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身侍卫全集:高柏：魔方国家：当代中国政治变迁的重新思考

　　【关键词】魔方国家/政治改革与稳定/经济发展/全球民主化挑战

　　中国代表着一个时代之谜。

　　初眼看来，外国观察家经常对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两个相去甚远的形象感到困惑：在经济方面，中国作为国际分工中的世界工厂是扩大贸易和全球生产的先驱，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感受到中国经济实力的影响。但是，在政治方面，中国仍然由一个威权政权统治，它在过去30年里席卷欧洲、拉丁美洲、亚洲和其他地区许多国家的第三波民主化这一强大的政治潮流中置身度外。从常识而言，人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国家能在如此深度参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同时，又能保持一个被普遍认为是上世纪遗产的政治体制。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又为关于中国的辩论增添了新的变数：许多西方国家正在辩论是否将银行国有化，中国突然被视为资本主义的救世主。这一切都使中国的政治与经济貌似相互矛盾的性质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令人迷惑。

　　中国之谜(Chinapuzzle)已经引起关于经济发展，民主化以及该国政治变迁前景之间联系的激烈辩论。在经验层面，“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都同意以下关于中国政府未来前途的三种主流理论之一：(1)它将走向崩溃，(2)它将迎来民主化，(3)它将延续威权统治”(Nathan，2006，p.177)。这些关于政治变迁的不同观点基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视角：第一种强调结构性因素，包括民主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上的必要条件，第二种则将政治体制看作是政治行动主体战略选择和互动的结果(Colomer，2000)。这两种视角在关于经济发展是否必然导致中国民主化的问题上存在着尖锐分歧。

　　在本文中，我们首先回顾关于中国民主化前景的辩论。笔者指出，结构性视角没有能够把中国党国(party-state)采取的各种策略性回应纳入分析之中，因而存在许多缺陷。同时还要指出，虽然能动性视角对中国的情况更具解释力，但它仍需要进一步扩充其概念以捕捉党国发生的多种变化，从而超越威权国家与民主国家这一简单的二分法。随后，笔者提出一个受全球化辩论启发的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的分析框架。从国家构建的角度看来，过去30年里中国党国体制内部发生的变化可以被视为对全球化挑战做出的回应。一方面，这些回应没有周密的计划，也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基础，往往是该政权面对各个时期具体挑战做出的反应。另一方面，党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决定，它将以促进经济增长来争取政治生存(politicalsurvival)，而拒绝选择西方式的民主化。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它愿意吸收各种不同类型国家的经验，不断增强国家能力。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许多发展中经济、转型经济以及发达经济中的政府或者削弱自己对经济的干预或者把自己转变成守夜人的角色，唯有中国的党国体制一直在积极建设国家能力，将自身变为一个具有六面特征的魔方国家：即威权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国家、发展主义国家、掠夺型国家、改良社会主义国家与公团主义国家。正是这个六面的结合使中国成为经济发展的领跑者，并使中国避免了参与第三波民主化。

　　结构性视角

　　有关中国民主化前景的结构性视角可分为三派。一派强调威权国家得以延续的结构性要件。该派认为，由于国家的治理能力以及曾经维持威权国家的来自人民的支持已经严重弱化，威权政权的崩溃将指日可待(Chang，2001)。另一派强调民主化的结构性要件。它认为，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教育的普及为中国走向民主化创造了有利条件(Gilley，2004)。第三派则强调中国威权政权的韧性。它认为，欧洲民主政体的崛起是由欧洲大陆封建时代特殊的社会结构造成的。而中国前现代时期的社会结构与之有本质上的不同。因此，即使当中产阶级出现后，民主也没有成为一个政治上的解决方案。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未来的政治变迁将最有可能走向法治，而不是西方式的民主化(Pan，2006)。

　　崩溃论强调以往维持威权政权的条件正处于逐步衰落的状态。根据这一观点，中国的党国体制已经抛弃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控制机制。对于中国人民而言，它在从全能主义转向威权主义后已经失去存在的价值。近来，各种社会群体对于威权统治的不满日益加剧。普遍腐败已经成为威权政权面临的最大威胁，因为它“远比其他事物令中国人更为愤怒”(Chang，2001，p.269)。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将迟早倒闭。银行内部隐藏着巨额不良贷款。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的影响最终将造成大规模失业(Chang，2001)。“尽管其经济发展和进步令人惊叹，一系列自我毁灭性的发展趋势正在削弱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国家和执政党”(Pei，2006，p.206)。最后，这些问题“可能导致这个共产主义政权在数年而不是数十年内崩溃……所有导致真正大规模崩溃的要素都已具备……问题是什么将成为导火索”(Shambaugh，2008，p.25)。

　　民主化论与崩溃论一样采取结构性视角，但更强调民主化的结构性要件。它认为，当人均GDP达到3000-10，000美元(根据学术研究)，威权政权就会走向崩溃。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的评估，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人均GDP已达4000美元左右。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出现公民社会、日渐增强的法治以及与外部世界前所未有的互动。同时，经历过长征的一代已经离世，威权政权的“老兵”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今天，即使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人们也开始讨论民主。此外，军队开始被非政治化，一度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具有强大实力的人民解放军将领现在已不再占据政治局常委的席位。尽管反民主的儒家思想的确是中国社会政治价值观的核心，但是目前中国是非民主国家这一事实并不等于它将来也不能成为民主国家。历史上每一个社会在转型为民主国家之前都是非民主的，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都是如此(Gilley，2004)。

　　延续论的观点在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中研究中产阶级的出现与民主化的关系，它把民主国家的出现看作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结果，而不是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变迁的普遍道路。它指出，民主国家在现代欧洲的出现与其封建时代独特的社会结构有关。这些欧洲国家的社会结构既缺乏某些社会阶层出售土地和劳动力的经济自由，也缺乏为下层社会参与政府提供机会的政治平等。此外，分权的政治实体之间的竞争与被分割的社会培养出一种牢固的实力政治传统。同时，宗教在欧洲社会发挥的独特作用，它使这些社会培养出一个强有力的法律传统——把法院的权力视为来自于上帝的契约。对于在工业化进程中在欧洲政治地平线上崛起的中产阶级而言，民主是对这些问题一个最完美的政治解决(Pan，2006)。与此相反，封建时代的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经济自由传统，允许人们没有阻碍地出售土地和劳动力。科举制度则为下层社会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渠道，形成一个独特的政治平等传统。在儒家传统的影响之下，治理严重依赖说服和灌输道德准则而不是实力政治。这样的治理模式导致了一个“小政府”，同时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变得很模糊。其结果是道德准则代替了上帝的法律成为合法性的来源。在中国共产党掌权之前中国各种政权的失败并不是由于它们是威权主义这样一种事实，而是它们无法动员中国社会抵制帝国主义的伤害并建立起现代工业。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中国最终选择了威权主义(Pan，2006)。

　　许多对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实证研究似乎支持延续论的观点。它们表明，传统的社会结构在当代中国仍然发生作用。嵌入在乡土中国的各种包容性极强的连带团体(solidaritygroups)的成员们以道德标准来评价领导人，如果他们遵守这些非正式制度则让他们留任，如果他们做不到，就让他们走人。这支持了潘维关于传统的治理依赖道德原则的主张。它还显示这二者之间的影响是一种双向的情况：不仅官员使用道德灌输说服人民，人民也用道德准则来评价官员。此外，道德标准也被基于血缘的氏族以及乡村庙社分支这类传统的连带团体强化。这些团体不仅在经济改革的时代继续存在，而且仍然发挥作用。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即使在缺乏正式民主制度的情况下，道德原则和连带团体这两个因素的结合仍然能够支持一种事实上的问责制(Tsai，2007b)。

　　企业家，作为中国正在出现的中产阶级的主要代表之一，既没有表现出对政治变迁的明确偏好，也不持有进步主义或自由主义的观点。这些企业家大都持精英主义的观点，“支持像他们自己一样的人们有更大的政治参与，而不支持更广泛(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他们一致认为中国的党国体制在没有社会参与的情况下在经济改革中发挥着领导作用。“企业家比官员更加关注经济竞争对稳定的影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红色资本家最能接受以经济的持续增长为代价来维持稳定”(Dickson，2003，p.135)。与现代化理论的预言相反，以个体繁荣为标志的经济增长对中产阶级的影响显然没有使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更为关心政治改革的步伐或者国家对推动政治经济改革的领导(Dickson，2003)。此外，党国体制已经为企业主提供了表达他们的关切的非正式渠道(K.L.Tsai，2007a)。因此，尽管事实上中国并没有完全排除民主化的可能性，这些研究仍然得出结论，“民主化的可能性既不太像会来自私人企业家的直接要求，也不太像会来自他们采取的非正式的应对策略”(Tsai，2007a，p.219)。

　　能动性视角

　　能动性视角(theagencyperspective)强调中国党国体制对全球化挑战做出的策略性回应。这些回应包括行政改革、吸纳新精英、构建新的公团主义机制以及各种党的建设的努力。

　　根据能动性视角的分析，中国的党国体制并不是一个像威权主义国家这一概念暗示的那种拒绝任何变化的政治实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它已经在行政改革领域迈出了许多步。尽管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限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但他仍然强调改革党国体制是为了“维持并进一步巩固党的领导和纪律而不是削弱或放松它们”(Pei，2006，p.47)。邓小平指出了中国政治体制存在的四大问题：官僚主义、最高领导人的过度集权、党政干部终身制、党政干部职位所带来的特权。从1990年代初开始，中国共产党已开始将教育背景、技术特长、专业水平以及年龄作为提拔党政干部的标准。与此同时，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不再终身任职，不同层级在特定年龄的强制退休得到了严格执行(Huang，2008)。此外，领导层权力交接的程序也被正式地制度化。不论是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还是从江泽民到胡锦涛，最高领导权的转移都相对平稳，没有引发重大的政治动荡(Huang，2008)。为了消除低效率、运转失灵、人浮于事和退化，政府通常在新总理产生之后就进行官僚体制改革(Burns，1989；Zheng，2004)。90年代以来，中国在决策程序中——尤其是在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问题上，引入了公开听证、公开协商以及公开审议的正式机制。在中央和地方层面，这已取得了一系列进步(Yu，2008)。

　　吸纳已成为党国体制在经济改革中的一项调适策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吸纳能提出新观念、新目标的精英。在它抛弃了阶级斗争的旧有教条后，吸纳政策由排他性转为包容性，即招募那些党所依赖的、掌握着党所需资源的精英和如果对之采取排挤会带来威胁的精英。结果，许多过去被打成阶级敌人和反革命分子的精英被拉到了党内，因为他们拥有能够帮助党实现促进经济发展这一新政策目标的技能(Dickson，2003)。私营企业主和知识分子是吸纳的两大目标群体。中国共产党积极地吸收大学生入党，并通过提拔45岁以下的教职员工为高校管理者，指定青年知识分子为“储备干部”，向选定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专家授予专业荣誉、认可以及特殊津贴并许诺职业和物质好处。到了1990年代末，将近20％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拥有大专或大专以上同等学力(Dickson，2003；Pei，2006)。

　　在体制内构建新的公团主义机制是中国共产党适应新的、开放的市场经济和日益受利益驱动的政治的另一个重要手段。随着私营企业主及其商业组织在经济领域得势，他们形成了在政治事务中维护自己利益的趋势，并通过产业协会来保护个人和集体利益。由全能主义转变为威权主义之后，党国体制较少地通过强制和宣传来控制社会。相反，该体制以组织操纵取代了符号操纵，与商会、工会和各类产业协会建立了联系。“为了疏导利益表达、规范国家和社会重要群体间的信息流、至少用部分社会规则取代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直接控制，国家创造了密集的经济和社会组织网络”(Dickson，2003，p.58)。在中国，公团主义被用来在不产生重大危机的情况下放松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而非强化这种控制(在这一点中国与许多其他国家不同)(Unger&Chan，1995)。

　　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党建是又一个重要的调试策略，它包括反腐败、加强党纪、重建地方组织、提高党外协商与监督、发展党内民主、提高干部素质、为党政干部提供在职培训，以及扩大党校系统和干部培训机构(Shambaugh，2008)。

　　以上所有的措施都帮助中国的党国体制维持了控制力。尽管鲜有分析者会强调这些步骤已经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民主化的一种替代选择，他们的分析至少有助于理解为什么中国能够出现“没有民主的资本主义，没有政权更迭的政治变迁，以及置身于共产党内的资本家”(Tsai，2007，p.221)。

　　值得商榷的威权主义国家概念

　　关于中国政治变迁未来方向的争论一直围绕威权主义国家和民主国家这样的二分法来展开。然而，威权主义国家的概念对我们理解中国政治经济现实的持续变化并非十分有用。首先，威权主义国家这一概念不能准确地把握过去30年来中国的党国体制变化的实质。在现实中，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正在以自由落体的方式向迄今尚无人知晓的一种体制转型”中的政治实体(Unger&Chan，1995，p.29)。然而，在学术讨论中，我们仍旧沿用一个旧有的、静态的概念，以至于“中国问题观察家发现这个概念很难对他们面对的体制提供一个分析框架，更何况去尝试分析中国可能的未来”(Unger&Chan，1995，p.29)。这些相互冲突的观点援引范围广泛的实证材料，而这些实证材料指向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尽管党国体制在过去的30年里发生了的深刻变化，但是我们的概念化过程却没有出现任何变化。对于当下的政权性质，分析家仍然持有相同的观点，他们的分歧只是体现在对未来的预测上。对于持崩溃论的学者来讲，威权主义国家是僵化的，它无法做出足够的改变来应对自己面对的挑战。对于持政权存续论的学者而言，威权主义国家是极具韧性的，它能够很好地适应变化的环境。相反，坚信民主化前景的学者认为，威权主义国家是否发生变化本身无足轻重，因为它终究要被经济发展带来的进步所终结。

　　其次，对中国政治未来的分析多采用一种强调单一维度并据此做出相应预测的策略。这些单一维度也许对“一些更重要的趋势有较强的解释价值”(Unger&Chan，1995，p.29)；然而，它们都无法提供一个“分析今日中国发生的一切这样一种具有高度包容性的框架”(Unger&Chan，1995，p.29)。这种分析思路忽视了一个事实：即不同学派所争论的许多维度之间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以点概面建立起来的观点经常是自我矛盾的。例如，党国体制扩大与非国有组织交往的行为通常被认为具有公团主义的性质，这样的行为被认为是为了增强党的合法性。但是在现实中，这样的公团主义机制在地方层面时常导致有利于商界的政策，由于地方政府和商业精英在地方上建立强大的同盟，地方政府会转向掠夺型政府，这通常会加剧社会紧张状态并引发政治冲突(Pei，2006)。

　　第三，威权主义国家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性概念。在这一概念下经济维度对于党国体制的本质而言是外生性的(exogenous)。近期的民主化文献将一个国家的经济绩效退化视为民主化的前提条件(Huntington，1991)。然而在中国这一个案中，经济绩效恰恰被用来解释威权主义国家为什么得以存续。由于威权主义国家预防经济危机的能力是其存续的前提，处理经济事务的国家能力对威权主义国家性质而言其实是内生性的(endogenous)。如果我们不将经济维度包括在党国体制概念化的过程中，我们就无法有效地解释中国的现状。此外，忽视党国体制中的经济维度既不能帮助我们把中国与朝鲜和古巴加以区别，把中国与俄罗斯和东欧加以区别，也不能帮助我们解释中国为什么能更加迅速有力地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做出反应。我们需要一个直接将处理经济事务的国家能力概念化的政治经济学观点。

　　结构性视角和能动性视角都认识到了中国发生的变化。然而，两者都未对这些变化进行概念化。相反，它们把这些变化视为外生性的因素，用它们来作自变量预测威权主义国家的未来。笔者在本文中采用一种不同的思路：援引有关全球化和民主化的主流社会科学文献，把由经济绩效支撑的中国党国体制的韧性视为因变量；将中国国家构建或魔方国家的崛起视为中介变量(interveningvariable)——它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党国体制得以存续并回避了民主化道路；将中国共产党对全球化挑战的应对策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视为最终解释魔方国家崛起的自变量。

　　全球化与国家构建

　　受全球化辩论的启发，笔者主张用国家构建的观点去重新思考过去30年中国党国体制的变化。国家的命运是全球化辩论中的核心议题，国家构建的观点否认全球化会永久性地将国家在经济治理中的角色削弱到无关轻重的地步。它认为，市场构建的过程也是国家构建的过程。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国家作用的消失，正相反，全球化是国家构建的推动力。在很多国家，全球化不仅强化了国家的权威，甚至扩大了国家把握机遇的能力(Kahler&Lake，2003)。国家构建的观点认为，国家在经济治理中的角色可以在全球化过程中得到复兴和完善，而并非只是遭受侵蚀。这种观点超越了全球化过程中的国家权力到底是在扩张还是收缩的争论，因为无论是把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变化界定成扩张还是收缩都会忽视重要的一点，即当代国家干预的目的和形式已经发生变化(Levy，2006a，2006b，2006c)。为了在全球化过程中实现最大化的收益，新型国家能力的发展与国家干预的减少同样重要(Fukuyama，2004)。国家能力事实上已经成为国际竞争中一个重要的制度优势(Weiss，1998)。即使对采用新自由主义政策并拥抱华盛顿共识的国家而言，国家的作用也在增长。这表现在国家打破工会或生产商团体的阻碍以推行更有利于竞争的规制，也表现在国家迫使公共部门就范(Gamble，1994)。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减少规制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在民族国家之间就吸引流动资本展开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必须努力创造出更多的有利于吸引国际资本的条件。离开了国家的贡献，发展中国家甚至无法在新自由主义的竞赛中胜出。

　　全球化意味着打破一国规制的限制，释放市场力量，在日益加速的资本、技术、观念、商品，甚至劳动力的跨国自由流动中将不同的国家融入全球生产体系。全球化不仅为经济增长带来重大机遇，也大大增加伴随开放市场经济的风险。一方面，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机遇。全球生产体系的出现大大降低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要求。它使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占据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来参与经济增长的过程。外国直接投资的涌入不仅带来资本，也带来技术、管理手段和销售渠道。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将国内经济与国际市场相连，它提高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风险水平。释放市场力量的一个后果是，过去建立的抵御大萧条的制度逐渐被取代，社会福利项目也大幅度缩水。个人在市场上面对更为激烈的竞争，人们从政府那里得到的保护也大大减少。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在各国经济开放之后，一国的经济危机会很轻易地影响他国。在自由化、私有化、去规制化过程中，个人和单个公司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并且不断增加的风险。只有国家才能将风险按现代技术和全球生产体系要求的程度加以消化并将其社会化(Weiss，1998，p.6)。无论是在抓住机遇还是在管理风险这两个方面，国家构建对一个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表现都至关重要。

　　党国体制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策略

　　国家构建的观点并不是决定论的。它建立在“全球化带来了一个新环境，面对这个新环境政治行动主体必然有所回应”这一假设上。然而，它们是否有所回应以及其如何回应都取决于国内的政治结构和制度，因为“民族国家依然是政治争执的中心场所”(Kahler&Lake，2003，p.436)。当我们说一个国家对全球化的挑战可能进行战略应对时，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国家都会应对，或者所有的国家都会以同样的策略应对到同等的程度，更不意味着它们回应挑战后都会取得相同的经济表现上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基本战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中国的魔方国家崛起背后的主要推动力。“一个中心”指的是经济发展，“两个基本点”指的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其中四项基本原则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面对新自由主义兴起以及第三波民主化的挑战，党国体制应对战略的核心就是拥抱前者而拒绝后者。为了以经济表现来重建其执政合法性，党国体制愿意大规模地改革其国内经济制度并向国际市场敞开大门。与此同时，它坚决拒绝西方式的民主化这一选项。

　　这种战略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首先，中国拥抱全球化并不是受单纯的经济意识形态驱动，而是受党国体制的生存这样一种政治目标的驱动。因此，中国经济里的国家从未完全放权给市场。其次，各种政见不同的力量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共存于党内。“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策略看起来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它既鼓励改革派打破正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又同时为保守派提供反击的武器。然而事实却是，正是由于拥有如此不同的政治力量，才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在面对全球化挑战时可以得心应手地运用不同的策略。最后，中国的党国体制做出的唯一坚定的抉择就是避免走上西方式的民主化道路。除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战略都是未经预先计划的；毋宁说它是以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在演化，经常被特定的挑战或者危机推着走。危机越大，它所表现出的调试就越多样化。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研究的“全球化和国家构建之间关系”的案例中，中国的个案是非常独特的。在其他的案例中，国家往往是消极、被动的，经常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世界上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危机中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世界银行的救助时都必须接受“华盛顿共识”影响的政策范式这样一种附加条件。这种政策范式要求国家取消对经济的干预并放权于市场。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更是选择了一个改革的一揽子计划，在市场化和私有化的同时民主化。其结果是，随着旧有的国家干预撤出了市场，国家再也没有在经济领域发挥积极作用。与此相反，中国的党国体制却扮演了一个双重角色：它既是全球化的推动者，又是制衡市场力量的砝码。魔方国家的六个貌似相互矛盾的侧面反映了中国的党国扮演的复杂角色。

　　魔方国家的崛起

　　下面我们将讨论中国党国体制的六个维度。在讨论每一个维度时，笔者会首先介绍一下该维度的理想类型，然后探讨党国体制是如何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原则的影响下发展出这一维度的以及这个理想类型在中国个案中的变异，最后讨论我们的核心议题，即它对政治体制的生存和变迁的影响。

　　威权主义国家

　　与社会上的一般看法相反，中国的威权主义国家并不是一个僵化的、一成不变的实体，而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在改革开放时代国家构建的结果。为了了解中国威权主义国家的意义，我们需要把它和它的前身，即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才消失的全能主义国家作番比较。

　　根据正统定义，全能主义国家的原动力来自于“全能主义对不断煽动、满腔热忱、万众一心和执行对抗性的外交政策姿态去对抗外部敌人的需求”(Sondrol，1991，p.602)。全能主义国家在本质上是纯政治性的，因为它“以为乌托邦的未来进行意识形态化的奉献代替单纯的物质需要”(Sondrol，1991，p.603)。全能主义国家把触角伸到了人民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它侵入了文化、宗教信仰、家庭生活和邻里关系等传统的私人领域。它甚至还影响到人们如何度过闲暇时光和选择职业。这个国家对每一位居民和职员都建有独立的档案。全能主义国家并不听命于任何稳定的法制。其宪法配制定得十分宽泛，从而允许政府可以任意行事(Kornai，1992)。

　　相比之下，威权主义国家放弃了进行一种总动员和通过群众运动来改造社会的想法。它不再企图渗透和改变人民的思想及价值观。威权主义国家仅限于政治控制。威权主义国家允许一定数量的象征性的反对派以及“有限的多元主义”存在，而不是逼迫人们献身，做出牺牲(Sondrol，1991，p.603)。从这层意义上来看，威权主义国家与全能主义国家相比有它的进步意义。只有明白了这一点，人们才会理解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没有让共产党失去中国人民的政治支持。

　　中国这种转型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于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个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将其政策范式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发展。在过去，党国体制的合法性主要基于毛泽东个人的超凡魅力和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但是自从1978年以来，党国体制决定把自身的合法性的基础转向经济表现。在1978年秋天至1979年春天这段时间，邓小平为中国共产党设计了后来被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大战略。在这个战略的指引下，党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为了释放市场力量，它放松了自己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从这层意义上而言，采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直接引发了中国的党国体制由全能主义向威权主义的转变。

　　与其他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相比，中国的威权主义国家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对经济的重视。现存的文献认为，第三波民主化发生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在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南欧以及拉丁美洲的威权主义国家无法继续依赖经济表现去维持其合法性(Huntington，1991)。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在70年代后期由全能主义国家向威权主义国家的转变是受这样一种信念的驱动，即过去中国共产党一直受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从来未把发展经济当作一个真正的重要课题。一旦党国体制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发展上，那么中国强大的国家能力将能够使它们在经济发展上比其资本主义对手们表现得更加出色。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这个威权主义国家下决心接受过去一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原则的“市场力量”。

　　由全能主义向威权主义的转变以及把重心放在经济发展上帮助了党国体制在全球化的新环境中生存下来。从70年代末开始，中国面临了两次第三波民主化带来的挑战：第一次是发生在1978-1979年期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而第二次则是在“柏林墙倒塌”前夕发生在1989年的以“天安门事件”为标志的民主化运动。党国体制对这两次挑战都采取了强硬的立场。如果没有对经济和社会放松管制以及对经济增长的关注，这些强硬立场可能会激起中国人从毛泽东时代起就被高度动员起来的政治热情，这种热情可能带来大规模的政治冲突，从而影响经济发展。

　　因此，中国的威权主义国家并不是墨守成规的静态实体，相反地，它显示出了强大的调适能力。面对新兴的中产阶级，党国体制正尝试通过吸纳精英入党的方式来巩固它的权力基础。

　　新自由主义国家

　　新自由主义国家视不同部门、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为推动经济增长为最重要的因素，并强调“阻碍自由流动的一切，诸如关税、惩罚性税收、计划以及环境管制，或是其他的区位障碍等等，都必须被除掉”(Harvey，2005，p.66)。在自由主义国家，私人产权的转让被认为是对其进行保护以免遭遇到公地悲剧(tragedyofthecommons)的最佳方式。新自由主义国家强调“每个个体都应对他或她自己的行动以及福祉承担责任并且要被问责”。这种原则扩展到福利、教育、保健甚至退休金问题的处理上……个人的成功或失败被解读为是企业家美德或个人失败，而不能归咎于任何体制”(Harvey，2005，p.65)。在一个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政策范式中，自由化、私有化以及去规制化是普遍的组成要素。

　　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横扫世界的新自由主义通常被认为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产物。而事实上，中国对当代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影响绝不亚于西方。在今天中国国内的政治话语中，新自由主义仍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概念，因为它有一个较强的资本主义精神污染的内涵。然而，在新自由主义当代发展的里程碑上，最早的一项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事实上的领导下在1978年底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开始改革开放，这大大早于新自由主义发展的其他里程碑，如撒切尔夫人于1979年5月当选为英国首相、保罗·沃克尔在1979年7月当选为美联储主席、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当选为美国总统以及他们随后推出的政策创新(Harvey，2005)。

　　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党国“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大战略直接有关。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相信计划经济糟糕的表现既是由于旨在限制市场力量的国家规制又是由于为保护社会发展出来的各种制度性安排的无效率。为了推动经济发展以增强其合法性，党国体制完全拥抱了市场导向的意识形态。在后“文化大革命”时代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新自由主义成为威权主义国家在促进经济增长、增强其合法性以及维持其政治支配地位时的一个政治盟友和有用的政策工具。由于党国在改革以前不得不承担向社会提供这些服务的责任，新自由主义关于市场原则的主张说到了它的心坎里。

　　中国新自由主义国家的独有特征是其与威权主义国家的关系。当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始拥抱华盛顿共识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时，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已经加入了第三波民主化。其结果是民主政治中的国内阻力通常变成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政治障碍。在中国的威权主义国家却往往能够利用其政治权力来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同时，中国的威权主义国家从来未允许新自由主义完全顺其自然地发展，因为毕竟后者只是它的一个政治工具而已。

　　新自由主义国家对中国党国体制存亡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政策在中国有效地释放了市场力量。在国内市场上，超过90％的商品价格已经由市场决定而不是由政府决定。在过去的国家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国有企业，如今只占企业总数的20％。中国国内市场对外国产品的开放程度已经远远超过许多东亚邻国。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它贡献了中国贸易总额的大约60％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的35％—40％。就效率和生产力而言，中国已经达到了一个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与前社会主义经济体无法企及的水平。这些成就极其可观地改善了党国体制的经济表现并增强了它的合法性。

　　此外，市场力量的释放同时也使得中国的经济不平等达到了危险的程度。在许多情形下，当代中国与经济不平等相关的问题已经成为了引发社会紧张与政治冲突的根源。由于受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与其他已经加入第三波民主化和实现市场化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党国体制在提供公共物品(publicgoods)和公共服务方面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这些政策为中国的党国体制提出了新的合法性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几年前开始在和谐社会的政策范式下着手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

　　发展主义国家

　　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古典发展主义国家(developmentalstate)是一个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规制型国家(regulatorystate)相对立的模式。规制型国家关注经济竞争的规则而不是竞争的内容。一个产业的兴衰是由市场决定的。与此相反，那些一般出现在工业化后进国家中的发展主义国家直接扮演促进发展的角色。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和优化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发展主义国家的产业政策中占有最优先的地位(Johnson，1982)。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将促进单个企业间公平的市场竞争视为最优先的任务，而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则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来看待经济现象。比起强调消费者利益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表现出对生产的强烈偏好并给予生产者更高的优先地位。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以一种战略观来看经济，它支持有组织的竞争，并反对企业治理中的利润原则(Gao，1997)。

　　中国共产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大战略与其他东亚各发展主义国家的两个显著特征十分吻合：一个是用产业政策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另一个是积极地扩大出口。自从党国体制的工作重心转为促进经济增长后，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政府经常利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出来了各种政策手段来完成这些新任务。为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发展主义国家的各级政府对跨国公司实施了包括减税、低价甚至无偿使用土地等各种激励措施。同时，它们也努力建设基础设施、提高政府服务水平，并确保供给廉价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中央政府还通过其税收、货币、贸易及汇率方面的政策来激励国内企业扩大出口。许多地方政府做得更多，甚至直接帮助地方企业将产品销往国际市场。没有这些源自于发展主义国家模式的帮助与支持，中国是不可能变成世界工厂的。

　　由于党国体制具有新自由主义的一面，中国的发展主义国家模式明显有别于其东亚同类。其他东亚发展主义国家在它们工业化的早期阶段采取保护国内市场的政策，而中国则将国内市场积极向外国资本与外国产品开放。自1993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外国直接投资(FDI)最大的受益国，已经吸引了超过70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今天的中国不仅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出口国，而且还是世界第三大进口国。日本和韩国鼓励国内企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与独立品牌的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而中国更专注在廉价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更愿意在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价值链的低端通过原始设备制造与加工贸易来扩大出口。跨国公司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达60％。在这些方面，中国的发展主义国家模式与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古典东亚发展主义国家模式有着显著的差异。

　　不过，近几年来中国的发展主义国家模式开始靠近古典的东亚模式。中国许多的早期努力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加工贸易方面。从2004年起，中国的发展主义国家模式在人民币升值的国际政治压力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下降的预期下，开始将政策范式转向自主创新。在过去几年中，中国显著地增加了研发方面的投入，并每年资助5000名博士生前往世界一流大学访学以提高人力资本。中国对大型国企的一个主要政策转变是促使它们创造自己的自主品牌。这标志着中国政府开始抛弃早期的致力于创立合资企业，为外国品牌做代工的政策。

　　中国的发展主义国家模式通过全球生产体系及借助外部推动力来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和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它在出口方面的显著增加促进了国内经济增长，这反过来也增强了政权合法性。

　　掠夺型地方政府

　　掠夺型国家(predatorystate)是指国家攫取了大量可用于投资的资源却只提供极少的公共物品；“那些控制着国家机关的人似乎只是在掠夺，他们对公民的福利没有显示出任何比捕食者对猎物的福利更多的关心”(Evans，1989，p.562)。在典型的掠夺型国家中，国家所提供的服务只是那些占据权位的人与其政治支持者之间的交易而已。政府官员以补贴、低息贷款、工作、合同、大坝、用水等形式将资源直接分配给他们的支持者。另外，他们还利用手中的立法权通过实施进口配额、限量的生产许可、禁止新产品引入等约束市场力量的措施来创造出租金。这些官员同时可以为他们自己攫取租金中的一部分(Evans，1989)。其结果是，腐败成为代表一种利用公共权力在本质上满足私人物质欲求与利益的私人行为。

　　在创造租金过程中的共生关系(symbioticrelationship)可以自我强化。那些最初经济实力来自生产活动的支持者很有可能变得越来越依赖于租金，因而也会越来越致力于“租金避风港”(renthaven)的扩张。从这个意义上说，掠夺型国家的出现是政府官员创造租金与寻找租金的结果。所有的政府官员都需要政治支持者，反过来他们也必须为维持政治支持而提供足够的激励措施(Evans，1989；Sondrol，1991)。这样一来，这种强强联合(在政、经、学界之间)的特殊现象就不只是一种像那些从威权国家的角度看问题的分析家认定的吸纳方式。如果我们从掠夺型国家的角度来分析，这种强强联合同样也是那些占据着政府职位并需要政治支持与金钱利益的人与那些控制着商界而需要政府保护并能为保护者提供金钱利益的人之间的一种交易。

　　与本文其他对党国体制的讨论角度不同，掠夺型国家的出现不是一种设计的产物，而是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意外结果。即便如此，它依然与对党国体制的其他分析角度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完成促进经济增长这一中心目标的强大压力下，政府官员的晋升通常与地方经济增长率直接挂钩。公团主义的机制造就了政府官员与商界精英的联系，并创造出许多寻租的机会。在威权主义统治下，权力制衡与言论自由的缺乏导致了腐败的无法控制。而国家依旧对经济有着过多控制的事实也为政治权力获取经济利益打开了方便之门。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带来的强大政治压力常常使得政府对私营公司有利的政策合法化。

　　在地方层面，掠夺型国家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对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时代新环境的调适结果。在威权主义统治下，政治权力可以被用来达到私人目的。“由于缺乏全能国家那种有强大约束力的意识形态与角色，威权统治者在本质上将国家财产视为一个巨大的私人领地”(Sondrol，1991，p.603)。在中国的背景下，掠夺型国家是一个地方性的现象。分权化是掠夺型国家出现的关键因素。此外，在1994年银行业改革之后，地方政府无法再随意获得资本。但他们发现了一棵新的摇钱树，出售用于商业开发的土地。这样一来，土地就成为了当代中国经常发生掠夺行为的领域(Pei，2006)。

　　很显然，由于许多地方政府的掠夺行为经常激起地方民众的集体反抗，并在很多情况下以暴力告终，这些行为已经成为威胁党国体制最严重的不稳定因素。

　　改良社会主义国家

　　改良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经历了一个由“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大战略的内在冲突引起的波折。受两个基本点中改革开放这一项的影响，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实施伴随着一个分权化的过程，其目的在于调动地方精英对改革开放进程的政治支持(Shirk，2007)。结果，中央政府的权力受到了明显削弱。中央政府的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重由1978年的31.2％下降到了1992年的14.7％；如果按照这一速度下降，到2000年将下降到11.3％(Fewsmith，2001)。

　　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党国体制开始认识到国家的汲取能力(extractpower)对政权的存亡至关重要。如果国家变得过于虚弱，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就可能会削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支配地位。有观点认为“一旦中央的‘政治强人’(如邓小平)离世，中国很有可能出现类似铁托死后南斯拉夫发生的情况”(引自Fewsmith，2001，p.135)。在90年代早期，党国认识到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国家的终结。在中国的背景下，“改革并不意味着削弱国家的能力，而市场经济也并不意味着国家干预的消失；现代化也并不需要一个虚弱的中央政府”(胡鞍钢与王绍光，Fewsmith，2001，p.136)。换言之，虽然党国抛弃了计划经济体制。然而，它从来没有试图放弃国有企业，因为国有企业是党国控制其政治生存必需的关键性资源的重要工具。

　　在中国，改良社会主义国家在90年代末对国有企业进行“抓大放小”的改革过程中开始崛起。党国在这次改革中要实现两个目标：一是通过出售大部分中小国有企业来减轻其沉重的财政负担；二是加强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在16个关键行业的地位。这一改革使得党国能够将资源从与旧国有企业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保障机制中转移到生产性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来。这场改革对党国的深远含义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变得愈发明了。在16个关键行业的巨额投资极大地帮助了中国在对流动资本的激烈国际竞争中吸引到新一波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在巨额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支持下成为世界工厂，在16个行业中提供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国有企业变成这个世界工厂的中流砥柱。随着这些外国直接投资的企业帮助中国在加入WTO后实现了每年超过30％的贸易增长以及超过10％的经济增长，这些国有企业也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这些利润在2007年超过了1万亿人民币。

　　在过去的几年中，国有企业的突出表现给国家带来了破纪录的税收。在2005-2007年间，中央政府的税收以每年新增1万亿元的速度在增长。这从根本上增强了党国在处理各类危机方面的财力。仅在2008年，我们就看到大笔的钱花在应对1月的暴风雪、5月的地震、8月的奥运会以及11月金融危机的援救措施上。如果没有牢固控制作为税收基础的战略行业中的国有企业，党国就不可能在应对这类突发型危机时拥有足够的财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改良社会主义国家加强了党国应对危机的能力。

　　此外，这些与基础建设相关行业(如能源业、公用事业、通讯业与运输业)的国有企业保持着垄断或寡头地位。实施对这些国有企业有利的竞争政策通常以牺牲普通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他们不得不承受这些高价的服务。除此以外，这些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雇员之间的收入鸿沟也造成了经济不平等的增长并带来对国家的不满情绪。

　　公团主义国家

　　一种理想类型的公团主义国家(corporatiststate)只承认一个组织作为个人、公司或机构利益的唯一代表，而那些个人、公司或机构构成了那个组织在一个特定部门里的被指定的支持者。这些以部门为单位的协会通常参与决策过程并且以国家的名义帮助实施国家政策。公团主义的机制强调组织化的共识以及合作。无论是出于真诚的共识还是被上层强制的结果，和谐往往是公团主义体制(corporatesystem)的口号。一般而言，处于战争状态或者强调经济快速发展的政权倾向寻求公团主义的机制。这种机制由国家进行指导和推动，并致力于保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状态(Unger&Chan，1995)。例如，30年代和40年代主要工业化国家为总体战争进行的全国总动员导致公团主义机制的大批出现。为了动员处于社会底层的社会阶层在为民族生存而在战争中负起政治责任，他们不得不被平等对待。结果是战争在许多国家中起到了改善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的作用(Yamanouchi，1995)。这就是为什么在现有文献中战争国家总是与福利国家联系在一起。

　　然而，公团主义的机制“无法界定一个政治体制的性质；一个政体(polity)可以包含公团主义的元素而同时还可以是一个独裁的共产党政权，或者是一个威权主义的第三世界政府，或者是一个自由主义的议会制国家”(Unger&Chan，1995，p.31)。在比较政治经济学文献中，美国模式依赖政治生活中导致分裂的竞争和冲突并以多元利益集团的组织形式和自由市场力量为特征，而西欧国家的公团主义通常被描述成是美国模式的对立物。近几十年来，各种各样的公团主义制度性安排既出现在民主政体中，也出现在非民主政体中。公团主义机制对于中国政治越来越大的影响部分是由于党国实施“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战略的结果。这种战略的主要目标是在改革开放的同时维持威权主义的统治。如果不引入公团主义元素，党国将很难实现这个目标。在经济改革之前，中国社会通过强有力的组织工具以及毛泽东个人的社会见解高度组织起来、在政治上被建构在一起。党国能够依靠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去动员社会团体进入政治舞台(politicalarena)并且为执行它的土地改革、集体化以及工商业国有化等政治任务建立一个新的权力基础。

　　尽管党国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开始从全能主义转变成威权主义政权，其表现是党的工作重心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变成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但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上却并没有因此出现相应的变化。然而80年代末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衰落表明，如果没有一个私人退出机制(privateexit)，社会成员不得不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公共舞台上争取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这对于政权的稳定将带来重大的挑战。为了减少潜在风险，党国开始建立一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zheng，2004)。换言之，一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系在改革开放期间出现的一个必然结果。

　　公团主义是这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方面，中国的新兴利益集团要求在国内政治中有能为其利益代言的政治代表。另一方面，党国不会选择西方式民主化这条道路。在这种情况下的公团主义机制就成为一种很好的妥协办法。国家公团主义的概念与民主化相比对党国的利益而言不构成威胁：因为中国的公团组织不是要从国家那里获得独立，相反是要嵌入到国家之中，“在那里他们可以被操纵，他们的领导人可以被取代，他们的财务也会被控制”(Dickson，2003，p.67)。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国家公团主义并不是作为一种国家对经济和社会进一步控制的机制，相反，它已经成为国家通过这种机制逐步放宽对社会控制的一种逆向机制(reversemechanism)。国家公团主义的出现代表着中国党国体制的性质从全能主义转向了威权主义。国家公团主义对于党国体制的影响有好有坏。一般来说，公团主义的机制有利于党国巩固在精英中的权力基础。在过去的20年中，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决策过程开始为多元化的利益主体表达它们的关切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这有助于党国减少政治风险。然而与此同时，这些公团主义的机制也导致了掠夺型国家在地方层面的出现，它制造的紧张和冲突往往会削弱党国的合法性。由于中国的公团主义国家往往维持精英之间的密切联系，具有很强的政治关系的商业精英可以在获取经济利益时向威权政权寻求权力方面的协助。

　　结论

　　魔方国家这一概念对解决中国之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因为它在国家构建过程中发展出的多方面能力，尤其是那些与经济领域有关的能力，帮助中国的党国体制在全球化的挑战下生存了下来。除了在现有文献中受到较多关注的威权主义的、掠夺型的以及公团主义的视角，魔方国家还在对中国党国的概念化中吸收了三个经济视角。这三个视角的每一种都加深了我们对于中国政治经济的理解：新自由主义的视角告诉我们为什么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中一直都比其他前社会主义经济体要有活力；发展主义国家的视角揭示中国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争取外国直接投资以及经济结构升级时的竞争优势来源何在；改良社会主义的视角增加了我们对于为什么中国的党国体制相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多支持其政策目标的资源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经济视角显示，亨廷顿关于第三波民主化前提条件的断言，即威权主义政权无法依靠其经济表现去维持其合法性，在中国从来就不曾存在。在本文开始讨论的貌似冲突的两个形象事实上是互补的，因为党国促进经济增长取得的成功已经直接地增强了其合法性和权力基础。促进经济增长的国家能力以及威权国家韧性之间的强大关联不仅对依赖中产阶级和教育发展水平去预测民主化的结构性的思考方法提出严肃的质疑，也为强调党国政治回应的能动性的思考方法增加了更多的分析要素。

　　魔方国家的经济表现凸现了在全球化过程中国家构建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拥抱新自由主义，党国体制就不会释放市场力量，对外国投资开放中国的国内市场，并领导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把中国变成世界工厂。如果没能构建发展主义国家的成分，党国体制将无法赢得对流动资本的国际竞争，可能被锁定在全球生产链的低端而无法实现积极的产业升级。如果没有建构出改良社会主义的成分，中国很有可能出现国家富裕而党国体制贫穷因而缺少预防危机的资源这样一种状态。中国的个案确认国家干预可以发展出新方向，采取新手段，并且为了新的目标(Levy，2006b)。魔方国家代表了一种与许多国家截然不同的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模式。这样一种国家从来就不视其自身为环境变迁的被动接受者。相反，它在迎接各种各样的挑战时一直都采取先发制人的方式去建构起新的国家能力。这种新发展出来的国家能力已经帮助党国体制不仅避免了西方式的第三波民主化，还使得中国变成了世界上第三大的经济体和贸易国。

　　这个分析也显示，执政党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策略对中国的国家建构努力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看起来自我矛盾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原则不仅使党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充分受益，同时也帮它抵制了随全球化而来有可能削弱自己政治支配性地位的影响。通过把政权的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发展上，党国创造出一种政治环境，使其内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观点可以在共产党党内共存。虽然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仍然是中国政治的动力，但是没有人允许其去中断经济增长进程。这一点，与经常中断经济增长的全能主义阶段有很大的不同。社会上一般认为中国的威权政权是一个拒绝变化的政治僵尸。与这种看法恰恰相反，在中国共产党的大战略下所创建起来的充满弹性的政治结构使得党国能在没有意识形态束缚的情况下借鉴各种国家模式的智慧来发展自身的新能力。

　　仍在进行的全球经济危机对魔方国家的意义何在？中国对于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显示了魔方国家的某些能力在危机时期可以变得非常有用。迅速采取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并且增加银行贷款证明了改良社会主义国家的效率；中国的国有企业对海外能源以及原材料的积极投资以及针对10个主要行业采用的振兴计划显示发展主义国家的强项；对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重大改革和针对城市地区贫困人口的覆盖面很广的救助计划则凸显了党国在实践公团主义方面的实力。当然，对媒体的收紧政策，说明了威权控制的色彩正在变浓。就目前而言，党国的新自由主义侧面在消退，尽管如此，这决不标志着公共政策中市场导向的终结。

　　魔方国家是否代表了一种取代西方式民主化的政治发展的新模式？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最终的裁决。然而我们的确知道，中国目前仍然缺少最近文献中一直在强调的两个向民主和平转型的基本条件——平等和资本自由流动(Boix，2003)(由于西方式的民主意味着由多数人决定国家的税收和财政政策的方向，不平等程度越高，掌握一国经济资源的少数精英们在民主化过程中可能失去的就越多，因此他们就会越坚决地反对民主化。平等化程度越高，精英们可能损失的就越少，就越不会那么反对民主化。同样的道理，一国的资本自由流动程度越高，精英们将财富转移到其他国家时就越容易，他们在民主化过程失去的就越少，因此也就越会较少地反对民主化。因此，当一个非民主国家实现了较高程度的平等和资本自由流动时，该国精英在民主化过程中失去的就越少，他们对民主化的反对就越不强烈，该国就有可能实现向民主的和平转型。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和平民主转型都证明这些道理。反之，关于民主化的要求则很有可能导致流血冲突，因为双方都没有退路)。目前，一方面中国有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其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基尼系数处于世界最高水平。另一方面中国的资本流动仍然受到控制，仍在进行的全球金融危机将进一步拖延中国开放资本账户。缺少这两个条件，中国的精英们不太可能会接受民主化的提议。

　　此外，中国目前也没有通过另外一种途径实现民主化的可能。根据现有文献，当镇压民主化要求的成本和风险变得太高时，威权主义国家的精英们有可能会妥协，以避免一场社会革命(AcemogluandRobinson，2006)。经济危机往往是精英们被迫作出这种选择的关键时刻。目前在中国据估计有2000万民工、1000万城镇居民和100万新毕业的大学生处于失业状态。由于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经济萎缩，中国的进口和出口在2009年1月分别下降了43％和17％。经济危机的迹象变得越来越多。中国日益严重的群体事件也表明，无视群众利益并通过强硬手段贯彻政策要求要付出的政治代价已经变得越来越高，由采取强硬手段失败而导致一场社会革命的风险也已经大大增加。但是，比起其他抗击全球经济衰退的国家面临的困境，中国的党国体制仍然处在一个更好的位置上。

　　由于魔方国家是一个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到目前为止，魔方国家的调适能力一直受全球化趋势的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大战略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全球化过程所带来的机遇会使得中国实现一种快速的经济增长，只要经济增长能维持下去，党国体制就会增强其合法性。然而，如果全球化出现逆转或者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长期化，党国体制是否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做好了迎接未来挑战的准备仍然是一个问号。当经济能维持高速增长时，允许多样化的利益集团共存在党国体制内这样一种政治结构有利于释放出市场的活力并支持中国经济中的企业家精神。但是，当国家需要转向一个全新的方向时，这样一种政治结构可能变成一种重大障碍，因为它削弱了转型时极为需要的领导力。从这层意义而言，一场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仍然有可能造成一种使民主化成为可选项的局面。

　　本文章英文原文出处：TheRubik‘sCubeState：AReconceptualizationofPolitialChangeinContemporaryChina.InLisaKeister，eds.2009.WorkandOrganizationinChinaafterThirtyYearsofTransition：ResearchintheSociologyofWork，Volume19.BringleyU.K.：EmeraldPublishingGroupLimited.pp.403-438.本文初稿译者为推特ID：@jiangge09，kestry，@hsinwang1982，@jayzhu1007、@Freeman7777；初稿的校对为：@Freeman7777，@jiangge09。译者在未经作者许可的条件下将本文翻译成中文并在网上流传。随后，他们把译稿寄给作者。现在的译稿是作者对初译稿进行全面再校对后的定稿。文中个别文字作了调整。本文中文版的发表已获EmeraldPublishingGroupLimited授权。

　　【作者简介】高柏，北京大学学士、硕士，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博士，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