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部皮肤提升:转型中国第28期：孔教救国论与康有为的教皇梦2

“教皇”非康有为莫属
【戊戌年试图尊孔教为国教】
万木草堂内的讲学是康有为“孔教救中国”路径的起始。从这里起步，历经维新、立宪、革命，直至民国，康有为的政治态度屡有变迁，但“惟有孔教才能救中国”这一点，却始终坚持未曾放弃。
1894年、1897年，康有为曾两次前往桂林讲学。广西是外国教士比较活跃的地区，耶教较之其他地方盛行，这给了康有为很大的刺激。为抵制这种“以夷变夏”，第二次讲学期间，康在桂林成立了一个“以尊孔教救中国为宗旨”的学会——“圣学会”。
学会得到了广西地方官绅的鼎力支持，广西按察使亲自出面主持，并起草了圣学会章程序文，捐款资助的官绅也不在少数。康则亲自起草了《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缘起》及《圣学会章程》两个重要文件，康在其中痛陈：广西自梧州通商以来，“教士猬集，皆独尊耶稣之故；而吾乃不知独尊孔子以广圣教”。所以特设“圣学会”，以求“广大孔子之教”。
“圣学会”的成功，或许给了康有为在戊戌年极力推动“尊孔教为国教”以极大的动力。康似乎认为：既然广西的士绅们如此热心于“圣学会”，那么，推而广之，朝野内外的士大夫们也应该大部分赞同“尊孔教为国教”。
在那份名为《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的折子中，康有为告诉光绪皇帝，自己以前进呈的《日本明治变法考》、《俄大彼得变政致强考》等著作，“只言治术，未及教旨，未足以上酬圣意也”。也就是说，那些著作所讨论的“君主立宪”，只是一种制度层面的“治术”，而不是文化层面的“教旨”。
康有为告诉皇帝，自己的维新思想的核心在“尊孔”——“ 今并将臣所著《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董子春秋学》进呈，……窃惟孔子之圣，光并日月；孔子之经，流亘江河……”康还告诉皇帝，西方人经常嘲笑中国人的“多神之俗”，视之为野蛮行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一神教是进步的，多神教则是落后的；中国自然也应该变成一个一神教的国家；而要变成一神教国家，首先应该把那些民间信仰的乱七八糟的神都当作“淫祀”废除，然后再把儒学改造成孔教，以孔子作为大教主进行崇拜信仰。
为何选择孔子呢？康有为对皇帝解释说：“中国本来有一个现成的教主，那就是孔丘。西方各宗教的教主，都是靠迷信起家，而成为教主的；孔丘不以迷信起家，只靠他所作的六经，以得到人们的信仰，这才是真正的教主。他认为，人类世界的文化日益进步，靠迷信起家的教主已逐渐不适宜为文明世界的教主了；只有不以迷信起家的孔丘，才真正是文明世界的教主。言外之意，是说，以孔丘为教主的宗教，不但适合于中国，而且适合于全球的文明世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
【谁来做“孔教”的“教皇”？】
按照康的设计，孔子是供在神坛上的教主，地位如同耶稣；那么，现实世界里，孔教的基层组织如何架构？又由谁来承担类似罗马教皇那般的角色呢？
康有为向皇帝建议：
“自京师城野省府县乡，皆独立孔子庙。……所在乡市，皆立孔教会，公举士人通六经四书者为讲生。……讲生兼为奉祀生，掌圣庙之祭祀洒扫。乡千百人必一庙，每庙一生，多者听之。一司数十乡，公举讲师若干，自讲生选焉。一县公举大讲师若干，由讲师选焉。……一府一省，递公举而益高尊，府位曰宗师，省曰大宗师。……合各省大宗师公举祭酒老师，耆硕明德，为全国教会之长，朝命即以为教部尚书，或曰大长可也。”
按照康的构思，这是一套自地方到中央、与现行世俗政权完全平行的新的神权体系。自地方到中央，依次是：讲生（乡市）→讲师（司）→大讲师（县）→宗师（府）→大宗师（省）→祭酒（中央）。
在这套孔教组织架构的设计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1、各级教会的领袖，均由下级教会选举产生；作为孔教的全国最高领袖祭酒，也须由各省教会选举产生，皇帝可以加命祭酒为教部尚书，此为世俗行政官制；但皇帝只能对祭酒加命，不能随意任命他人；也就是说，教部尚书自下而上选举产生，皇帝无权任命。
2、隐含治教分立的用意。皇帝只能加命祭酒为教部尚书，教会选举什么人为祭酒，他就必须任命什么人为教部尚书，这意味着皇帝的治权似乎不能干预教会的教权。
在此不妨想象一下，假设光绪皇帝批准了康有为这道奏折，那么，第一任孔教教皇会是谁呢？——在同一封奏折里，康曾如此向皇帝强调：“（后世学者无知）遂令中国诞育大教主（孔子）而失之，岂不痛哉！臣今所编撰，特发明孔子为改制教主，六经皆孔子所作，俾国人知教主，共尊信之。”
如此，既然康有为是第一个发现孔子乃是“教主”的大秘密之人，其他人对此都茫然无知，那么，这个教主，除了康有为本人，还有别的候选人么？
章太炎戊戌前夕曾应邀进入康党当道的时务报馆担任主笔，旋因政见不合而被馆中康门弟子排挤出局。太炎先生曾如此描述康党内部情形：
“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笑。”
太炎先生将康门弟子们将康有为称作“教皇”视为“狂语”，殊不料，康乃是一个万事无不敢于实践之人，戊戌年他就真的给皇帝上了这样一道奏折，真的就在极力想把儒学搞成孔教，极力想把自己推上教皇的宝座。
结语：摊上一个努力破坏改革共识的维新领袖你伤不起
改革是戊戌年的共识。
甲午、马关、胶州……一系列的挫败与瓜分，在晚清中国社会精英尤其是士绅中已经迫生出了一种迥异于1880年代的国家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促使其在加大改革步伐、深入改革领域方面达成了新的共识。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强学会，它的成员不但有康、梁这些高谈维新的在野知识分子，还有许多新军将领，以及军机大臣乃至地方督抚。即便是著名的保守派徐桐，亦上奏请求朝廷调张之洞入京主持变法——当然，皇帝更愿意启用康有为。
但“惟孔教才能救中国”决不是戊戌年的共识。
康有为以《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作为将儒学改造为“孔教”的理论基础。但恰恰是这一理论基础，是绝大多数士大夫们所无法认可的——康在这两本书里，将2000余年来千百万儒家士大夫崇奉的古文经，说成是伪造的，贬斥得一文不值，如何可能被当代士大夫们接受？尤其是——康的论证过程居然漏洞百出，毫无逻辑可言，以至于翁同龢曾斥其为“真说经家之一野狐也”；张之洞则屡劝其放弃此种歪门邪说……
那种认为康有为把孔子的幽灵请出来，目的是为了“给改革寻找一个合法性的基础”的主流观点，不过是典型的睁眼瞎话，彼时，改革已是举国共识，何须再找什么“合法性基础”？一个改革领袖，应当尽可能地整合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共识，以此作为推进改革最坚实的基础；康有为却坚持要在毫无共识的“惟孔教才能救中国”的末路上狂奔，戊戌年碰上这样一位维新领袖，真的是伤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