祥，当时就有议论，“弘”字也还罢了，“光”字如何用得？吏部尚书张慎言在得知清朝那边年号为“顺治”后，私下提出一个理论：“光”从火，而“治”从水，“恐水能克火” 。对字义或谐音有所讳忌，在中国是很常见的心理。“嘉靖”的年号，就曾被民间联想为“家家皆净”。实际而言，当然并无道理。就算朱由崧“祝天探丸”得到的是“定武”，事情该怎样仍将怎样。一年以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年号“隆武”，运数也没有变得好起来。

    撇开运数不谈，在朱由崧即位的当时，明王朝确有柳暗花明之意。从5月上旬闻悉崇祯死讯算起，短短一个月，顺利解决了新君就位的问题，今后各项事务的展开似乎有了保障。人们从诏书中看到，新君有力地强调着“燕畿扫地以蒙尘，龙驭宾天而上陟，三灵共愤，万姓同仇”，并立下“敢辞薪胆之瘁，誓图俘馘之功”的誓言 。考虑到诸多有利条件，就像皇帝承诺的那样，帝国将会翻开“更始”的一页。

    崇祯17年3月19日以来，北京两易其手，南京也经过一番明争暗斗找到新的主人。此刻，它们就像两大高手，在中国这张巨大棋盘的两端同时各就其位，准备布子行棋、对垒博弈。好戏在即，粉墨已毕，我等只管持壶啜茗、定睛细看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