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币的建筑物: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9 23:40:20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几个问题
自上个世纪70年代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以来,政治哲学在西方世界已成为显学;在中国,近年来政治哲学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发展状况因其对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影响,需要我们予以特别的关注。
笔者以为,要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得以健康发展,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政治哲学与其社会生活背景的关系问题。不处理好这一问题,很可能造成一种移植理论与现实的错位。其次是马克思主义有无一种政治哲学,若有,便是复兴的问题,若无,便是创建的问题。再次,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关系,简单对立、全面吸纳,还是批判改造?最后,还有后现代主义问题,即当人们把马克思塑造成一个现代性批判的先行者,甚至后现代主义者之时,就已经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放弃了现实性之维度。
一般而言,政治哲学是对于政治生活的哲学反思。在政治生活发生重大变化时期,这种哲学反思尤为重要。而自20世纪后期以来,无论是国内还是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生活都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这使得政治哲学在国内外都已成为显学。但目下国内政治哲学的研究中,与其他各种流派的政治哲学研究相比,由于种种理论上的和历史上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系列事关当今中国政治生活之根本的问题上却往往缺乏系统而有力的话语。这种情况表明,建构起一种适应现今政治生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确已是当今中国社会政治生的迫切需要。
但如何建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呢?政治哲学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就是一门实践哲学。作为一门实践哲学,政治哲学必须深深地植根于现实的政治生活之中,作为政治生活的反思和政治发展趋势的理论表达。只有这样,政治哲学才能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才能有强大的生命力。从政治哲学的历史上看,并不是任何时代都有对于政治哲学的需求的。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是从近代才兴起的,而这种兴起不言而喻是与市场经济在近代的兴起密切相关的。古代希腊人之所以发展出了最初的政治哲学理论,便是由于希腊社会是一个在相当程度上商业化的社会。而中国之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获得发展的时候兴起政治哲学的研究,也说明了政治哲学与市场经济社会的内在相关性。因此,政治哲学的研究便不能不首先考虑到市场经济以及与之相关的民主政治这个先决条件。但不仅仅如此,政治哲学还必须考虑到不同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现实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关系及其变化。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是我们关注的中心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种政治哲学,甚至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政治哲学,这在西方思想界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由于种种理论上的和历史上的原因,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国家学术界中谈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却似乎是一件很怪异的事情。因此,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首要的一点,便应当是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哲学思想,恢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地位。但只有这一点还远远不够,还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我们说,政治哲学可以一般地理解为对于政治生活的哲学反思。这种反思可以是指向一种理想的社会生活状态的,也可以是指向一种对于现实政治生活的理解的。前者可视为对于人类社会的理想性反思,后者则是一种现实性反思。这是两种十分不同的理论取向。政治哲学史上,这两种理论取向都存在过。就西方政治哲学主流而言,无疑是现实性理论取向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政治生活的反思,以理想社会为目标,则无疑是一种理想性的政治哲学,即对于未来理想社会及其实现方式的一种理论构想。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除了对于现实政治生活的批判之外,便不能有一种建设性的话语。而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一方面,现今中国的现实社会生活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对现实政治生活有一种积极的言说,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却又缺乏一个关于现实维度的政治哲学。因此,我们不能不提出的问题便是:虽然一种现实性维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体系并不存在,但是否存在建立这样一种政治哲学的必要性呢?进而,是否存在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建立这样一种政治哲学的可能性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样一种现实性维度的政治哲学与既有的理想性政治哲学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这是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要解答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哲学思想进行阐释,更需要一种理论上的创新。
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能不考虑到西方政治哲学这一事实性存在。西方政治哲学从柏拉图算起,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这是一份丰富而庞杂的理论遗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当年正是在批判地继承了以往哲学理论精华的基础上创建其理论体系的。今天我们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也必须对这份丰富而庞杂的理论遗产进行批判的继承,与之进行深入的对话。进行这种对话的意义,一方面是能够丰富我们的理论,启发我们的理论思路。例如,柏拉图政治哲学从《理想国》中的理想国家的构想,向后期《法律篇》中现实法治国家构想的转变,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便能够启发我们深入思考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想性与现实性两个维度及其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与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之间的对话,特别是争辩性的对话,能够使我们的理论更为深入、更为完备。
现代性问题是近年来国内理论界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近年来对这一问题也表现了出极大的兴趣。这一研究的一个共同的理论指向便是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一种现代性批判理论。如果将这一理论指向引申到政治哲学,便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就是一种批判的政治哲学,即社会批判理论。但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如何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发展有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言说,便成了问题。我们以为,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一种健康的政治文化的培育,而一种健康的政治文化当然是离不开理论批判的维度的,但就当今现实而言,恐怕更离不开一种建设性的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否只能充当批判的社会角色,是否还能够在建设性方面起到更积极的作用,这也是当今政治哲学研究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正确认识共产主义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是革命烈士夏明翰面对敌人的屠刀而立下的革命誓言。诗中的“主义”就是鼓舞了千千万万革命先烈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共产主义。为什么夏明翰能够大义禀然,慷慨赴死?就是因为他心中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奋斗终身,不惜为之牺牲的坚定信念。他坚信会有更多的“后来人”继承自己的遗志,坚信崇高的理想一定会变成现实。正是这种共产主义的崇高信念,成为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鼓舞着他们前赴后继,一往无前。作为一种理想,一种信念,共产主义的感召里和凝聚力是被历史所确证的。那么,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呢?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和把握它的内涵及精神实质?
马克思、恩格斯毕生从事科学研究和实践活动,旨在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可以说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所以,简单地说,共产主义就是被剥削被奴役的人类历史的终结和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历史开端。“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共产主义就是这样一个阶段:人类获得了彻底解放,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了人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真正把握。
有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虽然美好,但却如水中月、镜中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永远也不可能达到。这种看法的产生是对共产主义片面化理解的结果。其实,只要我们用过程的、全面的、历史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的共产理论,就会发现:共产主义是一个过程,而不是所谓的“终极目标”。有人把共产主义理解成现成的关于美好世界的图景,认为这一图景已又马克思设计好,我们只要等待有人把它变成现实,共产主义就实现了。其实走向共产主义的过程恰恰是人通过自身意识的觉醒、觉悟的提高现实自身完善和丰富性的过程。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被理解到的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它的实现过程同时也是被主体理解到和认识到的过程,因而不能由任何人设定,每一个个体都是在探索和认识的过程中接近它。正因如此,共产主义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也正因此,共产主义才真正体现了“以个人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阶段的本质特征。
共产主义不仅是物质的极大丰富,更重要的在与精神方面的发展。有些人在理解共产主义时,过分地注重了“物质极大丰富”这样的字眼,而忽视了“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的关键所在。生产里的发展,物质的丰富,归根到底不过是“基础”,人要实现全面发展,更主要的是从精神层次来实现。如果人没有提高自身修养的自觉意识,那么即使有大量的自由时间,却不知道该做什么,又谈何发展?劳动怎么可能成为一种需要?也就不可能实现自由自觉的劳动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谈到:“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来说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囿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只具有有限的意义。对于一个忍饥挨饿的人来说并不存在人的事物形式,而只有作为事物的抽象的存在;事物同样也可能具有最粗糙的形式,而且不能说,这种饮食与动物的饮食有什么不同。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另一方面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马克思的这段话说明了物质作为基础固然是重要的,但主体自身的修养如审美的修养,道德的修养等,才是决定人的本质丰富程度及发展程度的关键所在。
共产主义既是一种理想境界,又是一种发展现实。前者就贯穿与后者之中,并通过后者来实现。共产主义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一个个的社会进步所逐渐积累起来的过程。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文化上的没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因此,我们反对把共产主主义抽象化和空想化,不能因为它暂时以至将来很长时间内不能实现就视其为“乌托邦”,也不能因为现实状况与理想化模式的疏离而对现实生活一味批评指责。应该看到,我们现在所做的,正是朝着共产主义这个大方向前进的,只不过我们必须从现实出发,针对现阶段的发展要求,制定出一个个阶段性目标,循序渐进地走向共产主义。这正如登泰山,“岱宗坊起步,齐鲁青未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泰山的美好景致是要登到顶才能看到的。而欲登玉皇顶,必须拾阶而上,循序攀登。从岱宗坊起步,沿着6000多石阶,一级一级向上走,经过红门到达中天门,再艰难跋涉十八盘,跨入南天门,最后才会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我们要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历程,也犹如攀登泰山,通过实现一个个阶段的目标,最后实现自己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正是根据共产主义这一特点,我们党制定了最高纲领与最底纲领。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党的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党既有每个阶段的基本纲领即最底纲领,也有确定长远奋斗目标的最高纲领。我们是最底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实现共产主义是党的最高纲领。同时,在每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党又提出了符合实际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形成阶段性的行动纲领,这就是最底纲领。最高纲领为最底纲领的制定指明前进方向;最底纲领为最高纲领的实现准备必要条件。
实事求是地讲,我们每个人都很难活到共产主义在中国实现的那一天,但我们每个人如果都能实现这一目标努力着、奋斗着、一步一个脚印,先实现进期目标,并不断享受着这些成果与快乐,这种过程不是更丰富与精彩吗?。
“人性善”还是“人性恶”
---人性与人的本质
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主体是人。作为亘古不变的永恒主题,人性及其核心——人的本质是哲学历史观无可回避的重大探讨问题之一,或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古今中外的思想史上,在人的本质属性这一问题上的探讨和争论,充分显示出人类对自身本质的高度关注。“人性论”是旧哲学探索人的共同本质属性的一种学说。在我国古代哲学家中,就有性善说、性恶说、性有善有恶说、性无善无恶说等。其中以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最具代表性。
在战国时期,孟子第一个提出了系统的人性善的理论。性善论是孟子这个学说的理论基础。
在孟子看来,人和禽兽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的照顾要表现是人性和禽兽之性不同,人的生活高于禽兽的生活,因为人有自觉的道德观念,他指出,人的本性和禽兽本来是不同的,但由于有的人不知道保持自己的本心、本性,而把本心放了,善性丢了,结果变得和禽兽差不多了。因此,孟子十分强调“立心”、“养心”、“养性”,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善人、大人。
那么心、性是从哪里来的呢?孟子指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也就是说人要不断地膨胀自己的心,才能认识自己的本性,人的本心、本性都是上天赋予的,人能够认识这些东西是上天给予的,就是侍奉上天了。
孟子认为,人性之所以是善的,是因为人生来就具有天赋的“善端”,具有一种先验的道德观念的萌芽,这是人异于禽兽、高于禽兽的本质特征。孟子是从人见小孩落井而自然产生不忍人之心而推出他的性善论的。不忍人之心就是不忍看见别人痛苦的心或“恻隐之心”。一个小孩行将落井,一个人看见必然立即前去搭救。这个人去救小孩一不是为了讨好小孩的父母,二不是为了使自己的好名声传扬乡里,也不是厌恶孩子的啼哭,而是出于不忍人之心。孟子从这件事上就引出他的善性论,并进而导出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观念的萌芽(四端)如同四肢一样,是人生而应有的,而不是外力加给每个人的。
既然人的本性是善的,那么为什么人们有善恶的不同呢?孟子认为,仁、义、礼、智这“四端”与生俱来,人人相同。有的人能成为善人是由于他努力培养与扩充这些“善端”。他认为圣人就是把这“四端”发展到完全程度的人。人都有“四端”,如果都能扩而充之,就都可以成为圣人。但有的人不去培养和扩充这些“善端”,所以不能成为善人。
孟子一方面把仁、义、礼、智说成人的本性,同时也承认人的感官欲望也属于人的本性。但孟子认为感性欲望是“小体”、“小性”,仁、义、礼、智是“大体”、“大性”,小体要服从大体,小性要服从大性。
孟子的性善论是其仁政学说的思想基础。孟子讲的仁政,就是把仁义等道德原则推广到全体社会成员身上。他说;亲亲是仁,敬长是义,“人人亲其亲,敬其长,而天下平”。每个社会成员都亲亲敬长,自觉遵守封建道德规范,社会就会和谐一致,实现天下太平的局面。
但是,孟子的性善论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错误的理论。这是因为:孟子的性善论是一种先天道德论,把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说成先天就有的。而且其推论方法也是错误的。如果说见孺子入井而生恻隐之心是人生而应有的自救本能的话,而亲亲、敬长、忠君等道德观念则完全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培养起来的,决不是生而应有的。从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推出仁、义、礼、智人皆有之,这在逻辑上是以偏概全、无类演绎的错误;孟子把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观念说成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性,限制了人的全面发展。
孟子的性善论归根到底是为封建专制服务的。
荀子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人定胜天思想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并对后世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影响。荀子在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提出了“性恶论”的人性理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是荀子的“性恶论”开宗明义的宗旨,也是其最终的结论。荀子认为,人之性是好利多欲的,凡是人都是“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也就是说人人都有欲望追求,这是性中自有,无待学而有者,这种物质利欲的追求,就决定了人的性恶。由于后天的礼仪教化,而使人有恶变善,着就是“化性起伪”。(伪,即人为的意思,具有后天教化改造的意义)为了论证“人性恶”,荀子自设问答展开了论证。
首先,人生来好利,有嫉恶,好声色。如果顺从人的这种性情发展,就必然发生争夺,产生各种矛盾,最终造成暴乱,证明人性恶。
其次,人之行善,是师法教化而成,用不着圣王制礼义而理正。事实上,人们都要有圣王法师和礼义教化。
再次,礼义不在人性中,不出自人性,性是不学而能,不事而成。因为君子和小人的性同样都是恶的,君子所以为君子,在于积伪礼义,小人则不知道积伪,礼义之善是人为之伪,君子与小人的差别在于能不能积习礼义,而其性是一样似的。
最后,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禹一样的圣人,然而在事实上却不是人人都能成为圣人。而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自己努力修养的结果。因此。只要努力积习,就可以成为圣人。
在荀子看来,孟子的性善论和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说,是不知性伪之分,是不知人之性,荀子认为,性为恶,通过人为之伪可以为善,这如同木材经过加工可以制成器具一样。“性”和“伪”是不同的,性是天然的禀赋,不待教化而有的;伪是待后天教化而成的。但是“伪”能化“性”。礼义为伪,查以矫正人性之恶,引导人性向善,这个矫正人性之恶而化为善,如同木材不直,经过外力矫枉为直一样。而且礼义不是人的本性所固有的,但却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
综上所述,荀子的性恶论的宗旨是后天的人为之伪,强调社会环境教育对人性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孟子主心,荀子主伪。荀子的性恶论及礼义理论比孟子的性善论有一定进步,但同时也有着严重错误。这是因为:
第一,生而有欲望要求,这此欲望要求是天然的、合理的,它本身根本不是什么恶,它上人类能生存下来以展下去的最根本的、最原始的动力。它们发展下去有可能使人趋向恶,也可能使人趋向善。人的欲望要求使人趋向善还是向恶,那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实现的,是后天影响和教育的结果,而不是人的本性使人趋向恶。
第二,荀子的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一样,归根到底是为君主专制主义作论证的。荀子在对待人性的看法上与孟子截然相反,然而其归宿却完全相同。孟子的性善论实质是主张人天生就是君主专制主义的顺民;而荀子的性恶论则是要人们通过对人性的控制和改造来适应君主专制主义。
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因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
人性相对于人的本质而言,涵义较广,指人的各种属性,人的本质则是人的诸种属性中带有综合性的根本属性。概括地说,人的属性可分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大类。自然本能不是人类独有的,亦不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它正是人类起源于动物的佐证。人身上的自然属性,是深深的打上了社会烙印、经过扬弃和“人化”了自然属性。它恰是人的本质定性、未完成性在后天活动中变化衍生的方向与可能的具体体现:人的饮食,不但能满足生存的需要,还有满足发展和完善的需要,有保持健康、发展体力和智力的需要乃至社会交往的需要;人的性欲满足,大都通过文明方式,合乎法律和道德的准则,两性双方都有选择,现代两性结合,更需以爱情为基础、自主自愿。可见,人的食色之性,包含有丰富的社会内容。人过的是社会生活,在人的自然属性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形成了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人区别于动物、使人成为人的东西不是人的自然属性,而是人的社会属性,如劳动、语言、思维、理性、主体性等,都是人的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属性。作为在实践活动中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各种关系,人的社会属性表现为人类共处关系中的依存性、人际关系中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交往性、社会生活中的道德性和生产活动中懂得合作性。把握人的本质,关键是把握人的社会关系。人的本质是社会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意味着社会关系规定现实的人的本质,人既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又在不断创造完善社会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人的本质是由人自由自觉的活动创造的,人的本质是自然历史的发展与人自觉活动的统一。人的本质的实现过程,也就是人的价值观体现和发挥作用的过程。
不要陶醉在对自然界的胜利当中
——环境、人口、社会协调发展
100多年前,恩格斯就在《自然辨证法》一书中指出,有两种不同的人类改变自然界、支配自然界的观点和生产活动,一种是不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的观点和生产活动,另一种是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的观点和生产活动。
不能够正确认识自然规律的观点,是把人类和自然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这种观点是在古代奴隶制社会崩溃以后在欧洲发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发展的。直到17世纪末,在《圣经》创世纪篇思想的影响下,西方民族还相信,人在世界上享有上帝赋予的至高无上的特权,通过耕作和其他途径改变大地,是人的神圣职责,人类作用于环境引起的一切结果,都是无可非议的。
不能够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的生产活动,是要遭到自然界报复的生产活动。这种生产活动的第一步都能够取得对自然界的胜利,即都确实取得了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出乎预料,常常把第一步结果又取消了。例如,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光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储存水份的地方。还有,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砍光了长在山南坡上的森林做高山牧场,他们也没有预料到,这样竟把他们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推毁了,结果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泄到平原上。
恩格斯据此告诫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那种不能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的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要认真吸取遭到自然界报复的教训;并预言,特别是从19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人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人类和自然界才会协调一致地得到发展。
今天,当人口急剧增长、环境破坏、生态失衡的巨大危机降临到人类头上,可持续发展问题为世界各国所关注时,我们更加感到了恩格斯告诫和预言的深刻意义和高瞻远瞩。
据资料统计表明,全球人口急剧增长的压力越来越大。公元前400年世界人口约1亿,公元元年约为1.7亿,直到公元1650年世界人口始有5亿,1830年达到了10亿。此后人口增长速度加快,1930年达到20亿,1960年达到30亿,1975年达到40亿,1987年达到50亿,1999年达到60亿。每增加10亿人口所用去的时间从前到后分别是:450万年、100年、30年、15年、12年。世界人口增长的速度明显加快,主要发生在18世纪中叶产生革命以后,是工业化的结果。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形成了“婴儿高潮”,使世界人口出现了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急剧增长,人口平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7%~2.1%的水平。
为了解决众多人口的吃饭问题,人类付出了毁林开荒、变牧为农,使森林和草场遭到严重破坏的代价。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资料,19世纪初,世界有耕地4.5亿公顷,到1987年扩大到13.7亿公顷,在1992-1994年间,耕地面积达到14.7公顷,比1982-1984年间增加了2%,而同期森林面积却减少了2.2%。1981-1985年,被砍伐的森林每年达到1139万公顷。毁林开荒、变牧为林,使气候变得干燥恶劣,加剧了土壤退化、沙化。据统计,全球每年有600万公顷土地变成沙漠,另有2400万公顷肥沃土地丧失经济价值。联合国1990年的调研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几乎1/6的植被面积遭受不同程度的土质降级,其中3/4甚至更多是起因于农牧业生产或毁林造田。同时,有大批动植物在森林、草场破坏中死亡,有的已经灭种。
还有,人类向环境排放大量超过环境自净能力的污染物,导致环境退化的事实更是人人有目共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普遍存在着“三废一噪”问题,大量的工业废渣、废液和生活垃圾,或直接污染表土,或流入江河湖海造成污染;大量废气的排放,造成了“温室效应”和“臭氧空洞”,恶化着全球气候。各种环境污染造成了大量鸟类、鱼类、草木等动植物死亡,危害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存。这方面的事例举不胜举。
中国的人口和环境问题更不容乐观。从1950—2000年,全国人口由5.5亿增加到了12.78亿,增长了129.9%,给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压力。虽然近年来计划生育工作卓有成效,但由于人口基数太大,人口问题仍很严重。更荒谬的是,现在社会上的“贵族”阶层显摆自己,不再是比名车,比豪宅,而是比谁家生的孩子多。中国的生态环境破坏由来已久,特别是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展以来,治理不力,新老问题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主要是森林和草原退化严重,水土流失与荒漠化呈不断扩张之势;水质污染和水源短缺严重,而有限水资源的浪费问题又十分突出;大气污染严重,汽车尾气、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的排放逐年增加;还有大量的工业废渣和城市垃圾的任意排放,成为大气、地下地表水的巨大污染源等等。最典型的近年在北方肆虐的“沙尘暴”已直接威胁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去年4月北京有一场沙尘暴,当天“下沙”量有30万吨,每个北京市民当天“收获”40斤沙,可谓“满城尽带黄金甲”。人口与环境已成为制约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为此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国家制定了一套总体规划配套的法律、法则、制度、政策等等,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改革管理制度,建立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综合管理决策机制和政府协调机构,把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作为一个基本原则,落实科学发展观,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禄水青山。
二是稳定现行生育政策,维持低生育水平。重点做好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
三是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研制自然资源补偿收费和环境税收政策,按照“谁污染谁治理”、“谁污染谁付费”、谁治理谁收费“的原则,明确责任。
四是推广清洁技术和清洁生产,发展环保产业与循环经济。这方面潜力很大,应积极倡导。
五是将可持续发展法制化,实行强化管理监督。
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的发展战略,要有效地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协调全球的发展与环境的关系,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现代生态环境问题已超越区域界限、国家界限而成为全球化的问题,各种生态危机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地球是人类唯一的家园,其发展方向与命运,与人类每个成员、每个区域、每个国家休戚相关,维系着全人类的共同未来。全世界克持续发展的实现,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共同责任。全人类自觉维持生态平衡,爱护万物滋生的环境,做到人类与自然界协同发展,世界的生态环境问题才有希望得到解决,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变成现实。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的威力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列宁、毛泽东都非常重视科技的重要作用。列宁曾经要求党员干部“应该学会尊重科学”,并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全国电气化”的口号。毛泽东曾经号召人们要“向自然开战”、“向科学进军”,他把改良农具运动称为“技术革命的萌芽”,并称赞它“是个伟大的革命”。但是,对科学技术的革命性作用以及它给社会主义带来的严峻挑战作出敏锐反应的是邓小平。他认识到,“科学技术作用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不搞科研,我们就根本不可能有现代化。”“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并言简意赅地高度概括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这一论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其中对精神和物质、精神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力的哲学基本问题赋予了全新的内涵。
近数十年以来,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知识经济时代初见端倪,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科技上进而在军事和经济上的优势地位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未来世界各国的竞争,将越来越首先表现为科技势力的竞争。我们要在本世纪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大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科学技术被亿万人民所掌握,就能更好地成为利用和开发自然、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巨大力量。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地认识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第一,科学进步决定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目前,要改变我国市场经济体系不完善的状况,加速市场经济体系的培育和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科学技术的进步,引起了产业革命和劳动方式的变革,加速了产品的更新换代,引起了市场的商品结构的巨大变化;同时,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从体力型为主转向智力型为主,科技教育和科技人才成为市场竞争的关键因素。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了许多新技术、新方法,改变着资金市场和信息市场的面貌。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这些新变化,必须依靠先进的科技手段和方法,研究预测认识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达到经济运行的优化效果,形成科技进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互利互助良性循环。比如,近期讨论的大城市居民在银行办理货币业务排长队的问题,银行给出很多解决方案。增开窗口、增开网点、增加人手,这些也都是解决问题的手段,但根本途径我认为还应当是提高工作效率。而这需要科技水平进一步提高,比如让自动提款机更“自动化”功能更多,使银行信用系统进一步升级换代等等。
第二,科技进步决定着综合国力的提高。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竞争。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与本国技术水平的提高成正比,经济部门中的科技含量越高,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越强,就越有竞争力。在工业发达国家,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突出,科技进步的程度是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主要因素和标志。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民经济发展中,始终注要把先进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大量采用先进科技成呆武装各经济部门和生产单位,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经济实力极大增强,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中国要发展,也要采取用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策略,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国民生产总值,起出一条经济腾飞的科技强国之路。
第三,科技进步影响着世界格局的演变,首先,从世界的经济格局上看,具有科技优势的国家,同时就是具有经济实力的国家,而科技落后的国,同时就是经济实力弱的国家。在科学技术竞争中,国家经济实力随着科技进步的快慢面升降,由此必然会引起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其次,从世界的政治格局上看,国际政治格局是以经济实力的对比为基础面形成的政治结构状态,科技以展的不平衡影响着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的消长变化,即决定着政治格局的变化。再次,科技进步对大规模战争有重要的遏制作用,既然是科技实力决定着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因而在某种意义上科技竞争使武力战争手段成为了落后的或过时的解决政治、经济问题的手段。
第四,科技进步决定着生间、产力社会形态的转变。人们预料,科技进步将导致人类社会向未来的信息社会和智能社会转变。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是高科技的两大核心技术,科技的迅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信息技术的革命,这将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即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转变的革命。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将使世界成为网络化的“地球村”,届时,人类的活动范围人仅仅是在“地球村”里,还要直向太空。
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发展有巨大推动作用,也有不容忽视的负面作用,产生了科技伦理问题。
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控制自然和人自身的能力。但是,科学技术在运用于社会时遇到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工业的发展带来水体和空气的污染,大规模的开垦和过度放牧造成森林与草原的生态破坏。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涉及人自身尊严、健康、遗传以及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伦理问题。比如,基因工程可能导致基因歧视,网络技术涉及国家安全、企业经营秘密以及个人隐私权的危险,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和基因治疗、克隆技术的适用范围等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有的国家利用高技术成果提高自己的军事实力,在世界或地区范围内谋取霸权,干涉他国内政。因特网可以迅速、广泛地传播大量有用的信自己是被歪曲的?科学技术本身难以做到这一点。在21世纪,科技伦理问题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衽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21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重大问题。
小岗村的“包产到户”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辨证关系
1978年以前,我国农村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下,大家都吃“大锅饭”,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结果弄得广大农民“家无隔夜粮,人无三毛钱”,有的地区例如安徽省凤阳县的许多农民甚至开始过上了逃荒要饭的痛苦生活。凤阳当时的县委书记吴庭美回忆说:“从1956年到1978年,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农业县,一百万亩土地,几十万劳力,卖给国家粮食9亿6000万斤,但是吃了国家的回销粮食13亿4000万斤。就是这一百多万亩土地,几十万劳力,22年没给国家贡献一斤粮食,倒吃国家4亿斤粮食”象凤阳这样的贫困县,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少见。
穷则思变,1978年深秋,几乎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同时,凤阳县的小岗村里,严俊昌、严宏昌和严立学领头召集18户农民,偷偷地开了一个“秘密会议”。“秘密会议”决定改变以往的生产方式,冒风险悄悄地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就是把农田、农具等由集体掌管的生产资料分给各农户,由各农户自己规划生产活动,村里规定一定的年终上缴产量,多余的粮食归自己,使责任落实到户。显然,这样做涉及到了生产关系调整的十分敏感问题。
当时,小岗村有20户人家,115人,其中两户是单身汉18户在家。由于“包产到户”那时被看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复辟倒退,所以小岗村的18户村民考虑,如果将“包产到户”公开干起来,肯定干不成,弄不好还要犯法坐牢。那个年月,人们的思想还被“一大二公”、“割私有制的尾巴”等一套极左的东西束缚着,大伙谈“包”色变,惟恐引火烧身。因此,18户村民订下契约,谁也不准把这件事说出去,要保住秘密,瞒上不瞒下。同时还安排好了后事,如果秘密暴露,上面来追查,就由几个领头的出面担责任;如果他们坐牢,家属就由其余人帮助照顾。那情那景,颇有一番“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味道。
“秘密会议”后,小岗村18户农民就开始不声不响地搞起了“包产到户”。第二年,难忘的1979年,这里的农民欢天喜地迎来了从未有过的大丰收。那一年,小岗村把他们的粮食产量有原来的3万斤,一下子提高到12万斤。那一年小岗人第一次向国家缴了公粮,家家户户的囤也装满了粮食。这一下子不仅小岗村激动了,整个凤阳县、安徽省也沸腾了。后来。“包产到户”虽然也遇到了不少的波折,但是得到邓小平同志的大力表彰与支持,不断完善与发展了起来。“包产到户”使小岗人扬眉吐气,摆脱了贫困,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真正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正是由于小岗村人的“创举”,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五年发出了五个指导农村改革的一号文件。在1984年实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体制被彻底废除,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统分结合的农业经济新体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形成。温饱,这个长期困扰农民的社会难题,经过短短几年的改革,就得到了初步解决,其中,小岗村人功不可没。小岗村人“包产到户”的创举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实施所获得的巨大成果,生动地体现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是生产力作用用于生产关系,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发展;另一方面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的性质,取决于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如果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能够促进其发展,反之,就会阻碍其发展。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决定社会根本性质的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另一种是决定社会发展阶段性的经济体制的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前者事关社会革命,后者则事关社会改革。无论是社会革命还是社会改革,首先都既是生产力作用于生产关系的过程,又是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过程。
因此,就如毛主席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否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洗澡水脏了,不能把盆中的小孩也到掉
—————否定之否定规律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指出:“否定之否定是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起作用的,重要的自然、历史和思维的发展规律。”同时,恩格斯列举了植物界、动物界、地质学、数学、历史、哲学等大量事例来说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客观普遍性。其中,恩格斯特别以大麦的生长过程为例,通俗地说明了大麦的生长一定要经过麦粒—植株—结实的否定之否定过程。恩格斯的科学论断遭遇到当时俄国资产阶级学者米海洛夫斯基的无理非难。米海洛夫斯基(1862—1904年),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代表人物,受孔德实证论和康德不可知论的影响,宣扬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主张,攻击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事物的过程本可以划分为许多阶段,强行划分为三段是武断的。他说,从麦粒—植株—花—麦粒,至少是四个阶段,为什么非说成三个阶段呢?撇开其资产阶级学者的阶级立场、唯心主义观点之外,米海洛夫斯基他们错误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不懂得否定之否定规律所说的事物发展必然经过的三个环节,即两度否定,三个阶段,只是指出任何事物发展过程都要经历一个从矛盾的潜在阶段到矛盾的展开阶段,再到矛盾的解决这样三个环节形成的一个完整过程。否定之否定规律所揭示的内容从千差万别的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共性,它与千差万别具体事物的具体发展过程中的标志各种质态、特点的自然阶段是不同的两回事。例如,恩格斯考察大麦生长过程经历了麦粒—植株—麦粒三个环节,这只是从规律性的层次上揭示了大麦的生长要经历麦粒(矛盾的潜在状态)—植株(生长,即矛盾的展开状态)—结实(矛盾的解决)这一否定之否定过程。恩格斯所举的例子并不否认大麦从麦粒到结实这一生长过程,可以根据其自然性状划分为多个自然阶段。如果从大麦生长的自然状态上看,还远远不止米海洛夫斯基所说的麦粒—植株—花—结实这四个自然生长阶段,甚至可以区分出麦粒—出芽—麦苗—麦秆—扬花—灌浆—结实等七、八个自然阶段之多。但是,这根本不能否认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客观性,因为从出芽到灌浆中间的各个阶段,作为麦粒内在矛盾的展开阶段,本质上都是属于从麦种到结实的否定性的中介环节,从而其质又是同一的。而麦粒与所结出的果实从形式上看似一样,但以果实形式形成的麦粒则进入了一个更高级阶段。事物就是这样由低到高,曲折反复向前发展的。这因为花作为植物的器官是和植物一起构成,对麦粒的否定性环节,普列汉诺夫才机智地讽刺米海洛夫斯基,花是植物的器官,而作为植物的器官很少否定植物,正如米海洛夫斯基的头很少否定米海洛夫斯基一样。
其实,我们在考研过程中常见到一些人在工作多年以后又返回头来学习考研,也是这个道理。社会的快速发展,知识的不断更新要求新世纪人才欲想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占有优势,就必须不断地充实自己,掌握更多技能知识,学习—工作—学习,这是人生成长的必然轨迹,前后两次学习形成一致,但后一次显然比前一次级别更高,程度更深,考研正是我们实现更高层次学习的重要途径。在我读硕士的时候,我所在的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还曾出现过父女同读我系研究生的奇闻。父亲是一位来自四川某校的老师,四十多岁了,他能经过严酷的考研磨炼,与女儿携手并进,考试成功。我们都为这父女俩报以佩服的目光。
否定之否定规律所以能够成为整个世界的普遍性法则,其根源首先在于任何事物内部,都内在地包含着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唯物辩证法说的肯定,其本质含义是指事物保持自身的倾向;否定则是指事物自身促使其灭亡的倾向。肯定和否定作为对立的统一,各以对方为自己存在的条件。对此,黑格尔有一段形象的说明:“譬如说,财产与债务并不是特殊的独立自存的两种财产。只不过是在负债者为否定的财产,在债权者即为肯定的财产。同样的关系,又如一条往东的路同时即是同一条往西的路。”斯宾诺莎曾提出“一切规定都是否定”的论断。他说:“说任何一物是有限的,其实就是部分地否定它的某种性质和存在”。所谓“有限”,是指事物具有一定的规定性,具有某种性质和形状: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它不具有任何别的性质和形状,它要受到一定的限制。某一事物是有限的,具有一定的规定性,这是肯定:同时它不具有别的性质和形状,这是否定:所以,“规定就是否定”否定相对于肯定来说,具有更高、更为丰富的含义,深入地理解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内容和职能,必须对辩证的否定观作全面的把握。十月革命以后,俄国曾经出现过一个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派。他们宣称,无产阶级应当创造出与以往文化毫无共同之点的自己更高类型的文化,要抛弃全部的“过去”。扬言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科学技术以“革命的摧毁”,建立所谓无产阶级的几何学、数学、天文学。他们的诗人写道:为了我们的明天——我们将拉斐尔火葬,我们要把博物馆破坏,将艺术的花朵摧残。他们断言,革命前保留下来的铁路是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利用这样的铁路是不体面的事,需要把它挖掉,建筑新的无产阶级的铁路。面对这些貌似革命、左得出奇的叫嚣,列宁称之为“昏话”。斯大林对这些人嘲笑说,他们由此获得了一个外号,叫“穴居野人”。在我们过的“文化大革命”中,也一度出现借口“革命大批判”,把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把世界的优秀文化遗产,一律冠之以封、资、修的罪名,一概抹煞。这样做的结果是单纯的形而上学的否定,外国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被抛弃了,“孔子被打,康德被毁掉”。这样建立起来的文化是专制的文化、粗暴的文化。其教训是深刻的。
在唯物辩证法看来,辩证的否定首先是事物自身的一种否定。它不同于把一只昆虫踩死,把一粒麦磨碎,或者写一个“A”,然后又把它涂掉等等,这些否定是外在性的,形而上学的否定。正如恩格斯所说:“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辩证的否定不是从事物外部任意强加给事物的,而是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事物正是通过自我否定而实现“自己运动”的。例如,死亡对生命的否定。即是说,死亡并不是完全独立于生命之外而对生命进行否定的,相反,死亡就包含在生命之中,是生命的自我否定。实际上,任何一种生命活动的存在,都是以自身构成要素的不断死亡即新陈代谢活动为条件的。其次,辩证的否定又是发展的环节,马克思认为,“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在辩证法看来,世界永远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任何东西都不是绝对的、永恒的,它迟早要被否定。世界上已经发生的一切永无止境的发展变化过程,其实质就是不断发生的辩证否定的过程。所以,列宁把否定看做辩证法中最重要的因素。辩证的否定又是联系的环节。新旧事物是通过否定环节联系起来的。新事物产生于旧事物,是以吸取和改造旧事物中的积极因素作为自身发展的基础。因此,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否定,是有所保留的否定,从而把自己与先前的旧事物联结起来。氧化说对燃素说的否定,是近代化学理论发展中的一个典型例证。恩格斯指出,“在化学中,燃素说经过百年的实验工作提供了这样一些材料,借助于这些材料,拉瓦锡才能在普利斯特列指出的氧中发现了幻想的燃素的真实对立物,因而推断了全部燃素说。但是燃素说者的实验结果并不因此而完全被排除。相反地,这些实验结果仍然存在,只是它们的公式被倒过来了,从燃素说的语言翻译成了现今通用的化学的语言,因此,他们还是保持着自己的有效性”。集发展性和联系性于一身的辩证否定也就是“扬弃”。黑格尔说,我们必须记取德文中aufbeben(扬弃)一字的双层意义,扬弃一词,即意谓保存、保持,有意谓取消舍弃。即扬弃既有克服,又有保留。它超出了单纯理智的非此即彼的抽象方式。辩证的否定观同形而上学否定观的对立之一,即是表现为是否承认扬弃的问题上。形而上学者孤立地、绝对地看待肯定和否定,不承认任何联系。哲学史上最突出的例子之一就是费尔巴哈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态度。他只看到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的荒唐,却看不到辩证法的合理内核,简单地把他们一并抛弃。这如同看到洗澡水脏了,就把它连同盆中的小孩一起倒掉一样。恩格斯就此批评费尔巴哈:“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伟大的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清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
辩证的否定就其完整性来说,不但是对肯定的否定,更重要的是对否定的否定即否定之否定。辩证的否定知识到了否定之否定的阶段,才能展现出它的全部内涵来。如果对否定的理解,仅仅限于变革肯定性的事物,使一物变为他物,就不可能正确理解事物辩证发展的完整过程,就会把发展仅仅看做一系列否定的无限过程,也就看不到一事物究竟如何自己发展自己,如何自己完善自己的辩证运动过程。否定之否定的三个环节表明,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必定要经历三个阶段两度否定实现的,并呈现出周期性的特点和丰富的内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实质在于揭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经历一个从矛盾潜在到矛盾展开再到解决的过程。这一过程显示,客观事物发展的道路和方向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表现为螺旋式的上升和波浪式的前进过程。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1892年,一个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初访恩格斯,他心情激动,难以抑制的感情涌了上来,对恩格斯百般称颂:“您是国际社会主义的领袖。看见您就像见到马克思还活者,啊,你是马克思的化身!”
恩格斯莞尔一笑,一个手势打断了他的话。说道:“噢…噢…噢…噢…年轻的同志!……够了!在我们社会主义者之间,干吗这样互相恭维?不能更热切些吗?”
1894年5月,普列汉诺夫首先给恩格斯写了信,信中称他为“导师”。5月21日,恩格斯复信,第一句话就是:“首先请你不要称我为‘导师’,我的名字叫恩格斯。”
反对个人崇拜,尊重人民群众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共同具有的品格。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基本的群众观点。在中国共产党内,“彭德怀同志改诗”也曾被传为佳话。彭德怀元帅战功卓著,声名远播,但从不居功自傲。他一生光明磊落,胸襟宽广,对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说话办事处处自觉地以人民群众为重。1958年“八一”建军节,彭德怀偶然在一家部队报纸上,看到了登载的毛泽东过去写给他的一首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彭德怀看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这首诗是毛主席在30年代一方面军到达陕甘宁边区后写的。当时陕北的马家骑兵趁我军刚立足未稳,,大举进犯企图消灭我军。当时任前敌总指挥的彭德怀,马上给毛主席拟发了一份电报,建议给马家骑兵一个沉重的打击,狠狠教训他们一下,以巩固陕北根据地。电文中讲到陕甘地形时,有“山高路远沟深”字句。电报发出后,彭德怀就去看地形,准备具体部署部队作战。回来时,他看到桌子上放者的毛主席同意打仗的回电,以及电文中的这首诗。诗的第一句,恰好是给毛主席去电中关于陕甘地形的字句,但其中的“沟深”,被毛主席改成了“坑深”。彭德怀说,由于当时情况紧急,也顾不上同毛主席商榷关于诗的事。后来有一次见到毛主席,曾当面对毛主席讲过,要求把后面的一句“惟我彭大将军”改成“惟我英勇红军”。他认真解释说,仗是战士们打的,指挥也不是我一个人。毛主席当时笑了笑,还表扬彭德怀谦虚呢!不知怎么回事,20多年过去了,报纸还是又将毛主席的这首诗原样照登出来了。彭德怀看着诗,心里很不安。他想起了牺牲的烈士们,没有他们,哪有我彭德怀的今天?他也想起了千千万万支持和拥护革命战争的老百姓,没有他们,哪有我们党和军队的今天?想到这里,彭德怀在大家面前,神情庄重地拿起笔,把最末一句诗改成“惟我英勇红军!”毛主席写诗赞扬彭德怀,彭德怀改诗歌颂红军,充分体现出在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著的领导功绩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
关于谁是历史的创造者的问题,唯心史观同唯物史观的观点根本对立。唯心史观奉行的是夸大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贬低和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伟大作用的英雄史观。19世纪末。德国的唯意志主义哲学家,极端的种族主义者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先驱尼采是一个典型的英雄史观者,他鼓吹的是一种臭名昭著的“权立意识”理论和“超人”理论。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他认为,每个个人的活动,都是受权利意志支配的无一例外。而每个人所据有的权力意志又是不等同的,强者、上等人、贵族老爷们头脑里的权力意志生来质优量大,弱者、下等人、奴隶等级的人头脑里的权力意志生来质劣量小。他认为,前者创造了“主要道德”,是承认生来具有的的自然尊贵,并通过这种承认而变成尊贵,起行为和思想特征是献身、忠诚、尊严;后者产生的是“奴隶道德”,是有关功利、便宜、欲念的道德,其特征是无力的怜悯和对自由的本能渴望。前者是高尚的、忠诚的人;后者是愚蠢的“贱氓”,是只知道从垃圾堆拾取蝇头小利的“最佳食肉兽”。他认为,强者、上等人、贵族是天才。是“超人”,只有这些人“才能对人类的发展作出正面的贡献”,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由天才和超人创造的,“无天才即无历史”。他还鼓吹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把人类历史描绘为强者和弱者两个种族的永恒斗争。他预言形成统治欧洲的新种族等级,即国际性的统治种族不可避免地要建立“欧洲合众国”。他宣扬为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而进行大战的必要性,鼓吹欢迎欧洲各国的军国主义化,并把军国主义看做复兴人类的手段。可见他的“权力意志”理论和“超人”理论,这是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后来事实也证明,尼采的理论确实是希特勒法西斯的理论基础,给欧洲给世界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所以人民群众就是指一切创造世界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人。人民群众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个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毛泽东的这些话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社会发展史同时就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即作为生产过程的基本力量、生产社会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劳动群众的历史。社会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等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没有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社会就不能生存,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第二,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劳动是整个人类文化的基石和源泉,例如,马克思指出,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毛泽东同志讲过,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他又概括地指出,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即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
第三,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没有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是不可能推翻旧制度的,人民群众的同情、支持和参与是赢得革命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人民群众又是新的社会制度和秩序的积极创造者,劳动人民的巨大毅力和自我牺牲精神决定着整个运动的结局。尤其是无产阶级广大人民群众,担负着推翻剥削制度、消灭阶级、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历史使命。
历史唯物主义肯定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同时也承认杰出人物英雄人物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
杰出人物英雄人物是人民群众群体中的卓越成员,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同承认杰出人物的重大历史使用是一致的,并非是对立的。列宁指出:“群众是划为阶级的;在多数情况下,阶级通常是有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所以,杰出人物是人民群众的代表人物,不能将其排除在人民群众之外,群众划分为阶级,阶级由政党和领袖来领导,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不然包含着杰出人物的重大历史作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能取得统治地位,就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因此,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也就是时势造英雄。
杰出人物发挥自己的重大历史作用,不能脱离实际,也不能脱离群众。人们不是凭幻想随心所欲地来创造历史的,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们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具备的一定的现成社会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能有价值。如果他们不认识这些条件,而只想凭自己的幻想去改变这些条件,那么他们就会陷于唐·吉诃德式的到处碰壁、一事无成的境地。杰出人物密切联系群众,获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有力量,斯大林结合希腊神话故事,对此有过精彩的论述。他曾说,在古希腊人的神话中,有一个著名的英雄叫安泰,他是海神波赛东和地神盖伊的儿子,他对这位生育、抚养和教导他成人的母亲是非常依恋的。没有哪一个英雄能同这个安泰抗衡,他是大家公认的无敌英雄。他的力量就在于,每当他同敌人决斗而遇到困难时,便往地上一靠,就是说往生育和抚养他的母亲身上一靠,就取得了无穷的力量。可是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害怕别人用什么办法使他离开地面。后来一个敌人利用了他的这个弱点,战胜了他。这个敌人叫海格立斯,在决斗时,把安泰举到空中,使他无法靠近地面,就这样在空中把安泰扼死了。斯大林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和领导人物,不能像安泰那样脱离群众母亲,应同生育、抚养和教导他们承认的群众母亲保持密切联系,才能有力量有把握,始终不可战胜。
同样的道理,今年NBA季后赛中,我们看到了两个英雄的背影远去,一个麦迪,一个是科比。他们是火箭和湖人的英雄,但他们凭一己之力无法挽救球队的命运。篮球是一项集体运动,当姚麦联手砍下五十分而火箭替补竟一分未得时,当科比连续四场得分在五十分之上而湖人的“群众”们只能欣赏其球技而不能再输给他一丝真气时,这样的火箭“坠落”,湖人沉沦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在竞技场上,英雄创造不了奇迹,历史舞台上,英雄又能如何呢?
比萨斜塔试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2000多年里,人们一直相信物体坠落的速度和它的重量成正比。因为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主要著作《物理学》中是这样告诉人们的。人人都看到凋落的枯叶缓缓下降,而成熟的果子却像石头一样迅速坠地。然而,人们也不只一次地看到另一种情形:两块从悬崖上落下的石头尽管大小悬殊,但是都同时落到了深谷的底部。可是,人们并没有去理会它,让发现真理的机会从眼皮底下溜走了。而近代物理学家伽利略,于1590年春天在意大利比萨市著名的比萨斜塔顶上,手里拿着一个铁球和一颗铅球(大小相等、重量不等)从塔顶同时向下拋去,结果同时着地。这个试验十分简单,不要求掌握精湛的技巧,也不需要使用专门的设备,只要从屋顶上拋下两个不同重量的重物就行了。显然,任何人都会做这个试验。可是,在19世纪漫长的岁月里,却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伽利略独具慧眼,看出了破绽;其他的人都因为把亚里士多德的力学奉若神明,2000年来一直没有识破这个错误的结论。
伽利略的比萨斜塔试验,用哲学的观点解释就叫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在人类生活的漫长岁月里,人们常常是自发地运用这个实践标准去检验自己的认识。可是在许多哲学家那里,却偏偏不理解这个事实,或者故意不承认这个事实,主张\"此亦---是非,彼亦---是非\"的虚无主义.多数哲学家也肯定要有一个标准,但这个标准是什么,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唯心主义都主张主观标准,有的以“圣人”意见为标准,汉代的杨雄说:“万物纷纭,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在我国,自汉代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以孔子的言行为衡量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提出“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
在欧洲。相当长的时期内,以《圣经》作为鉴别是非的标准,凡是《圣经》上载了的,都捧为真理;凡是违背了《圣经》的,都被斥为邪说,例如,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是真理,但它违背了《圣经》的“上帝创世说”,因而被打成异端邪说,遭到了残酷的镇压。罗马教廷在审判伽利略时,就指控他“根据哥白尼的假定”,宣传了“包括反对圣经的真正精神和权威的各种原理”。
这种以圣人的意见或教条作为真理的标准是错误的。因为已有的意见或教条。不管它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不能作为衡量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如果非要把圣人的意见或教条作为标准,那就一定会导致迷信。
还有一类实用主义者主张以“有用”或“效果”为标准。美国实用主义者詹姆斯说:“凡是有利于我们的工作,并使我们获得效果的东西就是真理,这是真理的唯一标准。”他公然说,上帝的观念是真理,因为“上帝的观念至少能给人以安慰的效果”,“至少可以给我们以星期日休息的利益。”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真理对于指导人们的实践有用,这是真理对实践的功能性,是真理的价值性。但有用的不一定就是真理,暂时没有用的也不一定就不是真理。“有用即真理”,首先,把真理的由用性和客观性混为一谈,以有用代替客观;其次,抹煞了真理和谬误的原则界限;再次,“有用即真理”和:“人造真理”是联系一起的,否认了真理的客观标准。
马克思主义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提出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而科学地解决了真理的客观标准问题。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真理标准的一个经典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认识论上实现了一个伟大的变革。
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门捷列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后来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
20世纪50年代以前,一些外国地质学家认为我国是贫油国。说:“中国永远不能生产石油”,我国杰出的地质学家李四光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全面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指出新华夏主要凹陷带,对储存石油有较好的条件,东北平原、渤海湾和两湖地区可以进行勘探。两种观点,针锋相对。究竟哪一种正确,光在理论上争论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通过石油开发的实践,大庆、大港、胜利、任丘等大油田的相继发现,宣告了中国贫油论的破产,证明了李四光地质理论的正确。
19世纪德国作家歌德有一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长青的”。这就是说,一切理论,包括正确的理论,都是一定条件下具体实践的产物,而实践和理论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实践发展了,理论也必须随之发展。因而,不管什么理论,不管什么人的著作,什么人说过的话,办过的事,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这个观点立不起来,判断是非就没有客观标准,思想就不能真正解放,就会堵塞真理发展的道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不是说任何时候的实践都可以完全证明一切真理和驳倒一切谬误。实践对真理的检验是一个过程,某一具体阶段的实践,总要受诸多条件的限制,因而,实践对真理的检验,即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是一个辨证的过程。
实践标准的绝对性是说实践所证实的理论都是客观真理,它包含着绝对真理的成分。新的实践对已被实践证明了的真理,只能丰富它、发展它,而不是推翻它。例如,相对论、量子力学等近代物理学的创立,并没有否定牛顿力学在一定范围内是真理。事实上,在一定历史阶段中,由实践证实了的理论都具有客观真理性,有绝对真理的颗粒。而且,就人类的认识按其本性,能够正确认识无限发展的物质世界,每一个真理的获得都是对无限发展的物质世界的接近。其他星球是否有生命?对于类似这样的问题,今天的实践不能作出正确的回答,但随着宇宙航行、天体物理、现代生物学等科学技术和实践的发展,将来一定会作出正确的回答。
实践又是不断发展的,某一具体阶段的实践对认识的检验又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例如,在19世纪90年代,发现放射性元素以前,人们根据当时物理、化学实践作出了元素不能相互转化的结论,这个结论得到了实践证明,是科学真理,它反映了化学元素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的相对稳定性。但是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人们发现原子核的放射现象和原子核的反应以后,又证明一些元素能自动地衰变为其他元素,而且也可以人工地使一些元素转化为另一些元素。在新的实践条件下,科学家作出了元素可以相互转化的科学结论。确定了“化学元素不能互相转化”的原理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才是真理,超出了它的应用范围,就是错误的。同样,马克思主义也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随着实践的发展,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其个别原理、个别结论也会被适合于变化了的历史条件的新原理、新结论所代替。所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要坚持二要发展。
居里夫人的“奢望”
——说说价值观
在科学史上,至今只有两个人两次获得诺贝尔奖金,其中一人为居里夫人。此外,她还获得8项其他科学奖金、16枚各国科学奖章、25个国家的107个荣誉头衔。但是,他心目中只有“忘我的事业”。没有名利。对于金钱,她说:“贫穷固然不大好受,但是富裕却也没有必要,甚至是很讨厌的。”在发现镭之后,居里夫人说:“镭是一种元素,它属于人民所有,任何人不能拿它来发家致富。”她没有为名誉所陶醉。当记者蜂拥而至的时候,她异常冷静地说:“在科学上,我们应该注意事,不应该注意人。”同时代的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在所有著名人物中,居里夫人是惟一不为荣誉所颠倒的人。”居里夫人在《我的信念》一文中写道:“我们没有申请镭的专利,也就抛弃了一笔财富。我坚信我们是对的。诚然,人类需要寻求现实的人,他们在工作中,获得最大的报酬。但是,人类也需要梦想家——他们被一件忘我的事业的进展强烈吸引,没有闲暇,也无热情去谋求物质上的利益。我的惟一奢望,是在一个自由国家中,以一个自由学者的身份从事研究工作……..”
居里夫人的价值取向不为钱,不为名,不为利,只为科学事业发展而忘我工作,为国家,为社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的去做贡献。两获诺贝尔奖金,这是社会对她的回报与尊重。居里夫人的价值观正是我们所倡导的正确的价值观。人的价值包括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两个方面。社会价值是个人对社会作出的贡献,个人价值是个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两者本质上是统一的,社会价值是人的价值的主导方面,个人价值从属于社会价值,应将社会价值放在首位,因为个人的贡献是实现社会进步的源泉,也是实现个人价值的基础。居里夫人的青史留名就说明了这一点,正如德国诗人歌德所说:“你若喜欢自己的价值就先为社会创造价值。”
讲到这儿,想起了上个月在北大听的一场报告,这是现在我们政治教师学习的典范——方永刚教授作的一场报告,我自己一向自信的是在中国讲政治我应该是第一流的,确切的说,应该把后面的“流”删掉。听了方教授的课我更坚信了这一点,虽然他的课很有激情,但明显的是理论说教还是多了一些,如果不是他吼叫着讲,我会睡得很香的。比如他妙解“和谐”二字,和就是人人有粮吃,谐就是人人都能畅所欲言,早在两年前我就给学生这样解释过了没什么新意。然而当我得知坐在讲台上这位教授是一位癌症患者多次做过化疗的人,心灵还是会有深深的震撼,我讲课他讲课都可以有比一般人更高的收入,但对他这样一个重症患者,挣钱是没多大意义的,这从一个侧面看他比我高尚多了,我猜今年他一定是“感动中国”的人物,他宣传马克思主义完全是因为信仰,而我不是,我真的很难达到他对马克思主义那么痴迷的境界。但转念一想,又可以聊以自慰的是现在还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不能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象居里夫人,方教授那样或为事业或为共产主义信仰献身。
在今天。只要我们多能考虑社会他人的利益,多做一点贡献,社会的确会给我们相应回报的,我非常认同这一点:我认真备课,努力帮考生考上研究生,他们会告诉自己的师弟师妹考研时听我的课,看我的书,我的名气大了,收入多了,就有了继续为考生们提供更好服务的基础,这样的“良性循环”不也很好吗?
雪化了是春天
------谈创新精神
每次到游乐园里,我都不敢尝试太过惊险的游乐项目,象坐过山车每次都有跳楼的感觉,坐完了总会再加速心跳二十分钟,不过有种空中单轨缆车我倒坐的乐此不疲,从地面看似很惊险,真正坐上去却感觉超稳定,我觉得发明这玩意的人的确是个人才,后来我查了轨车的发明者是法国工程师拉尔廷纽.
19世纪拉尔廷纽.在非洲阿尔利亚工作,那里的铁轨由于要穿越茫茫沙漠,铁轨常常被风沙湮埋,列车不是出轨,就是翻车,人们几乎不敢出门旅行.拉尔廷纽开始思考这一问题:搬走沙漠不可能,那段铁轨怎么样才能离开黄沙呢?一天,他的脑海里突然认出\"沙漠之舟\"----骆驼驮着重物先进在沙漠中,多么稳当.于是拉尔迁纽得到了启于,变双道铁轨道单道铁轨,然后架在空中,车厢横跨并悬挂在铁轨两边,这种情形就如同骆驼驮物一样.不久,这种被称为\"跨坐式单轨电车\"的新型电车出现了.他的这一发明突破了铁轨建在地面上的固有思路,充分体现了创造性思维的作用.因此,我们应积极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并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以便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200年前的人就能大胆突破传统思想束缚,勇于创新敢于创新,创新的精神更应该是今天世纪人才必备的品质,遗憾的是中国人这方面做的并不好,在中国,大家应该都知道这样一则笑话:小学语文老师考学生: “雪融化了是什么?”一个学生回答: “雪化了是春天.”老师说: “错.答案是泥水.”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整个世界的发展,就是新事物不断战胜旧事物的过程.因此我们看待和分析问题就要有创新精神,站在上升,前进,发展的立场上,去促进旧事物的灭亡,新事物的成长和壮大,实现事物的发展.老师的答案虽然是 “标准”的,但他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性,违背了教育规律.作为教师,要破除思想僵化,墨守陈规和安于现状的旧观念,鼓励学生的创新思想,发散思维.创新思维的一个表现,就是敢于打破常规,进行逆向思维..学生勇于打破常规的做法,是应该鼓励的,因为只有学生们具有创新意训,我们的国家才能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后续力量.所以江泽民同志说: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保生机的源泉.
这里要特别提醒报考理工类研究生的同学,现在在理工类专业的研究生复试当中,导师师特别注重考查学生的动手能力与创新精神,我们考研也不能眼高手低,光去死读书.在专业方面要注重提高自己的操作能力与创新水平.否则很有可能出现初试成绩排名第一,复试之后却榜上无名的悲惨结局.
推    敲
——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是分为两个阶段的,一种是人在实践中通过感官对事物外部形态的直接的、具体的反映的感性认识,一种是人通过思维对事物内部联系的间接的概括的反映的理性认识。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提升,前者是认识的低级阶段,后者是认识的高级阶段。只有将我们的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个阶段,才能更清晰更深入地去认识事物,把握事物的本质。所以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
有这样两则故事,大家一定耳熟能详,因为我们上中学时这都是教科书中的典范文章,一则故事叫做“扣盘扪烛”,说从前,有个生来就双目失明的人,从来没有看见过太阳。他很想知道太阳是什么样子,便去向明眼人打听。别人拿来一只铜盘,告诉他:“太阳的样子就像这个铜盘,是圆圆的”。瞎子接过铜盘敲了敲,听到发出响亮的声音,便满意地走了。过了几天,瞎子听到当当的钟声,以为这就是太阳了。旁人对他说:“不对,太阳是会发出亮光的,就像点燃的蜡烛一样。”于是瞎子又找到一根蜡烛摸了摸,记住了它的形状。有一天,他偶然碰到一根竹萧,不禁高兴地叫到:“啊哟!我摸到了太阳。”这则故事中,瞎子想从感性认识开始认识事物,这在方向上是对的。但他不了解感性认识的片面性和表面性,一味依赖于自己的感觉,而忽视大脑这个思维器官的作用,对听来的、摸到的片面感性材料一概不作分析,结果闹出把钟声、竹萧当作太阳的笑话。还有一则故事叫做“辩日远近”,讲孔子去东方讲学,遇到路旁两个小孩在激烈争论什么,便走上前去看过究竟。其中一个小孩说:“太阳早晨的时候离人近,中午的时候离人远。”另一个小孩接着说:“不对!应该是早上离人远,中午离人近。”前一个小孩反问道:“太阳刚出来的时候足有伞那么大,到了中午,却变成茶盘那样小,这不是近大远小的缘故吗?”另一个小孩理直气壮地答道:“早上的时候,天气凉飕飕的,中午却热得像在汤锅里,这不正合乎近热远凉的道理吗?”对于两个小孩究竟谁是谁非,孔子也难于决断。于是,两个小孩嘲笑孔子说:“谁说你是一个无所不知的圣人呢?”
在这则故事中,小儿辩日、孔子难断的原因,说明了要解决比较复杂的问题,不能单凭直观的感性认识,应该重视理性认识,深刻地揭示事物的本质。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必须充分发挥人脑这个“加工厂”的作用,深入思考,反复“推敲”没有那种“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的精神,是什么也 干不成的。
唐代著名诗人贾岛,作诗非常注意谴词造句。有一天,他骑着驴,一边走一边赋诗,忽然吟得两句道:“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贾岛认为这两句的意境不错,但又觉得下句“推”字不够好:既是月明鸟宿之夜,庙门早该关了,怎么推得开呢?不如该为“敲”字更为妥当。他当时这么想,手上也就随着比划起来,竟然冲撞了“京兆尹”韩愈也没有觉察,当即被差役们扭到韩愈马前。韩愈问明原委后,不但没有责备贾岛,反而在马背上同他一起研究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韩愈对贾岛说:“还是‘敲’字好。”
“推敲”的故事启示我们:做任何事都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首先要在实践的基础上观察大量的现象,尽可能地占有丰富而真实的感性材料。把现象作为入门的向导。其次,要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对感性材料进行加工制作,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才能更好地理解事物的本质。得到比较正确的认识,制定相对准确的决策。
一部本草半世心
-----实践出真知
辨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对认识具有决定作用。而人的认识是以客观事物为对象的,但只有那些被人的实践活动所指向的事物,才与人发生相互作用,才能成为人们的认识对象,而且人们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单凭直观,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认识事物,但只能认识事物的表面现象,却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所说的那样,“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任何知识都来源于实践,否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论者,正如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就是说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发生的。中国古代著名的医学家李时珍所撰写的《本草纲目》的故事,充分说明了辨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出真知的原理。
一部本草半世心。打开《本草纲目》,王世贞撰写的序言会一下把人引入胜境:“上自坟典,下及传奇,凡有相关,靡不备采,如入金谷之园,种色夺目;如登龙君之宫,藏悉陈;实理性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录,医民之重宝,李君用心嘉惠何勤哉!……”
王世贞的评价并不过分,《本草纲目》浩浩52卷,是李时珍二十七年滴滴心血的结晶。
从李时珍1552年立志重修本草之日起,他就注意继承、总结前人的经验。在案头,他摆满了许多古代医药书,《黄帝素问》、《华佗方》、《张仲景伤寒论》、《神龙本草经》他都一一精读,加以校勘,写下札记。可是,困难和疑问不时迫使他停下笔来。古书上对某一种药物的记述,有时含糊不清,有时大相径庭,有时又讲的与实际不符。苦恼之中,他想起自己了解“白花蛇”的经过。
蕲州产的白花蛇有治风痹、惊搐之功效,为了写好这一条,他亲自到药贩子那里了解情况。可是,药贩子所收之蛇,并非全是真的,真白花蛇什么样,药贩子也说不清楚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多次登上龙峰山,亲自找蛇观察,弄清了白花蛇的特点,那些弄不清的药物为什么不可以到实践中去解决呢?从此,他的著述活动,从书房扩展到广阔的大自然,不仅搜古,而且探今,迈开双脚,登山仿药。
在登山问药的路途上,李时珍常常得到劳动人民的帮助,得以订正医药大师的谬误。他还专门和几个樵夫、猎人到山里观察穿山甲,亲自解剖,知道了穿山甲可以治疗惊啼、寒热风痹、通经脉、下乳汁,并在《本草纲目》中记下了“穿山甲,王不留,妇人食了乳长流”的民谣。
就这样,《本草纲目》的草稿在李时珍翻千重山、行万里路的过程中一卷卷加厚了。
“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为了写好《本草纲目》 ,李时珍还刻苦地攻读了古今经史百家大量名著,以加强自己的文学修养。据他自己开列的书目就有四百四十种。李时珍对某种药物的解释,有时就是一篇精美别致的短篇散文。如,在说明樱桃多食易得热病时,就引用了邵雍诗“爽口物多终作病”,又引用王维诗“饱食不须愁内热,大官还有蔗浆寒”——就是说,再吃点寒物,就可以把内热解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李时珍从小受到历代著名诗人的作品影响,具备了叙事状物的特殊才能,这对于增强《本草纲目》文字的准确性、鲜明性和生动性无疑是有很大帮助的。这对于今天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同志来说,是一个有益的启示,一个人的知识面还是宽一些好,学文科的很有必要看看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学自然科学的也很有必要读一些文学、史学方面的著作。既要在实践中积累直接经验,也要学习前人的间接经验,才不至于使自己失之偏狭。
其实,同学们考研复习也要遵循这一哲理。大家要获取考研命题的信息,了解考研命题的重点,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可以达到,但那样就多费周折。我们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事事躬亲,而且理论知识本身就具有传承性。所以能够听听我们辅导教师的授课多获取一些间接经验,也是烤烟走向成功的必要途径。正如牛顿所言:“假若我能比别人暸望得略为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但间接经验归根到底也是来源于他人或前人的实践。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是我们取得认识的两种途径,但所有认识归根到底都来源于实践。
天气预报的由来
----实践推动认识的发展
1854年11月14日,欧洲东南部的黑海突然出现了暴风雨,当时英法正在与沙俄作战,英法联合舰队停泊在黑海上,顷刻之间便被大风暴吞没。后来英法虽然胜利了,但大风暴给其海军造成了巨大损失,他们称大风暴为“布鲁克威夫”即“激烈的冲击波”。为了减少灾害性天气带来的损失,法皇拿破仑三世命令巴黎天文台调查风暴起因,天文台发现风暴是由一个低气压引起的,并弄清了“布鲁克威夫”风暴的来龙去脉,同时建议设立气象观测网,利用电报来传递气象情报,绘制天气图,这样便可以提前预报天气。于是,几年之后,英法开始了天气预报。
天气预报的产生印证了恩格斯的一句名言:“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它启示我们,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只要是实践的需要,人们总会去思索,去解答,从而推动着认识不断向前发展。在战争实践的需要下产生了天气预报,而天气预报又转过来服务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这又进一步证实了认识的目的是为了改造客观世界,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
我们知道,实践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它会不断产生新的需求,而这些需求推动着我们的认识不断的深化、扩展和向前推移。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它又提供了日益完备的物质手段,不断强化着主体的认识能力。
一百年前,意大利人马可尼发明了无线电技术,实现了横跨英吉利海峡的无线电通信。与此同时,他还想让电波越过大西洋,把信息从欧洲带到美国。于是,年轻的马可尼来到德国,请教研究电磁波的权威。
但权威告诉他,这是在做梦。要让电磁波从欧洲到达美国,就必须首先在大西洋上空放一面大镜子,让电磁波先到达镜子,再让它反射到美国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直线传播的电磁波绕过地球的障碍。所以,先回去做镜子吧!
马可尼没有做镜子,他不断改进天线和收发报机,终于实现了越过大西洋的无线通信。因为天上的确有一面大镜子可以反射电磁波,这就是电离层,只是当时谁也不知道。
因此在科学领域,有两类人,一类是寻找真理的人,还有一类是掌握了真理而不再继续寻找的人。
“宁愿找到一个因果的说明,而不愿获得波斯王位”
———原因和结果
德谟克利特(约前460—前37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杰出代表。他博学多才,著述浩繁,同时代人无与伦比。按公元一世纪的塞拉绪罗编排的、现在仅存的一个目录看,就有十五组七十部(篇),内容涉及到哲学、物理、数学、天文、地理、医学、历史、音乐、农耕、军事等各方面,几乎囊括了当时人类知识的一切领域。马克思、恩格斯称他是:“经验的自然科学家和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德谟克利特一生以探求事物之间的因果必然性为最大乐趣。他孜孜以求研究原因,寻求科学真理,对财富冷淡,淡泊名利。他有一句名言:“宁愿找到一个因果的说明,而不愿获得波斯的王位”。据说在分割家庭财产时,他正欲外出考察求知,因而他只从其两位兄弟的手中得到一份最少的遗产——一百元现金,对此,他不仅欣然接受,而且将其全部用在外出考察上,德谟克利特不仅毕生献身于因果必然性的研究,而且也是第一个从哲学层面阐述因果必然性的古希腊哲学家。虽然他对因果必然性关系的理解是机械的、存在片面性的,但他的开拓性意义是永恒的。现在,原因和结果范畴已经成为唯物辨证法的重要基本范畴之一。
因果联系是先行现象与后继现象的一种关系。一般而言,因果关系的构成应具备两个条件:时间上的“在此之后”和关系上的“由此之故”。也就是说,原因在前,结果在后。引起现象的现象,称之原因,被某种现象引起的现象,称之为结果。常言说:“钟不敲不响”。敲是原因,响是结果,不能倒过来。同时,二者之间存在必然性,敲钟必然引起钟响。单纯具有时间顺序的事物之间并非一定是因果关系。雷声常出现在闪电之后,但科学常识告诉我们,闪电不是雷声的原因,两者都是云层中正电与负电相互碰撞的结果。因果关系是客观世界本身固有的。唯心主义则否认因果的客观性:休谟认为,因果联系只是感觉和观念的一定顺序的联系,康德则将因果范畴看做头脑中先天就有的思维方式;现代唯心主义哲学家、奥地利的物理学家马赫说的更彻底,自然界中因果律的一切形式都是从主观意向中产生的。人类的实践,确凿地证明了因果联系的客观性。现代工业社会产生的环境污染,与全球性的生态平衡的破坏是客观存在的因果性链条。现在没有人再怀疑,温室效应与人类对大气层的破坏、污染直接相关,人类已经自食其果。
去年4月,北京下了有史以来最强烈的一次沙尘暴。据说这次沙尘暴带来沙土重量足有33万吨,平摊到每个北京市民头上的沙土重量足有40公斤。这么“恐怖”的袭击不是没有原因的。坐在北京西站往内蒙古方向开的火车上,一看铁道两边光秃秃的荒土岭,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沙尘暴给北京带来那么大的伤害了,但只要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植树造林,防风调沙,我们也可以取得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结果。所以原因与结果有明确界限,但它们又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我们要坚持原因与结果的辩证法。因果联系的辨证性质,还表现在因果联系的复杂性。它要求我们研究因果关系时,坚持全面的观点和具体分析的方法。首先,一因可以引起多果,一果也常常来自多因。同是感冒,可以由多种病毒或细菌感染造成。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曾经采取一种普遍的免疫措施,但仅仅稳定了几年。在1947年,又流行感冒,原因是病毒的类型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对于辛亥革命的失败指出三条原因:一是没有分土地;二是不晓得镇压反革命;三是反帝不尖锐。这也是一果多因。官僚主义现象在我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存在,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如历史的原因、体制的原因等等。一因多果也屡见不鲜的。比如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影响,可能造成多方面的危害,如个人崇拜、官僚主义、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特权思想、等级观念,等等。实际上,许多存在的事物、现象,都较广泛地存在着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复合因果的客观联系。绝对单一的因果现象倒是十分少见的。其次,在分析复杂因果关系时,必须注意区分内因和外因、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等等。只有这样,事物的发展过程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1944年,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党内路线斗争经验时指出:“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我们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总结“文革”的教训,同样应当采取这种科学的态度。
“嫦娥奔月”从神话到现实
———可能性和现实性
探索无限浩渺的宇宙奥秘,是人类由来已久的一个夙愿,嫦娥奔月的传说在中国家喻户晓。可是直至19世纪末,俄国科学家齐奥尔科夫斯基发表了人造飞星简样,计算出火箭要摆脱地球引力所需的速度为7.9公里/秒(第一宇宙速度)。才使宇宙航行具有了可能性。然后,由于科学水平的限制,当时还无法实现。只是到了1957年苏联才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宇宙航行的可能才变成了现实。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以后,这种现实又包含着新的可能。即继续提高火箭发动机的推动力的自动控制系统的精确度,创造出11.2公里/秒的第二宇宙速度,便可以把卫星送上月球。如果进一步实现第三宇宙速度16.7公里/秒,则可以进入太阳系内其他的星际间航行。实际上,早在1969年,“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发射成功,就已经把人类登月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1982年,美国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又成功地开创了商业性空间运输的新纪元,目前人类有在进一步探索、研制航空航天飞机。这一切都预示着,人类梦想生活和遨游太空的可能性正在越来越现实地向我们走来。事物的发展都是通过可能性转化为现实而实现的,可能性向现实的不断转化的过程就是事物无限发展的过程。今天的现实由昨天的可能性发展而来,而今天的现实又成为明天的现实的可能性,如此往复循环,事物便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可能和现实范畴主要是揭示事物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两个不同的阶段之间的联系,相对于一个事物的产生来说,过程就是从可能到现实运动。
在经验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对现实的理解往往是和现存划等号的,现实一般泛指一切当下存在的东西就是“现实”的。唯物辨证法认为,现实性是指一切有内在根据的、合乎必然性的存在,是客观实在的事物及其种种内在联系的综合。它不是指一个个单个事物的孤立存在,而是指事物在联系、发展中存在;也不是单纯指当下事物的存在,而是指是否包含内在必然性的客观存在。因为现实体现了事物的联系和发展,所以要求我们不能孤立静止去认识理解事物。可能性,是指包含在事物之中的,预示事物发展前途的种种趋势。可能性是当前并不存在而在将来可能出现的东西,它往往作为一种萌芽、因素存在于现实之中。各种事物的变化和发展,都是可能性的实现之中。当然,这种转化是有条件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是对立统一的。可能性不是现实性,一块布可能被裁剪成为一件衣服,但布还是不是衣服。布可能变成衣服,也可能不变成衣服,它们还不是一件东西。“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但坏事本身还不是好事,要把坏事变成好事,把可能变成现实,需要一定的条件。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十分强调条件对于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意义。“我们主张为着争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一切条件而努力,条件多具备一份,早具备一日,就胜利多一分,胜利的时间早一日”。在一定重要条件下,一般只有一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同时使其它可能性变为不可能或者说变为不现实。因此,这把握可能性时,除了注意制约可能性发展的种种条件处,还需注意区分可能性的性质和层次。首先区分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唯物辩证法讲的可能性,不是主观的任意设想,而是以客观事物本身包含的具体矛盾为根据的。有了根据,才有某种可能性;没有某种根据,就没有某种可能性。俗话说:“不能逼公鸡下蛋”。因为公鸡没有下蛋的根据。一切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中希望获得成功的人们,首先要清醒地立足于争取那些可能做到的事情。区分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对于人们的实践活动具有重大意义。被常识认为是不可能的东西,也许是可能的;反之亦然。春秋时代,我国著名的医学家扁鹊有一个到虢国,适逢虢国太子刚“死”,正在办丧事。他仔细问明病情,认为不是真死,于是立刻进行抢救,果然把太子救活了。大家称赞他有起死回生之术。人死了还能复生吗?不能。起死回生是不可能的。扁鹊之所以能把太子救活,是因为太子之死不是真的死。医学上认为,人的死亡有一个从临床死亡到生物学死亡的过程。生物死亡才是真的死亡,再高明的医生也无法使他活过来。临床死亡是假的死,呼吸停止,尚有微弱的心跳;或心跳停止,尚有微弱的呼吸。这时及时抢救,就有可能复活。扁鹊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正确的区分了真死和假死,抓住了假死可以复活的可能性。可能性又区分为现实的可能和抽象的可能。所谓现实的可能是指在现实中有充分根据,目前就实现的可能。所谓现实的可能是指在现实中有充分根据,目前就可实现的可能。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确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和宏伟蓝图,就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因为我国目前充分具备了实现这一战略的基本条件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现实条件,实际上,我们已提前顺利地完成了前两步发展战略。抽象的可能性则指在现实中尚没有充分根据,目前条件下还无法实现的可能。抽象的可能性不同于不可能,只是现实的根据不充分,并不是完全的主观的虚幻的想法。在将条件具备时还是可能的。在19世纪诺贝尔曾设想用爆炸产生高温高压来合成金刚石,没有能够实现,今天,用爆炸来生产小粒度的金刚石,却成为一个投资少,产量高的现实方法。由于事物内在矛盾及志外部联系的复杂性,事物发展的趋势往往存在多种可能性,但就总的方向而言,存在二种对立的可能性:好的可能性和坏的可能性:我们应根据需要,争取好的可能性,防止,避免不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我国“入世”成功,“申奥”成功充分有力地说明,有两种方向相反的可能性面前,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的争取好的可能性的实现,努力创造必要条件,就能够促使事物朝有利于我们实践需要的方向发展.
由弗吉尼亚枪声想起的故事
----必然性和偶然性
前几天,美国发生了一起韩国学生枪击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学生的恶性案件。看似是一件偶然事件,但这后面有没有必然性呢?为什么发生在美国不是在中国或韩国呢?因为中国居民不允许持枪。而美国是没有“枪禁”的。这是发生这起案件的重要条件。这件事说起来伤感。讲另外一个颇有意思的故事吧!
据记载,古希腊叙拉古国王希罗曾让一位工匠做了一顶金王冠。这顶王冠不仅十分精致,而且重量也与原来给的金子相等。他命令阿基米德在不损坏王冠的条件下查明真相。阿基米德接受这个任务后,朝思暮想,但百思不得其解。一天,他去洗澡,澡盆注满了水,他进去后,水就溢出盆外,同时他感到入水越深,身体也越轻,而水也不断溢出,直到他全身浸入水中为止。这一现象使他得到重要启示。据说,他当时欣喜若狂,居然光着身子奔向王宫,一面狂呼:我找到了!的确,阿基米德不仅找到了鉴别王冠是否掺假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发现了一个科学原理浮体定律。这个原理表明:浸在液体里的物体受到向上的浮力,浮力的大小等于物体排开液体的重量。阿基米德还进一步研究了物体重量、浮力的大小等于物体浮沉关系的规律。这个原理为液体静力学奠定了基础,在生产和生活具有重要意义。阿基米德根据这个原理解开了王冠之迷。他由此想到,重量相等的两种不同质的物体,由于密度不同,它们的体积是不相等的,于是他把王冠和王冠等重的金块分别放入水中,结果发现金黄块排出的水少,而王冠排出的水多,这就证明了王冠是掺入较轻的银子的。他又用数学方法精确计算出了掺入银子的重量,在科学面前,这个工匠只得供认不讳。破解王冠之迷,对于阿基米得原理的产生来说,是个偶然事件,它导致了阿基米得原理的产生。这说明偶然性在事物的发展中有重要作用。但是,这一液体静力学原理的产生仅仅是由于偶然的原因吗?这里是否存在客观必然性?如果没有王冠事件这一原理会不会产生呢?这就涉及到唯物辩证法的又一堆基本范畴——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
必然性是事物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定要出现趋势;偶然性则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可以这样出现,也可以那样出现的现象。两者产生的根据不同:前者是由事物内在的本质原因即根本矛盾决定的;后者是由外在的非本质的原因即非根本矛盾决定的。两者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也不同:前者是支配性的,决定事物发展的反方向前途的;后者是非支配性的,只能对事物的发展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
必然性和偶然性是不同的,但又不是互不相干的两个东西,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对立的统一,相互依存的。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中,通过偶然性来表现,偶然性要体现并受制约于必然性。而且在一定条件下,有时可以互相转化的。
王冠之谜对于阿基米德原理的产生来说,确实是一个偶然的元素,加入希罗国王不做纯金的王冠,加入国王不对王冠产生怀疑,那么,王冠之谜便不会产生。也不会有阿基米德日后的冥思苦想与浴池中的灵感出现,这一切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可是,作为浮体定律的阿基米德原理的产生仅仅是由于这一偶然的原因所致吗?不是的,在这种偶然性的背后存在着必然性。对此,只要分析一下当时的阿基米德所生活的时代的主客观条件就清楚了。阿基米德生活的时代是地中海区域奴隶社会高度发展时期,也是古代科学的最高峰时期,生产的发展和军事上的迫切需要,使当时的生产力发展迅速,社会的各方面呈现出繁荣景象。阿基米德长期生活的亚历山大里亚城更是当时的著名文化中心之一。当时的天文学、数学、力学等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被誉为“希腊理智最完美的纪念碑之一”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已经诞生,这是物理学、力学等学科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前提。从主观方面说,阿基米德出身于科学世家,其父亲是当时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使其从小受到良好的熏陶,自幼就显示出出众的才华和献身科学、追求科学的精神。据说,阿基米德是在求证一道几何难题时,被入侵的罗马士兵杀害。关于阿基米德之死,各种记载虽略有出入,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是为国捐躯的,是牺牲在科学岗位上的。可见,阿基米德原理的产生,是古希腊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当时也与阿基米德的主观条件有关。如果没有这些客观条件,即使发生再多的王冠之谜,阿基米德所发现的浮体定律也是不可能产生的。而只要具备了这些条件,即使不发生王冠事件,也会通过别的偶然事件,不可避免的产生出来。恩格斯说:“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再里面的形式。”必然性和偶然性,是不可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没有纯粹的必然性,也没有纯粹的偶然性,它们总是结合在一起发生作用的。每一事物的发展不仅有其内部矛盾所决定,而且受到各种外部矛盾的影响。必然性决定发展的趋势,而偶然性则使这种趋势发生各种各样的摇摆和离。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而凡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在它的背后,我们都可以找到某种必然性。号称“球王”的巴西足球队的贝利是世界上第一个获得进千球的足球运动员。他技艺超人,本领过硬,他的千求记录的产生有着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又是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的,贝利曾在射入1000球的比赛前想象进千球的方式,是远射、挑射、倒勾还是头球,但比赛中对方后卫为阻止其进球将其铲倒在禁区里,从而宣告球王的“千球”是他最不愿意的点球。在历史上,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期出现于某个国家,这是偶然现象,因为如果这个任务不出现,也肯定会有别的人物来代替他。只要客观上有了这种需要,或迟或早总要出现这样的人物。必然性和偶然性不仅相互依存,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在一定场合是必然的,在另一场合可能是偶然的;在今日是是必然的,在他日可能是偶然的。由于事物发展过程的推移,偶然性的东西与必然性的东西相互转化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在原始社会,自然经济是必然的;而随着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商品经济又成为必然的。“毛孩”身上长满了毛,科学上叫“返祖”现象。这种现象,在人类的祖先——古代类人猿那里是必然的,但在今天的人类来说又是偶然的现象了。
形而上学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看成是不能相容的东西。或者认为一切都是偶然的,没有什么必然性;或者认为一切都是必然的,没有什么偶然性,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前者叫“非决定论”。这种观点把世界上的事物都看成是偶然现象的堆积,认为没有什么必然的规律,任何一个微小的偶然变化都可以改变事物发展的方向。比如,私有制的产生本来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可是,18世纪法国的卢梭却说:这是纯粹偶然的原因:“第一个用围墙围起一块土地的人想出说‘这是我的’,并且找到颇为简单的人相信那是他的,这个人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创始人。”如果当时发现一个卓越人物,他拔掉围他的要桩,并警靠人们:“慎勿听信这个骗子”,那么,私有制使不会出现了。这是典型的用偶然性否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另一种错误观点认为世界上一切都是必然的,没有什么偶然性。这种观点叫机械决定论。17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认为,所谓偶然性,只是我们不知道它的原因而已,只要我们知道了它的原因,它就是必然的。18世纪法国哲学家霍尔巴赫断言,自然中没有任何偶然的东西,我们使用偶然一词,乃是为了掩盖自己无知。他认为,“我们所看见的一切都是必然的,也就是说,都不能不是这样”。这是必然性和因果性混为一谈了。任何现象都有因果性,但有因果性的不一定都是必然现象。偶然现象也有它产生的原因,但不会因此就成为必然现象。否认必然性与否认偶然性都有是错误的,只有把两者辩证地结合起来才是正确的。我们应当看重把握必然性,同时又不能忽视偶然性,善于从偶然性中认识必然,利用偶然去实现必然。
善于抓住偶然机遇,是科学发明与创造的重要因素。青霉素的发现过程正是这样一个富有启发性的例子。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1881-1955年)长期研究杀菌剂。1928年,他偶然发现,在生长葡萄菌(一种能引起人体化脓的细菌)菌落的培养基础上,原来是黄色的菌落变得透明了,显然,这是发生了裂解。原来在这个菌落的附近出现了一个霉菌(青霉素)的菌落。弗莱明对这种菌落进行了研究,便导致了药物青霉素及其他一系列抗菌素的发现。
舒伯特的联想出的旋律
---非理性因素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认识离不开客体,人的认识从根本上讲是由客体决定的。同样,认识也离不开主体,随着科学的发展不断揭示出主体自身条件对认识的重要影响。主体的自身状况既包括主体的自然存在的物质状态,又包括主体的精神状态。但是,在认识活动中,联想,直觉、灵感等对主体认识能力的发挥起着重要的控制和调节用,对认识过程具有激活、驱动等作用,是主体认识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联想想像活动的形象化作用,在文艺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9世纪奥地利天才作曲家舒伯特,一天和几个朋友一起到维也纳郊外散步。在回来的路上,他们偶然走进一家小酒店,谈话间看见桌子上放着一本莎士比亚的诗集,舒伯特随手拿起来读了几遍。忽然他大声嚷道:“旋律出来了!”可是没有纸怎么办?他的朋友顺手拿过桌上的菜单翻转过来递给他。霎时间,舒伯特就像着了魔似地在菜单上疾书起来,似乎已经完全置身于喧嚣嘈杂的小酒店之外。不到15分钟他便谱写完了《听哪,听哪,云雀》这首著名诗篇的全曲。
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音乐家的想像和灵感。一个与这之相似的故事是:爱因斯坦一次在朋友家里的饭桌上与主人讨论问题,也是忽然间来了灵感,他便立即拿起钢笔并在衣袋里摸纸,可是没有摸着,于是他竟迫不及待地在朋友家的新桌布上写起公式来。这表明,灵感也像幻想或想像一样,并不只为文学艺术所独占。列宁就说:“以为只有诗人才需要想像,这是没有道理的,这是愚蠢的偏见!甚至在数学上也需要想像,甚至微积分的发现没有想像也是不可能的。”
不过,各种非理性因素在认识过程中要发挥这种激发诱导的作用,必须受理性因素的制约,就象舒伯特如果不懂乐理,不懂音律,即使他通过读莎士比亚全部的作品,也是写不出一首乐曲的,联想是建立在理性因素基础上才发挥作用的,否则就成了异想天开。
我们承认非理性因素在认识过程中重要作用的同时一定要与非理性主义划清界限。
海市蜃楼与大蜃吐气之谜
--------本质和现象
海市蜃楼,一种大气光学现象,也叫蜃景,是光线经过不同密度的空气层后发生显著折射,使远处景物显示在半空中或地面上的奇异幻景。常发生在海上或沙漠地区。现代人可以做出科学解释的这一物理现象,对于古代人来说却始终是一个谜。古时候传说这种幻景是生活在海里的蜃吐气所形成的,故名海市蜃楼。蜃,即蛤蜊,一种软体动物。有两扇卵圆形的贝壳,一般生活在浅海泥沙中。那么,古时候人们看到这种自然现象,为什么还不能立刻认识它们的本质呢,这就涉及到现象和本质的矛盾。人们认识某种事物的本质固然必须通过它的现象,但现象本身并不就是本质。
本质和现象范畴是从事物的根据和表现方面来把握事物的一对范畴。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构成要素的稳定的内在联系。现象是本质的表现形式,是通过经验、感性的认识可以了解到事物的外在特征。二者的差别首先是,本质是现象中一般的东西,现象的根据,现象是本质的个别表现。例如,我们周围的各种颜色、声音、温度各不相同、各具个性,但在每一类现象中都存在一般性的本质的东西,它们分别是弹性媒体的振动、电磁波和分子运动。生命的表现千差万别,但作为本质的生物体的新陈代谢则是所有生命现象的一般性。其次,本质是内在的、稳定的,现象则是外露的、多变的。比如,万有引力是宇宙间任何二个质点间相互作用的本质,但其外在表现却可以有:苹果落地、潮水涨落、水往低处流等现象。本质和现象既相互区别、对立又是相互依赖的。现象是本质的现象。任何现象都表示着本质。科学仪器反映出来的各种现象,如底片的光谱、宇宙射线在云室中的径迹等等,都是一定物理、化学运动的本质的表象。天空中有时出现的拖着长尾巴的天体——彗星,老百姓称之为扫帚星,甚至认为它是灾祸来临的预兆。其实,他本质上不过是一种主要由低沸点物质(氨和甲烷)构成的天体。这种天体,在冰冷的外层空间是稳定的,一旦靠近太阳,冰块变成蒸汽,在太阳风的作用下,组成彗星的蒸汽和尘埃,就在背离太阳的方向形成一条尾巴。科学的研究任务,在于通过现象揭示其本质,进而把握事物运动发展变化规律,规律就是事物内在的本质的关系,比如中医给病人看病,经过一系列的望、闻、问、切,西医还要有触、扣、听、查等检查手段,掌握了疾病的各种表现之后,就要揭示疾病的本质,即下“诊断”,然后才能对症下药。如果仅仅停留在现象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会酿成大错,同样的发烧现象,可以因有多种炎症。另一方面,事物的本质也必须通过各种现象,乃至是假象表现出来。大部分事物本质通过真象表现,但在各种现象中,人们常常看到一种特殊的现象,如军事上有所谓“围魏救赵”、“声东击西”;人们形容某种惯于耍两面派的人是“佛面兽心”,等等。我们把这类现象叫做假象。假象也是一种现象,但它比一般的现象要复杂一些,为了更好的通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必须重新分析假象。
最近,红楼梦又要进行重拍,北京电视台组织了全国范围内的“红楼梦中人”的海选活动。选拔出演新版红楼梦的演员。除了饰演贾宝玉、林黛玉的演员是大家的关注焦点外,谁能演好王熙凤,也是媒体瞩目的话题,因为《红楼梦》原著中对凤姐作了一番淋漓尽致的刻划:“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笑着,脚下就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她都占全了”。正是因为凤姐身上有许多假象,“好妹妹”不离口,使尤二姐上了她的圈套,终于被逼自杀。但是,尤二姐一直到死,都没有看出凤姐阴险毒辣的本性。演好这个人物不容易,演好了出彩,演砸了全剧失色。这就告诉人们,事物的现象是很复杂的。有些现象同事物的本质是一致的,直接、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质,这叫真象,有些现象正好同事物的本质相反,是以歪曲的方式、颠倒的方式表现本质的,这就是假象。假象是从反面来表现事物的本质,所以列宁说,“假象=本质的否定的本性”。因此,假象也是本质的规定性,也具有客观性。同时,我们必须认清,假象不是错觉,也不是幻觉。错觉是由于人们主观感觉上的错误造成的,幻觉是人们主观产生的虚幻的感觉。错误、幻觉虽然与对象有时有关,但是,它们的产生纯属主观感知上或主观判断上的错误。因此,错觉和幻觉不是现实矛盾的反映,也不是事物本质的表现形式,因而它不是客观的,是没有客观依据的、主观性的东西。由于假象也是客观存在的东西,而一切客观存在的东西都是可以认识的。只要我们从客观实际出发,对假象进行深入的分析,一切假象都是可以被识破的。唐代诗人白居易曾赋诗道: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谁复知?其实,任何谣言、伪装只能得逞于一时,它们是经不起历史的检验的。今天我们看到,周公的为人,王莽的下场,事实俱在,历史已经给他们做出了公正的结论。在掌握本质与现象范畴的基础上,人们的认识,需要逻辑地过度到必然性与偶然性范畴及其相互关系。
\"胸有成竹”
_____意识的本质
宋朝有个画家叫文与可,善于画竹.他画的竹子栩栩如生,受到大家的赞扬.他的朋友晁补之,写了一首诗歌称赞他,其中有两句说 “与可画竹时,胸中有成竹.” “胸有成竹”从作为此脍炙人口的成语,流传至今.文与可“胸中”的“成竹”从何而来呢?是天生的吗?不是,是冥思苦想主观自生的吗?也不是.它是客观存在的竹子在他的头脑中的反映.原来,文与可在他住处周围,种了许多竹子.一年四季观察竹子的变化,他对竹枝、竹叶在各个不同时期的形状,姿态都有透彻的了解.因而他在画竹时,能够做到“下笔如有神”,快速地画出各种各样生动逼真的竹子,如果文与可不同竹子打交道,那么不论他如何构思,也不会做到“胸有成竹”。更不会成为画竹高手。这就是说,人光有脑子,还形成不了意识,人只有用脑子去反映外部世界之后,才能产生意识。
辨证唯物主义在总结和概括科学材料的基础上,正确地揭示出意识的本质,即意识是高度完善的物质——人脑的机能,是对客观外界的主观映象。“兽孩”为什么难以成人这一事实,有力地确证了辨证唯物主义的这一科学结论。1927年,在印度某地森林里,发现了两个在猴群中长大的女孩,颇为伶俐,能像猴子一样爬树摘果,奔腾跳跃。1964年,前苏联曾发现一个熊孩,他像熊一样咆哮,像熊一样笨拙地走路,像熊一样喜欢敲打树木。可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些兽孩都有野兽般的兽性,狼孩像狼,猴孩似猴。但他们没有讲话和记忆能力。兽孩为什么不能成人呢?这里涉及到人的意识的起源、本质等一系列科学与哲学问题.
人的意识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直到人类出现,才产生了人类所特有的意识,因此从本质上看,意识是人脑的一种机能和属性。古人受到科学知识不足的限制,弄不清思维和人脑的关系,常常把心脏看做思维的器官。孟子曾说:心之官则思。现代科学早已告诉我们,思维的器官不是心脏而是大脑。自然科学已经可以证明,人的意识产生的基本过程,客观事物作用于人的感觉,有神经系统传达到大脑,引起大脑皮质的活动,用思维工具的语言对感觉材料进行概括,便形成了对事物的认识。离开人脑这一特殊的生理物质基础,便不能产生意识。恰与前面所说的各类兽孩的情形相反,如果把各种小动物带到人的生活环境中,对它们进行人性的训化,其结果只能在表面上类似人的行为,但却无法真正产生人的意识。据一些科学研究的结果证明,有人曾把小黑猩猩带到人群中生活,包括教他人的语言,到了三岁时,小猩猩也会叫“妈妈”、“杯子”等若干单词,但仅限如此。对于某些成熟的高等动物如大猩猩,人们也进行过人性方面的训导,结果,除了在形式上、表面上可以仿照人类发出一些语言单词,做出一些仿人的行为,而没有任何自觉性的意识行为。究其根由,说到底他们没有人脑这个特殊器官,他们具备动物的脑子。意识是人脑的机能,有力地批驳了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观点,但它只是揭示了意识本质的一个方面,还不能全面深刻的说明意识的内容的源泉问题,作为意识本质的另一方面,即意识的内容是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人的意识在内容上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意识作为物质世界的反映,通过感觉和思维等形式进行。唯物主义首先承认感觉是我们意识的起点,没有感觉赖以发生的感觉器官,没有感觉对外部世界的直接反映,一切意识都无从谈起,我国有一个民间故事,叫“瞎子摸鱼”。传说,古时候有两个瞎子,在锅里煮了一条鱼。吃时,两个人都在锅里捞鱼,结果谁也没捞着。两人都说是对方捞来吃了,互相埋怨,争吵不已。邻居听见了,走过来一看,连忙说,你们不要吵了,鱼还在锅台上放着呢。这一笑话说明了感觉对意识产生的重要性,说明意识首先是对外部世界的一种映像。思维作为意识对外部世界反映的高级形式,最终能够使人的意识对物质世界的反映的全面性、本质性。思维虽然不是客观事物直接作用于我们感官引起,但它同样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不过,这种反映是间接的、存在中间环节的,经过一系列抽象过程才实现的。有思维而产生的抽象概念、范畴,归根到底,来源于客观世界,反映客观世界。例如,“水果”这一概念的产生,固然不是“水果”作用于人的感觉的结果。但人如果不感觉到梨、苹果等客观事物的各种具体形象,如何会产生水果这一概念呢?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东西而已”。前面提到的“兽孩”为什么不具有人的意识呢?从本质上说,就是它们离开了作为人的意识赖以产生的人的社会存在,离开了人的环境,离开了人的对象世界,这些兽孩,虽然原本属于人,曾经具有意识赖以产生的物质生理基础。但他们长期的生活在野兽的现实环境中,看到的、听到的、学到的都只是野兽般的生活方式和动物式的心里状态。他们无法理解和适应人的生活,所以不可能产生人的意识。人脑是意识的生理器官,外部世界和人的社会存在才构成意识的内容,离开了人类的社会环境和各种实践,意识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水。即使具备了产生意识的器官——大脑,也不能产生人的意识。只有当客观外界的事物、现象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通过传导神经传到人的大脑,在大脑中产生了对外界事物的“复写”、“摄影”、“反映”,才产生了意识。正确的理想、意识、观念,是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错误的思想、意识、观念,则是错误、歪曲的反映。
既然意识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那么没有被反映者,就不会有反映。又为什么人的思想往往会出现一些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东西,例如神灵鬼怪,这又作何解释呢?
原来,神灵鬼怪在实际生活中虽然不存在,但构成神灵鬼怪的“零件”,在实际生活中却是存在的。《聊斋志异》中的《画皮》篇描绘了一个狞鬼的形象。此鬼“面翠色”、“卧如猪嗥”、“身变作浓烟”。这里说的“翠色”、“猪嗥”、“ 浓烟”,哪一样不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和现象呢?所谓狞鬼,不过是这些东西反映在人的头脑中,又经过人的头脑的重新制作罢了。我们再看看神灵形象:弥勒佛挺胸腆肚,女观音点着吉祥痣,耶稣披着长袍,济公不修边幅,等等。每一个形象,都可以在人间找到他的原型。有趣的是,不同民族的神灵形象,都带有那个民族的不同特征。同为女神,古希腊的维纳斯体态丰满,优雅而健美;《红楼梦》中的警幻仙子.则晧齿丹唇,纤腰细步.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说过:如果牡牛和狮子都生得有手,也会像人那样做成艺术品.则它们也同样会描绘神灵并且也会给神灵一个像它们自己的形象一样的身体.这话是对的.神灵的形象正是人们按早自己的形象塑造出来的.山西的云冈石窟,有佛像十万左右,分布在四十几个洞里.大佛像高大雄伟,显示出举世独尊、无与伦比的气概,象征着最高统治者的威严.其他佛像,按品级高低排列,全都服从与大佛;洞中的飞天和侏儒,则代表奴隶和民众.这些不就是社会的阶级关系、等级关系的反映吗?神话小说,<<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的形象是我们所熟悉的.孙悟空的机智、勇敢、嫉恶如仇、坚忍不拔等性格,其实就是我过古代人民在反抗压迫中形成的可贵品质的真实反映.
人们常把不切实际的幻想叫做“黄粱美梦”.然而即便是梦幻,它与客观现实也不是毫不相干的.常言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是有道理的.做梦和人在清醒时的正常思维活动不一样.但梦中的内容,毕竟根植于现实世界.做梦也是一种生理现象,当人入睡时,大脑并未停止活动,人们平日的活动在大脑皮质留下的印象以及睡眠中来自体内或体外的刺激,传到大脑皮质,就会构成五花八门的梦境.因此, 梦境不论多么离奇曲折,还是可以在现实生活总找到他的印迹.做梦尚且如此,更不必说在清醒时头脑中出现的意识了.
理解了意识的本质,在实际生活中就要求我们坚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白马非马”论
——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存在着矛盾,矛盾是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中的普遍现象,具有普遍性。但是不同事物的矛盾又有各自的特点,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为了正确的认识和解决矛盾,在弄清矛盾的实质、矛盾对事物存在和发展的作用之外,还必须进一步理解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
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是绝对和相对、共性和个性、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唯物辨证法认为,一般与个别关系的基础即在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在中外哲学史上围绕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的辩论,留下了许多著名的历史典故和哲学命题。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就有著名的“白马非马”论,这个命题出自战国时期的公孙龙,他也因此而闻名于世。公孙龙(约公元前325—前250年),战国时期名辩思潮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客观唯心主义者,曾做过平原君的的门客。据说,他有一次骑马过关,关吏说“马不准过”。公孙龙回答说“我骑的是白马,白马非马。”说着就连马一起过去了。他的著作《公孙龙子》中有一篇《白马论》。其主要命题即是“白马非马”。公孙龙通过三点论证,证明自己的命题。第一点是:“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从普通逻辑的角度看,这一点是强调,“马”、“白”、“白马”三者的内涵各不相同,一为动物、一为颜色、一为动物加一种颜色。“色”不能同等于“形”,故曰:“白马非马”。这一点说明,马、白马的外延不同,马的外延包括一切马,不管其颜色的区别。白马的外延只包括白马,有相应的颜色区别。因其外延不同,所以白马非马,第三点是;“马固有色,故有白马。使马无色,有马如己耳。安取白马:故白者,非马也。白马者,马与白也,白与马也。故曰:白马非马也。”这一点在于说明马与白马的共性(本质属性)不同。马的共性,是一切马的本质属性,但它不包含颜色,仅是“马作为马”。而白马则不同,也就是说,马作为马与白马作为白马的本质不同,所以白马非马。公孙龙看到了一般与个别的区别,这是正确的。但是他把不同的概念之间的区别绝对化,过分夸大了这种区别,否认一般寓于个别之中,认为马、白马、黄马、黑马等等概念,无论在内涵或外延上,都没有共同的或一致的地方。“马”这个类的概念不包括“白马”这个属的概念。这样,他就陷入了形而上学的诡辩论的泥潭。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的对立统一是一切客观事物的矛盾本性,因而也是一切辩证概念的矛盾本性所在,他们是万事万物的种种矛盾关系中的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之一。
列宁在他经典著作中,对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即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有过精辟的论述:他举例伊万是人,哈巴狗是狗,说明任何个别都是一般。个别中包含一般。伊万是人,他就是人的一般共同的本质属性,会吃、喝、拉、撒睡。同时,一般(共性)又要通过个别表现出来。你想让我去买水果,你必须告诉我去买具体哪种水果,是梨、桃还是苹果?水果要通过梨、桃子、苹果这些具体水果表现出来。同时,一般与个别又是相互转化的,在一定场合、一定的时间为普遍性的,一般的东西,在另一些场合、时间则可以变为个别性、特殊性,反之亦然。
所以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即一般和个别,是即相区别又相联系的,这要求我们在实际生活与学习中要把握好两者关系。很多同学向我咨询:“老师,考研到底难不难。”这个问题我无法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这需要看具体考哪个学校,哪个专业。如果你考西部院校一般专业,其实考研真如探囊取物一般的简单,象有些院校特殊照顾专业,比如地质等专业,政治、英语要求40分以上即可,40分凑也凑出来了。然而,若你报考的是北大、清华那些热门专业初试总分400分以上的也不敢保证你稳操胜券,考这种院校过了初试还有复试这道难关横亘在你面前,今年就有考生初试专业排名第一复试却遭淘汰的案例发生,所以我们选择了一所院校一个专业的报考目标后,必须要先做好调查研究工作,获取尽量多的备考信息,才能曾加成功的希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当然考研也有很多共性规律可以把握,不管考那所院校,都必须过政治这一关,怎样在政治课上取得满意成绩,就要抓它复习的很多规律:比如历年考过的经典选择题,经常若干年后重新考啊,每年大纲新增考点往往是命题重点啊.等等.认识了这些普遍规律,将它融汇到具体知识点复习中,就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讲我们自身要把握并运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和辩证关系,往大了说.从社会实践看,只有坚持普遍和特殊,共性和个性的辩证统一,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取得革命和建设的成功.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错误就表现在,它们在对待和处理共性与个性、绝对相对的关系上各持一个极端,不懂得二者的辩证统一。教条主义在思想方法上只看到共性的方面、绝对的东西,而否认共性与个性的依存关系,共性只能存在于个性之中,因而把普遍性当成了现成的答案,削足适履地使具体事物适合某种理论的框子.经验主义则相反.只讲个性而忽视了共性,只看到相对性而忽视了绝对性,以特殊性代替普遍性,以个别经验否定普遍原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列宁曾指出:对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思想理论,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邓小平同志是运用这一思想的又一个光辉典范,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直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同志指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集中地体现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这一辩证关系原理的实际运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中,社会主义是普遍性、共性、而中国特色则是特殊性、个性、它充分体现了二者的辩证统一.可以说,邓小平理论中处处都体现出这一矛盾关系思想的具体展开和实际应用.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也是一般与个别的统一。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要有个“起始阶段”,这就是普遍性、共性;即:“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个特点,是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分不开的,因而也就具有了与一般社会主义起始阶段不同的许多新特点。上述表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原理确实是矛盾问题的精髓,真正把握这一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李贺的锦囊
——质量互变规律
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质和量就是放映事物之间的区别性的一对范畴。
所谓质,用哲学术语表示,即指一事物内部固有的规定性,是一事物和他事物相区别的特殊性,由事物内在的特殊矛盾决定的。人们认识事物首先认识它是什么,即首先认识质。《史记·秦始皇本纪》上曾有一段指鹿为马的故事,说的是赵高当了宰相以后,为了试探究竟有多少人顺从自己而演的一出丑剧。他牵来一头鹿献给秦二世,却硬说是一匹马。秦二世当即指出其错误。赵高趁机询问在场的官员们,究竟是鹿还是马?结果有人直说了,有人则见风使舵,指鹿为马。这一典故警世后人不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鹿和马本是质上不同的东西,是不能混淆的。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事物,山川湖海,日月星辰,飞禽走兽,草木虫鱼,我们所以能够把它们区别开来,是因为它们各有自己特殊的质。那么,一个事物是否只有一种质呢?不是的,由于事物往往包含许多层次方面的矛盾,因此事物的质也是多方面的。拿人来说,人能制造工具、使用工具进行生产劳动,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质;在阶级社会中,各个阶级的人又有各自的阶级性,这又是不同阶级属性的人相区别的质;在同一阶级的人群中,有做医生的,有从事科学文化教育的,有从事服务性行业的等各种岗位、职业,这又构成了社会分工的不同的质。因此,当我们研究一事物的质的时候,应当根据事物的本来面目和不同的实践需要,去把握它某一方面的质,从而把重要的和非重要的、根本的和非根本的质区别开来。质是事物的内在规定性,它需要通过其显露在外的属性表现出来。属性就是事物的质同别的事物发生关系时的表现,例如,不同的化学物质在和水、火等发生关系时,会表现出不同的属性。属性是从一定方面表现出来的质,而质则是各种属性的内在的有机统一。
事物不仅有质的规定性,而且有量的规定性。同一质的事物可以有不同的量,也就是说,一定范围内的量的变化不会影响某一事物的存在,比如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认识,就全国而言,只要保证了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这两条,至于某些地方、产业和公有制经济的增减与否,都不能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性质。质和量是对立统一的,既相互区别有相互联系、制约,首先质是量的基础,离开了质,量毫无意义。一定的量总是表示某种物质的东西的多少。其次,量又制约质,没有一定量的质是不存在的。比如说,没有一定量的树木则不成其为森林,没有一定数量的水,就形成不了湖泊等等。坚持质和量的统一是正确把握客观事物的基本要求,如前所述,强调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而不仅仅是量的优势。从而使人们对公有制经济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从单纯看它们在国有经济中所占比重,扩展为从质和量的统一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问题,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提供了理论基础并指明了方向。
掌握质和量的统一,重要的一点是善于把握事物的度。19世纪俄国著名作家雷洛夫,写了一篇寓言《杰米扬的汤》该寓言是说,主人公杰米扬用鲜美丰盛的鱼汤款待客人。这本是一件好事,可是他一盆接着一盆地请客人吃,没有休止,最后客人忍无可忍,逃席而去,从此再也不敢登门。这个故事说明,任何事物都有保持其一定质的数量界限。在一定界限内,量的改变不影响质,而一旦超出这个界限,量的变化就会引起质的变化。鲜美的鱼汤无疑是待客的佳品,但过量了,则变成了灾难。在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任何事物都有其“度”,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例如,每种液体都有其冰点和沸点,每个生物都有其生命的界限,所有这些“关节点”,都是一起事物质变的界限。这种使事物保持特定质的数量界限,在哲学上称之为“度”。我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很早就注意到掌握事物的度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孔子说过:“过犹不及”。“过”与“不及”都不是辨证法。“不及”,即达不到一定的度,不能保证一定事物的质;“过”,则是超过了一定的度,使事物的质受到破坏。在社会生活领域中,我们应该既要防“左”,又要防“右”,避免左右摇摆。列宁说过一段很深刻的话:“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
事物的质和量都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的。量的变化必然引起质的变化,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在哲学史上黑格尔第一次把量变和质变统一起来,并从二者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中去说明事物演变的过程。黑格尔在《小逻辑》一书中曾举过大量通俗而有生动的事例,“譬如,问一粒麦是否可以形成一堆麦,又如何从马尾上拔去一根毛,是否可以形成一秃的马尾?”“这些例子与一个农人的故事,颇有相同之处。据说有一个农人,当他看见他的驴子拖者东西愉快地行走时,他继续一两一两地不断增加它的负担,一直到后来,这驴子担负不起这重量而倒下。”由于量的变化,随后将引起质的变化。故常言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黑格尔的这段话是值得记取的:一种量的变化之发生,最初好象是完全无关轻重似的,但后面却蕴藏着别的事物。量变和质变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两种状态。量变一般是渐进的、不显著的变化;质变则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是渐进过程的中断,质量互变规律决定了事物的发展是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扬弃黑格尔辨证法的基础上,科学到揭示了质量互变规律.这一规律对我们考研学习也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古人治学就有这样的经验: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学习如春起之苗,不见其增,日有所长;辍学似磨刀之石,不见其损,年有所亏。被誉为诗坛鬼才的李贺每次外出,都在身上背一锦囊,每有所得,精神火花一现,便立即写出,放入锦囊之中,日积月累,佳诗不断。枕上、厕上、马上,古人就是充分利用这些时间来学习。
所以,我们在学习中不要总想投机取巧,也不能好高骛远,而应当老老实实,步步深入,一点一滴积累,有量的积累去完成最终的飞跃。
中日之间
————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辨证关系
矛盾是指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的对立和统一及其相互关系,矛盾即对立统一。要了解矛盾,首先要区分逻辑矛盾与辨证矛盾,逻辑矛盾是指人们思维过程中由于违反形式逻辑规则所造成的自相矛盾。
《韩非子》中的一个典故:有一个楚国人拿着矛和盾在大街上兜售。他说,我的矛是世界上最锋利的,能穿过任何坚固的东西。接着又说,我的盾是世界上最坚固的,没有任何利器能穿过它。于是,旁边有人问如果用你的矛去刺你的盾,怎么样?这个楚国人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这便是传为后世的所谓“自相矛盾”的笑话。显然,这位楚国人的两句话是不能同时成立的,他违反了形式逻辑的矛盾律。形式逻辑的矛盾律要求人们在叙述问题时,严格遵守逻辑规则,即对同一事物、同一时间、同一关系,不能既肯定又否定。违反了这条规则,就会引起思想混乱。形式逻辑所说的矛盾,是指对同一事物有着相互抵触、相互排斥、互不相容的两种相反的看法或判断,它是从相对静止的角度来研究事物及其在思维中的反映,客观事物所存在的静止状态的确定性是形式逻辑矛盾律的客观基础。而辨证矛盾则是指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既对立又同一的本性及其在人们头脑中的正确反映。例如,我们说中国与日本之间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对立体现在双方有不少分歧、矛盾、利益冲突,统一体现在双方又有很多共同利益,可以求同存异,和平共处。
作为矛盾构成的对立统一关系,它包括两个层面上的关系:首先是矛盾双方的对立关系和统一关系;其次是对立关系和统一关系之间的关系。同一性(即同一关系)和斗争性(对立关系)是构成矛盾的两个根本属性。理解辨证矛盾的实质,关键在于把握住矛盾的两种根本属性及其相互关系。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具体分析了同一性的不同表现形态,明确规定为“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同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所谓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双方互相排斥、互相否定的性质。“斗争”是从社会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借用来的一个概念。最早使用“斗争”概念的是赫拉克利特。他认为,“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斗争性是矛盾的一般的、普遍的属性。需要明确,斗争性是一个广泛的哲学概念,它是对各种具体斗争形式的概括。斗争性与斗争形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斗争性是斗争形式的一般性质,斗争形式是斗争性的具体表现。斗争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社会领域中敌对阶级间的对抗、人民内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学术界百家争鸣、自然现象中基本粒子之间的相互排斥、物种之间的竞争,包括由超女引出的PK一词,都是斗争的表现形式。因此,列宁在阐述矛盾的斗争性时,特意把“斗争”这个词加上引号。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其关系是相对和绝对的辨证统一。列宁在《谈谈辨证法问题》中明确指出:“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所谓相对,是指同一性的存在是有条件的,暂时的,即对立双方在一定条件下才能互相依存,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互依存的同一性,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条件下才存在。如果生产方式改变了,在奴隶制,封建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等条件下,就不会相聚在它们二者的相互依存的同一性。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原有的社会对立阶级的同一性就必然为新的同一性所代替,事物也因此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旧质变成新质。
再比如,中日友好必须是在日本政府能正确对待历史问题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在以往小泉纯一郎六次参拜靖国神社的六年里,中国总理没有踏上过日本列岛,安倍上台后,着力改善中日关系,才赢得中国政府脆弱的谅解,正如媒体评价去年10月安倍访华被称为\"破冰之旅\".这次温总理访日被称作\"融冰之旅\"
本次温总理访日,双方就努力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达成一致,并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中日政治和经济合作关系将进入一个新阶段.这种共同战略利益即矛盾的同一性制约着其斗争的范围,形式和规模.斗争的绝对性,指斗争性存在的无条件性,连续性,永恒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宇宙万物处在永恒的不断运动和不断发展中,运动是绝对的.而运动,发展的决定力量就是在于事物内部具有的相互排斥,否定,对立的倾向,即事物内在的自我否定性,永不间断的对立面之间的斗争性.如果矛盾的斗争间断了,事物的运动也就中止了.所以,运动的绝对性是由对立面斗争的绝对性所决定的.所以尽管中日建立了战略互惠关系,并不意味着双方的分岐冲突会消失.东海油气田之争,历史教科书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现阶段中日关系的焦点问题.这些问题一旦不能得到正确处理,中日关系又将面临恶化趋势因此,斗争性是同一性存在的前提条件.
所以,我讲抵制\"日货\"的人是愚蠢的不懂辩证法的,日本的原装产品质量就是过硬的,记得家里第一台黑白电视机是1982年购的,今天我从地下仓库里取出来无论画面,声音都是那么清晰,我们为什么要拒绝这么优秀的产品呢?而且每当想到日本人为给我们造出好的新产品起早污黑.殚精竭虑.不亦乐乎!
了解矛盾及其根本属性,就可以进一步把握 矛盾
的事物发展中的作用.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事物运动,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推动了事物的发展.如果对矛盾同一性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条件,而矛盾的斗争性则是事物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条件.譬如,一种生产关系刚建立起来,马上又进行变革,总是\"过渡\",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那么生产也就无法进行了.所以同一性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条件.\"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无论事物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或显著变动阶段,矛盾的斗争性都是始终存在的,当事处于量变阶段,处于发展的上升阶段时,斗争性可以起到巩固统一体,保持事物相对稳定的作用.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对内开展\"三反\",\"五反\",和\"肃反\"斗争,对外进行抗美援朝.这些斗争,对于巩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对于保持社会和生产相对稳定,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当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统一体由新变旧,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时,矛盾的斗争性就发挥了破坏旧的统一体,使旧事物转化为新事物的作用(变质).例如,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八百万军队,最终于1949年实现了由旧中国到新中国的质变.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指出:对立面以其不断的斗争和最后的相互转变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变,来决定自然界的生活。可见,矛盾的斗争性是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从精神接生术到发展观理论
———辨证法历史发展的轨迹
辨证法一词在哲学史上曾有多种意义上使用。次词来源于希腊文diale-go,原意是进行谈话和论战。其本意是指在辩论中用来揭露对方议论中的矛盾,从而驳倒其论据的一种方法。最早使用辨证法一词的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89年)把自己用来同他人论辩、谈话的方式称做“精神接生术”,又称辩证法。苏格拉底使用的通过谈话寻求普遍定义、寻求真理的方法是古希腊最初意义的辨证法。传说这位哲学家的父亲是个石匠,母亲是个助产婆。苏格拉底自称他是从母亲的助产术中体验到所谓的论辩方法的。不过他实施的对象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是他们分娩时的灵魂而不是身体。而且这种方法最伟大的地方在于它能够以各种方式考察年轻人的心灵所产生的是幻觉还是真知。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是通过比喻、启发等手段,用发问与回答的形式,最后走向正确的普遍知识。它包括四个基本的环节:反证、归纳、诱导、定义。所谓反证,即通过反问揭露对方谈话中的矛盾,迫使他承认对原来自以为十分熟悉的事物实际上一无所知。辩证法也就缘此而生;所谓归纳。即通过人们对片面意见的层层否证,走向普遍的、确定的、真实的知识,这是辨证法的过程;所谓诱导,即通常所说的助产术,他通过启发、比喻等方式帮助对方说出蕴藏于自己意识中的思想,进而考察这些思想的真伪,这是辨证法得以逐步行进的手段;所谓定义,就是对社会和人生等德性问题的共同性质作出概括性的说明,从而牢牢地把握它,这是辨证法的目的,不过苏格拉底自称是助产者,不会生出真理的婴儿,所以他对各种德性概念从未下过一个绝对的定义,真理只存在于寻求的过程之中。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黑格尔,以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作家都充分肯定了苏格拉底在辨证法史上的重要地位。但是辩证法从最初的达到概念认识的一种论辩方法,演进为一种发展观、世界观理论,其间经历了相当长的发展过程,直到黑格尔,才使其演变为一种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发展观、世界观理论(尽管是以头足倒置的方式揭示了辨证法的真实内容)。黑格尔认为,辩证法既是以精神为核心的一切事物运动的原则,又是理性的一种高级思维方式。他明确地说:“辨证法是现实社会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业的推动原则”。从而是辩证法具有了近现代的意义。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学说的创立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把世界理解为联系、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辩证法学说,经历了三种基本形态:古代朴素的辩证法、近代的唯心辨证法,马克思唯物辩证法。西方古代朴素的辩证法在古希腊时期便已产生。赫拉克利特是它的最卓越的代表。他认为,万物都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发展之中,“一切皆流,无物常住”;并猜测到对立面在自然界变化发展中的作用:“一切都是斗争产生的”,凡物都是“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恩格斯、列宁都高度评价赫拉克利特所具有的“原始的、朴素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称其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这种辩证法虽然正确的抓住了整个世界变化发展的一般性质,但更多的还是停留在现象层面,是一种朴素的直观。应该指出,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内容极为丰富而又独具特色。辨证思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素有品格,运动变化、全面联系的观点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观点。择其要者,1)物生有两与一分为二的矛盾统一观。春秋时期的史墨首先提出“物生有两”,认为既要把握统一体之“一”,又要抓住对立面之“二”,注重对立双方的相互作用。《老子》继承和推动了史墨的观点,确认天下不存在孤立片面之物,并据此提出了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反者道之动”和“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矛盾转化观点。儒家哲学对于对立互反规律则提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经典表述;2)和合与中庸的辨证生成观。“和合”意味着和谐与多样性的统一。西周末的史伯最早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和而不同的观点。认为只有“和”即不同性质之物的相互作用才有可能生成新物,而同一性质之物的量的简单相加最终只能引起事物走向死亡。“和合”是事物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孔子遂以“和而不同”作为君子的标志,并将和合思想与“中庸”的无过不及联系起来。中庸作为辨证思维,强调的是合两为中心,把握适度,中庸是处理对立关系的标准,只有符合中庸,才算把握了道。3)生生与变易的变化发展观。自《易经》提出“天地之大德日生”,和“生生之谓易”以来,中国哲学便以生生与变易的和合解释宇宙的生成发展和日新富有的.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有许多相似、相通之处,这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中国传统哲学中注重和谐统一的矛盾观和\"中和\"、\"中庸\"之道,对于维护生态平衡、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对于争取社会的和谐稳定、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对于维护人际关系的和谐有序等都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黑格尔在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地使辩证法具有了世界观意义,推动辩证法进入到它的矛盾二种历史形态。黑格尔认为,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一切领域,莫不受辩证法的支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肯定黑格尔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但作为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只是概念的辩证法中天才地猜测到了事物的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辩证法发展的全新阶段。马克思,恩格斯依据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概括了当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就,批判地继承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和辩证法的传统,特别是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创立了科学的唯物辩证法学说。恩格斯曾给辩证法下过科学的定义:“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科学”。列宁认为,“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是基于观念的主观辩证法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客观辩证法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客观世界的运动发展的辩证的,人的认识要正确反映客观世界,必须遵循辩证法规律。
猫、老鼠、熊蜂、三色堇
———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
恩格斯曾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19纪60年代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一书中,以猫、老鼠、熊蜂、三色堇(俗称“蝴蝶花”)之间的相互联系,从一个侧面生动鲜活地确证了自然界中一切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猫、老鼠、熊蜂、三色堇,在自然界中是种属相距甚远的动植物,乍看起来,彼此互不相干,似乎没有什么联系。其实不然。三色堇,属于兰科植物,是依赖熊蜂传递花粉受精的;一个地方熊蜂的数量,又跟田鼠的数量直接相关,因为田鼠常常破坏熊蜂的蜂窝;而田鼠的多少,又与猫的多少不可分,这样,猫、老鼠、熊蜂、三色堇之间,就有了生死攸关的联系:猫吃田鼠,猫多则田鼠少;田鼠毁掉蜂窝,田鼠少则雄峰多;熊蜂能替三色堇传递花粉,雄峰多则三色堇繁茂。人们耳熟能详的这个例子,使我们相信,自然界确实存在着无穷无尽的普遍联系之网。而对于人类现实社会生活中普遍联系的切身感受,则不能不提到一个世纪后.
椐报道,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家利用网络技术做了一次实验,证明只要通过\"电子邮件的6次信息接力\",一个人就可以同世界上任何一个陌生人联系上.这表明:世界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正是这种普遍联系在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当然这种联系带来的也不尽是福音,伴随着20世纪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性问题陡然出现.全球问题是指全世界范围普遍存在严重威胁到人们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如气候变暖、粮食危机、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
以研究“全球问题”而著称的罗马俱乐部公布\"20世纪70年代爆炸性杰作\"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报告对人类命运有决定性意义的五个因素为参数(人口,粮食生产,工业化,污染,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提出了解决了全球性问题的理论模型。通过对五个参数的相互作用,联系和影响系统分析,《增长的极限》认为地球是有限的,而人类的追求是无限的,人类需求最终极限增长,它的最有可能的行为方式是:社会系统的自我崩溃,如果不改变现在认识和行为方式的话。
唯物辩证法所谓的联系,是指客观事物,现象之间,以及事物,现象内部各方面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关系不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都不是只为个别或局部的事物所具有,也不是只在某一时间里存在,而是无处不有,无时不在,具有普遍的性质。在现实生活中,《增长的极限》所系统分析的五个参数没有一个独立的,每一个参数经常同所有其他因素相互作用。例如,人口没有粮食就不能生存,而粮食是通过资本增长而增加的,但更多的资本又需要更多的资源,从不同的角度来说,联系可以分为直接联系与间接与偶然联系,内部联系与非本质联系,主要联系与次要联系,必然联系与偶然联系内部联系与外部联系,等等。显然,上述五个参数之间的相互联系有直接联系,还有间接联系,有主要联系还有次要联系。
我国有许多寓言故事都反映了这方面的思想。比如有个“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人们,火,水,鱼是有联系的,池塘的水能灭城门的火,这是直接联系,鱼儿与城门失火则是间接联系,它是通过池水这个中间环结而发生联系的。事物的联系按性质说,又可分为本质联系与非本质联系。这种区分是重要的。本质联系是事物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稳定的反复起作用的因素。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说种下的瓜种,豆种,在正常条件下一定要结出瓜和豆。在瓜种,豆种与长出的瓜,豆之间的联系,是本质联系。至于同样的瓜种,种出的瓜有大有小,就不是本质联系了。
达尔文与克劳修斯矛盾的终结
————物质世界的永恒发展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和现象不仅是联系的,而且是运动和发展的。这里所说的发展,是指事物在运动过程中,不断地有新事物产生,旧事物的衰亡,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上升过程。
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砂粒到宇宙星体,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久的产生和消灭,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之中。恩格斯认为,在唯物辨证法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运动、变化、发展的客观性、普遍性和永恒性的观点早在古代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中,就已经被人们所广泛认同。随着社会的进步,还越来越深刻地为实证科学的发展所确证:诸如自然科学已探明,太阳、地球等天体是由原始星云转化而来,寿命极短的微观粒子都有自己的演变过程,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已经历了五种社会形态等等。然而随着科学进步,同样不可否认的科学结论却为后人留下了似乎不容置疑的相反结论:19世纪,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生物进化论分别论述了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两种截然相反的演化趋势。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一个孤立的热力学系统,温度总是不可逆地从高温传向低温,最后达到热平衡。这种热力学系统所表现出来的,是从有序走向无序、从非平衡走向平衡的退化趋势。与此相反,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则指出,生物界总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向高级、从低等有序到高等有序发展的,是一个进化的趋势。这就是19世纪出现的所谓达尔文和克劳修斯的矛盾—世界进化与退化的问题。由于热力学的回答是有实验、数学和科学模型的方法来解释和说明的,它给出了自然界演进无序化的内在机制;而生物学在当时所能提供的证据却主要是描述性的、类比式的。对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的内在机制尚不清楚,所以直到20世纪初.
在科学领域中关于自然演化看法的主要倾向是退化论的,特别是作为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提出者,德国著名物理学家克劳修斯又任意扩大了该定律(又称熵增原理)思想的适用范围,将其推广到整个宇宙,认为整个宇宙将趋向于热力平衡状态,这时,一切宏观变化都将停止,能量的总值虽然不变,但已不能再被利用,结果宇宙就会进入一个死寂的状态。从而得出了错误的学说—“宇宙热寂说”。如果用哲学的语言表述,达尔文和克劳修斯的矛盾实质就是:是否承认世界是永恒发展的、是前进上升的。直到20世纪40年代,尤其是70年代以来即系统理论特别的诞生,才最终在实证科学的层面上有力地捍卫、论证了世界是永恒发展的这一唯物辨证法的基本观点。
发展是具有前进性质的运动,是事物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由无序向有序的上升运动,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发展才能产生新事物,发展的本质是创新,促进事物发展。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原理也是我们树立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根据之一。
从爱智慧到学智慧
——哲学的本义
亲爱的同学,一谈到哲学,你可能就会感到高深莫测;但是一谈到智慧,你就会很感兴趣。殊不知,哲学就是“爱智慧”的学说。然而,人们却常说,学了哲学就会使人聪明而又有智慧。这种说法是确切的,也可能是学习哲学的最大“误区”了。因为没有学过哲学的人并不一定就不聪明,学过哲学的人也不一定就有智慧。事实上,按照哲学的本性而论,哲学是让人知道自己缺少智慧,因而去追求智慧的学说。
传说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朋友曾经到德尔裴神庙请示神谕,询问苏格拉底是不是希腊最聪明的人,神谕回答是肯定的。苏格拉底知道后十分的诧异,因为他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最智慧、聪明的人,他一向谦虚地以无知自居,怎么能成为最聪明的人呢?于是,他到处找聪明的人并与他们对话,以求证明他们都比自己聪明的而神谕是错的。然而,在对话的过程中他却发现,那些自称聪明而又有智慧的人名不符实。由此,苏格拉底悟出了其中的道理,他之所以被神谕说成是最聪明的人,不是因为他有知识、有智慧,而是因为他自知自己无知,不断的去追求智慧,爱智慧。实际上,从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哲学家们在追求和爱智慧的过程中,尝试了各种方法,几乎在所有的哲学问题上都众说纷纭,走过了很多艰难曲折的路,尽管没有一种完善的方法,没有一条直通哲学彼岸的路,但是,两千多年来这些方法和道路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最高成就,不仅开阔了人们的视野,锻炼了人们的思维;而且也提高了人生的境界,深化了思想的维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把哲学称之为爱智慧的学问,即人们对智慧的追求和热爱,这种追求和热爱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进步的最高体现。
被恩格斯称作“古希腊最智慧的人”亚里士多德,是古代科学和哲学的集大成者,柏拉图的学生。他跟随柏拉图20年之久,对于自己的老师,他十分的崇敬,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对真理的追求,他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他也曾说,虽然一切科学都比哲学更有用,但惟有哲学是真正自由的学问。哲学发展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哲学家们并不甘心于只是爱智慧,而是在千方百计地潜心研究和探索这种哲学智慧,从而使哲学家从“爱智慧”变成了“学智慧”和“探索智慧”。而这种智慧就是人们对世界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看法,把这些根本观点和看法上升到理论高度,并进行严密的理论论证,形成知识体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哲学,即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
所以用哲学的方式去学哲学,用哲学的方式去考研,用哲学的方式去生活,你会是一个智者。
毛主席只保佑湖南人?
——谈谈哲学的基本问题
不论是爱智慧、学智慧,还是追求和研究智慧,都离不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因为在哲学研究的基本领域——人与世界的关系中,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其首要的、基本的关系问题。因此,恩格斯在总结哲学发展史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出来:世界是神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哲学家们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认为断定精神对自然来说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刚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我们常说尤其是党员同志言必称自己是个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可他们却很难做到言行一致,社会长期流传的“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以及有神论,有鬼论等各种封建迷信都属于典型唯心主义的行为。去年夏天,在湖南博闻校长的宣传下,我们一行五人专门去毛主席故居拜祭他老人家,因为据校长同志说:“在湖南尤其是生意人年初一定要来沾一沾毛老人家的福气的,来拜的今年都发财,我去年没有拜生意惨淡。生源跌至历史最低点,今年一拜马上反弹。”他的这番宣传吸引了武汉高联学校三大主管亲赴湘潭,希望通过拜祭毛老人家时来运转,他们在武汉都苦心经营五年了,债台却一年高过一年,无奈之下只能求助于毛主席了,他们拜得好虔诚,我看的也好心痛。但是毛主席还是没有保佑他们,在年底眼看他们要赢利的时候,却被两位老师联手“宰”了一刀亏得连回家的钱都没了。他们弄不明白,“为什么毛主席都不保佑我?”我调侃说:“毛主席只保佑湖南人,他不喜欢湖北人的,他整了多少湖北的将军,你看看林彪的下场不就清楚了吗?”这只是一句笑话,其实毛主席能保佑谁?他自己都说:“从来没有救世主,从来没有救星。”我们要做唯物主义者,就要相信世上没有谁能拯救你,只有自己去拯救自己。对于有些辅导班“神化”我。我总是惴惴不安,我一个刚过而立之年的人,两只单薄的肩膀那能扛住上万考生的梦想,我只能尽力而为,但求无愧于心,我讲政治的更不能宣扬救世主的唯心论,否则我连讲政治的资格都没有。“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想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即世界观是否可以认识、可知的问题,这方面通常被称为认识论问题,它是划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标准。凡是认为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精神、思想能够认识现实的物质世界的学说,都属于可知论,相反均属于不可知论。可知论又分为唯物主义的可知论和唯心主义的可知论。唯物主义坚持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故都是可知论,而黑格尔代表的彻底的唯心主义者是可知论,即唯心主义的可知论。
在对思维和存在关系的理解中,不能把“辩证法”问题排斥在哲学基本问题之外。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还交织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矛盾和斗争。在哲学发展史上,既有唯物辩证法,又有唯心主义辩证法;既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又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如果把辩证法问题排斥在“思想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之外,辨证法就变成了与哲学基本问题无关的另一类问题,这是与哲学发展史不相符合的。
哲学发展史已经充分证明,辨证法是与“本体论”和“认识论”密切相关的理论形态。与“本体论”相联系的辨证法称之为“客观辨证法”,即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内的关于客观物质世界矛盾运动的辨证法;与“认识论”相联系的辨证法称之为“主观辨证法”,即包括认识辨证法和思维辨证法在内的关于人类认识和人类思维矛盾运动的辨证法。不论客观辨证法还是主观辨证法都离不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从客观辨证法和主观辨证法相统一的角度,我们把辨证定义为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作过具体深刻的论述。
柏拉图的“理念世界”
——客观唯心主义的特征
一提柏拉图,大家马上会想到柏拉图式爱情,那是一种只有精神上的恋爱,没有肉体上的结合的爱情,这种爱情何其美丽,然而美丽的却容易破碎。这其实也是柏拉图客观唯心主义的一种表现,一种写照。只有理念上恋爱也不是什么真爱,只是一种虚幻的爱。客观唯心主义就是这样虚幻一种东西将其作为造物主来解释这个世界,而柏拉图无疑是客观唯心主义者的最典型代表。
柏拉图客观唯心主义基本观点主要有:第一,“理念”才是真正的存在。柏拉图的哲学体系被称为“理念论”。那么什么是理念呢?柏拉图从苏格拉底寻求事物共同的特性出发,把这种共性绝对化、独立化、把存在与个别事物之中的共性当做可以脱离个别事物而独立存在的东西,称之为“理念”,理念是一切具体事物的原因。他认为,理念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存在与一个独立存在的理念世界中。他把物质世界称为可见世界,而把理念世界称为可知世界,两个世界的关系是:可知世界是可见世界的原型、原因;可见世界是可知世界的影子、摹本。例如,木匠造一张床,他头脑里先有了一张床的原型,也就是床的理念,造出来的现实的床只是床的原型摹本。他还认为,可见世界是变易的、易逝的、虚假的,只有可知世界才是不变的、永恒的、真实的。任何美的东西都是有生有灭的,而不管美的东西怎么变化,“美”这个理念是永远存在的,不变的。柏拉图的这种理念论是典型的客观唯心主义,他把共性绝对化了,并当成独立的、决定性的东西,把本来联系的东西割裂了。他认为,每一类事物,不管数目多少,都只有一个理念,事物有许多种类,理念也有许多个;理念与理念之间可以分成若干等级,成为一个等级系统。最低级的是具体事物的理念,如桌子、椅子等;高一级的是数学或科学方面的理念,如方、圆、一、二等;再高一级的是艺术和道德方面的理念,如美、正义、勇敢等;最高级的理念是“善”。“善”是创造世界的一切力量和源泉,是超乎存在之上的,比存在更尊严更有威力的东西,它是神的化身。柏拉图把他的理念论与神学目的论结合起来,认为神不是从无中创造世界,而是以永恒不变的理念为模型的混沌的质料结合,从而产生了宇宙万物。柏拉图的理念中也包含了一些辨证法的成分,主要表现在他对理念相互关系探讨时,提出了“存在”与“非存在”、“动”与“静”、“同”与“异”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相互转化的思想。
第二,知识就是回忆。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影子和摹本,人们通过感觉认识到的事物不是真实的事物,这种认识不是知识,只有对理念的认识才是真实的,才是知识。那么怎样才能够得到理念的知道呢?他提出了“知识就是回忆”的学说。他认为人的灵魂是可以和肉体分离而且不朽的,灵魂进入肉体前就已经有了对理念的认识。但是,当它投生到肉体的时候,受到了肉体的玷污,把原有的理念和知识忘记了,出生后,由于感觉经验的刺激,帮助灵魂把这些知识逐步回忆起来,就好像看见一个朋友的画像,就回忆起这个朋友一样。他说:“既然心灵是不死的,并且已经投生了好多次,既然它已经看到了阳间和阴间的一切东西,因此它获取了所有一切事物的知识。因此,人的灵魂能够把它以前所得到的关于美德及其他事物的知识回忆起来,是不足为奇的”。“如果我们在生前获得了知识而在出生的时候把它丢掉了,可是在以后通过我们的感觉又重新获得了我们以前所有的知识,那么这样一个我们叫做学习的过程,实际上不就是恢复我们自己所已经有的知识吗?我们称之为回忆是不是对呢?毫无疑问是对的”。可见,柏拉图关于“知识就是回忆”的观点,完全是唯心主义的。
第三,“理想国”。柏拉图有系统的社会政治观点,提出了他对理想国家的设想,称之为“理想国”。怎样能使弊端百出的国家变成理想王国呢?他提出要靠“哲学王”。只有到了哲学家当国王或国王变成哲学家的时候,才能进行智慧的统治。他说:“除非哲学家变成我们国家中的国王,或者我们叫做国王或统治者的那些人能够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去研究哲学,使得哲学和政治这两件事情能够结合起来。因而要把那些现在只搞政治而不研究哲学或者只研究哲学而不搞政治的人排斥出去,否则我们的国家就永远不会得到安宁,全人类也不会免于灾难。除非这件事情能够实现,否则我们提出来的这个国家理论就永远不能够在可能范围内付诸实行,得以看见天日”。柏拉图的理想国的主张并没有实现,到晚年,他不得不放弃了“哲学王”的观点,以法制代替人治,提出建立介于君主与民主之间的“混合政体”。
柏拉图的哲学对后来欧洲哲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他是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使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化的人。他的唯心主义体系以及由此体系产生的各个流派,不但在欧洲中世纪成为基督教神学的重要支柱,直到近代,各种唯心主义哲学都可以从他的理念体系中,找到其思想渊源\\
存在就是被感知
——主观唯心主义的特征
乔治·贝克莱(1684-1753,18世纪英国爱尔兰大主教,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贝克莱生于爱尔兰,1700年被任命为德瑞地区的副主教,1728年去北美慕大群岛进行传教活动,企图在那里建立一所神学院,但后来计划流产,于1931年回到伦敦,1734年升任爱尔兰克罗在地区的主教,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年才迁居牛津。他的主要著作有:1709年的《视觉新论》,1710年的《人类知识原理》。1713年的《希勒斯和斐洛诺斯的三篇对话》等等。
“存在就是被感知”是贝克莱著名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1688年,英国经过“光荣革命”资产阶级巩固了经济地位,登上了统治阶级的宝座,逐渐趋向保守,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就是资产阶级这种趋向在哲学上的反映。所谓主观唯心主义,就是把主观精神(人的意志,感觉,经验,“心”,观念,目的,动机,理论等)看成是第一性的,并决定世界上万事万物。“存在就是被感知”就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贝克莱哲学的基本观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物质就是“虚无”。贝克莱深知物质概念是一切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者的基石,因此,他千方百计地攻击唯物主义的物质不说,否认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以图达到他取消物质的目的,宣称物质就是“虚无”。他说:关于“物质”或“有形实体”的学说,是“怀疑主义”的主要支柱,同样,一切“无神论”和“不信宗教的渎神的企图,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物质的实体从来就是“无神论者”的挚友,这一点是无需多说的。他们的一切古怪系统,都明显地,必然地依靠它;所以一旦把这块基础去掉,整个建筑就不能不垮台”。他认为,物质是一个虚构的词,不表示任何实在的东西,在人的心中也没与之相应的观念。由此得出结论,物质就是“虚无”,他讥笑唯物主义者说:“假如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物质一词用成和别人所用的无物一词的意义一样”。贝克莱就是这样攻击唯物主义的,但是,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感觉的客观存在,是人类长期实践所证实的,决不是贝克莱可以取消得了的。
第二,“存在就是被感知”。贝克莱认为,人们认识的对象就是观念,观念并不反映观念之外的任何事物,而且观念之外就没有任何事物,人们平常所说的事物,不过是观念的各种不同的结合而已。例如,我们看到一个圆的形状、红的颜色,嗅到香的气味,把这些感觉集合起来,人们就用苹果这个名称来表示它,并把它当做一个单独事物来看待。由此得出结论,事物就是“观念的集合”。然而,观念本身并不能独立存在,要有一个能感知它们的主体,这个主体就是“一个能感知的主动存在,要有一个能感知它们的主体,这个主体就是”一个能感知的主动实体,就是我所谓的心灵、精神、灵魂或自我。……观念只存在于这个东西之中,或者就被这个东西所感知。主观唯心主义在我国也同样存在,明代的王阳明(1472——1528),集宋明时期主观唯心主义之大成,有四个字就可以概括他的全部哲学叫做“心外无物”。就是说,万事万物,包括月亮、太阳……都存在于他的心中。这种主观唯心主义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它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唯我论的可悲结局,既然,世界只存在于他的感觉中,那么世界上也就只有他一人是存在的了,这是何等荒谬呢!如果我们质问主观唯心主义者,既然你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你的感觉,那么当你还没出世之前也就是还没有你的感觉的时候,生你的父母是不是客观存在的呢?对于这样的问题他们是无法回答的。
黑格尔的哲学大厦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年),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近代欧洲最著名的唯心主义辨证法哲学家。他生在一个官僚家庭,1793年毕业于图宾根神学院,先后在瑞士伯尔尼和德国法兰克福当了六年家庭教师。1801-1806年任耶那大学讲师,1818年任柏林大学教授,1830年被提升为柏林大学校长。1831年因霍乱病逝于柏林,终年61岁。
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一座宏伟的大厦,人们只要深入到大厦里面去,就会发现无数的珍宝。这些珍宝就是贯穿在他的哲学体系中的辨证法思想。黑格尔的最大功绩就是在哲学史上第一个全面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唯心主义基础上把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社会历史和精神描写成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这种关于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在不断产生和消失的过程中无止境的运动着和转变着的辨证观念,就是黑格尔哲学留给它的继承者的遗产。黑格尔的辨证法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黑格尔的辩证法自始至终地贯彻着对立统一的思想。在黑格尔看来,任何统一的事物之中都包含着自身的相异者、对立物。强调事物内部矛盾的必然性和普遍性,认为同一之中有差异和对立,而差异和对立也表现了同一。同一是具体的同一,是包含差别和对立于自身之中的同一,否认差别和对立的“非此即彼”的观念叫“抽象的同一”。
第二,提出了矛盾是事物运动、发展的内部源泉和动力的思想。他说“矛盾则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知识因为自身具有矛盾,它才会运动,才具有动力和活力”。
第三,在《逻辑学》的“存在论中论述了事物发展是有量到质和由质到量的相互转化思想。他认为,事物是质和量两个方面的规定,并第一次提出质和量的统一为“度”,数量的增减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引起事物性质的变化。
由此,黑格尔奠定了他在哲学发展史上“辨证法始祖”的地位,他的辨证法思想在哲学发展史上一直闪耀着熠熠光辉。
然而这位“辨证法始祖”却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的哲学体系是首先构造出一个“绝对精神”,“绝对精神”经过逻辑阶段、自然阶段和精神阶段的发展,派生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这正是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实质。
费尔巴哈深刻地批判了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外化出自然界的观点。费尔巴哈曾质问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凭什么理由可以从逻辑转到自然的范围呢?”他用生动的比喻和讽刺的口吻说,从纯粹抽象的逻辑概念“外化”出自然,就等于“童贞处女生出自然”,“水里做出酒”,“等于用语言呼风唤雨,用语言移山倒海,用语言使瞎子复明”,实际上,都不过是一些概念的游戏而已。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地地道道唯心主义的。他把“逻辑学”看成是整个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而把“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看做对“逻辑学”的“应用”。这就是说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出现以前,“逻辑学”就以纯概念的形式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定好了型,把先验的逻辑形式看做自然和社会的创造者,是万事万物的本原。可见,黑格尔的哲学是一种颠倒的哲学,是精神、思想第一性,物质、存在只是精神的异化或生物,是第二性的。所以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是“儿子生出母亲,精神产生自然界,基督教产生非基督教,结果产生起源”。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他只在自然观上坚持了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仍陷入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批判地吸取了他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抛弃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和他的历史观的唯心主义,批判的地吸取了他的唯物主义基本思想。
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的两个直接哲学理论来源: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思潮
——————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
19世纪中期(黑格尔逝世)前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西方哲学经历了一段可谓冷落、凋零,甚至动摇和混乱的岁月。这一时期正是现代西方哲学开始形成的时期。随着黑格尔的逝世,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哲学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一个是马克思哲学的产生和传播,一个是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出现。
现代西方哲学是19世纪中期以来流行于西方社会的各种哲学派系的一个总称。他们思想各异,流派纷呈。从思想倾向上来看,可分为两股思潮:一个是人本主义思潮,另一个是科学主义思潮(又称实证主义思潮)。实证主义代表人物是法国哲学家孔德,他认为哲学应当以实证自然科学为根据,以可以观察和实验的事实及知识为内容,摒弃神学和思辨形而上学所研究的那些所谓绝对的、终极的,然而却无法证明的抽象本质,也就是用实证的知识来代替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思辩概念。他宣称实证哲学及一切实证科学的任务,就是要“精确的发现”自然规律。这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自然规律的存在,承认人的思想必须服从外部世界的规律,具有合理因素,甚至与唯物主义相近。但是,孔德的自然规律不是指自然界客观存在的内部规律性、必然性、本质,而是指现象之间的外部联系。他认为科学只能叙述事实,而不能说明事实,科学只问是什么,而不问为什么,这些问题我们无法解决。
人本主义也称非理性主义思潮,它发端于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的唯意志主义,
人本主义思潮形成的直接原因,是理性主义哲学的片面性和内在矛盾的激化及对其批判浪潮的兴起。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在德国表现得最为激烈,因为黑格尔哲学被公认是近代西方理性主义思潮的顶峰,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标志着对传统理性主义思潮的批判,因此,人本主义思潮也以德国为中心。德国的哲学家叔本华被公认是这一思潮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奥瑟·叔本华(1788—1860年),是最早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派思辨形而上学进行全面批判,并明确提出要从根本上改变西方哲学发展方向的德国哲学家。他出生于但泽(今波兰格但斯克)一个银行家的家庭,1813年毕业于耶拿大学,以《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的论文获哲学博士学位,在这篇论文中他就已经形成了较成熟的意志主义思想。1820年后在柏林任讲师,他偏偏选择了与黑格尔授课时间相同的时间开课,以示向黑格尔的权威地位挑战。但他根本不能动摇黑格尔的统治地位,据说只有三个学生选他的课。在柏林大学任教的24个学期,但开课的时间还不足一学期。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1848年革命以前的德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尚未明显暴露,以批判理性,宣传悲观主义为特征的叔本华哲学显然不合时益,他只好自我解嘲的宣称他的著作不是为当代人,而是为后人写的,他相信他的哲学受人欢迎的时代很快就会到来,事实恰好如此,1848年革命以后,叔本华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逐渐的被人们接受了,并受到极大的欢迎。1858年叔本华70寿辰时,许多人都来颂扬,称他为“伟大的哲学家”。
叔本华的思想承继者尼采可以说将人本主义思潮推向极致,尼采不是书斋中的哲学家,他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并无特殊建树,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特别是传统理性主义、基督教道德和启蒙主义的文化加以猛烈评击,在他自传中曾说,我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战士,攻击是我的本能。在新旧交替之际,提出了“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口号和以“强力意志”为标准的“超人”价值观。尼采是个语言天才家,他把语言艺术和哲学批判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是一位“诗人哲学家”。他的著作语言精辟尖锐,有很强的穿透力和感染力,对20世纪的文化和哲学影响很大,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都写过题为《尼采》的著作。“五四”时期,尼采思想传入中国,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一定的影响,鲁迅、郭沫若和矛盾等人的早期著作中都可见其痕迹。
“重新估价一切价值”,是尼采作为其全部理论的出发点而提出来的著名口号,也是他《权利意志》一书的副标题。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要求批判被理想主义和基督教传统当作真理的以往思想文化、道德观念,破除他们的权威。他的另一重要著作《偶像的黄昏》的副标题为“如何用铁锤从事哲学”,意在把上述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当作偶像打倒。尼采认为,要成为一个创造价值、判定善恶的人,首先要推翻以往价值,这也是对人的最高的自我肯定。尼采称自己是以往思想文化和道德观念的“炸药”、“真正的破坏者”。他奋力批判旧价值观和真理观,甚至达到冷嘲热讽、嬉笑怒骂的程度,成为同时代西方哲学家中公开宣布与旧传统决裂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为了挽救和重新肯定人的价值和意义,需要为人寻找新的依靠和理想。既然上帝已死,那就要为人寻找新的上帝。这个新的上帝不是彼岸世界的造物主,而是处于现实世界的、有血有肉的“超人”,“上帝已死,我们现在希望超人诞生”。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同现代西方这两大哲学思潮的比较和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科学主义思潮推崇科学知识,主张哲学仿效自然科学,放弃和排斥形而上学(世界观)的研究,致力于对科学知识的综合或逻辑语言分析,把哲学变成对科学进行分析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人本主义思潮则反对科学和理性,认为科学不能回答人的价值问题,主张哲学应抛弃对外界的认识而回到人的存在本身,回到自我,注重对人的内心世界的非理性的发掘,重建“现代性”崩溃后人类的精神价值,强调人的存在的本体论,具有非理性主义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反对科学主义也反对抽象人本主义;既强调世界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又充分考虑人的主体地位,重视人本身的发展和要求;反对科学主义但重视科学精神,反对抽象人本主义但重视人文精神,实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
从上帝创世盘古开天到星云假说
——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
世界是否有共同的本原,世界究竟统一于物质还是统一于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基督教所尊崇的“上帝创世说”,将万物的本质归于上帝,《圣经》中这样描绘:世界的造物主——上帝耶和华,经过了亿万年完全自由的生活以后,度过了不知春秋的久远的黑暗混乱的日子后,感到孤独寂寞,于是心血来潮,开始创造世界。第一天创造了光,称光明为昼,称黑暗为夜;第二天造出了天;第三天造出了植物;第四天造出了太阳,月亮和星星;第五天造出了飞禽走兽和鱼类动物;第六天创造出了人;第七天休息。所以后来人每七天为一周。更加有趣的是,三百多年前英国有个主教名叫乌索尔,根据《圣经》。竟然“计算”出上帝创世造世界的具体时间,是耶稣诞生前4004年10月23日上午9时。上帝创造世界万物以后,就一成不变了。与“上帝创世说”相类似,在我国有“盘古开天”的传说,传说太古时候,天地不分,整个宇宙像个大鸡蛋,里面混沌一团,漆黑一片,分不清上下左右,东南西北。在鸡蛋中孕育着一个伟大的英雄,这就是开天辟地的盘古。盘古在鸡蛋中足足孕育了一万八千年,终于从沉睡中醒来了。他睁开眼睛,只觉得黑糊糊的一片,浑身酷热难当,简直透不过气来。他想站起来,但鸡蛋壳紧紧地包着他的身体,连舒展一下手脚也办不到。盘古发起怒来,抓起一把与生俱来的大斧,用力一挥,只听得一声巨响,震耳欲聋,大鸡蛋骤然破裂,其中轻而清的东西向上不断飘升,变成了天,另一些重而浊的东西,渐渐下沉,变成了大地。
盘古开辟了天地,高兴极了,但他害怕天地重新合拢在一块,就用头顶着天,用脚踏住地,显起神通,一日九变。他每天增高一丈,天也随之升高一丈,地也随之增厚一丈。这样过了一万八千年。盘古这时已经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身子足足有九万里长。就这样不知道又经历了多少万年,终于天稳地固,不会重新复合了,这时盘古才放下心来。但这位开天辟地的英雄已经筋疲力尽,再也没有力气支撑自己,他巨大的身躯轰然倒地了。
盘古临死时,全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左眼变成了鲜红的太阳,右眼变成了银色的月亮,呼出的最后一口气变成了风和云,最后发出的声音变成了雷鸣,他的头发和胡须变成了闪烁的星辰,头和手足变成了大地的四极和高山,血液变成了江河湖泊,筋脉化成了道路,肌肉化成了肥沃的土地,皮肤和汗毛化作花草树木,牙齿骨头化作金银铜铁、玉石宝藏,他的汗变成了雨水和甘露。从此开始有了世界。
显然“上帝创世”是一种唯心主义世界观;“盘古开天”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它们都不是科学的。世界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1755年德国哲学家康德和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提出了“星云假说”。他们认为,构成太阳系的原初物质是一种弥温分散的原始微粒。把周围密度较小的物质吸引过来,而聚拢成更大的团块,由于加速旋转,中间部分密度越来越大与周围分离温度升高,形成了太阳;而周围的物质由于离心力的作用,形成了行星。拉普拉斯曾将他提出星云假说《宇宙体系论》一书献给拿破仑,拿破仑对他说:“拉普拉斯先生有人告诉我你写了这个讨论宇宙体系的大著作,但从不提到它的创造者”拉普拉斯干脆利落的回答:“陛下,我不需要这个假设,”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对“上帝创世说”的否定,给形而上学的自然观打开了缺口,为人们正确认识世界指出了方向。
其实,宇宙就是一个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世界,科学和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世界是物质的世界,没有什么“世俗世界”和“天国世界”之分。世界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
世界是统一的,世界统一的基础是物质,世界是多样性的物质统一体.随着现代科学的不断发展,世界的统一性愈加在更加广泛更加深刻的层面上得到证实.
太阳神震怒的传说
_____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割的
传说古希腊时有两个国家,吕底亚和麦底亚.为了争权夺夺,白天撕杀,晚上休息.战争持续了五年之久,仇恨越积越深,双方都要争个输赢.在第六年的一次激战中,忽然天昏地暗,黑夜骤临.双方士兵伸手不见五指,分不清敌我.于是,双方的士兵都吓坏了,惊呼“太阳神”震怒了,我们刀光剑影的打仗,“太阳神”看不下去了,所以他熄灭了光辉来惩罚我们了。与其同归于尽,还不如和好活命。于是,为了保全自己,双方鸣鼓收兵,抛弃了武器,订立和约,并跪在地上向“太阳神”求饶,不久太阳又出来了,人们都一片欢腾。想不到公元前的一次日食,出人意料的消除了一场战争,从此他们再也不敢妄动干戈了。在中国古代,也有许多关于日食的传说。说日食是“天狗”吃了太阳的缘故。于是,人们烧香叩拜,乞求“天狗”,“天狗”看到人间如此尊敬他,就又把太阳吐了出来,重现光明。现在的人们,当然都知道日食并不是什么“太阳神”的震怒或“天狗吃日”,它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表明物质世界处在不断的运动之中。所谓日食,就是月球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之间,挡住了太阳射向地球的光线而造成的。地球作为行星,每年绕太阳转一周;作为地球的天然卫星,月球每月绕地球转一周。当月球运行到地球和太阳中间时,由于掩蔽了太阳,便发生了日食,月球把太阳全部挡住,叫日全食;挡住一部分,叫日偏食;挡住太阳的中间部分,叫日环食。日全食的时间最长不超过七分钟。日全食是日食中的一种特殊情况,对同一地区来说,约300多年才发生一次,十分罕见。由于古代人不太了解这一自然界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所以一发生日食,就惊慌不已。辨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世界是永恒运动着的,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割的。但是人们对物质与运动关系的认识,并不是一下子就达到今天的水平。
在西方,最早提出万物运动变化观念的是古希腊的伊奥尼亚唯物主义学派。他们认为世界万物无处于运动变化之中,而且认为认为万物生灭变化的原因在于事物内部.赫拉克利特继承和发展了这个学派的运动变化思想,第一次明确提出:“一切皆流,一切借变”。他用生动而深刻的语言断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伊奥尼亚学派正确地肯定了运动物体的实在性、普遍性和绝对性,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它们具有不可克服的直观简朴的性质。
弗兰西斯·培根作为英国近代唯物主义的始祖,继承了古代运动物质观的思想,并在实验科学的基础上,对物质与运动关系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入。他认为运动是物质的最主要特征,是事物本身的固有属性。但他没有揭示出事物运动的真正根源,他认为静止是一种特殊运动,叫“静止运动”;他承认运动具有多种形态,列举出19种性质最普遍的运动形式,培根视野广泛,生动地描写了多种多样的运动形式,马克思给予肯定的评价。藿布斯作为典型的机械唯物主义,将物质运动仅仅归结为一种位移运动。在他看来,一切运动都不过是机械运动的表现形式,而且把运动和静止绝对对立起来。把运动和物质割裂开来,最终在运动根源的问题上与神学同流合污。在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者则力图克服机械唯物主义的缺陷,他们提出了物质自己运动的理论。明确指出,运动的主体是物质而不是精神,其代表任务狄德罗说,“物体”就其本身来说,就其固有性质的本性说来,都是充满着活动和力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藿尔巴赫则论证了运动的物质性、运动的必然性和多样性。他说,“宇宙间一切都在运动。自然的本质就是活动”。他指出,运动是物质存在方式,“运动乃是一种从物质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存在方式”。
他还模糊地认识到运动形式与物质形态存在着相对应的关系,但他理解的各种不同的物质运动形式,都属于机械运动形式的。黑格尔作为19世纪德国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和辩证法大师,他比较比较系统的建立起思维运动发展的学说,黑格尔正确的揭示了运动的本质、根源,他说“运动就是实有的矛盾自身”。在运动发展的问题上,他还论证了运动的普遍性,深刻地揭示了运动的根源和发展的无限性。这对欧洲的哲学史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因而获得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高度评价:“黑格尔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他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折中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遗憾的是,黑格尔把运动发展看作精神实体自身的运动,物质不过是精神的外化,他完全把物质和运动割裂开来,因而他实际上是从根本上否定了物质和运动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第一次全面正确地解决了物质与运动的内在统一性问题,将物质观与运动观科学的统一起来。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运动和物质是不可分割的,“运动就其一般的意义来说,就它被理解为存在的方式,被理解为物质的固有属性来说,它包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简单的位置移动起直到思维”。“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是同样不可想像的”。
现代科学的发展,愈益深刻地确证,整个世界,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无时无刻不处在运动之中。运动作为物质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他绝不是一个直观可以把握的经验结论,而是理性思维的科学总结。许多事物的运动变化是明显的,人们可以直接感觉到。唐代诗人李白有一首诗:“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说的是景物的运动变化。唐代另一位诗人贺知章有一首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说的是人的运动变化。可是大量的运动变化却不是经验可以直接把握的。俗话说:“稳如泰山”。意思是说泰山最稳固,似乎是不运动的。可科学告诉我们,一百万年以来,它升高了几百米。比如,我国西南边陲的喜马拉雅山,巍然屹立,看来好像从来如此,永远不变化的。然而事实上,它是从“喜马拉雅海”变来的。人们在西藏地区已经发现了海生的爬行动物——喜马拉雅鱼龙,它生活在一亿八千万年以前。这证明那时这里曾经是极目浩瀚的一片汪洋。后来,海水逐渐退出,形成了陆地。直到距今约二千万年前,喜马拉雅山才横空出世,形成山峰,并一直在上升。近五十万年内,它的主峰珠穆朗玛峰上升了一千六百米。据卫星测量,喜马拉雅山不但在长高,而且在移动,每年大约向北移动六厘米。现代自然科学根据广义相对论提出了黑洞的假说。认为有一种密度很大、质量很高的特殊天体,其周围形成了强大的引力场,任何接近它的东西,包括光在内,都会被它吸引进去,就像掉进无底洞一样。特殊天体就是所谓的黑洞。有人据此断定:在黑洞内部,一切运动都停止了。其实,在物质运动中,吸引和排斥是一对矛盾,有吸引就有排斥。近年来,研究黑洞的新理论提出,黑洞的温度逐渐增高,蒸发加快,最终将引起爆炸。显然,认为黑洞内部运动会终止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不但没有不运动的物质,而且也没有无物质的运动。有些唯心主义者,把运动仅仅看做精神的运动,而否认物质的运动。我国唐代有一个著名的和尚叫惠能,认为一切运动都不过是人们主观意识的变化。《坛经》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惠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明明是外部事物在运动,他却说是心动,多么的荒唐!有没有精神的运动呢?当然有。但他是不能离开物质的运动而独立存在的。精神运动,例如,人们的思想变化等,无非是物质运动的一种形式和反映。不依赖物质的纯粹的精神运动是没有的。物质的运动是绝对的,但唯物辩证法又承认相对静止的存在。所谓静止,而是指相对的静止,它只是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即当一事物尚未发生质的的变化或在空间上的相对的位置没有发生变化时,可谓静止。显然,静止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运动则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如果把静止视为绝对静止,否认运动的绝对性,就等于否认了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相对静止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也是人们正确认识和区别事物的基础。如果否认事物的相对静止,必然否定事物特殊的质的规定性,导致相对主义、诡辩论。有一部古代喜剧对此做了嘲讽,生动而又令人深思:一个希腊人借了别人的钱,到期未还,债主来讨债。欠债的人说,一切都是变化的,借钱的那个我,已经不是现在这个我,因此我不欠你的债。债主发了脾气,打了他,两人撕打到了法庭。法官问欠债的人为什么不还钱,他又把理由重复了一次。法官又问债主为什么动手打人,债主说,一切都是变化的,打人的我已经不是现在的我,因此我没有打人。于是这场官司就这样不了了之。这一故事喜剧性地说明,借口变化,否认相对静止,否认事物质的稳定性,会走到何等荒谬的境地。既然运动是绝对的,那么它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并且运动的总量不会发生变化。
总之,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理解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和运动观,就应把一切事物都作为一个过程对待,本本主义。经验主义等所以是错误的,从根本上说,就割裂了物质与运动的关系,以绝对静止的观点去看待事物,致使主观脱离了客观。
天上一日,下界一年
______空间和时间
南北朝人任昉在《述异记》中有这样一段故事,晋朝人王质入山砍柴,看到几个小孩子下棋。他看完一局,砍柴斧子的木把已经烂掉了;回到村里一看,所有的人都不认识。原来他在上山不到一天的时间,山下已经过去了一百年了。〈〈西游记〉〉中也有类似的故事,说的是孙悟空在“天宫”当了十多天的“弼马温”,回到花果山时,群猴说:“恭喜大王,上界去十数年,想必得意荣归也”。孙悟空觉得惊奇,才十多天,何以说十数年?群猴答道:“大王,你在天上,不觉时辰,天上一日就是下界一年哩。”这些神话故事,启发人们去思考这样一个哲学问题:在物质不同的领域,时间是否会起变化呢?
时间和空间是辨证唯物主义物质论的重要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科学回答了这个问题。古人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概念早就有接触了,“宇宙”二字,就包含有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今来曰宙”。用现代科学的语言来表达,空间,是物体的伸张性或称广延性,指物质的一定长度、宽度和高度。各种物体之间又有位置关系,有排列顺序,如前后、左右、上下。而物体存在的持续性和先后顺序,就是时间。空间是运动着物质的存在方式,离开运动着的物质,就不会有它存在的空间。任何物体,大至宇宙天体,小至微观粒子,都不能没有他的空间形式。离开空间,运动是不可能的。时间也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时间和空间一样,不能脱离物质而独立存在。一切物体的运动,都是一个持续过程。运动物质的寿命有的只有百亿分之一秒,何等悬殊,但都要经历一定的时间。空间、时间与物质的不可分割性,人们常常用三维性和一维性来说明。在现实世界中,空间是三维的,时间是一维的,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国有句老话:“返老还童”,这是不是否定了时间的一维性呢?没有。我们知道,延长人的寿命是可能的,但任何一位老翁都不可能返回到他的幼童时代,“时乎时乎不再来”,时间是不可逆转的。自古以来,流传着无数珍惜时间的名句、谚语。岳飞诗曰: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俄国作家屠格涅夫说:“没有一种不幸可与失掉时间相比。”等等,极富哲理和教益。
既然空间、时间是运动着物质的存在形式,那么,物质是不依赖意识的客观实在,作为他的存在形式——空间和时间,其客观性也是不言而喻的,但唯心主义者却否认时空的客观性,比如说,英国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贝克莱,把空间归结为感觉的主观结果,而时间不过是精神的思想连贯性而已。康德则把时空看做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的主观认识形式,是一种先验的东西。这些观点,当然是荒谬的。人所共知,物质世界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已经在时空中运动了。列宁说,既然承认运动着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也就必然要承认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我们知道,几何学是研究空间形式及其数量间关系的一门科学。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创立的欧氏几何,提出了平行公理,并由此推出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180度。后来,俄国人洛巴切夫斯基创立了非欧几何,提出三角形内角之和小于180度,在同一平面上通过某点,至少可以对已知直线引出两条平行线;而德国人黎曼后来又证明,通过平面上一点,不能对已知直线引出平行线,三角形内角之和大于180度。这些互相矛盾的结论,其实都是正确的。原因在于它们所反映的是不同物质存在状态的时空特性,分别反映的是狭小范围内的空间、广大的宇宙空间、非固体的物质形态的空间特性,等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最终发现了时空变化的物质因素——引力场的变化。这就是说,不同的物质领域,决定了不同的空间特性。时空既然是客观的,就必然随物质运动而变化。我们要善于用辨证的观点认识空间、时间,和形而上学划清界限,旧唯物主义者一般认识到时空的客观性,但是它们的认识有形而上学性。他们承认时空的客观性和绝对性,而不理解其相对性。牛顿的时空就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时空观的典型代表。他从直接经验出发。把时空看做脱离物质而独立存在的绝对时空,空间像一只大的空箱子,独立固定不动;时间也像一条河流,孤立地、均匀地、持续地流动。
总之,他认为时间与运动着的物质无关,而且时空之间也是彼此分离的。牛顿的时空观在二百多年的时间内被奉为经典。1905年,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应运而生,结束了牛顿时空观在自然科学中的统治地位。狭义相对论证明:时空是随物质运动速度的变化而变化的,时空之间也是相互依赖的。例如,当物体以接近光速运动时,物体沿运动方向向上的空间延伸会缩短,内部过程的时间会变慢,即“尺缩钟慢”效应。根据计算,当飞船速度达到每秒29.99万公里时,飞船上的一米尺只相当于地面上的0.02米;飞船上的1秒钟,相当于地面上的50秒。这一状况,不仅表明空间、时间依赖于运动着的物质,而且表明空间和时间也是互相依赖,不可分割的。“尺缩钟慢”其实就是空间的缩短,转化为时间的变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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