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献中的围棋以及它所体现的精神

摘要：
　　围棋作为我国的四艺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其起源何处虽尚无定论，但围棋产生于中国，这是无庸质疑的。围棋具体又是什么呢？它可以是竞技，可以是游戏，也可以是艺术。但究其本质，它还是一种艺术性的游戏。围棋讲究整体，它代表了东方民族传统的思维方式。所以，这也就决定了它的模糊性特征，进而暗合了中国哲学中的“道”。围棋是能陶冶人的性情的，下棋的布局、着法、节奏与时间，乃至对胜负的态度都很能表现一个人的性格。围棋不仅可用来怡情，还往往作为文人们一种文雅的消遣。他们将围棋艺术化，人生审美化，从而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动人之处。中国从唐代便开始出现职业或半职业的棋手，但在那时，棋手的地位只是一个附庸，那些以棋为生的人在那时的社会是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的。在中国，与其说围棋是一种竞技，不如说它是一种艺术的游戏。它的流传，更多的还是以一种艺术的形式。

关键词：古典文献　围棋　精神　游戏

一,围棋的起源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琴棋书画，源远流长。它们寓生命意义于智慧之中，寓智慧于磨练之中，寓磨练于创新之中，寓创新于和谐之中。它们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陶冶情操的四种艺术形式，也是传统哲学的现实化和民俗化。琴棋书画之棋，指的就是围棋。围棋产于中国，但究竟始于何时，由于年代久远和史籍记载的零乱，一直未有定论。
据传,尧舜曾以棋教子。晋人张华在他的《博物志》中说：“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注一）《路史后记》写得更为详细：“帝尧陶唐氏初娶富宜氏，曰女皇，生朱。兄弟为阋，嚣讼女曼游而朋淫。帝悲之，为制弈棋以闲其情。”（注二）
唐朝人皮日休在其《原弈》一书中说道，围棋始于战国，是纵横家们的创造。他的根据是，围棋“有害诈争伪之道。”（注三）
　　至于汉朝班固，则认为“骈罗列步，效天文也”。（注四）又有日本的《坐隐丛谈》，以为“始于伶伦”(伶伦――中国音律的创始人) 。日本的松井明夫先生在其《围棋三百年史》“发端”一篇中说：“围棋与象棋有它们的共同的祖先，就是中亚细亚的一种‘盘戏’。它流传于西方成为国际象棋，流传于东方而受到中国天文及其他科学的影响，改良成为十六道的围棋。”
　　更有法国学者提出：“围棋始于外星人，他们将此作为送给地球人的礼物。”还据一些国外资料表明，在一些被称为“烂柯”的地方，正是外星人常出入的某一纬度。……
回顾历史，从《左传》、《论语》、《孟子》、《弈旨》等书中很容易了解到，围棋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广为流行，甚至出现了诸侯列国都知道的围棋高手弈秋等。众所周知，那个时候，中国和西域各国还没有交往。直至西汉时方有张骞出使西域，中国才和中亚细亚诸国有了文化交流。而那时，围棋在中国已经有了很久的历史了。因此，围棋的源头在中国，这是毋庸质疑的了。专家也认为，源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举棋不定”、“功劫收放”等成语均取材于围棋。（注五）
　　因此，围棋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至今尚无定论，而我们现在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围棋产生于中国，并且源远流长！
二，围棋的意义
　　围棋具体又是什么呢？
　　它可以是竞技，于是就有了竞技场上的残酷的厮杀，也有了为国争光的荣耀；它可以是游戏，这是一种关于人类生存竞技的游戏，也是带给人无限精神快乐的游戏；它也可以是艺术，它以黑白这两种世上最纯粹的颜色，展示了一幅幅朴素而意味无穷的图画。
　　同样一局棋，在军事家眼中，那是战争；在哲学家眼中，那是河图；在文学家眼中，那是一幅美妙的艺术画！
但我以为，究其本质，围棋还是一种艺术性的游戏。这是一种关于生存竞争的游戏。大凡人类把现实中的各种争斗游戏化，便有了种种体育竞技。而当以游戏为游心之事，为精神之快乐，它便成了艺术。围棋还是讲究整体的一种游戏，也正是它的综合性、整体性，决定了它的模糊性特征。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民族传统思维，一直延续了原始思维的特征，更注重整体综合，更具思维的模糊性。“《周易》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两两相重形成象征宇宙万物的六十四卦，宇宙、世界被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接体来把握。而‘道’作为宇宙本体，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宇宙万物都是阴阳相互对立、依存、转化的结果。一切事物都处在相互感应之中，天与人，物与我亦融为一体。”
　　因此围棋中的一黑一白正像两仪，正像中国哲学中的“道”，充分体现了整体、综合、模糊的特点。也正因为它的模糊性与综合性，才使它能在不同的人眼里折射出不同的模样。弈虽作为我国的一大艺术形式，但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却起起伏伏，褒贬不一。
　　孔夫子在《论语》中就有教导：“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注六）这还仅仅是说，如果无所事事，还不如下棋。亚圣孟子则更进一步，把“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注七）列为世俗五不孝之一，似乎围棋的盛行，已冲击到当时社会的伦理秩序。《淮南子》中还以“以弋猎博弈之日，诵诗读书，闻识必广矣！”来告诫人们，围棋是属于浪费时日之举。
至三国时，吴地棋风盛行，人们“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弈，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乃至吴太子孙和要命群臣作《博弈论》，据说共获六篇，惟韦曜之作独占鳌头。该文从“君子”应当立功显名和下围棋“无益于用”两个方面来展开议论。韦曜说了围棋“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技非六艺，用非经国，立身者不阶其术，征选者不由其道……而空妨日废业，终无补益”。以此来批评了这种“废事忘食，穷日继脂”、“不务经术，好玩博弈”的现象。
　　尽管有孔孟这样的大圣人指责在先，但围棋还是用它独有的魅力吸引着众多文人雅客，从而便有人来将这种“玩物”纳入到正统的规范体系中，赋予它一种正面的意义。以便玩得心安理得、名正言顺，不亦乐乎？不亦君子乎？
第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班固先生。他强调围棋“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还在《弈旨》中写道“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成败臧否，为仁由己，危之正也。”从此，文以载道，棋亦载道，本为“技艺”的围棋，拥有了“道”的身份，也就获得了意义，有了存在的依据。
　　到魏晋时，围棋观念又有变化，他们确立了围棋作为“戏”的独立存在的价值，并把它纳入到“艺”的范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注八）他们把足以引起人的精神愉悦的活动都称为“戏”，并确立了“戏”的价值。嵇康有诗曰：“琴棋自乐，远游可珍。含道独往，弃智遗身。寂乎无累，何求与人？长寄灵岳，怡智养神。”（注九）寄情于诗酒琴棋与山水，成了他们释放自我的一种方式。
与此同时，围棋也正式成为一种“艺”，并有了完善的品第制度。诗有《诗品》，画有《画品》，书有《书品》，棋则有《棋品》。沈约（南朝，梁）的《棋品序》便称围棋“体希微之趣，含奇正之情；静则合道，动必合变。若夫入神造极之灵，经武纬文之德，故可与和乐等妙，上艺齐工。”（注十）
　　以后，围棋的地位逐渐提高。《关尹子》中也有指出：“习射习御习琴习奕，终无一事可以一息得者，惟道无形无方，故可得之于一息。”（注十一）显然，围棋这时已提高到与射箭，驾车、操琴同样的地位了。围棋的地位高了，下棋的某些规律也慢慢被总结出来。《尹文子》里还写道：“以智力求者喻如弈。弈，进退取与，攻劫杀舍，在我者也。”（注十二）就是说，像围棋这样以智力取胜的游戏，进与退，取与舍，攻与守，纵与收，主动权都在我。



三，围棋的地位以及古代文人对于胜负的态度
　　随着围棋地位的提高，它的别称也越来越多。从“弈”到“碁”，又从“碁”到“棋”，还有“烂柯”，“手谈”，“坐隐”，“乌鹭”，“木野狐”等，这都表现了它强大的生命力和无穷的魅力！在中国人心中，围棋还是雅人雅事，其骨子里还是文雅的。中国的棋士，是往往都含有一些浪漫气质的。而这种浪漫，最早可见于魏晋。在那个政治动乱的时代，知识分子的心声往往不能畅所欲言，这时再来下棋，便不是在于争胜，而是进行一种表演，更是在棋枰上书写心情与人生。
　　西晋著名的“竹林七贤”，喜好清谈，行为放荡，不拘礼制，他们也都很喜欢下围棋，阮籍便是“七贤”之一，《晋书·阮籍传》上说阮籍母亲死的时候，他正在下棋。对手表示可以暂缓一下，待阮籍料理完老母后事再继续，阮籍不干，一定要马上一决胜负。围棋可以忘怀，这里便可见一斑了！（注十三）
王戎也是“七贤”中的名士之一。据说，他小时候下围棋就已有了点名气，在任豫州刺史时，母亲死了，他和阮籍一样，不拘礼制，仍在家中看别人下棋。还有比阮籍、王戎更痴心于围棋的，下棋下到了不计荣辱的地步。《晋书·裴遐传》就记载了这么件事。“裴遐在周馥所，馥设主人。遐与人围棋。馥司马行酒，遐正戏，不时为饮，司马恚，因曳遐坠地。遐还坐，举止如常，颜色不变，复戏如故。王夷甫问遐：‘当时何得颜色不异? ’答曰：‘直是暗当故耳！’”《世说新语·雅量》说的就是裴遐在平东将军周馥家与人下棋，有人向裴遐敬酒。裴遐正专心于棋局，没有马上喝。这时那人已醉醺醺的，见裴遐竟敢不喝他敬的酒，勃然大怒，一把抓住裴遐，将他推倒在地。只见裴遐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神色没丝毫变化，接着下他的棋。（注十四）
　　《水经注·陈留志》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北朝开封令阮简深爱棋艺，对棋艺的关心胜于他的职务。一次县里有人抢劫，县城一片混乱，阮简手下不知如何是好，慌慌忙忙来到阮简舍下。当时阮简正在与人对弈，大概是正下到关键之处，外面的动静一点没听见。县吏急忙向阮简报告道：“劫急。”阮简也神态紧张，似乎也很着急，但却他对官吏说：“局上有劫，亦甚急。”（注十五）
　　围棋还是能陶冶人的性情的，下棋的布局、着法、节奏与时间，乃至对胜负的态度都很能表现一个人的性格。通过这些小细节，我们就可看出那些棋手迥然不同的性情和修养程度。
谢安是东晋著名的围棋爱好者。符坚率军侵犯晋国，打到淮肥时，京师震动。晋帝当即提升谢安为征讨大都督。“是时秦兵既盛，都下震恐。谢玄入，问计于谢安，安夷然，答曰：‘已别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复言，乃令张玄重请。安遂命驾出游山墅，亲朋毕集，与玄围棋赌墅。安棋常劣于玄，是日玄惧，便为敌手而又不胜。”（《通鉴·晋纪二十七》）谢安很高兴，晚上回家后，开始指示如何对敌作战的方案。这一仗把入侵的符坚打得溃不成军。
“谢安得驿书，知秦兵已败，时方与客围棋，摄书置床上，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不觉屐齿之折。” （《通鉴·晋纪二十七》）谢安临危不乱，坚定沉着，风度令人叹服。（注十六）
　　祖纳也是东晋时代的围棋好手。他的弟弟祖逖在北伐中因孤立无援而告失败，为这事他很悲伤，终日下棋。“纳好弈棋，王隐谓之曰：‘禹惜寸阴，不闻数棋。’对曰：‘我亦忘忧耳。’隐曰：‘盖闻古人遭逢，则以功达其道，若其不遇，则以言达其道。古必有之，今亦宜然。当晋未有书，而天下大乱，旧事荡灭，君少长五都，游官四方，华夷成败，皆当闻见，何不记述而有裁成？应仲远作《风俗通》，崔子真作《政论》，蔡伯喈作《劝学篇》，史游作《急就章》，犹皆行于世，便成没而不朽。仆虽无才，非志不立，故疾没世而无闻焉，所以自强不息也。況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俱取散愁，此可兼济，何必围棋然后忘忧也！’纳谓然叹曰：‘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耳。’”（注十七）祖纳的隐忍、自知，由此可见。
　　三国中，蜀国下围棋的人相对不多，但也不乏名家。《三国志费袆传》中记载，费袆就很喜欢下围棋。后主延熙七年间，魏军大举侵犯蜀国，费袆率兵抵挡。当时，形势很紧张，魏军大兵压境，蜀军随时可能战败。费袆却指挥镇定，稳坐中军帐。还与光禄大夫来敏专心致志地下围棋，很有大将风度。据说，在这战乱之秋，费袆常下围棋，劳逸结合，从不影响战事。（注十八）
　　至于宋朝，关于名相寇准的轶事我们是知道不少，但他也有一次是用围棋来展示他的不凡气度。那时辽朝的萧太后亲率20万大军南下，直逼澶洲。正是寇准力辩群臣，说动宋真宗御驾亲征，抵御辽兵。但真到了前线，两军对决之时，真宗还是一时有点紧张，便派人去看看寇准在干什么，。不料那时寇准正从容地在城楼上与人下棋，谈笑风生，镇定自若。皇上闻之大喜道：“寇准如此镇定，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果然，宋军出师大捷，从而也就有了著名的“澶渊之盟”。
围棋不仅可以用来怡情，还往往作为文人的一种文雅的消遣。文人们以棋为一种爱好，就像他们好在绢、纸上随意挥洒、笔走龙蛇一样，便成了一种雅尚，一种赏心乐事。棋有文人棋和棋士棋，画有文人画与画师画，两者在品位上竟也分出了高下。只是书、画孰好孰坏，由文人说了算。棋枰对弈，却是立马就要分出高下来的。文人往往技不如人，索性看淡胜负，以“胜固欣然，败亦可喜”、“善弈不如善观”相标榜。但我个人以为，下棋的人总是希望能赢。除故意让棋者外，没有哪一个棋手怀着败北的目的坐到棋盘跟前。局终之后，胜则喜，败则懊，是棋人之常情。有人提倡以苏东坡的名句“胜固欣然，败亦可喜”做为棋手必备的修养，我始终不敢苟同。这句出自东坡居士“观棋”的一首诗，其序道：“予素不解棋，尝独游庐山白鹤观，观中人皆阖户昼寝，独闻棋声于古松流水之间，意欣然喜之，自尔欲学，然终不解也。儿子过乃粗能者，儋守张中日従之戏，予亦隅坐，竟日不以为厌也。”（注十九）然后是首四言诗，极尽山中静弈之雅，最后两句曰：“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悠哉游哉，聊复尔耳。”（注二十）
　　由此可知，这位苏老先生并不甚通棋道，难得其中三昧。他的感受，仅仅从旁观者的角度，而且是把弈者与“古松流水”的幽美环境融为一体来观赏玩味，自然胜败无论，“悠哉游哉”了！
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象苏老这样的“悠哉游哉”派还不在少数。他们不仅淡泊胜负，更是将围棋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寄托，一种生活上的消遣，一种平静心情的娱乐。其中，有钱谦益称：“余不能棋而好观棋，又好观国手之棋”；有杜甫“且将棋度日，应用酒为年”（注二十一）；有杜牧“得年七十更万日，与子同于局上消”；（注二十二）有欧阳修“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奈客思家”；（注二十三）还有张潮作《棋论》，谓翰墨棋酒，乃人生必需，“春雨宜读书，夏雨宜弈棋，秋雨宜检藏，冬雨宜饮酒……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白昼听棋声，月下听箫声，山中听松声，水际听欸乃声，方不虚此生耳”。围棋艺术化，人生审美化，正是中国围棋也是中国文化的动人之处。
　　然而，诗中写棋也给一些人带来麻烦。《候鲭录》中提到，唐宣宗时，杭州缺一刺史，原准备派李远去做这个宫。但宣宗知道后说：“李远写过一首诗，里面有一句‘青山不厌三杯酒，白日唯消一局棋。’（注二十四）如此贪杯恋棋的人怎能够理事治民呢？”李远就因一句诗丢了一个官职。（注二十五）
而宋朝却是有人因下棋而得官的。据《宋书·羊玄保传》记载，羊玄保棋下得不错，“棋品第三”。宋武帝与他下棋时，跟他打赌，如果他赢了，武帝便给他个大官，史书上称之为“赌郡戏”。最后，羊玄保果然胜了，武帝亦不食言，真的给了他一个宣城太守的官职。（注二十六）
　　中国从唐代开始出现职业或半职业的棋手，他们或做宫廷棋待诏，或依托于达官，或在茶楼酒肆陪人下棋，以赌彩为生。但奇怪的是，当某种“艺术”一旦成为职业，操此职业者成为“技艺之徒”，地位便急剧下降。棋史上曾有一传说，南宋棋待诏沈之才一日在宫中与人对弈，宋高宗观棋，见沈之棋有危急，谕曰：“切需仔细。”之才对曰：“念兹在兹。”上怒：“技艺之徒，乃敢对朕引经耶？”命内侍省打竹篦逐出。棋待诏乃国手，实际上却不过是充当帝王享乐的工具。“技艺之徒”，竟敢引经据典，那就叫不识天高地厚了。类似的还有宋太宗时的棋待诏贾玄。
他每回陪太宗下棋，太宗都让其三子。贾玄常常不多不少只输一路。有一回，太宗对贾玄说：“这一局若还输了，你这个棋待诏就当不成了！”待棋下完数子，不多不少，居然是一副和棋！善下围棋的都知道，尽管是让子棋，要下成和棋那可是千难万难！太宗明白贾玄有诈，警告他：“再下一局，胜了有赏，若还不胜，把你投入湖中。”贾玄唯唯诺诺，此局杀青，数了两遍，还是不胜不负。太宗命左右将贾玄抱投入水，贾玄在挣扎中大声喊道：“臣握中尚有一子！”太宗大笑，即把红色锦衣赐给了他。（注二十七）
以上都说明，在那时，棋手的地位只是一个附庸，只是一个摆设。在大人物的眼里，差不多就和伶人、戏子没什么两样。
　　因此，虽说有关围棋的诗还是不少，但真正流传下来的有关棋手的诗句就不多见了。笔者搜寻再三，找到两首杜牧的《送国手王逢》与《重送王逢绝句》，刘禹锡的《观棋歌——送儇师东游》和吴承恩的《围棋歌赠鲍景远》与《后围棋歌赠小李》。那些诗歌中的棋手，虽然个个都身怀绝技，但要留在历史上，却不是凭他们本身高超的棋艺，而是靠那些著名的诗人和他们的诗！这是棋手的历史的悲剧，在那个时代，虽说有很多很多热爱围棋的人，但是，以棋为生的人在那时的社会是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的！



四，不同文化背景对于围棋的不同感悟
　　围棋发展到现今，棋手的地位已得到了“平反”，国家体委也将它纳入了体育的范畴。话说当今之棋坛，呈东亚三强中、日、韩鼎足之势。抛开技术上的东西，如果我们从更深一点的精神层次来看的话，这三强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自从吉备真备大师将围棋带回日本，围棋这朵奇葩便在那里生根发芽，进而在近代完全超越了它的生母——中国。日本在接纳了围棋之后，首先取消了对局以前先固定四个势子的旧框框。这一打破势子布局的革新，推进了围棋的发展。之后，又有四大围棋门派的诞生，他们围绕着名人棋所进行了延续数代的争斗，从而在布局和理论上也更进了一步。“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围棋逐渐发展到了全盛时代。本因坊秀策独创的“一、三、五”布局，被誉为围棋的金字塔
日本还是一个讲究“道”的民族，他们不仅有“茶道”、“剑道” “武士道”，还有“棋道”。自从围棋传入日本至今，几千年来许许多多视棋如生命的日本棋士们呕心沥血，就是为了要将棋道进一步发扬光大。现在我们熟悉的有 “宇宙流”武宫正树、“美学派”大竹英雄等，他们正是为了要在棋道上有所作为，甚至可以为坚持自己的独特风格而放弃胜利。而在天保及明治时期，还有赤星因彻的“天保呕血之棋”、水谷逢治的“十番棋之争”，作为真正的棋士，他们最后都倒在了棋枰之上！
　　中国与朝鲜的文化交流从汉朝就开始了。当时朝鲜尚未统一，分为高句丽、戚、韩等部。汉光武帝时，高句丽王派使者来中国，带回乐器、衣冠、服饰等。戚人与汉人杂居，受汉人文化影响更大。韩又分为马韩、辰韩、弁韩三部分。汉光武帝时，马韩就开始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后来，在马韩的故土上建立了百济国，在辰韩、弁韩的故土上建立了新罗国。在《北史·百济传》上，有“百济之国……尤尚围棋”的记载。百济在朝鲜半岛的西南部，和中国的文化交流最为密切，所以围棋首先传入百济国。
　　以后，围棋在朝鲜半岛广为流传，《旧唐书·高丽传》已有“高丽好围棋之戏”的记载了。公元七世纪，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从此更多地吸收了唐文化，并经常派遣一些贵族子弟来中国留学。这时的围棋，在朝鲜已相当普及了。《新唐书·东夷传》上说：“（新罗王兴光）二十五年死，帝尤悼之，赠太子太保，命邢涛以鸿胪少卿吊祭…又以国人善棋，诏率府兵曹参军杨季鹰为副，国高弈旨出其下，于是厚遗使者金宝”，（注二十八）可见围棋在朝鲜是非常受重视的。
　　相比于日本人的认真极处是执着，韩国人所表现出来的便是一种顽强不屈的精神。这种顽强性，正是他们民族的根骨。他们是个极其自尊的民族，而有时，这种自尊又会让人觉得太激烈了。他们在棋枰上所表现出来的，正如他们的黄酱，真是那么的又臭又硬。却又让人不由得赞叹与感慨！
与日本人的“求道”精神相比，韩国人的“斗魂”精神相比，中国人则是倾向于在棋坪上展示胸怀的在中国人的骨子里，棋还是小道，在棋盘前倒下，不值！
　　所以，在中国，与其说围棋是一种竞技，不如说它是一种艺术的游戏。它的流传，更多的还是以一种艺术的形式。

注解：

（注一）　　　　　《博物志》
（注二）　　　　　《路史后记》
（注三）　　　　　《原弈》?
（注四）　　　　　《弈旨》
（注五）　　　　　《左傳·襄公二十五》
（注六）　　　　　《论语阳货篇》
（注七）　　　　　《孟子·离娄下》
（注八）　　　　　《生年不满百》(无名氏)
（注九）　　　　　《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
（注十）　　　　　《棋品序》
（注十一）　　　　《关尹子》
（注十二）　　　　《尹文子》
（注十三）　　　　《晋书·阮籍传》
（注十四）　　　　《晋书·裴遐传》
（注十五）　　　　《水经注·陈留志》
（注十六）　　　　《通鉴·晋纪二十七》
（注十七）　　　　《晋书·祖纳传》
（注十八）　　　　《三国志·费袆传》
（注十九）　　　　《苏轼诗集卷二十四》
（注二十）　　　　《观棋并引》
（注二十一）　　　《寄岳州贾司马六丈严八使君两阁老》
（注二十二）　　　《送国手王逢》
（注二十三）　　　《梦中作》
（注二十四）　　　《唐语林》
（注二十五）　　　《候鲭录》
（注二十六）　　　《宋书·羊玄保传》
（注二十七）　　　《山堂肆考》
（注二十八）　　　《新唐书·东夷传》

参考书目：


《弈人传》　　　　　　黄俊　　　　　　　　岳麓书局　　　　　1985年版
《中国典故辞典》　　　杨任之　　　　　　　北京出版社　　　　1982年版
《中国棋艺》　　　　　朱铭源　　　　　　　正中书局　　　　　1986年版
《古文观止新编》　　　钱伯城　　　　　　　中国古籍出版社　　1990年版
《围棋词典》　　　　　赵之云、许苑云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年版
《围棋春秋》　　　　　赵之云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5年版
《体育美学》　　　　　金大陆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8年版
《棋盘风》　　　　　　吴重阳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0年版
《天外有天》　　　　　吴清源　　　　　　　独家出版社　　　　1988年版
《中国围棋史话》　　　朱铭源　　　　　　　中央日报编印　　　1984年版
《中国围棋史趣话》　　朱铭源　　　　　　　蜀蓉棋艺出版社　　1986年版
《中国历代围棋故事》　范孙操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1年版

围棋报　　　　围棋报社
新民围棋　　　新民晚报社
围棋天地　　　新体育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