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都市区总体规划:转型中国第35期：康有为在戊戌年究竟干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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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中国
【第35期】1864年 …1893年1894年1895年1896年1897年 1898 … 1949年

辛亥百年，腾讯历史频道推出《转型中国1864-1949》系列原创策划，我们希望尝试着去追寻这样一个命题：“辛亥年，她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并希望此策划，能够成为解读另一命题——“现代中国，她从何处来，向何处”——的一个注脚。策划以年份为单位，逐一梳理近代史关键命题。敬请关注。
1898
关键词：维新康党变法光绪康有为
年度事件：百日维新与戊戌政变
国人皆知戊戌变法，皆知康有为“领导”了戊戌变法，但对康有为在戊戌年究竟干了些什么，究竟反对什么，主张什么，反却是一团浆糊说不清楚。以至于时至今日，仍有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在喋喋不休谈什么“顽固派扼杀了戊戌维新”……
【反对篇】康有为以民智未开为由，反对议会、宪政
维新人士在戊戌年所呼吁的最重要的一项革新就是仿照西方国家设立议会制度，也就是要求实现宪政。“维新”之所以称作“维新”，正在于其要变“专制”为“宪政”。康有为在戊戌年以前和戊戌年以后，都曾大谈君主立宪，于是乎许多人自然而然地认为康氏在戊戌年也是议会、宪政的拥护者。但真相恰恰相反，康有为在戊戌年曾不遗余力地阻止宪政。
●中国民众如童幼婴孩，“惟有以君权治天下一条道路可以走”
康氏不但自己迟迟不肯奏请设立议会，还到处制造舆论，说目前民智未开，暂不宜开设议会。在进呈给光绪皇帝阅读的《日本变政考·卷一》中，康氏说：“惟中国风气未开，内外大小，多未通达中外之故，惟有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自无不变者，但当妙选通才以备顾问……其用人议政，仍操之自上。”
康氏的这种做法引起维新人士的群起责难。当年7月16日，康氏不得不在《国闻报》上刊文自我辩解，文章称：
“议院这个东西，西方非常盛行，乃至于国权全部汇聚于议院，而政务运作行之有效。但我窃以为议院制度在中国不可行。天下各国国情各有不同，不能以西人的制度套用在中国身上。……中国惟有以君权治天下一条道路可以走。
“今日那些主张议院，主张民权之人，实乃帮助守旧派自亡其国之人。君主如父，臣民如子。中国之民，皆如童幼婴孩。试问：一家之中，数十个婴孩，不由父母专主之，而使童幼婴孩主之议之，这个家还能成其为家么？当然不能！君犹如师长，民犹如徒属弟子。中国之民，皆如蒙学幼童，试问：蒙馆之中，数十个尚未启蒙的童生，不听师长主之、教之，而听蒙童自主之，自学之，他们能成就什么学问吗？当然不能！敬告足下一言：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圣上天赐勇智，千载罕逢，有君如此，我等只需要夙夜谋画，思竭涓埃之力，以赞圣明，就足矣了（编者注：为便于阅读，对原文作了通俗化处理，下同）”
在康有为看来，中国的民众都是些“童幼婴孩”，没有了皇帝的专制，搞什么议会宪政，那是毫无出路的；更何况光绪皇帝英明神武，千载难逢，有如此好皇帝，完全没必要设立什么议院，只需要竭尽涓埃之力辅佐皇上就行啦。
康氏领导下，康门弟子集体在报刊上撰文，制造中国国情不能搞议院的舆论，譬如麦孟华的《论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陈继俨的《中国不可开议院说》等等。
●胡汉民：只要想一想康有为反驳议院的言论是在蒙受皇帝召见之后，便可知他的心思
戊戌前、戊戌后一直在宣扬议会、宪政的康有为，为什么偏偏在戊戌年反对搞议会、宪政？胡汉民光绪三十一年在东京“戊戌庚子死难诸人纪念会”上作演说，抨击康氏政治品行低劣，胡氏说：
“康有为初时要作世界古往今来的大教主。……他要作大教主不成，他去讲政治，……及初作举人，初讲政治，也是志在民族，有保中国不保大清的话。……中进士后，他的上当今皇帝书，竟然有人为他的主张蛊惑，圣恩深重，屡蒙召见，康有为议论却比以前退缩几分。从前讲立宪，就是君主立宪，也须开个议院。（康氏）前时因为草茅新进，官职不高，或者立宪条陈，被一封谕旨弄个贵族议员，岂不是非常荣耀？及特旨召见，（自以为）指日可以大用，变法之际要用他多少条陈，他是新政要人，何患不得大位？万一他把握政府的权柄，却被议院监督住他，岂不是好些不便？万一朝家错会了意，以为康有为意在立法，正要使他做议员，那时岂不抱屈？岂不辜负了非常的知遇？因此康有为的议论变了，以为实在连议院都可以不必开，宪法可以不定，有这般一个好皇帝，但求变法就够了。诸君但试记康有为驳建立议院的文章系在中进士及蒙召见之后（写的），便可知康有为的心事。”
胡汉民指责康有为想掌握国家议政大权，害怕自己的权力受到议院束缚，这个判断准不准确？有史实为证——自被光绪皇帝召见之后，康氏本来心存取帝师翁同龢而代之的期望；在慈禧太后从皇帝手中收回二品以上大员任免权之后，康氏又试图谋得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类的变法要职，但均未能如愿。于是乎，8月中旬，原本坚决反对开设议会的康有为，居然转而开始鼓动皇帝设立议院了。康氏代内阁学士阔普通武拟定了一份名为《仿泰西设议院》的奏折，于8月19日上递给了皇帝。奏折中说：
“奴才……拟请设立上下议院，无事的时候讲求时务，有事的时候集群会议，议妥之后，中央由总理衙门代奏，外省则由督抚代奏。可行的决议则采用；不可行的决议则否决。”
此时，距离康氏在《国闻报》上大谈中国国民素质太低不能搞议会、宪政仅仅过去一个月。难道说，在这一个月里，中国“国民素质”突飞猛进了吗？
●康有为戊戌年后对“开议会、立宪法”历史真相的篡改
康有为自己也非常明白：自己反对议会、宪政，是逆时代潮流而动，不但在当时会遭到维新同志们的指责，还是被历史所唾弃。所以，在戊戌年之后，康氏为了洗白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大规模地篡改了自己在戊戌年的奏稿，删除其中拥护专制的文字，掺入主张民权、宪政的内容，然后以《戊戌奏稿》为书名，于1911年6月刊行于世。自此，《戊戌奏稿》长期被视为研究戊戌变法最重要的史料，戊戌维新的史实真相，也自此误入歧途，湮没不彰。
根据清代文书档案原件，黄彰健、孔祥吉等学者详细比对了康氏戊戌年奏稿的原件和伪件，对其中篡改之处，已有较详细的研究成果。下面仅就康氏在议会、民权、宪政方面的篡改举两例说明：
1、康氏《戊戌奏稿》辑有《应诏统筹全局折》，这是康氏戊戌年年初，为向光绪皇帝阐述自己变法主张而呈递的一个条陈，原名是《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局折》。
原折有一段提纲挈领的话，认为维新的当务之急，是做三件事：“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从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
戊戌年后的康氏伪折中，这三件事有所变化：“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
前后措辞不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戊戌年之后，原奏稿深藏宫中，康氏是看不到的。但原折分明没有“定宪法”，康氏不可能对自己如此重要的主张记忆错误。此外，在原折里，制度局的功能被定位为“将旧制新政，斟酌其宜”，伪折里制度局的功能却变成了“商榷新政，草定宪法”；尤其明显的是，伪折中还掺入了大段对西方三权分立政治制度的描述：“泰西论政，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权立然后政体备……”，这是原折里根本就没有提及的。
2、康氏《戊戌奏稿》还辑有《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这本是康氏蒙受光绪召见之后的谢恩折子，原名是《为推行新政，请御门誓众，开制度局以统筹大局，革旧图新以救时艰折》。这份折子也被康氏掺入了主张宪政的内容。原折从头到尾，根本没有提及“立宪法”，伪折却公然宣称：“臣所请者：规模如何而起，条理如何而详，纲领如何而举，节目如何而备，宪法如何而定，章程如何而周。”
正因为这些伪折，自民国以来，康氏在戊戌年呼吁开国会、行宪政竟然成了历史常识！
【主张篇】尊君权开制度局，架空内阁军机处六部衙门
维新失败之后，康有为师徒流亡海外，不断撰文抨击朝中“顽固派”绞杀了戊戌年的改革。诚然，戊戌年朝野内外大多数官僚、士大夫都站在康氏的对立面，但这并不代表这些人站在了改革的对立面；康氏在戊戌年没有获得朝野上下大多数人的支持，绝不代表这些人就不支持改革。
真正需要廓清与还原的是：为什么康氏在戊戌年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
●中央设制度局，地方设十二专局、民政局、新政局
1898年1月24日，康有为因其上书引起了皇帝的注意，而被总理衙门王大臣约见。王大臣问：“宜如何变法？”康氏回答：“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同日，参与约见的帝师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康有为到署，高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债数大端，狂甚。”
翁同龢之所以认为康氏“狂甚”，是其“立制度局、新政局”的设想太过异想天开，绝无获得朝廷支持的可能。关于这一设想，康氏在稍后的《上清帝第六书》中作了更详细的表述。关于制度局的性质，康氏说：制度局效仿的是日本维新之法，而且与清廷的南书房制度相同，并不违背祖制；制度局只负责议政，而不涉足具体的行政，是皇帝身边的智囊团兼立法定制机构，而非具体施政运作机构。
康氏的这番描述并不准确，其设想的制度局体系远非“只负责议政”这么简单。据康氏自己所说，制度局包含了两层权力关系：一是朝廷内部由皇帝主持的中央制度局和地方“十二专局”之间的关系；二是制度局与地方新政局和民政局之间的关系。康氏明确说道：“其新政推行，内外皆立专局以任其事。”也就是说，中央制度局虽然只负责议政而不负责行政，但新政的执行仍然会由中央制度局下辖的“十二专局”来负责——所谓“十二专局”，按照康氏的设计，包括了：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武备局——康氏说：“十二局立而新制举。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
于是乎问题来了：按照康氏的设计，中央制度局垄断了新政的决策权；地方“十二专局”农工商学兵无所不包，垄断了新政的执行权，那么，现存的军机处、总理衙门、六部等中央机构该干什么？
在康氏的设计里，架空中央现行行政体系还不够，各级地方政府也同样被其排斥在新政之外。在康氏眼里，“直省藩、臬、道、府皆为冗员，州县守令，选举既轻，习气极坏”——各级地方政府，从督抚衙门，到州县守令，全都不能承担起推行新政的职责，唯一的办法只有是架空他们，另造地方权力体系：“每道设一新政局督办……凡学校、农工、商业、山林、渔产、道路、巡捕、卫生、济贫、崇教、正俗之政皆督焉。每县设一民政局，由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公议新政……。三月而责其规模，一年而责其治效。学校几所、修路几里、制造几厂，皆有计表上达制度局。”也就是说，地方道、县两级民政局和新政局取代了原有的地方权力机构，并只对中央制度局负责。
●开制度局→不开制度局→还是要开制度局
整个戊戌年，康氏一直强调制度局的开设是其整个改革体系的核心，曾屡次对梁启超说，制度局不开，一切举措都是空谈。但事实恐怕恰恰相反，正因为康氏死死地抱住制度局不放，才真的让为新成了空谈。
前文提及——在蒙受皇帝召见之前，康氏曾竭力呼吁开设议会；蒙受皇帝召见之后，反大谈议会制度不符合中国国情；等待良久仍不得重用之后，康氏又回过头来呼吁皇帝开设议会。
有意思的是，在制度局这个问题上，康氏也有着相似的表现：1、戊戌年年初康氏竭力呼吁皇帝开设制度局。2、得知翁同龢因不愿将康氏著作呈递给皇帝而遭到严责之后，6月13日，康氏写了一道推荐由自己主持维新的折子，以礼部侍郎徐致靖的名义呈递给皇帝，这份奏折直接导致3天之后皇帝的亲自召见，但诡异的是，被康氏抬高到改革核心措施的制度局，折子里竟然一字未提。3、可惜的是，康氏并不知道，就在他被皇帝召见的前一天，慈禧太后收回了朝廷二品以上大臣的任免权，稍后，湮滞在六品工部主事官职上的康氏，又再度开始大声呼吁开设制度局了。
如此翻覆的原因，自然也和在“议会”问题上的折腾类似。1、戊戌年年初康氏建议开设制度局，对制度局内部权力结构的设计是：让王大臣担任制度局总裁，制度局会议须由皇帝亲临主持；再选“天下通才”去制度局值班；据康氏自己的说法，翁同龢曾表示愿意推荐他去制度局当值。2、翁同龢在维新开始前夕被光绪皇帝罢职，其导火索乃是翁氏拒绝向光绪呈递康有为的著作，理由是翁氏认为康“居心叵测”，翁氏的被罢免让康氏看到了自己获得重用的机会，赶紧让死党徐致靖推荐自己，希望皇帝将自己放在身边“以备顾问”，既然已有做皇帝主持维新的“贴身顾问”的机会，再开设专议新政的制度局，就只会削弱康氏对皇帝的影响力，于是乎康氏也就闭口不再提制度局这茬了。3、慈禧太后的干涉让康氏与翁同龢罢职后留下的空缺失之交臂；稍后，康氏又诬告礼部尚书许应揆阻碍变法，欲取其位而代之，同样未能如愿。如此情形下，在变法开始后的第十天，康氏又请人替自己给光绪上了一道折子，折子里说：“臣以为，皇上若不想变法图强，也就罢了；若想变法图强，那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非开制度局不可。”
对康有为的建议，光绪是一百个赞同。对慈禧的旧班子，皇帝一直心存芥蒂，若能借变法之名，对中央到地方的班子进行一次大换血，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乎，维新就此滑向了权斗的歧途，再无回头是岸的机会。
●军机大臣：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
皇帝将康氏有关制度局的提议交给总理衙门讨论，但衙门动作迟缓。光绪屡次动怒，责令限期拿出意见。事关对帝国权力体系的推倒和重建，庆亲王奕劻不敢做主，又承受不住皇帝的压力，只好转而去颐和园求助。慈禧的反应可想而知，向奕劻交底：“既不可行之事，只管驳议”。于是，在拖了1个多月之后，7月2日，总理衙门终于拿出讨论结果：一份对康氏制度局提案逐段批驳的冗长报告。
康有为自己也感觉到了巨大的阻力的存在，他在自编《我史》里回忆：
“我请于京师开十二局，外省开民政局。于是流言纷纭，咸谓我尽废内阁六部及督抚、藩臬司道矣。……于是京朝震动，外省悚惊，谣谤不可听闻矣。军机大臣曰：‘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我宁忤旨而已，必不可开。’王文韶曰：‘上意已定，必从康言，我全驳之。则明发上谕，我等无权矣，不如略敷衍而行之。’王大臣皆悟，成从王言，遂定议。”
康氏曾以满朝俱是守旧大臣，开议院会给变法带来极大阻力为由，解释自己戊戌年为何极力阻止朝廷开设议会。姑且不论朝臣是否全都守旧，“开议会”与“开制度局”二者，哪个提案更容易被朝臣们接受，已是显而易见。康氏既然懂得不开议会以减少新政阻力，为何却反而又要搞肯定会引起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僚群起反对的制度局？
从军机大臣李鸿藻的一件密札中可以窥见制度局在当时引起的政局波澜。密札中说：“康有为条陈各衙门改为十二局，先设制度局，议论一切改革之事，……交总署议驳，再下枢、译两署议。上意在必行。大约不日即须奏上。都下大为哗扰。”此密札透漏出两点信息：一是“各衙门改为十二局”，这与康氏“新设十二专局”有所不同，可能是光绪皇帝对其提案作了修改；二是“上意在必行”，这代表了军机大臣对光绪心思的揣摩。
但没有慈禧太后和内外朝臣的支持，制度局注定是开不成的。康氏稍后又别出心裁，鼓动皇帝在内廷开设懋勤殿。康氏认为，制度局袭自日本的外来名词，眼下已成众矢之的，可换作开设懋勤殿——清代历史上有开设懋勤殿先例。但这种换汤不换药的伎俩忽悠不了军机处那些官场老手。懋勤殿流产后，康又将名号改换为“置散卿”、“议政局”等，结果自然是：没有结果。
●康有为戊戌年后对“开制度局”历史的篡改
开制度局是康有为戊戌年“维新”的纲领和核心，他接二连三地上书，敦促光绪“尽快开之”，认为“制度局不开，琐碎拾遗，终无当也”。戊戌年后，康氏很清楚自己这一主张将维新引向了权斗，引向了毁灭；而且“制度局”尊崇皇权；“国会”尊崇民权，前者乃逆流而动。故而在编纂《戊戌奏稿》时，康氏对自己戊戌年的奏折作了大规模的篡改，将自己的变法政治纲领由“开制度局”篡改成了“开国会”。但是，开国会根本就不是康氏在戊戌年的政治主张。试举三例说明：
1、康氏重新改写了他代内阁学士阔普通武所写的《请定立宪开国会折》。在康氏自编《戊戌奏稿》里，折子极力推崇三权分立，主张制定宪法，开设国会，限制君权：
“臣窃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伏乞上师尧、舜、三代，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
但可惜的是，这是一份伪折。原折至今仍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其内容与伪折大相径庭，不但没有“开国会”的词句，而且与伪折中“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之说完全相反，原折主张“可否之权仍操之自上”，认为唯有如此，才可以避免“泰西君民争权之弊”。
2、康氏将他在戊戌年旧历七月十三日所上的一份名为《恭谢天恩并陈编纂群书以助变法，请及时发愤，速筹全局，以免胁制而图保存折》的折子，篡改成了两份折子，一份名为《谢赏编书银两，乞预定开国会期，并先选才议政，许民上书言事折》，另一份名为《请开制度局议行新政折》。不但在折子的名称上掺入了开设国会的字眼，而且在折子内容上有许多增添。譬如，在《谢赏编书银两》伪折中，添入了“请即定立宪为国体，预定开国会之期，明诏布告天下”之类的内容；在《请开制度局议行新政折》中则添入了“今国会未开，宜早派大臣及专门之士妥为辑定”之类的内容。这些内容，在至今仍可见到的原折中是完全看不到的。而且康氏之作伪亦不够谨慎，伪《谢赏编书银两》折的时间被标注为戊戌年旧历六月，但据原折记载，皇帝赏银是在七月份，康氏何能未卜先知，预先写好了谢恩的折子？
3、变法期间，康氏赖以影响皇帝的途径，一是请人代递奏折，二是向皇帝进呈书籍。康氏戊戌年之后，不但大规模删改自己的奏稿，也大幅度地篡改了自己进呈书籍的序言。以《进呈波兰分灭记序》为例：
《波兰分灭记》是维新后期康氏为敦促光绪早日开设制度局而进呈的一部著作。故宫博物院藏有进呈原本。康氏在这部著作中大谈波兰被俄国“蹂躏而蚕食之”的惨痛教训，大呼：如不开设制度局，进行变法，“我真为波兰矣。”
康氏自编《戊戌奏稿》所收录的《进呈波兰分灭记序》乃是伪序，与原序相比，除去题目相同以外，简直等于是重新撰写。譬如原序中说的是开制度局：“今吾贵族大臣，未肯开制度局以变法也。夫及今为之，犹或可望，稍迟数年，东北俄路既成，长驱南下，于是而我乃欲草定宪法，恐有勒令守旧法而不许者矣。”伪序中却大谈的是开国会：“与其分灭于外，惨为亡国之戮囚，孰若付权于民，犹得守府而安荣。乃逡巡迟疑，徘徊不决，至于国势濒危，大势尽去，乃始开国会而听之民献……终无救于亡也。”——开制度局乃是由皇权主导变法；“付权于民”、“开国会”则是由民权主导变法，这完全是两条迥异的变法路径。

严复（1854—1921）自甲午之后，竭力宣传维新变法，戊戌年也曾在《国闻报》上刊登《上皇帝书》，提出自己的变法提案，但严复自始至终没有参与康有为主持的维新，其根源在于巨大的理念分歧。譬如：康有为认为：“中国其民最自由，买卖自由，营业自由，筑室自由，言论自由，信教自由，婚姻自由，学业自由，一切皆官不干涉，无律限禁，绝无压制之事。”在他看来，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享受着自由幸福，“自由已极，无可再加”。所以，他把争取自由看作是毒溺中国之药，反对争自由。严复则认为中国最缺乏的是自由。他说：“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称中国尤其没有思想自由。

袁世凯。1898年元旦前后的半个月时间里，袁世凯两次向翁同龢呈递说帖，提出了一个纵不能合朝野上下同时舍旧图新、亦应选饬部分督抚进行变法试验的方案。相对于康氏的变法提案，袁世凯的方案更具可行性。譬如：袁氏主张对“勋旧疆臣，未便屏弃，固可厚禄以养之，崇秩以荣之”；康有为却一直游说皇帝，主张采用“罢、杀、罚”等激烈手段清除老臣。康氏无疑是在主动为变法增加阻力。

戊戌年另一变法主持者人选张之洞。改革正式开始之前，帝师徐桐曾上书慈禧，建议召张之洞入京，主持新政事宜。4月23日，慈禧正式下旨，令张之洞入京。此时距离光绪召见康有为，还有整整一个半月的时间。张氏《劝学篇》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被后世目为保守，但却是当时最具实践性的改革方案，较之康有为速变、全变、开设孔教、开设制度局等一厢情愿的提案而言，更具实际意义；张之洞宦术之精，晚清无人可及，自然也不会搞什么“制度局”，引起举朝官僚的反对。但因为翁同龢私心阻挠，张之洞入京计划流产。

荣禄。戊戌年之后，在康有为的渲染下，荣禄成了清廷顽固派的代表人物，成了慈禧最忠心的“爪牙”。但据史实记载，荣禄的政治倾向接近恭亲王，与慈禧太后长期不和，甲午年之前屡被慈禧贬职。荣禄本人虽然对西学不甚了解，但其支持维新的态度在戊戌年人所共知，譬如张荫桓在听说荣禄进入内阁之后，感觉是“政令一新矣”。但荣世反对康有为主持变法，则是确事。

谭嗣同。戊戌年最让人血脉贲张的情节莫过于谭嗣同之死。尤其是那首广为传颂的绝命诗《题壁狱中》：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然而，这首诗其实早被康党篡改过，其原诗乃是：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康党篡改谭诗的目的，是抹去诗中康党“围园杀后”的政变计划。

戊戌六君子之杨锐。六君子中，杨锐和刘光第不属于康党，而是湖北张之洞推荐给光绪的维新人才；杨锐在政变前夕就已预感到了新政失败的命运，害怕覆巢之下没有完卵。他曾在家书中抱怨与同为军机章京的康党谭嗣同、林旭难以相处。政变前夕，光绪曾给杨锐一道密诏，让他设法调和帝后矛盾，同时另有旨意让康有为离开京城前往上海办报。康氏随后将给杨锐的密诏篡改为给自己的，与已经策划启动的“围园杀后”计划结合到了一起。

礼部主事王照。戊戌年王照曾是康有为的同情者，其一封弹劾礼部官员阻碍变法的折子曾引发戊戌年最严重的官场人事地震，但结果证明其弹劾是错误的。王照对维新最终走向政变深为痛心，流亡日本期间，曾对友人指责康有为伪造光绪密诏：“皇上给谭嗣同等四章京的密诏，有朕位不保，尔等速为计划，保全朕躬，勿违太后之意之类的言辞。这是皇上不想与太后对抗的真实情形。皇上只让康有为前往上海，根本没有让他武装夺权……如今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密诏》，其实是康有为的伪造。这份伪诏一公布，皇上与太后之间的仇恨，终于终生无法化解！这真是千古伤心之事……”

康有为著作《孔子改制考》。戊戌年许多朝臣曾弹劾康这本著作居心叵测，保中国不保大清，但均未成功。原因是：康氏进呈给皇帝看的《孔子改制考》，与外间刊布的《孔子改制考》不是同一版本。在进呈本中，康氏极力鼓吹君主专制的好处，说什么“（孔子立法），乃……以天统君，以君统民，正五位，立三纲，而人人知君臣父子之义。”外间刊行本内容则截然相反，“孟子大义云：民为贵，但以民义为主，其能养民、教民者则为王；其残民、贼民者，则为民贼”这样“反动”的句子俯拾皆是。
相关言论
关键词：维新康党变法光绪康有为
王照：被皇帝召见后康有为变了
王照是戊戌年康有为的同情者，曾多次帮康氏代递奏折。王照如此描述康氏戊戌年的政见转变：“丁酉冬，康有为入都，倡为不变于上而变于下之说。其所谓下者，即立会之谓也。俄而康被荐召对，即变其说，谓非尊君权不可。”
袁世凯：推荐由张之洞主持变法
袁世凯戊戌年反对由康氏主持变法。他曾上折说道：“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猛勇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惧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
黄仲弢：康党”营私狼藉“
同为维新志士的黄仲弢，在戊戌年批评康党主持的维新，称其：“以荡检逾闲为才气，以奔竞招摇为作用。试之以事，则敛怨纷腾；假之以权，则营私狼藉；迹其心术，则借本朝之荣宠以为号召徒党之资；按其学术，则袭西国之皮毛以开空疏剽窃之习。”判断其变法必然覆败。
康广仁：康有为难有所成
胞弟康广仁曾在给有人的信中以抱怨的语气如此描述康有为：“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挤者、谤者盈衡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所谓规模大、同志孤，即制度局提案所致。
陈夔龙：政变源于大规模裁官
曾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陈夔龙亲历了戊戌年的朝局大动荡。他后来在《梦蕉亭杂记》中回忆政变的起因，称：“戊戌政变，首先起源于裁官。京城闲散衙门被裁撤者不下十余处，连带着因此而失业的人有近万人，朝野震骇。”
班瑞德：康有为无魄力富于幻想
政变后，康有为乘重庆轮出逃，获得英国政府的政治保护。期间，英国官员班瑞德对康氏作了仔细的询问。班氏在谈话备忘录末尾总结道：“我认为：康有为是一个富于幻想而无甚魄力的人，很不适宜做一个动乱时代的领导者。”
结束语
关键词：维新康党变法光绪康有为
光绪皇帝在整个戊戌年，最感兴趣的人，是康有为；最感兴趣的事，是制度局。这种兴趣的背后，笼罩中帝后宫廷权斗的阴霾。最终，皇帝选择了在戊戌年9月13日乾纲独断，决定开设制度局的变种“懋勤殿”，康氏得知消息非常兴奋，立即去找自己的同情者王照和同党徐致靖，让他们写折子推荐自己和梁启超进入懋勤殿。
康氏的兴奋没有能够维持多久。次日，光绪前往颐和园，史载，慈禧在听完其开设“懋勤殿”的提案之后，“太后不答，神色异常，惧而未敢申说”——慈禧的表情说明她对提案背后的权力斗争看得非常清晰，光绪面对慈禧的沉默，连解释（“申说”）的胆量都没有了，两天后，也就是9月15日，康有为看到了由杨锐带出的皇帝的求救密诏，密诏要求杨锐找出一个能够既继续变法又不违逆太后意旨的折中方案。
一切都已无法挽回。康氏将密诏篡改成了光绪“勤王诏”，称光绪帝位即将不保，然后围绕着这份伪密诏启动了“围园杀后”计划。结局众所周知，是戊戌政变。
资料来源：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戊戌变法史述论稿》，清华大学出版社；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华书局；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局；康有为《我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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