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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文章：邓小平与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
2011年02月13日 14:06:41 　来源： 瞭望新闻周刊 【字号大小】【收藏】【打印】【关闭】


邓小平为确立新时期政治路线所作的“接续传统，开创新局”的实践理论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富有开创意义的探索。这一探索，为30余年中国的振兴发展所验证
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同样，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还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也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
这段话中提到的“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和“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其核心含义就是确立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
长期以来，学界总是把邓小平确立新时期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相提并论。事实上，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基础，组织路线是政治路线的保证。在三者的关系中，政治路线居于中心地位。只有把握了这一点，才能正确地厘清邓小平在历史转折时期的思想路径，清晰揭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原点样貌。
实质上，在历史转折时期，邓小平在确立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方面，主要完成了创造性地接续传统、开启新局的两大历史性任务。
创造性地接续传统
所谓创造性地接续传统，就是解放思想，审慎地对待和处理毛泽东时代的思想遗产和政治遗产，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政治路线，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创造性地接续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部分
邓小平是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磨练下，在毛泽东的培养和信任中成长起来的党的优秀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有着深刻而独到的理解。“文革”结束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他深知尽快发展经济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意义。然而，由于受到长期极左路线的严重桎梏，加上当时“凡是派”领导人的僵化教条束缚，实现政治路线的转变遭遇严重障碍。要克服这样的思想障碍，就必须从“左”的思想困局中突围。而这一突围需要克服的最大困难，就是毛泽东的巨大历史存在。
历史不能割断。邓小平的基本看法是：“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遗产的基本态度，集中体现在他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起草工作的指导上。他对起草小组提了三条要求：“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三条要求，包含了邓小平看待和处理毛泽东思想遗产的政治智慧。
首先，邓小平是怀着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仰，带着深沉的历史责任感，审慎处理毛泽东的思想遗产的。
邓小平坚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当之无愧的领导核心，这是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所形成和决定的。因此，作为七大规定的党的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不容否定。面对“文革”后拨乱反正中汹涌的“非毛化”思潮，他清醒地认识到，这将危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对毛泽东的彻底否定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的丧失。
邓小平是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高举旗帜的政治高度来看待评价毛泽东功过是非的。领导上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的亲身经历使邓小平对赫鲁晓夫苏共20大上彻底清算斯大林记忆犹新，长期对世界局势冷静观察，使邓小平深刻认识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重大政治意义。
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目标，就必须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割断历史就是自掘坟墓。因此，在看待和处理毁誉参半的毛泽东的思想遗产时，邓小平总是旗帜鲜明，又极端审慎。
其次，毛泽东的思想遗产十分丰富，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全部思想遗产中的思想方法和适应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有益部分，并非易事。这需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理论辨析。
邓小平从内涵丰富的毛泽东的思想遗产抽出一根红线，他指出：“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所谓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邓小平之所以这样强调，就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大局，不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必须维护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和旗帜的崇高地位，有效地接续革命和建设传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新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这一抽取红线的思想理论创新，可以使人们的思想从毛泽东所犯错误的纷繁表象中解放出来，从事功层面的正确/错误二分法的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从“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从而在新的认识基础上达到思想的统一和政治团结。
因此，在指导起草《历史决议》时，邓小平深刻指出：“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在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肯定“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的同时，实事求是地、“很恰当”地批评其错误，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和政治敏锐。因为他知道，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容否定，歪曲和割裂，过分地批评毛泽东的错误，会损害毛泽东思想，会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为检验各界对毛泽东思想的看法，邓小平还特意找中央警卫局的同志谈话，“他们说，把我前些日子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向战士们宣读了，还组织了讨论，干部、战士都觉得这样讲好，能接受。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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