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仙手游法宝血炼传承:转型中国第26期：政治投机摧毁晚清最后的和平改良希望

1889年度事件：光绪大婚，慈禧归政
本年，光绪帝已然十八岁，终于获得慈禧恩准，得以举行结婚大典。清朝皇帝多在14-17岁之间成婚。光绪迟迟未婚，背后的原因显而易见——成婚即意味着彻底成年，成年即意味着慈禧太后必须结束所谓的“训政”，归政交权。于是乎，光绪皇帝成了有清一代最晚婚的皇帝。
1889年皇帝的大婚乃是拖到不能再拖的结果。与大婚典礼同时筹备的亲政典礼，同样也是老太后拖无可拖的结果。从这一年开始，光绪皇帝开始正式接触帝国的最高权力，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严重影响晚清政治走向的“帝党”与“后党”之间的党争拉开了序幕。
帝后党争：小孩班与老母班
尽管慈禧早在上一年五月便不定期地入住专供其“退休”后颐养天年的颐和园，以示自己归政皇帝乃是出自真情实意。但随后粗暴地内定自己的侄女为光绪皇后，则已明确表示老太后决不会从帝国政治生活的最高舞台上退出。所有展示“真心归政”的行为，不过是婊子欲立牌坊之举罢了。
【宁寿宫的权力隐喻】
归政后的慈禧，按照惯例应该住在慈宁宫——慈宁宫是专供先皇们的遗孀们居住的地方。从孝庄皇太后开始，慈宁宫就一直是历代皇太后、太妃和太嫔们了却残生之所。
慈禧不想去慈宁宫，她看中的是宁寿宫。
宁寿宫有它自己独特的权力隐喻。此宫始建于康熙年间，后乾隆皇帝对其进行了改造，目的是打造一个自己归政之后的养老之地。但乾隆85岁退居太上皇之后，并没有入住宁寿宫。理由是他觉得自己身体还很硬朗，还可以继续留在养心殿主持朝政。
对此，乾隆皇帝曾有一段说辞：
“（朕）寿跻八十开五，精神康健，不至倦勤，天下臣民以及蒙古王公、外藩属国，实皆不愿朕即归政。……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理？仍当躬亲指教。”
意思很明白，归政是归政了，但朝廷的最高权力和政务的最后决策权，仍然还在乾隆手中。大臣们也很合作，立即纷纷联名上奏请愿，要求皇帝一定要在100岁之后再正式将权力移交给新皇帝。
自乾隆之后一百余年，宁寿宫始终无人居住。原因无它，这里是太上皇、而且是不交权的太上皇的居所。一百多年来，没有人有这样的资格入住宁寿宫。
慈禧选中宁寿宫显然是选中了它背后这种明晰的权力隐喻。老太后到了必须归政的时刻，但老太后不愿意交出她的权力，她以入住宁寿宫这种政治隐语，向帝国的大小臣僚宣布，她就是此时此刻清帝国的太上皇，她要仿效乾隆皇帝归政但不交权的先例。
【屠仁守逼老太后表态】
老太后的这种心思可以意会不可言传。心领神会即可，说出来却是大大的不合适。但偏偏有不合时宜之人蹦了出来，直接捅破了老太后归政但不愿交权的这层窗户纸。
本来，为了给自己归政之后继续操控最高权力赋予“合法性”，慈禧未雨绸缪，已在1889年1月2日授意礼亲王世铎等人拟定了一个太后归政后清廷政务运作规则的“条目”。条目虽然承认光绪皇帝有接受中外臣工奏折的权力，但同时强调必须坚持“诸大政，莫不案承慈训，始见施行”的原则，这也就意味着慈禧可以继续光明正大地干涉朝政。稍后，出于形式主义的需要，礼亲王世铎以皇帝已经亲政，一切可以恢复祖宗旧制为由请求辞去职务，慈禧批示不允，要求“所有开去要差之处，仍俟数年后一切全复旧制”，也就是说，在这个未知确数的“数年”之内，朝廷必须继续维持慈禧的旧班子。
很显然，这是慈禧不愿交出权力的再明确不过的讯号。所以，此一批示刊布两天之后，御史屠仁守上了一道诡异的奏折，奏折中说：
“太后归政在即，朝廷政务繁殷，请求明降谕旨，依照高宗乾隆皇帝当年训政的旧例，以后部院的文件奏本和外省的密折、廷臣的封奏，仍然写上‘皇太后圣鉴’的字样，恳求皇太后阅览批示，然后才能施行。”（注：为阅读便利，对奏折原文做了通俗化处理，下同）
表面上看，屠仁守这道奏折正切合慈禧的心思。但也正因为其如此切合慈禧的心思，才招致了慈禧的愤恨——许多事情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屠的奏折看似在讨好慈禧，实际上是在逼慈禧明确表态。如果同意屠的奏折，则意味着慈禧悍然挑战祖制，以后宫女流身份自比乾隆皇帝，拒不归政；若不同意屠的奏折，则需明确表示自己归政的同时，也肯定放权。
屠仁守在御史当中以刚直不阿而闻名，素有“西台孤凤”之称，绝非谄媚取佞之徒。慈禧自然也明白这道奏折是个圈套，故而于次日即颁布谕旨，严厉申斥屠仁守。谕旨中说：
“览奏极其骇异！垂帘听政本属万不得已之举。本宫有鉴于前代后宫干政的流弊，及时归政，上合祖制，下顺舆情，真心实意，早已降旨宣示中外。如果归政伊始，又降旨要求书写‘皇太后圣鉴’字样，岂非出尔反尔，后世之人会因此将本宫视作何许人也？更何况垂帘听政乃权宜之计，岂可与高宗皇帝的训政相提并论？”
逼慈禧下达这道谕旨，正是屠仁守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屠受到了撤职查办的严厉处分，慈禧则因此事而对翁同龢大发牢骚：“吾心事伊等全不知”，“吾家事即国事，宫中日夕皆可提撕，何必另降明发！”
【晚清政局陷入党争漩涡】
慈禧不愿交权，光绪又已亲政，这一组无法调和的矛盾所造就的结果，是晚清政治日趋陷入帝党与后党之间的党争的漩涡。
光绪何时开始对慈禧心生不满已难具考。但1887年慈禧以 “训政”规避光绪“亲政”之时，年轻的皇帝已屡次在书房内对帝师翁同龢表达过内心的苦闷和不满，翁明白皇帝何以如此却又战战兢兢无言以对。迨至1889年大婚，皇帝的不满已开始公开发作。这是一场由太后一手包办的政治婚姻，光绪帝毫无喜悦和欢欣之感，婚后第4夭，他借口有病，竟把原定在太和殿宴请“国丈”及整个皇后家族、在京满汉大员的筵宴礼给撤销了。命人把宴桌分送给在京的王公大臣时，竟然又“未提后父、后族”，以致京师街头巷尾，议论纷纭。年轻皇帝用这种方式发泄着对老太后的不满。
皇帝甚至怀疑老太后想害死自己的父亲醇亲王奕譞。早在1887年，奕譞病重，御医无可奈何，其私自延请的民间医生徐某诊治之后却大有转机，然而宫中传旨，不许醇亲王服用徐某所开之药。光绪皇帝当时即已生疑，曾就此询问帝师翁同龢。翁日记记载：
“上曰：徐某方有效，而因用鹿茸冲酒，不令诊脉矣，此何也?臣未对。上又曰：余意仍服徐方耳。又问：今日往问候耶?臣对：无事不往。”
醇亲王奕譞死于光绪亲政后的第二年，当时市井间便有流言，称其死于慈禧的操纵医疗。奕譞之死已成谜案，但其病危之际，医生药方药品全部由宫中派遣，醇王府毫无医疗之权也是客观事实，光绪皇帝的怀疑并非没有道理。更何况，奕譞死后，慈禧还曾派人砍掉了其坟墓上生长的两棵白果树，理由是白果树长在亲王之墓上，“白”在上，“王”在下，合在一起便是“皇”字。如此种种，光绪实际上已颇有将慈禧视作杀父仇人之意。
帝、后不和谐的案例不胜枚举，上述不过是光绪亲政前后一、二年间事。与这种不和谐一并生长的，则是帝党势力与后党势力的对垒。甲午战前，总税务司赫德的英国秘书濮兰德已然观察到了朝廷内的党争形势：
“至1894年即光绪二十年，李(鸿藻)翁（同龢）同入军机，于是争斗愈烈，以至牵引宫廷。盖太后袒北派，而皇帝袒南派也。当时之人，皆称‘李党’、‘翁党’，其后则竟名为‘后党’、‘帝党’。‘后党’又浑名‘老母班’，‘帝党’又浑名‘小孩班’。”
戊戌维新：变法未动，党争先行
“老母班”与“小孩班”之间的明争暗斗深刻影响了晚清历史的走向。甲午年光绪皇帝与帝党领袖翁同龢的极力主战背后，即有帝党势力欲趁机崛起的意图。光绪皇帝屡屡下旨催战而李鸿章能够屡屡抗旨拒战，恰是借助了后党势力来抗拒帝党势力——虽然严格来说，李鸿章既不是帝党也不是后党，但其卷入了党争，乃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战后慈禧太后对其力保，更是彻底坐实了其后党的身份。
甲午年的惨败与帝、后党争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已是公论，此处不妨谈谈另一个同样毁于党争的案例：戊戌维新。
【戊戌年没有顽固派】
戊戌年之后，康有为出逃海外，发表了许多文章，竭力宣扬维新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朝廷内部存在着一个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庞大的顽固派。
这是个必须澄清的问题，也是检讨戊戌维新为什么会失败的一大关键。
戊戌年慈禧太后在光绪召见康有为前夕收回了二品以上大员的任免权，按康有为的说法，这一手段的目的，是防止光绪重用自己。康的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台湾史学家黄彰健先生说：
“现在看来，四月二十五日（旧历）徐致靖上折保荐康为光绪顾问，光绪极可能采纳徐折，欲重用康，但以四月二十七日（旧历）慈禧有命在先，所补授重要官职须征得太后同意，光绪在二十八日也只好于征询军机大臣的意见之后，权且派康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
但这个事件被解读成慈禧太后顽固守旧、反对变法，则不符合客观史实。
因为在戊戌年，维新已经成为整个朝廷的共识，连最著名的守旧派徐桐，此前“门人有讲西学者，即不许入见”，此时也开始上奏折请求变法了。考之史料，戊戌年朝廷内外，很难找到明目张胆反对维新之人，相反，张口必谈维新，已经成为当时的“政治时髦”。
或者可以这样说，戊戌年，是晚清历史上少有的朝野内外就变法维新达成“共识”的时刻。正因为如此，它的失败，才显出尤为可悲。
【康有为建议开设制度局】
慈禧防止光绪皇帝重用康有为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康有为积极介入了帝后党争，并试图帮助光绪皇帝彻底架空慈禧太后。
早在戊戌年正月，康有为曾请人代递了一道折子，即通常所谓的《上清帝第六书》。在折子里，康有为建议皇帝“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即设立一个新的机构“制度局”。按照康的说法，这一机构的性质是政治咨询机构，但所有的新政事宜，都要由制度局讨论通过，则其实际上显然是一个政治决策机构，决定变法的一切。其基本架构是：皇帝在内廷设立制度局，作为主持维新变法的专门机构，制度局下面，则分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12个分局。12分局囊括政治、经济、财政、军事、教育等各个方面，这无疑等于架空了现有的行政体系，把国家的一切事物都交给这个制度局来管。
这份《上清帝第六书》迟迟没有得到总理衙门的回复。康有为随后又发动其政治关系网，围绕着“制度局”，另立明目，反复上奏。譬如请御史宋伯鲁上奏康起草的《请设议政处折》，建议朝廷设立“议政处”，这个“议政处”其实是“制度局”的翻版，因为在康的设计里，其地位与军机处、督办军务处并重，人员则不分有无出仕，由官员保举、皇帝钦定，共计30人。实际上，是在现行的行政体系之外，另设一个讨论制度国家大政方针的新部门。
“议政处”没有回音，康有为又想出了“立法院”、“ 懋勤殿”等名目，频繁上奏，这些机构名称虽异，但本质上与“制度局”并无二致。
【光绪对康的提案很感兴趣】
《上清帝第六书》引起了光绪皇帝莫大的兴趣，遂命总理衙门就此折内容拿出一个讨论意见。但奏折背后牵涉到朝廷权力的彻底重新洗牌，总理衙门顾虑重重，长时间没有下文，结果遭致光绪皇帝的严厉批评——“汝等尽驳康某之奏，汝等欲一事不办乎?!”。直至庆亲王奕劻前往颐和园获得了慈禧太后的支持——老太后向奕劻交底：“既不可行之事，只管驳议”——总理衙门才拿出一份针对康有为此折的冗长批驳报告，此时，距离收到此折，已过去了105天。
报告彻底否定了制度局和十二分局，仅认可需设立管理铁路和矿务的相关机构。光绪皇帝收到报告后两天，再次颁布谕旨：
“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本月（五月）十四日贵衙门议复工部主事康有为条陈一折，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著该衙门另行妥议具奏。”
谕旨明确要求总理衙门重新审议康有为的奏折，其严厉程度，用茅海建教授的话说，是：“在我所见的谕旨中，对议复之奏折推倒重来，下旨‘另行妥议具奏’，也是惟一的一次。”光绪皇帝对康有为制度局建议的青睐与对总理衙门的不满，于此可见一斑。
总理衙门接到谕旨之后不知所措，9天之后，再次上奏，将难题抛给别人：请求皇帝特派王、大臣会同总理衙门一起讨论康有为的奏折。
光绪当日下达朱批：
“著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切实筹议具奏，毋得空言搪塞。”
“毋得空言搪塞”一句，已足以窥见光绪皇帝的真实态度，其措词之严厉，正是为了逼迫总理衙门及王、大臣拿出一个赞同康折的报告来。
远在湖北的张之洞六月份（旧历）收到京中密报，内称：
“康有为条陈各衙门改为十二局，先设制度局，议论一切改革之事，有储才局、会计局、农政局、工政局、商政局、海军局、陆军局、刑律局、铁路局、矿务局各目，交总署议，驳。再下枢、译两府议。上意在必行，大约不日即须奏上，都下大为哗扰云。”
张的情报很准确，解读也很到位。
康有为赢得光绪皇帝的青睐，所依靠的不是什么“维新变法”的理念，而是这样一份与“议会”、“民主”毫无关系的纯党争的奏折——虽然它披着一层变法的外衣，但玩了一辈子权术的慈禧太后岂能看不透所谓的制度局和十二分局的背后，是皇帝想要另起炉灶，架空现行由后党把持的所有要害权力部门？老太后赶在皇帝召见康有为之前收回朝廷二品以上大员的任免权，不是因为顽固，而是为了党争。而康有为以维新领袖自居，变法未动，却党争先行，戊戌年的失败，已属必然。
结语：多少改革眼睁睁亡于政治投机
制度局没有开成，康有为也没有能够进入朝廷核心决策层；维新成了牺牲品，后党终于彻底瓦解了帝党。1898年，清帝国最后的改良希望，就此破灭。
康有为流亡海外。这位历史存在感极强的“圣人”，用自己的一支笔，不断地润饰着那些粗糙的历史，把它们打磨得锃光发亮，只剩下光明与黑暗两面。于是乎，譬如：许多人都不再知晓，1895年，康有为没有去“公车上书”；又忘了，恰是在这一年，康有为给皇帝的《上清帝第三书》，就已经定下了以党争而不是以维新来打动皇帝的策略。康在折子里说：
“下层小官僚、普通百姓和知识分子中，有才能而且忠于陛下的人相当多，但陛下所了解而又能够任命的有几人？破格提拔的又有几人？随侍左右，能供陛下随侍与之讨论商量的又有几人？不分昼夜陛下能够随叫随到的又有几人……”
戊戌年，皇帝把这份压在箱子底的折子找出来，总是看一回，叹息一回。
多年之后，后人亦应该把这段历史从尘埃深处翻出来，看一回亦叹息一回：有多少改革，眼睁睁看着她亡于政治投机。
1889相关言论：翁同龢认为康有为是心怀叵测之人
王照：应将主持变法的名义归于太后
礼部主事王照亲历了戊戌年的波诡云谲，民国之后，王照曾经如此回顾戊戌维新的成败关键：
“自从翁同龢被罢之后，大臣抗拒新政的，都暗地里依靠太后；然而先前太后也是喜欢变法的，这个时候因为不能干政，所以才暗地里与他们结为一体，其实不过是为了自己的权利。我替皇上考虑，如果将主持变法的名义归于太后，则皇上的志向可以实现，保守派也失去了靠山。”
荣禄：开制度局，是要废掉军机处
康有为以“制度局”取代原有的政治机构，必然遭到现行政治体系内官僚的反对。在荣禄、许应骙的带动下，军机大臣决定集体忤旨，拒不复议。荣禄说：“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如果按照康有为的变法计划去做，现在一切大臣都不免罢黜”。
随之，康有为要“尽废军机六部”的流言四起，许多官员对康痛恨切齿，“几欲得康之肉而食之”，甚至攻击光绪皇帝得了“疯症”。
《国闻报》：制度局会给朝士大夫增加“工作机会”
为了自我洗刷，减轻压力，康党在《国闻报》上刊文解释制度局。但文章并没有实话实说：“制度局”被轻描淡写为如同会典馆，法律局则与官书局相似，同时还宣称这些新机构的设立将会给“朝士大夫”提供许多新的机会。
“……凡此无一与旧政相涉者，如近者添多总署、海军、铁路、官书局、大学堂，正为诸臣多得差事，所用仍是朝士大夫，岂能舍而他用哉？……而举朝怪异，皆谓制度局开几如百官皆坐废者。中国最好造谣……有识者自能审之。”
翁同龢：康有为这个人心怀叵测
翁同龢一度将康有为视作自己清流的同志，但自戊戌年年初开始，翁就开始刻意疏远康，据《翁同龢日记》记载：
“四月初七那天，皇上让我转告康有为，让他把之前进呈的书籍再送一份进来。臣回复说自己与康没有来往。皇上问我为什么，我说：‘康有为这个人居心叵测’。皇上责问我以前为什么不说，臣回答道：‘最近读了康的《孔子改制考》，才发觉他心怀异志’。”
皇帝不相信翁的说法。但翁所不知道的是，康呈递给皇帝看的《孔子改制考》作了大幅度的篡改。
《孔子改制考》的公开刊行本和康有为的进呈本完全不是一回事。公开刊行本中的孔子，是大同、民权的化身。进呈本中的孔子则降格成了君权纲常的维护者。
例如：刊行本中有一篇1000多字的序言，集中论述民权社会的高级形式“大同”。在进呈本中，康有为却将这篇序言删掉，另写了一篇主旨为“尊圣扶教”的序言。在新序言里，康有为肉麻地感叹道：“……（孔子道统丢失的后果）则我君臣父子之道将坠将湮，岂不畏哉！”
再比如，公开刊行本中，颂扬民权、否定君权神圣的句子，在进呈本中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对君权的极力肯定和鼓吹：“（孔子立法），乃……以天统君，以君统民，正五位，立三纲，而人人知君臣父子之义。”
康拿这样的本子给皇帝看，若说其是为了推动以“议院”、“民权”为主旨的维新变法，恐怕难以让人信服。
资料来源：林文仁《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孙孝恩、丁琪《光绪传》，人民出版社；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上海书店；茅海建《康有为<我史>鉴注》，三联书店；《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华书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