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营养学专业:周少来：影响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民主思路(3)

周少来：影响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民主思路(3)

　　六、民主思路中“主题关系”辨析

　　以上主要简评了对中国民主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几大思路，这些思想和发展路径都是以“西方”思潮为知识背景，以“中国”问题为现实背景，具有强烈的“影响”或“想影响”中国民主进程的现实指向。当然，每一种“思路”背后都有众多的拥护者和民众基础，取其“主要代表”的思路加以剖析，只是为了展示和解剖各自“思想逻辑”的完整和准确。同时，还有其它在此未加分析的有影响的“思路”：如以季卫东为代表的“宪政民主论”，以徐勇为代表的“基层民主论”，以郑永年为代表的“渐进民主化”，以何包钢为代表的“协商民主论”等。这些都说明了开放时代中国思想界的多元纷呈与交错互动的复杂关系。但以上所有的“民主思路”都涉及或针对了一些基本的“主题”以及“主题关系”，如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竞争性民主与协商性民主、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等等，除去各种繁复的论辩，这些民主思路之间都是在这些“主题关系”上的论证与反论证，沉淀下来的这些“主题关系”便是中国未来民主发展中必须面对的理论问题，对这些“主题关系”的认识也将影响未来中国民主发展的战略和路径。以下就把这些“主题关系”识辨出来并加以简要分析。

　　（一）民主：价值目标？工具手段？

　　生活没有“逻辑”、甚至不需要“逻辑”，生活只有“需要”、怎样满足“需要”？，生活只有“问题”、怎样解决“问题”？民主是在生活中生成，在生活中壮大，它一定是在某些方面满足了生活的需要，解决了生活中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民主源于人民的生活需要！这便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民主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民主是由历史来定义的”。人民的生活需要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一定是民主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这是不能超越，也无法加以忽视的。所以，所谓的“民主是最高政治价值、终极价值目标？还只是一定形式的政治手段、社会工具？”这样的问题，只是一个知识界的“逻辑问题”，而不是一个现实中的“生活问题”，但并不意味着这一问题不重要。这就需要从理论性“逻辑”和现实性“生活”两个方面来回答。

　　从理论性的“逻辑”来说：“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人民的事情人民做主”，似乎天经地义、自成公理。再从“逻辑”的理想状态来说：民主意味着人民主权、人民当家作主的彻底、完全实现，意味着每一个公民都能自由、平等、有效的普遍参与国家和公共事务。这样，民主就内在的和自由、自主、平等价值紧密关联，民主似乎是唯一适合自由、平等个人的国家形式和政府形式。[44]如果人类的最终目标是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那么由于民主与自由、平等的紧密关系，民主自然也就具有了终极性价值的意义和性质。我们追求自由，我们追求平等，我们自然追求民主！这就是“民主是普世价值”论者的基本逻辑，也是民主是“价值目标”论者的基本逻辑。民主价值论的理想性和逻辑性不言自明，但问题是，民主的产生不是由理想和逻辑来决定，而是由生活和需要来决定的。

　　从现实性的“生活”来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往往做不了“主”，因为需要他人、需要社会，人民的事情人民也往往做不了“主”，因为人民也需要社会、需要管理。在小范围的私人性公共生活中，出于相互尊重、彼此熟悉和共同行动，“民主”往往成为公共决策和行为的方式，所以在民间的生活中，民主往往具有自发性，新时期中国最早的“村民自治”的起源就是如此。但在像国家这样大范围的人民的事情，民主就不具有自发性，人民也常常不能“做主”。为什么？因为国家更多的是起源于暴力和强制，国家的统治也更需要暴力和强制，统治者也不会轻易让人民来做主，要得到“民主”：就需要统治者自觉性的“放权让利”，就需要人民抗争性的“争取奋斗”，查尔斯·蒂利所描绘的欧洲近现代民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民主源于抗争”的历史，[45]这是其一。其二，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的强权压力下，其现代化进程往往面临着更为紧迫的问题：民族独立和解放，国家统一和秩序，经济社会恢复和发展。在国家主导的“追赶型”现代化中，“经济发展第一”、“发展是第一要务”，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条件下，“民主”很难成为这些国家的首要任务和“主题”，再说，威权性质的统治更有利于集中权力和资源，更有利于发展经济和巩固政权。“自由与面包”的问题自然地偏向于“要面包”的一方，统治者也就有了足够的理由和借口把“民主”搁置一边，如果需要一些“民主”，也自然成为服务于经济发展和政权合法性的手段而已。一些发展中国家缺乏必要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而强行竞争性民主导致的政治和社会混乱，也从反面给了民主工具论者以充足的理由。

　　民主价值论，还是民主工具论？经济社会发展服从、服务于民主发展，还是民主发展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46]这不是一个二元逻辑选择“作业题”。一切源于历史阶段和历史条件，源于人民的生活和需要。民主价值论者高扬民主的理想和目标，期望“毕其功于一役”的快速彻底地实现民主，甚至不惧“革命”和动荡，有民众基础吗？掌权者能让步吗？民主工具论者，“窄化”民主、甚至“丑化”民主，一切为了发展，但发展了之后呢？人民就没有民主的要求吗？没有民主还能持久和谐发展吗？其实，最终民主发展的动力取决于人民的生活和需要，取决于需要背后的利益和力量。认清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远景，顺应人民的需要和力量，把人民要求民主的自发性和执政者推动民主的自觉性结合起来，把民主价值论者的理想性和民主工具论者的现实性结合起来，形成推动民主发展的政治共识和社会政治力量，才是中国语境中民主价值论者和民主工具论者必须共同关心的问题。

　　（二）民主之长？民主之短？

　　民主有多古老，反对民主之声就有多古老。从古希腊的柏拉图起始，直到今天，揭露民主之短的声音不绝于耳。连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也列举了民主政治的四大罪状：“腐败、无法律、软弱和不民主”。[47]世间没有完美的事物， “民主”自有其长、自有其短，有人支持，有人反对，这是自然的事情。甚至支持民主的人，也在指出民主的缺陷和不足。但一般来说，支持民主的人极力寻找民主的长处，质疑或反对民主的人则极力收集民主的短处。

　　中国民主思路中的各方对民主也是有褒有贬，手法和思想史上的各位智者大同小异。扬民主之长者“泛化”、“美化”民主，揭民主之短者，则“窄化”、“丑化”民主。虽然，中国思想界的各方背景、动机可能更复杂，有没有“辩护”或“讨好”现政权？不得而知。但对于民主褒贬，从学理上来说，中国学者则更为简单。

　　潘维把民主制简约为竞争性选举，又把竞争性选举简约为“多数决”，于是，民主就有太多的缺陷和困境：多数决不是维护和平衡利益的唯一方法，而且从道义、概念、逻辑上都谈不上“普适”，多数决有概念困境，多数决有道义困境，多数决有逻辑困境。[48]康晓光同样运用“双重简约”的手法，于是得出了“民主化是祸国殃民的选择”的宏论。

　　王绍光的思想要更为复杂，但同样用“双重简约”的办法，代议制的自由民主简约为竞争性选举，竞争性选举简约为选择“主人”，而资本集团的金钱在选举中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于是代议制民主就是“选主”，“选主”就是“钱主”。但王绍光并不一般地反对民主，他只是深刻揭示了代议制的间接民主中的诸多不平等和缺陷，因而，王绍光推崇的是人人平等参与的直接民主制，对于直接民主制的长处，他讲得很多很透，但对于直接民主制的规模问题、成本问题、效率问题以及可行性、操作性问题则讲得很少。

　　相反，“为民主辩护”的一方，则尽量展现民主的价值和功能：民主有利于无论多数还是少数的权利实现，民主有利于社会稳定，民主有利于经济发展，民主有利于遏制腐败，民主有利于提升公民素质等。[49]而对于民主的切割选民、分裂社会、影响效率等可能负面作用避而不谈。

　　但是，推崇民主价值和民主制度，但对民主不足有清醒认识者也不乏其人，俞可平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什么都好。民主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的不足。但是，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50]

　　房宁认为对民主政治也要一分为二，并系统总结民主的长处和短处。民主政治的长处有：构建合法性，增强社会活力，化解社会矛盾；民主政治的短处有：导致自发主义倾向，诱发外界干预，不利增进效率。[51]

　　其实，民主之长的“名单”可以列的很长：民主促进明智的决策、民主促进普及的公正、民主促进和平解决争端、民主促进忠诚、民主促进言论自由、民主促进才智的发展、民主促进心理条件-----[52]。民主之短的“名单”也可以列的更长：民主导致无能、民主导致混乱、民主导致分裂、民主导致投机者掌权、民主导致效率低下、民主导致有钱人统治、民主延缓经济发展、民主激发内耗、民主诱发冲突、民主导致腐败、民主导致民粹主义-----。正如世间万物，有其长、必有其短。民主有其短，专制不是“更有”其短吗？把展示民主其长者指责为“民主万能论”，只是指责者在“攻打”其自己捏造的“稻草人”，因为没有人“傻”到说“民主包治百病”；把揭示民主其短者批判为“反对民主”，也有乱扣“帽子”之嫌。

　　最终，各方必须回答的依然是：民主是否是人民的需要？是否是社会的需求？民主是否是现阶段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有效之方？民主是否是持久有利于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回到了这些问题之后，才应是扎扎实实地推进民主的制度路径和实现机制，“打口水仗”也许是“专家”的“专长”，但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三）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

　　民主作为人民或利益相关者自主决策和管理的形式，其本质是免除强制和暴力的每一个相关者共同决定。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只是共同和平决定的实现形式。关于各自优劣的争论由来已久。

　　罗伯特· 达尔概括了古希腊民主的特征，也即是直接民主要有效运作必须满足的六项条件：公民利益之间必须足够和谐，以便他们能够分享并按照一种强烈的普遍善的感觉行事；公民之间必须具备高度的同质性特征，财产、语言、宗教、教育、种族等大致相近；公民团体必须相当小，不超过四五万人的规模；公民们必须能够召开公民大会并直接决定法律以及政策；公民参与并不仅限于公民大会，它也包括对城邦管理的积极参与，如主要通过抽签担任公职；城邦必须是完全自主的。[53]从罗伯特· 达尔的描述中，可以看出，直接民主的实现，是需要一定的严格条件的，可能是无论古代或现代都是如此。也许正是看到了这种“一切都是公民亲手来做”的民主的特征，卢梭才认为民主制度只能在“小国寡民”中实现，甚至认为：民主是一种只适合神灵的政府形式。[54]因此，在自由主义者约翰·密尔看来，“代议制民主是唯一能够使民主在现代社会中继续存在下去的方式”[55]，因为，代议制民主是大众参与原则与精英统治原则的完美结合，是平等原则与效率效率原则的高度统一，是最理想的政体形式。[56]

　　在中国的民主语境下，对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论述可能另有寓意，自由民主论者刘军宁对此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他区分了两个层次上的直接民主，一是在具体问题上以直接民主的方式来作出决定，但整个国家的指导制度仍然是间接民主，这种形式的直接民主只不过是个补充，二是整个国家在体制上的直接民主，时至今日，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国家在体制上实现直接民主。同时对赞成或反对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各自理由进行充分分析。他最后得出结论：“在今天，间接民主已经确立的地方，增加一些直接民主成分也许无碍大体。但是在没有间接民主的地方，或间接民主尚未牢固的地方，先立直接民主，则是本末倒置。”[57]应该说，刘军宁的结论是比较中肯的，但却暗含着中国问题的针对性。

　　以王绍光为代表的新左派则偏好于直接民主，对间接民主则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其主要的论据是代议制的间接民主，是以竞争性选举为其核心机制，而选举则很容易受到金钱的操控，占有主导性资源的少数集团完全掌控着选举，导致民主成为“选主”，选主成为“钱主”，最终是少数精英玩弄民主于股掌，所以是“鸟笼民主”。而直接民主是民主的本原含义，更加平等和公平，更加有利于广大人民，特别是中下层资源较少民众的有效参与。应该说，王绍光对西方的代议制民主的批判是深刻和准确的，但对中国的代议制民主则不予置评！他所开出的几种直接民主形式，也只能在基层的、小范围内或具体社会问题上应用，至于在国家体制层面如何运转？他也语焉不详。对于代议的间接民主机制，他也没能完全拒绝，甚至是不得已而认可的，如他在论述“广泛的民主”时，就主张：“在各个领域实行民主时，可以采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既可以直接参与决策，也可以用抽签、投票等方式来产生民主决策的机构”。“用投票选举民主决策的机构”，这不是就给间接民主留有的“后路”吗？看来，间接民主是“一棍子打不死的”。

　　总之，针对中国民主发展来说，自由民主论者不能不承认中国代议制民主的存在和价值，而一味只顾推销代议制民主的自由民主价值；直接民主论者，不能只聚焦于中下层阶层的资源和参与的不平等，而对解决此问题的政治条件不予评说。就目前中国状况来说，一切有利于推进现代化的民主形式都是好的，只要它能落地实现、操作可行。

　　（四）竞争性民主与协商性民主

　　如同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争论一样，竞争性民主与协商性民主的争论延伸到中国，就有了中国的问题意识和现实指向。

　　替代民主论、直接民主论和中国民主道路论，都几乎不同程度地批评和质疑竞争性民主。其质疑的依据也大同小异，不外乎是：其一，竞争性民主的选举机制导致“选主”、导致“钱主”，本质是资本精英统治；其二，竞争性选举易于切割选民，分裂社会、撕裂族群，导致政治混乱和社会动荡。其三，竞争性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和发展需要，影响政策效率、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因此，各方都给出了各自的替代性选择：咨询型法治、参与型直接民主、中国特色民主。

　　而自由民主论认为，竞争性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是自由民主的内在要求和特征，协商性民主最多只是制度性补充而不是替代。增量民主论则认为，选举是民主政治的第一要素，应不断扩大竞争性选择。对此有很多学者赞同，如中央党校的王长江教授就认为“中国的民主要由自己的特色，但前提是遵守民主的普遍规律，这个普遍规律就是有竞争的政治。历史也证明，这个基本原则是不容超越的。”他还特别强调，党内民主应推行“有竞争性的选举”。[58]

　　房宁教授则对竞争性民主与协商性民主进行了具体的比较分析，他认为：竞争性的制度安排实际上并不适合于中国现阶段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的国情，以竞选为代表的竞争性的民主制度安排，其主要优点在于表达和选择的相对充分以及监督的有效性。但它也有明显的缺点，就是有强化差别、扩大分歧的社会效能。其表现就是各个政党或政治派别以争夺权力为价值和目标，相互排斥，相互攻击，其社会效应就是在客观上强化本来就存在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扩大矛盾。而协商民主的长处和优点就十分明显了。协商的前提与基础是参与各方的平等地位，协商的内容就是寻求利益的交集，寻求最大的“公约数”，协商的作用就在于照顾各方利益，促进共同利益的形成。特别是在矛盾的多发期、易发期，协商民主有利于协调社会矛盾，有利于求同存异，扩大共识。因此在房宁看来，协商民主是最适合中国现阶段的民主形式，应当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和重点。[59]

　　而对协商民主有系统研究的海外学者何包钢则认为：把竞争性民主与协商性民主对立起来的做法在理论上是误导的，在经验上缺乏足够的事实证据。这是因为，其一，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都依赖于政治权利，这种共同基础说明两者有深厚的、内在的联系；选举和协商都假定人们有充分的表达意见的自由和权利；选举民主强调选票价值的平等、政治竞争的平等，协商民主则强调审议能力及其影响力的平等、政治参与的平等。其二，在竞争性民主模式中，协商沟通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有机成分；而在协商民主模式中，也包含了某种选举的成分、内涵意义。其三，在中国的地方民主实践中，竞争选举和协商民主同时发展，如在竞争选举有了发展的乡村，协商民主才具有真实性；基层协商比在上层协商更具有真实性；投票被用在公众协商的最后阶段，当协商民主遇到不能达成共识、意见分歧仍然存在时，就采用投票来解决争端。再说，协商民主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竞争政治：各种不同观点、政策之间的竞争。何包钢还强调：“用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来抵制选举制度或把协商民主局限在现有政协的框架内，这两种做法都是扭曲、误用协商民主理论。”[60]

　　何包钢对竞争性民主与协商性民主的论述是准确和中肯的，其实这也是辩论各方所能理解和默认的。只是由于对中国政治现状、问题和发展路径有不同的认可、揭示和期望，所以各方就对竞争性民主与协商性民主有不同的认可或批判，对现实的不同评判才是各方分歧的根本原因。

　　（五）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

　　民主，首先起源于政治领域，是一个政治概念，按照萨托利的说法，从公元前5世纪“民主”一词出现，一直到19世纪，它一直是个政治概念，也就是说，民主只意味着政治民主。在此以后，民主延伸到非政治的领域，出现了“社会民主”、“工业民主”、“经济民主”等概念和实践形式。也就说，从历史渊源上来考察，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关系是清楚的，有一个出现和实现的先后顺序。

　　在中国的语境下，这一主题关系的出现，主要源于新左派针对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的不平等而提出的经济民主、文化民主等“全面民主要求，以及自由主义者针锋相对地回应和批评。

　　经济民主的逻辑以王绍光的论述为典型：在公平和效率之间找折中点涉及利益的分配，这是一个政治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机制是政治民主，也就是让每个人在决策过程中具有同等的发言权。但政治民主的机制充其量不过是用收入二次分配修正初始分配，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如果收入的初次分配十分不平等，经济资源的不平等必然导致社会的政治资源分布的不平等。这样，掌权了很多资源的既得利益集团便有可能阻碍向公平方向移动的收入二次分配方案，甚至促成劫贫济富的方案。要避免此类情况出现，王绍光认为，经济民主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初始分配的不平等，是因为资本雇佣劳动，要实现经济民主，就必须改变为劳动雇佣资本，劳动者成为剩余获取者，这样，收入的初始分配就能够更为公平。这便是经济民主的主要制度安排，至于在中国如何实现，王绍光没有太多论述。他最后总结性主张：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并不一定要像资本主义民主那样，先由政治领域起步，然后慢慢扩展到经济领域。中国民主化的道路可以试验先由经济领域起步然后扩展到政治领域，因为基层单位的民主比较容易实施，并由此获得民主的“训练”和经验。[61]