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部皮肤基础知识:转型中国第28期：孔教救国论与康有为的教皇梦

惟“孔教”可以救中国
【康圣人早年极力攻击孔圣人】
康有为早年并不是孔夫子的信徒。康是一个“天命观”极强的人，终生坚信自己的生命上必然依附着某种神秘而伟大的天意。60岁那年，他写诗自承：“吾生信天命，自得大无畏”，又不无得意地回溯自己出生时的异兆：“大火赤流星，子夜吾生始”。
这种极度自负的“天命观”很早就出现在康有为身上——19岁师从岭南宿儒朱次琦，作了一篇离题的文章，受到老师的婉言批评和鼓励性表彰，即放言“我从此知道著书不算难事，自己和古先贤水准相去不远，由此更加自信”。
这种自负让康有为对孔夫子不屑一顾。1917年，康回顾自己早年心境，曾如此坦承：“我年轻的时候希望自成一派，立足于孔子之外，于是每日里阅读孔子的著作，吹毛求疵，对其进行攻击。”
圣人梦做到飞魔入心的程度，康有为终于不得不遁入家乡西樵山的寺观之中寻求出路，但结果却在静坐狂思之中，再度走火入魔，康日后回忆：“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
这种“天命观”最终演变成了一种奇怪的“社会责任感”，这种“社会责任感”让康的心智得到了解脱。康日后在《自编年谱》中回忆：“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
青年康有为撰写《教学通义》一书，正是缘自这种经营天下的志向。康在书中感叹朝野内外没有人才导致国势日趋颓丧，而之所以没有人才，康认为出在“教学”上——但是，与同时代其他学者如郭嵩焘、容闳等提倡西学有所不同，在康有为看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教学”问题不在于对西方的学习不够，而是对传统的继承太不够——“患其不师古也”，虽然表面上一直在“师古”，但“师古之糟粕，不得其精意也”。
在康有为看来，“古”的终极源头是周公之学。周公旦是集黄帝以来“教学”之大成者——“盖黄帝相传之制，至周公而极其美备，制度、典章集大成而范天下，人士循之，道法俱举。”也就是说，“周公之制”是最完美的制度，现代人要挽救危亡，必须从知识分子的教育入手；而知识分子的教育，应该直接上溯学习“周公之制”，现在知识分子一味沉浸在孔子的“六经”当中，而“六经”只是“周公之制”中一个非核心的小组成部分，不过是“先王一官之守破坏之余”，所以是误入歧途。
【康圣人转而继承孔圣人衣钵】
尊崇周公、贬低孔子的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期间写出《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二书，突然转变为孔夫子最忠实的拥趸。按照康有为自己的说法，前者“先辟伪经，以著孔子之真面目”；后者“次明孔子之改制，以见生民未有”——创作《新学伪经考》的目的在于还原孔夫子的真面目；继撰《孔子改制考》的目的在于阐明孔子乃是“改制”的先锋。
康有为在1891年在给好友朱一新的一封书札中详细阐述了自己思想上的这种转变的理由。康在信中说（作者注：为阅读便利对原文作了通俗化处理）：
“我昔日以治国救民为志，今知其必不见用（指第一次上书皇帝失败），而心中的热情不能沮灭，又不喜好佛学，……所以关起门来专心阐发孔子之学，以求使其传播四洲，行之万世。”
“……有人说孔子之道至大至中，不必担心传播。我认为不是这样。一种学术能不能传播开来，关键在于‘力’。…… 如今地球四洲，除亚洲有孔子与佛回外，其余皆为耶教所灭。假使我国器艺早精，轮船铁路能驰骋于域外，则早就使欧、墨、非、奥服从孔学了。耶教浅妄，岂能诱之？我国既不能早精器艺，坐今彼诱之而坐大，此乃我们自己不宣扬孔教的失策。”
“……（耶教进入中国数百年而未能兴盛）原因在于信奉耶教之国未灭亚洲罢了。若政权更替，这些信奉耶教之国绝非金、元等无教政权可比，必将以其耶教取代我之孔教。……必将毁我之学宫，改为他们的礼拜堂，必将用《新约》取代儒家经典，从之者以科举相诱，不从者则施以杀戮，此亦非秦始皇之焚书坑儒可比。……我每每想到此处，半夜披衣而起，无不悲伤流涕不能自已。”
这种中国传统文明即将被西方耶教文明所取代的危机感，成了康有为将儒学改造成孔教的最直接的驱动力：
“自京师挫败而归后，我摒绝杂书，日夜研究孔子之学，终于得出非常异义，明白孔子才是创立儒教的圣人。孔子的学说，立人伦，创井田，发三统，明文质，道尧舜，演阴阳，精微深博，无所不包。我现在将这一点阐明出来，可以使孔子之道不必依赖国力也可以广泛流传，只要尽力诠释、努力宣传，孔子之道终有混一全球的一天。不谦虚地说，对孔子之道的这种见解，二千年来我是第一个。有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再辅以礼学、字学……凭着这些经典著作去海外宣扬孔教，我深信其肯定可行。”
康有为的这种将儒学改造为宗教的“复原孔教”的努力，得到了万木草堂弟子们的高度认可和支持。弟子们曾如此评价乃师的教育成就——“此乃中国之所寡见，从古教主之迹乃见之，不可以寻常教育家论也。”梁启超曾在《支那教改革问题》演讲中总结康有为的政治哲学的主旨：“关于支那者，以宗教革命为第一著手；关于世界者，以宗教统合为第一著手。”而支那的“宗教革命”，就是“发明孔子之真教旨”。
换言之，康有为所走上的，是这样一条歧路：将儒学改造成孔教，再以孔教对抗西方文明（耶教）以救中国，而且极其乐观地预见：孔教终将战胜耶教，混一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