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顾顺章简介:乐山市三江评论集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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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不会轻易放松【 2011-9-15 10:59:24 】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连 平
2011年8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6.4%，增幅比上月末下降0.2个百分点；当月新增人民币贷款5485亿元，较上月多增559亿元，较去年同期多增93亿元。8月新增贷款有所回升主要是季节性变动，历史上看，2003—2010年期间，除2007和2008年外，每年的7、8、9三个月的新增贷款都是依次递增。这主要是因为商业银行在上半年末加大贷款投放（主要是增加短期贷款）以提升经营业绩，下半年初则新增贷款回落，而随着这一因素的消失，8月贷款投放也逐渐回归正常。此外，新增贷款回升或许表明信贷向某些领域定向放松，但不意味着政策明显放松，当前信贷运行仍属平稳、可控。
从结构上看，新增贷款回升主要源于对公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多增较多。当月对公中长期贷款增加1011亿元，与上月基本持平；对公短期贷款增加1588亿元，较上月多增275亿元；票据融资增加917亿元，较上月多增264亿元。这可能与监管部门鼓励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投放有关，因为中小企业的短期贷款需求相对较大。还需注意的是，在票据贴现利率不断攀高的情况下，票据融资增幅连续扩大，加上短期贷款增加较多，表明企业短期流动性资金需求非常迫切。再结合新增对公中长期贷款保持较低水平，反映出企业盈利预期下降、投资意愿不强。
当月新增居民户贷款1888亿元，较上月略有回升，但这主要是短期贷款多增，当月居民户中长期贷款较上月回落211亿元，反映了住房市场的持续低迷。
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依然较强的情况下，当月新增外币贷款在经过上月的短暂下降后又恢复增长，当月增加59亿美元；可能是银行加大外币存款拓展力度，当月外币存款增加83亿美元。受此影响，截至8月末，外币贷存比198％，较上月末下降4.4个百分点。
受季节性因素消失的影响，当月存款和货币供应恢复正常增长。但由于去年同期基数较高，8月末，M2同比增速进一步回落到13.5％，创200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M1同比增速也回落到11.2％。但受企业短期贷款增加较多、相应活期存款也可能显著增加的影响，M1回落幅度有所收窄。M2增速连续数月低于16％的调控目标、M1增速持续下降和货币市场利率维持高位表明，当前流动性偏紧。
年内信贷运行展望。受准备金率连续提高、差别准备金率动态调整以及存款增速放缓的影响，加之近日准备金缴存基数扩大，年内银行信贷投放能力难以明显提高。但考虑到经济增速放缓和外围经济有较大不确定性，在总体信贷紧缩继续的情况下，信贷投放有可能向三农、中小企业、保障房等领域定向放松。
年内货币政策分析与展望。尽管8月CPI涨幅有所回落，但未来快速、大幅回落的可能性不大，实际物价水平还略有升高，通胀压力依然不小，货币政策不会轻易放松。但从近期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均有所回落来看，中国经济增速已放缓，特别是考虑到发达经济体复苏前景暗淡、我国出口动力减弱，预计货币政策也不会进一步收紧。综上考虑，预计货币政策总体基调继续保持稳健，但更注重审慎平衡和前瞻把握，进一步增强灵活性、针对性和前瞻性。
在具体工具的使用上，近日准备金缴存基数扩大相当于准备金率提高1-1.5％，年内准备金率几无可能再次上调，而考虑到央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减缓这一冲击，准备金率下调的可能性也不大，而且下调也容易给市场以政策明显放松的信号。这在当前的情况下并不合适；如前所述，加息的必要性已明显降低，同时还受到中外利差扩大引致资本流入、加重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以及进一步抬高中小企业融资成本的制约，加之预计物价涨幅将缓慢回落，负利率状况也将随之改观，维持年内不会加息的判断；在准备金率和利率保持稳定的情况下，下一阶段货币政策操作将更倚重公开市场操作的灵活调节，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适度和优化资金分布、调节到期结构。
来源： 新华网
食品安全监管如何“道高一丈”
变“不作为”为“有作为”，进而实现科学作为，在监管者与违法者的“动态对抗”中实现并保持“优势对抗”，才能真正保障食品安全
近日，公安部统一指挥浙江、山东、河南等地公安机关历时4个月，成功破获了一起利用地沟油制售食用油特大案件，查获扣押地沟油炼制的食用油100余吨。
尽管地沟油产业“传说”已久，但当公安机关摧毁其地下产业链时，还是令人震惊：跨省收购作业、产量达每天数十吨、销往粮油市场……在庆幸于一条非法产业链被斩断的同时，人们依然充满焦虑。
应该说，公安机关声势浩大的侦查行动对迅速查清问题、保障食品安全起到很大作用，也让海内外看到了中国整治食品安全的努力和决心。但是，在食品安全事件屡屡发生之后，地沟油制售食用油走向产业化、规模化之势，让人不禁深思。
当前，我国已经建立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食品安全法》也已经在原则上明确了卫生监督、食品安全、工商管理、质量监督等多个部门的职能，形成监管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并统一协调的监管格局，这为食品安全提供了基础性的制度保障，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食品安全屏障作用。
但同时也不可否认，由于食品安全管理难度大、成本高，甚至掺杂有部门和私人利益的考虑，各部门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监管逐渐由“谁都管”变成了“谁都难管”。同时，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某些职能部门的惯用手法就是，将各自的管理权限画地为牢，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挡箭牌。食品安全的这种多头管理格局导致相关部门权责不分，进而引发的监管的不力也给不法商贩提供了“黑色产业”的膨胀空间。
在这个意义上，制度的设计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还有“责任心”和“主动性”。可以说，公安部依法打击地沟油案件，就体现了这种“作为精神”，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也极大地震慑了食品安全犯罪。也因为此，我们有理由责问：在地沟油制售从小作坊到大工厂“升级”时，当不法商贩已经非法从事地沟油制售多年时，平日严守“生产环节监管”、“流通环节监管”等种种界限的职能部门又在何处？
行政监管如果无措或缺失，食品安全的承诺即是一句空话。地沟油案件的发生，再度敲响食品安全警钟，加强食品监管的控制显得尤为重要。而对于我们的行政监管部门而言，不仅仅是要改变以往的“不作为”，还要在“有作为”的基础上实现科学作为，在监管者与违法者的“动态对抗”中实现并保持“优势对抗”，就算“魔高一尺”，也要“道高一丈”。（张 洋）
查处“地沟油”需要颠三倒四 为了感化这个贬义词，不妨当中性用一用。用它来说说“地沟油”查处的顺序安排问题，也就是雷厉风行的行动，时间安排上有没有个“倒顺”？
国务院日前电视电话会不是严肃认真部署了嘛，万余吨“地沟油”被证实流入市场，国务院食品办、公安部牵头，全国各地紧急行动，务必将没入席的挡在门外，捣毁销售网络，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这还有什么“倒顺”可言？笔者认为，有。
根据过去经验，对落实国务院的部署，一般是先城市，后农村；先大城市，后小城市；先县城，后乡镇。这就是“通花顺”。而“地沟油”事件的打击，先大城市、大餐厅，再小县城，小餐馆，在警力、专业人员不足的情况下，按这个逻辑行事再容易不过了，就是有微词也难以启齿。
打击“地沟油”始作俑和“后作俑者”，窃以为顺序安排上应有变化，重点放在县、乡镇小餐馆。即使不如此，起码大城、小城来个颠三倒四。借鉴电影里的玩牌，多倒几把，减少对方作弊的百分比；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让作奸犯科者摸不着方向，增加落网几率。
“地沟油”用量，笔者认为县、乡小餐馆比大城市大餐馆大得多。重庆云阳县查处的一起，犯者是从厕所下面的阴沟里捞“油水”。那些小餐厅，基本没有什么监督。“大的”还顾不上，哪管得了背街小巷。众多小 馆子常常端出来的菜，油的颜色要么黑如煤，要么黄如花，不敢肯定都是“地沟油”，但起码用油不正常。某县40公里处有一道教场所，节日不乏去拜祭心中杜撰出的主事菩萨的，多是提菜油。“高峰期”，庙上准备装油的缸不够用。装进缸里的油的卫生根本没保障，庙上人吃不完，多是流入了乡、城的小餐馆。
进小餐馆的多是些为生活奔波，缺钱、少时的普通人，吃了“地沟油”，要么不知情，要么捏着鼻子吃冲菜说不出口，反正眼不见为净。这样，作案“伙夫”的胆子就更大。如果查处“地沟油”的重心下沉，也算缩小“地沟油贫富差距”之举，为普通老百姓积德。这类歹毒之事不同于其他，立足点是打击、捣毁、惩处。“地沟油”乱世不用重典，难服民心。不存在轰轰烈烈的“抓大案”，震慑“下面”，使其投案从轻。这近乎投毒都敢干的人，不是吓大的。非下决心让其所作所为者倾家荡产不可。又煮夹生饭，道德水准江河日下就非危言耸听。
不管他富有还是贫穷，以犯法求利，就不能给社会同情空间。有一种怪现象，明明是摩托车非法载客，摊主随意摆摊设点，反而出现了中国人要吃中国饭的舆论场，执法者倒遭受道德谴责。于是种种乱象越来越理直气壮。所以与玩“地沟油”们的角力，一点不能掺进贫富理念；谁都一样，没有哪类人该打击、哪类人重在教育的区别，更不能生出一杆打了满圈鸡，叫起来影响形象的怪念头。（文/王自喜）
有一种教师不配过教师节
王旭明 语文出版社社长
今年的教师节在一浪又一浪的感动之潮水中过去了。可以说，党和政府对教育和教师的重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胡锦涛到北京八十中学慰问师生，温家宝到河北贫困山区为普通教师和孩子们做报告，李长春在教师节晚会节目录制现场为先进教师颁奖两次深深鞠躬并承诺解决山区老师教学仪器等等，都让人感动与振奋。
在情感高潮之后让我们回归理智，让我们注视现实，我们会注意到在我国教师队伍中发生的些许变化和种种现象。对这些现象恐不能用害群之马来论，也不能简单用多数与少数、主流与支流来论，如何分析我目前尚无深入研究，但可以肯定的说这些老师是有悖师德的，是不配过教师节的。
例如我写过的开学奇闻以偏不概全之一：一朋友小孩儿刚上小学一年级，小两口告我孩子今天可高兴了，说老师课上提问他好多次，别人举手老师也不叫。我说你们孩子真福气。爸爸说福气啥呀，昨刚给老师送的红包。还例如我写过的之二：一所大家都争抢进入的学校校长在新生家长会上说，你们不用送老师这个那个的，送了老师也不会要。若送就送学校，以捐资助学形式不犯错。多的呢你们看那边的草坪就是家长捐助百万元铺的；少的呢你们看这屋里的几十盆花也就万把块吧，谢谢家长们了。还有某地一官员告我其子在某小学就读，老师在课堂上不讲课，说是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家长为此找学校和老师，回答是你们若想学习就去课外辅导班吧，或另外交钱到老师家去一对一辅导。这叫什么事儿啊！
近几个月来我不知有意或无意得罪或伤害了多少朋友，有让我帮忙找幼儿园、找小学的，有让我帮忙找初中、找高中的，还有大学、研究生的，基本都没有帮上忙。一遍遍的解释、一次次的看着那一张张无助又求助的面孔，我亦无助且神伤、心伤。此时此刻一并道一声：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上学，不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吗？所以如此这般绝非一个制度不合理所全能解释，难道我们有关学校、有关老师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我又一次想起了那在汶川大地震中放言只顾自己逃命，家人都可不管遑论学生的老师；想起了那位公开且放肆的在自己的博文中说如果没有4000万元就不要来见我、甚至都不要对人提起我曾为你们老师的老师；还有让学生为自己打工，美其名曰社会实践、一年内出十几本书的教授，以及弄虚作假、学术剽窃的种种所谓老师。
所有这一切，所有与这一切相关的老师都应扪心自问，你们配过教师节吗？
撰写此文时我看到一位39岁身高不足1.2米、91年在河北蔚县做代课教师郭省，20个年头，大大小小的奖项他得了无数，09年他被评为‘蔚县十大杰出青年’，前县委书记却说他“不能转正，有损蔚县的教师形象。”书记的话让我深思，我倒想追问下，今天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教师形象？其实，问题难也不难回答。不难的是，郭省当然是优秀教师形象，那些犯罪的、被抓起来的当然不是人民教师的形象，如果这些都不能判断清楚不是头脑注水就是头脑短路；判断上发生困难的倒是，我上述所列言行的老师是教师形象吗？是应该得到人们尊重的人民教师的光辉形象吗？
我的回答是，不！他们不配过教师节，也不配与人民教师为伍，直到他们改正了其言其行为止。令人欣喜的是，有关部门在今年教师节前再次强调了师德的重要并明确师德一票否决制。我期待有更具体的办法考核师德，我也期待当种种有悖师德的行为和人物跳出时能够得到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批评指责和处理。须知。扬善与惩恶务必同步，社会才能前进，事业才能辉煌而不被污染。
今年教师节、中秋节相隔很近，这看似巧合的时间安排倒也暗合了一种天意和人愿：人类有些神圣的情感和伟大的事业是容不得一点污染的，比如爱情、友情和恩情，比如教师、医生和作家，在纯白和皎洁的月光下，自认为拥有这些情感和从事这些职业的人们请清洗下自我，升华下自我，也对月反躬自问下：我干净吗？
教师节为所有干净的老师和校长而设立，中秋明月为证。可以不伟大，但不能不干净，更不能无耻！
给力民生是最大的善政
9月1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从吃、住、行、医、学入手——太原着力解决群众忧心事”为题，对太原市今年在民生方面取得的可喜变化进行了报道，充分肯定了市委市政府在民生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政府做得怎么样，市民最有发言权。如果你是程家村西巷的居民，会发现新的标准化公厕已投入使用；如果你是日常乘坐公交车上下班的工薪族，会发现公交车越来越多，而且价廉物美；如果你是翘首保障房的低收入群体，会发现入住新房也许不再是南柯一梦……诚然，这个城市现在还无法做到尽善尽美，但她正在悄然发生的变化昭示，以便民、惠民为旨归的民生建设已被市委市政府当做了头等大事，目的就是要“为群众解忧，让群众舒心”。
在现代社会中，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质量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发展程度，而政府要做的，就是为他们解忧愁，让他们有尊严。平常百姓，柴米油盐，没有太多的所谓“大事”，日常的“吃、住、行、学、医”几乎构成了生活的全部，直接决定了生活质量的高低。一个人的小事，积累起来就成为一个群体的大事，政府是否爱民，是否有效能，往往就体现在对这些小事的解决上。而决定其结果的，是我们的政府能否将其作为一件“大事”来办。
正所谓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这不仅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实践过程，怎么做比怎么说重要得多。我们欣喜地看到，尽管看病难、入园难、买房难等问题可谓全国性的难题，很多问题并不容易解决，但只要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政府部门再难也会努力去办，其中渗透着对群众的真情，体现着对群众的诚意。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只要各级干部把群众当亲人，倾听群众呼声，体察群众情绪，关心群众疾苦，并在实际行动中扎扎实实为群众排忧解难，就一定会得到群众的拥护，让双方的心贴得更近。长此以往，良性互动的确立必将内化为一种传统，给群众带来越来越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给力民生，太原在路上。（宋鹏伟）
家长委员会莫变成“拼爹会”
据报道,新学期伊始,广州不少名牌小学的新生家长忙着报名应聘火爆的家长委员会(家委会)。不少家长感叹,应聘家委会真是名副其实的“拼爹”——家长也要有“一技之长”:或地位、或资本。不少普通家长认为,他们在家委会的决定中“被代表”了。对此,有专家表示,家委会有必要,但要防止被异化。
家委会,顾名思义就是学生家长自发组成的、代表学生在校利益、与学校进行沟通、协商,并监督学校的非官方家长组织。家长委员会不仅能解决学校对学生管理的大包大揽,还可以减轻学校管理的负担,是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完善中小学学校管理制度的重要一环。在美国,“全国家长教师协会”会员总数超过500万人,已成为全面维护学生利益的全国性志愿者团体。
按理说,家委会的成员包括所有学生家长,执行机构常设委员会(常委会)则应该由家长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选举民主产生。但在我们的学校中,家委会通常被简化成了家委会常委会。家委会人数有限以及制度不健全,造成了家委会的产生不民主和权力约束不到位,那些拥有更多资源的家长便直接“被邀”成为家委会成员。
这样产生的家委会,肯定不能代表广大学生家长的意见和利益,其所做出的决定也势必难以符合广大学生家长的意愿。更有甚者,个别家委会假借全体家长的名义,与学校管理者、教育行政部门、校外经济组织结成利益小团体。学校将收取补课费、举办培训班和竞赛等,以通过家委会认可的名义“名正言顺”地实施,把自己乱收费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使学校与家长的矛盾,转化成家长之间的矛盾。最终,家委会变成“官员联谊会”或“收费委员会”,广大普通家长难免感到自己在家委会及其决定中“被代表”。
要使家委会成为真正代表全体家长的“合法的”家长组织,首先要明确家委会的性质、功能与职责,健全家委会的产生、运作和监督等制度,教育部门也要通过制度法规或指导意见,确立家委会的法律地位和权力范围,以及与学校、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督导部门的关系。如此,才能让家委会回归本真,才不会让“拼爹”与“被代表”异化家委会,最终通过家委会制衡学校和政府教育部门的权力,有效防止学校和政府教育部门以公共权力胁迫家长,和谐化解家长与学校、教育部门之间的纷争,最终促进教育事业发展。（胡乐乐）
农民“被上楼” 怕丢掉未来
近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与一直致力于民俗文化研究的国务院参事冯骥才共同对话古村落保护问题。温总理在讲话中指出,强拆把农民赶上楼,丢掉的不仅是古村落,连现代农村的风光都没有了。
目前,一场让农民上楼的行动,正在全国许多地方进行:某地宣布取消域内所有行政村建制,生生造出208个“万人村”;曾被评为省生态文明村的一个村落,如今已被拆成一片废墟,刚修好的“村村通”水泥路被铲平;有的村被整体拆迁……在广大农村地区,还有许多大拆大建正在进行。
我们常常讲,要把群众满意不满意、欢迎不欢迎、高兴不高兴作为我们决策的依据。那么,农民对“进新区”、“上楼房”的真实心态是什么样的呢?近日,一位地方领导到农村“住村入户点调研”后得出这样的看法:“农村不能老是搞大拆大建,拆农民的老房子,农民都不愿搬出去,连老支书都不愿意走。”
一些地方没有把握加快城镇化、建设新农村的科学内涵,盲目规划,竞相攀比,大拆大建,在“拆村并居”“集约土地”等口号下,“风扫老村如卷叶”。在相当多的农村,农民先失土地,再失家园。旧的房子被拆,新楼房建起来,表面上看是实现了城镇化,但没有现代经济的支撑,农民从事的还是传统农业生产,“鸡鸭上楼,小区养猪”,哪有一点现代化的影子?不可否认,一些地方决策者的强力推动出发点是好的,但开展疾风暴雨式的城镇化建设,首先还是要考虑农民的适应和接受程度。
集中搞农民上楼,不仅仅是一个农民能不能接受的问题,而且有一个如何向中国“民俗文化”负责的问题。国务院参事冯骥才直面温总理说:“最近,我们对山东古村落做了一个调查,结果让人吃惊,现今一座完整的原真的古村落也没有了,能想象齐鲁大地上找不到古村落吗?”倘若这样的现象不仅发生在山东,而且发生在全中国,真难以想象那是怎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才有了更多的专家学者呼吁“千姿百态的古村落的存亡,已经到了紧急关头”。
回顾历史,如果以前这样的“大拆大建”进行得干净彻底,我们是否还有今天的和顺、宏村、周庄、同里、平遥?是否还有那么多的文化遗产可以申报?十年树木,百年建村。走在古村落的青石板上,就像翻阅一部部深远厚重的书。在品读古村各自不同的韵味时,我们既要敬畏先贤,也要想想自己,今天我们所有的大规划、大手笔、大运作,是不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能不能像我们的先人一样,给我们的后人也留下一点“非遗”,而不是“非议”。（完颜平）
多收的税，要退还纳税人
新的个人所得税法9月1日开始施行，个税起征点从2000元提高到3500元。但在上海、福建厦门、天津武清、河北唐山等地，一些税务部门仍然按2000元起征个税，上海更是出现了双重标准。面对质疑，一些地方的税务部门称，这是软件没有升级更新所致。（9月13日《光明日报》）
说“软件没有升级更新”，这是在以文字游戏回避实质问题———关于新旧个税法的衔接，国家税务总局在9月1日前已经有明确解释，要求税务机关认真贯彻执行相关规定，保证新旧个税起征点的无缝衔接。这些地方的税务部门没有及时升级软件，就是没尽职。依据新法，纳税人本该享受少纳税的福利，可因税务部门的错误没享受到，税务部门不只是一句“软件没有升级更新”就可以卸责的，必须纠错和退回多收的税。
在一些地方，税务部门“退税”的理念很弱，钱到了他们那里，即使错了，也很难退回来。典型者如前段时间沸沸扬扬的“房产证加名税”，好几个地方突然收税，舆论压力下国税总局和财政部联合叫停，意味着这税不该收不能收，可收的已经收了，没收的以后就不收了，并没提到退还。这是很夹生的纠错。有些地方对乱收费的治理，就遵循着同样的夹生逻辑，最多只是叫停乱收费，而很少责令退还。
软件没有升级更新，显然是借口，摆明了是有些地方推迟搪塞个税新政：增起税来，软件比谁升级更新得都快，减起税来动作比谁都迟缓，多收一分是一分。是错而不认错，知错而不改，多收的税不退还，这无异于纵容乱收税。既然多收了税，那就马上退税，这天经地义。（曹林）
鱼精蛋白“救命药荒”该如何破解
鱼精蛋白,一种心脏手术必须的药品,这两天几乎引起了全中国与心脏有关的医疗机构的注意,因为这种药品严重缺乏,已经有很多医院被迫停止了心脏手术。(9月12日中国广播网)
其实早在今年7月,因为厂家突然断货,在多个城市出现了大面积的鱼精蛋白注射液紧缺。按照以往的经验判断,很多人会以为这只是一种意外,紧缺应该很快会填补上,问题很快可以得到解决。作为当时国内唯一的生产商——上海第一生化药业,其负责人给的一个说法是,因为原料不合格,暂时没有进行生产,全国都缺货,何时能恢复正常供应还不清楚。
步入8月,“荒”的局面却依然没有得到缓解,甚至有加重的迹象。多家媒体报道,在广州、武汉等多地医院,鱼精蛋白还在断货,逾九成心脏手术面临“停摆”危险。而生产药企对此表示,并没有停产鱼精蛋白,只是缩减产量。主要是原材料问题,在生产工艺上有所改变。“最快也要第四季度或明年才能恢复正常。”
进至9月,“荒”还在继续发酵。经过多家媒体的一轮轮报道及追问,药企又有了新的说法,鱼精蛋白的原料有季节性,且取自海鱼,确实有一定供货紧张的情况,目前并没有停止生产。意思是说,因为原材料减少才造成了紧缺。
这些迹象表明,无论是玩停产,还是玩减产,药企根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制造“救命药荒”来绑架公众利益,对有关部门进行“逼宫”。他们可以从这种“荒”中获得哪些好处?一是可以满足他们提出的或明或暗的额外要求。明的是直接允许他们提高药品价格,暗的是,他们可以在其它公众不注意的高价药品上做文章。二是可以要挟医院。在上海,记者暗访中,该公司某销售经理就表示,现在每个月的产量是400盒,“要想保证医院能拿到药,可以与药厂、中标的药品公司签订三方协议,如果肝素钠也用我们公司的,我们会按比例供给‘鱼精蛋白’。”最后,还可以通过制造市场紧缺局面,坐收另一种渔人之利。救命药一旦荒起来,医疗机构及患者只能到黑市中去出高价购买,但高价的救命药源头同样来源于药企,他们是利益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药企为何有底气有能力这样绑架公众利益?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垄断。现在全国的医院都由这一两家企业供货。而这种药品在临床上具有不可替代性,属于一种“孤儿药”。当一种不可替代的临床救命药生产权就掌握在一两家药企手上,出现这种“紧缺”乃至“逼宫”都是意料中的事了。有几家垄断企业不是这样干的?
如何破解“救命药荒”?站在公众的立场,政府相关部门应采取多种措施,特别是设法尽快打破药物生产销售的垄断局面。一是应该出台保护政策,鼓励更多的药企参与生产,合理利用市场杠杆调节,并做好预警防范工作,避免那些心脏病患者深受其害。二是开放市场,允许医院引进国外同类产品,以缓解紧缺局面。三是应该尊重市场规律,重新评估拟定新的市场价格,一种药品价格十几年不动肯定是不太正常的。给企业创造合理的利润空间,能够吸引更多药企参与到这种药品生产中来,打破这种垄断的局面。（吴帅）
中秋假期，延后一天多好
完全可以安排成周六上班，周日、周一、周二休息，让民众充分感受到“月是故乡明”的团圆之乐。中秋假绝非一个可有可无的民间谈资，而应尽早进入有关部门的决策视野，通过完善细节，让中秋节的节日温情与民众归家权利兼得。
新华社报道了一个让人“纠结”的新闻。今年的中秋节共放假３天，９月１２日是农历八月十五，为３天假期的最后一天。黄宁华在广西南宁上班，今年中秋回到崇左市宁明县老家，对中秋之夜是在家里过还是赶回南宁很是“纠结”。中秋当天就返回工作地，就难以与家人共度中秋之夜；在家度过中秋夜，想在第二天赶回工作单位正常上班则没那么容易。
这并非黄宁华一个人的“纠结”。基于民族文化基因中对家庭与团圆的特别珍视，政府决定将中秋列为法定假。但今年中秋节，偏偏却让最美好的中秋之夜“撞”在节日最后一天，那些家在外地的人，好不容易拥有了回家团圆的机会，却因为这一“巧合”只能无奈地放弃。
这影响的并非一两个人，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城市之间流动着的人何止千万。即使在一省之间，家在彼城而工作于另一城市的人也绝非少数。如果有一百个类似情状的人选择放弃，就意味着一百个家庭无法在中秋之夜团聚，而在他人阖家欢乐的时刻独守空屋，又会平添几分离愁别绪，这是多么让人扼腕叹息的事情。
这一尴尬的出现，对于安排中秋节假日的决策者来说，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当初没有预料到今年的特殊情况，第二种是虽然预料到，但考虑到中秋节历来是将周六周日与中秋当天捆绑在一起，为了避免变动带来的麻烦，所以没有采取相应的应对举措。
无论如何，这两种情况都不应出现。政府服务民众当注重细节，对于关系到民众切身权益的假日安排，决策者必须事先考虑周详，尽可能增进民众利益。
今年的中秋放假安排，民众的负面反映比较多，变更假期安排应该说是民众比较一致的吁求，期待有关方面吸取教训，未来再遇到类似情况，不妨提前对中秋节假日进行灵活安排，比如完全可以安排成民众周六上班，周日周一周二休息，让民众充分感受到“月是故乡明”的团圆之乐。
节假日时间如何安排，看起来是“小事一桩”，但一旦实施，从影响面来看，又绝对是“大事”。期待有关部门站在民众立场，多做人性化考量，以便更好地实现政策的初衷。
政府的一个小小变革，就能让更多民众成为节日的主人，反之则让一个庞大社会群体与节日乐趣失之交臂。由此可见，中秋假延后绝非一个可有可无的民间谈资，而应尽早进入有关部门的决策视野，通过完善细节，让中秋节的节日温情与民众归家权利兼得
“郑州桥”的胶水，有点冤
王成喜 绘
“耗资3000多万元，不到两年桥面两侧80个石栏杆掉了26个，严重威胁过往行人安全！”近日有网友爆料，河南郑州夏意桥的桥柱和柱头之间竟然是用胶水粘连而成，只要稍一用力推动，这些数十斤重的石柱头就会掉下来。
这个“桥糊糊”只是小弟。前两年，投资5000万、名噪一时的南京汉中门大桥也难免胶水糊桥的命运。这几年，胶水技术又有大发展。桥梁专家余钟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桥面的花岗岩铺装、桥体岗岩栏杆的柱头装饰都属于后期装修施工。而用石材胶粘接是一种常规做法，应用广泛，它的功效不同于普通胶水。
也许专家说可以用胶水粘桥是有一定道理的，可是专家作为理论工作者，往往只能猜到开头，不能猜到结局。
著名桥梁专家范立础院士就曾经说过，“科学不可能认识到终点。如果以前的规范做得不够谨慎，对风险估计得不足，那么在新规范里就要改进。我国的规范几乎是多年不改，而美国的规范每三到四年修订一次。”专家们依据的规范是什么呢？按照交通部门设计规范，室外受雨淋的混凝土构件，钢筋保护层最小设计厚度尚不到国际通用规范规定的一半。桥梁的设计承载能力仅为美英的68％和60％。这么个标准放在过去可能会顶上个几十年光阴，即使胶水粘合质量不过关也不会立马就塌了，但是放到当下，车辆数量大爆炸加上河流污染日益严重，这座“郑州桥”必然老得更快。
在规范上尚且如此，在管理养护招投标环节上，专家的话语权更加堪忧。例如，胶水糊上去往往没干透就“抢进度”，片面追求政绩的结果还导致了“早强水泥”在我国的普遍应用。在施工阶段，层层转包，装备落后，人海战术，节约造价也都超过了专家们的“理论头脑”。这个时候不能怪胶水，也不能怪专家，科学模型无法考虑“腐败”和“政绩”这些变量。
离奇的变量太多，责任的坐标缺失，科学家也只能徒唤奈何。上世纪90年代，上海外滩“外白渡桥”当年的外国承建公司来函给中国政府部门，称到某年某月某日，该桥寿命已到100年，“我们对该桥的责任已经终止”。而在缺乏“目标使用年限制度”的中国，谁敢对一座桥负上100年的责任？(付瑞生)
那些不排也罢的排名
不能把教育等同于商品生产机构,大学的产品是人的思想、意识和能力,这些是个人财产、论文数量和校友捐赠无法解释的
英国高等教育机构QS的全球大学排名又来了,前几天上海交大的刚来过,估计很快武书连的也要来,中国校友会的也要来。这大学排行榜“乌泱乌泱”的,足以把脑子最清楚的人弄迷糊。最搞笑的是,这些排行榜上大学的座次几乎截然不同,让人搞不清楚“好”和“不好”的界限在哪里。更有一些排名指标简直贻笑大方:有的以大学的“造富能力”(也就是出产富翁的能力)为指标,有的以“校友捐赠”为指标,还有一个名气很大的排行榜把中国第一的桂冠戴在了某大学头上,消息放出来,学子怨声载道:他们认为自己的学校走了后门。
大学排名很无聊——这就是我的结论。一个以教书育人、陶冶人的灵魂为宗旨的非营利性机构,怎么能用纯粹的数字来衡量呢?不能把教育等同于商品生产机构,大学的产品是人的思想、意识和能力,这些是个人财产、论文数量和校友捐赠无法解释的。我想不出给大学排名对公众有什么益处,琢磨来琢磨去,只能假设搞这些排名的人有利可图。毕竟,对于“不明真相”的学生和家长来说,“看排行榜选大学”不失为一种方便的选择。只是,牺牲掉了教育的应有之义。
其实,无聊的排名又何止大学排名这一个呢?
排名这东西,说白了就是量化,就是把原本可感可触之物变成冷冰冰的数字,供人参考、选择、决策。如此看来,倒是符合现代社会的科学精神。但是,人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体,被数字充斥的生活是残缺不全的。更多时候,这种残缺会被利用,变成少数人牟利的工具。前些天和朋友聊天,聊到了某行业报年年搞的“知名商标排名”。起初,我傻傻地认为:有这么个东西,让偏远地区的产品有了出名的机会,也算造福一方的好事。但朋友对我讲了“内幕”:有关系活络的人专门办了“中介公司”,帮助地方品牌“运作”成为“知名商标”,收费十万到几十万元不等。其主要工作,就是“疏通关节”,尤其是搞好有关部门的公关。当然,我这人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别人,这也许是所受专业教育使然。关于排名这件事,我的底线是:爱怎么折腾是您的自由,爱花冤枉钱也是冤大头的自由,但呈现在公众面前的信息必须是铁打的真相,不容商讨。
因此,我说排名无聊,并非因为它真的无聊,而在于在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处于被人操纵的状态。很多人没有我这么多“恶意”,自然也就有可能将假的当成真的,从而自己也被操纵了。真相和假象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以专业、中立之名将自己伪装成真相的假象。
当然,我承认,各种排行榜还是有其存在的价值的。在信息不畅、交流未足的情况下,它给人们的选择提供了一定的参照指标。例如,当我想要换个城市生活,那么我很可能从“文明城市”排名前十位中挑一个。
在这个意义上,排名给了一个自己说服自己的理由,它让人在对现状产生某种倦怠甚至绝望的时候,还能有“科学”这根救命稻草可抓。其逻辑是:如果连数字都不能相信,那我还能信谁?——正因如此,我才要奉劝那些以排行为兴趣、为使命的人们,要对得起良心与真相,因为你祭起了科学的大旗,而科学是现代人的最后一线希望。(常江)
愈陷愈深的择校泥潭
择校只是果，决不是因。如果以为禁止择校就能解决乱象，那就是倒果为因，事实上也禁不住的。最根本、最核心的原因，是优质教育资源配置严重失衡。
9月5日《光明日报》的一篇报道，乍一看吓我一大跳，说今年北京部分家长为孩子进重点小学花费达25万元！老天爷，上重点小学就花这么多，进重点中学该是什么天价？在我印象中，前几年还不过是三四万，怎么这上小学的费用比房价涨得还快呢？真是家中方一日，人间已千年。
细读之下，才稍稍收回一点冷汗，原来所谓25万元的花费，是择校费（即通说的赞助费）、人情关系费、中介费的总和。可见，学校执行的收费标准，很可能还是从前的3万元，至于此外的费用，比如请客送礼，那就没个谱了。所以，如此高的花费应是个别，且是由择校衍生的。不过，择校而有中介，也算是新鲜事。要上好小学，又没有门路，自然就会有人提供中介服务。这就像信访，升斗小民尽管有理，为保险起见，就去找信访掮客一样。
谁能说当今的教育不是一个巨大的产业，而且在以产业的方式在运作？所谓择校，简单地说，就是你想上现有规定下不能上的学校。户口所在地没有你认为的好小学，想跑到户口所在地之外的区域去上，就需要择校。好学校大家都想上，凭什么你的小孩就可以上呢？有的家长想出的办法是，在目标校附近买房，户口随即发生迁移，于是把所谓“学区房”的价格越抬越高。更多的家长则加入到排队择校的行列，于是自然就会发生“竞价”，把择校准备金越抬越高。
在当前的教育领域，可能没有比义务教育阶段更乱的了。从幼儿园升小学是如此，从小学升初中同样如此，但后者在表现形式上与前者又有不同。校自然都是要择的，但升初中比升小学似乎多看一点孩子的能力，却也没有所谓统一考试，于是就发明了用证书证明能力的评价标准，催生出价值数以亿元计的校外培训市场。奥数被妖魔化、英语等级考试趋于低龄化，概由此生。也有不少知名中学另起炉灶，办自己的培训班，你要上我的初中，就必须上我的培训班，别的什么证书不好使。于是，学校就能从培训市场中分得一杯羹。那培训费，一个孩子一年下来也是成千上万，而且只能从中收获一个上这所学校的前提和希望，没人给你打保票的。
禁止择校的禁令，主管部门年年发，眼见这禁令一次次成为空文。照北京的情况来看，产业链条越来越长，择校费用越来越高，说择校在泥潭里愈陷愈深也不为过。一般以为，这都是学校和家长惹的祸，主张要狠抓“校贪”，甚至把家长视为行贿者。但在我看来，只要不把择校费胡乱支配，学校能有什么责任呢？家长自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若不花钱就能上不错的学校，谁愿求爷爷告奶奶，求着给人家送钱呢？很多时候，不是你不愿掏钱，而是你提着猪头都找不到庙门。而且，现在大多只有一个孩子，为孩子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教育条件，正是家长的心愿和义务。
家里有“关系”、掏得起也舍得花的，孩子就能上重点小学；家里没“关系”、掏不起或舍不得掏的，孩子就不能上，这对孩子自然是一种机会不公。为解决这一不公，有人主张恢复统一考试。考试面前固然可以做到人人平等，但恐怕行不通。小学升初中或许还能考一考，叫幼儿园的小朋友考什么呢？无非又要把应试教育的那一套，向前延伸至学前教育。再说，以一两次考试成绩作为孩子能否进入好学校的依据，这残酷性，又甚于高考之一考定终身。
照我的看法，择校已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而发展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择校只是果，决不是因。如果以为禁止择校就能解决乱象，那就是倒果为因，事实上也禁不住的。最根本、最核心的原因，是优质教育资源配置严重失衡，由此导致教育的马太效应，派生出包括择校在内的一系列问题。有的小学一个年级就有十六七个班，而有的小学不需要家长掏一分钱却连三个班都招不满。去年底，教育部又发布了“禁令”，要求用3年到5年时间，基本解决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问题。时间表有了，似乎还应有路线图和责任状，否则，不出三年五载，像北京这样的地方，25万元的触目纪录或许早已成明日黄花。（滕朝阳）
选医生切忌以貌取人
近日,一条《温州最帅男医生》的帖子在国内各大论坛和微博疯狂转发,在坊间号称“平阳帅哥医生”的这位男孩一夜成名。有网民称,甚至有女生为了见他一面而装病。(9月6日《扬子晚报》)
一位还未取得执业资格的准医生,却因为外形出众,酷似明星一夜走红,你不得不惊叹网络的“造星”能力。尽管它并非当事人的初衷,这位年轻男孩甚至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表示现在更希望的是生活不受影响。
尽管这只是一个偶然性的事件,但在就医过程中,一样存在着不少这种以貌取人的类似现象。年轻的女孩们会根据外形条件来判断,男医生是否值得信任?当然,这里的外形指的是“帅气与否”。更多的人则喜欢选择那些外形看起来比较“老”的医生。只要医生比较显老,就更容易赢得就医者的信任。因为在很多人心目中,“老”意味着见多识广,经验丰富,技术成熟。
但实际上,这却是一种偏见。外貌与一个医生的好坏根本扯不上任何联系。我上医学院时,班上成绩最好,学医最努力,人品最好的是几个外形并不出众的同学,有一位甚至是残疾人。相反,那些比较“帅”的学生,在别人苦读的时候,很多都去“风花雪月”去了。即使是在我曾经工作过的医院,也见过多位虽身材矮小、外形一般,但却技术人品俱佳的医生。
“老”就直接等于好吗?在这点上,我同样不赞成。现在,医学知识更新速度前所未有,很多经受过足够医学训练及最新医学知识及理念灌输的年轻医生,他们的水平未必就比年老的医生逊色。怪异的是,一些年纪较大的医生,长年不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也从来不喜欢学习新的知识与技能,却可以凭借“面相老”来赢得就医者的信任。我曾经为学医术,偷偷跟师过一位地方小有名气的“老医生”,最后发现他的“特长”除了滥用激素还是滥用激素。有过几次这样受挫的经历后,我再也不迷信“老医生”,还有那些经过商业包装的唬人头衔。
这当然并不是否定帅气、年老的医生,他们中确有很多优秀的医生。我想表达的是,如果你因为一个医生的外形条件不佳,不够老,根据这样的第一印象去判定“这个医生不行”,不愿意选择这些医生。它一定是一种相当错误的观念,这可能是你的损失,因为你有可能会因此错过那些优秀的医生。当然,持这种以貌取人态度的还有医院。一些医院在招聘医生时,都对身高提出严格的要求,比如不得低于1.68米。前两年,某著名学府医学部公布的招生体检规定中明确体重超标以及矮于1.60米的男生和矮于1.50米的女生,将受到“不录”或“慎录”的限制。现在即使不公开这些,但在招生过程中,身高依然可能被视为一种不可少的参考条件。
其实,“以貌取人”在什么时候都不太合适,在医疗领域更不应该。请不要“以貌取人”,免得误伤与受伤。（吴帅）哪里容得下老字号小吃
去年是前门，今年是后海，看来愈是北京味道浓郁的地方，愈是容不下老字号小吃。
9月5日，后海九门小吃“门框胡同”区域内，8家档口集体撤离，包括爆肚冯、马记月盛斋、羊头马、年糕钱、奶酪魏、德顺斋、白记豆腐脑7家老字号，及炸糕辛档口。有经营者称，进场费的上涨是老字号撤离的主要原因。
这则新闻迅速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担心，那就是，将来还能去哪儿集中吃这些小吃呢？好在，在各方的协调之下，昨天，已有几家档口重新回到门框胡同，风波似乎正在慢慢平息之中。
一一数落上述北京老字号小吃的名字，如果真的全部撤离了，那可真就让人难免惋惜。好不容易将几家老字号小吃凑到一起，便于市民与游客前往“一吃为快”，如果说散就散了，这不但是北京老字号小吃的不幸，也是北京居民和游客的不幸。现在，虽然风波可能很快平息，但问题却依然在，那就是：为何老字号小吃的命运总是颠沛流离？
去年6月，小肠陈、爆肚冯、年糕钱、奶酪魏、茶汤李、羊头马、瑞宾楼褡裢火烧……数家北京老字号小吃就无奈地撤离了前门地区，撤离的主要原因是，前门寸土寸金，适合利润更高的商业经营。
去年是前门，今年是后海，看来愈是北京味道浓郁的地方，愈是容不下老字号小吃。即便今天风波暂时平息，但谁说，明年的今天，风波不会再起？毕竟，导致这一现象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这还是让人担心，下一步，这些小吃品牌是不是要被挤到远郊区县了？
表面看来，老字号撤离城区繁华地带都是钱闹的，这次引发退出后海九门小吃风波的原因，就尤为明显。据九门小吃创始人侯先生介绍，5年间，房屋租金由40万涨到了240万，当初收1万进场费只是“意思一下”，现在老字号小吃应和其他档口一样，交3万进场费，“老字号也要与时俱进，而不是总被捧着的”。
对进场费的涨价，一名老字号经营者表示多收2万并不算太大的压力，“我们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场地提供方要加钱，经营者说钱不是问题，按道理讲解决问题很简单，但为何双方还是一度闹掰了？这恐怕和老字号小吃的生存大环境有关系。比如，现代人的生活快节奏使他们失去了品尝小吃的时间和心情，小吃的传统口味难被更多消费者接受，所在之处交通不便等，这些不利于老字号小吃的元素加在一起造成的直接冲突，就成了经营者与管理者的费用之争。
老字号要保护，但更大层面上需要政府出台优惠政策、资金扶持等，九门小吃成立当初以优惠进场费吸引老字号入伙，是市场行为而非保护行为，即便“翻脸”提高进场费，也无可厚非。老字号小吃经营者现在要做的不是抱怨，而是及早为自身寻找出路，比如更改经营理念、寻求性价比更高的经营场所、修正自身缺陷（产品质量）、改变游客“难辨真伪、干脆不吃”的印象等。
要知道，老北京的小吃，不仅是一种食品，更是一种老北京的文化。让老北京的小吃活得好，就是让老北京的文化活得好。（星河）
见面会不是“见上一面”
9月2日，广州市白云区新市街第五选区举办区人大代表正式候选人和选民见面会。选民在提问中表现过于“含蓄”，现场一度沉默将近5分钟。“下面是自由时间。”受到主持人开腔鼓励，选民陆续抛出基建设施缺乏、看病贵、环境污染等民生问题，见面会的提问环节如“接访日”，3位正式代表候选人提前“练兵”。（《南方都市报》9月5日）
借助“见面会”这个平台，候选人出场“亮相” ，宣传自我，展示自我，接受选民的“测试”。选民们可以一睹候选人的风采，了解其应变能力、沟通能力、协调能力……换个角度看，“见面会“也增强了候选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作为展示法律权威的一种仪式，这样的“见面会”体现了候选人对选民和法律的的尊重；作为一种教育手段，它有助于培养人大代表全心全意为选民服务的理念。不过，一些“见面会”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以白云区新市街第五选区举办的“见面会”为例，在选民提问的环节，尽管主持人多次重复提醒，但现场依然沉默了五分钟。尽管程度不同，其他选区的“见面会”同样出现了选民不会提问的情形。黄花岗街第9选区的见面会后，一位代表候选人跟记者说：“我们的选民们没有接受过训练，感觉多数人是不敢说话的，比较‘羞涩’。”在笔者看来，这番话虽有一定道理，但不够全面。
如何才能让选民们敢于说话，且能问到点子上？首先，需要在“会”外多下功夫。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加强会前的组织和发动工作，在见面会之前，引导、发动居民代表征求民意。这样，再向代表候选人发问，就能够既有一定深度，又有相当的代表性。
根据规定，“见面会”提问内容主要是候选人当选代表后如何履职、发挥代表作用。但如何问、问什么，大有考究。白云区新市街第五选区“见面会”上，选民纷纷摆出具体的民生问题。候选人参与到讨论中，并为居民出谋划策。这启示我们：选民结合选区的实际的问题，向候选人发问，将“见面会”变“接访日”倒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此外，“见面会”不妨增设一道问题讨论程序，让出席见面会的候选人围绕同一民生问题，畅所欲言，有序交锋。使各候选人的观点都亮得很彻底，表达得很全而，将其利弊长短充分地暴露在选民面前。
年初，浙江省约3万个村将陆续进行村级组织换届。在此次换届中，该省推行“先定事、后选人”和“三项承诺”制度。据介绍，换届选举前，各村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及本村实际，制订3年发展目标和具体工作任务，要求候选人或自荐人围绕这些目标和任务，在衡量自己的能力后再参与竞职（《人民日报》1月19日）。浙江省在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中，实行候选人以既定事项为内容，向党员群众公开承诺任职设想、目标打算和措施办法，让大家来评判谁更有本事、更能务实干事，再举行选举大会，选择自己满意的人。此举使得竞争方式由“幕后活动”变为公开竞选，更重要的是，把承诺方式由过去的承诺做什么，变为现在的承诺该怎么做。这种方式，亦可用于人大代表候选人的“见面会”上。倘若在精心组织下，结合选区实际，集中选民提出的带共性的问题，让候选人分别回答，承诺做什么，该怎么做。这样，同样能有效避免出现候选人信口开河、非正常的承诺，以及 “选前乱承诺、选后不作为”现象。（杨维立）
“择校费”之下有无穷孩子的春天
近日，北京的一位家长平淡地告诉媒体记者，北京某知名小学择校费最高已达25万元，择校费价格上涨之快令人咋舌。不独北京，今年幼升小，广州的家长们曝出各名牌小学择校费：华侨7万、东风东路8万、番禺市桥中心12万、华师附小16万……起步6万很普遍。网友惊呼：“比房价涨得快！”
“涨得快”不是关键，关键的是能不能交上，能不能成为择校费的“宠儿”。何谓宠儿？就是交了钱的幸运儿。钱此时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交钱的渠道是不是畅通。许多家长固然憎恨择校费，但更憎恨的是交不上择校费。有钱花不出去，徒叹奈何？有人形容，想上好学校，得“三拼”：拼爹、拼钱、拼命。爹是第一位的，爹身居高位，上学何难也？光有爹还不行，还得花钱，至少要给个起步价，这是所谓的行规。钱是第二位的，没有钱万万不行，如果连能够和学校高层沟通的中间人都找不到，那有钱也花不出去，有钱也读不了什么好学校。当然，这里的“有钱”充其量只是中产阶层的“有钱”而已，亿万富豪们多半是无需伤神的，今日中国之大富豪们，谁没点拿得出手的官场人脉？即使无法入读公立小学，还有昂贵的贵族学校供其入读。可怜的只是中产们，望贵族学校而泣，观知名公立小学而寒，如无胆识、无拼命之精神，无法调动各方面资源，恐怕好学位难求也。
择校费问题实在是已经讨论过千百遍了，每一年的入学都会成为一个话题。但讨论是不是废除择校费的问题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伪问题，因为教育主管部门的回应从来都是顾左右而言他，各大知名学校从来都是闪烁其词，或者回避或者拒不承认。谁敢来作证呢？家长们好不容易通过诸多关系才能够交上“择校费”，焉能因一时的愤怒而让孩子被驱赶出校门？其实，又有多少愤怒的呢？能交上的多半欢天喜地，对其中门道讳莫如深；没交上的或者交了钱也没办成的，却是捶胸顿足，怨声连连又百般无奈。
在择校费问题中存在的潜规则众人皆知，也无需再揭露了。哀大莫过于心死，这种问题讨论来讨论去已经无甚意义，徒添几分悲凉罢了。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是那些没当官的爹或者家境欠佳的穷孩子们。他们无法入住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心，他们只能在偏远地带甚至城中村安身，他们的父母或许只是外来务工人员，这注定了他们对名校望而却步。名校一般都居于城市繁华地带，是房价高企的地方，即便是成绩优异，但根据属地管理原则，你并不能入读那些名校。要想入读，找关系、找钱，还是老一套。
其实，根源还是在于教育资源分配严重失衡。在现行教育政绩评价体系下，各种资源难免向那些成绩好、升学率高的学校倾斜，于是越好的学校获得的资源越多，越差的学校被公共财政和优惠政策眷顾得越少——这就是“赢家通吃”定理。为什么那么多家长耗费巨资也要让孩子读名校，无外乎名校的硬件和软件质量都高出普通学校一大截。入读知名小学，常常意味着预定了知名中学，紧接着是知名大学。即便从孩子的人际关系而言，入读知名小学，意味着孩子的同学多半出身于达官贵人，或者家道殷实之家，校友资源丰厚无比，这对未来参与社会竞争大有裨益；而如果入读普通学校，意味着只能和穷人家的孩子、和农民工的孩子一起读书，连素质教育都打马虎眼。为了孩子的前程，安能不搏之乎？
可谁来关心穷人家的孩子读什么学校？他们是择校费问题的失语者，此问题与他们基本不产生关系。但他们终究也是要读书的。知道他们读的哪所学校，教育主管部门为何不能倾斜一下，动用天文数字般的择校费总量去扶持一下穷孩子们读的学校呢？能不能让那些民办的为打工子弟服务的学校得到更多优惠政策呢？（南方日报评论员）
社会底层不应被排除在社会之外
27日，几位一大早出门找工作的农民工到西安木塔寨附近的永阳公园休息，没想到突然来了几个保安拿狼牙棒把他们撵了出来，让他们又气愤又伤心。公园保安表示，这边正对的就是高新管委会，各位领导都会有来有去，农民工形象不好、素质低。
因为农民工的身份，被公共场所管理者粗暴地驱赶出去，这是对农民工的歧视和排斥。这一幕映照的是我国社会底层的境遇，他们面临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我们应当予以高度关切。
不论发展状况如何，每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社会底层，当然在不同国家，社会底层的涵盖范围可能并不一致。在当下，社会底层这个概念正面临着消失，换句话说，底层概念发生了分解与转移，变成农民工、外来务工人员、失业者或者困难群体、弱势群体等等。其实，依据他们的受教育状况、财富状况以及生活处境等共同特征，标示为社会底层，也许更符合当下的社会现实。与之相对的是，中间阶层概念倒是通过不同形式被整合起来。
社会底层遭受的歧视和排斥几乎无所不在。比如，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资源的分配，对他们有所区别；比如公园、图书馆、公共交通等公共场所对他们不大欢迎，哪怕这些场所是免费的，宣称向所有人开放；在社会交往中，他们也常常遭到嫌弃与厌恶。
令人不安的是，这种歧视和排斥几乎是系统性和制度性的。歧视和排斥社会底层已然成为一种社会心理，以致成为一些底层社会成员的“自觉”，比如，近日在福州，一位农民工乘公交车时怕弄脏座椅而坐在台阶上。
底层社会成员的某些生活现实，也被转换成价值判断，并予以贬低。比如说，缺乏教育或者没有受过教育，被天然等同于愚昧、无知的代名词，而贫穷则被视为耻辱，是个人失败的证明，道理似乎简单：社会给了你机会，你没有能实现“上升”，那就是个人的无能和失败。与这一种状况相对的是，市面上层出不穷的《成功学》，无不在宣扬只有坐拥财富、成功才是有价值的人生。在制度层面上，社会底层在各种资源与机会的配置制度中处于劣势甚至出局的地位，尤其在收入分配、子女教育等方面明显不利，向上的社会流动也越来越困难。
需要正视社会底层及其社会生活处境，他们不应该被排除在社会之外，他们应该获得应有的社会关注和社会位置。检视一个社会的文明公正的程度，社会底层的境遇往往是衡量的标尺之一，社会底层也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个社会无疑是高度文明、高度公正的。
从先进国家的经验来看，一个社会文明地对待社会底层，其途径无非在于：一是尊重社会底层，二是国家保障社会底层享有体面生活。就我国而言，当务之急在于消除系统性的、制度性的歧视和排斥，以切实有效的措施让社会底层共享发展成果，成为具有尊严感、幸福感从而也具有归属感的社会成员。（李建华）
干部换届转岗应保持共产党人本色
吴良伦
眼下，全国省、市、县、乡四级集中换届工作正自下而上陆续展开。既是换届，就必然涉及一些领导干部退下来或转到条件相对艰苦的地方去。这本来是事业的需要，是组织慎重做出的安排，当是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是机少数人却不能正确看待对待，闹情绪甚至哭鼻子，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换届时”，这就有点反常了。
换届事关一个地方的发展全局，关系到党和人民事业的兴旺发达。从实际情况看，换届时能提拔的只能是少数人，干部的思想境界如何，在于能否把个人这个“小数”加在党和人民事业这个“大数”上，在于能否把个人的“点滴”融入党和人民事业的“江河”。心怀党和人民事业的人，进亦忧，退亦忧，留亦忧，转亦忧，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即使没有被提拔，也当心态自如，不失工作的动力，保持学习的上进心，坚守清正廉洁的底线。
诚然，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但是，“高处”毕竟有限。这个时候最能见出一个人的党性和原则。解放战争期间，粟裕两让司令，一时传为佳话。建国后许光达三让大将，更是令人钦佩。许光达三呈让军衔的申请，毛主席得知后感慨万分：“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毛主席这番话，既是对许光达人格魅力的肯定，更是教育党的干部如何看待个人地位，今天读来仍振聋发聩，催人警醒。
长江后浪推前浪。对于一些领导干部而言，到了一定年限，放下挑了多年的工作重担，这是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就曾强调，干部的“退”，是党的事业薪火相传的需要。共产党员在入党时，曾经有过一句誓言，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奋斗终身”并不是指终身都担任重要职务，而是在岗爱岗，恪尽职守。共产党人应时时事事处处保持本色，换届之际更当如此。退岗或者转岗到条件相对艰苦地方，共产党员的政治觉悟不能退不能转，共产党员的精神追求不能退不能转，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不能退不能转，共产党员清正廉洁的形象不能退不能转。
换届是对领导干部一次大考验，在这一过程既要讲干部自律，正确看待对待退岗转岗，做到自觉自愿服从组织安排；也要讲他律，对那些拉拉扯扯，搞小动作、经不起考验者，当坚持原则，一身正气，以铁的手腕严厉查处，绝不姑息，确保换届工作顺利进行。
“读书无用论”的背景审视
陕西一户农民家庭，老大黄艳宁大学毕业后的求职历程，辛酸而曲折；老二黄柯柯的北大求学历程，崎岖而幸运；家中唯一男孩黄磊放弃高考学技术挣钱，现实与理想相差太远。黄家三姐弟，三种不同的人生路，是农村寒门子弟向上攀爬以期改变命运的剪影。面对资源不均衡，竞争不公平，读书改变命运，正受到现实的挑战，许多农村子弟放弃高考，而其他的向上通道也越来越窄。（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07版）
单纯从字面上理解，“读书无用论”在任何时候都是充满狭隘和偏见的。读书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成功，但读书却是通向成功最为可行的道路。我们绝大多数人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其实都归功于读书。不读书我们可能一无所有。然而，现实总是比想象的要残忍。一般农村家庭没有几个五六万元可以拿出，一个农家子弟也没有几个四年可以挥霍。当投入高昂的教育成本却无法支撑起一个可以预期的未来时，“知识改变命运”便如同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画饼。坚守还是放弃，便成为一个近在咫尺而又无法回避的选择。
“读书无用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出现，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此番“读书无用论”的抬头与以往所不同的是，它是经过努力之后的一种放弃，因而增添了几分悲壮。为培养一个大学生，甘肃省会宁县贫困家庭普遍负债在5万左右，相当于10年以上的家庭纯收入。当地很多百姓认为“除了读书没有别的出路”，但就业难也让他们心生疑惑。建立在“除了读书没有别的出路”这种认识下的“读书无用论”，不仅折射出悲观和失落，更透着一种绝望。这表明部分底层民众不仅没有选择，甚至失去了选择的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书无用论”并不指向读书本身，而是因为社会不公以及种种阴暗面过于强大。
教育本应是世界上最公平的事物，然而无可否认的是，现实却不是这样。由于地域、城乡差别乃至身份差别，教育领域的马太效应越发严重——接受同样的教育，越是弱势群体需要付出的成本越大。“知识改变命运”的关键前提是，人才上升的通道应该是畅通和公平的。然而在现实语境下，“求职”赤裸裸地沦为一场“拼爹”、拼背景的游戏。很明显，“读书无用论”并非一种反智倾向，而是价值扭曲的一种悲怆抗议。
“读书无用论”，不表明社会底层放弃了对“知识改变命运”的追求。在今天，没有哪一个群体比他们更懂得读书的可贵。所以，真正需要改变的不是他们的观念，而是求学上升途径的公平畅达。为什么教育政策对有些学校宠爱有加，而对另一些学校冷若冰霜；那频频发生的“萝卜招聘”，何时才能肃清？不解决这些，“读书无用论”难解。（吴龙贵）
抑制房价，政府要舍得“割肉”
正所谓借一根杠杆可以撬动地球，信贷就是房地产业的杠杆。记者近日分别致电农、中、工、建四大银行北京客服电话获知，这些银行均已暂停第三套商业住房贷款。（新华社8月21日）
最近两年，政府打压房价推出最重要的两把“撒手锏”，一是大力建设公租房；二是推出“限购令”——不管是四大银行暂停第三套房贷发放，还是诸如北京等地明文规定“每户家庭只能新购一套商品房”，其目的只有一个：防止大批热钱涌入楼市，将购房当作投资手段，推高房价。
公租房建设缓慢，数量也有限，对于缓解公众购房难、住房难问题，恐怕是杯水车薪。那么，限购令呢？笔者认为，那不是推高房价的主导因素。抑制房价，别太迷信“限购令”，否则或陷入楼价调控误区。
对此，不妨检验一下“限购令”在一线城市实施一段时间来的效果。国家统计局8月18日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仅有1个城市（三亚）的房价出现同比价格下降，同比涨幅在5.0%以上的城市有31个。而从2月份以来，价格同比下降的城市个数最多的时候也就3个。而这还不算“限购令”给消费者传递的错误信号：“限购令”让部分消费者认为房价下降可期，固持币待购，这在客观上降低了楼市成交量，抑制了楼价的涨幅速度。
实践证明，过去的“限购令”对于抑制房价的作用不大。房价之所以高企的原因早已浮出水面，用专家的观点概括，就是房价的构成因素有4个“1/4”：其中建安成本是1/4、土地成本是1/4、税收是1/4以及开发商利润是1/4。分析这些成本，我们不难发现，建安成本是固定的，开发商利润不会出让，假如土地价格和税收不“挤水”，抑制房价只能是痴人说梦。
就说土地价格，有资料显示，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金达到1.5万亿元，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6%左右。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金达到了4万亿。在有些县市，土地出让金占预算外财政收入比重已超过50%，有些甚至占80%以上。所以，土地财政是高房价的罪魁祸首,土地财政不除，房价如何下降？再如税收。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陈万志经过详尽计算，一套房子，经过立项、建设、配套、销售等环节，涉及的税费高达62项。税负如此高，房价焉能不高？
抑制楼价要打“组合拳”，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要舍得“割肉”，比如，地方政府大幅降低地价，减少税费，特别是剔除重复收取的税费，从根本上为降低房价提供空间。但遗憾的是，无论哪一级政府出台楼市调控政策，基本不涉及地价和税费改革，而是动辄剑指房产商和消费者。岂不知，诸如“限购令”之类的楼市调控，很难从根本上降低房价。（惠铭生）
晒“三公”也需要“顶层设计”
石家友
截至7月28日,已公布去年“三公”决算和今年“三公”预算的中央部委达88个，晒“三公”的中央部门超过八成。继7月21日北京市公布“三公”经费后，7月28日上海市也公开了2011年“三公”预算。（8月1日人民日报）
自中央部门公开“三公经费”启幕以来，引发一路围观、一路争议。在已经公开“三公”的部门中，最吸引眼球的是最早“亮相”、下降较多和总数庞大的部门。同时，公众对各部门“三公经费”的数据畸高畸低、程度有粗有细、进展有快有慢等也给予极大关注。
当然，各部门能够撩开长期以来对公众秘而不宣的“三公经费”的神秘面纱，已是很大的进步，我们应当予以肯定。但从已经晒出的“三公”数据看，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可忽视。比如国务院为98个中央部门设定了“6月底”公开的时间下限，为什么绝大多数部门“爽约”却没人担责，甚至连个解释都没有？财政拨款里的“三公”公开了，还有多少“三公”藏在非财政拨款中不敢示人？为什么有些部门公开了公车数量、人均经费，有些却大而化之，让公众“雾里看花”？……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让公众对目前的晒“三公”不满意。
那么，为什么本来是一个为公众解疑释惑的很好的行为，却让公众产生了“越来越糊涂”的感觉呢？有人将原因大致归结为以下几点：没有统一的口径，导致公开数据失真；问责措施缺位，造成公开进程拖拖拉拉；公开标准不一致，最终细化程度参差不齐。如果这样的分析成立，是不是表明，晒“三公”从一开始就缺少一个“顶层设计”？
所谓“顶层设计”，是出自系统工程学的一个概念，其本意是指“自高端开始的总体构想”。通俗地讲，就是指价值理念与操作实践之间的蓝图。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有一句“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表述。自此，“顶层设计”开始向政治领域、社科领域渗透。它的大概意思就是，从最高层开始，站在一个战略制高点，弄清楚要实现的目标后，一层一层去设计好。
以笔者之见，晒“三公”走到今天这样的尴尬境地，与缺少一个“顶层设计”不无关联。正是缺少了这种站在战略制高点的设计，才让公开“三公经费”失去了统一的统计标准与公布标准，才致使公众对五花八门的数据无所适从。
因此，中央部门晒“三公”即将收尾、地方晒“三公”已然接棒之际，急需一个“顶层设计”来指导。这样的“顶层设计”应该明确：不按规定时限公开要承担什么责任，各级晒“三公”应细化到什么程度，哪些“三公”项目必须纳入公开范围，对公众的疑问应该做出怎样的回应，……只有这些东西都“有言在先”，各级晒“三公”才能更容易操作，才不至于总是“摸着石头过河”，自己走得艰难，群众也难满意。
公开透明才能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提出要抓好重大突发事件和群众关注热点问题的公开,客观公布事件进展、政府举措、公众防范措施和调查处理结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当今时代,各类网络媒介与信息传播的结合,正将人类带入一个“水平化”的信息高速扩散时代。在此形势下,对群众高度关注的重大突发事件信息及时进行公开透明的发布,不仅是破解各类不实谣言和不良信息“乘虚而入”的唯一药方,也是维护政府公信力、提升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
舆论环境的“立体化”,已经改变了以往的“游戏规则”,在纸媒、电视、博客、论坛、微博、视频网站等多重传播手段的“立体”监督之下,“透明”是任何重大突发事件和热点事件必须面临的民意期待,也是相关部门的有效应对之策。公开、透明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虽然不可能取得百分之百的最有利局面,但却可以百分之百地避免不实谣言扩散等最不利局面的发生。
实现公开、透明,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基本配置,但绝不是“万能仙丹”。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引进新闻发言人制度也有些年头了,但是其实际作用仍然有待进一步完善。比如,一些部门的新闻发言人面对媒体时,经常会出现“呆板”、“答非所问”乃至“雷语”不断等现象。这背后究竟是何原因?曾有某部前新闻发言人公开表示:“新闻发言人是从官员提拔上来的,缺乏新闻传播素养,内部面对‘少说不说为佳’的潜规则,外面面临媒体和公众的压力。”也就是说,新闻发言人只是“毛”,这个“毛”必须依附于信息透明的游戏规则这层“皮”上,才可能具有最大可能的生命力。无论是舆论监督还是互动沟通,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推动社会进步而不是“遮丑”。“真诚沟通”和“信息透明化”是新闻发言人等制度发挥有效作用的基础。
所以,在当前的信息传播环境下,有关部门在发布信息时不要指望应付群众,否则可能会闹出笑话。因为当前的舆论传播和互动方式、速度,决定了问题一旦呈现在公众面前,其实就是一场“全民头脑风暴”。在这场风暴里面,公开透明是最好的选择,也能产生最好的效果。（蒋悦音）
敢于直面群众关心的现实问题
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从怎么看到怎么办——理论热点面对面·2011》,已经在全国各地发行。作为中宣部2003年开始组织编写的第九本通俗理论读物,该书一经推出就和前几本一样,迅速引起了众多读者的热切关注。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关键是要及时回答实践提出的新课题,为实践提供科学指导。”该书紧密联系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对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作了及时回答,不仅分析社会问题的根源,让读者知道“怎么看”,还阐明党和政府的各项应对举措,让读者了解“怎么办”。该书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要成果,也必将成为广大干部群众化解思想疑惑、增强发展信心的重要读本。
从“怎么看”到“怎么办”,体现了认识的巨大跨越。“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我国当前正值社会转型期,发展中面对诸多难题,高房价、贫富分化、地区差异等问题交织出现,有些是以往没有遇到的新情况。面对这些发展难题,理解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固然重要,但通过认真调查研究找出解决办法,进而指导实践的前进,是理论研究者和宣传者的重要任务。
从“怎么看”到“怎么办”是理清思路、统一思想的需要。思想上实现统一,全党才能步调一致,才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化解矛盾、促进发展。面对社会问题,不正视实践的变化,采用空洞、僵硬、刻板的教条,不仅于理论发展无益,也无益于凝聚人心、解决难题。只有清楚了解“怎么办”,各级领导干部才能基于共同的认识,把步调统一调整到科学发展观的“频率”,提高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能力。
从“怎么看”到“怎么办”,也是增强人民群众发展信心的需要。敢于直面群众关心的现实问题,并且拿出化解矛盾、解决难题的办法,是取信于民的根本举措。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民群众认同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敢于正视问题,而且善于解决问题,让人民群众感到中国发展的思路是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途是光明的。
中国共产党90年的发展历程一再证明,任何时候固守本本、漠视实践,党的事业就会失败,而做到实事求是、尊重实践,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取得巨大成功。因此,我们要在准确把握世界大势的基础上,对我国当前的国情、社情、民情进行深入研究,不断总结各方面的新鲜经验,不断回答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永葆科学理论的旺盛生命力,引导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周文轩）
无处不在的网络监督是最好的启蒙
近日，有两则新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是四川省宜宾市常务副市长徐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自称“去过60多个国家”，引发网友围观，随后刊发该报道的宜宾新闻网已将“去过60多个国家”这句话删掉了。二是广东省增城市有关部门在慰问为救跳轨者而英勇牺牲的广州消防战士姚携炜家人时，一名政府官员递上慰问金，握着姚携炜父亲的手说：“恭喜你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儿子。”
两位官员的前车之鉴，一定会让不少官员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即每一句话都不能乱说，如果官员不能谨小慎微地对待自己的每一句话，自己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徐副市长本来谈的是当地一家经济开发区的未来，以及开发区规划先行的重要性，可主题内容没太多人关注，反倒是作为佐证的出国考察信息被揪住不放，甚至成为网友质疑三公经费是否合理的证据。至于说慰问死者家属的官员，原本冲着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而去，谁知竟然因为用错了一个词让自己形象严重受损。
在没有网络之前，即便官员出现这样的“低级失误”，也由于信息传播范围所限，以及缺乏共同关注和质疑的平台，“形成不了什么气候”，对官员造不成太大的影响。可是，网络尤其是微博这种先进信息传播载体的出现，彻底地改变了这种状况。想当年，南京市江宁区房管局局长周久耕，不就是因为一句“将查处低于成本价卖房的开发商”，而被网友展开强大的人肉搜索，随即天价烟、天价表逐渐被曝光，直至最后的彻底落马。
如果说前网络时代，虚拟的互联网的规则是，“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可在当下的网络时代，规则早已变成“即便你是一条狗，网络都会知道你来自哪里”。海量的网络信息可以让公众随时查找、核对需要的相关信息，而且很多的信息可以通过关联信息从逻辑上进行相互验证。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公众人物的官员，如果其想掩盖某个事实，难度之大超乎想象，一旦某一个环节的某个事件没有处理好，或者说某一句话一不留神“泄露了天机”，在强大的网络监督之下，真相就会欲盖弥彰。
网络时代的这种状况，说明了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公众从来都不缺乏监督官员的热情和能力，只是由于缺乏相应的途径和手段被压抑。正如有论者所言，“围观改变中国”，无处不在的网络监督，其实是一种强大的监督力量，使得官员的一言一行都被置于放大镜之下。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又何尝不是对握有公权力的官员最好的启蒙，至少官员在行使权力时会多了一份敬畏，因为“人肉搜索”、“全民监督”的矛头很容易就指向说话或行事无所顾忌的官员。
无数的实践早已证明，对权力的监督越充分，权力的运用就会越谦卑、越谨慎。在网络时代，越来越多的官员已经意识到，发达的网络技术，已经让传统屏蔽信息的手段，追不上信息传播的速度，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好多地方都在考虑如何通过更好的信息公开来应对和引导舆论的缘故。
有人说，在监督问题上，网友已经过河，一些官员却还在假装摸石头。这问题很好解决，不管假装还是真的就是不知道，公众完全可以通过一个个真实而有力的监督案例来启蒙他们，因为“生活教育了我”远比“说教教育了我”来得更为有效。（志灵）
邓海建
生活不容易，醋也出问题。山西醋产业协会副会长王建忠称，目前市场上的陈醋95%经过勾兑并放添加剂。随即，山西醋协表示已责令王建忠辞去副会长之职，并对其“严重不负责任的言论表示强烈的谴责。”王建忠向媒体解释说，山西95%以上的醋确有添加苯甲酸钠，但这是国家允许的食品添加剂。（8月8日《京华时报》）
醋协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不仅要对王建忠“严重不负责任的言论表示强烈的谴责”，还急吼吼地责令王建忠辞去副会长之职，并且声称山西老陈醋、山西陈醋全部是纯粮酿造，根本不存在醋精勾兑。这番“真情表白”与媒体“全国每年消费330万吨左右的食醋，其中逾九成为勾兑醋”之报道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在真相尚不明朗的时候，常理常情就成了公众获得理性判断的唯一依据。我们不妨平心静气地看看现实：早在2000年，我国就出台配制食醋国家标准规定，配制食醋须是指以酿造食醋为主体，与食用冰醋酸、食品添加剂混合配制而成的调味醋。可见，国标是默许“勾兑醋”的，只要勾兑得法。何况今年5月底，中国调味品协会还曾组织了勾兑醋产品标准修订的研讨会，有关部门、检测单位等也曾召开过一个食用醋的标准讨论会，有人还专门提出了区分方法。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附加上三个事实：一是纯酿造醋耗时长、工序复杂、储存成本高，难以满足大量市场需求；二是就基层监管的情况看，质检部门起码在食品冰醋酸与工业冰醋酸的检测区分上还是个空白；三是五谷杂粮都在涨价，酿造醋的直接成本显然更为可观。那么，“市场上的陈醋95%经过勾兑并放添加剂”的判断果然就是胡说八道？
还有两个语境有助于我们对“勾兑醋”真相的考量：一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属于生活必需品，基本是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消费者价格敏感度高，涨跌个五分一毛，就很可能大大影响终端销售量；二是商家有趋利的本能，“达芬奇”都敢在“保税区一日游”后披上国际大牌的外衣，那些勾兑醋厂家凭什么不会在监管阙如的前提下蹭“酿造醋”一杯羹？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绝对的“纯粮酿造”都是绝对的忽悠扯谎。
协会的屁股坐在哪边，是不言而喻的。但还原陈醋的真相，不是比谁的级别高、谁的嗓门大，在某些食品安全领域，虚张声势的权威早就没有丝毫公信可言。“勾兑醋”的今生，让人联想起“乳业新国标”的前世。此前，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指出，乳业新国标是全球最差的牛奶标准，主要体现在“细菌总数”和“蛋白质含量”这两个指标上；随后的7月3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经营论坛上，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也提出，中国的生奶标准几乎是全世界最差的，“垃圾生产出来的就是垃圾”——诡异的是，与此论调相应的，是个个忙着“封口”或“解释”，独留尴尬的“乳业新国标”不咸不淡地挂在民意的耻辱柱上。如今，王建忠先生的“误读”令人有时空逆转、情景再现的错觉。
山西醋协大动肝火，其情可鉴，但真要为产业洗清冤屈，只靠小喇叭喊话是没用的。最简单的一个逻辑是：王建忠先生也曾是醋协的“官员”，何况人家还是“山西金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可见其浸淫此行业已久，就算是“醉话”，恐怕也难挡“三分真”的可能。醋协还是多一些调查、拿出详实可靠的数据，把“标准”和“检验”上的悬疑说说清楚先——不然，陈醋的味道与命运，恐怕就不只酸涩那么简单“没头脑”的食醋与“不高兴”的协会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连 平
2011年8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6.4%，增幅比上月末下降0.2个百分点；当月新增人民币贷款5485亿元，较上月多增559亿元，较去年同期多增93亿元。8月新增贷款有所回升主要是季节性变动，历史上看，2003—2010年期间，除2007和2008年外，每年的7、8、9三个月的新增贷款都是依次递增。这主要是因为商业银行在上半年末加大贷款投放（主要是增加短期贷款）以提升经营业绩，下半年初则新增贷款回落，而随着这一因素的消失，8月贷款投放也逐渐回归正常。此外，新增贷款回升或许表明信贷向某些领域定向放松，但不意味着政策明显放松，当前信贷运行仍属平稳、可控。
从结构上看，新增贷款回升主要源于对公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多增较多。当月对公中长期贷款增加1011亿元，与上月基本持平；对公短期贷款增加1588亿元，较上月多增275亿元；票据融资增加917亿元，较上月多增264亿元。这可能与监管部门鼓励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投放有关，因为中小企业的短期贷款需求相对较大。还需注意的是，在票据贴现利率不断攀高的情况下，票据融资增幅连续扩大，加上短期贷款增加较多，表明企业短期流动性资金需求非常迫切。再结合新增对公中长期贷款保持较低水平，反映出企业盈利预期下降、投资意愿不强。
当月新增居民户贷款1888亿元，较上月略有回升，但这主要是短期贷款多增，当月居民户中长期贷款较上月回落211亿元，反映了住房市场的持续低迷。
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依然较强的情况下，当月新增外币贷款在经过上月的短暂下降后又恢复增长，当月增加59亿美元；可能是银行加大外币存款拓展力度，当月外币存款增加83亿美元。受此影响，截至8月末，外币贷存比198％，较上月末下降4.4个百分点。
受季节性因素消失的影响，当月存款和货币供应恢复正常增长。但由于去年同期基数较高，8月末，M2同比增速进一步回落到13.5％，创200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M1同比增速也回落到11.2％。但受企业短期贷款增加较多、相应活期存款也可能显著增加的影响，M1回落幅度有所收窄。M2增速连续数月低于16％的调控目标、M1增速持续下降和货币市场利率维持高位表明，当前流动性偏紧。
年内信贷运行展望。受准备金率连续提高、差别准备金率动态调整以及存款增速放缓的影响，加之近日准备金缴存基数扩大，年内银行信贷投放能力难以明显提高。但考虑到经济增速放缓和外围经济有较大不确定性，在总体信贷紧缩继续的情况下，信贷投放有可能向三农、中小企业、保障房等领域定向放松。
年内货币政策分析与展望。尽管8月CPI涨幅有所回落，但未来快速、大幅回落的可能性不大，实际物价水平还略有升高，通胀压力依然不小，货币政策不会轻易放松。但从近期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均有所回落来看，中国经济增速已放缓，特别是考虑到发达经济体复苏前景暗淡、我国出口动力减弱，预计货币政策也不会进一步收紧。综上考虑，预计货币政策总体基调继续保持稳健，但更注重审慎平衡和前瞻把握，进一步增强灵活性、针对性和前瞻性。
在具体工具的使用上，近日准备金缴存基数扩大相当于准备金率提高1-1.5％，年内准备金率几无可能再次上调，而考虑到央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减缓这一冲击，准备金率下调的可能性也不大，而且下调也容易给市场以政策明显放松的信号。这在当前的情况下并不合适；如前所述，加息的必要性已明显降低，同时还受到中外利差扩大引致资本流入、加重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以及进一步抬高中小企业融资成本的制约，加之预计物价涨幅将缓慢回落，负利率状况也将随之改观，维持年内不会加息的判断；在准备金率和利率保持稳定的情况下，下一阶段货币政策操作将更倚重公开市场操作的灵活调节，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适度和优化资金分布、调节到期结构。
来源： 新华网
食品安全监管如何“道高一丈”
变“不作为”为“有作为”，进而实现科学作为，在监管者与违法者的“动态对抗”中实现并保持“优势对抗”，才能真正保障食品安全
近日，公安部统一指挥浙江、山东、河南等地公安机关历时4个月，成功破获了一起利用地沟油制售食用油特大案件，查获扣押地沟油炼制的食用油100余吨。
尽管地沟油产业“传说”已久，但当公安机关摧毁其地下产业链时，还是令人震惊：跨省收购作业、产量达每天数十吨、销往粮油市场……在庆幸于一条非法产业链被斩断的同时，人们依然充满焦虑。
应该说，公安机关声势浩大的侦查行动对迅速查清问题、保障食品安全起到很大作用，也让海内外看到了中国整治食品安全的努力和决心。但是，在食品安全事件屡屡发生之后，地沟油制售食用油走向产业化、规模化之势，让人不禁深思。
当前，我国已经建立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食品安全法》也已经在原则上明确了卫生监督、食品安全、工商管理、质量监督等多个部门的职能，形成监管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并统一协调的监管格局，这为食品安全提供了基础性的制度保障，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食品安全屏障作用。
但同时也不可否认，由于食品安全管理难度大、成本高，甚至掺杂有部门和私人利益的考虑，各部门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监管逐渐由“谁都管”变成了“谁都难管”。同时，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某些职能部门的惯用手法就是，将各自的管理权限画地为牢，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挡箭牌。食品安全的这种多头管理格局导致相关部门权责不分，进而引发的监管的不力也给不法商贩提供了“黑色产业”的膨胀空间。
在这个意义上，制度的设计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还有“责任心”和“主动性”。可以说，公安部依法打击地沟油案件，就体现了这种“作为精神”，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也极大地震慑了食品安全犯罪。也因为此，我们有理由责问：在地沟油制售从小作坊到大工厂“升级”时，当不法商贩已经非法从事地沟油制售多年时，平日严守“生产环节监管”、“流通环节监管”等种种界限的职能部门又在何处？
行政监管如果无措或缺失，食品安全的承诺即是一句空话。地沟油案件的发生，再度敲响食品安全警钟，加强食品监管的控制显得尤为重要。而对于我们的行政监管部门而言，不仅仅是要改变以往的“不作为”，还要在“有作为”的基础上实现科学作为，在监管者与违法者的“动态对抗”中实现并保持“优势对抗”，就算“魔高一尺”，也要“道高一丈”。（张 洋）
查处“地沟油”需要颠三倒四 为了感化这个贬义词，不妨当中性用一用。用它来说说“地沟油”查处的顺序安排问题，也就是雷厉风行的行动，时间安排上有没有个“倒顺”？
国务院日前电视电话会不是严肃认真部署了嘛，万余吨“地沟油”被证实流入市场，国务院食品办、公安部牵头，全国各地紧急行动，务必将没入席的挡在门外，捣毁销售网络，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这还有什么“倒顺”可言？笔者认为，有。
根据过去经验，对落实国务院的部署，一般是先城市，后农村；先大城市，后小城市；先县城，后乡镇。这就是“通花顺”。而“地沟油”事件的打击，先大城市、大餐厅，再小县城，小餐馆，在警力、专业人员不足的情况下，按这个逻辑行事再容易不过了，就是有微词也难以启齿。
打击“地沟油”始作俑和“后作俑者”，窃以为顺序安排上应有变化，重点放在县、乡镇小餐馆。即使不如此，起码大城、小城来个颠三倒四。借鉴电影里的玩牌，多倒几把，减少对方作弊的百分比；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让作奸犯科者摸不着方向，增加落网几率。
“地沟油”用量，笔者认为县、乡小餐馆比大城市大餐馆大得多。重庆云阳县查处的一起，犯者是从厕所下面的阴沟里捞“油水”。那些小餐厅，基本没有什么监督。“大的”还顾不上，哪管得了背街小巷。众多小 馆子常常端出来的菜，油的颜色要么黑如煤，要么黄如花，不敢肯定都是“地沟油”，但起码用油不正常。某县40公里处有一道教场所，节日不乏去拜祭心中杜撰出的主事菩萨的，多是提菜油。“高峰期”，庙上准备装油的缸不够用。装进缸里的油的卫生根本没保障，庙上人吃不完，多是流入了乡、城的小餐馆。
进小餐馆的多是些为生活奔波，缺钱、少时的普通人，吃了“地沟油”，要么不知情，要么捏着鼻子吃冲菜说不出口，反正眼不见为净。这样，作案“伙夫”的胆子就更大。如果查处“地沟油”的重心下沉，也算缩小“地沟油贫富差距”之举，为普通老百姓积德。这类歹毒之事不同于其他，立足点是打击、捣毁、惩处。“地沟油”乱世不用重典，难服民心。不存在轰轰烈烈的“抓大案”，震慑“下面”，使其投案从轻。这近乎投毒都敢干的人，不是吓大的。非下决心让其所作所为者倾家荡产不可。又煮夹生饭，道德水准江河日下就非危言耸听。
不管他富有还是贫穷，以犯法求利，就不能给社会同情空间。有一种怪现象，明明是摩托车非法载客，摊主随意摆摊设点，反而出现了中国人要吃中国饭的舆论场，执法者倒遭受道德谴责。于是种种乱象越来越理直气壮。所以与玩“地沟油”们的角力，一点不能掺进贫富理念；谁都一样，没有哪类人该打击、哪类人重在教育的区别，更不能生出一杆打了满圈鸡，叫起来影响形象的怪念头。（文/王自喜）
有一种教师不配过教师节
王旭明 语文出版社社长
今年的教师节在一浪又一浪的感动之潮水中过去了。可以说，党和政府对教育和教师的重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胡锦涛到北京八十中学慰问师生，温家宝到河北贫困山区为普通教师和孩子们做报告，李长春在教师节晚会节目录制现场为先进教师颁奖两次深深鞠躬并承诺解决山区老师教学仪器等等，都让人感动与振奋。
在情感高潮之后让我们回归理智，让我们注视现实，我们会注意到在我国教师队伍中发生的些许变化和种种现象。对这些现象恐不能用害群之马来论，也不能简单用多数与少数、主流与支流来论，如何分析我目前尚无深入研究，但可以肯定的说这些老师是有悖师德的，是不配过教师节的。
例如我写过的开学奇闻以偏不概全之一：一朋友小孩儿刚上小学一年级，小两口告我孩子今天可高兴了，说老师课上提问他好多次，别人举手老师也不叫。我说你们孩子真福气。爸爸说福气啥呀，昨刚给老师送的红包。还例如我写过的之二：一所大家都争抢进入的学校校长在新生家长会上说，你们不用送老师这个那个的，送了老师也不会要。若送就送学校，以捐资助学形式不犯错。多的呢你们看那边的草坪就是家长捐助百万元铺的；少的呢你们看这屋里的几十盆花也就万把块吧，谢谢家长们了。还有某地一官员告我其子在某小学就读，老师在课堂上不讲课，说是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家长为此找学校和老师，回答是你们若想学习就去课外辅导班吧，或另外交钱到老师家去一对一辅导。这叫什么事儿啊！
近几个月来我不知有意或无意得罪或伤害了多少朋友，有让我帮忙找幼儿园、找小学的，有让我帮忙找初中、找高中的，还有大学、研究生的，基本都没有帮上忙。一遍遍的解释、一次次的看着那一张张无助又求助的面孔，我亦无助且神伤、心伤。此时此刻一并道一声：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上学，不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吗？所以如此这般绝非一个制度不合理所全能解释，难道我们有关学校、有关老师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我又一次想起了那在汶川大地震中放言只顾自己逃命，家人都可不管遑论学生的老师；想起了那位公开且放肆的在自己的博文中说如果没有4000万元就不要来见我、甚至都不要对人提起我曾为你们老师的老师；还有让学生为自己打工，美其名曰社会实践、一年内出十几本书的教授，以及弄虚作假、学术剽窃的种种所谓老师。
所有这一切，所有与这一切相关的老师都应扪心自问，你们配过教师节吗？
撰写此文时我看到一位39岁身高不足1.2米、91年在河北蔚县做代课教师郭省，20个年头，大大小小的奖项他得了无数，09年他被评为‘蔚县十大杰出青年’，前县委书记却说他“不能转正，有损蔚县的教师形象。”书记的话让我深思，我倒想追问下，今天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教师形象？其实，问题难也不难回答。不难的是，郭省当然是优秀教师形象，那些犯罪的、被抓起来的当然不是人民教师的形象，如果这些都不能判断清楚不是头脑注水就是头脑短路；判断上发生困难的倒是，我上述所列言行的老师是教师形象吗？是应该得到人们尊重的人民教师的光辉形象吗？
我的回答是，不！他们不配过教师节，也不配与人民教师为伍，直到他们改正了其言其行为止。令人欣喜的是，有关部门在今年教师节前再次强调了师德的重要并明确师德一票否决制。我期待有更具体的办法考核师德，我也期待当种种有悖师德的行为和人物跳出时能够得到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批评指责和处理。须知。扬善与惩恶务必同步，社会才能前进，事业才能辉煌而不被污染。
今年教师节、中秋节相隔很近，这看似巧合的时间安排倒也暗合了一种天意和人愿：人类有些神圣的情感和伟大的事业是容不得一点污染的，比如爱情、友情和恩情，比如教师、医生和作家，在纯白和皎洁的月光下，自认为拥有这些情感和从事这些职业的人们请清洗下自我，升华下自我，也对月反躬自问下：我干净吗？
教师节为所有干净的老师和校长而设立，中秋明月为证。可以不伟大，但不能不干净，更不能无耻！
给力民生是最大的善政
9月1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从吃、住、行、医、学入手——太原着力解决群众忧心事”为题，对太原市今年在民生方面取得的可喜变化进行了报道，充分肯定了市委市政府在民生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政府做得怎么样，市民最有发言权。如果你是程家村西巷的居民，会发现新的标准化公厕已投入使用；如果你是日常乘坐公交车上下班的工薪族，会发现公交车越来越多，而且价廉物美；如果你是翘首保障房的低收入群体，会发现入住新房也许不再是南柯一梦……诚然，这个城市现在还无法做到尽善尽美，但她正在悄然发生的变化昭示，以便民、惠民为旨归的民生建设已被市委市政府当做了头等大事，目的就是要“为群众解忧，让群众舒心”。
在现代社会中，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质量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发展程度，而政府要做的，就是为他们解忧愁，让他们有尊严。平常百姓，柴米油盐，没有太多的所谓“大事”，日常的“吃、住、行、学、医”几乎构成了生活的全部，直接决定了生活质量的高低。一个人的小事，积累起来就成为一个群体的大事，政府是否爱民，是否有效能，往往就体现在对这些小事的解决上。而决定其结果的，是我们的政府能否将其作为一件“大事”来办。
正所谓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这不仅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实践过程，怎么做比怎么说重要得多。我们欣喜地看到，尽管看病难、入园难、买房难等问题可谓全国性的难题，很多问题并不容易解决，但只要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政府部门再难也会努力去办，其中渗透着对群众的真情，体现着对群众的诚意。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只要各级干部把群众当亲人，倾听群众呼声，体察群众情绪，关心群众疾苦，并在实际行动中扎扎实实为群众排忧解难，就一定会得到群众的拥护，让双方的心贴得更近。长此以往，良性互动的确立必将内化为一种传统，给群众带来越来越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给力民生，太原在路上。（宋鹏伟）
家长委员会莫变成“拼爹会”
据报道,新学期伊始,广州不少名牌小学的新生家长忙着报名应聘火爆的家长委员会(家委会)。不少家长感叹,应聘家委会真是名副其实的“拼爹”——家长也要有“一技之长”:或地位、或资本。不少普通家长认为,他们在家委会的决定中“被代表”了。对此,有专家表示,家委会有必要,但要防止被异化。
家委会,顾名思义就是学生家长自发组成的、代表学生在校利益、与学校进行沟通、协商,并监督学校的非官方家长组织。家长委员会不仅能解决学校对学生管理的大包大揽,还可以减轻学校管理的负担,是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完善中小学学校管理制度的重要一环。在美国,“全国家长教师协会”会员总数超过500万人,已成为全面维护学生利益的全国性志愿者团体。
按理说,家委会的成员包括所有学生家长,执行机构常设委员会(常委会)则应该由家长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选举民主产生。但在我们的学校中,家委会通常被简化成了家委会常委会。家委会人数有限以及制度不健全,造成了家委会的产生不民主和权力约束不到位,那些拥有更多资源的家长便直接“被邀”成为家委会成员。
这样产生的家委会,肯定不能代表广大学生家长的意见和利益,其所做出的决定也势必难以符合广大学生家长的意愿。更有甚者,个别家委会假借全体家长的名义,与学校管理者、教育行政部门、校外经济组织结成利益小团体。学校将收取补课费、举办培训班和竞赛等,以通过家委会认可的名义“名正言顺”地实施,把自己乱收费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使学校与家长的矛盾,转化成家长之间的矛盾。最终,家委会变成“官员联谊会”或“收费委员会”,广大普通家长难免感到自己在家委会及其决定中“被代表”。
要使家委会成为真正代表全体家长的“合法的”家长组织,首先要明确家委会的性质、功能与职责,健全家委会的产生、运作和监督等制度,教育部门也要通过制度法规或指导意见,确立家委会的法律地位和权力范围,以及与学校、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督导部门的关系。如此,才能让家委会回归本真,才不会让“拼爹”与“被代表”异化家委会,最终通过家委会制衡学校和政府教育部门的权力,有效防止学校和政府教育部门以公共权力胁迫家长,和谐化解家长与学校、教育部门之间的纷争,最终促进教育事业发展。（胡乐乐）
农民“被上楼” 怕丢掉未来
近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与一直致力于民俗文化研究的国务院参事冯骥才共同对话古村落保护问题。温总理在讲话中指出,强拆把农民赶上楼,丢掉的不仅是古村落,连现代农村的风光都没有了。
目前,一场让农民上楼的行动,正在全国许多地方进行:某地宣布取消域内所有行政村建制,生生造出208个“万人村”;曾被评为省生态文明村的一个村落,如今已被拆成一片废墟,刚修好的“村村通”水泥路被铲平;有的村被整体拆迁……在广大农村地区,还有许多大拆大建正在进行。
我们常常讲,要把群众满意不满意、欢迎不欢迎、高兴不高兴作为我们决策的依据。那么,农民对“进新区”、“上楼房”的真实心态是什么样的呢?近日,一位地方领导到农村“住村入户点调研”后得出这样的看法:“农村不能老是搞大拆大建,拆农民的老房子,农民都不愿搬出去,连老支书都不愿意走。”
一些地方没有把握加快城镇化、建设新农村的科学内涵,盲目规划,竞相攀比,大拆大建,在“拆村并居”“集约土地”等口号下,“风扫老村如卷叶”。在相当多的农村,农民先失土地,再失家园。旧的房子被拆,新楼房建起来,表面上看是实现了城镇化,但没有现代经济的支撑,农民从事的还是传统农业生产,“鸡鸭上楼,小区养猪”,哪有一点现代化的影子?不可否认,一些地方决策者的强力推动出发点是好的,但开展疾风暴雨式的城镇化建设,首先还是要考虑农民的适应和接受程度。
集中搞农民上楼,不仅仅是一个农民能不能接受的问题,而且有一个如何向中国“民俗文化”负责的问题。国务院参事冯骥才直面温总理说:“最近,我们对山东古村落做了一个调查,结果让人吃惊,现今一座完整的原真的古村落也没有了,能想象齐鲁大地上找不到古村落吗?”倘若这样的现象不仅发生在山东,而且发生在全中国,真难以想象那是怎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才有了更多的专家学者呼吁“千姿百态的古村落的存亡,已经到了紧急关头”。
回顾历史,如果以前这样的“大拆大建”进行得干净彻底,我们是否还有今天的和顺、宏村、周庄、同里、平遥?是否还有那么多的文化遗产可以申报?十年树木,百年建村。走在古村落的青石板上,就像翻阅一部部深远厚重的书。在品读古村各自不同的韵味时,我们既要敬畏先贤,也要想想自己,今天我们所有的大规划、大手笔、大运作,是不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能不能像我们的先人一样,给我们的后人也留下一点“非遗”,而不是“非议”。（完颜平）
多收的税，要退还纳税人
新的个人所得税法9月1日开始施行，个税起征点从2000元提高到3500元。但在上海、福建厦门、天津武清、河北唐山等地，一些税务部门仍然按2000元起征个税，上海更是出现了双重标准。面对质疑，一些地方的税务部门称，这是软件没有升级更新所致。（9月13日《光明日报》）
说“软件没有升级更新”，这是在以文字游戏回避实质问题———关于新旧个税法的衔接，国家税务总局在9月1日前已经有明确解释，要求税务机关认真贯彻执行相关规定，保证新旧个税起征点的无缝衔接。这些地方的税务部门没有及时升级软件，就是没尽职。依据新法，纳税人本该享受少纳税的福利，可因税务部门的错误没享受到，税务部门不只是一句“软件没有升级更新”就可以卸责的，必须纠错和退回多收的税。
在一些地方，税务部门“退税”的理念很弱，钱到了他们那里，即使错了，也很难退回来。典型者如前段时间沸沸扬扬的“房产证加名税”，好几个地方突然收税，舆论压力下国税总局和财政部联合叫停，意味着这税不该收不能收，可收的已经收了，没收的以后就不收了，并没提到退还。这是很夹生的纠错。有些地方对乱收费的治理，就遵循着同样的夹生逻辑，最多只是叫停乱收费，而很少责令退还。
软件没有升级更新，显然是借口，摆明了是有些地方推迟搪塞个税新政：增起税来，软件比谁升级更新得都快，减起税来动作比谁都迟缓，多收一分是一分。是错而不认错，知错而不改，多收的税不退还，这无异于纵容乱收税。既然多收了税，那就马上退税，这天经地义。（曹林）
鱼精蛋白“救命药荒”该如何破解
鱼精蛋白,一种心脏手术必须的药品,这两天几乎引起了全中国与心脏有关的医疗机构的注意,因为这种药品严重缺乏,已经有很多医院被迫停止了心脏手术。(9月12日中国广播网)
其实早在今年7月,因为厂家突然断货,在多个城市出现了大面积的鱼精蛋白注射液紧缺。按照以往的经验判断,很多人会以为这只是一种意外,紧缺应该很快会填补上,问题很快可以得到解决。作为当时国内唯一的生产商——上海第一生化药业,其负责人给的一个说法是,因为原料不合格,暂时没有进行生产,全国都缺货,何时能恢复正常供应还不清楚。
步入8月,“荒”的局面却依然没有得到缓解,甚至有加重的迹象。多家媒体报道,在广州、武汉等多地医院,鱼精蛋白还在断货,逾九成心脏手术面临“停摆”危险。而生产药企对此表示,并没有停产鱼精蛋白,只是缩减产量。主要是原材料问题,在生产工艺上有所改变。“最快也要第四季度或明年才能恢复正常。”
进至9月,“荒”还在继续发酵。经过多家媒体的一轮轮报道及追问,药企又有了新的说法,鱼精蛋白的原料有季节性,且取自海鱼,确实有一定供货紧张的情况,目前并没有停止生产。意思是说,因为原材料减少才造成了紧缺。
这些迹象表明,无论是玩停产,还是玩减产,药企根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制造“救命药荒”来绑架公众利益,对有关部门进行“逼宫”。他们可以从这种“荒”中获得哪些好处?一是可以满足他们提出的或明或暗的额外要求。明的是直接允许他们提高药品价格,暗的是,他们可以在其它公众不注意的高价药品上做文章。二是可以要挟医院。在上海,记者暗访中,该公司某销售经理就表示,现在每个月的产量是400盒,“要想保证医院能拿到药,可以与药厂、中标的药品公司签订三方协议,如果肝素钠也用我们公司的,我们会按比例供给‘鱼精蛋白’。”最后,还可以通过制造市场紧缺局面,坐收另一种渔人之利。救命药一旦荒起来,医疗机构及患者只能到黑市中去出高价购买,但高价的救命药源头同样来源于药企,他们是利益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药企为何有底气有能力这样绑架公众利益?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垄断。现在全国的医院都由这一两家企业供货。而这种药品在临床上具有不可替代性,属于一种“孤儿药”。当一种不可替代的临床救命药生产权就掌握在一两家药企手上,出现这种“紧缺”乃至“逼宫”都是意料中的事了。有几家垄断企业不是这样干的?
如何破解“救命药荒”?站在公众的立场,政府相关部门应采取多种措施,特别是设法尽快打破药物生产销售的垄断局面。一是应该出台保护政策,鼓励更多的药企参与生产,合理利用市场杠杆调节,并做好预警防范工作,避免那些心脏病患者深受其害。二是开放市场,允许医院引进国外同类产品,以缓解紧缺局面。三是应该尊重市场规律,重新评估拟定新的市场价格,一种药品价格十几年不动肯定是不太正常的。给企业创造合理的利润空间,能够吸引更多药企参与到这种药品生产中来,打破这种垄断的局面。（吴帅）
中秋假期，延后一天多好
完全可以安排成周六上班，周日、周一、周二休息，让民众充分感受到“月是故乡明”的团圆之乐。中秋假绝非一个可有可无的民间谈资，而应尽早进入有关部门的决策视野，通过完善细节，让中秋节的节日温情与民众归家权利兼得。
新华社报道了一个让人“纠结”的新闻。今年的中秋节共放假３天，９月１２日是农历八月十五，为３天假期的最后一天。黄宁华在广西南宁上班，今年中秋回到崇左市宁明县老家，对中秋之夜是在家里过还是赶回南宁很是“纠结”。中秋当天就返回工作地，就难以与家人共度中秋之夜；在家度过中秋夜，想在第二天赶回工作单位正常上班则没那么容易。
这并非黄宁华一个人的“纠结”。基于民族文化基因中对家庭与团圆的特别珍视，政府决定将中秋列为法定假。但今年中秋节，偏偏却让最美好的中秋之夜“撞”在节日最后一天，那些家在外地的人，好不容易拥有了回家团圆的机会，却因为这一“巧合”只能无奈地放弃。
这影响的并非一两个人，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城市之间流动着的人何止千万。即使在一省之间，家在彼城而工作于另一城市的人也绝非少数。如果有一百个类似情状的人选择放弃，就意味着一百个家庭无法在中秋之夜团聚，而在他人阖家欢乐的时刻独守空屋，又会平添几分离愁别绪，这是多么让人扼腕叹息的事情。
这一尴尬的出现，对于安排中秋节假日的决策者来说，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当初没有预料到今年的特殊情况，第二种是虽然预料到，但考虑到中秋节历来是将周六周日与中秋当天捆绑在一起，为了避免变动带来的麻烦，所以没有采取相应的应对举措。
无论如何，这两种情况都不应出现。政府服务民众当注重细节，对于关系到民众切身权益的假日安排，决策者必须事先考虑周详，尽可能增进民众利益。
今年的中秋放假安排，民众的负面反映比较多，变更假期安排应该说是民众比较一致的吁求，期待有关方面吸取教训，未来再遇到类似情况，不妨提前对中秋节假日进行灵活安排，比如完全可以安排成民众周六上班，周日周一周二休息，让民众充分感受到“月是故乡明”的团圆之乐。
节假日时间如何安排，看起来是“小事一桩”，但一旦实施，从影响面来看，又绝对是“大事”。期待有关部门站在民众立场，多做人性化考量，以便更好地实现政策的初衷。
政府的一个小小变革，就能让更多民众成为节日的主人，反之则让一个庞大社会群体与节日乐趣失之交臂。由此可见，中秋假延后绝非一个可有可无的民间谈资，而应尽早进入有关部门的决策视野，通过完善细节，让中秋节的节日温情与民众归家权利兼得
“郑州桥”的胶水，有点冤
王成喜 绘
“耗资3000多万元，不到两年桥面两侧80个石栏杆掉了26个，严重威胁过往行人安全！”近日有网友爆料，河南郑州夏意桥的桥柱和柱头之间竟然是用胶水粘连而成，只要稍一用力推动，这些数十斤重的石柱头就会掉下来。
这个“桥糊糊”只是小弟。前两年，投资5000万、名噪一时的南京汉中门大桥也难免胶水糊桥的命运。这几年，胶水技术又有大发展。桥梁专家余钟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桥面的花岗岩铺装、桥体岗岩栏杆的柱头装饰都属于后期装修施工。而用石材胶粘接是一种常规做法，应用广泛，它的功效不同于普通胶水。
也许专家说可以用胶水粘桥是有一定道理的，可是专家作为理论工作者，往往只能猜到开头，不能猜到结局。
著名桥梁专家范立础院士就曾经说过，“科学不可能认识到终点。如果以前的规范做得不够谨慎，对风险估计得不足，那么在新规范里就要改进。我国的规范几乎是多年不改，而美国的规范每三到四年修订一次。”专家们依据的规范是什么呢？按照交通部门设计规范，室外受雨淋的混凝土构件，钢筋保护层最小设计厚度尚不到国际通用规范规定的一半。桥梁的设计承载能力仅为美英的68％和60％。这么个标准放在过去可能会顶上个几十年光阴，即使胶水粘合质量不过关也不会立马就塌了，但是放到当下，车辆数量大爆炸加上河流污染日益严重，这座“郑州桥”必然老得更快。
在规范上尚且如此，在管理养护招投标环节上，专家的话语权更加堪忧。例如，胶水糊上去往往没干透就“抢进度”，片面追求政绩的结果还导致了“早强水泥”在我国的普遍应用。在施工阶段，层层转包，装备落后，人海战术，节约造价也都超过了专家们的“理论头脑”。这个时候不能怪胶水，也不能怪专家，科学模型无法考虑“腐败”和“政绩”这些变量。
离奇的变量太多，责任的坐标缺失，科学家也只能徒唤奈何。上世纪90年代，上海外滩“外白渡桥”当年的外国承建公司来函给中国政府部门，称到某年某月某日，该桥寿命已到100年，“我们对该桥的责任已经终止”。而在缺乏“目标使用年限制度”的中国，谁敢对一座桥负上100年的责任？(付瑞生)
那些不排也罢的排名
不能把教育等同于商品生产机构,大学的产品是人的思想、意识和能力,这些是个人财产、论文数量和校友捐赠无法解释的
英国高等教育机构QS的全球大学排名又来了,前几天上海交大的刚来过,估计很快武书连的也要来,中国校友会的也要来。这大学排行榜“乌泱乌泱”的,足以把脑子最清楚的人弄迷糊。最搞笑的是,这些排行榜上大学的座次几乎截然不同,让人搞不清楚“好”和“不好”的界限在哪里。更有一些排名指标简直贻笑大方:有的以大学的“造富能力”(也就是出产富翁的能力)为指标,有的以“校友捐赠”为指标,还有一个名气很大的排行榜把中国第一的桂冠戴在了某大学头上,消息放出来,学子怨声载道:他们认为自己的学校走了后门。
大学排名很无聊——这就是我的结论。一个以教书育人、陶冶人的灵魂为宗旨的非营利性机构,怎么能用纯粹的数字来衡量呢?不能把教育等同于商品生产机构,大学的产品是人的思想、意识和能力,这些是个人财产、论文数量和校友捐赠无法解释的。我想不出给大学排名对公众有什么益处,琢磨来琢磨去,只能假设搞这些排名的人有利可图。毕竟,对于“不明真相”的学生和家长来说,“看排行榜选大学”不失为一种方便的选择。只是,牺牲掉了教育的应有之义。
其实,无聊的排名又何止大学排名这一个呢?
排名这东西,说白了就是量化,就是把原本可感可触之物变成冷冰冰的数字,供人参考、选择、决策。如此看来,倒是符合现代社会的科学精神。但是,人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体,被数字充斥的生活是残缺不全的。更多时候,这种残缺会被利用,变成少数人牟利的工具。前些天和朋友聊天,聊到了某行业报年年搞的“知名商标排名”。起初,我傻傻地认为:有这么个东西,让偏远地区的产品有了出名的机会,也算造福一方的好事。但朋友对我讲了“内幕”:有关系活络的人专门办了“中介公司”,帮助地方品牌“运作”成为“知名商标”,收费十万到几十万元不等。其主要工作,就是“疏通关节”,尤其是搞好有关部门的公关。当然,我这人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别人,这也许是所受专业教育使然。关于排名这件事,我的底线是:爱怎么折腾是您的自由,爱花冤枉钱也是冤大头的自由,但呈现在公众面前的信息必须是铁打的真相,不容商讨。
因此,我说排名无聊,并非因为它真的无聊,而在于在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处于被人操纵的状态。很多人没有我这么多“恶意”,自然也就有可能将假的当成真的,从而自己也被操纵了。真相和假象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以专业、中立之名将自己伪装成真相的假象。
当然,我承认,各种排行榜还是有其存在的价值的。在信息不畅、交流未足的情况下,它给人们的选择提供了一定的参照指标。例如,当我想要换个城市生活,那么我很可能从“文明城市”排名前十位中挑一个。
在这个意义上,排名给了一个自己说服自己的理由,它让人在对现状产生某种倦怠甚至绝望的时候,还能有“科学”这根救命稻草可抓。其逻辑是:如果连数字都不能相信,那我还能信谁?——正因如此,我才要奉劝那些以排行为兴趣、为使命的人们,要对得起良心与真相,因为你祭起了科学的大旗,而科学是现代人的最后一线希望。(常江)
愈陷愈深的择校泥潭
择校只是果，决不是因。如果以为禁止择校就能解决乱象，那就是倒果为因，事实上也禁不住的。最根本、最核心的原因，是优质教育资源配置严重失衡。
9月5日《光明日报》的一篇报道，乍一看吓我一大跳，说今年北京部分家长为孩子进重点小学花费达25万元！老天爷，上重点小学就花这么多，进重点中学该是什么天价？在我印象中，前几年还不过是三四万，怎么这上小学的费用比房价涨得还快呢？真是家中方一日，人间已千年。
细读之下，才稍稍收回一点冷汗，原来所谓25万元的花费，是择校费（即通说的赞助费）、人情关系费、中介费的总和。可见，学校执行的收费标准，很可能还是从前的3万元，至于此外的费用，比如请客送礼，那就没个谱了。所以，如此高的花费应是个别，且是由择校衍生的。不过，择校而有中介，也算是新鲜事。要上好小学，又没有门路，自然就会有人提供中介服务。这就像信访，升斗小民尽管有理，为保险起见，就去找信访掮客一样。
谁能说当今的教育不是一个巨大的产业，而且在以产业的方式在运作？所谓择校，简单地说，就是你想上现有规定下不能上的学校。户口所在地没有你认为的好小学，想跑到户口所在地之外的区域去上，就需要择校。好学校大家都想上，凭什么你的小孩就可以上呢？有的家长想出的办法是，在目标校附近买房，户口随即发生迁移，于是把所谓“学区房”的价格越抬越高。更多的家长则加入到排队择校的行列，于是自然就会发生“竞价”，把择校准备金越抬越高。
在当前的教育领域，可能没有比义务教育阶段更乱的了。从幼儿园升小学是如此，从小学升初中同样如此，但后者在表现形式上与前者又有不同。校自然都是要择的，但升初中比升小学似乎多看一点孩子的能力，却也没有所谓统一考试，于是就发明了用证书证明能力的评价标准，催生出价值数以亿元计的校外培训市场。奥数被妖魔化、英语等级考试趋于低龄化，概由此生。也有不少知名中学另起炉灶，办自己的培训班，你要上我的初中，就必须上我的培训班，别的什么证书不好使。于是，学校就能从培训市场中分得一杯羹。那培训费，一个孩子一年下来也是成千上万，而且只能从中收获一个上这所学校的前提和希望，没人给你打保票的。
禁止择校的禁令，主管部门年年发，眼见这禁令一次次成为空文。照北京的情况来看，产业链条越来越长，择校费用越来越高，说择校在泥潭里愈陷愈深也不为过。一般以为，这都是学校和家长惹的祸，主张要狠抓“校贪”，甚至把家长视为行贿者。但在我看来，只要不把择校费胡乱支配，学校能有什么责任呢？家长自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若不花钱就能上不错的学校，谁愿求爷爷告奶奶，求着给人家送钱呢？很多时候，不是你不愿掏钱，而是你提着猪头都找不到庙门。而且，现在大多只有一个孩子，为孩子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教育条件，正是家长的心愿和义务。
家里有“关系”、掏得起也舍得花的，孩子就能上重点小学；家里没“关系”、掏不起或舍不得掏的，孩子就不能上，这对孩子自然是一种机会不公。为解决这一不公，有人主张恢复统一考试。考试面前固然可以做到人人平等，但恐怕行不通。小学升初中或许还能考一考，叫幼儿园的小朋友考什么呢？无非又要把应试教育的那一套，向前延伸至学前教育。再说，以一两次考试成绩作为孩子能否进入好学校的依据，这残酷性，又甚于高考之一考定终身。
照我的看法，择校已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而发展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择校只是果，决不是因。如果以为禁止择校就能解决乱象，那就是倒果为因，事实上也禁不住的。最根本、最核心的原因，是优质教育资源配置严重失衡，由此导致教育的马太效应，派生出包括择校在内的一系列问题。有的小学一个年级就有十六七个班，而有的小学不需要家长掏一分钱却连三个班都招不满。去年底，教育部又发布了“禁令”，要求用3年到5年时间，基本解决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问题。时间表有了，似乎还应有路线图和责任状，否则，不出三年五载，像北京这样的地方，25万元的触目纪录或许早已成明日黄花。（滕朝阳）
选医生切忌以貌取人
近日,一条《温州最帅男医生》的帖子在国内各大论坛和微博疯狂转发,在坊间号称“平阳帅哥医生”的这位男孩一夜成名。有网民称,甚至有女生为了见他一面而装病。(9月6日《扬子晚报》)
一位还未取得执业资格的准医生,却因为外形出众,酷似明星一夜走红,你不得不惊叹网络的“造星”能力。尽管它并非当事人的初衷,这位年轻男孩甚至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表示现在更希望的是生活不受影响。
尽管这只是一个偶然性的事件,但在就医过程中,一样存在着不少这种以貌取人的类似现象。年轻的女孩们会根据外形条件来判断,男医生是否值得信任?当然,这里的外形指的是“帅气与否”。更多的人则喜欢选择那些外形看起来比较“老”的医生。只要医生比较显老,就更容易赢得就医者的信任。因为在很多人心目中,“老”意味着见多识广,经验丰富,技术成熟。
但实际上,这却是一种偏见。外貌与一个医生的好坏根本扯不上任何联系。我上医学院时,班上成绩最好,学医最努力,人品最好的是几个外形并不出众的同学,有一位甚至是残疾人。相反,那些比较“帅”的学生,在别人苦读的时候,很多都去“风花雪月”去了。即使是在我曾经工作过的医院,也见过多位虽身材矮小、外形一般,但却技术人品俱佳的医生。
“老”就直接等于好吗?在这点上,我同样不赞成。现在,医学知识更新速度前所未有,很多经受过足够医学训练及最新医学知识及理念灌输的年轻医生,他们的水平未必就比年老的医生逊色。怪异的是,一些年纪较大的医生,长年不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也从来不喜欢学习新的知识与技能,却可以凭借“面相老”来赢得就医者的信任。我曾经为学医术,偷偷跟师过一位地方小有名气的“老医生”,最后发现他的“特长”除了滥用激素还是滥用激素。有过几次这样受挫的经历后,我再也不迷信“老医生”,还有那些经过商业包装的唬人头衔。
这当然并不是否定帅气、年老的医生,他们中确有很多优秀的医生。我想表达的是,如果你因为一个医生的外形条件不佳,不够老,根据这样的第一印象去判定“这个医生不行”,不愿意选择这些医生。它一定是一种相当错误的观念,这可能是你的损失,因为你有可能会因此错过那些优秀的医生。当然,持这种以貌取人态度的还有医院。一些医院在招聘医生时,都对身高提出严格的要求,比如不得低于1.68米。前两年,某著名学府医学部公布的招生体检规定中明确体重超标以及矮于1.60米的男生和矮于1.50米的女生,将受到“不录”或“慎录”的限制。现在即使不公开这些,但在招生过程中,身高依然可能被视为一种不可少的参考条件。
其实,“以貌取人”在什么时候都不太合适,在医疗领域更不应该。请不要“以貌取人”,免得误伤与受伤。（吴帅）哪里容得下老字号小吃
去年是前门，今年是后海，看来愈是北京味道浓郁的地方，愈是容不下老字号小吃。
9月5日，后海九门小吃“门框胡同”区域内，8家档口集体撤离，包括爆肚冯、马记月盛斋、羊头马、年糕钱、奶酪魏、德顺斋、白记豆腐脑7家老字号，及炸糕辛档口。有经营者称，进场费的上涨是老字号撤离的主要原因。
这则新闻迅速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担心，那就是，将来还能去哪儿集中吃这些小吃呢？好在，在各方的协调之下，昨天，已有几家档口重新回到门框胡同，风波似乎正在慢慢平息之中。
一一数落上述北京老字号小吃的名字，如果真的全部撤离了，那可真就让人难免惋惜。好不容易将几家老字号小吃凑到一起，便于市民与游客前往“一吃为快”，如果说散就散了，这不但是北京老字号小吃的不幸，也是北京居民和游客的不幸。现在，虽然风波可能很快平息，但问题却依然在，那就是：为何老字号小吃的命运总是颠沛流离？
去年6月，小肠陈、爆肚冯、年糕钱、奶酪魏、茶汤李、羊头马、瑞宾楼褡裢火烧……数家北京老字号小吃就无奈地撤离了前门地区，撤离的主要原因是，前门寸土寸金，适合利润更高的商业经营。
去年是前门，今年是后海，看来愈是北京味道浓郁的地方，愈是容不下老字号小吃。即便今天风波暂时平息，但谁说，明年的今天，风波不会再起？毕竟，导致这一现象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这还是让人担心，下一步，这些小吃品牌是不是要被挤到远郊区县了？
表面看来，老字号撤离城区繁华地带都是钱闹的，这次引发退出后海九门小吃风波的原因，就尤为明显。据九门小吃创始人侯先生介绍，5年间，房屋租金由40万涨到了240万，当初收1万进场费只是“意思一下”，现在老字号小吃应和其他档口一样，交3万进场费，“老字号也要与时俱进，而不是总被捧着的”。
对进场费的涨价，一名老字号经营者表示多收2万并不算太大的压力，“我们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场地提供方要加钱，经营者说钱不是问题，按道理讲解决问题很简单，但为何双方还是一度闹掰了？这恐怕和老字号小吃的生存大环境有关系。比如，现代人的生活快节奏使他们失去了品尝小吃的时间和心情，小吃的传统口味难被更多消费者接受，所在之处交通不便等，这些不利于老字号小吃的元素加在一起造成的直接冲突，就成了经营者与管理者的费用之争。
老字号要保护，但更大层面上需要政府出台优惠政策、资金扶持等，九门小吃成立当初以优惠进场费吸引老字号入伙，是市场行为而非保护行为，即便“翻脸”提高进场费，也无可厚非。老字号小吃经营者现在要做的不是抱怨，而是及早为自身寻找出路，比如更改经营理念、寻求性价比更高的经营场所、修正自身缺陷（产品质量）、改变游客“难辨真伪、干脆不吃”的印象等。
要知道，老北京的小吃，不仅是一种食品，更是一种老北京的文化。让老北京的小吃活得好，就是让老北京的文化活得好。（星河）
见面会不是“见上一面”
9月2日，广州市白云区新市街第五选区举办区人大代表正式候选人和选民见面会。选民在提问中表现过于“含蓄”，现场一度沉默将近5分钟。“下面是自由时间。”受到主持人开腔鼓励，选民陆续抛出基建设施缺乏、看病贵、环境污染等民生问题，见面会的提问环节如“接访日”，3位正式代表候选人提前“练兵”。（《南方都市报》9月5日）
借助“见面会”这个平台，候选人出场“亮相” ，宣传自我，展示自我，接受选民的“测试”。选民们可以一睹候选人的风采，了解其应变能力、沟通能力、协调能力……换个角度看，“见面会“也增强了候选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作为展示法律权威的一种仪式，这样的“见面会”体现了候选人对选民和法律的的尊重；作为一种教育手段，它有助于培养人大代表全心全意为选民服务的理念。不过，一些“见面会”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以白云区新市街第五选区举办的“见面会”为例，在选民提问的环节，尽管主持人多次重复提醒，但现场依然沉默了五分钟。尽管程度不同，其他选区的“见面会”同样出现了选民不会提问的情形。黄花岗街第9选区的见面会后，一位代表候选人跟记者说：“我们的选民们没有接受过训练，感觉多数人是不敢说话的，比较‘羞涩’。”在笔者看来，这番话虽有一定道理，但不够全面。
如何才能让选民们敢于说话，且能问到点子上？首先，需要在“会”外多下功夫。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加强会前的组织和发动工作，在见面会之前，引导、发动居民代表征求民意。这样，再向代表候选人发问，就能够既有一定深度，又有相当的代表性。
根据规定，“见面会”提问内容主要是候选人当选代表后如何履职、发挥代表作用。但如何问、问什么，大有考究。白云区新市街第五选区“见面会”上，选民纷纷摆出具体的民生问题。候选人参与到讨论中，并为居民出谋划策。这启示我们：选民结合选区的实际的问题，向候选人发问，将“见面会”变“接访日”倒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此外，“见面会”不妨增设一道问题讨论程序，让出席见面会的候选人围绕同一民生问题，畅所欲言，有序交锋。使各候选人的观点都亮得很彻底，表达得很全而，将其利弊长短充分地暴露在选民面前。
年初，浙江省约3万个村将陆续进行村级组织换届。在此次换届中，该省推行“先定事、后选人”和“三项承诺”制度。据介绍，换届选举前，各村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及本村实际，制订3年发展目标和具体工作任务，要求候选人或自荐人围绕这些目标和任务，在衡量自己的能力后再参与竞职（《人民日报》1月19日）。浙江省在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中，实行候选人以既定事项为内容，向党员群众公开承诺任职设想、目标打算和措施办法，让大家来评判谁更有本事、更能务实干事，再举行选举大会，选择自己满意的人。此举使得竞争方式由“幕后活动”变为公开竞选，更重要的是，把承诺方式由过去的承诺做什么，变为现在的承诺该怎么做。这种方式，亦可用于人大代表候选人的“见面会”上。倘若在精心组织下，结合选区实际，集中选民提出的带共性的问题，让候选人分别回答，承诺做什么，该怎么做。这样，同样能有效避免出现候选人信口开河、非正常的承诺，以及 “选前乱承诺、选后不作为”现象。（杨维立）
“择校费”之下有无穷孩子的春天
近日，北京的一位家长平淡地告诉媒体记者，北京某知名小学择校费最高已达25万元，择校费价格上涨之快令人咋舌。不独北京，今年幼升小，广州的家长们曝出各名牌小学择校费：华侨7万、东风东路8万、番禺市桥中心12万、华师附小16万……起步6万很普遍。网友惊呼：“比房价涨得快！”
“涨得快”不是关键，关键的是能不能交上，能不能成为择校费的“宠儿”。何谓宠儿？就是交了钱的幸运儿。钱此时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交钱的渠道是不是畅通。许多家长固然憎恨择校费，但更憎恨的是交不上择校费。有钱花不出去，徒叹奈何？有人形容，想上好学校，得“三拼”：拼爹、拼钱、拼命。爹是第一位的，爹身居高位，上学何难也？光有爹还不行，还得花钱，至少要给个起步价，这是所谓的行规。钱是第二位的，没有钱万万不行，如果连能够和学校高层沟通的中间人都找不到，那有钱也花不出去，有钱也读不了什么好学校。当然，这里的“有钱”充其量只是中产阶层的“有钱”而已，亿万富豪们多半是无需伤神的，今日中国之大富豪们，谁没点拿得出手的官场人脉？即使无法入读公立小学，还有昂贵的贵族学校供其入读。可怜的只是中产们，望贵族学校而泣，观知名公立小学而寒，如无胆识、无拼命之精神，无法调动各方面资源，恐怕好学位难求也。
择校费问题实在是已经讨论过千百遍了，每一年的入学都会成为一个话题。但讨论是不是废除择校费的问题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伪问题，因为教育主管部门的回应从来都是顾左右而言他，各大知名学校从来都是闪烁其词，或者回避或者拒不承认。谁敢来作证呢？家长们好不容易通过诸多关系才能够交上“择校费”，焉能因一时的愤怒而让孩子被驱赶出校门？其实，又有多少愤怒的呢？能交上的多半欢天喜地，对其中门道讳莫如深；没交上的或者交了钱也没办成的，却是捶胸顿足，怨声连连又百般无奈。
在择校费问题中存在的潜规则众人皆知，也无需再揭露了。哀大莫过于心死，这种问题讨论来讨论去已经无甚意义，徒添几分悲凉罢了。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是那些没当官的爹或者家境欠佳的穷孩子们。他们无法入住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心，他们只能在偏远地带甚至城中村安身，他们的父母或许只是外来务工人员，这注定了他们对名校望而却步。名校一般都居于城市繁华地带，是房价高企的地方，即便是成绩优异，但根据属地管理原则，你并不能入读那些名校。要想入读，找关系、找钱，还是老一套。
其实，根源还是在于教育资源分配严重失衡。在现行教育政绩评价体系下，各种资源难免向那些成绩好、升学率高的学校倾斜，于是越好的学校获得的资源越多，越差的学校被公共财政和优惠政策眷顾得越少——这就是“赢家通吃”定理。为什么那么多家长耗费巨资也要让孩子读名校，无外乎名校的硬件和软件质量都高出普通学校一大截。入读知名小学，常常意味着预定了知名中学，紧接着是知名大学。即便从孩子的人际关系而言，入读知名小学，意味着孩子的同学多半出身于达官贵人，或者家道殷实之家，校友资源丰厚无比，这对未来参与社会竞争大有裨益；而如果入读普通学校，意味着只能和穷人家的孩子、和农民工的孩子一起读书，连素质教育都打马虎眼。为了孩子的前程，安能不搏之乎？
可谁来关心穷人家的孩子读什么学校？他们是择校费问题的失语者，此问题与他们基本不产生关系。但他们终究也是要读书的。知道他们读的哪所学校，教育主管部门为何不能倾斜一下，动用天文数字般的择校费总量去扶持一下穷孩子们读的学校呢？能不能让那些民办的为打工子弟服务的学校得到更多优惠政策呢？（南方日报评论员）
社会底层不应被排除在社会之外
27日，几位一大早出门找工作的农民工到西安木塔寨附近的永阳公园休息，没想到突然来了几个保安拿狼牙棒把他们撵了出来，让他们又气愤又伤心。公园保安表示，这边正对的就是高新管委会，各位领导都会有来有去，农民工形象不好、素质低。
因为农民工的身份，被公共场所管理者粗暴地驱赶出去，这是对农民工的歧视和排斥。这一幕映照的是我国社会底层的境遇，他们面临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我们应当予以高度关切。
不论发展状况如何，每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社会底层，当然在不同国家，社会底层的涵盖范围可能并不一致。在当下，社会底层这个概念正面临着消失，换句话说，底层概念发生了分解与转移，变成农民工、外来务工人员、失业者或者困难群体、弱势群体等等。其实，依据他们的受教育状况、财富状况以及生活处境等共同特征，标示为社会底层，也许更符合当下的社会现实。与之相对的是，中间阶层概念倒是通过不同形式被整合起来。
社会底层遭受的歧视和排斥几乎无所不在。比如，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资源的分配，对他们有所区别；比如公园、图书馆、公共交通等公共场所对他们不大欢迎，哪怕这些场所是免费的，宣称向所有人开放；在社会交往中，他们也常常遭到嫌弃与厌恶。
令人不安的是，这种歧视和排斥几乎是系统性和制度性的。歧视和排斥社会底层已然成为一种社会心理，以致成为一些底层社会成员的“自觉”，比如，近日在福州，一位农民工乘公交车时怕弄脏座椅而坐在台阶上。
底层社会成员的某些生活现实，也被转换成价值判断，并予以贬低。比如说，缺乏教育或者没有受过教育，被天然等同于愚昧、无知的代名词，而贫穷则被视为耻辱，是个人失败的证明，道理似乎简单：社会给了你机会，你没有能实现“上升”，那就是个人的无能和失败。与这一种状况相对的是，市面上层出不穷的《成功学》，无不在宣扬只有坐拥财富、成功才是有价值的人生。在制度层面上，社会底层在各种资源与机会的配置制度中处于劣势甚至出局的地位，尤其在收入分配、子女教育等方面明显不利，向上的社会流动也越来越困难。
需要正视社会底层及其社会生活处境，他们不应该被排除在社会之外，他们应该获得应有的社会关注和社会位置。检视一个社会的文明公正的程度，社会底层的境遇往往是衡量的标尺之一，社会底层也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个社会无疑是高度文明、高度公正的。
从先进国家的经验来看，一个社会文明地对待社会底层，其途径无非在于：一是尊重社会底层，二是国家保障社会底层享有体面生活。就我国而言，当务之急在于消除系统性的、制度性的歧视和排斥，以切实有效的措施让社会底层共享发展成果，成为具有尊严感、幸福感从而也具有归属感的社会成员。（李建华）
干部换届转岗应保持共产党人本色
吴良伦
眼下，全国省、市、县、乡四级集中换届工作正自下而上陆续展开。既是换届，就必然涉及一些领导干部退下来或转到条件相对艰苦的地方去。这本来是事业的需要，是组织慎重做出的安排，当是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是机少数人却不能正确看待对待，闹情绪甚至哭鼻子，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换届时”，这就有点反常了。
换届事关一个地方的发展全局，关系到党和人民事业的兴旺发达。从实际情况看，换届时能提拔的只能是少数人，干部的思想境界如何，在于能否把个人这个“小数”加在党和人民事业这个“大数”上，在于能否把个人的“点滴”融入党和人民事业的“江河”。心怀党和人民事业的人，进亦忧，退亦忧，留亦忧，转亦忧，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即使没有被提拔，也当心态自如，不失工作的动力，保持学习的上进心，坚守清正廉洁的底线。
诚然，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但是，“高处”毕竟有限。这个时候最能见出一个人的党性和原则。解放战争期间，粟裕两让司令，一时传为佳话。建国后许光达三让大将，更是令人钦佩。许光达三呈让军衔的申请，毛主席得知后感慨万分：“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毛主席这番话，既是对许光达人格魅力的肯定，更是教育党的干部如何看待个人地位，今天读来仍振聋发聩，催人警醒。
长江后浪推前浪。对于一些领导干部而言，到了一定年限，放下挑了多年的工作重担，这是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就曾强调，干部的“退”，是党的事业薪火相传的需要。共产党员在入党时，曾经有过一句誓言，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奋斗终身”并不是指终身都担任重要职务，而是在岗爱岗，恪尽职守。共产党人应时时事事处处保持本色，换届之际更当如此。退岗或者转岗到条件相对艰苦地方，共产党员的政治觉悟不能退不能转，共产党员的精神追求不能退不能转，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不能退不能转，共产党员清正廉洁的形象不能退不能转。
换届是对领导干部一次大考验，在这一过程既要讲干部自律，正确看待对待退岗转岗，做到自觉自愿服从组织安排；也要讲他律，对那些拉拉扯扯，搞小动作、经不起考验者，当坚持原则，一身正气，以铁的手腕严厉查处，绝不姑息，确保换届工作顺利进行。
“读书无用论”的背景审视
陕西一户农民家庭，老大黄艳宁大学毕业后的求职历程，辛酸而曲折；老二黄柯柯的北大求学历程，崎岖而幸运；家中唯一男孩黄磊放弃高考学技术挣钱，现实与理想相差太远。黄家三姐弟，三种不同的人生路，是农村寒门子弟向上攀爬以期改变命运的剪影。面对资源不均衡，竞争不公平，读书改变命运，正受到现实的挑战，许多农村子弟放弃高考，而其他的向上通道也越来越窄。（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07版）
单纯从字面上理解，“读书无用论”在任何时候都是充满狭隘和偏见的。读书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成功，但读书却是通向成功最为可行的道路。我们绝大多数人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其实都归功于读书。不读书我们可能一无所有。然而，现实总是比想象的要残忍。一般农村家庭没有几个五六万元可以拿出，一个农家子弟也没有几个四年可以挥霍。当投入高昂的教育成本却无法支撑起一个可以预期的未来时，“知识改变命运”便如同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画饼。坚守还是放弃，便成为一个近在咫尺而又无法回避的选择。
“读书无用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出现，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此番“读书无用论”的抬头与以往所不同的是，它是经过努力之后的一种放弃，因而增添了几分悲壮。为培养一个大学生，甘肃省会宁县贫困家庭普遍负债在5万左右，相当于10年以上的家庭纯收入。当地很多百姓认为“除了读书没有别的出路”，但就业难也让他们心生疑惑。建立在“除了读书没有别的出路”这种认识下的“读书无用论”，不仅折射出悲观和失落，更透着一种绝望。这表明部分底层民众不仅没有选择，甚至失去了选择的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书无用论”并不指向读书本身，而是因为社会不公以及种种阴暗面过于强大。
教育本应是世界上最公平的事物，然而无可否认的是，现实却不是这样。由于地域、城乡差别乃至身份差别，教育领域的马太效应越发严重——接受同样的教育，越是弱势群体需要付出的成本越大。“知识改变命运”的关键前提是，人才上升的通道应该是畅通和公平的。然而在现实语境下，“求职”赤裸裸地沦为一场“拼爹”、拼背景的游戏。很明显，“读书无用论”并非一种反智倾向，而是价值扭曲的一种悲怆抗议。
“读书无用论”，不表明社会底层放弃了对“知识改变命运”的追求。在今天，没有哪一个群体比他们更懂得读书的可贵。所以，真正需要改变的不是他们的观念，而是求学上升途径的公平畅达。为什么教育政策对有些学校宠爱有加，而对另一些学校冷若冰霜；那频频发生的“萝卜招聘”，何时才能肃清？不解决这些，“读书无用论”难解。（吴龙贵）
抑制房价，政府要舍得“割肉”
正所谓借一根杠杆可以撬动地球，信贷就是房地产业的杠杆。记者近日分别致电农、中、工、建四大银行北京客服电话获知，这些银行均已暂停第三套商业住房贷款。（新华社8月21日）
最近两年，政府打压房价推出最重要的两把“撒手锏”，一是大力建设公租房；二是推出“限购令”——不管是四大银行暂停第三套房贷发放，还是诸如北京等地明文规定“每户家庭只能新购一套商品房”，其目的只有一个：防止大批热钱涌入楼市，将购房当作投资手段，推高房价。
公租房建设缓慢，数量也有限，对于缓解公众购房难、住房难问题，恐怕是杯水车薪。那么，限购令呢？笔者认为，那不是推高房价的主导因素。抑制房价，别太迷信“限购令”，否则或陷入楼价调控误区。
对此，不妨检验一下“限购令”在一线城市实施一段时间来的效果。国家统计局8月18日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仅有1个城市（三亚）的房价出现同比价格下降，同比涨幅在5.0%以上的城市有31个。而从2月份以来，价格同比下降的城市个数最多的时候也就3个。而这还不算“限购令”给消费者传递的错误信号：“限购令”让部分消费者认为房价下降可期，固持币待购，这在客观上降低了楼市成交量，抑制了楼价的涨幅速度。
实践证明，过去的“限购令”对于抑制房价的作用不大。房价之所以高企的原因早已浮出水面，用专家的观点概括，就是房价的构成因素有4个“1/4”：其中建安成本是1/4、土地成本是1/4、税收是1/4以及开发商利润是1/4。分析这些成本，我们不难发现，建安成本是固定的，开发商利润不会出让，假如土地价格和税收不“挤水”，抑制房价只能是痴人说梦。
就说土地价格，有资料显示，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金达到1.5万亿元，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6%左右。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金达到了4万亿。在有些县市，土地出让金占预算外财政收入比重已超过50%，有些甚至占80%以上。所以，土地财政是高房价的罪魁祸首,土地财政不除，房价如何下降？再如税收。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陈万志经过详尽计算，一套房子，经过立项、建设、配套、销售等环节，涉及的税费高达62项。税负如此高，房价焉能不高？
抑制楼价要打“组合拳”，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要舍得“割肉”，比如，地方政府大幅降低地价，减少税费，特别是剔除重复收取的税费，从根本上为降低房价提供空间。但遗憾的是，无论哪一级政府出台楼市调控政策，基本不涉及地价和税费改革，而是动辄剑指房产商和消费者。岂不知，诸如“限购令”之类的楼市调控，很难从根本上降低房价。（惠铭生）
晒“三公”也需要“顶层设计”
石家友
截至7月28日,已公布去年“三公”决算和今年“三公”预算的中央部委达88个，晒“三公”的中央部门超过八成。继7月21日北京市公布“三公”经费后，7月28日上海市也公开了2011年“三公”预算。（8月1日人民日报）
自中央部门公开“三公经费”启幕以来，引发一路围观、一路争议。在已经公开“三公”的部门中，最吸引眼球的是最早“亮相”、下降较多和总数庞大的部门。同时，公众对各部门“三公经费”的数据畸高畸低、程度有粗有细、进展有快有慢等也给予极大关注。
当然，各部门能够撩开长期以来对公众秘而不宣的“三公经费”的神秘面纱，已是很大的进步，我们应当予以肯定。但从已经晒出的“三公”数据看，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可忽视。比如国务院为98个中央部门设定了“6月底”公开的时间下限，为什么绝大多数部门“爽约”却没人担责，甚至连个解释都没有？财政拨款里的“三公”公开了，还有多少“三公”藏在非财政拨款中不敢示人？为什么有些部门公开了公车数量、人均经费，有些却大而化之，让公众“雾里看花”？……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让公众对目前的晒“三公”不满意。
那么，为什么本来是一个为公众解疑释惑的很好的行为，却让公众产生了“越来越糊涂”的感觉呢？有人将原因大致归结为以下几点：没有统一的口径，导致公开数据失真；问责措施缺位，造成公开进程拖拖拉拉；公开标准不一致，最终细化程度参差不齐。如果这样的分析成立，是不是表明，晒“三公”从一开始就缺少一个“顶层设计”？
所谓“顶层设计”，是出自系统工程学的一个概念，其本意是指“自高端开始的总体构想”。通俗地讲，就是指价值理念与操作实践之间的蓝图。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有一句“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表述。自此，“顶层设计”开始向政治领域、社科领域渗透。它的大概意思就是，从最高层开始，站在一个战略制高点，弄清楚要实现的目标后，一层一层去设计好。
以笔者之见，晒“三公”走到今天这样的尴尬境地，与缺少一个“顶层设计”不无关联。正是缺少了这种站在战略制高点的设计，才让公开“三公经费”失去了统一的统计标准与公布标准，才致使公众对五花八门的数据无所适从。
因此，中央部门晒“三公”即将收尾、地方晒“三公”已然接棒之际，急需一个“顶层设计”来指导。这样的“顶层设计”应该明确：不按规定时限公开要承担什么责任，各级晒“三公”应细化到什么程度，哪些“三公”项目必须纳入公开范围，对公众的疑问应该做出怎样的回应，……只有这些东西都“有言在先”，各级晒“三公”才能更容易操作，才不至于总是“摸着石头过河”，自己走得艰难，群众也难满意。
公开透明才能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提出要抓好重大突发事件和群众关注热点问题的公开,客观公布事件进展、政府举措、公众防范措施和调查处理结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当今时代,各类网络媒介与信息传播的结合,正将人类带入一个“水平化”的信息高速扩散时代。在此形势下,对群众高度关注的重大突发事件信息及时进行公开透明的发布,不仅是破解各类不实谣言和不良信息“乘虚而入”的唯一药方,也是维护政府公信力、提升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
舆论环境的“立体化”,已经改变了以往的“游戏规则”,在纸媒、电视、博客、论坛、微博、视频网站等多重传播手段的“立体”监督之下,“透明”是任何重大突发事件和热点事件必须面临的民意期待,也是相关部门的有效应对之策。公开、透明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虽然不可能取得百分之百的最有利局面,但却可以百分之百地避免不实谣言扩散等最不利局面的发生。
实现公开、透明,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基本配置,但绝不是“万能仙丹”。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引进新闻发言人制度也有些年头了,但是其实际作用仍然有待进一步完善。比如,一些部门的新闻发言人面对媒体时,经常会出现“呆板”、“答非所问”乃至“雷语”不断等现象。这背后究竟是何原因?曾有某部前新闻发言人公开表示:“新闻发言人是从官员提拔上来的,缺乏新闻传播素养,内部面对‘少说不说为佳’的潜规则,外面面临媒体和公众的压力。”也就是说,新闻发言人只是“毛”,这个“毛”必须依附于信息透明的游戏规则这层“皮”上,才可能具有最大可能的生命力。无论是舆论监督还是互动沟通,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推动社会进步而不是“遮丑”。“真诚沟通”和“信息透明化”是新闻发言人等制度发挥有效作用的基础。
所以,在当前的信息传播环境下,有关部门在发布信息时不要指望应付群众,否则可能会闹出笑话。因为当前的舆论传播和互动方式、速度,决定了问题一旦呈现在公众面前,其实就是一场“全民头脑风暴”。在这场风暴里面,公开透明是最好的选择,也能产生最好的效果。（蒋悦音）
敢于直面群众关心的现实问题
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从怎么看到怎么办——理论热点面对面·2011》,已经在全国各地发行。作为中宣部2003年开始组织编写的第九本通俗理论读物,该书一经推出就和前几本一样,迅速引起了众多读者的热切关注。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关键是要及时回答实践提出的新课题,为实践提供科学指导。”该书紧密联系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对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作了及时回答,不仅分析社会问题的根源,让读者知道“怎么看”,还阐明党和政府的各项应对举措,让读者了解“怎么办”。该书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要成果,也必将成为广大干部群众化解思想疑惑、增强发展信心的重要读本。
从“怎么看”到“怎么办”,体现了认识的巨大跨越。“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我国当前正值社会转型期,发展中面对诸多难题,高房价、贫富分化、地区差异等问题交织出现,有些是以往没有遇到的新情况。面对这些发展难题,理解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固然重要,但通过认真调查研究找出解决办法,进而指导实践的前进,是理论研究者和宣传者的重要任务。
从“怎么看”到“怎么办”是理清思路、统一思想的需要。思想上实现统一,全党才能步调一致,才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化解矛盾、促进发展。面对社会问题,不正视实践的变化,采用空洞、僵硬、刻板的教条,不仅于理论发展无益,也无益于凝聚人心、解决难题。只有清楚了解“怎么办”,各级领导干部才能基于共同的认识,把步调统一调整到科学发展观的“频率”,提高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能力。
从“怎么看”到“怎么办”,也是增强人民群众发展信心的需要。敢于直面群众关心的现实问题,并且拿出化解矛盾、解决难题的办法,是取信于民的根本举措。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民群众认同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敢于正视问题,而且善于解决问题,让人民群众感到中国发展的思路是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途是光明的。
中国共产党90年的发展历程一再证明,任何时候固守本本、漠视实践,党的事业就会失败,而做到实事求是、尊重实践,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取得巨大成功。因此,我们要在准确把握世界大势的基础上,对我国当前的国情、社情、民情进行深入研究,不断总结各方面的新鲜经验,不断回答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永葆科学理论的旺盛生命力,引导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周文轩）
无处不在的网络监督是最好的启蒙
近日，有两则新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是四川省宜宾市常务副市长徐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自称“去过60多个国家”，引发网友围观，随后刊发该报道的宜宾新闻网已将“去过60多个国家”这句话删掉了。二是广东省增城市有关部门在慰问为救跳轨者而英勇牺牲的广州消防战士姚携炜家人时，一名政府官员递上慰问金，握着姚携炜父亲的手说：“恭喜你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儿子。”
两位官员的前车之鉴，一定会让不少官员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即每一句话都不能乱说，如果官员不能谨小慎微地对待自己的每一句话，自己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徐副市长本来谈的是当地一家经济开发区的未来，以及开发区规划先行的重要性，可主题内容没太多人关注，反倒是作为佐证的出国考察信息被揪住不放，甚至成为网友质疑三公经费是否合理的证据。至于说慰问死者家属的官员，原本冲着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而去，谁知竟然因为用错了一个词让自己形象严重受损。
在没有网络之前，即便官员出现这样的“低级失误”，也由于信息传播范围所限，以及缺乏共同关注和质疑的平台，“形成不了什么气候”，对官员造不成太大的影响。可是，网络尤其是微博这种先进信息传播载体的出现，彻底地改变了这种状况。想当年，南京市江宁区房管局局长周久耕，不就是因为一句“将查处低于成本价卖房的开发商”，而被网友展开强大的人肉搜索，随即天价烟、天价表逐渐被曝光，直至最后的彻底落马。
如果说前网络时代，虚拟的互联网的规则是，“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可在当下的网络时代，规则早已变成“即便你是一条狗，网络都会知道你来自哪里”。海量的网络信息可以让公众随时查找、核对需要的相关信息，而且很多的信息可以通过关联信息从逻辑上进行相互验证。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公众人物的官员，如果其想掩盖某个事实，难度之大超乎想象，一旦某一个环节的某个事件没有处理好，或者说某一句话一不留神“泄露了天机”，在强大的网络监督之下，真相就会欲盖弥彰。
网络时代的这种状况，说明了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公众从来都不缺乏监督官员的热情和能力，只是由于缺乏相应的途径和手段被压抑。正如有论者所言，“围观改变中国”，无处不在的网络监督，其实是一种强大的监督力量，使得官员的一言一行都被置于放大镜之下。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又何尝不是对握有公权力的官员最好的启蒙，至少官员在行使权力时会多了一份敬畏，因为“人肉搜索”、“全民监督”的矛头很容易就指向说话或行事无所顾忌的官员。
无数的实践早已证明，对权力的监督越充分，权力的运用就会越谦卑、越谨慎。在网络时代，越来越多的官员已经意识到，发达的网络技术，已经让传统屏蔽信息的手段，追不上信息传播的速度，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好多地方都在考虑如何通过更好的信息公开来应对和引导舆论的缘故。
有人说，在监督问题上，网友已经过河，一些官员却还在假装摸石头。这问题很好解决，不管假装还是真的就是不知道，公众完全可以通过一个个真实而有力的监督案例来启蒙他们，因为“生活教育了我”远比“说教教育了我”来得更为有效。（志灵）
邓海建
生活不容易，醋也出问题。山西醋产业协会副会长王建忠称，目前市场上的陈醋95%经过勾兑并放添加剂。随即，山西醋协表示已责令王建忠辞去副会长之职，并对其“严重不负责任的言论表示强烈的谴责。”王建忠向媒体解释说，山西95%以上的醋确有添加苯甲酸钠，但这是国家允许的食品添加剂。（8月8日《京华时报》）
醋协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不仅要对王建忠“严重不负责任的言论表示强烈的谴责”，还急吼吼地责令王建忠辞去副会长之职，并且声称山西老陈醋、山西陈醋全部是纯粮酿造，根本不存在醋精勾兑。这番“真情表白”与媒体“全国每年消费330万吨左右的食醋，其中逾九成为勾兑醋”之报道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在真相尚不明朗的时候，常理常情就成了公众获得理性判断的唯一依据。我们不妨平心静气地看看现实：早在2000年，我国就出台配制食醋国家标准规定，配制食醋须是指以酿造食醋为主体，与食用冰醋酸、食品添加剂混合配制而成的调味醋。可见，国标是默许“勾兑醋”的，只要勾兑得法。何况今年5月底，中国调味品协会还曾组织了勾兑醋产品标准修订的研讨会，有关部门、检测单位等也曾召开过一个食用醋的标准讨论会，有人还专门提出了区分方法。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附加上三个事实：一是纯酿造醋耗时长、工序复杂、储存成本高，难以满足大量市场需求；二是就基层监管的情况看，质检部门起码在食品冰醋酸与工业冰醋酸的检测区分上还是个空白；三是五谷杂粮都在涨价，酿造醋的直接成本显然更为可观。那么，“市场上的陈醋95%经过勾兑并放添加剂”的判断果然就是胡说八道？
还有两个语境有助于我们对“勾兑醋”真相的考量：一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属于生活必需品，基本是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消费者价格敏感度高，涨跌个五分一毛，就很可能大大影响终端销售量；二是商家有趋利的本能，“达芬奇”都敢在“保税区一日游”后披上国际大牌的外衣，那些勾兑醋厂家凭什么不会在监管阙如的前提下蹭“酿造醋”一杯羹？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绝对的“纯粮酿造”都是绝对的忽悠扯谎。
协会的屁股坐在哪边，是不言而喻的。但还原陈醋的真相，不是比谁的级别高、谁的嗓门大，在某些食品安全领域，虚张声势的权威早就没有丝毫公信可言。“勾兑醋”的今生，让人联想起“乳业新国标”的前世。此前，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指出，乳业新国标是全球最差的牛奶标准，主要体现在“细菌总数”和“蛋白质含量”这两个指标上；随后的7月3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经营论坛上，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也提出，中国的生奶标准几乎是全世界最差的，“垃圾生产出来的就是垃圾”——诡异的是，与此论调相应的，是个个忙着“封口”或“解释”，独留尴尬的“乳业新国标”不咸不淡地挂在民意的耻辱柱上。如今，王建忠先生的“误读”令人有时空逆转、情景再现的错觉。
山西醋协大动肝火，其情可鉴，但真要为产业洗清冤屈，只靠小喇叭喊话是没用的。最简单的一个逻辑是：王建忠先生也曾是醋协的“官员”，何况人家还是“山西金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可见其浸淫此行业已久，就算是“醉话”，恐怕也难挡“三分真”的可能。醋协还是多一些调查、拿出详实可靠的数据，把“标准”和“检验”上的悬疑说说清楚先——不然，陈醋的味道与命运，恐怕就不只酸涩那么简单“没头脑”的食醋与“不高兴”的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