靶向治疗药物:【续】南怀瑾感论儒家与政治（《瞭望东方周刊》文章）

正文：

作者：兰溪/整理 转自《瞭望东方周刊》

民国以后，直到现近百年的变故，儒家经义与孔、孟治国平天下的学术理念，几乎已随三千年的历史陈迹而消失无遗

宋初名臣，以师儒之道自任，形成相权与君权之间分庭抗礼的气节，宋朝似此尊重师儒之道的行迹，前迈汉、唐，后至元、明、清三朝，亦皆所不及。由此开启濂（周敦颐）洛（程颐、程颢）关（张载）闽（朱熹）四派五子的理学儒宗，专事阐发心性的微言，自称继承孔、孟心法，推排佛老学说，从此形成后世的师儒名教，专守程朱章注，即为周、孔的绝学。尤有甚者，宋史也变易汉书、唐书的成式，别立道学与儒林的分类传记，藉此标榜宋代的道学，方是孔、孟、颜、曾师儒之道的真髓。其实，所谓儒林，只是文学辞章之士，还不及子游、子夏之辈于万一，实在是一大出格现象。因此，积成北宋时期君子攻君子，名臣攻名臣的著名党争，形成洛党、蜀党、朔党等的异见，造成元钓党祸的巨变，足为历史的殷鉴。南宋末期，权臣名相，又起而打击道学，指为伪学，皆以学术意气的主管成见，作为政治斗争的戈矛，自相内讧，终使宋室由文弱而至于灭亡，尤为可叹！

但在两宋三百年间，割据北方立国的辽、金、元，乃至与宋室相始终的西夏等，其政教规模，大体上还是遵守孔、孟遗教，只是北方的学者大多援儒入于佛、道，或于佛、道揉入儒学，别树风格。甚之，有视宋儒理学并未彻知儒宗，因而颇有异议。唯一般治文化学术史者，大多忽略此一史实。

明清时期的儒林

元、明之间，承先启后，应是由南宋末期的金华、永嘉事功学派的启发。而后继起的河东薛敬轩、姚江王阳明，门庭分立，递相兴替，但始终不出宋儒朱熹的道问学，与陆象山尊德性两者的藩篱。明代唯一的特点，即是百家争出，模拟禅宗的公案语录，开创儒家学案的著作，对于经义家法，完全寂默无闻。自嘉靖到神宗以后，一如东汉末代，大臣学士，起与太监争权，终于构成东林党祸的巨变，促使民变与盗贼相结合，以至于亡。但崇尚儒学的清代学者，却综合宋、明儒家与汉儒经师而作比类，认为“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但对明代儒学，又不能不另加公允的论断，因此便说：“揆之周礼，有师无儒，空疏甚矣。然其台阁风厉（指如张居正等），持正扶危。学士名流，知能激发。虽多私议，或伤国体，然其正道，实拯世心。”似此两非两是的案语，犹如老吏断狱，先入其罪，而又笔锋一转，为之巧妙开释，真如刀笔吏的含混妙文，令人拍案叫绝。

清朝初建于东北边鄙的满洲，但自建都盛京（辽宁沈阳）开始，即知为政之道必须首重儒士，于是启用明末先世流徙东北而归顺旗下的儒生，如范文程、宁完我等辈，为之参照明朝政礼，建立规模。范文程是宋代名臣范仲淹之后，文武兼资，入关前后，大致都以儒学正道匡扶王室，敦正人心，为皇太极、顺治、康熙即统初期的三朝重臣。

康熙亲政开始，英年好学，特别重视儒家经说，兼习西洋天文，历数等学，与李光地、熊赐履、魏象枢、张英、方苞等君臣师友之间，尊重周、孔经义，习用明朝以来的程、朱章注取士制度。且在战乱之中，启用前朝归顺敦品厉行的儒臣，如汤斌、陆陇其等辈，形成以儒家礼义治天下的一朝吏治，清官循吏辈出。但在民间隐居不屈的大儒，有鉴于明末儒林空疏迂阔的流弊，平居讲学，以经世之学和师儒之道自任之士，如孙奇逢（夏峰）、黄宗羲（梨州）、王夫之（船山）、顾炎武（亭林）等辈，影响清朝两百余年来用儒家经义的经世之学，改变了宋明理学诸家徒事心性的迂疏理念，转而注重汉学训诂的考据，终使清儒两百余年的经学，大有超越汉、唐之势。如阮元所辑的《皇清经解》一千四百卷，凡一百八十种；咸丰、同治以后，又有王先谦续编一千余卷，两百零九种等，确实蔚为奇观，学者虽穷毕生之力，亦难尽窥细致。至于重视考据，而发展为近代的考古学的先导，其功更不可没。

但从顺治开始，由康熙、雍正而到乾隆三代，虽然外示尊重儒家经学，重用敦品厉行的儒者以牢笼天下士子的异心，而对王室自修内明的心性之道，三代相习，皆以潜心佛学而配合外用之术。

如康熙的重译《般若心经》，雍正的专志禅宗，整肃佛教，加之乾隆童年即随父雍正学禅，后又禅密兼修，而能自译密乘《大威德金刚仪轨》等事，殊非一般儒家学者所能理解。但乾隆对心性之学的精辟，不如父祖两代在事功上的深刻锻炼，故继位以后，流为偏好辞章文艺，但亦促使乾、嘉七八十年间的清代文学，大有直追唐宋而过之的风格，降至道光时期，承平日久，社会风气奢靡，文人学士，大多沉酣于风花雪月文辞丽句之间，如著名的辞人项鸿祚（莲生），自序《忆云词》所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此有涯之生”，学者诵而悲之。

由此可知道光、咸丰之间的文风日变，忧时愤世儒龚自珍、魏源等人，有鉴于此，即乘时立说，注重西北蒙藏边防与海防外祸的实用事功论议，激起同僚友好林则徐烧毁鸦片的丰功伟业。同治以后，文运再变，其中翘楚，便是清史所誉的中兴名臣曾国藩，用其毕生学术与事功的实践心得，述而不作，选辑《经史百家杂钞》一书，显示其于经世学术的大要，至于曾国藩家书一类的琐言，乃其余事而已。

但在此际，海运已开，清末学者所谓的九洲万国知识，已渐启其萌，于是光绪、宣统之间，便有忧时之士，如南海康有为、梁启超等辈，以儒学经义而吸收西洋文化中的政学理念，用其所长的春秋、公羊主旨，提倡尊王师夷的维新学说，风靡一时。如舍康、梁宰清末民初的大革命时期，偏执保皇主张的是非而不论，即以康有为渗入西方政学理念而著作的大同篇，对于民初各党派革命志士的思想启迪颇大，此是现代历史文化演变的事实，不可因其人其事而废其言。

与此同时，留学欧美的名儒严几道与辜鸿铭，皆能深通中国与西洋诸家学说，而终归于儒，但限于时势，人皆等闲视之。今取其有关言论以资反思，如云：“严几道精欧西文字，所译书以镶辞达奥旨，举中外治术原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得失，证明而会通之。常于广众中言自由、平等、权利诸说，要皆未尝无利，倘无所折衷，则流荡放佚，害且不可胜言。”“辜鸿铭论学，以正谊明道为归，常谓欧、美主强权，务其外者也。中国主礼教（指礼记、仪礼、周礼经学），修其内者也。近人欲以欧美政学变中国，是乱中国也。异日世界之争必烈，无中国礼教（指礼记等经义之学）不能弥此祸也。”

至于推翻清朝，成立民国以后，直到现近百年的变故，儒家经义与孔、孟治国平天下的学术理念，几乎已随三千年的历史陈迹而消失无遗。

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工商与精密科技的发达，货币金融的洪波巨浪，淹没人文学术思想的潮流方兴未艾，其间虽有少数对中国固有文化多情的学者，综合新知，倡说新儒学，志为中流砥柱，实亦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名存而实亡，但其抱残守缺精神，待时而兴之志，诚可嘉赏。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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