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婧祎女王殿下歌词:媒体：有关“人大政治学系主任被撤”后续报道

《南方周末》、《东方早报》、《潇湘晨报》、《第一财经日报》

      有关“人大政治学系主任被撤”后续报道

我们的大学还是学术场所吗

作者：郭立场  发布时间：2007-03-23 16:07:48

    “我们的大学，现在还是一个学术场所吗？”院系是大学教学研究的基本细胞，如果 连细胞都行政化官僚化到了如此田地，那么大学的衙门化程度已经深入骨髓。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鸣在博客上撰文，痛陈“大学的行政化、衙门化，已经到 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他认为，诸多问题的根子，都出自教育体制的行政化上。（《中国青年报》） 

　　大学的行政化、衙门化，其危害显而易见，由于管理体制的行政化损害了大学的主体性， 造成了中国大学及其教授们基于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学术创发能力的萎缩。教授们的“科研”大多是急功近利地跟踪、模仿、复制甚至抄袭。据了解，一头挑着官 位、一头挑着学术职称的“双肩挑”人群，正在成为学术丑闻的高发人群。近来爆出的几起有影响的学术丑闻，大都和“学官现象”有关。按照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学术批评网主持人杨玉圣的说法，国内几乎所有著名高校都已传出有学者卷入学术丑闻，被点名和被质疑的不下百人。何以如此？是“学而优则仕”的古训，还是 “研而优则仕”的导向，使得政研不分和官学不分。 

　　有学者说，今日中国之高校，要找出一个没有教授职称的行政领导，比找一只没有颜色的 猫还要困难。张鸣所披露的现象，从大的方面讲，大学也分什么副部级大学、厅局级大学，还看有没有设博士点、硕士点。还有所谓一级学科、重点学科的评审，没 完没了的评估检查。而所有的学术评审，评委的选择，只看官阶，不看学术地位，官大学问大；从小的方面看，一个学校分校、院、系三级，层层上级任命，多数大 学里，教师连选个没有实权的系主任的权力都没有。与此相印证，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许章润在接受“直通两会”栏目采访时说，现在大学的行政首 长、学术领袖不是经过大学共同体自发产生的，而是经过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出现的。教授成为完全被动的被管理者，这与现代大学精神，所谓的教授治校、教授通 过选择学校的管理者来治校是背道而驰的。大学，准确地说是“衙门”，已不再是培育人才的领地，也终于不难理解大学教育质量出现大滑坡的现状了。 

　　马克斯·韦伯指出，一个学者要想赢得社会的认同感，无论就其表面和本质而言，个人只 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定的成就。行政职务、权力与学术成果、学术职称、学术声望挂钩，教育科研体制缺乏必要的独立性， 科研、教育机构沦为官本位体制的一部分，研究职务都相应冠以一定的行政级别，名为学者，实为“学官”，以及无处不在的官场腐败，滋生学术的腐败也就不难理 解了。有人质疑，眼下大学校园浮躁的学术氛围，似已难以为教授们摆下几张平静的书桌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纠缠不清，学术研究被异化为“仕进”、“待遇” 的一种手段，难怪香港学者郭绍棠教授在考察内地多所高校后，忍不住就提高大学教师的质量提出诚恳意见：非教师的行政人员不应评定学术职称，以维护学术职称 的尊严。也正如金岳霖先生所言，中国惟有依靠学者，并用这种人去监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进步，他们自身本来不是政客，所以不至于被政府利用。并希望 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不要做官，要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毫无疑问，重塑大学精神，以此为据彻底反省，是大学获得新的生命力的必由之路。大学 精神寓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传统之中，必须拥有绝对的理想主义色彩，具备超然的独立自主地位，一定程度上超越世俗社会，实现真正的学术自由，完成独立地 位的回归。我国大学要想回到健康发展轨道，需要重新认识久违了的大学传统精神，重温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机制问题不解决，大学衙门 化现象短期内解决无望。依现时的国情，大学制度的改革，不能囿于大学自身的变革，还需辅以整个社会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的革新，才能彻底根除掉根深蒂固 的官本位意识，并最终还学界以清净。 （《中国法院网》）

景治院长：请向蔡元培看齐，莫向王伦看齐
2007-3-23 15:27:00 引自：草翅膀,Blog

    张鸣出生于1957年，其生肖应该属“鸡”，不知道他爹娘给他取名“鸣”是否与属相有关，如今50岁的张鸣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成为万众瞩目的热点人物。

    李贺有诗云：“雄鸡一声天下白”，但张鸣这一“鸣”，将中国大学“衙门化、黑社会化、帮派化”的真相“大白”于天下的同时，却也给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麻烦。不但系主任的职务立马被撤，而且据新民网记者报道，人大国际关系学院正在考虑解聘其教授职务。可见这一“鸣”，天下并未真的“大白”，通过网络和其他媒体传递的公众道义上的支持，虽然声势浩大，却也软弱无力，纵使有1000万张嘴在共“鸣”，也进不了他的顶头上司耳朵中，呜呼悲哉！ 

    大学既为官场，自有其一套运转规则，其中有潜规则，也有明规则。在表面运转的是明规则，在暗地运转的是潜规则。张鸣疑似两套规则都违背，倘若不“杀一儆百”，恐怕难以服“众”。这个“众”，毋庸讳言，自然是大学的一班教职员工了。 

   不过今天传来另一则消息，让我快慰不已，张鸣的同事、前政治系副主任萧延中教授，发布了致“景治院长”的公开信，作为事件中的第三者，印证了张鸣早先陈述的事实。萧延中这一“鸣”，据他自己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理由是他本不欲出头，怎奈李院长在“公开信”中涉及到了他。但我的理解，他应该是被张鸣即将被解聘的消息激怒了。如果张鸣是为了替他的教授职称评审问题主持公道，而开罪于院长大人的话，那么，此刻，他没有理由再保持沉默了。 

   好，张鸣一“鸣”，引起萧延中又一“鸣”，希望更多的学者也能公开“鸣”一“鸣”，如果真能这样的话，就一定能够引起大学主管部门乃至更高层的重视，从而正视高等教育的痼疾，对症下药，来一场深刻的变革。那么，张鸣这一“鸣”，或许真的是“雄鸡一声天下白”，功莫大焉！

   但人大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显然不认为张鸣是“功莫大焉”，相反是“罪莫大焉”，因为张鸣不够“敬畏”，因为张鸣在毕业生拿不到论文答辩费一事上拒绝说谎，因为张鸣为80年代就开始成名、学术成就斐然的萧延中迟迟评不上教授据理力争，更因为张鸣把事实说出来了，违背了“家丑不可外扬”的“祖训”（——对此，笑蜀说得好：公立大学是花纳税人的钱办的，有什么事不能让纳税人知道？） 

   院长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撤职只是第一步，解聘据说也将接踵而至，这些是明的，暗的呢？据说已经召集全体教师和学生代表开过会，凡同情、支持张鸣者，一律严惩不贷，禁令已下，看谁敢越雷池半步。看来萧延中这一“鸣”，也是冒着风险发出的。他得罪了李院长不算，也很可能违背了某种规则，虽然离开了国际关系学院，但却还未出人民大学的围墙。在此，笔者在担忧张鸣的命运之余，也不由得为萧延中的前程担忧，但愿不是杞人忧天。 

   李景治院长在其一手把持、丝毫不容不同意见的学院官方网站发表的公开信中，公然断言“张鸣学术人品都有问题”，公道自在人心，张鸣的学生对他几乎一致的敬重和支持，萧延中教授的仗义执言，张鸣著作与文章的大量读者，却都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其中萧延中在致李景治院长的公开信中对张鸣的评价最有代表性：张鸣，性情之人也，为人仗义，好打抱不平。这可能就是他率真的一面，同时也可能是他毛病的一面。但作为一名教师，我更喜欢这样的“坏”头头。 

   笔者曾经在某次会议上，有幸与张鸣有过短暂接触，但此前与此后并无任何交往。记得当时，一位年青的女编辑大声反驳他的观点，而这个“炮筒”式人物却不以为忤，一边微笑、一边颔首，看得出不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而我当时是认同女编辑观点的，听罢就拍手称好，旁边与会者众多，却无人响应，反而对我侧目而视。事后我想，其实张鸣也未尝不明白，只不过有些话无法说透罢了，因为当时司局级官员、国家级专家，颇有几个列席，同为体制中人，不可能直言不讳。回头看张鸣的历史随笔，颇有举重若轻、游刃有余之感，不啻知识渊博、见解独到，而且文笔清新、引人入胜。

   张鸣曾经说过：1930年，是中国大学的黄金时代。作为体制中人，这样说够直率。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如今固然有许多离开人世，剩余的也垂垂老矣，但我却知道，上个世纪几乎所有的大师，都成就于那个时代。蔡元培是世所公认历史上最好的大学校长，他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难道真的成为历史文物了吗？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校长、学院院长们，不能向蔡元培看齐，而要向《水浒》中心胸狭窄、妒贤嫉能的王伦看齐呢？ 

    我爱其文，也敬其人，所以写了这篇文章。不为追踪热点，只为仗义执言。

                                                 2007年3月22日晚疾书

人大国关学院院长李景治:学院无意解聘张鸣

2007年03月23日 15:31

殷玉生

    虽然一再强调主要目的是批评中国高校的体制行政化和管理官僚化，但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与该校国际关系学院李景治院长的争论已经演变为一场“隔空炮战”：李景治以在学院官方网站发表公开信的方式回应张鸣，张鸣则以博客为阵地反击。

    至3月20日，两人的“指控”都已深入到道德层面———互相称对方撒谎，并质疑对方的人品。

    张鸣昨日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不会再对李景治个人做出回应，但还将以写文章等方式继续抨击中国高等教育的弊端；李景治则声明，无论是国际关系学院还是人民大学，“绝对没有解聘张鸣教授的意思”。

    “学院无权解聘教授”

    从 3月12日张鸣教授在博客上发表《也许，我将迫离开人民大学》后，早报记者多次联系李景治教授，但李景治以不愿意在媒体上“打乱仗”为由屡屡拒绝采访。直 到听说有媒体报道人民大学和国际关系学院正在研究解聘张鸣之后，他才简短作了说明。昨日有媒体报道，“国际关系学院对记者说，目前张鸣仍在国际关系学院授 课，其系主任职务已被撤消，考虑到张鸣的言行，目前学校和学院正在研究与其解聘。”

    李景治郑重对早报记者声明：“绝对没有解聘张鸣教授的意思！”李景治多次强调说，首先国际关系学院和他本人“绝对不会解聘”张鸣教授，其次学院也无权解聘教授，而“人民大学也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李景治表示，他和学院以大局为重，不会激化矛盾，希望媒体“不要捕风捉影”。 

    在昨日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张鸣则表示，他已经看到了相关报道，他认为关于要解聘他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

    张鸣：累死了，要歇歇了

    在昨日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李景治和张鸣的声音都显得很疲惫。李景治说，他始终认为，学院内部的事务，本来不应该拿到媒体进行公开炒作，为了不给学校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扰乱正常的教学秩序，他才多次拒绝媒体的采访。他说：“我们有我们的解决办法”。

    张鸣表示，此事已经牵扯了他极大的精力，而且他还要读书和上课，“累死了，要歇歇了。”张鸣说，虽然不会再对李景治个人的言论做出回应，但还将以写文章等方式继续抨击中国高等教育的弊端。

来源：东方早报

北青网 - 第一财经日报 - 正文

高校当反思行政化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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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日报：(07/03/23 12:19)

　　前些时候的全国“两会”上，教育问题被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热议。而“两会”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因两次与所在学院院长的“冲突”，先被撤去政治学系主任，而后面临被学院解聘的局面，成为最热的教育话题。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目前社会各界对于“张鸣事件”众说纷纭，如将张鸣教授与学院之间的问题“个人恩怨”化，以及“人品道德”化。我们认为，人民大学的相关部门应该尽快开展客观翔实的调查，正本清源，给社会一个说法，如此才能使事态不致愈演愈烈。

如果张鸣先生的话——我和院长的冲突并非私人恩怨，完全是对“学术行政化”的一些见解导致了这次矛盾——属实的话，那么，正如目前许多高校教师所共鸣的 那样，我们应当努力去反思中国高校的衙门化、行政化问题，反思高校的行政领导在学术问题上是否拥有过大的权力。如果一个大学的教授，仅仅因为两次冲突， “触怒院长”，“给学院捣乱”，就面临被迫离开大学的局面，那将是令人非常遗憾的结果。

　　去年6月间，上海某大学一教授所指导的12位 本科学生，学位论文因为格式不规范等问题被集体“枪毙”，曾引起诸多关注。当时大家关注的焦点是毕业论文究竟该怎样写的问题，实际上，整个事件的导火索也 是学术行政化，真正的原因涉及院长与指导老师之间的学术分歧。由于学院的行政权，轻易地否决了老师作出的教学改革努力。

　　温家宝总理在 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过去一年政府在“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方面的诸多举措。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学人数已达2500万人，毛入学率提高到22％。但是，正 如去年11月20日温总理在主持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的，“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大学培育人才，不是光扩招、硬件投入就行的，其中的一个关键是建立好的学风，建设求真求实、开放兼容的校园文化，“解放思想，鼓励在教育思想、办学方法上 大胆创新”。

　　围绕温总理焦虑的问题，新华网当时展开的讨论中，不少网友都提到改革教育系统内的管理体制的问题。去除那些不必要的教育 的“行政化”，多些教育的“学术化”，不为了眼前的功利而短视，才有可能培养出着眼未来的创新型人才。“目前，一些行政人员占据了大到院士（学部委员）、 博士导师、评定职称、硕士导师，小到各级学术骨干、年终先进，甚至提前晋职的评审权。而部分埋头教学、科研，不会拉关系的一线教师和科研人员却缺少应有的 公正待遇。”“学术原本是孤寂、信奉的事业，创造源于至诚。而现行的各种指标、排名、数量要求、等级规定、审批程序，和为实施这种管理模式而建立的庞大机 构显得过度组织化。”《中国青年报》的评论在反思当下学界的生态环境时提出，“想必每个在高校学习与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在高校里，行政系统比教学系统具有 更大的资源分配权，高校行政化日益严重。……看看目前我国高校的定位：副部级、地厅级等，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种分法。这也导致高校系统成为准行政 化的部门，由此发展的结果就是日益远离学术。”“再者，在经济社会中，任何人都是理性人，他本能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如果从事行政，比从事科研具有更大 的收益性，为何不追求行政放弃学术呢？”

　　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待“张鸣事件”，我们的担心更在于，如果不能及时矫正在高校中存在的过度行 政化的问题，大学培育人才的任务将缺乏实质性的保障。目前，在不少大学校园内，行政会议、行政决定是最高的“权力机构”，它可以决定学术委员会的人选，可 以决定职称评审委员会的人选，有一些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几乎长年不活动，学术委员会召开会议往往是有行政任务。行政力量往往能通过貌似合法的程序达到行政的 目的，而教师能平等发表意见、参与学校管理，困难重重。要是有教师、教授敢对行政领导有不同意见，被排斥就会顺理成章。

据说张鸣先生已经被撤职，接下来是否会听到他被解聘的消息呢？有学生发文说，请人大留住张老师，不为别的，因为他是 一位学生心目中的好老师。我们希望，不要由张鸣先生从大学离去，来加重人们的沮丧。因为在大学里，即使有那么几个不太“听话”的教师教授，其实是十分正常 的。和谐社会之“和”，乃是“和而不同”之“和”，而不是“众声合一”之“合”。

张鸣：高校管理应更民主

2007-03-23 16:52:23　来源: 南方报业网(广州)　（《南方周末》2007.3.22）

  　核心提示：前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张鸣在博客上发表文章称因为得罪领导自己将要被赶出人大。两天后，他真的被撤职了。然而，事情还没有完，他频频接受媒体专访，炮轰人大和中国的高等教育。

    我与李景治院长没有任何私人恩怨我忍受不了在堕落和沉沦中苟活

    农民还可以选村长，多数大学，教师连选个没有实权的系主任的权利都没有

    张鸣提出质疑：这样做，评委的合法性不足。研究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李景治说：你们讲政治学，强调合法性，我讲社会主义，不讲合法性

《南方周末》记者 戴敦峰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张鸣被撤职，事因其写博客批评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指斥高校行政化、官僚化之弊

“我与李景治院长除了工作之外，在生活上没有交集，也没有任何私人恩怨。”张鸣反复强调说。

    3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张鸣教授发表了一篇博客，称他和人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之间发生了一点“在他(院长)看来非常严重的冲突”，自己也许将“不得不被迫离开人民大学”。

    随后他又撰文详述了自己“为什么和领导结下梁子”。张鸣补充说，之所以把这事在博客上说出来，不是申冤，也不是想炒作，只是“想说明高校目前行政化的程度，已俨然一个'衙门’”。

职称评定会上

    这次“非常严重的冲突”发生在政治学系教师萧延中的教授职称评定会上。

   2006年5月，张鸣在职称评定会上发表了意见，认为萧是上个世纪80年代就蜚声学界的学者，到现在还不能评教授，实在是说不过去。在他发言的时候，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两次要打断他，都被张鸣制止。一位学院的老师证实，院长李景治事后对此非常不快，认为“张鸣对我没有起码的敬畏之心”。“我为什么要对他有敬畏之心，难道就是因为他的行政级别比我高么？”张鸣认为，他的发言和“不许打断”的行为触怒了李景治，所以“院长大人组织了若干会议，找了所有跟我有关的人谈话，要人们切割跟我的关系，让我羞辱性地去职，在众叛亲离中被迫离开人大”。

    职称评定前夕，在评委的名单公布之后，张鸣就去询问院长：为什么职称评定的评委要由院长办公会，也就是院长来定？为什么不由学术委员会讨论？

    院长回答说：因为职称评定，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连学术委员会，也是院长办公会决定的。

    张鸣提出质疑：这样做，评委的合法性不足。研究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李景治说：你们讲政治学，强调合法性，我讲社会主义，不讲合法性。

    一位当时在场的国关学院老师向本报记者证实，李景治当时的确是这么说的，但最后一句话“可能有开玩笑的意思”。

你敬他一尺，他能敬你十丈

    张鸣端坐在阳台的藤椅上，阳光穿窗而过，打在中式对襟衫未能遮住、趋肥的肚腩上。自从在博客上公开自己和院长的冲突以来，这样的闲暇时光已经很少了。往日里，坐在张鸣对面藤椅上的多半是在他开读书会的学生。他不喜欢学生叫他“张教授”，他让他们叫他“张老师”。

    “张老师”本科毕业时，正赶上王震将军提倡高校要多讲一些近代史，饱读文史的他便有了用武之地。学校马列教研室发现农机系竟然有个学生对历史颇多了解，便把他留在了党史系教书。

    张鸣年轻气盛，总和系主任过不去。系里为了办培训班而“侵占”了教师的办公室，张鸣看不下去，有一天在资料室里骂系主任“不要鼻子”。系主任是女性，气得浑身发抖，但她没有回应，被同事劝走了。张鸣兀自立在原地，看着他们的背影发愣。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惹过系主任。“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你敬他一尺，他能敬你十丈。这是他的软肋，也是他的可爱处。”张鸣的师弟说。

    1985年，张鸣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硕士，毕业后回黑龙江的母校继续教职。1994年又考上了人大党史系的博士，之后留人大任教。1999年评上教授职称。

   从1985年进入人大，最初的十多年在张鸣的记忆中是一段美好的时光。老系主任——院系合并之前的系主任相当于现在的院长——没有任何官架子，大家可以随意谈心、聊学术或是开玩笑。一位年轻教师也记得，那时候老系主任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有调皮的学生直接往他车后座上跳，让他拉着走。

   张鸣说，1990年代，高校行政化、官僚化的状况还不算严重，即使有也主要体现在教学单位和行政单位、机关干部和教师之间的一些矛盾。“现在学校甚至学院发个文都要用红头文件，每个文件的抬头、行间距、字号大小甚至连抄报送都有详细规定，与官文相差无几。”一位从事行政工作的老师说。

    2000年，张鸣所在的政治学专业从党史系划归到国际关系学院，李景治任院长，张鸣则被任命为政治学系主任。

   之前张鸣与院长李景治并无交恶。张鸣记得那时举办各种会议、活动，也会把院长李景治请来发言或是讲话；李景治也曾邀请张鸣在其主编的一份一级B类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但被张鸣拒绝，他觉得那份刊物不够学术。有“冲突”是在2004年，李景治希望张鸣做一些研究项目，张鸣认为那不是他的兴趣所在，拒绝掉了。

    在张鸣看来，高校的官僚化和行政化以加速度的方式急遽恶化是在2000年之后。

    往前推十几年，张鸣最怕和官员一起吃饭，官位越高，底下的人马屁拍得越响，这让他非常受不了。“没想到高校也会变成这样了，人格堕落得一塌糊涂。”

    2006年9月开学，院长李景治将学院办公室分成三个科，由主管副院长管办公室。张鸣提出异议：院办公室本来就是科级单位，科级单位底下怎么能再分三个科呢？

    张鸣“越来越不能忍受”，终于在今年3月中旬连发数篇博客，直抒胸中愤懑。

    3月16日，张鸣接到了常务副院长的电话，得知院长办公室已经决定免去其政治系主任一职。

    同一天，人大官方网站刊发国关学院《致全院师生员工的一封公开信》。本报记者致电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李表示，院方会通过公开信的方式发表对此事的看法。

    “我完全知道，我面对的，不是一个院长，而是一个体制，这个体制所拥有的能力，可以轻而易举地封杀我，甚至毁灭我。”张鸣在博客中写道，“说实在的，面对这样的威胁，我并不是不害怕，但我更害怕的是学界的堕落和学人的沉沦，我实在忍受不了在堕落和沉沦中苟活。”

高校已经衙门化

记者：为什么要向大众公开自己和院长之间的矛盾？

张鸣：公立大学是用纳税人的钱办的，学生还交了学费，因此他们的家长和学生们理应知道一切，他们有权知道一切。如果这个问题能够引起讨论而且能够有所改善，那么我个人的得失、荣辱也就无所谓了，我也觉得值。

记者：高校行政化和官僚化的根源何在？

张鸣：整个的结构官僚化，学校里所有的干部、院系管理人员都变成了官员，都是通过层层任命的。农民还可以选村长，多数大学，教师连选个没有实权的系主任的权利都没有。所有都是任命，看听话不听话，所有的环节完全按行政操作。

所有的学术评审，不管是评奖还是资格的认定，评委委员只看你是不是官，不看你是不是专家、你的学术地位，只是官大学问大，大评审要大官，小评审要小官，而不看大家是否公认你有资格去评审别人。

一旦你成了院长，你就可以进入各种评审机制，就有权评别人，也可以跟别人进行利益交换，这种潜规则在学术圈已经非常牢固了。特别这几年，一个文科的课题动辄几百万乃至上千万，乃至上亿，这是巨大的利益呀，大家心思不是用在怎么做学问，而是怎么瓜分利益。

记者：高校教育的行政化、官僚化，对教育和学术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害？

张鸣：高教行政化、官僚化对教育和学术造成的损害可以说是致命的。在学术上它造成了“行政指挥下的学术”、“行政导向的学术”，事实上学术已经变成了行政的“婢女”。另外一个方面使得本来是作为同事、作为学术同行的教师变成了本单位领导的下属，导致了严重的学界“奴才化”倾向。

这样“奴才化”的倾向使得学生也是尽可能地磨去棱角、泯灭个性，让他们变成听话的乖孩子，创造力被完全扼杀了。这样的大学培养出的学生会使得中国离创造型、创新型国家越来越远。

记者：那如何才能克服高校教育的行政化、官僚化的倾向？

张鸣：最主要的是给教师、给学生一点权利，建立一种比较有效的机制，监督和遏制学校官员包括院系官员的这种近乎于无限的权力。比如说决定学术评审、职称评审，应该由老师们投票选出来，也就是各项事务更民主一些。

现在的大学管理体制比外面的行政体系还缺乏监督。高压下教师们不敢说话，成了一个普遍现象。所以影响到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在行政高压之下喘息很难。

人民大学凭什么有隐私

http://news.tom.com　 2007年03月23日 10时00分　红网--潇湘晨报

张鸣教授被撤职了，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没有说明撤职的具体缘由，但根据其公开信，大致可以判断，主要原因是“张鸣教授的错误做法给学院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严重损害了学院的声誉”。

    张鸣教授到底什么错误做法，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而令院方怒不可遏呢？原因无非是，张鸣把他在公务上跟上级的争执向媒体公开了。即如院方所述：“把单位内部的问题拿到媒体上大事炒作，张鸣教授在国内开了个先例。”

    张鸣之被撤职，使整个事件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相形之下，张鸣跟他的上级究竟在争些什么，在那些争执中，究竟谁有理谁无理，其实已经不重要了。一个大学的公职人员，竟因为向媒体公开自己跟上级的争执而遭撤职，这个事件本身，实际上比张鸣跟他的上级的争执更意味深长，更值得关注。

    这里问题的关键，取决于张鸣所供职的机构，即人民大学的所有制。如果人民大学是江湖上的草台班子，属于某个老板的私产，而张鸣不过是那个老板的雇员，那么他们之间的争执，就很可能只是简单的私权纠纷，只是一个内部问题，我们作为局外人的确没有置喙余地。

    但显而易见，事情并非如此。且不论教育本来有着强烈的外部性，即便用纯粹的法律观点来判断，作为全部仰仗纳税人供养的公营机构，大学本来就有接受纳税人监管的义务。

    大学是什么地方？通常的说法是，大学是殿堂，或称学术殿堂，或称知识殿堂，或称思想殿堂。而无论名目如何变化，有一点是不变的，即这个殿堂的公共性质一定是不变的，这个殿堂一定只能是公众的殿堂，乃至人类的殿堂，而一定不能是某个领主的私家庄园，一定不能用来划疆自守，裂土封侯。

    就此来说，大学问题无疑是不应该有围墙的，它必须是向公众开放的，一切大学问题，都可以成为公共讨论的素材。任何一所大学所发生的事件，都跟公众利益相关，因此都属于公共事件。大学无隐私，大学无权拒绝舆论阳光的进入。

    诚然，世事混沌之当下，公营机构已经普遍偏离公共轨道。公营机构不服从接受公众监督，不服从公众的普遍意志，而利用自己所垄断的强大的公共资源，只为自己 的小团体谋福利，这种现象在我们确实已经是常见。但世事再怎么混沌，大学都没有理由混沌，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就在于她的不同凡响，就在于她的高贵和纯粹。 大学是一个社会最后的精神高地，一个最后的孤岛，一个最后的灯塔。

    这些道理，身为高级知识分子，有着博士、教授、院长这些耀眼头衔的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主事诸公，应该再明白不过。他们没有权力把大学发生的事件当作隐 私，没有权力躲避舆论的追问，没有权力拒绝公众的压力。作为公职人员，他们本来就应该坦然面对舆论的追问，坦然面对公众的压力。

    所以，张鸣将自己在公务上与上级的争执公开化，本来没什么了不起，本来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却以此理直气壮地兴师问罪，甚且径直将张鸣查办撤职。更荒诞的事情是，这等荒诞之举，相关方面竟迄今对公众保持着奇怪的沉默。大学体制扭曲到了什么程度，大学失败到了什么程度，至此已无须多言。 （来源：《潇湘晨报》）

(责编：蒋虹刚)

李景治“公开信内容并不属实”

早报记者 殷玉生 责任编辑 顾维华 2007-03-23 10:40

    从3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张鸣教授在博客上发表《也许，我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揭开与该校国际关系学院李景治院长的一些冲突后，将矛头直指中国高校学术官僚化，该校师生都对此话题保持缄默。
   早报记者多次联络张鸣与李景治矛盾导火索———“评职称”事件当事人萧延中教授，他均不愿意发表看法。直到李景治在学院官方网站发表“致全院师生员工的第三封公开信”———《国际关系学院是怎么评职称的》，萧延中终于打破沉默，致信李景治，称“第三封公开信”的内容“不属实、不恰当”。

    “必须澄清我的情况”
    萧延中昨日对早报记者叙述了他致信李景治院长的缘由。
    因为萧延中已经不属于人大国关学院老师了，本来不愿意对学院内部的意见分歧发言，更何况他是敏感事件的当事人。但在李景治的“第三封公开信”中，详细涉及到了萧延中本人的职称评定问题，很多内容不对，他“必须要澄清”。
    萧延中说，当他于3月19日晚上看到李景治的“第三封公开信”，“非常吃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认为李景治信中内容“不属实、不恰当”，需要他回信说明。
    萧延中连夜完成了约2000字的《致李景治院长的一封信》，于第二天送到了李景治的院长办公室。此外，他还将该信送到他的前同事、国际关系学院每位老师的信箱里。

    一个事件，两种说法
    在张鸣的博客《也许，我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中，对“评职称”事件是这么叙述的：
   2006年5月，“在职称评定会上，因为政治学系萧延中先生的教授职称问题，我在会上发表我的意见，因为萧是上个世纪80年代就蜚声学界的学者，到现在还不能评教授，实在是说不过去。在我发言的时候，院长两次要打断我的话，都被我制止了。因此，我的发言和不许他打断的行为，触怒了他。他认为我对他没有起码的敬畏之心，因此必须把我撤职，弄臭，而且赶出人民大学。”
   而李景治的公开信称：“根据'按学科设岗，按岗位评聘’的规定，政治学教授岗位已满，无法再拨给申请名额。”“尽管如此，经过多方努力和正常评审程序，萧延中老师还是评上了教授。”“张鸣教授还没有等院长进行传达，就第一个跳出来，拍着桌子站起来，打断院长的谈话，冲着所有的评委大声吼道：'你们不给萧延中评教授，是天理难容！’”

    当事人的说法
    在萧延中致李景治的信中，详细叙述了评职称的过程：根据学院关于布置职称评定的会议主要精神“政治学专业的教授名额已满员，当年不能再产生教授人选”，意味着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近20年的萧延中若干年内不可能评为教授。
    眼见职称晋升已无希望，以至于几年内都将一片渺茫，走投无路，“觉得十分憋屈”的萧延中直接给校领导写信反映情况，同时抄送“李景治院长、李宝俊常务副院长及全体教授”。在人民大学校领导的直接过问下，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
   萧延中对早报记者表示，正因为人大学校领导的直接过问和张鸣教授等的坚持，他才被投票成为第一候选人并最终评为教授，“与院领导的意图完全相反”。萧延中在给李景治的信里说：“我不认为院长您在我职称评定问题上的处理方式是妥当的，我绝对不认可您所说的意思：萧延中被评为教授是国关学院核心领导层积极争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