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龚常胜服装分解示意图:匈牙利纪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10:56:19
作者：房 宁
十年前，以匈牙利为先导，整个东欧以至苏联，发生了一连串的制度巨变。十年来他们并没有脱离中国人的视野，特别是没有脱离国内理论界的视野。人们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一直在解读着那场社会巨变。今天对那场历史变故看得也许比当年更清楚。 十年前政治巨变发生时，人们的情绪与今天全然不同。据一些匈牙利朋友讲，当年人们成群结队，兴高采烈地去投票站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应当说，当年的社会变革得到了多数人的欢迎与支持。没有多少人留恋，没有多少人抗争，人们对告别过去报以欢呼，对未来充满希望。西方舆论中，将匈牙利以及东欧其他国家政治巨变称为：“天鹅绒革命。”十年一挥间，社会气氛大相径庭。沮丧驱散了笑意，悲观取代了乐观。无论是十年前的剧变还是十年来的演变，匈牙利以及东欧国家的历史都极具戏剧性。 啼笑因缘为哪般 匈牙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逐步建立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出现了巨大的社会进步。其表现是经济发展，人民富裕，文教发达。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人民教育普及和文化事业发达，匈牙利的知识分子在社会成员中的比例很高。80年代的一些统计表明：匈牙利青年人中受大学教育的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大约排在前五位以内。又如，医生在人口中的比例匈牙利是世界上最高的。这种社会结构使匈牙利人的理性思维十分发达，社会舆论力量强大，没有舆论的赞同与支持，政府很难办成什么事。而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控制力量的“国家机器”即强制性的政权机关——军队与警察等，对社会影响则大大地降低了。这种现象不仅在东欧、苏联的社会巨变中可以看到，在20世纪末的一些社会变革，如印度尼西亚导致苏哈托政权倒台的革命中也有某种程度的体现。 匈牙利那一代共产党人，或者说卡达尔所遭遇的悲剧在于：当社会舆论的作用在上升的历史时期，他们却越来越失去了对社会舆论的主导权。当年匈牙利的“党和政府”或者说是经历过1956年事件的卡达尔的执政逻辑是非常简单的：努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赶超西方，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们认为，只要这样就可以保持社会稳定和发展。然而历史却比他们的逻辑复杂的多。 其实匈牙利当年人民生活普遍富裕，并在某些方面超过了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中等生活水准。当年的生活水平，今日仍依稀可辨。 匈牙利人的住房给人以深刻印象。如果你在匈牙利旅行，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到处可见风格各异、美观漂亮的别墅式住宅，只是在大城市居民才可以看到我国城市常见的公寓楼。匈牙利大城市的公寓楼与我国相仿，一般每户也是两室一厅或三室一厅，面积一般不大，但内部装修水平还不错。80年代匈牙利全国居民人均住房的使用面积为30平方米。现在大多数匈牙利人仍然住在过去宽敞明亮的房子里，但房屋的维修费用已变得非常昂贵了。许多人都有住得上、修不起的感觉。 匈牙利的城市交通十分发达。首都布达佩斯公共交通网由地铁、有轨电车、公共汽车和轻轨火车四个系统组成，相互衔接，四通八达。公交系统效率很高，不仅便捷迅速而且非常准时。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站上均有时刻表，显示全天每班车时间，有轨电车的正点率接近百分之百，公共汽车也是八九不离十。因此市民在市内活动一般都选用公共交通。逢举行重大活动时，可看到一些佩带勋章的将军也乘地铁或有轨电车前往参加。遗憾的是现在公共交通价格较高，比起当年公交价格上涨了10至20倍，现在一张布达佩斯通用月票要花费该市居民月平均收入的近十分之一。 当年匈牙利人高水平生活的最突出体现，莫过于“食”的方面。匈牙利当年的农业和食品消费令世人艳羡。80年代匈牙利人的人均农业产值仅次于丹麦之后居世界第二位，肉、蛋、禽、奶等十种主要副食品的人均消费量均列世界前十位之内，其中几项居前一、二位，饮食的综合水平是世界上最好的。今天匈牙利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已大不如前，但饮食方面还依然是不错的，现在一袋1公斤的面粉只需30几个福林，而在街上去一次收费公共厕所却要40至60福林。 既然当年的经济发展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已不错，那么为什么会发生社会巨变呢?也许我们习惯了那种简单的经济决定论的思维逻辑，从匈牙利及东欧的社会变革中，可以使我们了解历史发展演变的复杂性。从这个意义上，所谓天鹅绒革命”是非常具有观察和认识价值的一次社会变革。 1989年政治巨变时，匈牙利共产党内的重要人物波日高伊就曾说过：“这次制度变革中有三种主要的政治力量：一是主张改革的共产党人，二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三是参加1956年事件的流亡国外的人。”流亡国外的是个“外因”，而所谓“主张改革的共产党人”也是臣服于自由派知识分子话语霸权的人，或者说是党内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十年沧桑话凄凉 社会巨变使匈牙利从经济结构到人民生活的形态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匈牙利十年来，根据他们自己的估计，大约70％的居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约20％的居民持平，不足10％的居民上升，其中有少数大幅上升，成为所谓的新贵族。1989年后的十年间，匈牙利国民经济经历了大幅下降和起伏不定的恢复性上升的曲折反复，1997年国民生产总值大约为1989年的90％，而1998年国民平均实际工资相当于1989年的80％。 我所接触的大学教授，无论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尚属社会中上层，他们的生活同样是今非昔比了。过去他们收入颇丰，有房有车，周末、节假日驾车带上一家人到旅游风景区的别墅度假，还时常出国旅游。现在虽然车、房还在，但汽油每升价格涨到了合人民币7元以上，车简直没法开了。水的价格是十年前的100倍，天然气价格是当年的80倍，而平均名义工资只是当年的6.5倍。老百姓叫苦不迭。相比之下，我感觉布达佩斯人的日常生活(主要指日常生活中收入与开支)，相当于北京人的中下水平。 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最突出地表现于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全面崩溃。匈牙利人原来享有的社会福利是举世闻名的。巨变前的1988年，匈牙利的社会保障收入在GDP中的比例高达36.9％，居世界第一。原来全民享有全额医疗保障，生病住院不仅全部医疗费用由国家提供，连住院期间的伙食也是免费的。现在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社会福利削减的最大的受害者是低收入阶层。在匈牙利的所谓“转型社会”中，许多人，特别是中老年人住的房子挺好，穿的也颇为讲究，这些都是过去岁月的遗产，可就是囊中羞涩，缺现钱。在街头和旅游景点，我几次遇到穿着相当体面的老先生突然与我搭话：“先生，能给我一个美元吗?”有一次我身边没带美元，只好说：“对不起，我没有美元。”老先生继续恳切地说道：“给我一些福林也行!”当时我心里猜想：这位老者几年前说不定是位受人尊重的教授或是位“有头有脸”的人物。如此体面颇有气质的老人竟然沦落到伸手乞讨的地步，让人痛心莫名。 人们常说像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是青年人的乐园，中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场。在社会全面转向资本主义后的匈牙利却没有变成青年人的乐园，可以说：十年的社会巨变使普通人民中的老中青三代人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现在匈牙利年轻人从某种程度上承受的压力不比老年人小。十年的经济、社会衰退与停滞，使百业萧条，不景气、陈旧与破败明明白白地写在城市的脸上，面对一片萧条，许多青年人毕业即是失业。目前，匈牙利20至24岁青年人中失业一年以上的占40.6％；25至29岁青年人失业一年以上的更高达46.5％。 十年来，布达佩斯除了几座法国、加拿大等国投资建造的漂亮豪华的大型购物中心以外，城市建设完全处于停顿状态。一切都在变旧、褪色、老化。美丽的布达佩斯正在失去往日的光彩。然而，无处不在的涂鸦，却成为使每个初到布达佩斯的人惊诧不已的一道新风景线。涂鸦原产自西方国家，是西方城市文化的一道特产，它表达着社会底层青年的无聊、无奈与愤怒的边缘化情绪。因此，在西方国家，涂鸦也自然成为社会分层的一个非常直观的标志。 十年的衰退消磨着匈牙利人的温和与忍耐。我在匈牙利时正赶上了三个月内发生的第二次全国铁路工人大罢工，使城市间铁路客货运陷于瘫痪。由于信号工人的参与，罢工还影响了欧洲的过境铁路运输。据电视讲，这是自奥匈帝国以来匈牙利规模最大的罢工。 历史常常嘲弄人。当年共产党人的惆怅与失落，已经轮回到了今朝风流——西化派知识分子的头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他们今天的困惑与彷徨。他们在政治上早已没了当年的热情。与他们交谈，每每可以感觉到其谈吐中观点上的矛盾和混乱。我认识的一位有名望的资深教授，1989年时我就与他有过接触，当时他的热情很高，倾向也很鲜明。而十年后他却对我说：这些年来一直在后悔。投票也总是投错，有时选票一投下去就开始后悔了。 现在许多匈牙利人讲，过去说我们只是名义上的社会主人，现在的变化就是连这个名义也没有了。过去匈牙利人不满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现在却被置于北约的控制之下：只要天气晴朗，北约的战斗机进行飞行训练，在布达佩斯的上空拉出道道白烟，似乎时时在提醒人们北约的存在。提到此事，一位老教授激愤地说：“我们还在多大程度上拥有主权?我们已经没有领空了!”我真为裴多菲的后代，历来视自由为生命的匈牙利人民悲哀。 前方的路太凄迷 东欧、苏联巨变后，匈牙利虽未像苏联等国那样按美国的那位萨克斯教授的药方搞什么“休克疗法”，但十年的大折腾，他们的思想、精神早已被搞休克了、麻木了。社会彻底转向，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身历其境的人们所受到的挫折与震撼。在十年前从一种幻想出发的人们时至今日对什么都不再抱有幻想了。 从经济上看，匈牙利经历了十年的私有化。私有化完成之后，原来的国民经济体系面目全非，民族经济七零八落。匈牙利在采取较为规范的市场经济的方式，对原有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民经济体系进行改造。今天终于水落石出。匈牙利目前第二、三产业中的优质资产大多成了西方大资本集团的囊中之物。占有绝对优势的外国资本在匈牙利可谓“分田分地真忙”。匈牙利工业部门中最重要的采矿业和加工业，外国资本均已占据了主导地位。对于一些小的生产行业，外国同业资本甚至采取整体购买，然后破产，迫使匈牙利进口，全面占领该行业市场。 外国资本控制匈牙利经济最成功的莫过于对现代经济的枢纽——金融业的全面收购。目前，外国资本，包括西方国家的银行和投资基金，已经拥有匈牙利60.4％的银行资产，其中大部分是匈牙利最优质的金融资产。西方国家的投资基金组合也主导着布达佩斯证券交易所的大盘走向。 西方资本并不满足于对市场的占领，还向匈牙利更深入的领域渗透，这其中也包括了对匈牙利高等学校的教学与科研领域施加影响。据我所知，匈牙利最著名的大学之一，经济类高校的翘楚——布达佩斯经济大学(原卡尔·马克思经济大学)的市场营销专业正在研究一个课题——如何使习惯于天然果汁的匈牙利人转而爱喝美国的可口可乐。 在政治上，匈牙利最主要的三大政党十年来已经轮流上台，全部表演过一番了。结果如何?匈牙利一份有影响的大报的一项调查说：人民对现制度的评价一年不如一年，对未来的看法也是一年不如一年。 十年前共产党下台后，第一个执政的是民主论坛，一个相当松散的政党，主要由一批有名望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组成。上台后很快就搞得一塌糊涂，稀里糊涂地又下了台。 第二个是由原来共产党中一部分官员组成的社会党，他们并不想，也没有能力阻止私有化浪潮，只是想做一些调整。他们上台后私有化带来的，诸如：政府财政税收大幅度减少等问题已经开始显现。为了解决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社会党政府只好打社会福利的主意。可笑的是社会党居然认为：自己与人民群众有着“血缘”的联系，人民会忍受他们改革措施的“阵痛”，于是大杀大砍社会福利，这些“左派”干了许多右派都不敢干的事儿。结果社会大哗，这个党挨骂最多，灰溜溜下台了事。 第三个党原叫“青年民主联盟”，骨干是1989年巨变时一伙受老的持不同政见人士影响的大学生、研究生。这些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去美国等西方国家读了个博士之类，回来后赶上社会党名誉扫地，便乘机上了台。虽然当政了，但总有“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感觉，于是自己把“青年”去掉，号称是代表匈牙利所有“公民”的党。但并不能因此而一下子成熟起来。与对社会党不同，大家对这个党本来也没抱什么希望，所以没有失望的问题。骂这个党的不多，主要是笑话它。一般人认为它只会说，不会做。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政法系北京100037)
十年前，以匈牙利为先导，整个东欧以至苏联，发生了一连串的制度巨变。十年来他们并没有脱离中国人的视野，特别是没有脱离国内理论界的视野。人们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一直在解读着那场社会巨变。今天对那场历史变故看得也许比当年更清楚。 十年前政治巨变发生时，人们的情绪与今天全然不同。据一些匈牙利朋友讲，当年人们成群结队，兴高采烈地去投票站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应当说，当年的社会变革得到了多数人的欢迎与支持。没有多少人留恋，没有多少人抗争，人们对告别过去报以欢呼，对未来充满希望。西方舆论中，将匈牙利以及东欧其他国家政治巨变称为：“天鹅绒革命。”十年一挥间，社会气氛大相径庭。沮丧驱散了笑意，悲观取代了乐观。无论是十年前的剧变还是十年来的演变，匈牙利以及东欧国家的历史都极具戏剧性。 啼笑因缘为哪般 匈牙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逐步建立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出现了巨大的社会进步。其表现是经济发展，人民富裕，文教发达。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人民教育普及和文化事业发达，匈牙利的知识分子在社会成员中的比例很高。80年代的一些统计表明：匈牙利青年人中受大学教育的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大约排在前五位以内。又如，医生在人口中的比例匈牙利是世界上最高的。这种社会结构使匈牙利人的理性思维十分发达，社会舆论力量强大，没有舆论的赞同与支持，政府很难办成什么事。而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控制力量的“国家机器”即强制性的政权机关——军队与警察等，对社会影响则大大地降低了。这种现象不仅在东欧、苏联的社会巨变中可以看到，在20世纪末的一些社会变革，如印度尼西亚导致苏哈托政权倒台的革命中也有某种程度的体现。 匈牙利那一代共产党人，或者说卡达尔所遭遇的悲剧在于：当社会舆论的作用在上升的历史时期，他们却越来越失去了对社会舆论的主导权。当年匈牙利的“党和政府”或者说是经历过1956年事件的卡达尔的执政逻辑是非常简单的：努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赶超西方，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们认为，只要这样就可以保持社会稳定和发展。然而历史却比他们的逻辑复杂的多。 其实匈牙利当年人民生活普遍富裕，并在某些方面超过了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中等生活水准。当年的生活水平，今日仍依稀可辨。 匈牙利人的住房给人以深刻印象。如果你在匈牙利旅行，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到处可见风格各异、美观漂亮的别墅式住宅，只是在大城市居民才可以看到我国城市常见的公寓楼。匈牙利大城市的公寓楼与我国相仿，一般每户也是两室一厅或三室一厅，面积一般不大，但内部装修水平还不错。80年代匈牙利全国居民人均住房的使用面积为30平方米。现在大多数匈牙利人仍然住在过去宽敞明亮的房子里，但房屋的维修费用已变得非常昂贵了。许多人都有住得上、修不起的感觉。 匈牙利的城市交通十分发达。首都布达佩斯公共交通网由地铁、有轨电车、公共汽车和轻轨火车四个系统组成，相互衔接，四通八达。公交系统效率很高，不仅便捷迅速而且非常准时。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站上均有时刻表，显示全天每班车时间，有轨电车的正点率接近百分之百，公共汽车也是八九不离十。因此市民在市内活动一般都选用公共交通。逢举行重大活动时，可看到一些佩带勋章的将军也乘地铁或有轨电车前往参加。遗憾的是现在公共交通价格较高，比起当年公交价格上涨了10至20倍，现在一张布达佩斯通用月票要花费该市居民月平均收入的近十分之一。 当年匈牙利人高水平生活的最突出体现，莫过于“食”的方面。匈牙利当年的农业和食品消费令世人艳羡。80年代匈牙利人的人均农业产值仅次于丹麦之后居世界第二位，肉、蛋、禽、奶等十种主要副食品的人均消费量均列世界前十位之内，其中几项居前一、二位，饮食的综合水平是世界上最好的。今天匈牙利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已大不如前，但饮食方面还依然是不错的，现在一袋1公斤的面粉只需30几个福林，而在街上去一次收费公共厕所却要40至60福林。 既然当年的经济发展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已不错，那么为什么会发生社会巨变呢?也许我们习惯了那种简单的经济决定论的思维逻辑，从匈牙利及东欧的社会变革中，可以使我们了解历史发展演变的复杂性。从这个意义上，所谓天鹅绒革命”是非常具有观察和认识价值的一次社会变革。 1989年政治巨变时，匈牙利共产党内的重要人物波日高伊就曾说过：“这次制度变革中有三种主要的政治力量：一是主张改革的共产党人，二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三是参加1956年事件的流亡国外的人。”流亡国外的是个“外因”，而所谓“主张改革的共产党人”也是臣服于自由派知识分子话语霸权的人，或者说是党内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十年沧桑话凄凉 社会巨变使匈牙利从经济结构到人民生活的形态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匈牙利十年来，根据他们自己的估计，大约70％的居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约20％的居民持平，不足10％的居民上升，其中有少数大幅上升，成为所谓的新贵族。1989年后的十年间，匈牙利国民经济经历了大幅下降和起伏不定的恢复性上升的曲折反复，1997年国民生产总值大约为1989年的90％，而1998年国民平均实际工资相当于1989年的80％。 我所接触的大学教授，无论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尚属社会中上层，他们的生活同样是今非昔比了。过去他们收入颇丰，有房有车，周末、节假日驾车带上一家人到旅游风景区的别墅度假，还时常出国旅游。现在虽然车、房还在，但汽油每升价格涨到了合人民币7元以上，车简直没法开了。水的价格是十年前的100倍，天然气价格是当年的80倍，而平均名义工资只是当年的6.5倍。老百姓叫苦不迭。相比之下，我感觉布达佩斯人的日常生活(主要指日常生活中收入与开支)，相当于北京人的中下水平。 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最突出地表现于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全面崩溃。匈牙利人原来享有的社会福利是举世闻名的。巨变前的1988年，匈牙利的社会保障收入在GDP中的比例高达36.9％，居世界第一。原来全民享有全额医疗保障，生病住院不仅全部医疗费用由国家提供，连住院期间的伙食也是免费的。现在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社会福利削减的最大的受害者是低收入阶层。在匈牙利的所谓“转型社会”中，许多人，特别是中老年人住的房子挺好，穿的也颇为讲究，这些都是过去岁月的遗产，可就是囊中羞涩，缺现钱。在街头和旅游景点，我几次遇到穿着相当体面的老先生突然与我搭话：“先生，能给我一个美元吗?”有一次我身边没带美元，只好说：“对不起，我没有美元。”老先生继续恳切地说道：“给我一些福林也行!”当时我心里猜想：这位老者几年前说不定是位受人尊重的教授或是位“有头有脸”的人物。如此体面颇有气质的老人竟然沦落到伸手乞讨的地步，让人痛心莫名。 人们常说像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是青年人的乐园，中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场。在社会全面转向资本主义后的匈牙利却没有变成青年人的乐园，可以说：十年的社会巨变使普通人民中的老中青三代人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现在匈牙利年轻人从某种程度上承受的压力不比老年人小。十年的经济、社会衰退与停滞，使百业萧条，不景气、陈旧与破败明明白白地写在城市的脸上，面对一片萧条，许多青年人毕业即是失业。目前，匈牙利20至24岁青年人中失业一年以上的占40.6％；25至29岁青年人失业一年以上的更高达46.5％。 十年来，布达佩斯除了几座法国、加拿大等国投资建造的漂亮豪华的大型购物中心以外，城市建设完全处于停顿状态。一切都在变旧、褪色、老化。美丽的布达佩斯正在失去往日的光彩。然而，无处不在的涂鸦，却成为使每个初到布达佩斯的人惊诧不已的一道新风景线。涂鸦原产自西方国家，是西方城市文化的一道特产，它表达着社会底层青年的无聊、无奈与愤怒的边缘化情绪。因此，在西方国家，涂鸦也自然成为社会分层的一个非常直观的标志。 十年的衰退消磨着匈牙利人的温和与忍耐。我在匈牙利时正赶上了三个月内发生的第二次全国铁路工人大罢工，使城市间铁路客货运陷于瘫痪。由于信号工人的参与，罢工还影响了欧洲的过境铁路运输。据电视讲，这是自奥匈帝国以来匈牙利规模最大的罢工。 历史常常嘲弄人。当年共产党人的惆怅与失落，已经轮回到了今朝风流——西化派知识分子的头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他们今天的困惑与彷徨。他们在政治上早已没了当年的热情。与他们交谈，每每可以感觉到其谈吐中观点上的矛盾和混乱。我认识的一位有名望的资深教授，1989年时我就与他有过接触，当时他的热情很高，倾向也很鲜明。而十年后他却对我说：这些年来一直在后悔。投票也总是投错，有时选票一投下去就开始后悔了。 现在许多匈牙利人讲，过去说我们只是名义上的社会主人，现在的变化就是连这个名义也没有了。过去匈牙利人不满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现在却被置于北约的控制之下：只要天气晴朗，北约的战斗机进行飞行训练，在布达佩斯的上空拉出道道白烟，似乎时时在提醒人们北约的存在。提到此事，一位老教授激愤地说：“我们还在多大程度上拥有主权?我们已经没有领空了!”我真为裴多菲的后代，历来视自由为生命的匈牙利人民悲哀。 前方的路太凄迷 东欧、苏联巨变后，匈牙利虽未像苏联等国那样按美国的那位萨克斯教授的药方搞什么“休克疗法”，但十年的大折腾，他们的思想、精神早已被搞休克了、麻木了。社会彻底转向，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身历其境的人们所受到的挫折与震撼。在十年前从一种幻想出发的人们时至今日对什么都不再抱有幻想了。 从经济上看，匈牙利经历了十年的私有化。私有化完成之后，原来的国民经济体系面目全非，民族经济七零八落。匈牙利在采取较为规范的市场经济的方式，对原有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民经济体系进行改造。今天终于水落石出。匈牙利目前第二、三产业中的优质资产大多成了西方大资本集团的囊中之物。占有绝对优势的外国资本在匈牙利可谓“分田分地真忙”。匈牙利工业部门中最重要的采矿业和加工业，外国资本均已占据了主导地位。对于一些小的生产行业，外国同业资本甚至采取整体购买，然后破产，迫使匈牙利进口，全面占领该行业市场。 外国资本控制匈牙利经济最成功的莫过于对现代经济的枢纽——金融业的全面收购。目前，外国资本，包括西方国家的银行和投资基金，已经拥有匈牙利60.4％的银行资产，其中大部分是匈牙利最优质的金融资产。西方国家的投资基金组合也主导着布达佩斯证券交易所的大盘走向。 西方资本并不满足于对市场的占领，还向匈牙利更深入的领域渗透，这其中也包括了对匈牙利高等学校的教学与科研领域施加影响。据我所知，匈牙利最著名的大学之一，经济类高校的翘楚——布达佩斯经济大学(原卡尔·马克思经济大学)的市场营销专业正在研究一个课题——如何使习惯于天然果汁的匈牙利人转而爱喝美国的可口可乐。 在政治上，匈牙利最主要的三大政党十年来已经轮流上台，全部表演过一番了。结果如何?匈牙利一份有影响的大报的一项调查说：人民对现制度的评价一年不如一年，对未来的看法也是一年不如一年。 十年前共产党下台后，第一个执政的是民主论坛，一个相当松散的政党，主要由一批有名望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组成。上台后很快就搞得一塌糊涂，稀里糊涂地又下了台。 第二个是由原来共产党中一部分官员组成的社会党，他们并不想，也没有能力阻止私有化浪潮，只是想做一些调整。他们上台后私有化带来的，诸如：政府财政税收大幅度减少等问题已经开始显现。为了解决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社会党政府只好打社会福利的主意。可笑的是社会党居然认为：自己与人民群众有着“血缘”的联系，人民会忍受他们改革措施的“阵痛”，于是大杀大砍社会福利，这些“左派”干了许多右派都不敢干的事儿。结果社会大哗，这个党挨骂最多，灰溜溜下台了事。 第三个党原叫“青年民主联盟”，骨干是1989年巨变时一伙受老的持不同政见人士影响的大学生、研究生。这些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去美国等西方国家读了个博士之类，回来后赶上社会党名誉扫地，便乘机上了台。虽然当政了，但总有“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感觉，于是自己把“青年”去掉，号称是代表匈牙利所有“公民”的党。但并不能因此而一下子成熟起来。与对社会党不同，大家对这个党本来也没抱什么希望，所以没有失望的问题。骂这个党的不多，主要是笑话它。一般人认为它只会说，不会做。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政法系北京100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