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为何不用肖永银: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关于当代中国文化重建的思考

旧天下？新天下？

       孔夫子眼里的天下大概只是西起岐山，东至大海的一亩三分地，其它的不过蛮荒之地，对洋洋中原没有什么影响，也就不需要考虑了。

       而这个所谓的天下，无论在政治架构，还是文明模式上，其实都是同质的。无论六国纷争，还是朝代更替，乃至外族入侵，中国的古代历史大体只是中华文明体系内部的建构过程。对于古代中华文明而言，不存在来自外部的强有力挑战，汤因比的“挑战——应战”模式很难适应与中国历史，中国历史的艰难曲折更多是由不断协调内部冲突的过程决定的。作为世界历史上仅有的一个在数千年的历史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的共同体，中华民族是幸运的。得天独厚的地缘条件、强大的文化内聚力、巨大的文化腹地、层层叠叠的文明外围缓冲层、周边文明的相对落后弱小，这一切使中华民族不必依赖“挑战——应战”式应激反应机制来维系种群的延续和文明的生存，而是以协调共同体内部利益纠纷为目的建立起一套以稳定的内部秩序为核心的规则体系。

       文明的同质性使在同一话语结构下建立游戏规则成为可能，这些规则的最主要使命就是维持文明内部的秩序稳定，秩序稳定了，更高的生存和发展目的也就实现了。作为协调内部冲突的游戏规则，说的简单些其实就是要求大家都要在各安其位、正名定序的基础上自我约束，点到为止。所以，就出现了中国古代历史的一种独特景观：建立在仁义道德（虽然经常是虚伪的，以自身利益为基础的）话语基础上的王道大受推崇，与之相对的霸道则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另类不是没有，但却不免遭受无休无止的口诛笔伐，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千古骂名。六国之末，好不容易从西北蛮荒之地冒出一个不太守规矩的秦国，无视六国分立、各得其利的游戏规则，搞什么天下一统。纵然这大一统的秩序后来成为主流，但作为既有秩序的破坏者，主导这一过程的秦始皇仍然免不了后世儒家学人的千年责难。毕竟那样一种历经艰难教化和内部博弈才得以建立的同质性的秩序是那么的难得，大家在里边各得其所，温情脉脉的维持着自己的和他人的那一点或多或少的利益，你干吗要冒个尖，动大家的奶酪？

       孔夫子的学说不是为他那个时代准备的。纵然儒家学人一再指责那个毁灭六国的统一过程，但一个静态的、内向化的政治统一的天下终于还是成为儒家学说向国家伦理跃迁的关键。从秦以后，儒家学说作为中国传统运行规则的地位在两千年的时间内便不再受到挑战。古人云：天不变，道亦不变。这话有些道理，在整整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的天下的确没有多少变化，那么，作为行之有效的社会运转之道的儒家伦理的地位为什么要变呢？即使有所谓“历史周期律”的存在，但中国社会依靠自己的内部协调机制一而再、再而三地化解了危机，无数次重归秩序之路，也无数次证明儒家伦理作为社会规则的有效性。

       我们的祖先如此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这个规则体系，他们对这套规则如此放心，在享受这个规则体系带来的繁荣稳定的同时，也为这套规则所代表的文明感到由衷的自豪乃至骄傲。但他们忘记了，这套规则体系始终是建立在一个静态的、局限的天下观的基础上的，而这个世界是动态的，这个世界上也不只是有我们，有中国人。于是，便有了鸦片战争之后的百年沉沦，便有了西方这个充满狼性，以丛林法则为圭臬的狠角色出现在我们的世界。从此，一个新的天下便不再是我们自说自话就能决定的了。作为孔夫子学说基础的传统天下观失去了现实的依托，原本的一套规则体系也变得捉襟见肘，不仅不能给不得不于在新天下中生存的中华民族以有力支撑，反而处处掣肘，不抛弃都不行了。王道已矣，孔夫子当年还可以寄望于“乘桴浮于海”，但面对这个陌生而又无法回避的新天下，到哪里找那个“海”呢？既然我们无法独外于这个世界，既然霸道是当今世界的唯一规则，我们又如何置身事外？

       作为后来者，追溯鸦片战争后的百年历史，在创痛之余，也不难感受到中华文明与新规则体系协调中的种种艰难与不甘。由“攘外必先安内”可以体味我们曾经的对于一个新世界的麻木以及对于中华民族面临的艰险处境的误判。从“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不难发现对致命挑战的迟钝，更不难发现“夷夏之辨”的魂牵梦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预设了中学和西学、体和用的分离，莫不是以为还存在一个与西方不相干的中国人的天下或世界？体用又如何能分得开？汪晖曾经讲过：西方内在于中国。我是赞成这种看法的。即便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放弃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也应当意识到：那个过去的天下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的文明的主体性只能在新的现实世界的基础上重新建构，这个新的现实世界中，有我们，也有西方，还有既不属于我们也不属于西方的其他群体。而由于西方文化总体上的强势，也由于我们的当代文化已经受到西方文化不可逆转的重大影响，我们就只能在将西方文明及其文明规则视为中华文明内在因子的前提下寻求中华文明的再次更新。

       中华五千年文明，曾经的辉煌与荣耀至今仍足令我们为之仰望太息，可是一旦败落，何以复兴之路如此艰难？在我个人看来，到底还是那个旧的天下挥之不去的缘故。转头看看那些拼命鼓噪的新儒家们，不禁好笑，更不禁叹息。大道不行固然可悲，但天下变了，道也终究要变的。而今也需要一个“道”，但此“道”非彼“道”也。

       一部近现代中国史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在温文尔雅中沉沦，又在奋力抗争中复生的故事。我们已经由贴心家园走入丛林，就不好不喝点狼奶，不好不正视一下早在我们到来之前就已经支配这个新世界的丛林法则。这是一个狼的世界，绵羊置身其中，没有点狼性恐怕是无法生存的。

       如果说孔子的学说作为当代的实践指导还存在什么致命缺陷，这种局限性非常大的天下观该算其中之一。儒家伦理可以为协调一个文明共同体内部利益建立游戏规则，却无法成为不同文明共同体之间的利益协调者。一个新的和谐世界？等“文明冲突论”彻底销声匿迹之后再说吧！

       待我们证明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无可置疑的生存权利后，也许我们还可以再次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和谐世界是美好的，也许只有中国人才对这样的一个世界充满憧憬，大概也只有中国人才能为这样一个世界建立一套可行的规则，毕竟我们曾经在相当长时间内拥有过一个相对和谐的世界。但这都是将来的事情，当下的问题是：中国必须在现行规则下生存下来，发展壮大起来，否则连生存都成问题，还奢望做什么规则制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