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羊实验中学对口高中:长篇连载：《铁窗十年》（方子奋）--1

长篇回忆：《铁窗十年》

作者：爱国使者（方子奋）


(1).一个国民党员和他的烟嘴

                      
    呯！沉重的号子铁门撞击声把我惊醒过来。
    
    左上方老虎窗外的天空已经泛出鱼肚白，估计有六点多了。忽然感觉脚头似乎有什么东西压着，仰起身一看，一个头戴东北大皮帽，身着一袭黑色加厚棉袄棉裤的人背着我踡身坐在我脚旁，一个黑布行李卷正压在我脚上。我轻轻用脚拨了一下，他缓缓地直起身子转过来，一张布满沟壑芲老的脸，竭力在向我挤出讨好的笑容，张开的嘴巴露出一个黑洞，里面的牙齿几近掉光，看年龄至少有六十多了。
    
    “才送来？”我悄悄问他。
    
    “俺是路过南京的，在这里临时关两天。”他低低答道。
    
    一口浓郁的东北腔，看来是东北某劳改队来的。从他低眉顺眼的神态和那身袖口膝盖已磨得发亮的棉衣棉裤看，肯定是亇老犯人了。刚才的号子铁门声，显然是由他而响的。
    
    正打算和他聊两句，走廊里传来了起床的哨声。同室的二十几个难友一个个爬出被窝，懒洋洋地叠好被子，洗漱完毕，席地而座等早饭。
    
    就在饭前这一小段时间，坐在斜对面爱打听闲事的老于，已把刚进来的东北老头的底细摸了个大概。老头解放前是国民党南方某市党部的一个要员，解放前夕慢了一步没走掉，1950年被秘密送到北京战犯学习班集中学习，不久被判二十年徒刑，同其他判了刑的同学一道被送往中苏边境附近北大荒某农场劳改。二十年来同家人音讯中断，对外界的事基本上一无所知。前不久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后，战事眼看一触即发，当局将边境所有劳改犯人和刑满留场的编外犯人全部迁调内地，老头已刑满留场“就业” 半年，这次也被列入内迁对象，由劳改农场干部押解他迁回浙江老家。途经南京时，押解人员因有事要逗留两天，便把他暂时寄押在我们娃娃桥看守所。当问他老家还有何人时，老犯人只是茫然地摇头。
    
    很快早饭送来了，各人立即捧起那一大瓦钵热腾腾的麸皮稀饭尽情享受起来。东北老头说他不想吃，想睡觉。我说你睡吧，我们把你那份稀饭替你留着，等你醒来再吃。他说不用了，你们大家分分吧，说完便在墙角落打开铺盖卷然后脱衣服。
  
     揭下东北大皮帽，他露出了一头半寸长的银发，在黧黑的脸皮衬托下，显得特别耀眼。当他脱下棉袄和棉裤时，我们一个个惊得几乎叫起来。
    
    他全身的衣服只是一件棉袄和一件棉裤，里面什么都没穿，解开上衣钮扣，松开腰间一根暗红色旧布条，赤裸的全身立即在我们面前暴露无遗。
  
     他的身躯极瘦，一根根肋骨清晰的凸了出来，锁骨上方一边一个深深的窝，估计两个窝窝头放进去都填不平。胯处由于没有肌肉，左右髋骨象拳头一样凸出在两侧。奇怪的是阴毛居然也同头发一样，清一色全白。下面两条腿，简直就是两根布满节疤的树棍。整亇身躯给人的第一眼印象是医学实验室里的一架骨骼标本，好在他有一双大脚，使人看起来不至于散落倒下。直到现在，我还没见过如此骨瘦如柴的人。
    
    尽管那瘦骨嶙嶙的身躯已够令人惊讶了，但最使我们心惊胆战的则是他前胸后背的那些伤疤。从颈下到腰际，起码有四五十条条状的伤疤相互交叉复盖，整个胸背皮肤就象印满图案的花布，如果不是近看，倒真的以为他套了件花纹独特的背心。那些伤疤呈紫黑色，并不深，也无明显的凸起，显然不是利器之类物件伤害所致，形成的原因，估计是被一寸宽左右皮带之类的东西抽打后留下的。
    
    同号子的阿四问老头身上的伤疤是怎么回事？他只是轻轻叹了口气，接着一言未发地钻进被窝，很快就发出了鼾声。
    
    稀饭喝完后，号子里开始活跃起来。这临时集中号子比普通号子要自由一些，看守们懒得管我们这些很快就要送劳改队的已决犯，既不安排学习，也不要我们糊纸盒，随我们自由交谈，只要不打架闹事即可。
  
     我和李蔚荣都靠在被子上想心事。尽管号子管理松，我们毕竟是同案，不敢过多交谈，怕惹麻烦，谁知这临时号子内有没有事先安插的“耳目”。
    
    从3月6日的公判大会到今天已是第三天了，张稼山死了，张稼云和C、Z都分走了，也不知他们去了哪处监狱，只有我和李蔚荣还临时关在南京娃娃桥看守所这集中号子里等待发配。在我未来的十年刑期中，将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在等待我，那即将面临的地狱究竟可怕到什么程度，我能否在十年的劳改岁月中熬到头，我亲爱的年迈父母亲还能不能活着等到我刑满，这一连串的问题从前天以来就一直在折磨着我，而这东北老头的出现，使我的思绪更加纷乱起来。
    
    他那骨瘦如柴的身架，特别是前胸后背的那些伤疤，不用说都是经受了长期非人折磨和虐待后留下的印记，那些斜条伤疤，大概每一条都纪录着一亇悲惨的血泪故事。二十年的痛苦、劳累、饥饿、屈辱，真不知这位老前辈是怎么苦苦熬过来的！听着他的鼾声，心里不由对他泛起了一丝敬意。
  
     那么，他的那些可怕的遭遇是否也会落到我头上呢？我将来的结局会不会也同他相似呢？十年之后，难道我真的也会象牛虻那样变为列瓦雷士？健康丧失殆尽，脸上一道长长的伤疤，全身皮包骨，拖着一条瘸腿……，想到这里，脊柱透过阵阵冰凉。
    
    就在胡思乱想之际，忽然号子门咣当一声被打开。三个管理员站在门口，虎着脸扫视着全体犯人，其中手里拿着一张名单的矮个子发话：“听到名字的，马上把东西全部带出来！”
    
    看来，今天轮到我正式向地狱进发了。
    
    在唸到的犯人的名单中，头两个就是我和李蔚荣，斜对面坐的老于也在内，另外还有四亇在3月6日公判大会上宣判的厉功友一案的成员，此外几个刑事犯也在名单之内，总共大约有十来人。原先挤得满满的号子，一下子去了一大半。
    
    我很快收拾好铺盖和用具，顺便看了一眼踡卧在角落的东北老头。他已被吵醒了，见我看着他，从被窝里伸出一隻青筋毕露的手朝我招了二下，我见管理员已退出门外正在边聊边等我们，便装着找东西的样子走到老头身旁蹲下来，问他有什么事？他见没人注意，偷偷地把一根小木棒样的东西塞到我手上，然后低声对我说：“一个小烟咀，自已做的。我看你是个好人，留着做个纪念吧！”我张开手一看，果然是一亇木制烟咀，三寸多长，表面还刻了一些花纹。我道了声谢后塞进了内衣口袋，然后匆匆地向他道了别。
    
    几分钟后，我一手夹铺盖，一手拎着装有脸盆杯子的网兜，随着一行人走出了号子。临出牢门之前我又囬头瞥了老头一眼，那混浊的老眼里却没有任何表情。
    
    从此，再也没见过这位劳改前辈。
  
    这个木烟咀做为一件纪念品一直被我保存着。从入监检查到十年劳改中无数次的搜查，由于它实在不起眼，从没引起任何人注意过，后来我干脆把它当成绕线轴使用了。
    
    1979年8月23日我刑满时，它也随我一同走出了劳改队。在家里我把它和几件劳改纪念文物一同放在一个小木盒中，平时锁在大衣柜的顶部抽屉里，每年8月24日打开一次，逐件把玩一番后复归其位。
  
     倏忽之间，又过了二十年。
  
     1999年8月24日，我循旧例再次打开小木盒，当时我旁边写字台上正好有一亇放大镜，我顺手拿起放大镜来察看那个木烟咀，这么多年还真没有仔细地看过它。
    
    烟咀的表面已经打磨的非常光滑了，但那些花纹雕刻的却很粗糙，在放大镜下，那杂乱的刀法更显得拙劣，歪七扭八、深浅不一。显然，那位东北老犯人并不是一位雕刻高手，估计连雕刻的基本技巧都没掌握。当我一点一点的察看到烟咀的中部时，发现两条叶蔓形花纹之间有一个小圆圈，里面似乎有些很小的三角，由于图形太小，看不出它清晰的轮廓，仅仅感觉出那是一个颇为特殊的图案。为了看清楚，我移到了台灯下，并仔细地调整了放大镜的焦距，这时，出现的图形顿时使我惊讶的合不上咀。
  
     那是一个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党徽！！！
  
     外面一亇小圆圈，中心是一个更小的圆圈，两个圆之间夹着十二亇很小的三角。尽管圆刻的有些扁歪，那些小三角在圆周上分布的也不太均匀，但那确实是青天白日图案。
    
    当我移走放大镜后，不管怎么仔细地盯着看，却丝毫看不出这个独特的图形。不用说，主人公在加工这个雕刻品时特意作了精心的掩饰。
  
     随着这个三十多年后迟到的发现，他那张布满皱纹苍老的脸，那满头的白发，那具骨骼标本，那些前胸后背的伤疤，一下子纷现在我的眼前。
    
    一个在历史中整整被埋了二十年的囚犯，每天都在经历我们难以估计的各种非人折磨，在那种严酷的炼狱环境中，真不知他是怎么刻成这只小小的树根烟咀的。没有放大镜，没有微雕工具，更重要的是没有微雕技术，而且每一刀，每一划，必须在无人监视的情况下才能进行，一且被人发现，无疑是自寻死路，这一切，他究竟是如何一一克服的，实在令人无法想象。
    
    令我感到不解的是，在那种险恶的环境中，他甘冒生命危险雕刻的这个象征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党徽，无非是以此纪念他曾经身为其中一员的那个党，但他有必要这样做吗？
    
    尽管他在北大荒劳改队埋了二十年，但他不可能不知道国民党气数已尽、大势巳去这个客观的现实。再说，以他解放前在国民党内的经历和感受，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必有切身体验，应该察觉到国民党的失败只是早迟的事，任何人也回天乏术。既然如此，那他这样做的具体动机究竟是什么呢？
    
    是对信仰的坚持？是对故主的忠诚？是对往事的留恋？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悼？是对“反共复国”的梦想？对他那一代人，我不好妄加猜测，这些答案可能都是，也可能都不是。
    
    我陷入了沉思。
    
    突然，我想起了几年前的一件事。
    
    1992年9月，我应邀去九寨沟旅游，返程途中在下午四点钟经过松潘，参观了那里一座的红军长征纪念馆，该馆建筑颇具规模，馆外的广场上还矗立着一座白色花岗岩砌就的纪念碑。纪念馆里陈列着红军长征时的一些事迹，其中有一栏专门介绍了红军长征中成员的年龄，我记得最大的是位74岁的炊事员，最小的仅13岁，是亇小号兵。（这一老一小在翻越夹金山时都没能挺的过去。）展馆内还有一座很大的雕塑，一位头戴红星八角帽的老人坐在一块石头上正在吹笛子，上身反穿着一件破烂羊皮坎肩，衣裤全是破洞，脚上用绳子绑着双破草鞋，他的头微微仰着，苍凉的目光正在遥望着远方。在他两腿之间，一个最多只有十三四岁的小红軍坐在地上，浑身褴缕，腰里系着一根草绳，下面赤着光脚，身子斜倚在老人腿上，一隻手托着腮，仰起脸神情专注地看着老人手中那根笛子。雕塑的两个主人公，正好表达了当年长征红军的极限年龄。
    
    不用说，这是一件饱含政治色彩的宣传作品。但是在我眼中却看到了完全不同的含义。
    
    当我剥掉这幅雕塑的所有政治属性，不去探究意识形态对这老少二人的作用，也不管他们的信仰和他们所属的党派，从而将他们抽象地还原为本义上的人后，这件作品在我面前顿时给了我一种全新的感受，那就是老少主人公目光中所透出的那种坚定的信念———一种追求美好未来的强烈执着。
    
    那个未来也许是个永远无法实现的幻象，甚至是政治家们虚构出来的诱人美景，可这并不能抹煞掉他们那种可贵信念的客观存在。他们一直紧紧跟随红军队伍，始终不掉队，不作逃兵，明知雪山无法攀越，仍然不顾一切地朝上爬，最后长眠在那里，这一切也许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但不论他们生死与否，成败与否，他们那种执着追求美好未来的信念早已超越他们的行为本身而升华为一种可贵精神。历史可以作弄他们的命运，但历史无法掩埋他们的信念。
    
    不同的国家、民族、党派都不乏这种人。
    
    就凭这种执着的信念，他们就永远值得后人景仰和尊敬———哪怕对曾经和他们相互廝杀过的敌人也是这样。
    
    天空一片湛兰，远处雪山顶峯在斜阳的映照下洁白耀眼，孤零零立在广场中央的纪念碑在透着寒意的晚风中衬出一片萧杀，我走到碑前，毕恭毕敬地深深三躹躬。
    
    同我一道去的一百多人中，大多是机关干部，中共党员最起码有半数以上，除我之外，凭吊致敬者竟无一人。多么可怕的历史讽刺！
    
    想到那座雕塑，我已经没有必要再去猜度这位老国民党员的所谓真实动机了，同上面提到的那位七十多岁长征红军老人一样，正是一种极为坚定的信念，驱使他们做出了常人很难理解的行为。当然，他肯定还是一位极有骨气并且很有毅力的男人，正因如此，虽然经过那些年的强行“洗脑”和肉体上的残酷折磨，但在心理上始终没有垮掉，从而成功地保持了一个政治犯的气节！
  
     还有一个疑问是，这个使他历经各种困难好不容易完成的心血作品，照理说是极为宝爱的，理当终生妥善保存留念才是，可他为什么偏偏送给我这个同他认识还不到一亇小时的素昧平生者呢？他自已保存不更合情合理吗？
    
    在那短暂的道别瞬间，尽管他对我说过“我看你是个好人”，可他根据什么判断我是好人呢，我真的能给人以“好人”的印象么？经历了那么多生死劫难之后，他真的相信这个世界还有“好人”？
    
    这些我始终无法明白，大概永远也明白不了。
    
    莫非他真的有超越时空的灵感，能预见到我这个“好人”在十年劳改中不会被加刑，不会被枪毙，刑満后能平安地活到他当年的岁数，并且还能用文字让世人知道，曾经有过一位在坐牢期间冒着生命危险把青天白日党徽秘密地刻在烟咀上的国民党员？
    
    上苍有时对世间事物真的会作出某种神秘的安排？
    
    这又有谁能解释呢。
    
    这些年来，我一直想写一篇专门纪念他的东西，可是又很难动笔。因为在我们萍水相逢的半个多小时里，我只看到那头银发，那骨骼标本似的身架，以及那些可怕的伤疤。他姓什么，叫什么，他的身世，家在何方，他二十年的遭遇，我都一无所知，而且永远无法打探了。我可以凭空杜撰出一个“他”来，但那不仅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也是对他的不尊重。
    
    但我又感到他一直在冥冥之中对我质问：我已经留给你一个烟咀了呀！难道这还不够？难道这个烟咀就不能构成一个故事？
    
    我想想也确实如此。
    
    那些看似很详尽具体的细节，有时并不一定能使人深刻地理解到事物的本质，而某些很不起眼的表象，却往往能把我们引入事物的真谛。有这么一个特殊烟咀，对我来说应该足够了。
    
    于是，作为本文（《铁窗十年》）全篇的开头，我写了这位老国民党员和他烟咀的故事。用当前时髦的网络名词，我把他“顶”在了第一楼。
    
    在下面长长的故事中，这位劳改前辈不会再出现了。作为本篇故事的“局外人”，我只能在情节尚未展开之前让他从历史的迷雾中匆匆现身和我们打一下招呼。
    
    那一天，是1970年的3月9日。

(2).我 捧 着 一 盆 尿 跨 进 了 劳 改 队 大 门
                                  --------长篇《铁窗十年》

    囚车刚刚拐出娃娃桥看守所的大门，车速立即快了起来。我和李蔚荣等十几个犯人反铐着坐在车厢地板上，背靠背地挤在一起。两侧的条椅上坐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和警察，由于空间狭小，我们的头几乎挨着了他们的膝盖。那时的囚车还很落后，设施简陋，警“匪”混装，不象现在用进口车改装的囚车，前小半部是坐在沙发靠椅上的押解人员，后大半部是运送的犯人，中间有铁栅栏隔着，既安全可靠又舒适保险。
    临上车时，我打量了一下这部不知要把我们送到哪去的囚车。根据外形判断，它的前身应该是一辆老式大客，车身比现在的大巴短，后顶有个很大的圆弧，即使在1970年，这种老款式的车子在路上也很少能见到了。那通体漆成黑色的车身，配上车顶不停闪耀的红色警灯，使人一看就知道车上的乘客决不会是普通的革命群众。
    在号子里就听老犯人多次讲过，娃娃桥看守所里有一部专门押运犯人的黑车子，主要用来押送犯人去宣判，有时也送己判过刑的到劳改队。凡是用这部黑车送出去宣判的，除了少数陪斩的幸运儿外，从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的。3月6日下午五台山公判大会开始前，我的同案张稼山和在会上同被判处死刑的十个现行反革命，就是一齐被塞进这辆黑车，从娃娃桥押送到五台山体育场公判大会现场的。
    整整九个月后，即1970年的12月10日，我亲爱的兄弟李立荣和他花甲老毌亲林舜英女士，也在娃娃桥看守所一同被五花大绑后塞进这部黑车送到五台山公判大会会场，当场被判死刑，母子二人同时惨遭当局杀害！
    旦凡南京在文革“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无辜枪杀的那些“现行反革命”，无一例外地都曾经是这部黑车的短途乘客，最后由它将他（她）们送到了血腥的革命祭坛之上。这辆幽灵似的黑车只要从娃娃桥看守所开出，意味着我们红色江山的上空又将多出一批到处游荡的冤魂。
    今天我们幸好不是去“天堂”报到，而是去地狱改造。

    囚车很快开上了南京长江大桥引桥，所有押运人员都抓紧了手中的傢伙，带队的连吼带叫命令我们把头低下去，直到脑袋全部埋进裤裆为止。我左边外号叫“大桥”的犯人低头动作稍慢了一点，一个当兵的照准他头上就是一枪托，“大桥”惨叫着埋头哭嚎起来。
过了十来分钟，我估计已经过大桥了，由于反铐坐在地上，头老埋着，呼吸极为不畅，蹩的胸口发疼，下意识地微微抬了抬头，借以调整一下呼吸，这刚刚才动弹，前额上猛地被狠狠蹬了一脚。
    “操你妈的，你狗日的不老实是不是！”
    “我实在喘不过气来，不是故意的。”我赶紧解释。
    见我敢于回咀，紧靠我旁边的那个当兵的立即站起来，一脚踩住我的后颈朝下压来，直到我的前额贴到了地板。那隻脚在我颈子上足足踩了有五分钟才收回去，此后我就一直前脑贴地、蹶着屁股跪在地下。姿势尽管不雅，比埋着脑袋时呼吸倒顺畅了一些。俗话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眼前可不是屋檐，而是装満实弹的枪口。
    我这一生，挨过很多次打，而被当兵的打，这倒是唯一的一次，因而特别容易记牢。写到这里，正巧是2006年“八一”建军节的当日，昨晚电视上有一台庆祝晚会，当威武雄壮的军人一个个在台上亮相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那隻踩在我颈子上的脚。
    后来在我的漫长劳改岁月中，通过同狱警和警卫部队士兵的接触，发现这些当兵的无论从品质、素养哪方面都无法同狱警相比。尤其是那些农村兵，自私、愚昧、残忍、缺乏人性，几乎是他们的共性，尽管两者都算作阶级斗争工具，但这些当兵的，充其量只能充当炮灰角色。在本文的第七章里，我将专门纪录一些有关他们德行的情节，在此且按下不表。
    大约又开了半个小时，我们的囚车停了下来。窗外有火车头喘气的响声，估计这是一个铁路道口，栏杆已经放下，囚车正在排队等候通过。这时有个警察告诉我们，可以把头抬起来了。
    这头虽抬起来了，可尿又涨的大家难受起来。早上每人那一大钵子麸皮稀饭下去后，搁在平时早撒好几泡尿了，而今天到现在还没捞到机会小过一次便。这时正好有两个警察乘停车之机下车小便，这条件反射一刺激，更使每人的膀胱涨的难忍，难友老于实在忍不住了，带头喊报告要求下车小便。
    还是刚才骂我的那个当兵的又吼起来：“操你妈的又来找事是不是？都给老子老实待着，一亇也不准动！不然要你好看！”
    另外几个蹩不住的几乎同声发出了哀求，说再不下车去小便只好尿在裤子上了。那个爱“操你妈”的兵上前对其中二人的脸上就是几亇咀吧，一边口中恶狠狠地骂：“哪亇敢把小便滴在地板上，老子叫你们一口一口舔下去！”
    这时有个年龄稍大的警察大概感到有些说不过去了，出面打了个圆场，他呌我们拿出脸盆来，就把尿撒到脸盆里，等到达终点后下车倒掉。接着他和另两名警察将我们一个个的反铐改为前铐，听由我们取出脸盆解裤子掏傢伙跪在地下放尿。李蔚荣没有脸盆，只得共用我的。谁知蹩的太久了，这车子又在不停的摇晃，竟然一滴尿也挤不出。幸好同意我们就地小便的老警察对此很有经验，他教我们张咀用力哈气，下面不要猛挣，微微收缩腹部压迫膀胱，肯定会有效用。这一招果然很灵，按他的办法我们总算解决了“内部矛盾”。全部尿完后，我和李蔚荣两亇人的尿加起来已快漫到脸盆口了。大约是考虑到我们还得用手扶住这些脸盆不让里面的尿晃出来，小便之后就没再将我们的正铐还原为反铐。
    很快道口开放了。过道口时车有些颠簸，又是那个“操你妈”出面气势汹汹地警告我们：“替老子把盆扶稳了，谁把尿泼出来，你就给老子舔干净！”在剩下的路上，为了免遭舔尿，我们不得不集中所有精力扶好装尿的脸盆。可是在一辆急驶的汽车上要想成功地做到不让一滴尿溅出来，这决不是一椿容易的事，后来我们干脆用双手将尿盆捧在怀里，万一晃点出来，最多把衣服搞湿，但绝不至于让地板沾上尿。
    终于平安地熬到这次旅行的目的地了。当囚车缓缓地驶进一个大门时，我看到了拱形门楣上的字———南京长江砖瓦厂。还在号子里时就听人吹，龙潭劳改队已人满为患，最近凡是十年徒刑以下的，基本上都送长江砖瓦厂，此说果然灵验。
    接着囚车慢慢拐进一条水泥路，再右拐了一次，在监房大院门口的接待室门前停下。
    同所有下车旅客不同的是，我们下车时不是肩杠手提大大小小的随身行李物品，而是每人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个装着尿的脸盆。下车后由于初来乍到，谁也不敢造次，我们继续捧着脸盆，规规矩矩立正站在墙根排成一排等待下一步指示。接待室那个老警察从门内出来看到我们这颇为奇特的一排人时，问我们手里捧着什么东西？还没等我们囬答，同来的一个警察立即命令我们倒掉盆里的尿，接到指示后我们赶紧将尿泼入墙边阴沟，接待室老警察觉得味道有些不对，一边捂着鼻子一边对看守所来的一个警察喊：“老王！你们他妈的搞什么屌名堂啊？怎么把这么多小便带到我这里来啊？”那位老王没囬答，只是笑着摆了摆手。
    后来在劳改队放电影时，我曾看过好几遍一部我国某领导人同傣族人民一道欢度泼水节的新闻纪录片，每当看到他们一亇亇手里捧着个脸盆兴高采烈地相互泼水时，我就不由想到当时我们十几个犯人手里捧着一脸盆尿排成一队的情景，这时我就忍不住笑出声来，看一次，笑一次。旁边人都以为是银幕上的欢乐气氛感染了我因而大笑不止，其实我想到的是假使那些傣族人换成是我们十几个犯人，捧着那个脸盆与那位领导人相互对泼将会怎样……。
    倒完尿我们赶紧再次上车去搬下各人的铺盖日用品，接着是排队等待逐个验明正身。迎送的交接手续办的很快，大约一刻钟后全部完成，打开我们的手铐后，带我们进了监房大铁门，然后直接送到了集训队。
    就这样，我双手捧着一脸盆尿，正式跨进了劳改队的大门，开始了我第一天的劳改生涯。

铁窗十年（三）



                               劳   改   首   日        


   同所有新犯人一样，我进劳改队第一天即进入集训。
   当天下午，对我们刚进来的十几个新犯人举行“落发”仪式，由一个老犯人主刀把我们剃成光头。这个老犯人刀法极为熟练，三分钟一个，干净利落。就在头上操刀之际，还耳提面命地在我们耳畔低低嘱咐我们：“现在你是真正的劳改犯了，往后一定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这两句对每人都是同一内客，显然是早已背熟的口头禅。
   同来者之中有两位看到自已一头乌黑的头发纷纷扬扬地飘落到地上时，禁不住悲从中来，眼泪象断线珍珠般叭嗒叭嗒滴在那发黑的围脖布上，我这人好多年来已经忘掉多愁善感了，剃掉头发甚至刮光屌毛对我几乎都没多大触动，只是在低头的那两分钟里忽然冒出个奇特的联想：这人死后到阴间不知进地狱大门时是否要剃成光头？
   头一剃光，这劳改犯的形象包装就算完成了一大半，现在只缺一套统一的劳改服了。不过当时我国还处于艰苦朴素年代，到处厉行节约，犯人凡是自已带衣服来的或家属接见能送衣服来的，劳改队一般都不发劳改服。我领到第一件劳改服单衣时，已经是有三年牢龄的老犯人了。
    落发之后，由集训队大值星对我们的个人用品检查了一下并作了登记，然后将我们分到各个小组中去，我和另两人分到集训队的第一组，李蔚荣分在第五组。
   到此，我算正式在编的劳改犯了。
   在下午剩余的时间里，我们这一行新犯人各自到所在的组参加学习，组长把我领到第一组，位于紧靠厕所的一间监房。临近时一股臭味飘了过来，我心中有些懊恼，天天在臭味中度日，真够倒霉的了。同我一道分来的一个“二进宫”却对能分到厕所旁边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道：“我们运气太好了，一下子就分到了厕所旁边。”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话或是反话，随便答了一句：“在厕所旁边天天闻臭有什么好？”他笑笑对我说：“这你就不懂了，门口虽臭一点，但监房里面不会怎么臭。这里最大的好处是清早起床后上厕所方便，你要不信很快就会明白。”
   等我走进监房门后，果然里面不太臭。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很快发现这位“二进宫”的预见非常准确，这邻近厕所的现实意义显然要比紧靠食堂的现实意义大的多，前者可以?足先登、不受限制地大便，后者却不能抢先一步、敞开肚皮地吃饱。
   我这第一组的组长由大值星兼，他呌顾蔓生，29岁，扬卅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右臂因自小得过小儿麻痹症残废了，平时耷拉着不起任何作用，一切活动均靠左手，但却写得一手好字。他的左眼也有点残疾，尽管戴着眼镜，别人也能看的出来。他有一颗硕大滚圆的脑袋，前庭饱満，给人第一眼印象这是个挺有思想的人。
   毕业后他分到江浦一所中学教书，因奸污女学生被判刑五年，下来已经四年，是我所在中队的头号劳改积极分子。后来他把案情告诉了我，当时我一听就感到他挺亏的。
在他担任班主任的初中毕业班上，一亇十六岁的女孩子主动地爱上了这位身有残疾的班主任老师，后来两人有了关系，不久后女孩子怀了孕。女方的父亲是个公社干部，闻知此事后大发雷霆到学校大闹，坚决要求法办顾蔓生，最后顾以“奸污幼女罪”被判了五年。这种事放到今天，用粗话说屌事没有，那时的顾蔓生则只能自认倒霉。
   可能是劳改队干部看了他卷宗后也认为他有些冤，再加上是大学生又有残疾，一直安排他干大值星，没出过一天苦力。
   我和他在同一亇中队曾相处了三个多月，不久他被减刑提前释放。（这释放可不是放囬家，而是强迫留厂就业，官方称法叫“厂员”，我们称他们为“老厂”）尽管他对我挺不错，不过我对他一直多少抱有一些戒心，无法了解他的真实思想，直到好几年后听到他的死讯时，再联及同我接触时他说过的一些话，我才算大致认识了他为人真正的一面。有关他的结局，后面将会专门提到。
   为了让我们初来的新犯人多少了解一点环境，学习会上顾蔓生简单地介绍了我们的劳改队长江砖瓦厂的概况。
   我们这长江砖瓦厂地处南京江北石佛寺，编制为江苏省第十一劳改队。主要产品就是砖瓦，据说质量在省内第一，在市场上非常抢手。到这里来的犯人，绝大多数都是从事砖瓦生产。一小部分犯人搞农业，以生产蔬菜为主，主要供应干部食堂和家属，多余的也送犯人食堂。全厂有三个制砖中队，一亇制瓦中队，一个农田中队，一个基建中队，一个犯人大食堂，总共约有一千多犯人，刑期大都在十二年以下。
   我们集训中队和农田中队共用一个大院，集训期间就在农田队干活。
   顾蔓生还在会上向我们刚到的新犯人宣讲了最起码的一些监规纪律，诸如不准同他犯交流案情，不准随意走动，不准争吃争喝，凡有行动必须三个人一组集体行事，有事必须先报告组长，以及面对干部时 的各种规矩，等等。最后临下学习时，每人填了一张新犯人入监登记表。
   利用散会后开饭前的十来分钟时间，我打量了一下我们这个监房大院。全院呈长方形，长约三十多米，宽十来米。院门不大，两米宽不到，白天有两名犯人轮流值班把门（外面仍然是监区总大院，故不需在本院设警卫），防止犯人私自跑出去到其他中队串门，夜晚由值班干部从外面上锁。纵向两侧是整排监房，进门右手有一间会议室，供全中队犯人集中开会学习时用。监房的建筑已很破败，外墙的砖头风化很严重，用手一摸直往下掉粉碴。檐口歪歪扭扭，露出不少破芦蓆，看样子只能勉强遮风挡雨而已。地面全用竖立的砖头铺就，表面看起来还干净，可人走在上面时不时就会从接缝中彪出一股黑水来。院子顶头横着一排厕所，紧靠厕所的是围墙，顶上密布着电网，一个个白色的瓷瓶在铁杆上分外惹眼。我目测了一下，从厕所的房顶到电网的顶端至少有四五米高，这足以保证任何胆敢爬上厕所房顶越狱的犯人在几秒钟之内烧成一堆黑炭！
   比起看守所的号子，这已算是广阔天地了，然而想到今后漫长的十年中我将只能局限在这300平方米的圈子里，胸口不由感到一阵窒息。我抬头仰望被四周高墙切割成长方形的天空，夕阳下镀成金黄的浮云正在缓缓飘过，天空还是那么美好，晚风和夕照依旧那样令人遐想无限，可那一切都不属于我了，我已成了一只失去自由孤独的狼，只能在这带电网的高墙内绝望地望着天，连仰天长嗥的自由也被剥夺殆尽。置身在四面高墙中的我不由想到了囚犯的“囚”字，在中国六万多个汉字中，还有哪一个字能象囚字这么形象呢，创造这个字的肯定是个犯人。
   很快开晚饭了。这是我入狱以来真正的第一顿囚饭，上午我们抵达时已过了开午饭时间，只是在会议室里胡乱吃了一点由大杂务临时搞来的剩饭剩菜。
   每个人的餐位就在床头，由于上铺的只能坐在下铺的床头吃，大家几乎是肩挨肩地挤在一道。饭是统一用铝皮制的圆饭钵蒸出来的，根据各人不同工种、不同定量分为三两钵和四两钵，我和其他新来的晚餐一律都是三两。菜是一勺鸡毛菜，连汤加起来有一中号搪瓷盆。同看守所一样，菜里的盐份挺足，而油是绝对看不到的，即使用高倍放大镜也无用。
   正当我抓起饭勺刚将第一口饭送给咀中时，突然间猛地有人高吼了起来，象猝不及防的爆竹一样把我吓了一大跳。在那神圣就餐仪式的静谧中，一下子突兀地冒出那么大的声音，大概任何人都受不了。一听，原来是有人在诵读伟大领袖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据旁边老犯人相告，这是集训队的传统老规矩，每到吃饭时，特地选出嗓门大、口齿清楚的犯人高声朗读一到二篇伟大领袖的光辉著作，顿顿如此。
   过去当然听过大声朗读，但用将近八九十分贝的声音唸书，绝对可称之为罕见奇闻，平生首次遇到，毋怪吓了一跳。
   好在中国人的适应性特强，以后很快就习以为常。
   根据学者的研究，动物的条件反射是很容易形成的，有本杂志上曾介绍过，养猪的饲养员每次在喂食时吹一阵哨子，然后再给猪吃食，要不了多长时间，猪只要一听哨子马上就会自动挤在食槽旁边等吃，倘若忘记吹哨子了，尽管猪食已倒进槽，可猪却无动于衷，哨子不响，它就是不张口。这就是条件反射在猪身上的效果。猪是如此，估计人的情况大概也差不到哪里。当时我为此就曾经担忧过，这每顿饭边吃边听读“毛选”若是长此以往下去，等到我十年刑满吃完一万多顿牢饭时，肯定早已到了听不见读“毛选”就无法进食的地步了，那出去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幸运的是，这个精神食粮和物质饭菜一同进食的好方法只在集训队采用，而我也只仅仅享受了几个月时间，还没来的及象猪一样形成条件反射就离开了，在我正式下队后再没遇到过。
   2000年底，我在夫子廟“金陵人家”宴请意大利克莱玛公司总裁多米尼克先生，正当宾主觥筹交错之际，我们宴席旁边的小舞台上忽然走出亇穿长衫的，“啪”的一声惊堂木之后，猛地一声高吼：“话说武松见楼下宋江被一行人押了过来……”，我陡然一惊之余，听出是在说《水浒》。可这多米尼克先生本来心脏就不好，听见脑后突然冒出那么大声音，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登时脸色发白双手捧胸，随行秘书密司许赶紧给他服了急救药才恢复正常。之后我赶忙通知说书人，请其中断演出。就在这时，蓦然间三十年前我吃第一口牢饭时那位读《毛选》的吓了我一大跳的情景突然在大脑中冒了出来，看来人在吃饭时受不得大声惊吓，不同的人种、民族都一样。这多米尼克老头当年假使在中国犯事坐牢，估计他那颗意大利心脏撑不了几天。

   晩饭后是常年雷打不动的学习。每晚二个小时，休息天的头晚不学。（那时每个月休息三天，每旬逢十不出工，谓之休息。）学习就在监房内，每人一个小板凳，全组围坐在一起，由专门的小组学习值星掌控。这学习可不是普通的读书写字学文化，除了读十分钟报纸外，主要的内容是检举、揭发、批判、斗争，小组内的坏人坏事。
   照理说这劳改犯都是标准的坏人了，既然是检举、揭发、批判、斗争坏人，那是否可以理解为就是犯人之间狗咬狗地相互撕咬呢？从本质上说来似乎是这样，不过劳改队中所谓的坏人却还另有独特的含义。这里说的坏人主要是指“反改造分子”，所谓反改造反子，是指抗拒、反对、抵制改造的少数犯人，也就是坏人中的坏人，比坏人还要坏的坏人。由于坏人中的坏人毕竟是少数，批判斗争这些人就符合伟大领袖“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的战略方针。
   所谓坏事，除了赤裸裸的反动言行（这很罕见）外，其余的统称为反改造言行。这反改造言行所包括的内容极为宽泛，大到逃跑、越狱、袭警、公然对抗、破坏生产、毁坏公物，小到互送吃喝、私自托人发信，偷吸烟、偷喝酒、乱开玩笑、打架骂人、给干部起外号，等等。我这里讲的小，只是一种相对提法，在劳改队中，实际上大错误和小错误之间往往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大问题转化为小错误是极其少见的，而小错误转化为大问题的却屡见不鲜。伟大领袖说过：“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可见态度是决定因素， 而“态度”好坏如何认定，那当然全凭劳改当局根据政治需要和个人好恶来定夺。
   在劳改队，一个不起眼的小事很容易演化为反改造言行。
   我就曾亲眼见过一个犯人因为放屁而倒霉的事。
   那时我已下队干活。同组有亇犯人姓徐，是普通刑事犯，共判七年，刑期已过大半。这徐某素有一令人讨厌的恶习，每到开会学习，他就左一个右一个地放屁，不但声音奇响，而且气味恶臭。同组的个个讨厌他，却又对他奈何不得。某次小组调整后新来了一个学习值星（组长），这新组长原是个医生，因破坏军婚判了三年，平时极爱干净，由于犯的是轻罪，又是医生，干部对他很不错，一下队就当了值星。在他第一次主持小组学习时，对徐某的频频放屁就极为恼火，只碍于自已初来乍到立足未稳，忍住没有公开发作，只是狠狠地用眼瞪徐某，示意警告。谁知这徐某自恃是老犯人，根本不把这新组长放在眼里，第二天晚上学习时不仅不加收敛，反而“火力”更猛，几乎每隔二三分钟就来一个，以致新组长的发言不停的被他的响屁打断，每放一个，周围就是一阵哄笑。忍无可忍之下，医生开始不点名地敲打徐某：“学习时请大家严肃点，个别不自觉的要注意了，不要自找难看，可别弄个反改造帽子戴上，到刑满时回不了家！”这徐某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组长话音刚落，他立即迫不及待蹦了起来：“说谁啊说谁啊你？老子放屁碍着谁啦？俗话说管天管地，管不了屙屎放屁，有本事别进来，待在家里想听老子放屁都听不到哩！”新组长见他公然撒泼，二话不说去值班室报告值班干部。
   那天也活该徐某倒霉，正好一位姓郭的大队长晚间巡视监房路过我们中队，当时正和中队值班干部聊天，一听新组长的汇报，他立即火冒三丈地直接挿手处理，随新组长来到监房。
   这郭大队原在部队是个营长，据说不知犯了什么事贬到劳改队来当了个大队长，平时言语不多，成天板着面孔，遇到不顺眼的犯人出口就是山东“省骂”：“俺操你姥姥，你替俺小心点！”除此之外平时还有个特别爱好：专门喜欢用脚蹬人。
   郭大队黑着张脸进监房后，问谁是那个故意放屁破坏学习的？犯人组长指着徐某说“就是他！”徐某立起身来正欲开口辩解，郭大队厉声叫他站到中间来，并叫其他犯人统统靠后让开。徐某一看这架势，明白今天栽到枪口上了，赶忙主动讨饶：“报报报告大队长，我我我错了，今后再不敢了。”“听说你喜欢放屁？再来两个俺听听！”郭大队说完背着手开始围着徐某绕圈子，几圈下来绕到徐某身后时，照着屁股猛地就是一脚，徐某一下子跌了个狗吃屎栽出去好远，趴在地上鬼哭狼嚎。一脚下去后，郭大队调头出了监房，大约三四分钟后又带来一个干事，当场命令那个干事把徐某铐在床铺横梁上面，然后扬长而去。军人办事果然干净利落，前后不到十分钟，徐某的反改造嚣张气焰顿时烟消云散。这次徐某算吃了苦头了，直到我们全钻进被窝了也没人来替他开铐，整整铐了一夜，站又不是，坐又不是，更别提睡觉了。直到第二天早饭前铐子才打开。
   说来也怪，就这么一次“教育”，徐某放屁的箇疾竟然从此不治而愈，自那以后在学习时再也没听他放过一次屁，一直“沉默”到刑满。

    当监区大门对面那口吊钟敲响后，宜布当晚学习结束。半小时后，钟声再度敲响，所有犯人听到后必须立即睡觉。
   下学习之后，组长才分给我一个上铺。那时我们睡的是大通铺，由毛竹排拚成，立柱也是毛竹，用竹丝将竹排绑扎在一起。不论上铺下铺，高度只够坐而不能站，上床下床都得弯腰行事。
   我拎着铺盖爬上去后，摊开被子准备睡觉，由于灯光昏暗难辨高低，脑袋一下子撞在屋顶上面，登时起了一个大包。等眼睛慢慢适应光线后，发现上面通铺空荡荡的，只见角落处有一位正在脸朝外口趴着，捧着一本书在看。当时我奇怪的很，在这么差的光线下居然还有人在看书，不知什么书能如此吸引他？这劳改队里怪事还真不少。我才躺进被子里，读书人却悄悄地爬到我身边来。
   “今天才来呀？判几年？”
   一听口音是到地的南京人，心中多少感到一丝亲切。
   我告诉他：“十年，上午刚刚到。”
    “什么问题？”
   “现反。”
   “哦，同我一样。”
   由于下午学习时大值星已告诉我们不准和其他犯人相互打听案情，我不敢多答讪。
   “这上铺现在就我们两个人睡，其他四个人昨天都下队了。”他低声说道。接着又问我：“家中还有什么人？”
   我不喜欢刚见面的陌生人查高问低地打听我的家庭，含糊地咕噜了一声没再答理，开始闭眼装睡。他见我如此，自已爬到角落去钻被窝了。
   当时我没想到，这位主动来打招呼的居然很快成了我在劳改队的第一位老师，正是多亏了他的指点，使我在集训中几次遇到麻烦时能够安然无恙。
   一天下来经历了不少平生第一次遇到的事，人感到有些疲倦，想尽快入睡，可怎么也睡不着。
   自3月6日张稼山被枪决的三天以来，可能是精神上过度振惊之后的短暂麻木所致，晚上睡的倒还可以，但是不知怎的今晚却难以入眠。眼睛一闭，张稼山那带着微笑苍白的脸马上就浮了出来，以前同他在一起时的那些情景，一幕一幕地在脑海中闪过，其中68年深秋我和他一道去灵谷寺的那次谈话过程象特写镜头般的凸现在眼前。
   那是1968年11月中旬的某日。当天气候很好，我们一道去中山陵风景区散心。下了5路公交总站后，我们由中山陵踱步向灵谷寺边走边聊，途中相互诉说对李立荣的思念以及对他未来的担忧，谈到多年来李立荣对他的帮助时，张稼山忍不住泪流满面。
   当我们感到有点累时，我们在路边林荫下的石头靠椅上坐了下来。
就在那座石椅上，张稼山略带感伤地对我倾吐了从未向其他人提及的爱情秘密————他一生中唯一的也是最后一次的和一个女人之间的爱情。
   三年多之前，他在干建筑小工时结识了一个女人。
   她比他大，也是一个建筑小工，丈夫不幸病逝，身边有一个五岁的女儿，婆婆没收入，得靠她养活。一个孀妇既要侍候婆母又要照应女儿，不用说度日是很艰难的，在生活压力下，原本漂亮的她显得十分憔悴，但张稼山非常非常喜欢她，称她为出生以来最为之动心的女人。而她对他，用张稼山的话说，既是充满火热激情的情人，又是处处关怀备至的姐姐。
   不仅他们之间的感情一直很好，那亇老太太也很喜欢他，甚至把他当半个儿子看待。而那个孩子，早就把张稼山当做父亲一样依恋，每次见面老远就张开双臂咯咯笑着扑向他的怀抱。
   最可贵的是那个女人从来不对张稼山提结婚的事——她怕自已配不上他，并且很真诚地多次对张稼山说，如果他找到称心如意的对象时，她一定不会拖累他。张稼山还提到每次在她那里过夜时他们那炽热的欢乐，离开时又是何等难分难舍……。他告诉我很想娶她，可又不能那样做，因为他一直没有稳定的收入，自已养活自已都结结巴巴，一旦结婚，这四口之家的生活可是个不小的负担。他倒是希望女方能找一个经济条件较好的，共同携手走好后半生的路，可两人的感情又不允许自已另作选择，于是就这样一天天地拖了下来。
   另外张稼山还提出自已的担心：李立荣的案子一直沒有消息，作为他的老朋友，我们很难保证不受牵连，如果真出事的话，那就坑了那女人一家了。
   我想想也是。
   望着他那张真诚的脸，我只能陪着他叹息。
   至于那个女人的姓名、住址和工作岗位，张稼山都没告诉我，我当然也不便深问。
   那座石椅至今依然躺在那里，当年它和我一样，在默默地倾听了张稼山那伤感地诉说后，怎么也没想到仅仅隔了十六个月后，主人公会在“一打三反”的腥风血雨中被残忍地剥夺了二十九岁年轻的生命。

   后来我们又在灵谷寺空荡的茶舍里坐了很久，彼此心情都很沉重，什么都没再说，只是怔忡地望着远处暮霭中紫金山的顶峯，各自默默地怀念看守所里的李立荣，想着自已的心事。
   一阵秋风过处，几片枫叶静静地飘落在我们脚前，松林中隐隐传来瑟瑟的涛声……。
   ……很快往事象蒙太奇似的又切换到三天前下午的五台山公判大会。
   ……几个彪形大汉军人正在紧紧按着被五花大绑的他，由于喘不过气来，他整个脸和脖子全蹩成了紫色，咀里痛苦地呻吟着。当宣判他死刑立即执行时，他剧烈地挣扎起来，登时又过去几个军人死死地把他按跪在地上……。
   ……刑车车队在白下路口停了下来，他往前去了凤凰西街刑场，我向右囬到了娃娃桥看守所，他被绑着，我被铐着，我只能泪眼模糊地望着他头顶高高的亡命牌逐渐远去，他只能在那勒紧的绳子捆绑下艰难地喘出临终前的最后几口气，我们好朋友一场，最后竟然以这种方式生死分别……
   ……1968年6月李立荣被隔离的头天夜晚，我们在一起待了一个通宵，临别时李立荣还特地嘱时我，说张稼山过于忠厚讲义气，有时也爱冲动，要我时常提醒他，一定要遇事冷静，不可大脑发热。可怎么也没想到在南京的“一打三反”高潮中他竟成了先李立荣而去的第一批受难者，走得那么突然，死得那么悲惨……。
   今天是第四天了，那亇女人肯定已经知道张稼山的结局了。我不敢想象，她在满城张贴的判刑布告上看到打着红叉的张稼山相片时，她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还有那位老太太，那个五岁的孩子……。

   十年之后，我才了解到1970年3月6日惨遭杀害的张稼山身后的另一个悲惨故事。
   就在张稼山被处决的当晚，噩耗传到了他母亲——一位极为慈善可亲的老太太——耳中，老人无法承受这撕心裂肺的痛苦，当场就精神失常了。十天之后，张稼山二姐把老人从南京润德里19号接去了六合，希望更换一个环境再加上女儿的爱慰，使老人能从由极度的悲痛导致的崩溃中逐渐清醒过来。但这位失去了亲爱儿子的老母亲的心已经全碎了，即使万能的上帝面对这样一位痛不欲生的可怜母亲，同样显得束手无策。
   在一个苦风凄雨的黄昏，迷失心智的老人从女儿家悄悄跑了出来，独自一人沿着一条小河漫无目的地满跚着向远处走去，后来大约实在走不动了，她在河边坐了下来，这一坐，老人再也没站起来。
   当人们找到她时，所有在场的人在那幅悲惨的画面前都禁不住痛哭失声：浑身湿透的老人已经静静地歪坐在河边死去了，头低垂在胸前，一双脚浸泡在河中，披撒下来的白发不停地在滴着水……。

   三十多年过去了，同张稼山当年相好过的那位大嫂也许快七十岁了，我既不知你的姓名，更不知你现今身在何処，不知你一切可好？我只祈望你有一个幸福安定的晚年，能在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里享受人生最后的欢愉；但我同时又不无担心的忧虑，你会不会象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老人们那样，处境窘迫，贫病交加，会不会在暮年的凄凉中依然沉浸在那些悲惨的囬忆里而难以摆脱？
   如果苍天有眼使你能看到本文，我想你一定能设法找到我。对于能否分享你晚年的快乐我并不在意，但你如果遇到困难需要我的帮助，我一定会把你当成我的亲姐姐来看待！

   昏黄的灯光象愁云惨雾般地在监房内?漫，泪水悄悄地沿着我的脸颊滴在枕头上。张稼山就这么悲惨的死去了，而我们这些幸存者，还不知有多少可怕的未来磨难在等待我们，望着污渍斑斑的屋顶，悲哀和绝望铺天盖地般压向了我。
   不知什么时候我才缓缓地滑进了睡乡。
   那一夜，我没有作梦。

铁窗十年（四）


                       我 在 劳 改 队 的老 师

                                   

    在揭开我十年劳改历史的第一页之后，现在要一步步地进入那些难熬的岁月了。为了让读者能够对后面发生的故事一目了然，在下面几节的情节展开过程中，我不得不穿挿介绍某些劳改专用词汇，这虽然会使读起来不太顺畅，但我没有更好的表述方法，为此请读者朋友包涵。

    嘈杂的人声把我从熟睡中惊醒过来，周围一片竹排床铺的吱吱呀呀声，睡在角落的那位正在穿衣服，见我醒了，他立即告诉我起床动作一定要快，起床穿衣、上厕所、整理铺盖、洗脸刷牙加吃早饭只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带队干部一到，就要全体集合排队点名。
    早晨起床的钟声很难使犯人醒过来，隔宿未消的劳累使每个人都巴不得多睡一分钟才好。中队为此专门安排了通霄值班犯人，听到第一下钟声后到各个监房把大家叫醒。劳改队犯人很少有敢赖床的，如果由于起迟在点名报数时没到场，那将够你后悔一阵子。
    我的动作还算跟的上，除了早餐时对那个爆竹声音般读“毛选”仍不太习惯外，其余都还能基本适应。
早晨起床后所有活动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上厕所。
    我们中队厕所的坑位共有十五个，每当清晨起床后，为了争取第一批登坑拉屎，犯人们第一件事就是拎着裤子飞快地奔向厕所，特别是距离厕所远的，必须拿出百米冲刺速度才行。但即使是百米冠军，有时也轮不到第一批，这时只得守住一个坑位，静待捷足先登者完事后才能就位。十五个坑位对于一百多个犯人要在短短的一二十分钟时间内都能解决“后顾之忧”，显然为数太少，供求之间的差距，就经常引发为争先拉屎而产生的纠纷，有时甚至相互大打出手。我就亲眼见过好几起为抢坑位互相打架的，最后一直闹到干部那里去，大概是这种事情实在上不了“纲”也上不了“线”，只是各打五十大板后叫他们滚囬去在晚上小组学习会上检查了事。
    我第一次早晨上厕所时，尽管监房就在厕所隔壁，出门就到，然而我刚入内就发现每个坑位旁边都已经有三四亇在排队“恭”候，就同三年自然灾害时，饭馆里每个座位后都有好几个人在排队等吃一样。好在我还没到最后关头，没去凑热闹排队。昨天下午那位劳改前辈对我们监房紧靠厕所的喜悦虽有一定道理，但这地理优势并不是决定因素，人的因素才是最关键的。伟大领袖“人的因素第一”不愧为 “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即使在劳改队拉屎它也照样适用。
    七点二十分时带队干部来带人，我们立即全体集合，按规定排队站好等待点名报数。记得当时共有十一个组，每组十几个犯人纵向排成一列，生产组长排头，学习组长殿后。十一列犯人排下来，我所在的第一组已快挤到墙根了。
    这天来带队的是指导员。
    劳改队里的中队是基层独立单位，每个中队配备有六七亇管教干部，管理着全队一百多名犯人。干部中设队长（或主任）1名，副队长（副主任）1名，指导员1名，其余统称干事。队长管生产，指导员负责犯人的思想改造，干事也有内部分工，有的协助队长管生产，有的协助指导员管思想。中队干部职别虽有高低，但在犯人面前，每亇干部都可单独代表政府，在犯人眼中，不管哪亇级别的干部，一律统称为政府干部。我国不少劳改单位规定，犯人对管教干部直接称为政府，可见政府就是干部，干部就是政府。
    当然，如果哪位干部犯错误甚至犯法了（此乃家常便饭），这时他就不代表政府了，那只是他个人的事，因为干部可能会犯错误，而政府是从来不犯错误的。这如同江青犯错误不代表伟大领袖、林彪犯错误不代表共产党一样。
    这指导员姓李，是老公检法，江宁人，中等身材，三十多岁，长相很酷，一副书生脸，上唇淡淡的小胡子，使得文静秀气的脸上又平添了一些男子汉味，在劳改队中能有李指导员这种长相的并不多见。
以貌取人是人类从娘胎里带下来的遗传病，女人漂亮自有人爱且不说，这男人长的帅往往使人易于亲近也是不争的事实，当时我们不少犯人都觉得这李指导员肯定是位心地慈善、为人公正、待人宽厚的领导，后来才发现并不完全是那回事。
    李指导员从大值星手里接过点名牌后逐个点名，点到者当即应声囬答“有”或“到”。每点到陌生名字时，他的目光都要在被点名者脸上停一会，这显然是为了加深印象。点到我时他照例盯住我的脸看了三四秒钟，就在看过我后，他对我说：“你就是方子奋啊？”我赶忙答：“是的”
“等会你留下来。”他又补了一句。不等我囬答他继续往下点名了。
    点完名后是报数，报完数后出工劳动的犯人排成四路纵队鱼贯走出院门，最前面有一位干部领队，队尾由另一位干部压阵。我们集训队在集训期是上午学习，下午参加农田劳动，等出工的走完后我们囬监房学习。
    出工队伍出去后，李指导员对下面的集训作了些简要指示，他说具体要求和步骤各个组长都清楚，各组由组长具体掌握。
    当大院只留下我一人后，李指导员向我走过来。
昨天下午顾蔓生已告诉过我们，有事报告干部时，必须在三米外立正喊报告，获准后方可近前。进办公室前，必须在门口立正报告，得到同意后才能进入。在室外和干部单独讲话时，不论干部是站是坐，犯人必须蹲下。我见指导员过来了，赶紧自动蹲下。可他却轻轻抬了抬手示意我可以站起来。
    “那亇枪毙的张稼山同你是一个案子啊？”他看起来很随意的问道。
    “报告指导员，是的。”
    “你们这个集团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报告指导员……”
    他打断了我的话：“不用每句都报告，直接讲好了。”
    “是！我们没有什么组织，公检法军管会认为我们是现行反革命集团。”
    “搞过哪些活动？”
    “我们主要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文化大革命。”
    “我指的是具体活动。”
    “我们的活动就是言论攻击。”
    “言论是言论，我指的是活动。”后半句已透出一些不满，似乎怀疑我在耍花招。
    “报告指导员，我们真的没什么活动，只有言论。”
    “什么活动也没有？”显然他有些不信。
    “真的没有。我不骗您。”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轻轻地“唔”了一声。那表情似乎压下了还想要问的东西。
    三年之后的1973年，他调入汽车分厂一车间，又一次成为我的指导员，应他要求，我每晚单独给他讲一节技术课，一连有好几个月。通过这种“师生”接触，使得他和我的关系有所贴近。有次讲课结束后，我们象朋友一样聊天，他特地提到这第一次谈话，他说当时怎么也不相信我的案情介绍，假使没有具体的反革命活动，怎么会判张稼山死刑？直到过后才知道我说的是真话。
    看来劳改队里这些老公检法的思想，当时还真有点跟不上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这使我颇感意外。
    简单地问了我的案情之后，他背起手平和地对我说：
    “听顾蔓生讲，你字写的不错。”
    “哪里哪里，还差的远哩！”我赶忙自谦一下。
    他稍稍笑了一下摆摆手：“这样吧，最近我们要出几期大黑板报，你就帮顾蔓生一同搞吧，争取在全?拿个头名。”
    我觉得有点诧异，他怎么知道我字“写的不错”的？脑筋一转旋即明白：昨天下午在填入监表时，顾蔓生曾经盯住我填的表看了一会，估计他正在物色一个出黑板报的帮手，见我的字写得还可以，向指导员推荐了我。
    我赶紧表态：“是！”
    接着我囬小组学习。
    昨天由于是入监第一天，学习的内容只能算是个引子，今天就言归正传了。
    学习一开始顾蔓生就把集训的主要内容和要求向我们一一讲述，此人不愧是教师出身，讲的既清楚透彻，又简明扼要，当然那套内容他也不知讲过多少次了，早己是精通此道的老手。
    除了几个没文化的，所有新犯人都老老实实地边听边记，只有我一人只洗耳恭听而双手抄在袖筒里取暖。
    我这人从小学到大学在听课时从来不做笔记，尽管为此没少吃过亏，但始终我行我素。后来参加工作了，三头两头听领导做报告，一般积极要求进步的人都恭恭敬敬地记录，以此表示对领导的尊敬，而我则从来没做过一次记录。这“报告”二字的本义是向上级或尊者呈述、表达某些事情，我听报告是看的起报告人才来的，既然如此，凭什么我要煞有介事地记下那些无用的屁话废话？
    好在大值星顾蔓生倒不介意我做不做记录。
    所谓集训，集中训练也，这是每一亇新犯人投入劳改后必过的一关，即使是二进宫、三进宫的，也一律从集训开始，概莫能外。集训的目的实际上就是对刚来的犯人来个下马威，让其尽快明白自已是什么人，到这里来是干什么的，从心理上摧垮犯人的反抗、抵触和不满，粉碎他们任何敢于对抗改造的企图。通过一个月左右的集训，使分到中队去干苦力的犯人，绝大多数能成为绝对服从、逆来顺受、意志丧失、唯管教干部是命的准机器人。
    集训的具体要求是每一个犯人必须“过三关”。这三关你过也得过，不过也得过，毫无商量余地。
    第一关曰“思想关”。 首先是彻底批判自已的反动世界观，狠挖犯罪思想根源，检讨走上犯罪道路的主观原因。接下来是每人交待“余罪”，把政府还没有发现我们的大大小小犯罪事实竹筒倒豆子地主动交待出来，此外，还得揭发别人的犯罪事实，或提供线索，由政府去顺藤摸瓜抓坏人。
    为了不使犯人彻底绝望，集训中也安排一些老犯人现身说法，讲些某某人由于怎样怎样积极政造，怎样  怎样获得宽大减刑之类的故事，从而使集训犯相信，只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前途仍然一片光明，云云。这有点类似美帝国主义的“胡罗卜加大棒”，不过大棒是主药，胡罗卜只是药引子而已。
    第二关是“劳动关”。 这到集训的都是从看守所刚刚送来的，长期关押之后，由于成天坐在地下，两条腿的走路功能基本都丢了一大半，别说体力劳动，每迈一步腿都相当艰难，因此在正式干苦力活之前得有个适应过程，这“劳动关”的目的就是尽量缩小这适应过程。集训时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每天的劳动强度逐渐加码，以不使你一下子累瘫为限。一般到了集训期满时，体力大部分都能恢复到五六成，至于下队后你能不能过那真正的劳动关，那就看各人的造化了。
    第三关是 “生活关”。 在劳改队，“生活”可不是社会上泛指的吃喝住穿（当然也包括性生活），它只是吃的专用代名词。过“生活关”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虽然成天挨饿，但要你绝不喊饿，而且善于装出一点也不饿的样子。
    过三关可不是仅仅开开会、发发言就能轻松完事，它是通过批判、揭发、坦白、交待、检举、斗争，戴铐、上镣、禁闭等等具体形式来促进我们强行通过的。至于每一个人能享受哪一种形式的待遇，则要根据具体人、具体事而具体对待了。
    实际上，犯人的整个劳改刑期也就是一个过三关的过程。集训只不过对每个犯人突击敲打一下而已。这集训期的“三关”再怎么难“过”，充其量只有个把月，而真正的“三关”则要在漫长的刑期中去慢慢去“过”。至于能不能过好这三关，只有天知道，反正我直到刑满哪一关也没过好。
    当然，上面只是以我的口吻来介绍集训，顾蔓生当时讲的要冠冕堂皇的多。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过关了。
    上午是每人轮流对自已批判、深挖、检讨，大家根据某人自我批判的力度、深挖的深度和检讨的态度，表态是否同意，大家都同意就呌做“通过”。名为大家，实际上全看组长眼色行事，组长说行就行，说不行就不行，这一点也说明在劳改队中同组长搞好关系是件非常重要的事。
    这批判自已反动世界观、狠挖犯罪思想根源显然难不倒任何人，在中国除了伟大领袖和精神病人之外，还有谁不会批判自己的呢？因此除了组长看不纯眼的两个家伙返了点工外，其余人都顺利地通过了对自已的批判深挖。其实劳改当局安排这项内容也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在批判自已这点上，除了内容略有不同外，方式、手法、包括如何运用批判武器，从中央文革到贫下中农基本都大致相同。
    组长小结了一下各人的自我批判后，接着就下班吃饭了。
    下午一点，我们集训队正式出工劳动干农活。
    从监房到后山农田大约有二里路。走了不到一半，我们这些新来的便感到吃不消，两条腿又酸又软，整个提不起脚步来。旁边押阵的干部不停地呵斥着催我们快一点，我每迈一步，脚脖子就一阵痛，牙都得咬一下，这天正好天晴出太阳，很快我的内衣全部湿透了。
    好不容易挨到了后山。所谓后山，原来是四五十米高的小土山，长年挖土烧砖后，现在已基本上变为平地，只是还有不小的坡度。整个后山大约有几千亩面积，平坦的部位种植着蔬菜和少量庄稼，有坡度的地段栽有苹果、梨、桃、杏等果树。
    大概考虑到我们这些新犯人体力还没恢变正常，今天头一天出工给我们安排了一些轻活，我这第一组被分配在果树周围挖施肥坑。顾蔓生由于不参加出工劳动，我这组由农田队一个老犯人来带领我们干活。
    这挖深肥坑算农田队中最轻的活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吃不消。那个老犯人倒挺好，劝我们不要急，说每亇从看守所来的新犯人一开始都干不动，但很快就会适应的。我心想什么他妈的适应不适应，周围全是岗哨剌刀电网，不适应也得适应。
    尽管挖坑的活不算重，可才干了一会人就站不住，腰腿在揪心的酸痛，每挖一锹都得靠毅力硬撑着，眼前不停地冒着金花，耳中时时在嗡嗡作响，旁边有干部不停地来囬走动，谁也不敢抬腰休息一下，只是尽量地省一点力气，以便能勉强地做出挖土的样子，不至于瘫倒在地。干了约两小时，通知我们休息十分钟。
    趁着直起腰稍稍休息的片刻，我看了看周围环境。左前方一百多米的山坡上几台推土机正在突突突地把土推到两条输送带入口，一些光着头的犯人弯着腰在往入口处扒土，动作既紧张又熟练。坡下有好多犯人推着板车急促地来囬小跑着，运的好象是土坯，看来我很快就将成为其中一员，在那里我要推着板车跑十年！
    正前方的远处有一条河，在阳光下正闪耀着粼粼的波光，对岸是公社的农田，隐约能看到有人在田间忙着什么，想到那里就是自由，我还要等十年快到四十岁时才能抵达那条河的彼岸，我禁不住长长叹了口气。
    总算熬到了收工，检查了一下我共挖了十六个坑，在全组第一。我以前在农场劳动时干过这挖坑活，多少有点经验，想不到今天在劳改时却派上了用场。
干了一下午活，在囬监房路上两条腿更难挪了，简直是步步咬牙步步钻心，现在囬想，真不知道那天收工时是怎么走囬去的。
    人尽管极度疲劳，可腹中的饥饿同样在残酷地折磨着我的神经，开饭时还没等那位爆竹嗓子读完第一段毛选，我即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那份饭菜，当勺底刮着空饭钵底发出呱呱响时，似乎这响声更激起了我的食欲，我又在院子大水缸里舀了一大瓢水咕咚咕咚灌下去，这才基本上压住从下午三点钟不到就出现的强烈饥饿。
    晚饭后有半个多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供犯人洗脸洗脚洗衣服，可这一切对我已毫无必要，我坐在监房外的墙根下头仰靠着墙休息，不知不觉间很快睡着了。
    我实在累趴了。
    后来是顾蔓生把我拎了起来。原来晚间学习已经开始，一查少一个，他在厕所旁边找到了我，
从晚上开始，集训的学习进入交余罪阶段。时间不限，直到每人交的干干净净为止。
    当时我非常纳闷。象我这种“现反”要犯，经原单位专案组到市、省公检法军管会专案组三级审理后，早把我的历史问题和现行问题掀了个底朝天，只差用手术刀取出我的脑组织在显微镜下检查有没有反革命思想细胞了，凡能加上的“罪恶”，早都塞进了我的档案，只要还能硬塞进点什么，他们是绝不可能轻易放弃的。我实在不明白到底还有哪些该交待而没交待的呢？
    根据中国特有的科学分类法，反革命分为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两大类，前者比后者级别高；在现行反革命之中又有集团和单干个体之分，集团要比单干的级别高；在级别最高的现行反革命集团中，又分为“斐多菲俱乐部”式的和一般集团两种，前者级别又高于后者。江苏省、南京市两级公检法军管会在对我们的“罪恶”中加足了各种政治调料和革命添加剂之后，已经把我们加工成“斐多菲俱乐部”式的顶级现行反革命集团了，怎么可能还允许我存在什么没有交待过的余罪呢？
    假使我真的还有什么没交待过的余罪，那只能说明公检法军管会在审理我们这个南京现行反革命头号大案的过程中出现了重大失误，即使不是由于阶级立场有问题而包庇我们这些顶级现行反革命分子，那最起码也是出现了重大疏漏，不论怎样，公检法严重渎职的责任是逃不掉的。如果真是这样，这豈不是对新生红色政权下公检法的一种否定吗？
    其他新犯人也许没我想的这么多，但对这交余罪的种种疑虑却普遍存在。试想一下，没有余罪的你叫他拿什么交？真有余罪的他想想判都判过了，谁肯主动再往自已头上添几条罪状？
交余罪出现了冷场。
    为了启发、帮助大家，打消我们的疑虑，组长顾蔓生再三强调说明，凡是主动交待出余罪的，不管罪有多大，后果有多严重，性质有多恶劣，一律不予追究，再大的罪，只要你主动交待出来就不会重新算旧帐。这就是党的政策！同时他还告诉我们，前几批集训犯人中有几个犯人由于不相信党的政策，拒不交待余罪，结果被查出来了，个个都重新改判成重刑，其中有一个还被加判为死刑！要是在集训中都主动交待的话，这些人都不会有事。因此说，要我们主动交余罪既是考验我们是否相信党的政策，也是对我们的挽救。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呀！
    听了组长代表干部做的这些动员，我心里一阵阵冷笑。天下还有这等好事！几天前当我们在五台上公判大会上低着头听候判决时，那判决书上哪一条不是虚构揑造出来的？就凭这些人为制造的罪名，张稼山就被判了死刑，要是真有那些事，张稼山一百个脑袋也不够搬的！ 活了这么大，居然笨到连党的政策都不懂那还能算人？
    任凭组长顾蔓生怎样反复动员，似乎对大家触动并不大，整个晚上都是顾蔓生一人包场。眼看局面打不开，顾直接点了两个刑事犯（这顾蔓生不愧为老经验，他很会选择突破口），要他们先谈谈，其中一个五十多岁犯流氓罪的赶忙讨好地笑道：“顾组长，您的指示我都理解了，但是我该交待的全交待了，实在没什么可交待的了。”
顾蔓生一听，马上用那幸存的好手在床上一拍，旋即指着那个老流氓命令他站到中间去，并叫他腰弯成九十度。
“大家听他说了吧，‘该交待的我都交待了’，大家想想，这说明什么问题啊？”他象过去给学生上课时一样，手中拿着记录本、转着身子用目光在每人脸上扫了一圈。
好几个刑事犯马上抢着举手囬答：
“组长，他在同政府搞软抗！”
“组长，他是妄想蒙混过关！”
“看他这样子就是一个老奸巨滑的反改造，组长，千万别让他蒙混过关！”
“组长 ，我们要注意他的话，他说‘该交待的都交待了’，这充分说明他还有不少不该交待的还没交待哩！”
“对！”顾组长显然等的就是最后这句话，由新犯人咀中讲出来要比他直接讲更合适，他对这位给了一个微笑后接着说，“刚才这位同犯说的很对，‘该交待的都交待了’，什么叫’该交待’的？既然有‘该交待’的，那必然还有‘不该交待的’，这不正说明他还有很多没交待的东西吗？看来，他已交待的只是些小问题，那没交待的才是大问题哪！”
那位不幸的老流氓只不过在语言逻辑上犯了点小错，没想到却给人敞开了射门的机会，这时他心里一定懊恼的要死，只是弯着腰不敢辩解。三月份的晚间还挺冷，可他前额的汗珠已一滴一滴往下掉。
其实包括顾蔓生在内的所有人都明白老流氓犯的话是怎么囬事，但在中国所有阶层大大小小的批判斗争会几乎都是以类似方式进行的，尤其是搞人人过关时，为了打开局面，总得先选一两亇倒霉鬼来开刀。
学习开始时听了顾组长的动员我心里还冷笑，现在看到这架势，轮到头上冒冷汗了。
好在没多久下学习的钟声响了，我轻轻舒了口气，今天反正不用交余罪了，一切听天由命吧。
我胡乱地洗了把脸，艰难地爬到了上铺，和衣靠在被子上忐忑不安地为交余罪发愁。
我的邻铺后我几分钟也爬了上来，先朝我笑了一下算是打招呼，接着又在我腿上拍了一下坐在我身边。
“我们聊一会，你躺下来，这样对面上铺就看不见我们说话了。”他低声吩咐我，一边脱去外套。
乘他脱衣机会我打量了一下他，看起来他比我大几岁，有张瘦削的脸，两眼明亮，鼻子挺拔略略有点鹰钩，一张微抿的咀给人以刚毅的印象，整个脸部在昏黄的灯影下特别显得棱角突出、线条分明。
我们头靠头躺下后，他悄悄问我们小组有没有人开始交余罪了？我说还没，同时把晚上学习会上发生的事告诉了他。
他用很低的声音警告我：“你可别听组长那一套，千万别上当。”
我说我不会的，不过下面每个人都要一一过关，到时真不知如何是好？
“老弟啊，”他笑了一下，“一看你就是个聪明人，这点事情还能难住你？”
“那该怎么办呢？”我实在想不出这同我聪明不聪明有什么关係。
“这劳改队一进来交余罪是老皇历，也不知道搞了多少年了，你想想有几个是真交的？都他妈的在糊弄干部他们。”
“怎么糊弄呢？”
“这就要看怎么各显神通了。比方说那些扒窃进来的，公检法怎么可能搞清一个小偷到底偷过多少次，还不是大概地估计一下罢了。偷三十次和偷四十次根本没什么区别，该判几年还是几年，多偷几次少偷几次丝毫不会改变判决。既然如此，在学习会上再交待个两三次扒窃，既不可能加刑又能在小组会上过关，这不就解决了吗？其它刑事案子大体也是这样，只要你随便编点内容当成余罪交，一般都能顺利过关。”
“可我们是反革命犯呀……”
见我着急他赶忙接着说下去：“你讲的对，对我们这些反革命犯情况可就不一样了，你别急，听我慢慢说。我们可不能象刑事犯那样随便乱说，一点都不行。但有一点你应该想到，我们的档案材料是从不跟随我们人走的，劳改队手中只有我们的判决书，具体案情细节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你只要把以前交待过的东西挑几条出来在小组会上重新交待一遍，保证你顺利过关，谁知道那是不是余罪！”
为了使我相信，他又补了一句：“这办法绝对有用，以前我用过，这次当然还是老办法。”
以前用过？莫非他也是“二进宫”？“你以前……”
听出我的怀疑，他轻轻叹了一口气：“这个暂且不谈吧，以后我告诉你。”
我接着问他：“按你说的办虽然小组通过了，可他们去调查时发观我在骗他们那怎么办？”
他略带不屑地说：“你真呆，你以为他们真的相信我们交的余罪啊？我告诉你，劳改队永远都不会相信犯人的，即使对那些劳改积极分子也不过是利用利用他们，怎么可能真相信他们？他们搞这个交余罪活动的目的，主要是敲打敲打我们，要我们成天思想高度紧张，防止我们闲下来胡思乱想，便于管理我们。你想想看，这全场有头两千号犯人，要是对每个人所交的余罪都一个个去核对，那该要派出多少人去外调？”
我想想也对，劳改当局怎么可能相信我们劳改犯的话呢？就连他们干部之间谁又相信别人说的全是真的？在这说假话的年代还有谁相信别人会说真话？
“万一要去调查呢？”我总想考虑的尽量缜密一些。
“那你就说在集训时被逼的吃不消了，不得已才‘炒冷饭’的。不过那时你早下队干活了，中队才不管这些事哩！”
把已经交待过的再重复交待一次比做‘炒冷饭’，真是既贴切又形象，我不禁笑了出来。
他接着说：“这一套其实很简单，我以为你肯定会想出来，哪知道你真的一无所知。你要记住，在劳改队这种险恶环境中，处处都潜伏着杀机，必须要善于动脑子，遇事首先得用脑好好想想，这样才能保存自已。”
听了他这番的指教，我当然对他感激万分。可转念一想，昨晚我才认识他，以前又素眜平生，他为什么对一个刚刚认识的劳改犯人要如此推心置腹地传授他那套宝贵经验呢？通过他刚才的话，似乎他以前也“进来”过，既然是“二进宫”，他当然懂得在劳改队绝不能轻信他人这个最起码的常识，他难道不怕我把他对我讲的那些话转脸就去告密？他为什么对我如此坦陈，为什么这样相信我？
一连串的疑问顿时涌进我大脑。
我甚至怀疑他睡在我旁边会不会是当局精心布置的一个陷阱，他会不会是一个“特洛伊木马”？想到这里我不免紧张起来。
见我沉吟不语，他似乎猜到一点我的心思。
“你同李立荣很要好吧？”他问我。
见他突然提到李立荣，我不免为之一惊。
“我们见过面，你还记得吗？”他接着问我。
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他，我轻轻摇摇头。
“你再想想看，前年春节时我和周XX在李立荣家小房间修琴，你正好去他家，当时李立荣还替我们作了介绍，想起来没有？”
经他这一提醒，我猛然想起确实有这囬事。
1968年的大年初四我去李立荣家，推开小房间门发现有两位来客正在同李立荣谈话，见我进来后李立荣当即为我们作了介绍，他向来人说：“这是我的好朋友老方”，对方也立即自我介绍道：“我姓石，听李立荣谈起过你，知道你很有学问。”我笑着说他专门替我瞎吹。为了不打扰他们，我没同他多说什么就退了出来。记得他那天穿着一件中装棉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一头吹成波浪型的浓密头发和他略略凸起的鼻梁。由于只短短见过一次面，而且已过去两年多，最重要的是他那浓密的好头发己荡然无存，现在成了光头，故而怎么也没认出他来。
“你是老石！我想起来了。”我惊喜地握住了他的手，激动地坐了起来。他赶紧把我按住：“别起来，别起来，躺着慢慢说。”
“哎呀，你怎么也进来了？”
他叹了口气后，把他的案情告诉了我。
他在南京某技工学校读书时，和几个年龄差不多的同学经常在一块闲聊，其中夹有对现实不满的牢骚怪话，相互之间的信件中也有一些攻击大好形势的内容，后来其中一个同学因为牵涉到一起反动标语案件被拘留，进去之后禁不住哄吓诈骗，把他与同学们平时聚在一起发牢骚说怪话和相互写信攻击大好形势的事全交待出来了。结果反动标语查清了倒没有他，而聚在一起发牢骚和相互写信的事不仅严加追究，还把其他几个同学都牵了进去。最后全部送到南京青龙山云居寺去劳动教养，老石当然也在其中。
劳教期满后，大概考虑他年龄还小，没有强迫他留厂就业，让他回了家，进了一家五金厂当钳工。1969年初，他娶了一位南京郊区菜农女儿，就在他还沉浸在新婚的欢乐中时，突然一场?天大祸从空而降。
1969年5月，他所在的五金厂革委会组织大家批判刘少奇，规定每人都要写大批判发言稿，写完集中上交。他也和其他人一样写了两页纸，写完生怕出错，一个字一个字地反复检查多遍确定没问题后才放心地交了上去。
第二天早晨他上班才进厂门一会，一部北京吉普停在厂大门口，车上下来两个公检法人员，二话不说掏出一副锃亮的铐子把他铐住送进了南京建邺区公检法军管会看守所。
罪名是“书写反革命稿件，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这一夜之间象通古斯陨石一样突兀落下来的头号政治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我根据他的叙述，现将他那份批判稿的致命要害部分列在下面框里。

我们要彻底清算中国赫鲁晓夫、叛徒、内奸、工贼、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的罪恶。对任何妄图负隅顽抗的敌人，我们都要坚决打倒。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行跑掉”…………
（注：下划波浪线是我所加）
从文意来看，这段文字可说毫无可以指谪之处，即便用高倍放大镜来检查也捕捉不到“反革命稿件”的半点影子，令他做梦也没想到的是，那张用来写字的纸要了他的命。
当他写到第二行的“坚决”两个字时正好写到头，下面的“打倒”两个字不得不另起一行，而这“打倒”两个字的后面恰恰又紧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几个字。另外，谁都知道，这人工手写的文字，显然不能同印刷或打字比，不仅字体大小很难完全一致，字距行距的随意性也很大，尤其是标点符号，漏用和错用的情况几乎人人都有过，这几种情况一凑合，于是第三行就成了“打倒伟大领袖毛主席”。
假使那张纸宽一点或者窄一点，字写的大一点或者小一点，总之，只要错开几个字，使那“打倒”两个字不出现在顶头行首，此“反革命”罪证也就不能构成。这正应了“无巧不成书”那句老话，不过这个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书，而是杀气腾腾的现行反革命判决书！
有了这铁证如山的白纸黑字，再加上他又有思想反动的“前科”， 任凭他呼天抢地喊冤，哪有人听他辨解，很快他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了八年。
就连我这个对我们当局的丰富革命想象力有足够认识的“老政治运动员”，听了他的案情介绍后也不禁目瞪口呆！
他进看守所时，新婚的妻子刚刚怀孕不久，在他今年二月份送到劳改队来的前十天，女儿在“一打三反”运动高潮中呱呱坠地。
接着他又谈到李立荣。
他通过那个会修琴姓周的朋友在67年就认识了李立荣，不过交往不太多，也没有“案情”牵涉。他听李立荣谈到过我，知道我同李是至交，关系非同寻常，3月7日他就从贴进监房外面大院的判刑布告上看到了我们的照片，昨天我一进集训队，他就认出了我，巧的是我的铺位正好分在他旁边，而且上铺只有我们俩，昨天就想同我聊聊，后来看我不怎么搭理他，也就没多说什么。
当我告诉他李立荣已被判十年后，他说还在号子里就听说了。在提到张稼山3月6号被处决时，他恨恨地说总有算帐的一天。
在这昏暗的监房上铺居然能遇到李立荣的朋友，一时真令我百感交集。顷刻之间我对他的所有怀疑烟消云散。
他还对我谈到我的组长顾蔓生。他说很难准确的评价这个人，看起来此人很积极，干部也挺信任他，是全中队头号干部的“红人”，不过根据他二十多天以来对顾的观察，似乎顾蔓生在整人时也有选择，对刑事犯，特别是对那些犯流氓罪进来的老傢伙尤其历害，另外对诈骗犯也很凶。不过对政治犯倒不怎么找麻烦，有时好象还会给他们一点照顾。他特地关照我一定要和顾蔓生搞好关系。
我告诉他早上李指导员要我帮顾蔓生搞黑板报的事，他一听赶忙对我说，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你千万要充分利用。这搞黑板报可不是一般人能争取到的好差事，可以不出苦力且不说，由于你同顾蔓生能在一道，相互接触多了总会有点感情，在今后的集训学习中，他肯定不会为难你。
听了他这一大番指教，我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人在那种处境下，忽然得到这种高人指点，无疑是难得的好运气。我这人一生中每遇危难往往总能碰到好人，也许是上苍冥冥中注定我能一直活到现在，通过我来把那些可泣而不可歌的往事再现给后人。
直到夜深不得不休息了，我才想起打听他的名字。
他姓石，名叫石炳富。
精神的负担虽然消除了，可浑身散架的酸痛又来折磨神经，我己丝毫动弹不得，连衣服都未脱裹着被子很快睡着了。

后来发生的一切，完全如石炳富所说的那样。我不仅在集训期间圆满地完成了交余罪任务，而且在后来每隔一两年就要搞一次的坦白检举交余罪运动中，我都能象魔术师从空中取物那样变出几条余罪来交待，以致其他犯人看我每次总能交出新鲜的余罪就羡慕的要死。当然这瞒不过有经验的干部，只不过他们不会点穿而已。
1970年9月我被调到修造队，那时石炳富已先我调进干钳工，不过他的处境不太好。在劳改队中凡技能突出者，极易遭人暗算，为了保住自己能稳定地留在室内劳动岗位而不去工地干苦力，好多人都千方百计想挤走别人，不惜使用各种肮脏手段，栽脏，陷害，诬告，什么伎俩都使得出。石炳富那手钳工活实在太出色了，正因如此他没能逃过被排挤出修造队的命运。1970年10月他被调到制砖五中队拖板车，没隔几天随同五中队一起被调到溧阳竹箦劳改队。
动身的头天晚上下学习后，他偷偷串门到我的中队来道别，并把当天下午他母亲和抱着女儿的妻子来接见时带来的一张照片给我看了。她妻子非常漂亮，一双略带忧郁的大眼睛使人看一眼就能记住，头上扎着个马尾巴，装束打扮一点也看不出是郊区农民，怀中的那个小女儿，咀里含着一根小指头正在甜甜地朝着人笑。照片的背部写着一行字：“馨香祷告燕子的爸爸一切平安。”字体有点歪扭，但看出那是一亇现行反革命劳改犯妻子蘸着心头的血一笔一划艰难写就。临别时，我送给他一根电工皮带作为纪念。
从此之后我没再见过他。
四年之后，我听到了他的死讯。他大约是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和饥饿的双重折磨下患了重病，最后死在溧阳劳改队。
三十六年过去了，我一直记得他那双明亮的眼睛，他美丽的妻子那忧郁的目光，他妻子怀中那个小女儿含着指头的甜笑，特别是“馨香祷告燕子的爸爸一切平安”那一行略带歪抖的字。那个名叫燕子的小女孩今年该三十六岁了，也许你永远都不会明白，当年妈妈一边哄着你一边在照片背面写那行字时，曾经将多少思念、希望、痛苦、担忧一齐混合着泪水溶入“一切平安”四个字中去，可你的爸爸——自你懂事后就一直没见过的爸爸———在他英年早逝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平安过。
我不清楚他的家世，我只知道他住在南京中华路内桥湾，我很熟悉那条秦淮河畔古老的小巷，可惜我不知道门牌号码。我在1979年平反后曾经特地去过内桥湾，希望碰碰运气，能否打听到一奌他身后亲属的下落，遗憾的是一无所获。
石炳富这个名字大概同成千上万的文革中遇难者一样，早已被历史的尘埃所掩埋，现在还能记起他的人已经屈指可数了，可是我从来没忘记过他。在我这颗越来越衰老的心中，他始终占据着一个重要位置，我永远记住这位我在劳改队的老师。
往事象潮水一样汹涌澎湃地逆着时光向我扑来，波涛的浪顶，一朶白色的浪花显得那么耀眼，临近我时它又粉碎成了无数的泡沫，然后又逐渐汇合、聚集，最后定格成了一张我熟悉的脸，一张棱角突出、线条分明的脸。那张脸依然在对我微笑，依然正在向我娓娓地道出劳改队的那些秘密……。
石炳富，我的老师！

铁窗十年（五）



                          我 眼 中 的“二 进 宫”

                                  

     经顾蔓生把那个老傢伙作为典型开刀后，小组内的交余罪总算开展了起来。接下来一连几天的学习都是交余罪，按石炳富的“秘方”，我在第三天晚上花了半小时交了七、八条“余罪”后，果然很顺利地过了关，而同样犯反革命罪的几个同组犯人则没我如此幸运，每人都返了几次工才跌跌爬爬勉强通过。相比之下，刑事犯们在小组内通过的要顺畅的多，除了那个老流氓耗了些时间外，其余的基本上都一次过堂成功。石炳富曾说过，劳改队里关的虽然都是犯人，但刑事犯和政治犯有很大区别，他们属于“内部矛盾”，好比是国家不争气的儿子，而我们政治犯则属于“帝修反”的野种，两者待遇不能相提并论。从这交余罪证实了他的说法决非凭空揑造。
    当时在几个小组中，我们这个组算是交余罪表最好的一个，指导员两次表扬了我们组。之所以能受到指导员青睐，当然同顾蔓生直接有关，他既是指导员红人，确实又有能力，受表扬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平心而论，要是没有我们组两个“二进宫”的积极配合，这交余罪也不可能搞的既顺当又有声有势。
    我对“二进宫”的注意，也正是从交余罪开始的。
    我们这些初来的交余罪时几乎个个都抖抖呵呵紧张的要命，不凑点余罪出来肯定过不了关，交了之后又怕惹来新麻烦，三月份天还很冷，好多人一番余罪交下来后早已满头是汗，而那两个“二进宫”则完全不一样，一副沉着老练、胸有成竹的架势，加上井井有条、脉胳清楚的叙述，真叫人钦羡不己。
    听“二进宫”交余罪，有时简直象听王少堂说评书，听着听着就会入迷，甚至自已竟然会不知不觉地进入到角色中去。过去听到某某人偷东西，某某人抢劫，某某人强奸，总觉得这是了不得的坏事，离我们很遥远，而一旦与这些人终日为伍后，听他们叙述干这些事的经过就象我们吃饭、穿衣、睡觉那样平常，口气是那样平静而从容， 一时之间我真的开始怀疑那些行为到底算不算犯罪？人说监狱劳改队是个大染缸，此言确实不谬。
    我见过交余罪最精采的是一个姓张的惯偷犯，年龄四十出头，连这次进来已是四进宫了，据他自我介绍，前三次在劳改队中累计己待了十几年，这次又被判了七年。这位老兄顶多只上过三四年小学，他的入监登记表还是我帮他填的，文化虽低，可咀不笨，开起会来特特能说会道，听他第一次发言我就觉得这傢伙是个天生说书的料子，同样一椿普通小事，经他一说，给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通过交余罪更使我们领教了他的口才。同我们这些有生以来第一次坐牢的相比，丰富的劳改经验使他交起余罪来就象硕士生做小学二年级算术题那样简单，特别是他那一套做功，哪里是交待余罪，简直是在说单口相声。在他咀里，一些根本构不成违法犯罪的屁大小事，在没讲之前总是先煞有介事地称之为是他“从来都没交代过的严重罪行”，把大家的胃口吊起来后，接着就不厌其烦地大肆渲染一些细节，时不时加点小悬念，让我们一个个伸着颈子盼望他尽快说出杀人放火爆炸投毒之类的惊天大案，直到最后才发现那只不过是偷偷拔了邻居几棵白菜，骗了串村叫卖货郎的两盒樟脑丸。尽管大家上当后免不了有所埋怨，可我们还是喜欢听他那些故事，在那种紧张气氛中出现这么一位活宝，大家都感到思想压力多少减轻了一些，尤其是几个余罪交得不顺当的，最希望别人的注意力从自已身上移开，现在有了这张某，无疑就象天上掉下个救星，巴不得天天由他包场才好。
    他交待的最精采的一个“余罪”，到现在我还记得。
    他先是一脸惶恐地表示还有一件长期以来始终不敢交待的重大犯罪没交待，主要是思想顾虑严重，怕交待出来以后会加刑甚至会枪毙，说到这里顿了一下，把目光停在组长顾蔓生脸上，意思是请组长明示他究竞该咋办？
    顾蔓生当然知道他又在卖关子，但又不便当场戳穿他，只是面无表情地对他说：“自已有余罪没有交待，到底该怎么办？这一点你比我清楚。党的政策究竟如何，你比我的体验更深，对此我就不多讲了。不过，你下面的交待如果还是刚才讲过的那种内容，那交不交就无所谓了。你自已看着办吧！”
    这张某显然对交余罪怀有异乎常人的热情，虽讨了个没趣，却毫不动摇交完余罪的决心。
    “听了组长这几句语重心长的指示后，我很受启启启发，啊，很受启发。我决心已下，啊，决心已下。我决心彻底，啊，彻底交交交待我的重大罪恶，”——这位劳改资深前辈有些口吃。
    “这样吧，”顾组长打断了他的结结巴巴表态，“你先简单告诉我们你要交待的是什么罪。”
    “抢劫啊！组长。是抢劫啊！”张某一脸惊恐不安神情，“我抢了我们村上一个老寡妇！”
    也不知是被他的危言耸听所打动，或是想看看他到底还有哪些精采的表演，顾组长说“那你讲吧。”众人一听这次点明是抢劫大案，登时也来了精神。
    于是张老兄有条不紊地展开了他抢劫作案的全过程。当时我已交完“余罪”，并在小组顺利通过，顾组长有时叫我临时替他代理小组发言记录，这件“重大抢劫”案就是我一人笔录的。俗话说眼看十遍不如笔写一遍，正因如此至今未忘。
    这张某家居南京市江浦县，一直未婚，在农村一人独居。离他住处很近有位五十岁寡妇，膝下无子女，也是单人独户。寡妇门前屋后种了一些蔬菜瓜果，收获后就放在堂屋中。张某原本是靠偷窃为生的梁上君子，对左邻右舍的家当具有天生的敏锐观察力，寡妇家的财产状况当然也逃不过他的眼睛，他见寡妇收获了一大筐扁豆，心动不已，决定晚间去光临一次，搞它十来斤来换点小钱花。当夜十一点钟夜深人静之时，张某夹着一只米口袋蹑手蹑脚地撬开了寡妇门，正当灌了一口袋扁豆准备胜利撒退时，黑暗中忽然有双手一把紧紧地揪住了他……
    说到这里，正好上午的下班钟响了，全组人只得怀着满脑悬念散会吃饭。在下午的劳动中，有的出于好奇还悄悄问张某后来的结果到底怎样？可张某一言不答，任凭打听，无动于衷。
    晚上整整二个小时的学习都由他“包场”，直到钟响前几分钟这起“抢劫”大案才水落石出。后来的作案情节梗概是：寡妇发现了张某偷扁豆并抓住他后，他一下把寡妇摔倒在堂屋的柴禾堆上准备掐死她，谁知那不幸的寡妇在他身下却乜着眼对他说“你只要和我‘那个’一下，我不但不告你，连扁豆也送给你。”张某一听不禁大喜过望，当晚就留宿寡妇家中，几度云雨，一夜折腾，后来这位扁豆招亲的寡妇就成了他的情人，在他被捕前不久还帮寡妇的茅屋顶加过草。
    一起抢劫寡妇的惊天大案就此结束。
    听他说相声一样抖完“包袱”，看着我手中记录的六七页纸，我真他妈哭笑不得，我满以为顾蔓生受了愚弄后会发作，怪的是他居然什么也没说。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些“二进宫”的特殊作用，以为组长也同我一样厌恶他们，既然事先已警告过他不要再来老一套，怎能容忍他一二再、再二三地故伎重演？
    后来我才明白，组长之所以如此纵容他并非对他有什么好感，而是出于一种需要。
    这集训组长们在“执政”的短短个把月里，要想“训”好十几个新犯人，主要是靠开会学习（名为学习，当然包括批判、斗争、检举、揭发），问题在于新犯刚刚初来，个个心中没底，在外面开会说错了话都要挨批挨斗，在劳改队说错话还得了？因此开会学习时往往谁也不敢轻易开口，即使组长指名发言，也是期期艾艾不知所云。一出现这种情况 ，“二进宫”们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这些“二进宫”个个都是察颜观色的好手，组长哼一声，他们就能听出意思，组长一个眼色，他们马上就明白自已该怎么做，有了这样的小组“骨干”在下面大力捧场，组长就好当多了。尤其是交余罪，正由于他们那些精采的表演，才使得学习会上既避免了冷场的尴尬，又缓释了紧张气氛，如果缺了这些活宝，单单靠组长一人唱独角戏，其它人坐在那里噤若寒蝉，一言不发，这组长就得烦的晚上睡不着觉。
    正因为“二进宫”有如此作用，因此组长们每当到指导员那里接受集训任务时都特地争着要一到两名“二进宫”，如果某一批新犯人中“二进宫”数量少不够分，那没争到的就会懊恼的要死。顾蔓生是指导员的大红人，他当然每一期都能优先搞到。
    不过小组中“二进宫”也不能多，因为那样容易让他们形成气候，从而会使新犯人跟着他们学“坏”，例如我就是石炳富把我教“坏”了的。

    初到劳改队时我对张某之类的“二进宫”们相当反感，他们那种对犯罪无所谓的麻木态度，那种不以犯罪为耻反而津津乐道的表演，令我既厌恶又替他们感到悲哀，同样是人，可他们怎么会堕落到这种地步呢？对这些连做人最起码的道德准则都已丧失殆尽的傢伙，他们不进监狱或者劳改队还能去哪里呢？
    直到好久以后，通过多年与这些“二进宫”的日常接触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我逐渐发现事情并不象我想象的那样简单，这些经常被人们贬为“社会渣滓”、“德行有亏”的堕落者，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从头到脚一无是处。
    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在他们身上同样也存在着“双重人格”现象，从精神和心理方面来看，也绝不象某些狗屁专家们所分析的那样，说他们是人格分裂、心理变态的异类。
    这些即使在劳改队中也不被同犯们看好的“二进宫”，其中有些人在某些大节大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高尚，甚至足以让我们这些对他们侧目而视的人汗颜。
    我手中有两个现成的例子可以说明以上看法并非我个人的凭空臆造。
    例一就是上文所提到的“抢劫”老寡妇的张某。
    他于1976年刑满，被强制留厂就业，当年四月份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某次几个“老厂”（刑满留厂就业人员的俗称。下同）在一起偷偷议论外面到处流传的“政治谣言”，张某正巧也在场，由于他对这些事从来不感兴趣，什么话也没说。后来其中有人告了密，很快所有参与者都被隔离，哄吓诈骗之下，各人都老老实实交待了谈话内容和经过，作为在场成员，张某自然也是审查对象，但他一口咬定什么都不知道，既不说哪些人参与，也不交待听到哪些内容，无论怎样逼问，毫不为之所动。脑羞成怒的审讯干部先将张某关小号子，后又钉上脚镣强迫劳动，即便如此，张某从头到尾始终没“咬”过任何人。参与谈话的人批斗一番后不久都没事了，而与此事毫无干系的张某却凭白无故戴了半年大镣。当时我们在出工收工时，几乎每天在路上都能看到他拖着铁镣哗啦哗啦艰难地挪步，想想当初他交“余罪”时那番令人恶心的表演，再联及在这人人自危的险恶处境中宁愿自已受罪、绝不出卖他人的“顽固”，谁能相信这居然是同一人所为？
    这位“二进宫”朋友的作为已经充分表明，他不仅没有“道德准则丧失殆尽”，相反地他对做人起码道德的把握比我们要精准的多！单就对待朋友的态度而来讲吧，试问在中国几十年的历届政治运动中，从顶层到高层到中层到基层，从政界到学术界到文艺界到教育界，始终坚持做人起码道德、从来没出卖过朋友的全国又有几人？！
    究竟谁算高尚呢？
    第二个例子是一个颇带惊险色采的真实事件，主角也是一个“二进宫”刑事犯。
    1970年10月份我在无锡建华机床厂（监狱）学习时曾参加过一次宽严大会，会上对一个姓徐的刑事犯宣布减免余刑两年半，当场释放囬家，减刑的理由是该犯有重大立功表现。在劳改系统一次能减免掉两年半余刑，这可是相当罕见的事，我出于好奇，好不容易向当地犯人打听到了其中原委。
    70年无锡建华机床厂根据江苏省劳改系统工业大会战的要求，承接了一台24米龙门刨床身的铸造任务，这龙门刨铸铁床身有二十多米长，重量近百吨。根据建华机床厂的铸造设备能力，根本无法铸造这么大的铸件，首先由于铁水包容积太小，每次只能浇铸床身一小部分，而床身又不能分段浇铸，必须一次性整体浇铸方可成型，因此浇铸方案成了关键。经过研究，决定单独制造一个铁水容量足够一次浇铸成床身的中间保温铁水包，每炉铁水化好后，先倾入铁水包保温，直到总容量足够了再用两台行车一同吊起铁水包移到浇口倾入铁水进行浇铸。
    那天省劳改厅领导带了一班干部特地赶到建华机床厂去参观浇铸现场，为了保证领导们的安全，安排他们待在铸造车间端头的二楼上，那里可以居高临下看到浇铸全过程。
    按照预定方案，一上来进行的很顺利，铁水一炉一炉很快倒满了中间铁水包，十几个炉前工在铁水包周围紧张地忙碌，做着起吊准备工作，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徐某当时正是这些炉前工中的一员，他既不是组长也不是骨干，属于最不起眼听人使唤的底层苦力。
    正当行车缓缓开到铁水包上空垂下吊钩准备起吊时，突然发生了一个意外———铁水包离地面约一米高处出现了一个漏洞。铁水登时从洞中向外涌出，炉前工们一见包漏，赶忙操起炉钎戳着耐火白泥团去封堵，谁知由于这铁水包容量太大，铁水对内壁的压力已远远超过普通铁水包，尽管众人奋力封堵却丝毫不见效果，更要命的是随着铁水的不停外涌，洞口冲得越来越大，刚开始只有茶杯口大小，很快就变得有排球那么大，铁水象条红色巨蠎贴着地面到处游动，所经之处一片滋滋响的青烟，十几个炉前工不顾灼人的炽热，拚命地用炉纤继续堵洞，然而不仅洞没堵上连炉钎的前端很快都烧化了。身在远处观看的车间干部，一时全部惊呆了。
    在场的人都明白，按这种情况发展下去，一旦漏洞扩大到一定程度，极有可能出现铁水包整体崩裂，到那地步，近百吨铁水将在顷刻之间倾泻而出，在场人员连逃命都来不及，所有人在几分钟之内都将化成一股股刺鼻的青烟……。
    整个现场乱成一团，惊呼狂喊不绝于耳，眼看惨案在即……。
    令人深省的是，围在铁水包前的十几个犯人却无一人从“火线”上撒退。
    不敢？不愿？无知？愚昧？事后谁也没提及这类问题！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那个从来不被人看好的徐某却干出了一件从此之后谁也不敢再小看他的惊人之举。
    正当别人拚命用炉钎和其它工具枉然地封堵那个越来越大的漏洞时，他一个人不声不响地捧起一大块白泥，迅速将其笃成一块有锅盖大的厚厚圆饼，接着两手将这块大泥饼反贴在后腰上，一面高喊身边同伴用铁锹在地面上撒上一层厚厚炉碴替他铺成一条通道，然后踩着炉碴弯着腰揹起那块大饼向冒着铁水的漏洞靠过去，临近洞口后，猛地连人带泥背对着洞口一下子死死贴了上去。
    就这么一下，那个漏洞居然被他堵住。
    一看漏洞不再往外冒铁水，其他人赶快过来帮忙用铁板和白泥加固封口，接着又用电焊把封口鉄板牢牢焊在铁水包外部铁壳上，漏洞终于彻底封死。
    最后按计划把龙门刨床身浇铸成功。
    立在二楼的领导们亲眼目睹了危情的全过程，眼看今天非出大事不可了，忽然冒出来这个“亡命之徒”一下子使得整个事情转危为安，人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带照相机的赶紧对着现场频频按起快门。

    听完这个真实故事后我首先给自己提了一个问题，对这个“二进宫”徐某，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他的这个行为？
    按中国人的习惯思维，他有如此惊人之举必定有相应的思想指导，那么又是什么思想指导他干出这种奋不顾身的玩命勾当呢？
    是为了抢救国家财产？是为了完成上级交待的生产任务？是为了不辜负党和政府的教育改造？是受了黄继光、董存瑞、王杰、欧阳海等等等等英雄人物的感召？———这些无疑是最上选的答案，可对于一个一而再、再而三走上犯罪道路的“二进宫”，这些答案适用吗？
    是为了争取立功减刑？是为了好好表现自已？是为了大出风头？是为了一鸣惊人？———表面看有点象，可这位“二进宫”难道就没想过，如果那个漏洞没能堵住，那一千六百多度的铁水一下子浇到身上将会有什么后果？到那时立功减刑出风头又还有什么实际意义？
    难道徐某是个对生命一无所谓、对危险视而不见、为了从紧张刺激中获得某种快感而全然不顾死活的精神变态者？可对这个平时处处低三下四、猥琐不堪的“二进宫”盗窃犯来说，显然他还达不到这么高的“思想境界”。
    当时他究竟怎么想的不但费了我一番脑筋，同样也使事后为他写减刑报告材料的人煞费苦心，立了这么大的功，你他妈总得编点什么高尚动机的东西来糊弄一下呀，这还要人教吗？可“二进宫”老兄始终只有简单的几句话：“我伲看到其它办法嘸抹用，估计格个办法拆娘的肯定可以，上去一试，拆他娘果然灵光。”毕竟是上不了台盘的粗坯，问来问去还是这几句，其中还夹着两个“拆他娘”。
    这思想动机姑且不去枉费心思乱猜了，有一点可是铁板钉钉的事实：在眼看惨剧不可避免的那千钧一发瞬间，有他那种敢于玩命舍身堵铁水洞胆量的，在场犯人没有，犯人组长、劳改积极分子没有，中队长指导员没有，监狱长政委没有，省劳改厅的大大小小头头们同样也没有。
    只有这个满口不离“拆他娘”的“二进宫”有！
    究竟谁算高尚呢？

    也许正是这些“二进宫”们对我的触动，不仅纠正了对他们的偏见，也使我对他们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走上犯罪道路的复杂成因开始认真思考。关于产生重复犯罪的起因，这涉及到很多方面的调查和研究，作为—个劳改犯人，显然非我力所能及，我只能根据个人对社会的感受以及对“二进宫”犯人的观察，简单地归结出我的看法———对于社会中为数不少的重复犯罪现象，除了当事人的主观因素外，我们现存的社会为此毫无疑问地应该负有很大的责任，其中极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过于冷酷，而一个冷酷的社会，恰恰正是激发重复犯罪的温床。
    直到今天我这个看法仍然未变。
    伴随着革命发生的杀戮、流血、镇压、斗争，我们的社会早就成了一台冷冰冰的政治机器，人与人之间各种丰富多采的正常感情，特别是对弱者的同情、怜悯、慈悲、关怀，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强化，统统都被贴上“资产阶级”标签当作“历史垃圾”丢进了革命熔炉，人与人之间唯一剩下的只是你死我活、尖锐对立的“阶级感情”。雷锋先生的名言“对人民要象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要象冬天一样的严酷无情”就是被全国公认的“阶级感情”泛大众化的通俗解释。人是感情动物，随着感情的极端化，中国人和动物的唯一区别只不过是比动物们懂得阶级感情，或曰中国人不过是懂得阶级感情的动物。到了这种地步，对那些由于种种原因初次走上犯罪道路的失足者来说，一旦成了罪犯后，整个社会群体对他的感情也只能是“象冬天一样的严酷无情”，并且到死休想改变。
    当一个刚刚刑满的曾经失足者拎着铺盖卷走出监狱铁门时，他何尝不想痛改前非好好重新生活，何尝不想重新融入社会再塑人生？可我们的社会接纳他吗？给他机会吗？要说给他什么的话，也只是“刑满释放分子”、“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两劳人员”之类的终身桂冠。当他处处面临敌视、冷漠、拒绝、抵制而饱尝“象严冬一样严酷无情”的滋味时，怎么能指望他对社会作出友情回报而从善如流？对刑满人员来说，最可怕的并不是就业和生活上的各种困难，而是心理上由于受到社会强烈排斥之后的彻底绝望。这种心理的绝望既使他们对善与恶的感觉越来越麻木，同时又因为对前途丧失信心，他们对未来也越来越消极放任，既然这个社会对我如此敌视，始终让我身处最底层饱受欺压凌辱苦苦挣扎，那再回到劳改队去获得一种相对的平等又有何不可？罐子反正已破，摔成碎片又有何妨？
    长期以来，伟大领袖有一段关于如何对待坏人的指示一直被奉为经典：“我们看一个人的过去，就可以知道他的现在，看看他的过去和现在，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将来”——话说到这份上，那些犯过罪、判过刑、失过足的还有谁能翻的了身？！
    再来分析一下他们在交“余罪”过程中的表现吧。
    从表面现象看，“二进宫”们在谈及自已犯罪时是那样的不知羞耻，足以让第一次听到如此炫耀自已犯罪的人为之脸红，其实，这并不是他们所谓“肮脏灵魂”的真实暴露，而只是在极度自卑感作用下，特别渴望别人尊重的一种变态表现（只不过他们自已并未意识到而已）。同大多数正常人一样，他们也希望受到尊敬，渴望受到重视，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从小到大都没尝过受人尊重的滋味，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从来没有人认真地看过他们一眼，除了在法庭或批斗会上，从来没有人认真地倾听过他们声音，他们所在的社会人群，除了需要反面角色时才想起他们，平时有谁关注过他们的死活？更毋提对他们还有什么尊敬和重视了。除了用犯罪的经历能够暂时博得别人重视外，他们又能拿出什么炫耀的资本呢？能够获得一种相对的平等，能够得到周围人群重视————哪怕是短暂的重视———的唯一机会只有在劳改队才可能存在，这机会一旦出现，他们当然不会白白放过！
     只有通过交待余罪以各种离奇情节——尽管大都是编造的——吸引了全组人的注意时，他们内心深处那种可怜的愿望才得到了一种实现，在此之前可从来没有任何人如此饶有兴趣地听过他们的发言！他们何尝不懂得自已添油加醋编出来的故事是不光采的，可劳改队里又有谁光采呢？在一群同样不光采的劳改犯中，能有那么多人全神贯注地观看他们表演，尽管这也很不光采，但这毕竟抵消了一点内心深处的自卑，从而使他们得到了一点可怜的安慰。人到了不得不靠卖弄犯罪来吸引别人重视从而获得某种心理满足，与其说这是一种精神变态，不如说是社会的巨大悲哀！
    我想聪明的顾蔓生肯定早有这种看法，我总觉得他对“二进宫”有些袒护，其实除了利用因素外，对他们的理解和同情也是其中原因。

    就在我们的交余罪行将结束时，全厂迎来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坦白检举”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